定論——女兒代專案組寫結論

對于已經(jīng)去世的父親，要搞清楚他的死因和身份，要組織為他“蓋棺定論”談何容易！而我們，正是從這不容易中一步一步地走了過來。這一步一步，意味著我們的耐心等待和不懈努力。不曾料想，為能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為父親舉行骨灰安放儀式，我們苦苦等待和努力了七年；為要求給父親做一份正確的結論，也就是“蓋棺定論”，我們竟又苦苦等待和努力了三年。然而，等來的卻是“蓋棺沒有定論”。而我們給父親的卻是“沒有定論的定論”。

◎艱難的尋“定論”之路

“文化大革命”動亂中，交通部的名字幾經(jīng)變化，與鐵道部一會兒合一會兒分。但我們對父親死因和解剖報告的求答，一刻也沒有停止過。尤其是我1971年被分配在交道口街道黨委、辦事處工作后，找部里找的就更頻繁些。以至有一段時間，專案組的人都有些煩我，說何炳文的女兒怎么這么難纏。

說這些話的都夠“左”的，但還是好人多。交道口街道黨委書記張朱、組織部長張謙和、黨辦主任竇炳義、組織部老大姐曹建英等，都曾給了我很大的鼓勵和支持。什么時候要請假去就什么時候去。張謙和還對我說過：“他們只要不把你抓起來就什么也別怕。就是被轟出來，就再進去！別人不相信，你們自己還能不相信自己家人！”我始終記著老張的話。因為他是個行事說話都比較謹慎的人，而能對我說出這些話，也是需要勇氣的！

與母親住在同院的白俊敏，至今我都不知道他在交通部什么部門工作，但他對父親不但十分信任還非常佩服。他對母親這個老紅軍也十分敬重。他不但給了母親許多安慰和幫助，而且在我反復找交通部的過程中，還曾給出了許多主意，提供了許多信息。父親的許多老同事，有辦公廳的、行政處的、幼兒園的、后勤的、部衛(wèi)生室的，等等，對父親的尸檢、結論和平反的事情都十分關切，常常問長問短。就連當時棉花胡同居委會的主任及各位委員劉琴、陳玉梅、李秀媛、梁文秀、于綿瑞等，也都給了家里及母親許多溫暖和關照。這些，成為我為父親爭取平反、爭取蓋棺定論的動力。

交通部軍管會有些人和交通部專案組，以及一些所謂“造反派”，一口咬定父親是畏罪服毒自殺。理由很簡單，因為從家里查出了農藥樂果乳油的瓶子——兩個可以裝100毫升的小墨水瓶。

這樂果乳油，是當時交道口派出所的民警給的，是用來打院子的葡萄樹上蟲子的，而且已經(jīng)打過好幾次了。因為沒有用完，就一直放在走廊的窗臺上。當交通部在9日事發(fā)后對家里清查時，來人發(fā)現(xiàn)了這兩個小墨水瓶，立馬兒如獲至寶。他們不顧瓶子上一層土，連個手指印都沒有，而且里面都只有一點點東西，就大聲嚷嚷“找到了何炳文服毒自殺”的證據(jù)，迅速在交通部和母親居住的大院傳了開來。

首先聽到這個傳言的，是與我家只隔著幾個門的派出所民警。給藥的兩個警察雖然沒有出警，但他們聽到后趕快跑到家里和交通部，詳細說明藥的來源和他們曾經(jīng)幫助打藥的情況，但沒有人聽信。而一些聽到這個消息的老同事，則絡繹不絕地到家里來，一面安慰母親，一面看看虛實。

然而，一些“造反派”和專案組卻斷定：父親就是服樂果乳油自殺的。自殺理由也很“充分”：畏罪自殺。然而卻沒有人也沒有任何說法告訴你，父親“畏了什么罪”。就連專案組、“造反派”在逼迫父親寫檢查、交代的時候，也只含糊其詞地暗示他有歷史問題。

專案組執(zhí)意將“何炳文服毒自殺死亡”的結論四處散布，還不給家屬一個說明，更不給一個依據(jù)和理由，也沒有一句解釋，就強行地手寫在紙上，迅速寄發(fā)給了弟弟妹妹及其他相關人的所在單位，以及父親西安老家的親屬，裝在了大家的檔案里。

這份急匆匆地被手寫出來的父親“服毒自殺”的“報告”，專案組以此為證據(jù)作為對父親的“結論”結案。而母親和我并沒有認可。我們決定一不做二不休，全力找專案組弄個水落石出，非要給父親討個說法，要個正確“結論”不可！

交通部專案組不知是些什么人糾集起來的，其所思所想完全違背常理。在父親搶救的時候，他們就說父親是服毒死的；在父親剛剛死去，他們又說父親是自殺；在我要求尸檢時，他們說沒意義；而尸檢后，又遲遲不給看尸檢報告，不給任何說法。他們靠著軍管會、“造反派”和專案組凌駕于醫(yī)生之上，強迫急診大夫出示各種報告。他們居然管到協(xié)和醫(yī)院了！那時雖然辨不了真假是非，但我就是要趕快弄清父親的死因、尸檢報告和所謂自殺“結論”。

為此，我堅定地在這條艱難的、為父親尋“定論”的路上，又力爭了三年。這三年我是怎樣走過來的，其間又都經(jīng)歷了些什么，我一個字都不愿意再寫出來了。就讓它永遠地藏匿在我心中的一個合適的角落里吧！但下面卻是我心中永遠的記憶、感激、感動與感恩！

◎艱難中真情如金

交通部辦公廳的老主任趙立清伯伯，當時已“靠邊站”。但兩部合并以后，他每天還要去“上班”。因為無事可做，他就常常待在老干部處，看似無所事事，其實滿腦子都是事。

要找專案組就必須去部里。父親生前，我都沒有到部里去過，現(xiàn)在兩部合并，又是在木樨地鐵道部辦公，更不知道哪兒是哪兒了。于是我想到趙伯伯，雖然知道他當時的處境，可是不找他又能找誰呢？

當我第一次在一間很小的辦公室見到趙伯伯的時候，還沒張嘴，滿肚子的委屈涌上心頭，眼淚忍不住地流了下來。只見伯伯慢慢從椅子上站起來小聲說：“你就是何炳文同志的大女兒？”好幾年了，第一次聽到有人在父親的名字后面加了“同志”兩個字，很感意外。我一下子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失聲痛哭。老人把門又掩了一下，慢慢走到門口我身邊，用手摸著我的頭說：“孩子不哭。過去沒見過你，今天是第一次見面，以后有事就到這里來找我?！蔽覐娙讨鴾I水叫了一聲趙伯伯，又仔細看了看他的臉，他真是一位極為和善的老人。

他讓我坐下來，問了母親和在外當兵的弟弟妹妹的情況，就領我到專案組去了。我每次去心里都很矛盾，怕給伯伯找麻煩，可是又沒有其他辦法。一次我忍不住問伯伯：“您每次帶我去專案組行嗎？”伯伯說：“不要緊。我們不說話，你到那里我就走?！本瓦@樣，我每次去交通部，就必然到這里來看望一下趙伯伯。說是看望，其實是有伯伯罩一下我心里就踏實了。

交通部和鐵道部合并以后，兩個部的老干部處就在一塊辦公，但是各管自己原來的人和事。

肖茂森，是原鐵道部老干部處的干部，他不認識我，也不認識父親。我是通過當時南京軍區(qū)空軍后勤部部長肖茂榮介紹去找的他。而肖部長既沒有見過父親，也不認識父親，他完全是出于對我的好印象及軍人特有的正義感。

我第一次找到肖茂森，是在老干部處的一間小屋。我剛叫了他一聲肖叔叔，他就打斷我說叫他“三叔”，以后每次都是這樣稱呼他。后來他告訴我，這樣叫不會引起別人懷疑，以為是家里的人。

他比趙伯伯年輕些，當時也快60歲了。我每次都能準確地找到專案組的人，都是他提供的情況。他有時不放心，還假裝有事到我去的屋里看看。我記得他帶我第一次去的時候，他那個緊張勁就別提了。直等到我出來，他把我拉進辦公室，詳細地問：“他們沒打你吧？他們沒跟你叫喚吧？他們沒轟你出來吧……”我說都沒有，他才放心地把我送出大門。

1975年12月，那時的“三叔”已胃癌晚期，正在醫(yī)院接受化療。他雖然不認識父親，也不認識母親和弟弟妹妹們，但在病床上仍顯現(xiàn)出特有的興奮，連連對我說：“我不認識你的父母，但我崇敬老紅軍和所有革命老同志。我雖然不是共產黨員，但我覺得給我們打下江山的老革命、老八路都是共產黨的優(yōu)秀分子。這些人怎么會是反革命呢！”

父親去世不久的一天晚上，突然有人敲大門。我跑出去一看，是北京師范學院（現(xiàn)首都師范大學）副院長馬馳。我非常意外，怕他是找錯了門。他那時已快60歲，身體弱不禁風。從運動開始，不管是在工宣隊、軍宣隊、還是“造反派”面前，一句話都不說，也不正臉看人。大家都說他膽小怕事、明哲保身。況且，我知道他是馬院長，可幾乎沒跟他說過話。這時，他怎么到我家來了呢？他看我一副驚訝的樣子，又左右無人，就自己推開大門進來，又自己關上門，說：“何麗，你父親去世了，我來看看你和你媽媽?！蔽摇鞍　绷艘宦暎@時母親從屋里走出來問：“誰呀！”“我們師范學院的馬院長?！边@個回答把母親嚇壞了，她走到院里小聲說：“怎么了，來找你的？出什么事了？”我沒有吭聲，忙把馬院長請進屋里來。他站在中間屋說：“家里沒別人吧？”“沒有?！比缓笏f：“何麗，我聽軍宣隊高魁武政委說，中文系一個叫何麗的學生的父親自殺了，是交通部的‘走資派’0．。他還問我這個學生表現(xiàn)怎么樣，是井岡山還是什么組織的，我告訴他說不認識?？晌倚睦镆惑@，交通部的何炳文，那不是晉冀魯豫炮兵旅的供給處處長嗎？他怎么會自殺呢？老炮兵誰不知道他！打太原、打臨汾，炮兵供給是立了功的，我一定要來看看?！?/p>

我聽他這么一說，就問：“您是炮兵部隊的？”“是啊，我在炮十四師、炮六師待過，認識你爸爸。他不一定熟悉我。”接著，他講了不少關于父親的傳說和他對父親的尊重。當我又聽他說，進城這么多年雖然沒跟父親見過面，但對父親的轉業(yè)，不合理的定職、定級，在陸軍總院做腿部手術，以及家中情況都非常了解時，我被這位心中的“懦弱”“沒能力”“膽小怕事”的老人深深地感動了，被他對父親——一個不曾交往過、聯(lián)系過，但卻關心到如此程度的老同志感動了。我站起來很恭敬地叫了一聲馬叔叔。當我剛說出一聲謝謝的時候，淚水禁不住流下來。這時，母親也從凳子上站起來說了聲謝謝。當我和母親覺得還有話要說的時候，馬院長說他不能多待了，以后還會來看我們。還告訴了我他家的地址。臨走時對我說：“師院支左的軍宣隊都是炮六師的。有情況去找他們。他們如果知道你是老首長何炳文同志的女兒，那感情就不一樣了。那個姓華的可不是個好東西，多提防他點兒?！彼謬诟牢以诩叶啻齼商?，照顧照顧母親。當我送他到大門口時，他又對我說：“你不用害怕，不用著急，學校我有辦法?！?/p>

我看著馬院長消失在胡同里的背影，心中除了覺得對他有些愧疚之外，又對他多了一份尊重。同時，我突然失去父親的沉痛心情，又加重了許多。然而使我深感愧疚的是，馬院長的去世我全然不知，也沒有來得及到他家去道一聲謝，這位老人就永遠地離去了。

在這么多好人中，還有搶救過父親的協(xié)和醫(yī)院兩位大夫，我雖不知其姓名，連他們的面部模樣也不曾見過，但卻記住了大口罩后面給過我們同情，表現(xiàn)出對當時情形無奈的那雙眼睛，尤其記住了透給我們專案組說“父親的死有問題，是自殺”的信息，以及提示我們可以給父親要求尸檢的那位大夫。因為我們知道他當時說的這些對于我們有多么重要。而今，想對這位大夫說聲謝謝，都不知道他是誰。也許，留在我們心中的這份對大夫的謝意，才是最為珍貴和難忘的。因為沒有當初，又怎么會有父親的骨灰安放儀式，今天這么磊落地給父親寫紀念的文字呢！

不要輕看這些并不華麗的文字，因為它記錄了一個在祖國慘遭浩劫的非常年代，以及在這個年代里，曾經(jīng)給過我們關心、安慰和幫助的好心人們。我相信人間真情依舊。讓我們把這些好心的人們，永遠銘記在心中吧。

◎十年不平之路

我堅信父親是心臟突然發(fā)病而去世的，就抱著對“服毒自殺”一百個疑問苦苦地求索，苦苦地等待，苦苦地一趟趟往返于交通部、單位、家之間。因為我不服，因為交通部黨組雖然為父親做了骨灰安放儀式，但卻沒有文字結論。那就是說，骨灰安放了，但靈魂并沒有安息。那份“服毒自殺”的手寫結論，還躺在每個弟弟妹妹的檔案里。有必要把這個問題弄清楚，給父親討一個公正和清白，給父親一個定論。

終于，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被粉碎了，但我高興得還太早。只有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后，在胡耀邦同志主持下，才開始了全國范圍內，首先是在老干部中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胡耀邦同志最給力的一句話是：“推到一切不實之詞！”

這時，距父親的去世已經(jīng)十年了。十年來，交通部專案組一直堅持說“父親是喝樂果乳油后有機磷中毒死亡”。這個結論有什么根據(jù)？它并沒有說明這是尸檢報告的結果，因而也不能確認父親到底是自殺、他殺，還是因病死亡。那到底是什么？這就是我們與專案組最原則性的分歧，也是成為我不搞清楚誓不罷休的巨大動力。

從我記事到父親去世，尤其是在上大學的幾年里，有很多時候，我和父親之間有了一種超出父女之情的理解與默契。但是直到父親去世，我也沒能走進他的內心世界。然而我相信我敬愛的父親。所以，追詢結論、看到尸檢報告，仍然是我的頭等大事。

功夫不負有心人。在眾多主持正義、堅持正義的好心人們，也包括專案組的一些工作人員的幫助之下，我終于有機會在交通部專案組看到了有關父親的所謂一本專案材料。當工作人員將材料遞過來時，我就趕忙打開來回翻，想立即看到我想看的東西，至于他們對我說了些什么，全然沒有聽見。

很快就看到一張彩色圖紙，樂果乳油幾個字立即映入我的眼簾。雖然貼有彩色圖紙的那一頁上什么字也沒寫，我立刻就明白了，這就是十年來，認定父親“服毒自殺”的所謂證據(jù)，真是殺人不用刀。

當時的我，來不及再翻看其他的，就沖工作人員大聲嚷起來。質問他們這東西是哪里來的？這是我家里的嗎？我嚷道：“你們來人在我家翻東西的時候，根本就沒發(fā)現(xiàn)這個東西，只看見窗臺上的兩個小瓶子！”我越嚷越氣，越激動：“你們誰看見我爸喝這種東西了？這種大紙，是貼在那種500毫升的大瓶子上的。別說他是一個病人，就是一個壯漢，喝那么多也得死！憑什么把沒有的東西當成我父親的？！”

旁邊讓我看材料的人也不敢吭聲了。我越嚷聲越大。這時又從里屋出來一個人，說我無理取鬧。說：“好心讓你看看材料還錯了，你嚷嚷什么，鬧什么，別給她看了！”說著就過來要我手中的材料。我雙手摟住材料，狠狠地說：“搶什么，還沒看完呢！怎么了，有問題不許說呀！”其實我是想抄下來。

我這時的勇氣，來源于對專案組人長久的憤懣。所以，我又不甘示弱地反復質問他們。他們大都不理我，只有一個人說：“你要不看就拿回來?！庇钟幸粋€人小聲說：“你看到尸檢報告了嗎？還不快找。你帶紙了嗎？”我這才清醒過來，就停止了質問，趕快抓緊時間細細地一頁頁翻看。

所謂檔案里說的問題，其實是這幫混蛋懷疑父親在十七路軍和勞山負傷截肢問題。為這個，他們居然在全國進行了三十六人次的所謂調查。調查中發(fā)現(xiàn)有十來個都說他是勞山負傷的司機。然而專案組的人，既不了解“勞山事件”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父親受傷截肢的是左腿還是右腿。對十七路軍那一段更是一無所知。而專案材料中，根本就沒有關于“特嫌”這方面的調查材料，但他們又不排除父親的“特嫌”問題。

我終于看到了那張被塵封十年的尸檢報告，上面清楚地寫明心臟有出血痕跡，胃里殘留有食物、青菜和索米痛片成分。旁邊一行小字，在“有機磷中毒”后面畫著大問號。這么說，報告并沒有結論說父親是有機磷中毒，更沒有證據(jù)說明是自殺身亡。那專案組的結論是怎么來的？原來材料中那張大的樂果乳油商標，正是他們強行加給父親的所謂服毒自殺的證據(jù)和罪名！這簡直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呀！

在看到父親的專案材料后，我又悄悄去請教幾位被“打倒”的心臟病專家。他們說，若在解剖時發(fā)現(xiàn)死者心臟有出血痕跡，應該考慮是致死的因素。至于怎樣引起這種現(xiàn)象，那可能因素很多。我又想起，在我多方了解中，有位醫(yī)院急診室的大夫說，他對當年一位殘疾“走資派”解剖還有記憶，好像是心臟出血死的。雖然他無法證實其他，雖然我也無法證實他說的這個人就是我父親，但我可以肯定，父親絕不是服毒自殺的。記得那個大夫還提醒我，即便尸檢有有機磷，這并不能說明是自殺，只能說是中毒。概念是不一樣的。況且他的尸檢報告也沒有確認有機磷中毒。他還告訴我即使這樣的報告真實，醫(yī)生也不能據(jù)此做怎么死的結論。說完，還連連問我：“聽明白了吧？報告上的問號是不能隨便畫上的?！蔽抑两裣嘈牛粋€人，同一張報告單，專案組和我們家屬的看法和結論，是絕對不會相同的。因為無論是當時，還是過了一段時間，專案組在拿不出其他證據(jù)的情況下，并沒有改變原先的錯誤認定和錯誤結論，只是他們不再對母親和我說父親是“服毒畏罪自殺”了。

在這樣多次反復爭執(zhí)后，專案組的人再沒有太反對我的要求。但他們卻認為，可以不講父親是“服毒自殺”，但也不能同意我堅持的“被迫害致死”。而是要用一個“非正常死亡”來作為父親的結論。

我當時就憤怒地質問他們：“‘非正常死亡’是什么概念？它能作為組織對我父親，對一個共產黨員、革命干部的結論嗎？”他們說：“已經(jīng)不講你父親是服毒自殺了，可也不能說他是被迫害致死。誰也沒有迫害他?！薄笆遣皇欠且蟠虺鍪植沤衅群?？”我們還是堅持“被迫害致死”。而他們確堅持“非正常死亡”。

我說：“不是你們可以不可以講，而是你們根本就沒有我爸‘服毒自殺’的理由和根據(jù)！好端端的一個人，你們憑什么懷疑他負傷有問題？懷疑他‘特嫌’？”

慢慢地，我從他們的言談話語中聽出，他們想逼迫父親交代出他是怎么從西安到延安去的，到了延安怎么到紅軍總部，不久怎么又在周恩來“勞山事件”時受傷了，誰派他去的。這些事情檔案沒有說明。還有父親在十七路軍里是怎么回事。好像就因為這些懷疑他有“特嫌”問題，可是又沒有什么資料，所以就一味要父親交代問題。為了符合“造反派”的“結論”，他們無休止地逼迫父親交代問題，寫檢查，一刻也不讓他消停。即使下班回家，院子里的“造反派”還狗仗人勢地耍耍威風。這些難道都不是壓力和迫害？！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胡耀邦同志一再強調，要平反，就要推掉強加給被迫害人身上的一切不實之詞！交通部為什么在沒有充分根據(jù)的情況下，還非要堅持給父親一個“非正常死亡”的結論呢！

當時我聽見有人小聲說：“何炳文女兒怎么這么厲害！不同意非正常死亡，就改病逝，這不是什么太大原則問題。”他們能把“服毒自殺”改成“病逝”，這使我就更加堅信父親是被迫害致死的?？墒菍０附M卻不干了。我擔心可能會無休止爭執(zhí)下去，就說：“可以先這樣，那現(xiàn)在能暫定下來嗎？”“可以?！蔽蚁?，他們這么干脆，可能是讓我快點走；而我，則是怕他們改變主意以后又不好談，就說：“我先回家把今天的情況跟我媽說說，回頭再談結論的事?！?/p>

我懷著勝利者的心情離開交通部。到家，我把一下午的情況跟母親說完之后，她沒顯出激動和興奮，只說：“先別高興太早。等拿到白紙上寫的黑字才是真的?！蔽倚闹须m略有不悅，但還是感慨母親有經(jīng)驗，她不會輕易相信給父親的這個“結論”，更不會喜形于色。

然而，你能明顯地感覺到，形勢發(fā)展變化的速度很快，人們的膽子漸漸大了起來。關心家里情況的人也敢進大院、進家門和母親坐坐了?？傊?，那些因父親突然去世而曾經(jīng)遠離我們的人，又開始多多少少表示出他們的心情。而且來串門的這些人，不再是安慰母親，更多的是關心父親結論，還幫助提供許多信息——誰誰誰怎么怎么樣了。就是同院的那些曾說過昧心話、有過惡毒語言，甚至有過極端行為的人，也流露出不好意思的眼神和尷尬的表情。

隨著落實干部政策的不斷深入，平反大會、骨灰安放儀式、重新結論、平反昭雪不斷，所以，我在了解父親專案材料和尸檢報告的真實情況后，不斷到部里要求父親的正式結論。而且，堅決要求他們按中央的精神，對待父親的結論，該改正的改正，該平反的平反，同時還要求給所有的親屬一份新的平反證明。

專案組與我談過幾次之后，沒什么進展。雙方都堅持自己的意見。最后他們表示，不能寫父親被迫害致死，因為調查也是事出有因的。他們承認說父親“服毒自殺”是“不太妥當”和“證據(jù)不足”，不合適作為結論的依據(jù)。而“非正常死亡”也不夠妥當，因為解釋不清“非正?！薄８杏X“病逝”比較妥當。因為死亡報告中有“心臟有出血痕跡”。

這是他們的看法。我認為：“那不是妥當不妥當?shù)膯栴}，那純粹是陷害！說我父親‘病逝’，我們就夠忍讓的了?！蓖瑫r，還向他們表明：“既然沒有證據(jù)說明父親服毒自殺，就不能堅持錯誤的觀點。結論絕不是分析出來的，更不是隨便議論出來的！”

專案組就這樣決定給父親一個“病逝”的結論，其他什么都不寫了。我想，暫時也就只能先這樣！

當我看了他們給父親寫的結論后，十分不滿意。那叫什么結論？連個工作評語都沒有。于是提出：“我來寫吧，我了解我父親?！彼麄兟犃瞬铧c笑出聲。有個人說：“你是他女兒，又不是交通部專案組干部，怎么能給何炳文寫審查結論呢！”還有人說：“你又不是交通部的干部，有什么資格給交通部的干部寫審查結論？簡直笑話?！蔽也挥X得這事可笑，也不覺得有什么不妥，堅持由我來寫。那人看我沒有退讓余地，就說：“寫就寫吧！看你怎么寫，就是寫了也不能算數(shù)！要寫就趕快寫好送來我們審查?！?/p>

當我回到交道口機關，跟黨委組織部長張謙和一說，他說我簡直無理取鬧，一點都不懂得組織工作原則，但同時他又對我說：“我看交通部專案組的人還不如你呢！叫你寫你就寫。可別錯過這個機會?！睆堉t和在交道口工作多年，他又滿懷深情地講了父親支援辦事處工作的許多故事。他還指著辦公室的桌子、沙發(fā)說：“這都是當年何主任支援的。食堂好多炊事用具，也都是辦事處搞食堂時，他親自給派人送來的！”他又不無感慨地說：“別看你父親不愛講話，他心里裝的可全是群眾的事兒。要說給群眾老百姓辦事，那可雷厲風行，快得很呢?！?/p>

沒有想到，我寫的結論居然得到交通部專案組的認可。專案組于1978年8月11日打印出來，蓋上交通部黨組紅印章，給親屬一人一份。給弟妹們的都寄到原單位，同時宣布舊的材料作廢。不知為什么，我的檔案里始終沒有那份父親“畏罪自殺”的結論。

不管怎樣，在父親的骨灰安放三年之后，終于得到了交通部黨組給父親做的“審查結論”。但我覺得這只是個結論，而不能作為蓋棺的定論。

“蓋棺定論”，是個很嚴肅的問題，父親生前十分重視。他在部隊當政治部主任、政委，轉業(yè)到交通部擔任辦公廳副主任和黨總支書記，依然如此。凡需要他給逝者做結論的時候，他都會本著對組織、對本人、對家屬負責的態(tài)度，實事求是地、客觀地、極為慎重地寫出每一條每一點。不管其結論長短，不管文字多少，都經(jīng)得起歷史的驗證。而現(xiàn)今，父親趕上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遭遇了空前絕后的浩劫，到頭來，他的“結論”竟讓我們等了十年。這且不說，而這份所謂的結論，竟然是他的女兒寫的。這叫什么事呀！我相信，父親對此不會認可。他或許還會罵我荒唐。盡管他生前的現(xiàn)實所留給他的是黨、國家和人民正處在浩劫的危難之中，已沒有正常的生活、工作秩序；干部工作和組織原則早已被破壞殆盡，但他對國家、對毛主席、對共產黨仍然充滿感情和信任。

交通部黨組，終于在父親去世十周年后給他“蓋棺定論”了。雖然這“定論”并不是對父親真正的定論。但在父親去世之后，在我?guī)资曜穼じ赣H歷史的尋史過程中，也只能這樣了。因為何炳文雖然地位不高，卻是被信任度非常高的歷史人物。歷史人物，就必然有我們常人尤其是家屬永遠也說不清的人物與事件之間的關系與來龍去脈。所以我感覺，我敬愛的父親及他的經(jīng)歷可能就屬于這說不清的了。

但是，我要告訴父親：我沒有停步，我沒有放棄。至今，我仍然在這條尋史的路上尋覓著。因為我與父親之間那強烈的心靈感應告訴我，父親的忠誠與信仰帶走了他人生永遠不能被他人所知的秘密。但他又不愿意將這些秘密永遠被歷史所塵封。怎么辦？那還能有什么機會對歷史、對人民述說呢？有，那就是我。我將不遺余力地努力下去，用行動安撫父親受傷的不滅靈魂。

父親是無神論者，我也是無神論者。但是我相信靈魂不滅。在我和父親的靈魂深處，那親情、那關愛、那思念、那理解，卻是永恒的。這永恒是血脈，這血脈是感應，這感應是鮮活的。父親對我及他最親愛的兒女們的愛、惦記、思念，就是父親不滅的靈魂。這靈魂，是天不能滅地也難埋的呀！

我向別人請教過，去世親人入夢，是與親人心靈感應所致。不僅父親曾入母親和我的夢，弟弟們也夢見過他。這就是說，父親的靈魂存在。在他特別想念我們的時候，我們的心靈就會感應到父親的靈魂。我們就會在夢中對父親述說著想說的話和事。之所以不能對話，是陰陽所致。但我們親愛的父親不是在陰間，而是在無垠的天際。他時時刻刻都能看到和了解我們的情況，這叫天福。父親，我們會和您一道，好好守護這份天福，因為這天福已入至我們——您和兒女們的心靈。

親愛的父親，上面這段文字是必須要寫給您的，要讓您知道，您的兒女們?yōu)閾嵛磕撵`魂，是怎樣為您蓋棺能夠定論而度過了十年的不平凡歷程。下頁圖中的內容就是我當年寫的所謂“結論”。

我當年寫的審查結論

親愛的父親，您離開我們雖然幾十年了，但您的孩子們，一直在用心靈與您的靈魂對話。不管我們離得多么遙遠，但我們的心是貼得很近很近的。父親，與您貼心的，不光有您的七個兒女，咱們家，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一個有著二十九口人的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了。

親愛的父親，我們的母親以93歲高齡于2011年6月26日突發(fā)心臟病辭世。當晚，中央電視臺《永遠的紅軍》攝制組聽到消息，立刻從前往山西的途中返回北京到家里探望。一時間，交道口這一片兒的老鄰居、老街坊、部里的老同事，一下子趕來好多慰問我們的人。他們都說，這是母親一世修來的福分。所以他們說母親的逝世是喜壽，不要難過。而中央電視臺拍攝的二十集大型文獻紀錄片——《永遠的紅軍》中第九集《胡同里的紅軍奶奶》，給母親的一生畫了一個圓滿的句號。這部紀實專題紀錄片，主要是介紹了母親蒲文清在她八十年的革命征程中，在平凡而普通的崗位上，始終忠于黨忠于人民，信念堅定，堅持理想追求，堅守本色，淡泊名利，艱苦奮斗，無私奉獻的感人經(jīng)歷。而且在片中，母親有這樣一句很平實的話：“你把你的工作做好就行，人民滿意就行?！逼拥牟シ挪坏艿奖姸嗳罕姷臒嶙h，而且受到眾多群眾，尤其受到青年們的追捧。他們認為這句話，是紅軍精神最簡練、最本質、最有代表性的言語。它真正地代表了、體現(xiàn)了共產黨員完全徹底為人民的需要和利益服務的實質所在。片尾還專門發(fā)布了母親逝世的訃告：“在節(jié)目播出前，我們得知了蒲文清老人逝世的消息。老人離開了我們。樂觀向上、無私奉獻的品格，是她永遠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p>

敬愛的父親，我在紀念長征勝利八十周年之際，在我獻給母親的《我的紅軍母親蒲文清》一書中，特別寫了“母親選擇與傷殘的父親結婚”和“父母的夫妻情”兩章。這是因為您和母親不是一般的夫妻，而是一對真正的革命夫妻。你們互相信任、忠誠，嚴守組織紀律，堅守信仰、宗旨，堅守革命和共產黨員的本色，用心、用行動默默為人民服務幾十年如一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這是一種什么精神？這是一個戰(zhàn)士、一個普通共產黨員永不忘本，自覺堅守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的精神。你們的這種精神，不但感動著兒女們，受到兒女們的敬重，而且也受到但凡知道你們、認識你們、懷念你們的人們的敬重。人們尊重你們身上的這種精神，這正是偉大的紅軍精神。您雖然被迫害英年早逝，但以后幾十年，母親用她的行動印證了紅軍精神依舊；母親的逝世又印證了紅軍精神不但沒有走遠，而且就在每個人身邊。所以我們把您的骨灰盒從居住了三十七年的八室請出來，與母親的骨灰盒共同安放在了八寶山革命公墓特別設立的紅軍墻上。讓你們這對分別了四十七年的夫妻永遠不再分離。

敬愛的父親，您是陜西人，母親是四川人。在2012年2月，又將您和母親同墓安放在四川巴中的川陜紅軍碑林的紅軍陵園。因為無論多么偉大、多么普通的人，他都不會忘懷他的故鄉(xiāng)和故土，因為那是他的老家呀！您和母親也不例外。雖然沒有守在老家門口，但您們心中那一份難忘的鄉(xiāng)情、鄉(xiāng)音、鄉(xiāng)愁卻永駐心底。而將您們合墓入土安放在川陜紅軍陵園，讓為革命奮斗一生，生前不能為老家和老人盡孝的夫妻，而從這一刻后將永遠守候家門口，沒有盡頭。

父親，這是兒女們給您一生的定論了。您和母親的魂靈，以后可以真正地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