滬上“三劍客”

1946年年初，汪曾祺還沒去上海，已經(jīng)有兩篇小說在上海的文學雜志《文藝復興》上發(fā)表了。稿子是他老師沈從文推薦的，分別是《小學校的鐘聲——茱萸小集之一》（載《文藝復興》1946年第一卷第二期）和《復仇》（載《文藝復興》1946年第一卷第四期），在《復仇》發(fā)表時，《文藝復興》主編鄭振鐸在“編后記”中談及這篇小說，深有感觸地說：“汪曾祺先生的小說《復仇》，和他已在本刊登出的《小學校的鐘聲》，都是易稿若干次，而藏之數(shù)年，不曾發(fā)表出來的；稿紙上已經(jīng)有蠹書魚的鉆研之虐了。像用大斧在劈著斑駁陸離的大山巖似的，令人提心吊膽，怕受了傷?！鄙虾５摹段膮R報·筆會》也在1946年的6月18日、7月12日接連發(fā)表汪曾祺的《街上的孩子》《花·果子·旅行——日記抄》兩篇散文。這些作品的發(fā)表，為他在上海一年多時間里的生活和發(fā)表作品，進行了預熱，也開辟了通道，更像是對他的歡迎。

汪曾祺啟程去上海的時間，是在他老師聞一多被國民黨特務暗殺后，大約是在1946年7月下旬，這一時期的昆明，隨著聯(lián)大等高校和其他戰(zhàn)時機構(gòu)的陸續(xù)內(nèi)遷、復員，文藝氣氛已經(jīng)大不如前，就業(yè)機會更是渺茫，加上政治氣氛的日益緊張，去上海尋找機會是汪曾祺的首選，于是便決定取道越南，經(jīng)香港，回上海。和他同行的還有未婚妻施松卿。他們到達香港后，因候船，在上海滯留數(shù)日。汪曾祺在《生機》《風景》等文章中，對這段滯留生活有較深刻的感想：

一九四六年夏天，我離開昆明去上海，途經(jīng)香港。因為等船期，滯留了幾天，住在一家華僑公寓的樓上。這是一家下等公寓，已經(jīng)很敝舊了，墻壁多半沒有粉刷過。住客是開機帆船的水手，跑澳門做魷魚、蠔油生意的小商人，準備到南洋開飯館的廚師，還有一些說不清是什么身份的角色。這里吃住都是很便宜的。住，很簡單，有一條席子，隨便哪里都能躺一夜。每天兩頓飯，米很白。菜是一碟炒通菜、一碟在開水里焯過的墨斗魚腳，還頓頓如此。墨斗魚腳，我倒愛吃，因為這是海味?！以诶ッ髌吣?，很少吃到海味。只是心情很不好。我到上海，想去謀一個職業(yè)，一點著落也沒有，真是前途渺茫。帶來的錢，買了船票，已經(jīng)所剩無幾。在這里又是舉目無親，連一個可以說說話的人都沒有。我整天無所事事，除了到皇后道、德輔道去瞎逛，就是踅到走廊上去看水手、小商人、廚師打麻將。真是無聊呀。

——《生機·玉頭》

我在香港時全像一根落在泥水里的雞毛。沒有話說，我沾濕了，弄臟了，不成樣子。憂郁，一種毫無意義的憂郁。我一定非常丑，我臉上線條凌亂蕪雜，我動作萎靡鄙陋，我不跟人說話，我若一開口一定不知所云！我真不知道我怎么把自己糟蹋到這種地步。是的，我窮，我口袋里錢少得我要不時摸一摸它，我隨時害怕萬一摔了一跤把人家櫥窗打破了怎么辦……但我窮的不止是錢，我失去愛的陽光了。我整天蹲在一家老舊的棧房里，感情麻木，思想昏鈍，揩揩這個天空吧，抽去電車軌，把這些招牌摘去，叫這些人走路從容些，請一批音樂家來教小販唱歌，不要讓他們直著脖子叫。而渾濁的海水拍過來，拍過來。?

——《風景·人》

這兩段文字都是極盡苦悶，甚至有些自我嘲諷，有些怨天尤人。

在香港的滯留時間雖然不長，當然不可能給他帶來工作機遇了，事實上他壓根也沒有這樣想。但香港也沒留下什么好印象。而真正讓他深感孤獨和失落的是，他“失去愛的陽光了”——施松卿另船回福建了，在小說《牙疼》里，汪曾祺間接記錄了和施松卿分別時的情景：“S回福建省親，我只身來到上海。上海既不是我的家鄉(xiāng)，而且與我呆了前后七年的昆明不同。到上海來干甚么呢？你問我，我問誰去！找得出的理由是來醫(yī)牙齒了。S臨別，滿目含淚從船上扔下一本書來，書里夾一紙條，寫的是，‘這一去，可該好好照顧自己了。找到事，借點薪水，第一是把牙治一治去?！?/p>

踅居在那樣的旅店里，又“失去愛的陽光”，汪曾祺在香港的遭際和心情之惡劣就可想而知了。

在香港難熬，初到上海的汪曾祺同樣有過一段苦悶的日子，這里舉目無親，尋找工作機會也無著落，只好求助好同學朱德熙，并暫住在朱德熙家。汪朗在《我們的老頭汪曾祺》里說：“當時朱德熙已經(jīng)到北京清華大學教書，特地關照家里人照顧一下爸爸。但是總寄居在別人家畢竟不是個事，找工作又困難重重，屢屢碰壁之后，爸爸心灰意懶，給在北京的沈從文先生寫信訴說苦悶心情，并流露出想要自殺的打算。沈先生收到信之后立即寫了一封回信，把爸爸大罵了一頓……還在信中說：‘為了一時的困難，就這樣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自殺，真是沒出息！手中有一枝筆，怕什么？’”沈從文還不放心，又寫信給回到蘇州探親的夫人張兆和，讓張兆和寫一封長信安慰他。后來也是經(jīng)沈從文托他的好友李健吾幫忙，才介紹他到一所私立中學擔任了教員。

這所中學叫上海致遠中學，校長是李健吾的學生。

工作解決了，有了立足之地，而且似乎對工作還很挺滿意，學校又正處鬧市區(qū)，汪曾祺又過起了瀟灑的“名士”生活。他在小說《星期天》里，有這樣一段描寫：“這是一所私立中學，很小，只有三個初中班。地點很好，在福煦路。往南不遠是霞飛路；往北，穿過兩條橫馬路，便是靜安寺路、南京路。因此，學生不少。學生多半是附近商人家的子女?！边@是學校的外部環(huán)境，那么內(nèi)部呢？“‘校舍’很簡單?？狂R路是一帶水泥圍墻。有一座鐵門。進門左手是一幢兩層的樓房。很舊了，但看起來還結(jié)實。樓下東側(cè)是校長辦公室。往里去是一個像是會議室似的狹長的房間，里面放了一張乒乓球臺子。西側(cè)有一間房間，靠南有窗的一面凸出呈半圓形，形狀有點像一個船艙，是教導主任沈先生的宿舍。當中，外屋是教員休息室；里面是一間大教室。樓上還有兩個教室。”這里的描寫雖然是小說家言，推測這就是致遠中學的基本格局。這篇小說的寫作方式奇特，是一個人物一個人物的編序介紹，雖然有虛構(gòu)成分，但這些人物大致都有原形。說到“我”時，更符合實際：“我教三個班的國文。課余或看看電影，或到一位老作家家里坐坐，或陪一個天才畫家無盡無休地逛霞飛路，說一些海闊天空，才華迸發(fā)的廢話。吃了一碗加了很多辣椒的咖喱牛肉面后，就回到學校里來，在‘教學樓’對面的鐵皮頂木棚里批改學生的作文，寫小說，直到深夜。我很喜歡這間棚子，因為只有我一個人。除了我，誰也不來。下雨天，雨點落在鐵皮頂上，乒乒乓乓，很好聽。聽著雨聲，我往往會想起一些很遙遠的往事。但是我又很清楚地知道：我現(xiàn)在在上海。雨已經(jīng)停了，分明聽到一聲：‘白糖蓮心粥——！’”這里的“老作家”就是巴金，“天才畫家”就是黃永玉。

汪曾祺的學生、后來成為機械專家的林益耀，對汪曾祺印象深刻，在《汪曾祺與致遠中學》中回憶道：當時“汪老師二十多歲，國字臉，比較瘦弱，一口帶蘇北口音的普通話，斯文儒雅，有學者風度，講課不緊不慢，娓娓道來?！蓖粼髟谶@里住了一年多，教書，寫作，閱讀，思考，會朋友，學跳舞，豐富了汪曾祺的生活。僅從讀書看，照例還是閑書多，《星期天》里的“我”，應該就是他讀書的寫照：“……看《植物名實圖考長編》——這是一本很有趣的著作，文筆極好。我對這本書一直很有感情，因為它曾經(jīng)在喧囂歷碌的上海，陪伴我度過許多閑適安靜的辰光?！弊x書之外就是寫作，而且不斷有作品在上海的報刊上發(fā)表，1946年9月12日，小說《磨滅》發(fā)表在《大公報》上；10月14日，小說《廟與僧》發(fā)表于《大公報》上；10月14日，寫了散文《風景》，包括《堂倌》《人》《理發(fā)師》，分兩次發(fā)表于25日、26日《文匯報·筆會》上；另外，在1946年年末，又寫作和發(fā)表了《“膝行人”引》《他眼睛里有些東西，決非天空》《昆明草木》等文章。到了1947年，更是一發(fā)而不可收，這一年創(chuàng)作、發(fā)表的小說就有《雞鴨名家》《醒來》《藝術家》《驢》《職業(yè)》《落魄》《綠貓》《冬天》（《豆腐店》之一片斷）《戴車匠》《年紅燈》（二）《牙疼》《囚犯》《異秉》等十余篇，還有散文《飛的》（包括《鳥糞層》《獵斑鳩》《蝶》《矯飾》）《蔡德惠》《室外寫生》《歌聲》《幡與旌》《蝴蝶——日記抄》，論文有《短篇小說的本質(zhì)——在解鞋帶和刷牙的時候之四》。另外，在1947年7月15日致沈從文信中透露，僅在 5月至6月短短兩個月的時間里，就寫了約12萬字的文學作品，而且自覺“大都可用”。唐湜在隨筆《汪曾祺在上海》一文中說他“時常寫一個通宵，到天亮時才和衣睡下”。

良好的寫作狀態(tài)，一直延續(xù)到1948年春天北上北京。

正是在這一時期，汪曾祺認識了此后號稱滬上“三劍客”的黃裳和黃永玉。黃永玉和沈從文是親戚，在上海郊外一所中學教書，沈從文寫信給他，讓他去找才子汪曾祺。同樣因為沈從文的關系，加上巴金的夫人蕭珊（陳蘊珍）和汪曾祺是西南聯(lián)大的同學，汪曾祺也常到巴金家喝茶談天，在這里又認識了黃裳（汪曾祺和黃裳的交往，應該先于黃永玉），從此，三人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黃永玉在1979年創(chuàng)作的散文《太陽下的風景——沈從文與我》中，深情地敘述了他和表叔沈從文的通信，寫了他在上海街頭，閱讀沈從文發(fā)表在報紙上的關于沈、黃兩家的親情的散文而受到了莫大的感動，接著，有這樣的敘述：

朋友中，有一個是他的學生，我們來往得密切，大家雖窮，但都各有一套蹩腳的西裝穿在身上。記得他那套是白帆布的，顯得頗有精神。他一邊寫文章一邊教書，而文章又那么好，使我著迷到了極點。人也像他的文章那么灑脫，簡直是渾身的巧思。于是我們從“霞飛路”來回地繞圈，話沒說完，又從頭繞起。和他同屋的是一個報社的夜班編輯，我就睡在那具夜里永遠沒有主人的鐵架床上。床年久失修，中間凹得像口鍋子。據(jù)我的朋友說，我窩在里面，甜蜜得像個嬰兒。

那時候我們多年輕，多自負，時間和精力像希望一樣永遠用不完。我和他時常要提到的自然是“沈公”。我以為，最了解最敬愛他的應該是我這位朋友。如果由他寫一篇有關“沈公”的文章，是再合適也沒有的了。

在寫作上，他文章里流動著從文表叔的血型，在文字功夫上他的用功使當時大上海許多老人都十分驚嘆。我真為他驕傲。所以我后來不管遠走到哪里，常常用他的文章去比較我當時讀到的另一些文章是不是蹩腳？

這段文字里，不吝贊美之詞地夸贊這位沈從文的學生，就是汪曾祺。2006年，黃永玉在《黃裳淺識》一文中，再次寫到汪曾祺，這次指名道姓了：“那時我在上海閔行縣立中學教書，汪曾祺在上海城里頭致遠中學教書，每到星期六我便搭公共汽車進城到致遠中學找曾祺，再一起到中興輪船公司找黃裳?？礃幼铀莻€高級職員，很有點派頭，一見柜臺外站著的我們兩人，關了抽屜，招呼也不用打地昂然而出，和我們就走了。曾祺幾次背后和我講，上海灘要混到這份功力，絕不是你我三年兩年練得出來。我看也是?！比藭虾笥指墒裁茨?？該文接著寫道：“星期六整個下午直到晚上九十點鐘，星期天的一整天，那一年多時間，黃裳的日子就是這樣讓我們兩個糟蹋掉了。還有那活生生的錢！”“我跟曾祺哪里有錢？吃飯、喝咖啡、看電影、坐出租車、電車、公共汽車，我們兩個從來沒有爭著付錢的念頭。不是不想，不是視若無睹，只是一種包含著多謝的務實態(tài)度而已。幾十年回憶起來，幾乎如老酒一般，那段日子真是越陳越香。”黃裳對黃永玉這篇文章所描寫的情狀，他在2010年3月2日發(fā)表的《憶曾祺》中，在寫了他當時工作的《文匯報》有一個寬松的工作環(huán)境后，與汪曾祺和黃永玉的交往，有更細化的敘述：

就在這種寬松的工作條件下，才能一見曾祺、永玉站在面前，就能交代一聲，站起身就走。這種做派，就被誤會為高級職員風度了。

離開辦公樓，就是找地方吃喝、消遣。也不像永玉說的那么豪縱，最高級的去處只能數(shù)霞飛路上的“DD'S”了，店里有“吃角子老虎”的設備，每次也總要喂它幾文。偶然得彩，一下子吐出一大堆角子，必興高采烈地喂還它不可?？Х瑞^的奶油蛋糕是有名的，一坐下來就是許久，雜以笑謔，臧否人物，論天下事，兼及文壇，說了些什么，正如隨風飄散的“珠玉”，無從收拾了。

吃館子是常事，但并不大吃大喝。記得常去的是三馬路上的“四川味”，那是我經(jīng)常宴客之處。小店里的大曲和棒子雞是曾祺的恩物。照例也是酒酣耳熱，狂言驚坐?！八拇ㄎ丁庇幸粋€好處，離古書鋪甚近，出酒館，就踏入來青閣。我至今還對曾祺陪我逛書店充滿了感激之情，他其實并不喜歡線裝書，曾祺晚年寫過一篇談廉價書的文章，極力推崇一折八扣書，我看得出，那是發(fā)泄陪我走書坊，看“善本”的無聊、厭煩之反感。當時我初入買舊書之門，對“善本”只能有看的資格。所買多是殘本書，曾祺在文字中明言說過我喜歡買殘明本云云。言外之意，我是明白的。

選書既畢，兩人醉醺醺地提了一摞舊書，乘三輪車（當時出租汽車只供“高等華人”所用的），趕往霞飛坊巴金家去談天。那摞舊書不敢提進二樓客廳，只能放在門口外面。

這段美好的歲月，黃裳在多篇文章都有回憶，在《關于巴金的事情》一文中，黃裳說：“1946年夏，我從重慶回到上海，到霞飛坊59號去訪問，又見到巴金和蕭珊。從這時起，我就成為他們家里的?？汀鞘浅燥埡蜁偷牡胤?，一張圓臺面以外，就是幾只破舊沙發(fā)，這破舊的沙發(fā)，就是當時我們稱之為‘沙龍’的地方。朋友來往是很多的，大致可以分為巴金的和蕭珊的朋友兩個部分。不過有時界限并不那么清晰，像靳以，就是整天嘻嘻哈哈和我們這些‘小字輩’混在一起的。蕭珊的朋友多半是她在西南聯(lián)大的同學，這里面有年輕的詩人和小說家，好像過著困窘的日子，可是遇在一起都顯得非?？鞓?，無所不談，好像也并不只是談論有關文學的事情。”這些年輕的詩人、小說家里，就有汪曾祺。黃裳在《傷逝——懷念巴金老人》一文中，進一步說：“女主人蕭珊好客，59號簡直成了一處沙龍。文藝界的朋友絡繹不斷，在他家可以遇到五湖四海不同流派、不同地域的作家，作為小字輩，我認識了不少前輩作家。所謂‘小字輩’，是指蕭珊西南聯(lián)大的一群同學，如穆旦、汪曾祺、劉北汜等。巴金工作忙，總躲在三樓臥室里譯作，只在飯時才由蕭珊叫他下來。我們當面都稱他為‘李先生’或‘巴先生’，背后則叫他‘老巴’。‘小字輩’們有時請蕭珊出去看電影，坐DD'S，靳以就說我們是蕭珊的衛(wèi)星。”對這一段生活記憶猶新的還有穆旦，他在1973年10月給蕭珊的朋友楊苡的信里，回憶當年霞飛坊59號的情景，親切地說：“那時是多么熱鬧呵。靳以和蘊珍，經(jīng)常是互相逗笑，那時屋中很不講究，廚房是進口，又黑又煙熏，進到客室也是夠舊的，可是由于有人們的青春，便覺得充滿生命和快樂。汪曾祺、黃裳、王道乾，都到那里去。每天下午好像成了一個沙龍。我還記得巷口賣餛飩，賣到夜晚十二點；下午還有賣油炸臭豆腐，我就曾買上樓，大家一起吃。那時的情景還歷歷在目，可是人呢？想起來不禁惆悵?，F(xiàn)在如果黃裳再寫出這樣一篇文章來，那就更覺親切了。”（《穆旦詩文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第141頁）關于巴金家的“沙龍”，很多年后的1990年，汪曾祺在散文《尋常茶話》里，對這一段生活有所回憶：“1946年冬，開明書店在綠楊邨請客。飯后，我們到巴金先生家喝功夫茶。幾個人圍著淺黃色的老式圓桌，看陳蘊珍（蕭珊）‘表演’：濯器、熾炭、注水、淋壺、篩茶。每人喝了三小杯。我第一次喝功夫茶，印象深刻。這茶太釅了，只能喝三小杯。在座的除巴金先生夫婦，有靳以、黃裳。一轉(zhuǎn)眼，43年了。靳以、蕭珊都不在了。巴老衰病，大概沒有喝一次功夫茶的興致了。那套紫砂茶具大概也不在了。”黃裳在《也說汪曾祺》一文中也回憶喝功夫茶的經(jīng)歷，又說：“在巴金家里，他實在是非?！蠈崱⒌驼{(diào)的。他對巴金是尊重的（曾祺第一本小說是巴金給他印的），他只是取一種對前輩尊重的態(tài)度。只有到了咖啡館中，才恢復了海闊天空、放言無忌的姿態(tài)，月旦人物，口無遮攔。這才是真實的汪曾祺。當然，我們（還有黃永玉）有時會有爭論，而且頗激烈，但總是快活的，滿足的。”

就這樣，以巴金家為媒介，汪曾祺、黃裳、黃永玉三個年輕人成為知交好友，經(jīng)常在一起吃吃喝喝、閑談吹牛，當然更多的是交流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心得、古籍版本，后來人稱他們?yōu)闇稀叭齽汀薄?/p>

在上海這段時間，汪曾祺不僅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迎來了爆發(fā)期，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小說、散文，創(chuàng)作思想也逐漸發(fā)展、成熟。在給唐湜的信中，他說：“我缺少司湯達的敘事本領，缺少曹禺那樣的緊張的戲劇性。……我有結(jié)構(gòu)，但這不是普通所謂結(jié)構(gòu)，雖然我相當苦心而永遠是失敗，達不到我的理想，甚至沖淡我的先意識狀態(tài)（我杜撰的一個名詞）的理想。我要形式，不是文字或故事的形式，是人生，人生本身的形式，或者說人與人的心理恰巧相合的形式（吳爾芙、詹姆士，遠一點的如契訶夫，我相信他們努力的是這個）。也許我讀了些中國詩，特別是絕句，不知不覺中學了‘得魚忘筌，得義忘言’的方法，我要事事自己表現(xiàn)，表現(xiàn)它里頭的意義，它的全體。我也去想法讓它表現(xiàn)，我先去叩叩它，叩一口鐘，讓它發(fā)出聲音。我覺得這才是客觀。我的absent in mind時候也許我在聽吧，聽或近或遠汩汩而來的回聲余韻吧，如果你不以為我是在說謊。我想把我擬編的一個集子名為《風色》。司空表圣的‘風色入牛羊’我頗喜歡，風色是最縹緲，然而其實是最具實在的?！边@封信，被唐湜引用在為其寫作的評論《虔誠的納蕤思》里。汪曾祺的這封信應該很長，僅從唐湜摘出的這一段里，就已經(jīng)感覺到汪曾祺在寫作上的孜孜追求了。而我們還由此得知了他小說集不是后來大家熟知的《邂逅》，而是叫《風色》。對于他要出版的這本集子，最終由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于1949年4月出版了。當初，得知巴金要為他出書的消息后，還欣喜地報告給了沈從文，最后對稿費用途也做了安排：“為父親買個皮包，一個刮胡子電剃刀，甚至為他做一身西服！”汪曾祺創(chuàng)作思想的演進，在給師友的信中大體有所表現(xiàn)，但像對青年評論家唐湜說得這么細致，卻是不多見的。據(jù)唐湜在《虔誠的納蕤思》里錄的汪曾祺的另一封信（片斷），更可看出他對于小說創(chuàng)作的探索的認真和追求：“我現(xiàn)在似乎在留年光景，我用得最多的語式是過去進行式（比‘說故事’似的過去式似稍勝一籌），但真正的小說應當是現(xiàn)代進行式的，連人，連事，連筆，整個小說進行前去，一切像真的一樣，沒有解釋，沒有說明，沒有強調(diào)、對照的反撥、參差，……絕對的寫實，也是圓到融匯的象征，隨處是象征而沒有一點象征意味，盡善矣，又盡美矣，非常的‘自然’?！边@可是1940年代汪曾祺的想法啊，現(xiàn)在讀來，還是那么先進、深刻而有道理。

1948年3月，因為施松卿在北京大學教書，汪曾祺告別上海，經(jīng)天津，到達北京，正式告別了滬上“三劍客”時期。

如果把汪曾祺的文學創(chuàng)作分為三個高峰期的話，昆明七年算是初期，包括他讀書時的許多習作；上海一年多的“三劍客”時期算是第二個高峰；第三個高峰期應該是1980年代初期的幾年。而上海時期尤為重要——初期帶有某些探索的意味，后期已經(jīng)是人生晚年，文風定型；而上海的一年多時間，思想最為活躍，不僅創(chuàng)作量大，風格也多樣，是值得研究家非常重視的時期。

2016年12月10晚23時寫于北京草房荷邊小筑，11日上午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