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科伊奧坎的童年

馬格達莉娜·卡門·弗里達·卡羅·考爾德倫，吉爾穆和馬蒂爾德·卡羅的第三個女兒，生于1907年7月6日上午8時30分，那是一個夏天的多雨季節(jié)，整個墨西哥高原非常陰濕但氣溫不高。弗里達的前兩個名字是以基督教的方式來命名的。她的第三個名字是她家常用的，在德語中的意思是“和平”。（雖然她的出生證上寫著‘Frida’，但弗里達將自己的名字采用德語的拼法，即Frieda，直至20世紀30年代末由于納粹在德國的興起她才將字母e去掉。）

弗里達出生后不久，母親就病了，所以她由一位印第安奶媽哺乳。弗里達驕傲地對一位朋友說：“我每一次吸奶時，奶媽的乳房都要洗過?！背赡曛?，她曾由土著奶媽哺乳的事實變得對她很有意義，她將奶媽畫成是她墨西哥血統(tǒng)的神話般的化身，而她自己則是那個吸她乳汁的嬰兒。

也許是因為馬蒂爾德·卡羅的健康關系——她已近中年，開始有一些和丈夫差不多的病痛發(fā)作——也許是因為她喜怒無常，所以弗里達和妹妹克里斯蒂娜主要是由姐姐馬蒂爾德和阿德里安娜來照顧，有時也由兩個同父異母的姐姐瑪麗亞·露莎和瑪格麗塔來照看，她們倆在父親再婚時被送進了修道院。

弗里達出生三年后，墨西哥革命爆發(fā)了。全國各地的許多地方開始發(fā)生起義，在奇瓦瓦和莫雷洛斯地區(qū)結集了游擊部隊，一支由帕斯庫爾·奧羅斯科、潘科·維拉指揮，另一支由伊米利亞·扎帕塔指揮。他們持續(xù)了大約十年的游擊戰(zhàn)爭。1911年5月，年邁的獨裁者迪亞斯倒臺并遭流放。革命領袖弗朗西斯科·馬德羅于1912年11月被選舉為總統(tǒng)，但在1913年2月，在“悲慘十天”——國民大廈的反對派軍隊和胡亞雷斯的軍隊相互炮擊，造成了許多破壞和傷亡，之后馬德羅被韋爾塔蒙騙并遭謀殺。在北方，卡蘭薩起兵為馬德羅報仇。他取得了立憲軍第一指揮官的職務，帶領一小部分軍隊將韋爾塔推翻。這樣險惡的爭權斗爭和流血沖突直到奧夫雷貢總統(tǒng)——卡蘭薩的將軍之一——宣誓就職才結束，那是1920年11月的事。

在弗里達最后十年所寫的日記（現展出于博物館）中，她不無驕傲地——并且讓人覺得帶有一定詩意地——回憶起自己見證了革命隊伍攻占墨西哥城這場戰(zhàn)役的經歷。

我記得“悲慘十天”發(fā)生時我只有四歲（實際上是五歲——作者注）。我目睹了扎帕塔為反對卡蘭薩而進行的農民戰(zhàn)爭。我記得很清楚，母親將朝艾倫德街的窗子打開，讓那些扎帕塔分子進來，受了傷的饑餓士兵翻窗進入“客廳”。她給他們治傷，給他們大塊的玉米餅，這可是當時在科伊奧坎能得到的唯一食物?！覀兪撬慕忝茫厚R蒂爾德、阿德里安娜、我和克里斯蒂娜──胖乎乎的那個……

1914年子彈的呼嘯聲不斷。我仍然聽得到那種特別的聲音。在科伊奧坎的市場里貼著由版畫家波薩達編寫的革命歌謠傳單，用來宣傳對扎帕塔的支持。在星期五這些傳單只要一分錢，我們將傳單放在一口胡桃木的大櫥里，克里斯蒂娜和我常常唱那些革命歌曲，而父母親則為我們望風以免落入游擊隊員的手中。我記得當時看到一個卡蘭薩分子跑向科伊奧坎河邊的碉堡。從窗子里我還看到一個扎帕塔分子腿部中了彈，蹲在那里穿鞋。（弗里達還畫了那個卡蘭薩分子和扎帕塔分子的草圖?！髡咦ⅲ?/p>

對弗里達的父母來說，這場革命并不是好玩的惡作劇，而是給他們帶來了不幸。吉爾穆·卡羅原本依靠迪亞斯政府的生意來維持一個舒適的家，但隨著政府的倒臺和接下來十年的內戰(zhàn)，使他變得貧困。所有照相生意都很清淡，正如弗里達所說：“我家的日子相當難過。”

馬蒂爾德·考爾德倫原以為和一個有前途的男人結了婚，日子就會好過起來。但她丈夫沒有經濟頭腦，經常沒有錢買照相材料。她發(fā)現不得不勒緊褲帶過日子了。他們抵押了房子，將客廳里的法式家具也賣了，甚至接納房客來增加收入。吉爾穆·卡羅變得更加沉默寡言和憤世嫉俗，家里的事只有妻子來料理了。斥責仆人，與店家討價還價，抱怨送牛奶的農民，一切的瑣事都由她操心。弗里達回憶說：“她既不會寫又不會讀，她只知道怎樣算錢?！?/p>

馬蒂爾德不僅能持家，她還教女兒們干家務活，給予她們傳統(tǒng)的墨西哥家教，還試圖將她的宗教信仰灌輸給她們，每天帶女兒們去教堂并在復活節(jié)期間讓她們靜修。弗里達很小就學會了縫紉、繡花、做飯和打掃——她一生中不斷沾沾自喜于能將家打理得干干凈凈，但她與克里斯蒂娜卻背叛了母親的宗教信仰。“我母親說起宗教簡直有點歇斯底里，”弗里達說，“我們在飯前必須得祈禱。其他人都做得很認真，而我與克里斯蒂娜則相互做鬼臉，忍住不笑出來。我和克里斯蒂娜參加了一個教義問答課程，但我們跑到附近的果園里去吃山楂、草莓等果子?！?/p>

到了上學的年齡，弗里達和克里斯蒂娜一起進了學校?！拔胰臍q時，他們將克里斯蒂娜和我送進了幼兒園?！备ダ镞_回憶說，“那個老師很老派，戴著假發(fā)、穿著很奇怪的衣服。我的第一個記憶就是，這位老師站在黑暗的教室前面，一只手里拿著一支蠟燭，另一只手中拿著一個橙子，向我們解釋宇宙是怎樣運轉的，太陽、地球、月亮等。我由于太專心了所以尿了褲子。他們把我的濕褲子脫去，而將住在我家對面的那個小女孩的褲子穿到了我身上。由于這件事情，我不喜歡那女孩。有一天我將她帶到我家附近扼住了她的脖子，她難受得舌頭都伸了出來，這時一位路過的面包師從我手中救了她?！?/p>

毫無疑問，弗里達有點夸大自己的劣跡，但她的調皮搗蛋由此可見一斑。有一次她同父異母的姐姐瑪麗亞·露莎坐在便壺上時，“我推了她一把，她與便壺全都倒翻了”。這次受害者開始報復了，“她十分惱怒地對我說：‘你不是我媽媽的女兒，也不是我父親的女兒。你是他們從垃圾堆里揀來的’。她的話著實傷了我的心，從此我變得十分內向，只和想象中的朋友一起冒險了?！?/p>

但這些挫折并沒有糾纏她多久。她甚至敢逗弄父親了，模仿起他的德國口音叫他“卡─羅”。可見在這些姑娘們長大起來的這些日子里，在那段不太好過的日子里，弗里達在家中扮演了一個主要的角色。弗里達是這樣講述她的故事的：

我七歲時幫助姐姐馬蒂爾德和男友私奔去了維拉克魯斯，她當時十五歲。我將樓廳的窗子打開，讓她出去后再關上，就像什么事也沒發(fā)生一樣。馬蒂爾德是媽媽最疼的女兒，所以她的出走簡直令媽媽發(fā)瘋了，而父親則什么也沒說……

我們有好幾年沒見馬蒂爾德。有一天，在電車上父親對我說：“再也找不到她了！”我安慰他，其實我是滿懷希望的，因為有朋友告訴過我，“有一個結了婚的女人和你很像，她住在城里的多克羅斯區(qū)，她的名字叫馬蒂爾德·卡羅?！痹谠鹤拥暮竺骈L長的走廊那頭的第四個房間里，我找到了她，馬蒂爾德正拿著一根軟管在洗澡。她和帕科赫南德斯一起住在那兒，他們已經結了婚，他們的經濟條件不錯，也沒有孩子。我首先告訴父親我找到她了。我去看了她幾次并試圖說服母親去看看，但母親不想去。

弗里達的母親長久不肯原諒她的大女兒。馬蒂爾德經常拿了水果、食品等禮物到家里來，但她母親拒絕讓她進門，所以只好把禮物放在了門口。當馬蒂爾德走后，卡羅夫人就把東西拿進來。直到1927年，也就是馬蒂爾德離家十二年之后，母親才最終原諒了她，弗里達寫信給一位朋友說：“現在馬蒂到家里來了，家里獲得了安寧。”

弗里達對母親的矛盾心理——既愛又恨——在一次談話中表露了出來，她將母親描繪成既“兇惡”（曾將一窩幼鼠活活淹死）又“和善、積極、勤勞”。盡管隨著兩人年歲的增大，弗里達與母親的關系越來越緊張，不可避免地常常發(fā)生爭吵，但母親死的時候弗里達還是“忍不住掉下了眼淚”。

弗里達很小的時候是一個圓臉的淘氣小女孩，下巴上長著一個小酒窩，眼睛里一股調皮的神氣。她大約七歲時拍的一張全家照上卻看得出發(fā)生了明顯的變化：細長而不太結實；臉色是憂郁的，表情顯得很內向。她獨自站在一叢灌木后，好像要躲進去的樣子。

這種變化的原因是生?。焊ダ镞_六歲時得了小兒麻痹癥，她在房間里養(yǎng)了九個月的病。“開始時是右腿下面的肌肉疼痛得厲害，”她回憶說，“他們用一個小浴盆里的香樟水和熱毛巾洗我的小腿?！?/p>

弗里達曾經自戀且外向，這形成了她成年后的性格特征。但小時候的這場病，使她深刻地意識到內心世界的白日夢與外部世界是極不一致的。弗里達的白日夢里有著一位想象中的朋友，一個可以得到安慰的知己，而且絕不會拋棄她，在日記中她解釋了那幅雙重自畫像《兩個弗里達》的出處，她寫道：

在六歲的時候，我有一位想象中的朋友，她是一位和我年齡差不多的小女孩。當時在我臥室面向艾倫德街的玻璃窗上，我先呵上一口氣，然后用手指畫了一扇“門”……

懷著興奮和急切，我通過這扇“門”走進了想象的世界。我走過了眼前的整個平原直到來到一個叫作“平佐恩”（Pinzón）的牛奶場……我從平佐恩的“o”里進去了，屏住呼吸到了大地的內部，“我想象中的朋友”總是在那兒等我。我記不得她的形象了，也記不得她穿什么顏色的衣服了。但我知道她是快活的——她老是大笑，但沒有聲音。她相當靈活，跳起舞來就像沒有重量一樣。我模仿著她的動作，一邊跳一邊向她傾訴心里的秘密和困惑。什么秘密？我記不得了。但她從我的話中知道了我的一切……當我回來時還是通過那扇畫在玻璃窗上的門進了家里。什么時候回來？和她待了多久？我不知道。也許是一秒鐘，也許是幾千年……我很幸福。我用手將那扇“門”涂抹掉，它就消失了。我懷揣著這種秘密的喜悅跑到了院子的角落里，坐在那棵雪松下，又哭又笑，驚奇于得到了這么大的幸福和對那個小女孩的鮮活的記憶。從我體驗了那種奇特的友誼到現在已經過去了三十四年，但每一次我想起時，它就會復活并在我的內心世界里變得越來越清晰。

當弗里達能夠起床后，一位醫(yī)生提出了一個讓她進行體育鍛煉的方案，用來強健她右腿萎縮的肌肉。吉爾穆·卡羅在女兒生病時十分關心，而且脾氣也變得出奇的好，于是他盡最大的努力讓她參加各種體育活動，這在當時的墨西哥可是一些家庭條件很優(yōu)越的姑娘才能做的事。弗里達參加了英式足球、拳擊、角力等運動，還成了游泳冠軍?！拔业耐婢?，”她回憶說，“都是些男孩子玩的東西：溜冰鞋、自行車等?！彼矚g爬樹、打球和在查普爾特佩克公園的湖上劃船。

但是她又說：“那條腿仍然軟弱無力。我七歲時還穿小尺碼的靴子。開頭我還以為別人開我玩笑并不會傷害我，但后來證明我的想法錯了，他們的玩笑確實傷害了我，而且越來越厲害?！备ダ镞_童年時的朋友奧羅拉·雷耶斯說：“我們的玩笑對她是很殘忍的。當她騎著自行車時，我們會沖著她大喊‘弗里達，假腿！’，然后她會惱怒地大罵一通。”為了隱瞞那條腿的缺陷，她會穿上三四雙襪子，右腳的鞋子也是帶高跟的。其他一些朋友贊賞她并不因為殘疾而遠離體育運動。他們記得她穿著黑色的燈籠褲，踩著自行車像精靈一樣穿梭在森特納里奧公園里?！八喼焙驼Ｈ艘粯觾?yōu)雅。走路時她會運用小跳來掩飾，看起來就像是鳥兒飛翔一樣平滑?！?/p>

但她是一只受傷的小鳥，由于受傷而和別的孩子不一樣，她常常感到孤獨。正當她的年齡到了應當走出家庭的小圈子、去外面交“最好的朋友”的時候，卻不得不待在家里。當她病好了回到學校的時候，她受到同學的嘲笑和遺棄。她說她成了一個內向的人。為了獲得補償，她得先成為一個假小子，然后成為一個“人物”。

正如那張照片上她和家庭成員分開站著那樣，在畫中她將自己畫成一個獨自在一邊的小女孩（即使是那幅家譜的畫也同樣）。雖然這種孤獨與畫家創(chuàng)作時的心態(tài)有關，但也和她對過去的回憶有很大關系：一位孤獨的成年人想起了童年的孤獨。

在1938年的一幅畫中，她寫下了這樣的文字：“他們想要飛機，卻得到了麥稈翅膀?！备ダ镞_將她對童年體弱多病的回憶、對由于小兒麻痹癥而造成的行動不便的記憶，以及腳部做手術而上夾板的挫折結合在一起，繪成了這幅畫。迭戈·里維拉的傳記作家伯特倫·沃爾夫說這畫使她回憶起“父母給她穿上白長袍和系上翅膀來扮演一位天使（但由于翅膀不能飛而給她帶來了極大的悲哀）”。在畫中，弗里達看上去大約七歲左右，手中拿著一架飛機模型。那雙她得到的麥稈翅膀懸吊在從天空中降下來的帶子上，顯然是不會飛的。為了更加明確主題，弗里達用一根帶子纏繞自己的裙子，并將兩頭的蝴蝶結釘在地上。

弗里達的另一幅表達她是一個孤獨的小女孩的畫是《墨西哥的四個居民》，創(chuàng)作于1938年。這幅畫與那幅麥稈翅膀的自畫像相比，在意義上更為含糊不清，初看上去就像是一個無害的墨西哥民間傳說。其實，它是一個小孩在對抗文化遺產這樣一個標志物的禁忌的意象。

沒有家中墻壁的護衛(wèi)，弗里達坐在骯臟的地上，吮吸著中指，緊抓住裙子的褶皺，面無表情地接收著成人世界來來去去的信息。她的兩側是四個奇怪的人物：一個前哥倫布時期的納亞里特神像、一個猶大、一個黏土制作的骷髏、一個麥稈的騎馬人。四位居民都是以里維拉夫婦實際擁有的墨西哥工藝品為原型的。地點一定是科伊奧坎，拉羅西塔是弗里達家旁邊的一間龍舌蘭酒吧，出現在畫的背景上。整塊地是“空蕩蕩的，幾乎沒有人，”弗里達說，“因為太多的動亂使墨西哥變得空無一物?！背鲇谒龑ψ鎳康膼郏ダ镞_在畫中表達了一種矛盾的心情，將墨西哥的苦難與自己的苦難等同了起來。

畫中那位幼小的弗里達正凝視著四位居民中的一位，那個前哥倫布時期的黏土雕塑──一個裸體的孕婦，既是墨西哥印第安遺風的象征，也暗示著小女孩作為性成熟的女人的將來。正如成年的弗里達一樣，這個神是破碎了的，腳的前部沒有了，頭也是破碎后修補的。弗里達告訴一位朋友說將之畫成懷孕的是因為：雖然她是死的，但她的內部有某種活的東西，那就是“印第安人的全部意義所在”。而畫成裸體的是“因為印第安婦女對性并不感到羞恥，也不會有其他類似的愚蠢觀念”。

那個猶大，身材高大、胡須滿面，穿著藍色的工裝服，做的姿勢猶如在散發(fā)一份檄文，并拿著爆炸裝置的一根導火索，其造型好像是一根豎起了的陰莖。他是那個懷孕的神像的男性對應物，也是一位內心充滿憤怒和聲音而膨脹了的“領袖毀滅者”。他的影子穿過女性神像的兩腿之間并投射在她的影子邊上，這樣把他們聯系起來成為一對夫婦。他的影子還碰到了小女孩，如此她也成了家庭成員。弗里達說她在猶大這個形象中發(fā)現的幽默多于恐怖，她解釋說猶大是歡樂和非理性的象征，與宗教無關。“它爆炸了，”她說，“……發(fā)出許多聲響，非常美，因為在被炸得粉碎的時候獲得了色彩和圖案?！?/p>

那個做著鬼臉的骷髏，是墨西哥兒童在亡靈節(jié)擺弄的小骷髏的放大版本，意思是“死亡：非?？鞓罚粋€玩笑”，弗里達說。和那懷孕的神像一樣，骷髏也在小女孩的視線方向上，它也代表了她的將來。

在骷髏的后面，稍遠處的中央，是一個麥稈人，也許是像潘科·維拉那樣的一個革命者，頭上戴著帽子，腰間系著子彈帶，騎在一匹麥稈馬上。他象征了墨西哥生活的脆弱和痛苦，是貧窮、驕傲和夢想的生動結合。弗里達說將他繪入畫中是“因為他很弱小，但同時又是那么優(yōu)雅、那么容易被毀滅”。

這是墨西哥的一個奇怪的版本，因為它提示這個國家的居民是用紙、麥稈和泥土做的，是可怕的歷史中短暫的幸存者。然而這些東西對成年的弗里達有著個人的意義：如同猴子及其他一些寵物一樣，它們圍繞在她的周圍與她組成某種意義上的家；它們在讓人感到空蕩蕩的世界里為人提供一種熟悉的安慰。這四個居民，是弗里達的伙伴，其中三個在一幅名叫《壞了的桌子》的畫里再次出現。實際上，弗里達創(chuàng)造了她的墨西哥人，她自己也成了第五位墨西哥居民。

弗里達花了數年的時間才將自己變成“第五位居民”。小兒麻痹癥是這種變形的開始。她一生痛恨那條因為這種病而萎縮的腿，她用墨西哥長裙來隱藏和掩飾（包括其他一些病痛），所以弗里達成了最墨西哥的墨西哥人。

吉爾穆·卡羅在六個孩子中最寵愛弗里達。雖然他不是一個感情外露的人，但他還是在下班回家時低聲叫喚著：“弗里達，親愛的弗里達?！彼麖乃砩峡吹搅四承┡c他相像的東西，如壓抑的感情、善于內省和不安?！案ダ镞_是我的女兒中最聰明的，”吉爾穆常這樣說，“她和我最像?！?/p>

吉爾穆是一個有著固定習慣的人，所以沒有多少時間來關心孩子。他一大早出門去工作，他的攝影室在馬德羅街和莫托利納街的交叉處，在他原先干過活的珠寶店的上面一點，也是墨西哥城的中心地區(qū)。由于離科伊奧坎的家有點距離，所以他不像大多數墨西哥人那樣回家吃午餐?？_夫人為他做好午飯后放在一個籃子里讓伙計給他送去。

吉爾穆的攝影室，由一間工作室和一間暗房組成，是他的私人空間，里面主要是一些必備的照相道具（東方的地毯、法國的椅子、風景幕布），一架很大的德國相機，還有鏡頭和玻璃底片等。作為當時在墨西哥的一位有文化的歐洲人，他還有一些雖然數量不多但都是經過精心挑選的藏書——主要是德國書籍，包括雪萊和歌德的著作，以及許多哲學著作。他曾經教誨女兒們：“哲學可以使人審慎，幫助人們來完成自己的責任?！痹谒臅郎戏胖环艽蟮氖灞救A肖像，那是他心目中的英雄。

每天傍晚，吉爾穆·卡羅總是在同樣的時間回家。他先是嚴肅又禮貌地向家里人打個招呼，然后就直接走進那間放有一架德國鋼琴的房間，將自己關在里面彈一個小時的鋼琴。他最喜愛的是貝多芬，其次是約翰·施特勞斯，那曲《藍色的多瑙河》隔著厚厚的墻壁也能聽得到。然后，他出來吃飯，妻子則靜靜地伺候他。他晚飯后又是彈琴，睡前總是看一會兒書。

盡管卡羅和孩子們不太親熱，但對他最喜愛的弗里達卻非常關心。他激發(fā)了弗里達對知識的追求，借給她許多書，并鼓起她的好奇心和激情，探索自然現象——石子、花、動物、鳥、昆蟲、貝類等。偶爾，弗里達還與父親一起去附近的公園，當卡羅在公園里畫水彩畫時，她就到河邊去揀鵝卵石、捉昆蟲和收集稀有植物。帶回家后就去翻書考證，進行解剖或在顯微鏡下觀察。

當弗里達稍大一點后，父親就和她一起分享對考古及藝術的興趣，并教她攝影及照片放大、修改、上彩等技術。雖然年幼的弗里達并沒有多少耐心，但她父親嚴謹的作風以及對表面細節(jié)嚴苛的處理，在她以后的繪畫中體現了出來。修改照片的細小的筆觸被弗里達從父親那里繼承了下來，成了她藝術的一個重要特征，父親拍肖像的刻板形式也影響了弗里達的肖像畫法。弗里達承認父親的藝術與她自己的藝術有一定的聯系，她曾說她的繪畫就像是父親拍攝的日歷插畫，只不過她畫的是內心世界的現實，而父親拍攝的是外部世界的現實。如果說吉爾穆·卡羅細致入微的現實主義繪畫——大多數是靜物和農場的景色——沒有對弗里達產生影響的話，那么他既是畫家又是攝影師這一事實肯定對她產生了影響，弗里達成了某一類女畫家中的又一個例子——另外的如瑪麗埃塔·羅巴斯蒂（丁托列托的女兒）、阿蒂米西亞·金泰爾斯奇、安杰莉卡·考夫曼等——都有著一位鼓勵著她們的藝術家父親。

弗里達患了小兒麻痹癥后，父女倆的關系更加親密了，因為他們同樣遭遇了疾病和孤獨的襲擊。弗里達回憶起父親經常在夜里發(fā)病，就在她要上床之前。當她還很小的時候，父親發(fā)病時家里不讓她管，也不向她說明病情怎樣，她躺在床上感到很擔心，但第二天早上父親的行動卻很正常，就像什么也沒發(fā)生過一樣，這常常使弗里達感到疑惑。她說：“他成了一個令人害怕的怪人，我很同情他?！焙髞?，她經常在父親出去拍照時陪著他，在他需要她的時候和他在一起?！坝性S多次他肩扛著相機拉著我的手一起走時，他會突然倒地，我學會了如何在他發(fā)病倒在街上時照顧他。一方面，我得立即讓他聞酒精或乙醚讓他醒來；另一方面，還要看好照相機不讓人偷走?！?/p>

數年以后弗里達在日記里這樣寫道：“我的童年還是很不錯的，因為，雖然父親有?。ㄒ粋€半月會發(fā)一次），但無論是做人還是工作，他都是我極好的榜樣，最重要的是，他理解我的困惑。”

弗里達作為女兒對父親的愛還體現在一幅名為《吉爾穆·卡羅肖像》的畫中。該畫也許就是根據吉爾穆自己拍攝的肖像而畫的，畫于1952年，也就是他死于心臟病的十一年之后，弗里達逝世的前兩年。莊重的咖啡色、灰色和黑色表達了吉爾穆·卡羅的嚴肅，他皺著眉頭，眼睛非常大，像他照相機的鏡頭一樣又圓又亮，眼神狂野而又焦慮，暗示了其內心情感上的不平衡。令人驚異的是弗里達曾經用了“寧靜”一詞來描述她父親，實際上，表面的平靜來自自我控制和個性上的沉默寡言，而不是真正情感上的安寧。同樣的，弗里達也選擇將自己的臉畫成一張冷漠的面具，用來掩飾內心的不安。在吉爾穆和他的相機周圍，弗里達畫了些放大了的細胞，里面有黑色的細胞核在漂動，猶如人的精子。難道她只是想說明他是她的生物學意義上的祖先嗎？或者說這暗示了弗里達看到了父親與那種原始能量之間的聯系？不管它們的意義是什么，那些不連貫的斑點是用來增強吉爾穆·卡羅不安的感覺的。

在她父親的胸像下面的銘文是這樣寫的：“我懷著崇敬畫了我的父親，有著匈牙利和德意志血統(tǒng)的威廉·卡羅，畫家和職業(yè)攝影家，性格上慷慨、智慧、嚴謹，而且他很勇敢——因為他遭受了六十年癲癇病的折磨，卻從未停止工作，還反對希特勒。女兒弗里達·卡羅?！?/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