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zhàn)文學的獨特敘事文本——吳組緗長篇小說《山洪》闡釋

黃書泉

（安徽大學 文學院，合肥 230039）

內容摘要：《山洪》是新文學著名作家吳組緗創(chuàng)作的唯一一部長篇小說，被稱為“一本較早出現的寫抗戰(zhàn)的長篇”。但是，這不是一部簡單地以“抗戰(zhàn)題材”能夠概括得了的作品，作品的內涵要遠比其題材豐富得多。作者雖然是“奉命寫作”，但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由于他遵循在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中一以貫之的創(chuàng)作立場、方法、風格，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已經突破了主題先行的局限，形象大于思想；另一方面，恰恰又是由于這種奉命和主題先行的寫作與吳組緗恪守的“寫我所熟悉的人和事”創(chuàng)作立場相左，給他的創(chuàng)作帶來困境，使他不僅無法將自己在短篇小說中所形成的創(chuàng)作特性和優(yōu)秀傳統(tǒng)貫穿到底，甚至某些地方有所違背而思想大于形象?！渡胶椤酚纱顺蔀榭箲?zhàn)文學的獨特敘事文本，其經驗及教訓具有重新闡釋的價值。

關鍵詞： 抗戰(zhàn)文學；左翼文學；鄉(xiāng)村經驗；長篇小說；鄉(xiāng)土小說

《山洪》是新文學史上以短篇小說而得名的重要作家吳組緗的唯一一部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于1940年。其時正處于抗日戰(zhàn)爭的關鍵時期，吳組緗同當時的眾多愛國作家一樣，積極投入了戰(zhàn)時的各項文化活動，參加了在武漢成立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簡稱“文協(xié)”）。《山洪》就是應“文協(xié)”會刊《抗戰(zhàn)文藝》編者之約而寫的，1941年初以《鴨嘴澇》為名在該刊連載，后作者聽取老舍的意見，改名為《山洪》。小說“以皖南山區(qū)農村為背景，反映抗戰(zhàn)初期這個特定歷史條件下農村農民心理的變化”。

顯然，無論是從作品產生的背景、過程，還是作品的題材、主題來看，《山洪》都屬于“抗戰(zhàn)文學”，現代文學史家也大多是從“一本較早出現的寫抗戰(zhàn)的長篇”角度來給《山洪》定位的。但是，今天當我們主要從敘事美學視角來客觀地研究和評價《山洪》時，不難發(fā)現，一方面，這不是一部簡單地以“抗戰(zhàn)題材”能夠概括得了的作品，作品的內涵要遠比其題材豐富得多。作者雖然是“奉命寫作”，但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由于他遵循在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中一以貫之的創(chuàng)作立場、方法，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已經突破了主題先行的局限，形象大于思想；另一方面，恰恰又是由于這種奉命和主題先行的寫作與吳組緗恪守的“寫我所熟悉的人和事”創(chuàng)作立場相左，給他的創(chuàng)作帶來困境，使他不僅無法將自己在短篇小說中所形成的創(chuàng)作特性和優(yōu)秀傳統(tǒng)貫穿到底，甚至某些地方有所違背而思想大于形象。由此造成了《山洪》“半部好小說”的奇特景觀，也使這部作品既不為當時的左翼主流文學潮流所看好，在“重寫文學史”中同樣被忽視。因此，對這一抗戰(zhàn)文學獨特敘事文本的闡釋，不僅使我們對既區(qū)別于左翼作家又區(qū)別于沈從文等鄉(xiāng)土作家的吳組緗在新文學史上的獨特性和復雜性，會有更深刻的認識，而且會有助于加深我們對20世紀30年代左翼文學和抗戰(zhàn)文學的思考與研究。

一、亂世鄉(xiāng)村的眾生相

既與當時直接、正面地反映和描寫根據地農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組織下開展大規(guī)模的抗日斗爭的左翼文學不同，也與當時直接、正面地反映和描寫在廣大國土上農民自發(fā)地與日本侵略者浴血奮戰(zhàn)的抗戰(zhàn)文學不同，《山洪》雖然從題材上來看屬于“抗戰(zhàn)文學”，但是直接、正面地描寫抗戰(zhàn)的情節(jié)、場面并不多，只是到了全書后面的三分之一部分，才開始有這方面的描寫。而前面的三分之二部分，仍然是我們在吳組緗短篇小說中已經熟悉的那種封閉、保守而又寧靜、古樸的皖南農村環(huán)境、風俗人情和農民生活。主人公章三官仍然是白天上山打鹿，晚上下河叉魚，家人仍然是繅絲、碓房舂米，步碓仍然是“吱呀—噗篤，吱呀—噗篤！”地唱著單調的歌。然而，《山洪》又與作者的那些短篇小說不同，一開始就將小說所描寫的農村和農民生活置于戰(zhàn)爭的背景中。地處皖南山區(qū)偏僻的鴨嘴澇村已經是籠罩在戰(zhàn)爭的陰影下，聞到遠方炮火的硝煙味；年復一年平靜生活著的村民開始處于迷惑、驚恐、慌亂、焦慮、躁動、期待種種心態(tài)之中?！渡胶椤氛窃谛≌f所設置和營造的這樣的背景和氛圍中，不動聲色地為我們描繪了一幅亂世鄉(xiāng)村的眾生相，展示了皖南農民在抗戰(zhàn)時期的真實心態(tài)。

小說首先描寫了農民最初聽到關于戰(zhàn)爭種種消息后的各種反應、態(tài)度。窮光棍四狗子看到有錢人和有家室的人憂心忡忡，頓時幸災樂禍：“哼哼！這種世道來了，還是沒錢沒兒子的快活?！睉猩惨荨诽熘恼露賱t用一種講一個好笑的故事的神情，向人們談著他看到的日本飛機狂轟濫炸和大批商人逃難的場面。人心動蕩，村民們以自己的思維紛紛作出對從未見過的日本兵的判斷、對戰(zhàn)爭的看法：“就是日本人來了末，他也不能不要百姓呀，可是呢?！薄澳悴环杆偛荒芎煤玫木蜌⒛阊?？”“日本人來了末，我就說我服了你，我已經歸順了你，他總不見得殺我了呀，可是呢？”與此同時，對于抗日隊伍，村民仍然以一貫的對“兵”既敬又畏、既好奇又迷惑的態(tài)度來打量著、判斷著：“人們用最高明的識力，最敏銳的眼光，把種種特點認出來，加以判斷，認真的爭辯著，善意的糾正著，流露出難言的高興與歡喜的感情。因為平日以往，從來沒有這樣好機會，更從來沒有這樣快樂自在的心情，來跟這些可怕的東西接近，而能夠加以觀賞和評論的?！倍斔麄兛吹疥犖槔锞谷贿€有女兵，更是不勝驚訝。然而，議論、判斷、感慨、困惑、好奇之后，村莊仍然平靜，村民們仍然按部就班地過著日子。“戰(zhàn)爭雖然逼到眼前，卻沒法打破地方的習俗。糊里糊涂混過了舊歷年關，人們照著那一年年的慣例，把大半個正月消磨在走親戚和拜墳年的事上；也有些人仍然關起大門，亮著紅燈火，徹夜賭博著，同往年一樣消磨這個新歲。”——這是小說差不多已經寫到一半時作者對鴨嘴澇的描繪。作者既將這個小小的村莊置于戰(zhàn)爭陰影之下，又似乎有意延宕戰(zhàn)爭的直接到來。

隨著戰(zhàn)爭的一步步逼近，特別是游擊隊的到來和在地方上開展抗日活動之后，鴨嘴澇確確實實地變得不平靜了。如果說在這之前，戰(zhàn)爭主要的還只是引起村民們心理上的神秘和恐慌，那么現在卻直接觸及他們的實際利益，每個人都無法置身事外。小說圍繞著“抽丁”、“拉夫”、攤派錢糧、參加游擊隊等抗戰(zhàn)工作，細致入微地描寫了鄉(xiāng)村各種人物的不同反應，凸顯了戰(zhàn)時鄉(xiāng)村社會的種種矛盾。與當時眾多的左翼抗戰(zhàn)作品不同，我們從《山洪》中看到的不是農民對抗戰(zhàn)政策方針的熱烈擁護和積極響應以及高漲的抗日熱情，反之，小說不厭其煩地描寫了村民們的互相猜忌、觀望，各自打著自己的小算盤。其中，不乏壽官這樣的抗日積極分子，但他的夸夸其談，在村民眼里是想出風頭；東老爹為人厚道，對抗戰(zhàn)有熱心腸，但他本著自己低調做人的準則，有意和游擊隊領導保持距離，而為了信守諾言，他不顧別人反對，一定要去解救已被視為“漢奸”的四狗子；其實這個四狗子，也算不上什么“漢奸”，至多是個鄉(xiāng)村的流氓無產者。而那些有點家產的，如搖弟奶奶、富黃瓜等人，則一直在出錢還是出力之間徘徊。至于保長章延福，既想趁抗戰(zhàn)盤剝村民，又要在村民面前當好人，當游擊隊來后，既想巴結游擊隊，又對他們心存戒備。章氏三兄弟，大官本分做人，保長和游擊隊兩頭不敢得罪；二官袖手旁觀，逍遙自在；最復雜的當推章三官，下文詳述。總之，小說向我們描繪的并不是一幅同仇敵愾的鄉(xiāng)村抗戰(zhàn)畫面，而是鄉(xiāng)村社會在戰(zhàn)爭逼近時的眾生相，揭示了被戰(zhàn)爭和游擊隊的到來所激化的鄉(xiāng)村種種矛盾：村民與地方基層政權的矛盾，農民與國家的矛盾，村民之間的矛盾，宗族之間的矛盾，家庭之間的矛盾。而通過這樣的描寫，我們更多地看到的是農民的自私、保守、封閉、狹隘、麻木、狡黠。

至此，我們已不難看出，雖然《山洪》是奉命作文，主題先行，但由于吳組緗仍然遵循自己寫短篇小說“寫所熟悉的人和事”的創(chuàng)作準則，所以在抗戰(zhàn)的主題下，他寫的還是自己熟悉的皖南鄉(xiāng)村社會和農民生活，就像他在自己的那些短篇小說中所描寫的一樣：鄉(xiāng)村社會環(huán)境的封閉、保守，經濟的匱乏，生活的艱辛，基層政權統(tǒng)治者對農民的盤剝，宗法思想，農民的渙散、自私、麻木，等等。這一切并不因為抗戰(zhàn)的到來而突然消失，像當時的有些左翼作品所描寫的那樣；反之，由于外來的壓力，它們更加凸顯。作為一個遵循嚴謹的現實主義創(chuàng)作方法的作家，當吳組緗要以皖南山村為環(huán)境寫一個抗戰(zhàn)題材作品，直面這一切時，他無法因為題材而去回避、粉飾這一切，這就是現實主義的力量。所以，我們在讀《山洪》時，才會更多地感受到從他的那些短篇小說中感受到的鄉(xiāng)村社會的原生態(tài)和鄉(xiāng)土生活氣息，包括環(huán)境描寫、人物描寫和對話描寫中的鮮明的地域特征。換言之，《山洪》雖然題材具有鮮明的政治性，但美學風格仍然打上了吳組緗對鄉(xiāng)村經驗獨特敘述的鮮明印記。

二、一個農民戰(zhàn)時的心靈史

《山洪》全書以章三官的心理發(fā)展軌跡為線索，采取層層剝繭的方法，伴隨著戰(zhàn)爭的逼近和到來，逐步展示了他的性格思想的演變過程和各個側面，敘述了一個在亂世中成長的青年農民的心靈史。透過這個具有典型意義的心靈史，我們可以更好地認識鄉(xiāng)土中國的農村和農民。

章三官是怎樣的一個人呢？小說一開始就介紹道：“這是個二十五六歲的能干小伙子”，“他的能干在村上是有名的”。用東老爹的話來說：“他是個一手一腳認真頂人頭的小伙子呀”。在以勞動為本的農耕社會中，像這樣勤勞、聰明、能干、認真的青年農民自然是村莊里的佼佼者。章三官本人也因此而自信和自傲：“他有的是正在‘走上山路’的年齡，有強壯耐勞的身體，有自小受人夸贊的手藝和能力；再合上他從妻身上得到的這東西，就使他更有了一種自信和自傲的心?！边@自信和自傲具體體現在他的思想性格行為中：他比其他村民心氣更高，對生活有更多的追求，對過好自己的日子有更精細的盤算，心思也更多，更想出人頭地；同時，他有自己的主見和思考，性格耿直，不像其他村民那樣盲從，既不像他當甲長的大哥章大官那樣一切唯上司命從，也不像他的生活富足的二哥章二官那樣沒心沒肺，他對官家的勢力有一種本能的抗拒和懷疑，尤其是對保長章延福的偽善和卑鄙，他更是鄙夷和憎恨。甚至這一切都體現在外表：“大官覺得這個臉上到處都有一種不馴服、不穩(wěn)妥的可憂慮的東西?！?/p>

像章三官這樣思想性格的農民，一旦被置于前述交織著各種關系矛盾的抗戰(zhàn)環(huán)境中，他的內心沖突和外在表現必然要比一般農民要復雜、豐富得多。小說正是由此深入開掘，細致入微地刻畫了章三官在戰(zhàn)爭的背景和環(huán)境中的種種心態(tài)和行為。當戰(zhàn)爭還只是一個傳聞，雖然對章三官來說，“這類和自己日常過日子不大相干的事，已經不常擺在心里，但偶爾談起來，他的熱心還是很不壞的”。對于打日本，他是個“主戰(zhàn)派”。然而，這畢竟是聚在一起時的“閑談”，章三官慷慨激昂一番之后，盤算的還是自己的日子。而當戰(zhàn)爭逐步逼近，由于他比別人的心思更多，“對未來日子不可捉摸，心里感到恐懼和不安”。他害怕被抽丁，當炮灰，又心疼出錢，在出錢還是抽簽之間反復盤算，權衡利弊。他對處處散布“求和”言論，既不愿出錢又不愿出力的四狗子十分鄙夷，羞于與之為伍，可又對他表示“同情”。他從內心希望中國和日本“講和”，可理性告訴他：“我說就是不能講和！”他看穿了保長章延福借“雇人當夫”趁機斂財的把戲，心理上對保長產生強烈的抵觸，可是又渴望他的意見被保長所注意。他一方面想茍全于亂世，企圖通過在外地當官的親戚“使自己可以在家好好干自己的營生”，另一方面，內心又奔涌著一股愛國的熱血。當他從遠處看見浩浩蕩蕩的抗日隊伍時，一種中國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他仿佛具體的感覺到一個實在的東西，這就是‘中國’；就是學堂里王先生談的那種種道理?！彼认脒^著安寧平靜的日子，害怕戰(zhàn)爭真的到來，可又對它充滿著好奇，感到刺激，甚至渴望著戰(zhàn)爭的到來打破一潭死水般的生活?！@些就是小說前半部描述的章三官在戰(zhàn)爭逼近之初的種種反應，作者注重的是戰(zhàn)爭的陰影給章三官心理上帶來的影響：恐懼、好奇、刺激、困惑、惘然、矛盾……這里既有與一般村民共同的心理，更凸顯出章三官獨特的思想性格。而當戰(zhàn)爭真的逼近，章三官則從思想到行為，都經受了新的洗禮。從他第一次聽說官兵要經過村莊馬上躲到山上，到第二次聽到官兵要來的消息時的喜悅，反映了他的思想心理的逐步轉變，而后來義務替部隊當挑夫后產生的自豪心情，則是他思想心理的重大轉折。這種自豪心情，與其說是“愛國主義”，毋寧說他找到了做人的尊嚴的感覺：

他自覺這回替部隊挑運了東西，心里有一種快樂。當他還在冒險受苦時，他沒意識到這個；現在，他回到家里，一切所受的都過去了，他就慢慢感覺了出來。這種體面的行動，自己很久就想做的；他有這種沖動，已經不止一次，卻反而逃避著，一直沒做出來。那情景像在一個夢魘里，心里很靈醒，想睜開眼睛來，但總不能夠；反倒恐怕睜開了，會看見面前什么鬼怪似的。為這個，他一直感到苦痛。他把惱怒放到四狗子身上，有時實在是惱恨自己。現在，自己想望著做的，到底做出來了，他得到特殊的喜悅。他覺得自己可以走出去和任何人見面，尤其是四狗子，看他還能拿什么話來諷刺自己！

然而，章三官畢竟還是章三官。在他身上，那個精明的、心思活絡的、一心盤算著過自己日子的、逞氣任性的狹隘的農民性格永遠占上風。這突出地體現在他與章延福和游擊隊的關系上。他對保長素來看不慣，甚至鄙視與仇恨，他極力反對游擊隊讓章延福繼續(xù)留在基層政權。所以，當章延福處處討好游擊隊的領導時，章三官看到他那種卑屈下作的神色，心里頓時產生一種快意。而當他看到游擊隊仍然把事情交給保長辦時，心里很不以為然。但是，當章延?；ㄑ郧烧Z和他套近乎，拉攏他時，他又感到很受用，心理上獲得一種極大的滿足。他甚至有些憐憫對方，感情上不自覺地向對方靠近?！叭僬f話和氣的調子，在保長的面上也是從來沒有過的?！本科鋵嵸|，主要還是章延福抓住了章三官的軟肋，答應不抽他的丁：“你的事，你放一百二十四個心，包在我身上?！币驗榧词褂螕絷爜砗?，章三官已經投身到抗日活動中，他最關注的還是自己的小日子。既要比別人積極，又不損害自己切身利益，最好就是不被抽丁，“在家門口打日本鬼子”。這就是章三官。在游擊隊領導的眼里，章三官已經是一個抗日積極分子，他也為被游擊隊重用而自豪，在別人面前流露得意；同時，他被一種從未有過的新生活所吸引，他已經開始感覺到新生活的氣氛，這種生活正契合他那躁動的靈魂和與人逞氣比強的性格?！暗窃谂d奮的另一面，卻產生一種相反的感情。這種感情漸見分明，使他對壽官的熱忱和好意，引起擔心，生出警覺。戚先生這些人顯得這樣熱熟，而且可親可信，但仔細一想，他們又實在很生疏，帶著危險性。他們究竟是什么樣的人呢？壽官把自己的為人和本領向他們宣揚出來，無異向一個陌生人說出自己身上的財物；他設想自己會被人暗算，吃個大虧。”正是在這樣的心理支配下，章三官一方面主動與游擊隊接觸，同時又處處存有戒心。在村民面前，他一方面以和游擊隊接觸為榮，另一方面又故意和他們保持距離。他一方面很在意游擊隊領導對他參加抗日活動的褒揚，因為他信奉“一個人活在世上，就是要爭氣要臉”；另一方面又有著很強的功利性：“在游擊隊里幫幫忙，可以沾他們的光，就會有不被抽丁的希望?！闭f到底，章三官還是在打著自己的小九九。

吳組緗在談論自己小說創(chuàng)作經驗時說過：“什么是寫小說的中心？我個人以為就是描寫人物（他的人和他的生活）。因為時代與社會的中心就是人?！?sup>他創(chuàng)作的那些優(yōu)秀的短篇小說鮮明地體現了這一特征，《山洪》在一定程度上也體現了這一特征，而這主要是由塑造章三官這個形象完成的。這部作品題材內容寫的是農村的抗戰(zhàn)，但整個事件的開始、變化、發(fā)展都是從章三官的視角展開的，章三官始終是故事的中心。不過，與吳組緗的那些圍繞人物行動來寫事件的短篇小說不同，《山洪》主要寫出了事件（抗日戰(zhàn)爭）在人物（章三官）心理上的種種反應。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山洪》寫出了一個農民戰(zhàn)時的心靈史。當然，《山洪》絕不等同西方文學中的“心理小說”，秉承現實主義創(chuàng)作方法的吳組緗在刻畫章三官的心理活動時是緊密地聯系其人的身份、性格、生活的環(huán)境和特定的情境的，所以一切都有現實的根據。如果按照當時左翼文學或抗戰(zhàn)文學某種固定的、模式化的人物類型來衡量，章三官的性格、心理、行為可以說很“怪”，不僅前后矛盾，有時簡直是匪夷所思。但正如吳組緗所說：“據說世上有一種怪人。我個人以為每一個人都怪得很，因為每一個人都有他的特殊之處。要緊的是追究他所以特殊的根由，要交代出這根由。把根由找了出來，這個人的怪處，就一點都不可怪了?！?sup>章三官是一個生長在舊中國偏僻山區(qū)的普通農民，他與其他村民一樣有著農耕社會農民身上的種種優(yōu)點和缺陷，而在戰(zhàn)爭的背景和環(huán)境里，這些缺陷更加突出，他在戰(zhàn)爭逼近和到來后的種種心理反應正是集中了農民身上的許多特質。但是，如前所述，章三官是村莊里出類拔萃的青年，有著獨特的性格和氣質，這就使他對抗日的態(tài)度和反應，既不同那些消極的村民，如四狗子之類，也有異于自始至終熱情高漲的壽官等人，而是充滿了矛盾性、復雜性、多面性、多變性。小說中的確描寫了他積極投身抗戰(zhàn)的意識和行動，但我們很難將他與當時和后來的另外一些抗戰(zhàn)題材小說中描寫的農民抗日英雄或積極分子相提并論，甚至我們都很難用“愛國主義”的詞匯來描繪他；小說中也刻畫了他的那些與抗戰(zhàn)大環(huán)境不協(xié)調的消極落后的心理，但我們也似乎很難從政治上給他戴一頂“抗日落后分子”的帽子。章三官就是章三官，作者著意要塑造的是一個共性和個性相結合的中國農民的典型形象。換言之，《山洪》要借抗戰(zhàn)這個題材來進一步開掘鄉(xiāng)土社會的農民的思想、感情、心理、性格，對其“國民劣根性”進行批判。從章三官的一些心理反應和行為上，我甚至想到了阿Q，想到了阿Q如果生活在章三官這樣的環(huán)境和情境里，會不會有同樣或類似的心理反應?？箲?zhàn)作為一個特定的歷史事件，終究過去，而章三官在其中所暴露的種種農民心理和性格，卻仍然有其典型的認識價值，這就是章三官這個人物形象的內涵和價值所在，也是《山洪》對抗戰(zhàn)文學的獨特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