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編的話

主編的話本期《斯文》頗費周折，當代學術評價機制的指標化和權力化導致的學術發(fā)表領域的固化現(xiàn)象日益嚴重，小刊自然面臨著不少困難。幸好有不少學術同道的鼎力支持，總算能夠呈現(xiàn)給學界有水準的論文，思考認真，新意并出，真切希望能得到學界同行的關注，批評才是學術發(fā)展的動力。

“特約專稿”刊載的是韓經太先生的《“詩三百”精神的發(fā)掘與傳承》，在十分精要的分析中充滿了理性與邏輯的力量?！霸娙佟钡木駜群瓱o疑是對中華文化中“斯文”要義的經典表述，蘊含著深刻的思想，孕育出豐富的精神內涵。本文雖未細論，但閃光之處甚多，可以引申出很多重要命題，如相對于“詩言志”，被忽略的“歌永言”應當引起大家的注意；在對“思無邪”的討論中，提出既要重視禮樂文化精神，又要注意美感培育與藝術價值觀的生成，還創(chuàng)造性地將莊子“物物”之論與朱子“性情之正”放在一起討論；提出“物質上的民生主義”與“精神上的民生主義”，并從之延伸出“敬畏百姓和百姓尊嚴”的話題。

“文體研究”欄目依然是重點?！霸缙跁鴮憽笔墙陙韺W術界比較關注的一個話題，這雖然是一個由外部引入的概念，但在各方努力下，結合中國古代典籍與文獻的生成方式、書寫方式及其由不穩(wěn)定向趨同的變化，問題的討論愈加客觀、深入。許志剛《郭店楚簡〈緇衣〉與中國早期書寫》將郭店楚簡本《緇衣》與今本對讀，從話語方式、篇章次第以及先秦舊書在漢代的承傳方面指出古典文獻傳承書寫的嚴肅性與嚴謹學風。而六書理論保證了傳承的有序和嚴謹，仍然在華夏語言體系之內，惜乎這一部分作者寫得比較簡單。更進一步，作者詳細研討了楚簡的書寫格式問題，包括簡題標記、分章與章節(jié)符號兩個方面，很好地支持了前面的論述。張越《論〈管子〉解體文的話語方式與書寫意義》一文簡要梳理了“解體”的字源意義演變及其文體的成立，將《管子》按形式分為三種即經解別行、經解合一、經文中摻入解文，并專力于討論前兩者。文章指出，《管子》解體文有著鮮明的時代特色和文體特征，如訓釋經文大意兼及文字訓詁，解說時傾向于以自然現(xiàn)象比擬社會現(xiàn)象，以“故事”說經。并總結出《管子》解體文大量使用比喻和擬人手法、大量從正反兩方面展開論述、邏輯日趨嚴密、獨立成章等特點，對我們認識先秦論體文很有價值。朱玲芝《宋代時文“以古文為法”的提出及其內涵》一文，將古文與時文關系的探討推到最初倡導者唐庚，在經義取士的制度背景下探討“以古文為法”主張的出現(xiàn)原因，圍繞著觀念的形成，將其置于北宋后期學術環(huán)境之中，使這個論題有了新意。張宜喆《〈東坡烏臺詩案〉供狀文本的層次性及蘇軾的言說策略探析》跳出已有的研究框架，從供狀作為文本的角度出發(fā)，對這一話題進行了新討論。論文按照審訊時間的前后行文，指出供狀文本有四個層面的言說方式，分析了蘇軾在供狀文本中采取的特定的言說策略。論文集中于文本分析，未能注意宋代司法審訊制度及法律文本書寫模式問題，雖相對簡單，但畢竟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郭媚媛《危素“聞履遭貶”考辨——兼論明清野史、雜史貳臣書寫的敘事策略》通過危素“聞履遭貶”一事的不同記述，對其中的敘事嬗變、表現(xiàn)方法及不同認知的關系做了較為詳盡的梳理。文史結合，有辨有論。吳海《德行與著述——儒者傳記編撰視野下的漢宋之爭》把清代儒者傳記放在學術史上的漢宋之爭中進行研討，是一篇視角獨特的論文，值得引起重視。由此亦可見出，古代散文研究業(yè)已突破了所謂文學散文的界限，進入學術史研究領域，這對拓展散文研究的視野大有助益。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思想與文化發(fā)生了巨大變化，文學也自不例外，這也體現(xiàn)在學術研究中，視野的擴大就是必然的，如將新聞報刊納入對歷史大局和文學變遷的討論中來。王天根《〈申報〉與上海輿論空間的轉換——兼論報界大王史量才的歸宿》正是一篇具有新視野的論文，文章從對《申報》辦報歷史的交代出發(fā)，認為《申報》無疑具有新眼光，將地方意識與全國視野、世界目光融為辦報宗旨。而史量才主持之后，形成了代表海派的輿論場域，其間的種種變化頗為有趣，可以引申出很多有價值的話題。

“大視野”欄目推出兩篇論文。一篇是韓國諸海星教授的《由散文與小說的分界看史傳文學的文體屬性》，從宏觀上探討散文與小說的異同。它指出史傳中的史傳文學兼具歷史記錄與文學藝術雙重性質，梳理了史傳文學對小說文體的影響；認為不能用一個概念去要求復雜的歷史現(xiàn)象，在研究中應注意到中國古代小說既繼承了史傳敘事傳統(tǒng)，又背負了“史貴于文”的精神包袱。另一篇是馬世年的《孟子心性學說的修養(yǎng)實踐——理論、方法及意義》，對孟子思想中的心性之學進行了細致分析，從性善論的基本邏輯與理論建構，引申到對其理論如何擴展的分析，對孟子心性學說的修養(yǎng)功夫論中尚志、存養(yǎng)、擴充、自反四個層面的分析有利于我們理解儒學思想的現(xiàn)實展開方式及其對后世的影響。論文對孟子思想理路和邏輯建構方式及實踐方式的研究，未嘗不可引發(fā)到對思想家文字表達方式的研究中。

桐城派是清代最重要的散文流派，影響至巨至深，是散文研究最重要的領域之一。近年來，桐城派研究日漸豐富，領域不斷擴大，認識不斷深入。很多舊有成見也開始得到反思和清理，新文化運動期間“選學妖孽、桐城謬種”之說，便是其一。本期“桐城派研究專題”即刊出兩篇文章對此說進行反思和清理歸正。一篇是楊懷志《桐城派研究之回顧》，寫于近30年前，是一篇未刊舊文。這是一篇與舒蕪論爭的文章，作者從義法概念、與時文及程朱理學之關系的辨析中確定桐城派的基本觀念和成就，指出舒蕪文章中的缺失與錯誤，特別是高度肯定了晚清桐城諸家的風骨與氣節(jié)。既然是舊文，就必然帶有那個時代的痕跡，文章的思想理路、分析方式和表述語氣都不免有“革命化”的特點。為了更好地呈現(xiàn)這種“特殊性”，作者對舊文不加修改，本刊照發(fā)，以使學界能夠回憶起舊時期的“味道”，這也是一種學術史的呈現(xiàn)方式。同時刊出歐明俊《“桐城謬種”說之學理反思》一文，倡導學理化反思。通過梳理“桐城謬種”一語的產生、衍變，以及當事人的態(tài)度與事后的理性反思，將其源流變化一一理清，有助于我們以理性的態(tài)度消除學術研討中的戾氣和片面——“直線思維，簡單進化論”的新派作風與“意氣之爭”“勢不兩立”中的新舊混雜。論文將這場爭論歸結于老少和新舊之爭，將以前被簡化的歷史復歸于紛繁與雜亂的原生態(tài)，可使我們看清被涂抹的歷史真相。近代以來的各種論爭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當事人很難保持客觀和理性，加之進化論與革命論的嚴格陣營劃分和站隊分群，使得這些討論被標簽化了，一層層的歷史塵埃堆積起來，掩蓋了歷史，且又被涂上血統(tǒng)論和政治正確的色彩，尤難看清。這兩篇論文不僅是古今對話，也是“新老”對話，還是由于舒蕪的《“桐城謬種”之回顧》一文而起，構成了有趣的三個年齡階段，也可以說是三個時代的三重對話，有助于對“桐城謬種”問題進行深入認識。我們希望這種對話能夠引起學術界的關注，以使問題得到深入討論。

“散文研究文獻考論”一欄是當今古代散文研究領域正在進行的對散文文獻的研究和整理工作蓬勃開展的背景設計，希望能夠將研究成果迅速推出。龔宗杰的《文統(tǒng)、程式與技法：從明代文話看蘇文典范的多維建構》以文話這種素來不被重視的邊際文獻為切入點，將文統(tǒng)、程式、技法這三個不同層級的問題聯(lián)系在一起，提出不少獨到見解。如在晚明蘇文選本研究中，長期以來，人們一直以小品流行取代了科舉體制下的大文流行，這種非此即彼的二分思維其實是過于簡單了。作者指出晚明蘇文小品流行其實兼具“舉業(yè)法程”的示范性，為應試考生提供了技法（章法、句法、字法）訓練。這使我想到，晚明散文研究中的一些問題理應有新的理解，如晚明小品的獨特風貌是否與舉業(yè)訓練中的思維和表達方式有關？即小品背后表達的思維仍然帶有模式化的問題，王思任小題文與小品文的關系就是一個顯證。慈波《身份、媒介及場域：出版時代與張相〈古今文綜〉的文章評選》一文將視線推至近代，從專書入，由史論出，是一篇非常獨特的論文。論文細致梳理了張相兼具古今、融通中西的學術主張和《古今文綜》的成書背景及“五大特色”，評述其得失和特點，行文流暢，擺脫了文獻梳理中的生澀之弊。并從張相的教員到編審的身份轉變出發(fā)，結合近代出版文化，將討論延伸到新舊古今的大視野下，為我們揭示了處于中西、古今、新舊場域中多重因素下的變化。近年來，近代史、近代學術與思想的研究不斷深入，擺脫了舊的闡釋模式，本文正可視為散文文獻研究的新嘗試，以一個選本個案的研究推動我們脫離新舊之間截然分隔的陳舊觀念和方法。近年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立項連續(xù)批準了四個散文文獻整理與研究的重大項目，馬茂軍《〈余師錄〉作者王正德考論》是“歷代古文選本整理及研究”的成果之一。王正德生平無考，作者利用瑣碎的文獻線索為我們認識其人提供了相應依據(jù)。由于旁證材料以一種自然原初的狀態(tài)存在，為了更好地理解原文，作者大量引述文獻，基本能夠把一個“小人物”的“存在”形態(tài)追述出來。陳春?！督浖畷鴮懏愑騻鞑ブ械年U釋——〈韓國經學資料集成〉之〈書經〉征引〈楚辭〉匯評》一文，以輯錄的方式呈現(xiàn)《韓國經學資料集成》中《書經》征引《楚辭》文獻的情況，采用分類輯錄的方式，錄而不論，為我們研究域外經學傳播提供了較少為人關注的資料。

本期“散文研究評述”推出三篇文章。吳沂澐《2018年先秦散文研究述論》從對先秦文學研究特質和研究趨向及變化的認知出發(fā)，從文體建構、文本生成、制度思想與敘事結構方面對本年度先秦散文研究進行了深入評述。點不求多而求深，介紹而兼有論述，但點點連接正構成先秦文學研究之重要成果和研究上的突破，是一篇非常好的學術評述。諸雨辰《2018年清代散文研究綜述》從文獻整理、桐城派研究、駢散關系、散文理論、文本分析五個方面對本年度清代散文研究做了全面而系統(tǒng)的梳理，文章雖自稱“綜述”，實為評述，在提煉出各家論點之后，對各家主張及其價值、意義做了精要而切當?shù)脑u價，使學者能夠迅速了解清代散文研究的進展，并對研究中的學術與方法、學科交融與借鑒、問題視野與研究走向有切實把握。李杰玲《日本學術界桐城派研究評述》一文從日本中國文學史著作、桐城派理論與創(chuàng)作研究、桐城派漢文創(chuàng)作三個方面對近代以至當今的桐城派研究進行了簡要介紹，對我們了解日本學界的桐城派研究很有幫助。日本學界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一直受到中國學人的重視，不僅在于它提供了另一種視角下的新認識，還在于它在擺脫了歷史與現(xiàn)實認知的負擔后，更為客觀和深入，如文中介紹西村碩園，談到他在《修辭學之將來》中指出的古文也適用于近代中國文學，這與長期以來我們對桐城派復古守舊的評價正相反，而我們直至近年來才開始客觀地看待桐城派在中國近代學術思想與文學變革中的作用。

譚家健先生是散文研究領域的大家，雖年逾八秩，仍筆耕不輟，學德壽齊高，一直受到學術界的推崇和尊重。本期推出莫山洪《廣而深，新而通，貫通古今，兼具中外——評譚家健〈中華古今駢文通史〉》的書評，對譚先生《中華古今駢文通史》一書進行了簡要的評介。關于文學史撰寫方式的討論已經很多了，但一部文學史更重要的還在于內容和識見，譚先生極大地拓展了駢文研究的領域，廣泛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真正將古今、中外貫通起來。讀譚先生文章總會心生敬意，這種敬意源于先生在研究中總是力求新變，從不固守，守正兼求出新，這種學術精神才是長保學術青春的秘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