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親近與疏離間——關(guān)于蘇雪林與廬隱、馮沅君關(guān)系的一個考察
陳思廣 李靈
蘇雪林（1897—1999）與廬隱（1898—1934）、馮沅君（1900—1974）三人是五四時期就讀北京女子高等師范三奇女，因才力超群而名震京都。三人既為同班同學，又同時起步于文壇，情緣相會，堪稱傳奇。蘇雪林在《戲贈本級諸同學》長歌一首中，形容黃英即廬隱“亞洲俠少氣更雄，巨刃直欲摩蒼穹。夜雨春雷茁新筍，霜天秋準摶長風”，狀寫馮沅君是“馮衍才氣眾所攝，顯志賦成修名立”，夸贊之情溢于言表。不過，蘇雪林也在其文里批評廬隱、馮沅君作品的瑕疵，這使她們之間的關(guān)系變得微妙起來。那么，蘇雪林與廬隱、馮沅君的關(guān)系到底如何？其中的原因是什么？這就是本文予以考察并回答的問題。
一
蘇雪林與廬隱的相識可追溯到1917—1918年間。這年兩人同在安慶實驗小學任教，經(jīng)舒畹蓀女士（時任安慶實驗小學校長）介紹后相識。當時廬隱是體操教員，蘇雪林在此校兼課。蘇雪林在《關(guān)于廬隱的回憶》一文中寫道：“后來蜚聲文壇的廬隱第一次給我的印象，似乎不怎樣動人，身材短小，臉孔瘦而且黃，而且身在客中，常有抑郁無歡之色，與我們（指自己與舒畹蓀）談話時態(tài)度也很拘束。”
當時，因為兩人鐘點不同，同事半年中也只相見過兩三次，談不上深交。直至1919年秋季，蘇雪林經(jīng)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師范附小校長徐皋甫以學校的名義推薦入北京女子高等師范，與廬隱一同北上共為女高師旁聽生后，兩人交往才多了起來。學期考試后，兩人國文成績拔尖，時任北京女高師國文系主任陳鐘凡先生將此事言之校長，使兩人轉(zhuǎn)為正班生。
蘇雪林與馮沅君也為女高師同班同學，但入學比馮沅君晚兩年。同學中馮沅君與蘇雪林最為用功，兩人不事穿著，“之乎者也”常掛在嘴邊，泡圖書館時間也最長。蘇雪林致力于韓柳體與桐城派古文研究，自稱“桐城遺孽”；而蘇雪林因馮沅君勤于《文選》笑其為“選學謬種”。兩人在女高師刻苦學習古文學，為日后從事古典文學研究打下了堅實基礎(chǔ)。
1919年正值五四新思想吹拂華夏之際，三奇女如沐春風般地感受著這股思潮的浸潤。蘇雪林在《我的學生時代》中坦言，當時所有學生心靈已整個卷入那奔騰澎湃的新文化怒潮；廬隱在《廬隱自傳》里也表述同學們對新學說都畏如洪水猛獸，她卻最感興趣；而馮沅君更是身體力行——1919年五四運動第二天，陳鐘凡先生神情凝重地和女高師同學們宣布“巴黎和會”上曹汝霖、章宗祥等賣國求榮之事，馮沅君第一個站起來要求停課支援五四運動當天被捕的學生。1919年5月25日，女高師成立演講團，團員共五人，馮沅君是其一。6月4日，馮沅君走在要求釋放幽禁學生的游行隊伍最前面，高呼愛國口號。不僅如此，三人更是以高昂的創(chuàng)作熱情響應(yīng)五四進步思想。當時北京女子高等師范有《文藝會刊》、《益世報·女子周刊》等刊物供學生們施展才華。馮沅君作《今后吾國女子之道德》一文后即發(fā)表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文藝會刊》上，控訴女子仰仗男子養(yǎng)活是舊道德束縛的惡果，呼吁女子應(yīng)建立起婦女道德規(guī)范，自食其力，不為金錢所惑，不受勢力迫害，既能做賢妻良母，也能成為堂堂正正的社會人。蘇雪林借《益世報·女子周刊》做編輯之便，先后于1920年10月30日及1921年1月—3月間在《益世報·女子周刊》發(fā)表詩歌《京漢火車中所見》，雜文《節(jié)孝坊》、《一封海巖邊的信》等，反映底層民眾的屈辱生活，揭露女性處于舊禮教水生火熱之中的黑暗現(xiàn)實。廬隱則在1921年第12卷第11號《小說月報》上發(fā)表小說《靈魂可以賣嗎？》，提出資本家剝奪女工靈魂自由的問題。可以說，五四的精神已深深蕩滌著她們的靈魂。
1921年9月，蘇雪林赴法留學，1922年7月，廬隱與馮沅君也從女高師畢業(yè)，但京師三奇女的佳話仍在。
二
蘇雪林與廬隱、馮沅君同為五四文化浸潤中綻放的輝煌曙色，蘇雪林與廬隱同事半年、同學兩年；與馮沅君同學兩年，1930年，蘇雪林又與馮沅君共同執(zhí)教安徽大學半年，因?qū)W潮起及長江流域水災(zāi)波及安徽等原因，陸侃如與馮沅君夫婦離開安大，蘇雪林也在1931年下半年去武漢大學。蘇、馮都曾留學法國，蘇雪林1921年9月、1950年夏兩度赴法，馮沅君1932年6月考取法國巴黎大學文學院博士生，留法三年。兩人都對古典文學興趣濃厚，熱衷學術(shù)，亦執(zhí)教杏壇。這一切為她們?nèi)说挠H和帶來了機緣。
我們先看蘇雪林與廬隱。蘇雪林早年是非常喜愛廬隱的，這在北京女高師時期表現(xiàn)得最為真切。當時蘇雪林眼中的廬隱與安慶實驗小學初次見面截然不同，廬隱儼然已變成天真爛漫、直率、熱衷社會運動、豪放灑脫、敏捷、胸無城府、光明磊落、具有演說天賦和寫得顏體大字的才女，博得蘇雪林極大好感。她說：“廬隱到了北京以后好像換了一個人，走路時跳跳蹦蹦永遠帶著孩子的高興。談笑時氣高聲朗，隔了幾間屋子，還可以聽見?！?sup>而且“說也奇怪，我平生最瞧不起鋒芒外露或浮而不實的人，對于廬隱不僅不討厭，竟反十分歡喜”。這樣由衷的愛慕既是蘇雪林愛才的表現(xiàn)，也是蘇雪林補償心理的反映。蘇雪林自言口才澀訥便愛廬隱詞鋒的銳利；自認舉動沾滯，便喜廬隱的縱橫利落，一往無前。蘇、廬女高師分別后，蘇雪林于1932年暑假主動拜訪時已與李唯建結(jié)婚住在上海英租界愚園路的廬隱，與廬隱談別后一切以及文壇諸問題。廬隱也頗為贊賞老同學的才華。因此，蘇雪林假滿赴鄂，廬隱便去信要蘇雪林為中華書局中學教科書撰一篇《云》的教材，但蘇雪林因懶于做文章未回復(fù)，想待1934年暑假返滬時，再作拜訪，豈知廬隱已經(jīng)香消玉殞。聞此噩耗，蘇雪林即發(fā)表《關(guān)于廬隱的回憶》，深切地表達了自己的悲惜之情。直到廬隱去世44年后，蘇雪林對這位友人依然甚為關(guān)心，她在1978年1月26日的日記里寫道：“今日看吳女士寄來廬隱東京小品，文筆比之《海濱故人》洗練多多，又有一小文，知其夫婦間生活，廬隱對李唯建并不客氣?！?sup>對于廬隱之死，蘇雪林甚為惋惜，耳聞廬隱與李唯建婚后的一些不幸，日記中便同步記載，只是覺得“像廬隱在文壇上已算有了相當?shù)匚?，生活也可以自己維持，實在沒有再行結(jié)婚的必要”。蘇雪林認為廬隱小說氣極流暢，筆致爽利，“做小說也像窗課一般從不起草，一枝自來水筆在紙上颼颼寫去，兩小時內(nèi)可以寫二三千字”。后廬隱因《海濱故人》而成名，蘇雪林在其文學史著作《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第三十三章中詳盡分析小說主人公露沙的性格、成長環(huán)境并與廬隱本人的生活經(jīng)歷相比照，進而剖析露沙與梓青的戀愛經(jīng)過，由此評述小說的內(nèi)容結(jié)構(gòu)非常具體，指出這是廬隱生活及其性格的真實寫照，可謂知人論世之評。蘇雪林極為注重她這部文學史作家作品的代表性，將廬隱列為專章論述，可見她對廬隱的喜愛與重視。
再看蘇雪林與馮沅君。無獨有偶，蘇雪林與馮沅君同學兩年、同事半年，女高師時期的經(jīng)歷讓幾十年后蘇雪林回憶起馮沅君來仍然充滿敬佩，夸贊她的國文修養(yǎng)之深居全班第一。同學生涯結(jié)束后，蘇雪林、馮沅君仍然保持著同學情誼，時有通信往來。1928年，蘇雪林與陸侃如、馮沅君拜訪時任上海中國公學校長胡適，共同聆聽胡適關(guān)于文藝創(chuàng)作的看法。1930年蘇雪林接到安徽大學的聘書，得知馮沅君、陸侃如夫婦也同聘于安大后，欣然同行。分別后，蘇雪林還與馮沅君有書信往來，1948年10月蘇雪林還將她與袁昌英一起去聽胡適演講的相關(guān)情況寫信告知馮沅君。她對馮沅君的作品直到晚年還一再展讀。她在1992年4月28日的日記里這樣記載：“身體非常衰弱，自知今年挨不過，看海風寄來我等四人列傳及作品，看馮沅君《旅行》、《隔絕》。”可以說，蘇雪林與馮沅君也保持著較為親密的聯(lián)系。
按理說，這段機緣為她們?nèi)顺蔀槊苡巡槲膲粝乱欢渭言捥峁┝似鯔C，但實際情形卻是蘇雪林與廬隱、馮沅君的關(guān)系凸顯出疏離的情形。這多少有些出乎意料。這是為什么呢？
三
如前所述，蘇雪林與廬隱雖在安慶實驗小學同事半年，但因教課時間不一，兩人課業(yè)較重，見面次數(shù)不多，談不上熟悉。但兩人1919年同入北京女高師成為同班同學后，兩年中關(guān)系也未有親昵進展。有三件事可以說明。一是游園看稿。廬隱小說《一個著作家》寫好后，她后來的丈夫郭夢良邀集一班愛好文藝的朋友在中央公園金雨軒開討論的茶會，蘇雪林也在被邀之列。蘇雪林看過廬隱的稿子后默默不作一語。郭君征求蘇雪林意見，蘇雪林隨口便說：“游夏不能贊一辭！”座中王品青忍不住一笑，廬隱卻怫然變色。蘇雪林坦率，卻不懂圓滑，這句或開玩笑之語，未考慮到當事人的感受，讓廬隱自尊心受損。廬隱因幼年備受家人冷落，常年沒有親情溫暖，性格外表豪爽、勇敢，實則敏感、脆弱，蘇雪林此語廬隱自然難以承受，本來可以拉近兩人關(guān)系的茶會卻成了疏遠的罅隙。對此，蘇雪林事后非常懊悔，覺得“不應(yīng)當拿這句輕薄話，傷了她的自尊心”。二是《京報》筆戰(zhàn)。1921年春，蘇雪林和易家鉞、羅敦偉諸君打了一場筆墨官司，這讓她與廬隱的關(guān)系更陷入僵局。事情起因于蘇雪林1921年4月—5月間分四次發(fā)表在《益世報》的《對于謝君楚楨〈白話新詩研究集〉的批評》，引發(fā)謝楚楨北大同學易家鉞、羅敦偉等的反擊，“蘇梅”名遍及全國報紙雜志。雙方以《京報》為陣地，互相爭論。易家鉞、羅敦偉等以“右”化名，發(fā)表《嗚呼蘇梅》，一則表示休戰(zhàn)，二則發(fā)出許多“歧視婦女”論調(diào)，這就引發(fā)了胡適之、李大釗對謝一派的反駁。由于胡適之和李大釗的公開支持，易家鉞、羅敦偉因此聲名狼藉，倉皇離開北大南下。易家鋮、羅敦偉與郭夢良相厚，廬隱自然站在郭夢良一邊，并指責蘇雪林不該無事生非，兩人因之產(chǎn)生隔膜，雖同班亦很少言談。三是親臨拜訪。1932年暑假，蘇雪林聞知廬隱因郭夢良之死而十分感傷，而她正好在上海，遂登門拜訪以安慰廬隱，但未達到預(yù)期目的。對于這次拜訪，蘇雪林后來說：“我們談了十年來別后一切，談到現(xiàn)代文壇的種種問題；又談到政治上見解，廬隱對于某種正為青年所歡迎，認為中國唯一出路的政治主張似乎不大贊成。我問她自己有什么主張，她卻不肯說了?！?sup>當時廬隱的主張，蘇雪林已經(jīng)窺測一二。故蘇雪林在1959年5月16日《中華日報》副刊第21卷第十期發(fā)表的《〈海濱故人〉的作者廬隱女士》一文中，記敘了廬隱當時的主張大約是不熱衷談中國新文壇正陷溺于的一股奔騰澎湃的共產(chǎn)主義文藝怒潮，而描寫愛國主義，這種主張廬隱便寫在她的《火焰》里。廬隱因自己過去也曾主張社會主義及國際主義，現(xiàn)忽來了一個大轉(zhuǎn)變，寫起愛國文藝來，怕蘇雪林笑話，所以遮掩，哪知蘇雪林與其想法相同。兩人本為“同調(diào)”，卻因各自心存芥蒂而隱約其辭，終不同音。
不過，對于廬隱其人，蘇雪林也表現(xiàn)出矛盾性。她既欣賞“廬隱對戀愛的態(tài)度，頗類昔人批評蘇東坡詩，如丈夫見客，大踏步便出，從不扭捏作態(tài)，其豪爽至為可愛”，又認為廬隱一嫁有婦之夫郭夢良，二嫁小自己九歲的李唯建行為出奇；既認為廬隱“生在二十世紀寫實的時代卻憧憬于中世紀浪漫時代幻夢的美麗，很少不痛苦的，更很少不失敗”，但當有人批評廬隱生活太過浪漫時，又以“不應(yīng)該拿平凡的尺，衡量一個不平凡的文學家”來反駁。在親近與疏離間糾結(jié)往復(fù)，矛盾叢生。
蘇雪林與馮沅君之間雖未像與廬隱發(fā)生過沖突，但也未成密友。馮沅君為徹底的反封建踐行者，這不僅表現(xiàn)在思想、文章中，更是表現(xiàn)在行動上。她不僅是游行隊伍的領(lǐng)導(dǎo)者，更親自扮演《孔雀東南飛》中焦母式封建人物，歷數(shù)家長制的罪惡。蘇雪林雖也受五四思潮影響，卻始終有所保留，并未在狂風浪潮里有積極反抗的行動。因此，蘇雪林第一篇小說《姑惡行》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文藝會刊》1920年第2期刊載后，馮沅君看了很不以為然，她認為蘇雪林雖以林譯體的筆調(diào)將婆婆虐待童養(yǎng)媳的悲劇寫得悲風滿紙，但小說只描寫出童養(yǎng)媳的辛酸卻未在作品中顯露出反封建的決心，自然與己并非同路人。同是描寫青年的反叛與執(zhí)著、矛盾與苦悶，蘇雪林始終踐行中規(guī)中矩的標準，主張節(jié)制下的發(fā)揮與中和含蓄之美。這與馮沅君的愛情觀念完全不一。典型的實事莫過于蘇雪林對于自己婚姻、愛情的態(tài)度。蘇雪林與張寶齡雖名為夫妻，實則常年分居，性格不合，但因為蘇雪林有著婚姻潔癖，極為重視自己的名節(jié)，寧可終生無愛，也始終與張寶齡保留夫妻名分。因而蘇雪林對于廬隱毫不畏懼地追逐所愛，無論對方是否已婚或年齡差距甚大的做法并不十分理解與贊同。對于馮沅君改戀他人，似有不滿之意。蘇雪林于1977年10月6日的日記里這樣記載：“又看《女媧氏遺孽》、馮沅君《旅行》、《慈母》二篇。沅君文筆當然遠勝廬隱，不過與王品青戀愛如此深摯，一見陸侃如便幡然變心，致品青發(fā)狂而死，此事大出尋常情理之外?！?sup>王品清之死，有說是因其肺病所致，有說是與戀愛相關(guān)，真相如何，后人無從得知。人本來有追求幸福之權(quán)利，馮沅君與陸侃如夫婦早已成為一段佳話，蘇雪林從同情弱者的角度譴責馮沅君戀愛的主張或可再思，但認定馮沅君便是致王品青發(fā)狂而死的真兇，則過于主觀與武斷了。而這無疑影響了她們之間的交往。
四
那么，蘇雪林與廬隱、馮沅君三奇女間沒有成為文壇一段美談反而走向疏離，除卻她們各自之間的性格因素外，就蘇雪林而言，還有沒有文學觀念上的分歧呢？答案是肯定的。蘇雪林的愛才、補償心理促使她愛慕廬隱、馮沅君的才華，但補償心理一旦被主觀保守思想所控制，講究情感節(jié)制的性格立刻占據(jù)上風，映之于文，則反映出三人不同的文學觀念來。
廬隱一生轟轟烈烈，正如她在《象牙戒指》主人公曹子卿照片后的附語中寫到的那樣：“我的生命如火花的光明，如彗星之迅速”。馮沅君則倔強、鋒芒畢露。各異的性格特征影響了各自的文風。蘇雪林以自己保守的眼光品評倆人的作品，難免會產(chǎn)生誤讀。廬隱書寫愛與恨的極端性，與蘇雪林的情感節(jié)制大相徑庭，自然不合其意；馮沅君《卷施》、《劫灰》中主人公愛情的轉(zhuǎn)向與蘇雪林愛情的絕對忠貞也迥然不同，自然也未得到蘇雪林之理解。加之蘇雪林喜歡唯美的文章，審視他人作品時自然帶上此種嗜好，難免出現(xiàn)誤會。蘇雪林鐘愛的文章是用唯美的辭藻、清新流利的行文、高超的意境、豐富的想象去美化人生，以提高人們的思想和感情。她在《我所愛讀的書》中曾說：“我所愛讀的文字都是偏于想象恢宏，詞采瑰麗的那一類，若帶有荒唐悠邈的神話成分，則更于我口味相合?！?sup>因而蘇雪林1948年11月7日的日記貶斥廬隱的《曼麗》“文字頗幼稚，有似聰明女學生筆路，不及玫瑰的刺遠甚”。廬隱《曼麗》，不事雕琢，只寫心中之所想寫，文字較為淺顯、通俗，與蘇雪林偏愛瑰麗的詞采大異其趣，因而評價不高，而蘇雪林只偏愛廬隱《玫瑰的刺》在于成文較為清新流麗，合其口味。蘇雪林更是在《關(guān)于我寫作和研究的經(jīng)驗》中自負地認為自作《鳩那羅的眼睛》因是采取美文的體裁，即使與自己一貫主張作品需道德不符，也頗為得意。而散文集《綠天》更將這種唯美是愛的性格展示得淋漓盡致，如《鴿兒的通信》一篇用清美的文字，滿蘊的童心，甜蜜的相思構(gòu)筑夫婦“碧衿”、“靈崖”幸福的婚姻殿堂。蘇雪林與張寶齡婚姻的不幸已昭昭在目，但她為著美的追求不惜以謊言遮蓋現(xiàn)實的悲哀，寫夫妻間的柔情纏綿，互相惦念。實則是張寶齡“有事赴北京月余，竟半個字也不寫給我”。這樣唯美是愛的性格，使得蘇雪林對廬隱、馮沅君作品持保留態(tài)度，更影響了她們相互間的交往，疏離更遠。
不過，蘇雪林既愛廬隱情感熱烈的文字，直言不諱地夸贊廬隱敢于將自己的苦悶暴露出來，又能不顧世俗的眼光毅然找尋苦悶的出路，將其歸結(jié)為廬隱的天真與過人處，又不喜廬隱作品中痛感極強的話語，認為“充滿了悲哀、苦悶、憤世、嫉邪，視世間事無一當意，世間人無一愜心”；既夸贊廬隱小說筆致流利，又認為廬文“結(jié)構(gòu)不甚曲折，意境也不甚深沉”。同樣，蘇雪林雖極為贊賞馮沅君的才華，稱她為“最暴露女性戀愛心理第一手”，卻也認為馮沅君《卷施》、《劫灰》既是自傳式的文字，便是作者自身的寫照，批評馮沅君愛情變化無常，“何以作者對愛情有這樣善于變化的態(tài)度，實在叫人不解”；既夸贊馮沅君從古文中出來，“而趣味卻極其清雋”，但也指責馮沅君《春痕》中有“掉書袋的味道”；既承認《春痕》“細讀內(nèi)容，其中故事沒有小說的結(jié)構(gòu)，倒有事實之自然的進展”，又惱怒這部作品“全部的故事，則吞吞吐吐，隱約其辭，令人摸不著頭腦”，并以“殊使人不滿”作結(jié)。這種稱許與貶責的兩是看法，自然影響了蘇雪林對馮沅君的本能親近，傳至馮沅君之耳，也就影響了兩人的友誼。
當然，蘇雪林不乏批評家的氣質(zhì)，且批評文章時有一針見血之筆，但她又難以擺脫唯結(jié)構(gòu)絕對嚴謹，內(nèi)容直白明了的審美維度。此種審美觀當然有其道理，但如將其作為文章批評的主要標準，不免有苛刻之嫌。她評價廬隱《海濱故人》說：“這篇長達二萬言的小說，結(jié)構(gòu)非常散漫，不能稱為佳作”，對廬隱《象牙戒指》也不滿意，多年后仍堅持這一觀點：“看廬隱《象牙戒指》，行文固清麗，惜剪裁太壞，所謂‘白地光明錦，裁為負版袴’于廬隱可謂的評?！?sup>廬隱小說結(jié)構(gòu)欠嚴謹或是美中不足之處，然《海濱故人》、《象牙戒指》之所以獲得較大反響，一則是廬隱文筆流利自然，不在形式上刻意雕琢，她以真情動人，愿意剖析自己的內(nèi)心來表達青年愛的全部苦悶和悲哀，蘇雪林撇開長處，談短處，用“白地光明錦，裁為負版袴”全面概括廬隱，難說公允；二則兩文寫在五四風潮這個特定時期，意在表現(xiàn)受新思潮啟蒙的女性們面對婚姻、愛情、事業(yè)的躊躇不決，迷茫難定，有其獨特的時代色彩與藝術(shù)魅力，蘇雪林斥之為頭緒太多，令人?；?，未免太苛責。
蘇雪林也批評馮沅君《春痕》的內(nèi)容讓人摸不著頭腦。她說：“也許作者有不得已的苦衷所以如此，但私人尺牘既用散文名義，公之于世，又不愿讀者明了內(nèi)容，叫人猜悶葫蘆，殊使人不滿。”馮沅君《春痕》中以干凈的筆調(diào)，流暢的抒情成文，作者沒有給自己的思想內(nèi)容貼上明確標簽，作品中描寫瑗與璧弟的戀情似乎更愿意給讀者留下一種想象空間。或者正如蘇雪林所言，作者有不得已的苦衷，不便明說。蘇雪林之不贊同，有其理由，但也體現(xiàn)出她評價他人作品時不免苛刻的維度。蘇雪林行文評文注重文章之結(jié)構(gòu)，廬隱卻只書寫心中之所想，未在形式上刻意修剪；蘇雪林追求內(nèi)容的清晰明了，馮沅君卻自帶一種留人余味的遐思。各自不同的審美維度與性格分歧，使蘇雪林與廬隱、馮沅君終各行其道，未成密友。
這真令人稱奇又令人遺憾。
（作者工作單位 四川大學文新學院）
- 蘇雪林：《關(guān)于廬隱的回憶》，《文學》1934年第2期。
- 趙海菱：《馮沅君在北京女高師的日子》，《新文學史料》2011年第2期。
- 趙海菱：《馮沅君在北京女高師的日子》，《新文學史料》2011年第2期。
- 王翠艷：《女高師校園文學活動與現(xiàn)代女性文學的發(fā)生》，《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05年第5期。
- 蘇雪林：《關(guān)于廬隱的回憶》，《文學》1934年第2期。
- 蘇雪林：《關(guān)于廬隱的回憶》，《文學》1934年第2期。
- 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九冊），成功大學教務(wù)處出版組1999年版，第12頁。
- 蘇雪林：《關(guān)于廬隱的回憶》，《文學》1934年第2期。
- 蘇雪林：《關(guān)于廬隱的回憶》，《文學》1934年第2期。
- 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一冊），成功大學教務(wù)處出版組1999年版，第5、25、26頁。
- 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十五冊），成功大學教務(wù)處出版組1999年版，第54頁。
- 蘇雪林：《關(guān)于廬隱的回憶》，《文學》1934年第2期。
- 蘇雪林：《關(guān)于廬隱的回憶》，《文學》1934年第2期。
- 蘇雪林：《關(guān)于廬隱的回憶》，《文學》1934年第2期。
- 蘇雪林：《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純文學出版社1986版，第251、355、357、358、250、249、249、250、250、356、250頁。
- 蘇雪林：《關(guān)于廬隱的回憶》，《文學》1934年第2期。
- 蘇雪林：《關(guān)于廬隱的回憶》，《文學》1934年第2期。
- 蘇雪林：《蘇雪林文集》（第二卷），安徽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115頁。
- 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八冊），成功大學教務(wù)處出版組1999版，第364頁。
- 丹尼、郁葦選編：《廬隱作品精編》，2004版第417頁。
- 蘇雪林：《蘇雪林自選集》，黎明文化事業(yè)股份有限公司1975年版，第83頁。
- 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一冊），成功大學教務(wù)處出版組1999年版，第5、25、26頁。
- 蘇雪林：《蘇雪林自傳》，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66頁。
- 蘇雪林：《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純文學出版社1986版，第251、355、357、358、250、249、249、250、250、356、250頁。
- 蘇雪林：《關(guān)于廬隱的回憶》，《文學》1934年第2期。
- 蘇雪林：《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純文學出版社1986版，第251、355、357、358、250、249、249、250、250、356、250頁。
- 蘇雪林：《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純文學出版社1986版，第251、355、357、358、250、249、249、250、250、356、250頁。
- 蘇雪林：《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純文學出版社1986版，第251、355、357、358、250、249、249、250、250、356、250頁。
- 蘇雪林：《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純文學出版社1986版，第251、355、357、358、250、249、249、250、250、356、250頁。
- 蘇雪林：《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純文學出版社1986版，第251、355、357、358、250、249、249、250、250、356、250頁。
- 蘇雪林：《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純文學出版社1986版，第251、355、357、358、250、249、249、250、250、356、250頁。
- 蘇雪林：《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純文學出版社1986版，第251、355、357、358、250、249、249、250、250、356、250頁。
- 蘇雪林：《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純文學出版社1986版，第251、355、357、358、250、249、249、250、250、356、250頁。
- 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一冊），成功大學教務(wù)處出版組1999年版，第5、25、26頁。
- 蘇雪林：《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純文學出版社1986版，第251、355、357、358、250、249、249、250、250、356、2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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