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堯典》研究
今文《尚書》之《堯典》一篇，當(dāng)為春秋時史傳文，由孔子改編三代遺文傳說而成篇，實具有“傳記”“史傳”之雛形?！妒酚洝ぬ饭孕颉贰犊鬃蛹Z·六藝下》皆載孔子曾說：“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贝颂饭隹鬃幼鳌洞呵铩分猓嗫砂l(fā)明其編《堯典》之意，亦即《春秋繁露·俞序》所云“起賢才以待后圣。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也。
“史傳”生成的條件有兩個，一是必須要有以史為鑒的現(xiàn)實需要；二是必須有史官制度的保證。這兩個條件在商周時代就已經(jīng)具備了，但只可惜當(dāng)時的史傳多為口頭傳播，其文本主要依賴于祭祖儀式而存在。隨著禮儀的消亡，文本也大多湮沒無聞了。除了剩下些名目之外，有的口傳文本轉(zhuǎn)化為書面形式的“譜”“系”“世”，或者是僅述其大要梗概的“史詩”。史傳文體的生成，還要等到政治理性與神權(quán)思想分庭抗禮的春秋時代的到來。這時，因為歷史的興亡使人們逐漸認識到，神權(quán)并非人間政治的決定因素，所以為政者大多傾向于從歷史興亡故事中尋求有補于現(xiàn)實的施政良策，史官文化全面代替巫官文化成為時代文化的主流。為備咨詢，史官和有識者整理前代的歷史、傳說，成為可能。
一、《堯典》的敘事性質(zhì)
《堯典》本為敘事之文，但過去學(xué)者們囿于《尚書》記言的成說，亦視之為記言之文?！稘h書·藝文志》曰“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尚書》專主記言之說遂成定論，實則此說不可信據(jù)。劉知幾《史通·六家》已云：“蓋《書》之所主，本于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fā)話言于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xùn)、誥、誓、命之文。至如堯、舜二典直序人事……茲亦為例不純者也?！?sup>
已指出《尚書》并非單為記言之文，亦有記事寫人之篇。章學(xué)誠《文史通義·書教上》則言：“后儒不察，以《尚書》分屬記言，《春秋》分屬記事，則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舍傳而空存其事目，則左氏之記言，不啻千萬矣；《尚書》典謨之篇，記事而言亦具焉；訓(xùn)誥之篇，記言而事亦見焉。古人事見于言，言以為事，未嘗分事言為二物也?！?sup>這是非常有創(chuàng)見的論斷，惜未引起學(xué)者的注意。
誠然，《尚書》中的確也有大量記言為主的部分，如《商書》是殷王朝史官所記的誓、命、訓(xùn)、誥，體現(xiàn)了殷代的神權(quán)政治觀念和迷信思想。其中《湯誓》按時代說應(yīng)為最早的作品，但其語言流暢，可能經(jīng)過后人的潤色?！侗P庚》三篇古奧難讀，較接近原貌?！吨軙钒ㄖ艹醯酱呵锴捌诘奈墨I。顯示周初統(tǒng)治者的尊天、敬德、重農(nóng)、保民的思想。其中《牧誓》是武王伐紂的誓師之詞?！抖嗍俊肥侵芄酝趺?xùn)告殷遺民之詞?！稛o逸》是周公告誡成王不要貪圖享受之詞。作于春秋前期的《秦誓》則是秦穆公伐晉失敗后悔過自責(zé)之詞。然而這些篇章也有敘事的成份，不是完全的記言?？梢娪浹院陀浭虏⒎峭耆珱_突，言事相兼，二者不可離析，只是以哪個方面為主導(dǎo)罷了。
《尚書》是夏商周時期原始的歷史文獻的匯編，作為政治歷史文獻，集中匯集了上古時代的統(tǒng)治意識和施政經(jīng)驗。包括《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其編輯流傳過程比較復(fù)雜?！吨芤住氛f：“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薄赌印芬粫啻握饕断臅??！渡袝ざ嗍俊吩疲骸耙笙热擞袃杂械??！笨芍谝笊虝r期已經(jīng)輯成了《尚書》的初本。起初其中各部分可能是以口頭形式單獨流傳的，后來才逐漸被史官整理寫定。今傳本《尚書》的結(jié)集經(jīng)歷了較長的時期，其書雛形可能編于西周后期?！蹲髠鳌贰秶Z》所記春秋時期人物屢屢稱引《尚書》以為說理之據(jù)，已經(jīng)目之為經(jīng)典。春秋末年又經(jīng)修訂，增入了《文侯之命》、《秦誓》等春秋時代之篇章。據(jù)說孔子曾重新整理編訂過《尚書》，作為教育弟子的教材?！秷虻洹芬黄?，即是孔子所編并入之《尚書》的。
《虞書》《夏書》并非出自夏代史官，而是在春秋之世由儒家的孔子根據(jù)古代傳聞編寫而成的。其史料也有一定的事源，文字或非其時，但事或有據(jù)。其中的《堯典》和《皋陶謨》，反映了傳說中的堯、舜、皋陶等著名政治家孜孜不倦、憂勞治國的奮勉精神，包括禪讓、巡視天下、選賢授能及治水等事跡。雖其目的為彰明明君圣賢之事跡，但客觀上屬于史傳之文的撰作，因此可以稱之為堯與舜的傳記。
關(guān)于《堯典》的作時，陳夢家先生說：“《孟子·萬章篇上》引《堯典》及《左傳》文公十八年魯季文子使大夫克對魯公引《虞書》，其文皆在漢本《堯書》內(nèi)，則紀(jì)元前四世紀(jì)時已有《堯典》，齊魯學(xué)者多稱引之。漢本與先秦《孟子》當(dāng)時之本又有不同?！?sup>
二、《堯典》編者為孔子
《尚書》文體多樣，包括典、謨、誓、命、訓(xùn)、誥、歌等，“典”之外，大多為記言體散文，文字艱深，古奧樸素。前文引述劉知幾說，以為《堯典》“直敘人事”，與其他篇殊為不同。實則此篇為春秋時孔子所編而附入《尚書》之篇章，其編輯的目的是為突出堯、舜的德行功績，樹立明君圣賢的典范。然而其文以人物為中心，鉤稽春秋時代流傳的堯、舜有關(guān)史料與傳說，卻客觀上成為為堯、舜立傳之舉。換句話說，孔子所編之《堯典》，實為堯舜之傳記，《堯典》實為今存最早之“史傳”。
今文《尚書·堯典》，古文《尚書》有《舜典》，實為分今文一篇為兩篇，析出“慎徽五典”之后部分為《舜典》。當(dāng)以今文本為是?！渡袝颉肥龃似髟疲骸拔粼诘蹐?，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意謂《堯典》為堯作，實不可信。之后關(guān)于《堯典》著作年代，計有西周說、春秋說、戰(zhàn)國說、秦漢說之不同，以上諸說其實均有合理成分?？枷惹氐浼嘟?jīng)由口頭流傳至寫定成篇之過程，而其寫定后又多經(jīng)歷代編者所潤色加工，《堯典》所載材料在春秋以前即已流傳，到春秋時代由孔子收集整合而形諸文字，成篇后編入《尚書》，而隨著《尚書》的流傳，又經(jīng)戰(zhàn)國儒者及秦代學(xué)者的潤色，在個別地方遂帶上了戰(zhàn)國秦代的痕跡。
說《堯典》為孔子所編撰，可從漢代以來學(xué)者及今之研究者的考證及其觀點與《堯典》內(nèi)部所提示的信息的高度吻合予以闡明。歸納起來，古來學(xué)者及今人研究《堯典》所提供的線索，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漢代學(xué)者多以為孔子編撰《堯典》。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jì)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殷夏所損益，曰：‘后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zhì)。周監(jiān)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省稌鴤鳌?、《禮記》自孔氏?！笨鬃铀a之“書傳”，蓋即《堯典》之類。之后號稱博學(xué)的漢代大儒王充在其《論衡·須頌》中明確說：“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jì)載。鴻德乃彰，萬世乃聞。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粍t孔子鴻筆之人也?！?sup>明言孔子編撰《堯典》。班固《漢書·藝文志》亦曰：“《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于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睗h代學(xué)者所見材料遠超過今人，加之離先秦時代不遠，師說未泯，其說或可信據(jù)。康有為《孔子改制考》云《尚書》中《商書》、《周書》均無頌堯、舜之處，只有《虞書》稱頌堯舜。所以“若《虞書·堯典》之盛，為孔子手作”。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說“《帝典》、《皋陶謨》、《禹貢》三篇是后世儒家偽托的，論理該是孔丘”。以上學(xué)者們的說法，不無道理。
第二，《堯典》大意亦見于《論語》所載孔子言論?！墩撜Z·泰伯》：“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此處稱頌堯，主要說他發(fā)明歷法（“唯天為大，唯堯則之”），這與《堯典》頌堯分命“羲和”四子“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之意同。《論語·堯曰》載：“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shù)在爾躬。允執(zhí)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匆嘁悦??！币彩峭怀鰣?qū)Α疤熘畾v數(shù)”的發(fā)明之功。因為在此之前，“天”概念即是神，而堯能夠觀察日月星辰發(fā)明歷法，并遵循自然規(guī)律指導(dǎo)人們的生產(chǎn)與生活。堯的偉大恰在于此。孔子不輕易褒揚人，惟獨對堯是個例外。《論語》為門弟子所記夫子講學(xué)之時所發(fā)表之名言嘉句，雖非全貌，然當(dāng)是以《尚書·堯典》為教時之語錄。
第三，孔子以堯、舜為明君典范，原因有兩個，一是堯以德治天下，協(xié)和萬邦，行禪讓之制；二是堯能舉賢任官?！墩撜Z·為政》載：“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贝藦娬{(diào)為政以德，以北辰為比，語氣與取喻與《堯典》何其相似！又《泰伯》載：“……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鬃釉唬骸烹y，不其然乎？唐、虞之際，于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毖詧?、舜、文王、武王之功皆在能舉賢授能、任官而治天下。此亦與《堯典》后半舜之舉賢任官同一思路。
第四，戰(zhàn)國時代文獻已經(jīng)多次征引《堯典》，說明春秋時代《堯典》已經(jīng)寫定。尤其是儒家學(xué)者引述《堯典》，也說明此篇與孔子關(guān)系密切。最為典型的是《孟子》，其《萬章上》孟子之言曰：“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于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贝搜远U讓。又《滕文公上》載孟子對陳相曰：“當(dāng)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于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谷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于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國可得而食也?！箴⒔堂窦诜w，樹藝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蛊鯙樗就?，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言治水及舉賢任官等事，與《堯典》后半部分同。既然《孟子》兩次征引《堯典》，并以此為據(jù)闡發(fā)孔門儒說，說明《堯典》不僅在孟子之前即已有之，而且與孔子關(guān)系密切。
第五，《堯典》中雖然也存在著秦統(tǒng)一后的一些觀念和制度的痕跡，但其中反映普遍觀念的一些重要的詞匯大多與春秋時代文獻相符合。我們?nèi)绻屑毐容^《堯典》與《春秋》《左傳》《論語》《國語》等典籍的語匯，可以看出，《堯典》中之“蠻夷猾夏”等語系春秋時代之成語。這也表明《堯典》為春秋時代所編成。
第六，從《堯典》中的主要材料來看，堯命羲和之四子歷象日月星辰以制歷，來源于上古時期有關(guān)羲和的神話傳說與甲骨文中的“四方風(fēng)”的神話傳說；而舜繼位后命鯀禹父子治水的情節(jié)，則來源于上古時期的治水神話；放逐“四兇”的情節(jié)，也來源于上古部族戰(zhàn)爭神話。這些都可以從《山海經(jīng)》《楚辭》《莊子》等書中所載的神話文本中找到其藍本。關(guān)于這個問題，劉起僾先生在《春秋時承周公遺教的孔子儒學(xué)》一文及新近出版的《尚書校釋譯論》一書中對此有非常詳細和精審的分析。據(jù)研究中國神話的學(xué)者們的共識，中國上古神話的被改造，或者說神話的歷史化，恰在春秋時期理性精神萌發(fā)的時期。原來孔子改造這些神話傳說與史實編撰成《堯典》，也是順應(yīng)了春秋時期的大潮流的。
綜上所述，《堯典》為孔子所編撰，當(dāng)無問題?！渡袝费芯繉＜覄⑵饍v說：“本人前在《春秋時承周公遺教的孔子儒學(xué)》（載《古史續(xù)辨》）文中，說到孔子與《堯典》，‘就搜集一些散見的古代資料，用以作為記堯、舜、禹圣道的文獻，充實入《尚書》的篇章中，這主要就是后來由他的七十子后學(xué)大約在戰(zhàn)國之世編成完整的《堯典》、《皋陶謨》、《禹貢》諸篇的資料，在孔子的時候，還只是由于他的好古敏以求之的精神搜集到這些資料，作為古代歷史來印證和宣揚自己承自周公的德教學(xué)說’。把《堯典》的編定歸之七十子后學(xué)，這是受徐旭生先生肯定和稱贊顧先生定此三篇成于春秋戰(zhàn)國之說影響?，F(xiàn)在經(jīng)過研究，認為孔子搜集這些資料后，即已編定成篇，以之教授門徒，七十子后學(xué)只是承其教而已。在流傳中可能發(fā)生些歧異，但《堯典》原篇之編成定稿當(dāng)出孔子手。觀《孟子》已引《堯典》，《荀子·成相》敘堯、舜、禹及諸臣事跡，實全用《堯典》之說，都可幫助印證《堯典》必早已編成于儒家祖師孔子之手，早于孟、荀的《國語》、《左傳》皆引《堯典》之文，更足為證。”劉先生經(jīng)過先后數(shù)十年的研究，最終一改前說，認為《堯典》為孔子所編定，體現(xiàn)了其嚴(yán)謹(jǐn)?shù)闹螌W(xué)態(tài)度和求真的精神。其說可為定論。
三、《堯典》的史傳特征
前文已經(jīng)言及，史傳是以敷衍、鋪敘、轉(zhuǎn)述史事、傳說的方式解說歷史人物和重大歷史事件。史傳的文體特征，就其主題和內(nèi)容來說主要是以講述歷史人物的事跡為主，就其語言形式來說是鋪陳、敘事為主（“辭多則史”），容有夸飾、虛構(gòu)，而就其表現(xiàn)方式而言則是采取口頭的講說，因此史傳又與“說”“誦”“語”等言說方式相關(guān)聯(lián)。以此標(biāo)準(zhǔn)，考之《堯典》之文，其史傳文的特征至為顯明。
第一，《堯典》是以歷史上的堯、舜為中心，通過一系列的情節(jié)設(shè)置，塑造其明君圣賢的形象的，具有人物“傳記”的特性。顧頡剛評價這篇文章說：“這篇文字，寫古代的一班名人聚在虞廷上蹌蹌濟濟，相揖相讓的樣子，真足以表現(xiàn)一個很燦爛的黃金時代。堯、舜時的政治所以給后來人認為理想中的最高標(biāo)準(zhǔn)者，就因為有了這篇大文章，可是篇首明言‘曰若稽古’，足見它并沒有冒稱堯、舜時的記載?！@原是說故事的恒例?！?sup>這個評價表明《堯典》編者的初衷，是要利用當(dāng)時能聽到見到的古史傳說來構(gòu)建一個堯、舜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并且要樹立一個明君圣王的典型。
當(dāng)然，要樹立堯、舜的形象，必須要以其平治天下的事跡為依據(jù)才行，所以《堯典》編者還不能僅限于轉(zhuǎn)述傳說，還須加以刻意的經(jīng)營。以堯制定歷法的一節(jié)來說，即顯其經(jīng)營撰作的痕跡。劉起僾指出此段文字“根據(jù)下列七種不同來源不同時代的古代神話和傳說等紛歧材料組織在一起的。七種不同的材料是：（1）遠古關(guān)于太陽女神的神話和它經(jīng)過轉(zhuǎn)化后的傳說；（2）遠古關(guān)于太陽出入和居住地的神話和它轉(zhuǎn)化為地名后的傳說；（3）古代對太陽的宗教祭祀有關(guān)材料；（4）古代對四方方位神和四方風(fēng)神的宗教祭祀有關(guān)材料；（5）古代對星辰的宗教祭祀及有關(guān)觀象授時時代的材料；（6）往古不同時代的歷法材料（如純陽歷時期與陰陽歷合用時期的不同，稘字和年字歲字時期的不同等等）；（7）往古不同時代的地名材料及它蒙受時代影響而變遷的材料。本篇作者把這些材料，其中主要先把各種神話和宗教活動的各不同原始資料，生吞活剝地凈化為歷史資料，按四方和四季整齊地配置起來，經(jīng)營成一組體制粲然大備的記載古代敬天理民的最早由觀象授時、指導(dǎo)農(nóng)作以至制訂歷法的形式嚴(yán)整的文獻”。不僅這件大功德頗見經(jīng)營，整篇《堯典》都是如此。
第二，《堯典》體現(xiàn)了孔子對堯、舜德行功業(yè)的認識，這種認識是通過對春秋時代流傳的堯舜傳說的再解釋得出來的。史傳中的敘事者的身份不是“目擊者”，也不是“親歷者”，而是“研究者”，他必須立足當(dāng)下向聽者解說歷史。《韓非子·顯學(xué)》指出：“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fù)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竹書紀(jì)年》載：“舜囚堯于平陽，取之帝位?！庇盅裕骸皬?fù)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边@些記載顯示舜并非通過禪讓得天下，他也不是忠厚有德的賢者，而簡直是一個囚堯奪位的忤逆之人。這與《堯典》中的堯舜恰好相反。這表明《堯典》編者孔子并非簡單地“轉(zhuǎn)述”歷史傳說，而是對其進行了整理、歸類、研究，然后立足于現(xiàn)實社會的施政需要以及儒家政治倫理的準(zhǔn)則，對其進行了重新詮解和敷衍。這就使《堯典》的敘事有別于一般意義上的記錄歷史或復(fù)述歷史，從而帶上了很強烈的主觀性。
事實上，在孔子的時代，作為“研究者”解說歷史故事，已經(jīng)成為一種大勢所趨。葛兆光先生指出：“當(dāng)時人對于秩序的理性依據(jù)及價值本原的追問，常常追溯到歷史，這使人們形成了一種回首歷史，向傳統(tǒng)尋求意義的習(xí)慣。先王之道和前朝之事是確認意義的一種標(biāo)幟和依據(jù)，例如大史克對魯文公敘述高陽氏、高辛氏、堯、舜以來除兇立德的歷史，魏絳向晉侯講述后羿、寒浞棄賢用佞的故事并且引用大史辛甲的《虞人之箴》，士弱向晉侯解釋宋國的火災(zāi)之因追溯到陶唐氏、商朝的舊制，都說明當(dāng)時的思想者相信，是非善惡自古以來就涇渭分明，道德的價值、意義與實用的價值、意義并行不悖地從古代傳至當(dāng)代，所以說‘賦事行刑，必問于遺訓(xùn)，而咨于故實’（《國語·周語》），歷史是一種可資借鑒的東西，而且是一種完美的正確的象征，歷史的借鑒常常可以糾正當(dāng)下的錯誤，而古代的完美常常是當(dāng)代不完美的一面鏡子?！?sup>孔子也象大史克、魏絳、士弱等春秋時代的有識之士一樣，不僅是歷史的轉(zhuǎn)述者，而且是歷史的“研究者”；所不同者，孔子研究歷史，其轉(zhuǎn)述的對象是“弟子三千”，而大史克等人則面對的是急需從史傳講述中得到解決現(xiàn)實難題之辦法的國君。
第三，《堯典》是在春秋時代“講史”的風(fēng)氣下產(chǎn)生的，其言說方式體現(xiàn)了春秋時期史官和卿大夫講史的基本模式。
在取鑒意識的作用下，春秋時代講史活動非常盛行，從講史活動的主體、受眾及講史的內(nèi)容來看，春秋時代的講史大致可分為述祖性講史、政治性講史、民間通俗性講史、傳授性講史。述祖性講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傳說時代，其言說形式主要以口述祖先譜系及功業(yè)為主，《詩經(jīng)》中的周民族史詩是上古述祖性講史的產(chǎn)物；到春秋時代，隨著家族意識彰明，為“紀(jì)其先烈，貽厥后來”（《史通》），以追溯家族發(fā)展歷史為主的講史活動越來越普遍。
政治性講史是指出于解決現(xiàn)實政治問題的需要而進行的講史活動，其目的是通過講史找到解決現(xiàn)實問題的智慧和方法。因為史官明于治亂，因此為國君或高級官員講史的常常是史官。春秋時代最為典型的政治性講史如《國語·鄭語》所載周朝的大史史伯向鄭桓公講述虞幕、夏禹、商契、周棄、祝融、昆吾等的歷史傳說，啟發(fā)、幫助鄭桓公解決如何在西周末年姬姓之國或亡或衰的大背景下自保的現(xiàn)實問題，可以說鄭國的東遷，就是這次講史活動直接促成的。還有《國語·晉語》載晉國史官史蘇向里革講述夏桀、商紂、周幽因迷戀女色而亡國的歷史，為的是勸諫晉獻公勿因?qū)檺蹛始Фp言廢立，但這次政治性講史最終失敗。再如《左傳·文公十八年》所載魯國大史克向魯宣公講述堯舜舉賢任官、放逐兇頑的歷史，目的是阻止魯宣公接納弒君逃亡的莒國太子仆。此類講史的特點是臨事而講，且多是根據(jù)需要斷章取義，類似于賦詩言志。顧頡剛從史學(xué)角度評價此類講史：“信實的程度，和《三國演義》差不多，事件是真的，對于這件事情的描寫很多是假的?！?sup>
民間通俗性講史是指在上古社會里鄉(xiāng)里老者或長者在日常生活中針對普通民眾而做的講史活動，這類講史活動帶有很強的娛樂性，其內(nèi)容多是圍繞歷史人物的軼聞趣事，虛構(gòu)的成分較多。即所謂稗官野史，街談巷議之類。
傳授性講史是指在學(xué)校中為教育學(xué)生而進行的講史活動，在夏、商、周有官學(xué)講史，到春秋時隨著私學(xué)興起，私家講史較為普遍。孔子以《春秋》《尚書》為教材所進行的講史即屬于此類。這類講史的特點是講述者須對史事傳說事先進行整理、分類和研究，按照一定的目的進行歷史講述。傳授性講述不是臨時的，目的是讓接受者熟悉歷史興亡更替，積累歷史知識，增加見識，因而具有明確的目標(biāo)和系統(tǒng)性。《堯典》即是傳授性講史的產(chǎn)物，在言說方式上，顯然吸收了述祖性講史的“以人為綱”、政治性講史的“斷章取義”和民間通俗性講史的“注重細節(jié)、突出趣味”等特點?；诖?，可以說孔子是在全面吸收了春秋時代講史活動的言說方式的基礎(chǔ)上，創(chuàng)造了一種全新的講史方式——史傳。
（《揚州大學(xué)學(xué)報》2014年第2期，原題為《論〈堯典〉為史傳之祖》）
- 劉知幾《史通通釋》，浦起龍通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頁。
- 章學(xué)誠《文史通義》，葉瑛校注，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30頁。
- 參陳夢家《尚書通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重印本，第153頁。
- 屈萬里《尚書集釋》附編二“《書序》集釋”，中西書局2014年重印本，第289頁。
- 顧頡剛、劉起僾《尚書校釋譯論》，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一冊第358—363頁。
- 劉盼遂《論衡集解》，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403頁。
- 康有為《孔子改制考》，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246頁。
- 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民國叢書》本，上海書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126頁。
- 此意前人多有不明，惟金景芳先生得其正解。說見其《堯典新解》，收金景芳、呂紹綱《〈尚書·虞夏書〉新解》，遼寧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9頁。
- 顧頡剛《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說：“在《孟子》書中曾提及《堯典》這部書。但現(xiàn)存的《堯典》似乎充滿著秦、漢統(tǒng)一區(qū)宇的氣味。究竟現(xiàn)在的《堯典》是《孟子》所見的原本呢？還是把孟子所見的改作的呢？還是漢人另外作成的呢？這個問題我們一時不能解答?！标悏艏摇渡袝ㄕ摗穭t認為今本《堯典》經(jīng)秦史官改造，混入了秦代制度，如十二州、均齊度量衡等內(nèi)容。
- 文見劉起僾《古史續(xù)辨》，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1991年版；顧頡剛、劉起僾《尚書校釋譯論》，中華書局2005年版。
- 顧頡剛、劉起僾《尚書校釋譯論》，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一冊第382頁。
- 顧頡剛《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12頁。
- 顧頡剛、劉起僾《尚書校釋譯論》，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一冊第63—64頁。
-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一卷“七世紀(jì)前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01年版，第86—87頁。
- 參李小樹《先秦兩漢講史活動初探》，《貴州社會科學(xué)》1998第2期。
- 顧頡剛《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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