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20世紀以來古代戲曲與小說關系研究狀況
在正式展開論述之前，有必要對20世紀以來戲曲與小說關系的研究狀況作一回顧。
對戲曲和小說關系的關注古已有之，如元夏庭芝在《青樓集志》開頭追溯雜劇的源流從唐傳奇始[1];元陶宗儀在《南村輟耕錄》中亦做了類似的考索[2];明胡應麟在《少室山房筆叢》中對“傳奇”始而為“小說書名”繼而為戲曲名表示困惑等等[3]。他們的著眼點主要在戲曲與小說題材的承傳與襲用、以及二者均具有的敘事功能上。盡管他們的認識尚不夠清晰和明確，但他們所關注的這兩點恰恰是古代戲曲與小說之間最為顯豁的關聯(lián)。以此為出發(fā)點，20世紀初有不少學者對戲曲與小說的關系進行了探索。劉師培在《中國中古文學史·論文雜記》中明確提出唐傳奇乃“曲劇”(按，即指金元雜劇）的近源，這是從唐傳奇為金元雜劇提供了故事題材的角度而言的[4]。如果說劉氏的這一論述多少還承襲著前代學人的思路的話，那么到了王國維《宋元戲曲史》中，則確立了近現(xiàn)代意義上的戲曲研究道路，在戲曲與小說關系的研究上亦頗有新見，指出小說在結構和“以演故事為事”上對戲曲給以重要影響。此后相當長的時期內(nèi)，人們循著前人的道路，在戲曲與小說關系研究領域不斷有所開掘和創(chuàng)新，在諸多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為了論述上的方便，筆者將20世紀以來這一領域的研究分成幾個階段加以介紹。
(一)20世紀初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期(1900~1949)的研究
這一時期戲曲和小說關系的研究集中于兩大問題，一是戲曲在其形成和發(fā)展過程中與小說的淵源關系，二是在對戲曲本事的探源和考證中涉及的古代戲曲直接或間接地取材于小說的問題。
1.戲曲與小說的關系研究
這項研究的開拓者首推王國維，他的《宋元戲曲史》對中國古代戲曲發(fā)展與成熟的過程作了追本溯源式的探討和理析，材料相當翔實豐富。在講到宋元時期戲曲逐漸走向成熟時，王國維談到了戲曲與小說的關系問題，不僅指出在敘事性和題材上宋代小說給予后世戲曲以巨大影響，還涉及到二者在結構上的相沿關系：“此種說話，以敘事為主，與滑稽劇之但托故事者迥異。其發(fā)達之跡，雖略與戲曲平行；而后世戲劇之題目，多取諸此，其結構亦多依仿為之，所以資戲劇之發(fā)達者，實不少也?！?sup>[5]并進而論述宋代的小說、傀儡、影戲等在“皆以演故事為事”上為戲劇的最終形成奠定了基礎。其論斷之清晰，概念之明確是此前所不曾有的。
從這一層面論述戲曲與小說關系的還有蔣祖怡的《小說纂要》。該書第一章在談到小說和戲劇的分野和關系時說：“其實小說戲劇，同出一源，神巫之傳說即為小說，祀祭之歌舞，即是戲劇?！?sup>[6]接下來又說在宋元之間出現(xiàn)了二者合流的現(xiàn)象，其表現(xiàn)即是盲詞等說唱文學。相比于王國維的論述，蔣氏此書關于古代戲曲與小說關系的論述非常簡略，原因在于他是運用西方小說和戲劇的概念來論述二者的區(qū)別。盡管如此，他還是涉及到了戲曲與小說的“同源”問題。這一問題在后來的戲曲與小說關系的研究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
2.考索戲曲與小說題材的沿襲
這一時期從題材沿襲的角度研究戲曲與小說關系的較多，且以考證性論著居多。這一類論著的著眼點，有的在古代小說上，有的在古代戲曲上。
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初版于1923年）是近現(xiàn)代意義上系統(tǒng)研究中國小說史的開山之作。該書第八篇《唐之傳奇文(上)》即明確指出了唐傳奇對后世戲曲題材的深遠影響[7]。雖系承前人之說，但論斷更為清晰。
20世紀二三十年代蔣瑞藻、趙景深、孫楷第先后出版了一系列有關小說和戲曲的考證性論著，其中溯源戲曲、小說之本事的篇章占了大多數(shù)。蔣瑞藻《小說考證》和《小說考證拾遺》《小說考證續(xù)編》等著作[8]，輯集了我國自元代以來的四百七十余種小說、戲曲的作者事跡、作品源流及前人對作品的評價分析等資料，其中有相當?shù)钠率菍蚯c小說本事的溯源及對題材襲用的研究。趙景深的《小說閑話》《宋元戲文本事》《銀字集》等著作，對戲曲與小說在題材上的關系更給予了密切的關注和較細的梳理[9]。孫楷第的《戲曲小說書錄解題》在戲曲和小說本事源流方面作了詳細考證，其中部分篇章涉及戲曲與小說之間題材的襲用與流變[10]。
3.探尋同類故事在戲曲與小說間的演變軌跡
20世紀30年代顧頡剛等人對孟姜女故事流變的考察，形成了不小的學術潮流，吸引了大批學者參與到這一問題的討論中，同時也帶動了一些學者對類似問題的探討，如張壽林《王昭君故事演變之點點滴滴》、趙景深《董永故事的演變》[11]《包公傳說》[12]、阿英《玉堂春故事的演變》《關于杜十娘沉箱故事》等[13]，他們對一個故事在小說、戲曲、說唱文學、甚至詩歌間輾轉流變的情況予以梳理，進而考察其中的繼承與變異因素及其社會歷史印跡，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也促進了這一方法的傳播。至今它仍是一個很好的考察視點[14]。
4.考索小說中保存的戲曲史料
1947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馮沅君的《古劇說匯》，其中《金瓶梅詞話中的文學史料》一文對《金瓶梅詞話》中保存的戲曲、說唱藝術作了考察分析，從一個新的視角揭示了戲曲與小說的密切關系。
以上諸位學者對戲曲與小說關系的研究主要停留在考證的層面上，對戲曲與小說題材的相互襲用、故事的演變關注較多，而在二者相互影響的其他方面則注意不夠；此外，對兩種文體在題材上交叉現(xiàn)象形成的原因亦缺乏理論探討。盡管這一時期在戲曲與小說關系領域的研究尚嫌粗糙，成果缺乏系統(tǒng)性，但前輩學人孜孜矻矻的探求，畢竟給后人留下了不菲的遺產(chǎn)；特別是他們嚴謹、求實、樸素的治學態(tài)度為后人樹立了良好風范。換言之，他們邁出的每一步都為后代學人在同一領域的深入研究開創(chuàng)了良好的開端。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十七年(1949~1966)的研究
在這十七年當中，古代戲曲和小說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較大進展。但由于特定的歷史氛圍，這一時期的古代戲曲與小說關系的研究工作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時代烙印。
一方面，在古代戲曲和小說關系的考證上，基本上延續(xù)前一時期的成果或思路，或對原作加以修訂、整理而再版，如蔣瑞藻的《小說枝談》，基本上是他的《小說考證》及其續(xù)編、拾遺等的再版[15];或沿以往的思路探討相關問題，而有一定程度的深化，王季思《從鶯鶯傳到西廂記》[16]，沿上一時期探尋故事演變的思路，著重對崔張愛情故事的發(fā)展演變進行梳理；而譚正璧的《話本與古劇》在戲曲對小說故事的因襲沿用方面的考證用力甚勤[17]，初版后又多次重印。傅惜華的《水滸戲曲集》(第一、二集)[18]，《元代雜劇全目》等系列著作[19]，則從文獻學和目錄學的角度為中國古代戲曲與小說關系研究提供了寶貴資料。
葉德均的《宋元明講唱文學》[20]，詳細考論了宋元明講唱文學的種類及其發(fā)展演變，間或涉及戲曲與小說的關系，從一個新的視角切入，給人啟發(fā)良多，至今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另一方面，是這一時期開展了古典文學的普及工作，出版發(fā)行了大量古典文學原著、選本及其相關論著。與此前有所不同的是，由于系統(tǒng)引入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方法，這一時期的古代戲曲與小說關系的研究，對作家作品思想性的開掘有所深化，但同時亦難免牽強附會、刻意拔高，染上了濃重的時代色彩。這一類的研究著作，較有學術性的有徐朔方《戲曲雜記》、嚴敦易《水滸傳的演變》、何心《水滸研究》等?！稇蚯s記》所收的《元代的水滸雜劇及其代表作李逵負荊——兼評胡適、聶紺弩論元代水滸雜劇》，在個案研究方面涉及到了戲曲與小說的不同，特別是涉及到二者在內(nèi)容、思想傾向上的差異，較以往僅停留于二者題材的因襲考證上有所前進，但所持觀點有著明顯的時代烙印[21]。何心的《水滸研究》從題材上一一說明水滸戲對《水滸傳》取材的影響及所作的改變[22]。相比之下，嚴敦易《水滸傳的演變》一書在論及水滸故事與元雜劇關系時，較少受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干擾，在詳細考辨的基礎上，對二者的關系提出了自己的新見[23]。此外，這一時期的許多古代戲曲與小說的選本，前言和注釋中也有涉及二者關系的，其觀點基本不出上述范圍。
盡管這一時期戲曲與小說關系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特定的時代烙印，使其學術性受到一定影響，但其成果仍然是值得珍視的。剔除其中“階級分析”等觀念的殘留，仍可發(fā)現(xiàn)不少學術性的閃光，開拓了研究思路，開啟了后世對戲曲與小說思想性的比較研究，在探尋同類故事在小說戲曲間演變軌跡方面比前人更深更細，為此后的研究提供了更豐富的經(jīng)驗。
(三）改革開放以來的研究
由于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學術氛圍相對寬松，學術交流日益頻繁，學術視野大為拓展，加之前人研究所奠定的雄厚基礎，這一時期的古代戲曲與小說關系的研究工作又有了長足進展。具體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1.梳理戲曲與小說在故事題材上的沿襲關系
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有以資料考索為主的，有以論述為主的。在資料考索工作上用力較勤、成就較大者有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匯考》[24]，譚正璧、譚尋《古本稀見小說匯考》[25]《話本與古劇》(重訂本)[26]，邵曾祺《元明北雜劇總目考略》[27]，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宋代志怪傳奇敘錄》[28]，郭英德《明清傳奇綜錄》[29]，李修生主編《古本戲曲劇目提要》等[30]。這些著作排比小說或劇目，詳考本事，或追源溯流，在戲曲與小說題材的沿襲關系上做了大量的、系統(tǒng)的資料爬梳工作，為進一步探尋戲曲與小說之間的關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論述性的成果較多，或者從文學史的角度系統(tǒng)論述戲曲與小說在題材上的沿襲關系，或者就某一類情節(jié)模式考察二者之間的承襲關系，或者從個案入手細致考索這一關系。從文學史角度論述較有代表性的，有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在系統(tǒng)地講述話本小說發(fā)展演變歷史的過程中，對戲曲襲用話本故事題材的現(xiàn)象做了細致的整理與說明[31]。沈新林關于古代小說戲曲的系列論文之一《同工而異曲——中國古代小說、戲曲題材的相互為用》[32]，徐大軍的博士論文《論元雜劇對小說的接受》[33]，則分別從總體和斷代的層面上系統(tǒng)地論述了戲曲與小說之間題材的襲用與原因。徐龍飛《從戲曲到小說——晚明清初才子佳人文學模式的承襲》，則從才子佳人這一文學模式入手，考察了晚明清初從戲曲到小說的跨體裁承襲現(xiàn)象[34]。從個案入手考察這一現(xiàn)象的論文數(shù)量較多，較有代表性的有徐朔方的多篇論文，如《<牡丹亭>的因襲和創(chuàng)新》《<金瓶梅>成書補證》《從宋江起義到<水滸傳>成書》等，從具體作品入手詳細考察了戲曲對前代或同時代小說題材的借鑒，或小說借用戲曲中個別情節(jié)的現(xiàn)象[35]。其他如程國賦《唐傳奇與元雜劇相關作品的比較研究》[36]、胡淑芳《<魯齋郎>與“金海陵”——<包待制智斬魯齋郎>本事探索》等等[37]，也都從不同作品入手，對戲曲襲用小說題材的現(xiàn)象作了考察與分析。
上述研究成果不限于揭示戲曲與小說題材上的相互襲用現(xiàn)象，而是對同一題材在戲曲與小說中運用的同異及原因，這一現(xiàn)象所反映的作家創(chuàng)作心理、社會風俗等亦做了不同程度的開掘，顯示出新時代學術風氣下學人的探索精神。
2.探尋同類故事在戲曲與小說間的演變軌跡
這類研究中有少數(shù)成果基本上沿襲傳統(tǒng)的思路，如出現(xiàn)于這一階段早期的邵曾祺《宋元戲曲小說中的負心型故事及其后來》[38]，黃秉澤《包公戲源流敘錄》之一、二、三等[39]。
更多成果則在承襲前人研究思路的基礎上，又有新的拓展，主要是運用現(xiàn)代西方文藝理論重新審視同類故事在小說戲曲間的發(fā)展演變情況，予人以新的啟迪。如黃大宏的專著《唐代小說重寫研究》，即運用重寫理論，以題材因襲、演變?yōu)橹行模瑥膭?chuàng)作論、接受論、傳播論的角度，揭示唐代小說影響后世戲曲與小說的途徑、方法與手段[40]。胡元翎《李漁<蜃中樓>對“柳毅”故事的重寫》[41]《從“骨相僅存”到肌膚豐盈——李漁戲劇對小說重寫的原則之二》[42]則立足于作家作品的個案研究，考察了柳毅故事流變及李漁戲劇對小說改寫的現(xiàn)象及其成因。此外，還有運用“母題”“原型”說考察同類故事在戲曲小說間的衍變的。如陸煒《白蛇戲曲與故事原型的意義》[43]，李玉蓮《追溯原型——元明清小說戲劇的改編傳播》[44]，王立《“逐兔見寶”與古代戲曲小說的幸運英雄母題》[45]，袁鳳琴《“水神托人傳書”母題的流變》[46]，司徒秀英《“樂昌分鏡”母題在宋明“戲曲”文學演繹初探》等[47]從個案或宏觀上探討同一母題在小說戲曲間流變的現(xiàn)象，并通過理論分析揭示其發(fā)展演變與傳播的規(guī)律。
3.探討戲曲與小說藝術特性與創(chuàng)作手法的相互滲透
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形成專文的主要有：郭英德《敘事性：古代小說與戲曲的雙向滲透》[48]，董乃斌《戲劇性：觀照唐代小說詩歌與戲曲關系的一個視角》[49]，沈新林的系列論文之一《同花而異果——中國古代小說、戲曲創(chuàng)作手法比較》[50]，呂宏《淺析唐傳奇夢幻手法在湯顯祖“四夢”中的運用》[51]，鄒越、陳東有《論中國古典戲曲藝術對古典小說的滲透與影響》[52]，潘建國《古代小說中的戲曲因子及其功能》等[53]。郭文在肯定戲曲和小說為兩種不同文體的前提下，從敘事時間、敘事視角、敘事話語三個方面探討了古代戲曲與小說所共有的敘事性特質，并分析了這些特質的審美內(nèi)涵及其文化基因。董文是從唐代小說、詩歌所蘊含的戲劇性角度切入，以《長恨歌》《長恨歌傳》向后世戲劇的演進為例，闡述戲劇性的存在形式及其發(fā)展過程，揭示了詩、小說、戲曲之間的關系。沈文則著重探討了戲曲與小說在敘述體制、人物描寫、情節(jié)安排等藝術手法運用上的相互影響和存在的差異。潘文則重點從小說創(chuàng)作的藝術層面考察了古代小說中存在的戲曲因子，探討其對小說文學技巧、敘事方式、情節(jié)模式等方面產(chǎn)生的重要作用。呂文和鄒文也都從不同角度論述了戲曲與小說在藝術手法上的相互借鑒與創(chuàng)新。
上述幾篇論文從不同問題入手，以不同的視角，給我們揭示了戲曲與小說在藝術特性的呈現(xiàn)和創(chuàng)作手法運用上的相互滲透與借鑒。從較新的角度關注并探討古代戲曲與小說之間的歷史因緣關系，為這一領域的研究打開了一個新的窗口。
4.對戲曲與小說文體關系的辨析
系統(tǒng)論述戲曲與小說二者文體關系的專門論著較少，幾篇有代表性的論文，或者從斷代層面，或者就小說戲曲文體的某個側面，或者從作品個案入手對這兩種文體關系進行辨析。宋若云《宋元話本與雜劇的文體共性探因》，認為話本與雜劇文體的生成與審美接受、特別是接受對象與接受方式之間有著十分密切的關聯(lián)，指出中國早期小說與戲劇之間具有“貌似神合”的文體共性[54]。劉勇強《中國古代小說的文體兼容性》從唐代文言小說文體兼容性之豐富入手，認為唐傳奇具有構成劇本的重要成分，與唐戲弄之間存在著突出而微妙的關系[55]。沈新林的系列論文之一《同體而異構——中國古代小說、戲曲體制之比較研究》，是從戲曲與小說題目、篇首、正文等結構形式和韻散文結合等體制上的特征比較了二者的同異，從而總結出二者在體制上的規(guī)律以及由此引起的古代小說、戲曲界定之難[56]。李簡《從“看錢奴”故事的改編看小說、戲曲兩種文體的異同》，則從個案考察入手，具體分析了中國古代戲曲與小說文體上的異同[57]。
文體的辨析，在兩種相關文體的關系研究中是至關重要的，兩種相關文體之間的其他各方面的聯(lián)系無不以此為出發(fā)點和落腳點。文體之辨，在我國古代文學發(fā)展史上已有傳統(tǒng)，但多囿于古典詩、文等領域，對戲曲和小說文體的辨析則要晚得多，甚至直至晚清和近代還有相當數(shù)量的學者將戲曲與小說兩種文體混為一談，這固然反映出二者之間密不可分的關系，但人們對這兩種文體各自的特殊性認識不足無疑是造成此種現(xiàn)象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上述學者們對古代小說、戲曲文體異同的關注，便顯得尤為可貴，為我們在這個領域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5.綜合論述二者關系
相對于前兩個時期，這一時期更多學者對中國古代戲曲與小說關系的關注與研究往往是綜合性的，上文分類列舉的部分研究成果，即在側重某些方面的比較之余，也能兼顧其他。這種綜合性體現(xiàn)得較顯著的則有程國賦《唐代小說嬗變研究》[58]，許并生《中國古代小說戲曲關系論》[59]，徐大軍《中國古代小說與戲曲的關系研究》[60]，涂秀虹《元明小說戲曲關系研究》[61]，劉書成《一個難以解開的“死結”——中國古代小說、戲曲關系論略》等[62]。
程著從神怪、婚戀、逸事等幾方面探討唐代小說的時代背景和嬗變規(guī)律，從受眾的審美心理等幾方面探討形成這種嬗變的原因，從體制、敘事視角、情節(jié)、人物等多方面總結后代各體小說和戲曲與唐代小說的關系等等，縱向地、多角度地梳理了唐代小說在后世的發(fā)展演變，其中關涉到戲曲與小說關系的章節(jié)亦體現(xiàn)了這種綜合性和歷時性。許并生《中國古代小說戲曲關系論》從二者的淵源關系、發(fā)展關系、內(nèi)在關系、建構關系、轉換關系等幾方面綜合探討了中國古代小說與戲曲的相關性，并在此基礎上揭示出中國古代小說、戲曲在民族文化構成中的地位。徐大軍和涂秀虹分別就特定時代中戲曲與小說相互交融或相互借鑒的狀態(tài)，從不同視角透視了二者之間不可分割的關系。劉文則概略地論述了戲曲與小說在發(fā)展過程中所接受的影響、連接二者的橋梁以及二者藝術上的相通之處。
除了上述幾個視角之外，這一時期關于中國古代戲曲與小說關系的研究還有如下視點：概念辨析、起源比較、批評比較、文化內(nèi)涵比較、傳播方式比較等[63]，充分反映出這一時期學者們對中國古代戲曲與小說關系的關注之密切與視野之廣闊。
上述各個時期在中國古代戲曲與小說關系研究領域所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戲曲與小說的文獻和目錄整理;
2.戲曲與小說題材關系研究①;
3.同類故事在戲曲小說間的演變考索;
4.藝術特性與創(chuàng)作手法的相互滲透研究;
5.文體異同辨析。
從這些研究成果可以看出，20世紀以來，中國古代戲曲與小說關系的研究是一個從個案到宏觀，從基礎資料的爬梳、整理向著理論探討逐步深入、日益拓展的過程，不僅具有中國傳統(tǒng)樸學的堅實性，而且能適當?shù)匮鬄橹杏?、今為古用，在理論性和系統(tǒng)性上不斷提高，以此開拓了中國古代小說、戲曲研究的新視角，在力求揭示它們各自的發(fā)展面貌、探索各自的本質特性、開掘二者間密切關系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并取得了較豐碩的成果。但仍留有缺憾，特別是對戲曲與小說相互影響的歷史過程的研究尚欠深入，對二者在接受對方影響時各自的文體特殊性在其中所起到的促進或制約作用關注得不夠，在戲曲是如何通過說唱文學這一重要中介接受小說影響這一問題上還需要進一步探討。
[1] (元）夏庭芝：《青樓集志》，載中國戲曲研究院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二集，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第7頁。
[2]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27“雜劇曲名”條，北京，中華書局，1959，第332頁。
[3]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莊岳委談》，北京，中華書局，1958，第555頁。
[4] 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論文雜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第132頁。
[5] 王國維：《宋元戲曲史》，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第36頁。
[6] 蔣祖怡：《小說纂要》，上海，正中書局，1948，第6頁。
[7]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44頁。
[8] 蔣瑞藻：《小說考證》，上海，商務印書館，1920;《小說考證拾遺》，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這幾部著作雖名為“小說考證”，實是綜合了有關小說和戲曲的多篇文章而成的。從其著作的命名上可說明作者當時對小說、戲曲概念混淆不清，亦從一個側面表明古代小說、戲曲的關系之密切。
[9] 趙景深：《小說閑話》，上海，北新書局，1937;《宋元戲文本事》，上海，北新書局，1924;《銀字集》，上海，永祥印書館，1946。
[10] 孫楷第：《戲曲小說書錄解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這部著作雖于1990年出版，但其所收文章均于1934-1938年間完成。
[11] 見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后一篇文章原收在趙景深《小說論叢》，上海，日新出版社，1947。
[12] 見趙景深：《小說閑話》。
[13] 這兩篇文章作于20世紀30年代，由于戰(zhàn)亂未能發(fā)行，而于1949年后出版，收入阿英：《小說二談》，北京，中華書局，1959。
[14] 參見徐大軍：《中國古代小說與戲曲的關系研究·引言》浙江大學博士后報告，2003年5月。
[15] 蔣瑞藻：《小說枝談》，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
[16] 王季思：《從鶯鶯傳到西廂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5。
[17] 譚正璧：《話本與古劇》，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
[18] 傅惜華：《水滸戲曲集》(第一、二集），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1958。
[19] 傅惜華：《元代雜劇全目》，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除此，還有《明代雜劇全目》，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明代傳奇全目》，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清代雜劇全目》，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需要說明的是，《清代雜劇全目》亦完成于這一時期，但由于當時受極左思潮影響等原因，未能出版，而于1981年出版，見《清代雜劇全目·補充說明》。
[20] 葉德均：《宋元明講唱文學》，上海，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后收入葉德均《戲曲小說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04。
[21] 詳見徐朔方：《戲曲雜記》，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
[22] 何心：《水滸研究》，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
[23] 認為元雜劇中的水滸故事多數(shù)并非現(xiàn)存《水滸傳》的“孕育先驅”，從而“也校正了將元雜劇中水滸故事題材的來源、影響與作用，過分夸大和重視的不盡切合實際的看法”。見嚴敦易《水滸傳的演變》，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第121頁。
[24] 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匯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5] 譚正璧、譚尋：《古本稀見小說匯考》，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4。
[26] 譚正璧、譚尋：《話本與古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重訂本。
[27] 邵曾祺：《元明北雜劇總目考略》，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28] 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李劍國：《宋代志怪傳奇敘錄》，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7。
[29] 郭英德：《明清傳奇綜錄》，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30] 李修生主編：《古本戲曲劇目提要》，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
[31] 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北京，中華書局，1980。
[32] 沈新林：《同工而異曲——中國古代小說、戲曲題材的相互為用》，《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卷第1期，2001年3月。
[33] 徐大軍：《論元雜劇對小說的接受》，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01年5月。此文后來出版成書《元雜劇與小說關系研究》，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
[34] 徐龍飛：《從戲曲到小說——晚明清初才子佳人文學模式的承襲》，《洛陽師范學院學報》第29卷第4期，2010年8月。
[35] 見徐朔方：《論湯顯祖及其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6] 程國賦：《唐傳奇與元雜劇相關作品的比較研究》，《學術研究》1997年第2期。
[37] 胡淑芳：《<魯齋郎>與“金海陵”——<包待制智斬魯齋郎>本事探索》，《藝術百家》2005年第3期。
[38] 邵曾祺：《宋元戲曲小說中的負心型故事及其后來》，載趙景深主編：《中國古典小說戲曲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39] 黃秉澤：《包公戲源流敘錄》之一、二、三。分別載于《寧波職業(yè)技術學院學報》第2卷第2期(2002年6月），第2卷第3期(2002年9月），第2卷第4期(2002年12月)。
[40] 黃大宏：《唐代小說重寫研究》，重慶，重慶出版社，2004。
[41] 胡元翎：《李漁<蜃中樓>對“柳毅”故事的重寫》，《文學遺產(chǎn)》2002年第2期。
[42] 胡元翎：《從“骨相僅存”到肌膚豐盈——李漁戲劇對小說重寫的原則之二》，《學術交流》2003年
[43] 第陸煒5：期《。白蛇戲曲與故事原型的意義》，《藝術百家》1994年第2期。
[44] 李玉蓮：《追溯原型——元明清小說戲劇的改編傳播》，《北京社會科學》2000年第1期。
[45] 王立：《“逐兔見寶”與古代戲曲小說的幸運英雄母題》，《中國典籍與文化》2000年第2期。
[46] 袁鳳琴：《“水神托人傳書”母題的流變》，《鹽城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3期。
[47] ⑩司徒秀英：《“樂昌分鏡”母題在宋明“戲曲”文學演繹初探》，《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4年第3期。
[48] 郭英德：《敘事性：古代小說與戲曲的雙向滲透》，《文學遺產(chǎn)》1995年第4期。
[49] 董乃斌：《戲劇性：觀照唐代小說詩歌與戲曲關系的一個視角》，《文藝研究》2001年第1期。
[50] 沈新林：《同花而異果——中國古代小說、戲曲創(chuàng)作手法比較》，《藝術百家》2001年第2期。
[51] 呂宏：《淺析唐傳奇夢幻手法在湯顯祖“四夢”中的運用》，《浙江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2期。
[52] 鄒越、陳東有：《論中國古典戲曲藝術對古典小說的滲透與影響》，《南昌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6卷第1期(2005年1月)。
[53] 潘建國：《古代小說中的戲曲因子及其功能》，《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9卷第3期(2012年5月)。
[54] 宋若云：《宋元話本與雜劇的文體共性探因》，《求是學刊》1999年第5期。
[55] 劉勇強：《中國古代小說的文體兼容性》，《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9卷第3期(2012年5月)。
[56] 沈新林：《同體而異構——中國古代小說、戲曲體制之比較研究》，《藝術百家》2000年第3期。
[57] 李簡：《從“看錢奴”故事的改編看小說、戲曲兩種文體的異同》，《“歷史與理論：中國古代小說文體研究”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古代文體研究中心、中國社科院文學所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中心，2005年8月。
[58] 程國賦：《唐代小說嬗變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
[59] 許并生：《中國古代小說戲劇關系論》，上海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0年5月。此文由文化藝術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成書，書名較原文略有變化，為《中國古代小說戲曲關系論》。我們在引用該文獻時以書為準。
[60] 徐大軍：《中國古代小說與戲曲的關系研究》。
[61] 涂秀虹：《元明小說戲曲關系研究》，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4。
[62] 劉書成：《一個難以解開的“死結”——中國古代小說、戲曲關系論略》，《甘肅廣播電視大學學報》1999年第2期。
[63] 體現(xiàn)這些研究的成果有：沈新林：《中國古代小說與戲曲概念之比較》，《淮陰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2卷，2000年第4期；沈新林：《正本而清源——中國古代小說、戲曲起源之比較研究》，《藝術百家》2002年第1期；姚民治：《中國古代小說戲曲同源互補論》，《內(nèi)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0卷第2期(2004年4月）；沈新林：《中國古代小說、戲曲批評之比較研究》，《明清小說研究》2002年第2期；沈新林：《中國古代小說、戲曲文化內(nèi)涵之比較研究》，《藝術百家》2004年第5期；李玉蓮：《元明清小說戲劇傳播方式比較研究》，《社會科學輯刊》1998年第5期等。
鄂公網(wǎng)安備 4201030200161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