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曾經滄海

我的大學

西南聯大是1938年才開始辦的。

平津相繼淪陷，清華、北大、南開三校南遷，在長沙臨時組成一所大學，故稱臨時大學，戰(zhàn)前清華在長沙預置了土地，以此作為臨時救急之備，北大帶出的家當更少，南開則被日本軍炸了個精光。

1938年初，武漢戰(zhàn)局吃緊，長沙也遭到日本飛機空襲。空襲警報聲時時拉響，戰(zhàn)火一天天逼近，臨時大學不得不考慮再度南遷。

臨時大學在長沙僅維持了一個學期，又不得不再行三千里，在昆明創(chuàng)辦西南聯合大學。先是在滇南蒙自辦了半年，之后才遷到昆明。聯合大學，顧名思義，就是要作長期奮斗的準備了。從湖南長沙遷往云南昆明，年富力強的徒步翻越崇山峻嶺，年老體弱的繞道桂林出鎮(zhèn)南關（友誼關）到越南同登改乘滇越鐵路小火車到昆明。

1938年4月國立西南聯大成立，三校優(yōu)秀師資力量聚合，一時間人才薈萃，大師云集，這里有華羅庚、陳省身、吳有訓、吳大猷、聞一多、朱自清、陳岱蓀、費孝通、馮友蘭、陳寅恪等，都是響當當的教授，聲名遠揚，吸引全國各地學子前來報考。聯大179名正副教授中，有156名留過洋，擁有歐美大學博士學位的相當普遍。

西南聯大校門

國內第一個翻譯凱恩斯的《就業(yè)利息與貨幣通論》的徐毓楠教授是很好的老師^[1]，劍橋大學博士，聽過凱恩斯的課，他教我們高級經濟學；陳岱蓀是哈佛大學博士，擔任西南聯大系主任，教我們經濟學概論和財政學。清華復校以后，陳岱蓀是清華大學的經濟系主任。西南聯大經濟系各門課程幾乎都用外版教材，跟歐美看齊。聯大基礎課主講教師都是最有名望的教授，這似乎也是不成文的規(guī)矩。在這里，可以聽到陳岱蓀、周炳琳、趙乃摶等名家的經濟學課程，也可以選修馮友蘭的哲學倫理學等諸多學科，還可旁聽聞一多、朱自清、吳晗、鄭天挺、王力、費孝通、沈從文諸多教授的課，同時，還能聽到李公樸、光未然等名家的報告，還有讀書會、研究會，能夠看到中國共產黨辦的《新華日報》和《群眾》雜志等。聯大學生雖然生活在一隅之地，捉襟見肘，但知識面很廣，正如聯大校長梅貽琦所言，“通才為大而專家次之”，這是聯大的風格。

西南聯大辦學條件很簡陋，先是借用中學校舍和會館作教室，待到我上學時，聯大已在文林街的昆華北院和北門外建起了簡易校舍，其簡易程度超乎現代人的想象：茅草房、煤油燈、幾十人的大通鋪。讀書生活很清苦，經常吃不飽，很長一段時間每天只能吃兩頓飯，早上喝稀的、晚上吃干的，米粒中夾雜著小石子，成了“八寶飯”。還不時地拉警報，躲避敵機襲擊。對我們來說，這些困難都已經不在話下了。

西南聯大是中國教育史上的奇跡，在那樣艱苦的環(huán)境下，培養(yǎng)了很多人才。誠如陳岱蓀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前言中所追憶的那樣：

“西南聯大在其存在的九年中，不只是在形式上弦歌不輟，而且是在極端艱苦條件下，為國家培養(yǎng)出一代國內外知名學者和眾多建國需要的優(yōu)秀人才。西南聯大，這所其實體雖然今日已不復存在的大學，其名字所以能載入史冊，其事跡所以值得人們紀念者，實緣于此?！?sup>[2]

1946年5月，參加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經濟系1946級話別會的師生在昆明留影

前排左二為劉國光

總的來說，西南聯大是民主主義、愛國主義的文化堡壘。聯大的校歌也是很出名的，慷慨悲歌。

萬里長征，辭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絕徼移栽楨干質，九州遍灑黎元血。盡笳吹、弦誦在山城，精彌切。

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yè)，須人杰。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

在大學期間，我接受的主要是西方經濟學知識。但是當時西南聯大很開放，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書籍也允許讀，也可以研究。所以，我就把《資本論》第二卷、第三卷都看完了。當時我既喜歡學習西方經濟學，也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興趣濃厚。后來，在趙乃摶教授指導下，完成學士論文。趙乃摶是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研究歐美經濟史。

最后我選擇以馬克思地租理論為主軸的《地租理論縱覽》為畢業(yè)論文題目。以先前對剩余價值的理論分析為基礎，這就融會了學習《資本論》的體會，特別是有關“租”問題的論述，與馬克思的“租”理論聯系開展比較研究。地租理論就出現在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的最后部分。

可惜的是，這些論文在戰(zhàn)亂中丟失了，后來就再也沒有找到。在這篇初學者的論文中，我把當代經濟學兩大理論派別論述的東西都涉及了，而且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主。這似乎也預示了我后來對兩種經濟學之間關系的主張，即兩種經濟學理論都可以并用，但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主導的觀點，這種認識長期堅持下來了。

我于1941年入學，1946年畢業(yè)。1942～1943年曾到曲溪縣立初中教書，休學了一年。第一次嘗試獨立職業(yè)，也算是一個鍛煉。

西南聯大到1946年算是正式結束，我趕上最后一年畢業(yè)。于是，我們搭乘西南聯大的復員車回家。八年沒有回家鄉(xiāng)，學業(yè)又剛完成，自然是回家心切?！皠ν夂鰝魇账E北……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xiāng)?！?sup>[3]當時正值戰(zhàn)爭剛剛結束，社會很不安定。從昆明到湖南，一路上崇山峻嶺，一卡車一卡車的學生從后方往東運，途中很不安全。卡車翻山越嶺，塵土飛揚，車上打出巨幅標語，上書“流亡學生還鄉(xiāng)，江湖好漢留情”。所幸一路沒有出什么意外。走了一個多星期，終于到達長沙。由昆明經長沙坐火車到武漢。在武漢，我們搭乘國際救濟總署的難民船，在船上做服務員，最后回到南京，終于可以回家看看了。

我的流亡生活算是結束了。八年在外，回想起來真不簡單，個人命運跟整個國家、民族的命運緊緊綁在了一起。

師生情誼

畢業(yè)時，西南聯大介紹我去臺灣糖廠工作，糖廠的廠長還是原國立二中的校長周厚樞，但是，由于考慮離家太遠因而未去。

大學畢業(yè)后，我本想去清華當助教，但因名額有限沒能去成。我的老師徐毓楠建議我先考研究生。遵徐毓楠教授的建議，8月到上海去報考清華大學研究生，考場就設在上海。

我五六月間回到南京，8月就到上海報考清華研究生了。徐毓楠是上海人，當時還留在上海，我去找他，以后就做了他的研究生。就這樣，我來到北平（今北京）。當時內戰(zhàn)形勢空前緊張，我離開南京時只好沿海路繞道上海、天津，最后到達北平，走進了清華園。這時的北平、天津都是一座座孤城，周圍都是解放區(qū)，犬牙交錯。

我在清華，徐毓楠指導我讀書，探討學習研究現代西方經濟學問題。但是，我在北平只做了兩個月的研究生，就轉到天津南開大學去當助教了。

這又是什么原因呢？

1941年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英日斷交，英國在華勢力難以維系，英商和記公司關閉了，父親從此失業(yè)，在親戚幫助下開起了五金電器店。此時偏偏小店又面臨拆遷，因而背上了許多債務，家庭經濟困難，希望我能夠承擔一部分。當時在南開的張世英是我西南聯大時的同屋好友，他就跟時任南開大學教務長的陳序經教授講到了我的情況。陳序經也是西南聯大的老師，有一次到北平來主動找我，說戰(zhàn)后南開缺教員，需要人，問我愿不愿去。這正是我所求的職業(yè)。于是，我找徐毓楠商量，征求他的意見。

他說，你去吧，在這里做研究生也是看書，但只能解決你的吃飯問題，你到那里也可以看書，還有工資。

他同意我去。就這樣，征得徐毓楠教授的同意，我就由北平清華大學轉往天津南開大學，于同年12月到南開經濟系做助教，一直到1948年。所以，1946～1948年我是在南開大學經濟系任教。當助教，雖然錢少，但比窮學生要好多了。此間，我還在南開經濟研究所兼管資料室工作，在經濟研究所里，經常能夠聽到平、津兩地名教授的系列講座。

輾轉工作

我在南開工作了兩年，1948年秋就轉到了經濟研究所的前身──南京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工作。一則是家里希望我回去能有所照顧，二則我那時已經戀愛，經倪永昌教授介紹，我與小學教員劉國賢（靜萍）相識、相戀，當時北方戰(zhàn)局不明朗，她也不希望北上。這兩方面都促使我回南京。

從南開到中央研究院是陳岱蓀介紹的，他寫了推薦信。

調回南京之后，我在“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任助理員。同年9月25日，我同國賢完婚。

1999年9月，劉國光夫婦在加拿大尼加拉瓜瀑布前

接著就是南京解放。南京解放后，我參加了南京市手工業(yè)調查，是巫寶三帶著我們搞調查。其間，寫了一篇評論馬寅初著作的文章，在《社會科學》上發(fā)表，這是我發(fā)表的第一篇經濟學方面的論文。

1950年11月，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班八四組成員在頤和園

前排右一為劉國光

1950年春季至秋季，我被中國科學院選派到北京參加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班學習培訓，比較系統(tǒng)地學習馬列原著。參加培訓的都是舊社會的知識分子，他們的年齡比我都大得多，我成了他們中間的積極分子，還當了班長。

1950年冬至1951年春，我在南京市湯山區(qū)參加土地改革，工作在仙鶴鄉(xiāng)。土改后，我與馮華德合寫《土地改革對解放生產力的重大意義》，在《光明日報》上發(fā)表。

留學蘇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迫切需要人才，需要選拔一大批人去蘇聯留學，以便將來更好地為國內建設服務。人才的前期篩查選拔都是在本人不知情的情況下進行的，要考察各方面的條件，當然很重要的方面便是政治立場、政治表現等。之后中國科學院通知我要到北京考試，考試地點設在北大。考試是筆試加口試，筆試當然沒有問題，但口試環(huán)節(jié)也相當重要，是陳岱老、南漢宸面試的。陳岱老曾是西南聯大經濟系的主任，清華大學復校以后，又是清華的經濟系主任。南漢宸是中國人民銀行首任行長。

我記得當時他們提了這么一個問題：你從前是學習西方經濟學的，現在送你去莫斯科學習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你對這兩者的關系你怎么看？

我大致介紹了在西南聯大的學習情況，也介紹了我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自學情況，同時講到我對兩種經濟學的認識：搞社會主義當然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居于主導地位，對于西方經濟學科學的一面，也可以用來借鑒和參考。

今天的認識仍然是這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社會階級關系的分析博大精深，符合最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符合社會公正原則，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以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方向的國家，發(fā)展經濟主要是為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而不是為了剝削者的利益。所以，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就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其中也包括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指導，這是絲毫不能動搖的。與此同時，西方經濟學無論是古典經濟學，還是現代經濟學，也有科學的一面，比如，西方經濟學對市場經濟機理的分析是很精到的，有一定道理。但是，它也有庸俗的一面，它是為它的階級利益服務的，宣傳私有制是永恒的，宣傳市場是萬能的，一切以私利為軸心作為價值取向的標準，就不符合我們國家的價值取向。因此，它只能作為借鑒和參考，而不能以它為主流。

看得出來，兩位面試官對我這樣的回答還是比較滿意的。經過了考試和政治審查，我于1951年10月到了莫斯科。

我是新中國選派的第一批留蘇學生。第一批就派出了一百多人，各種專業(yè)都有。錢信忠是西南軍區(qū)衛(wèi)生部部長（1965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衛(wèi)生部部長），他帶隊，也去做留學生。中國科學院共派了四名同志，有學數學、物理的，學經濟的就我一人。以后就多了，第二批、第三批等，后面還有多個，如董輔礽、李京文等。

要算起來，馮玉祥的女婿羅元錚應該是到蘇聯學經濟的第一人，早在1948年就在列寧格勒學習經濟學，但他不是我們國家正式派出去的，而是因隨馮玉祥、黑海失事而留下來的。我算是新中國政府第一次派出去的，以后的就多了。

從1951年10月至1955年6月，我在蘇聯莫斯科國立經濟學院國民經濟計劃教研室做研究生，主要研究計劃平衡表。當時國內經濟還沒有完全恢復秩序，但是中國將來一定要走社會主義，我們要為國家的社會主義前途作準備，所以我到蘇聯抱定決心一定要學好。而且，我所學的是計劃經濟中最重要的工具，叫作國民經濟平衡，這個將來對中國一定很有用處。

我在莫斯科經濟學院做研究生，先是補習俄文、補經濟學的課，看指定的書，看研究報告，很少上課，主要是自學，寫研究論文，參加計劃經濟教研室的活動。研究工作主要是在列寧圖書館，該館離我們住處相距幾站地，我每天一早啃幾片面包，就到圖書館一天。整天都在圖書館里頭，在那里寫東西也很方便。那幾年都是這么過來的，同時也參加學校的活動、中國留學生的活動，其他時間都在搞研究。

在蘇聯留學期間，基本上都在莫斯科，偶爾到列寧格勒去一下，還有就是夏天到休養(yǎng)院、療養(yǎng)院。大規(guī)模旅行只有一次，即1954年夏天由蘇聯共青團組織的中國留學生到伏爾加河考察，有半個月時間，沿著伏爾加河一直到達斯大林格勒和里海的港口。

1953年5月，在莫斯科留學時的劉國光

我的副博士論文選題是《論物資平衡在國民經濟平衡中的作用》，中心思想是分析國民經濟計劃平衡方法是實現馬克思所提出的“勞動時間的節(jié)約和勞動時間的按比例分配的必要性”規(guī)律最重要的實踐工具。這句話似乎有點拗口，當然這也是很精深的一句話，整個經濟問題就是這么一個問題。通過節(jié)約勞動時間和按比例分配勞動時間來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生活水平的需要，這是最重要的經濟規(guī)律。我主要論證國民經濟計劃平衡方法是實現這一規(guī)律最重要的實踐工具。

在我留蘇那段時間，蘇聯經濟保持了平穩(wěn)較快發(fā)展。我們看到的是，蘇聯居民的生活水平比我們國內要好得多，但是物資也很緊張，也要排隊買食物。不過我們留蘇那段時間，蘇聯物資緊缺的形勢一直在好轉，物價很平穩(wěn)。我想這主要是計劃經濟的成就，這是活生生的現實?；貒筇K聯的情況很快變了，中蘇關系也越來越緊張，這些都是始料未及的。

那年夏天，我完成了論文答辯，被授予副博士學位。畢業(yè)后我就回國了。

1955年，同學們在莫斯科車站歡送劉國光回國

前排左四為劉國光，前排左三為董輔礽

回到經濟所

我7月份回國就直接到北京報到。南京的原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此時已遷至北京，名稱也在1954年改為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解放初期巫寶三就已經在北京商討搬遷事宜，那時我在南京未出國時已有耳聞。所以，我回國之后就進入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任研究所學術秘書。

回國之后大概有三年時間，也就是1955～1957年，我主要協(xié)助蘇聯專家畢爾曼對我國工業(yè)流動資金問題和貨幣流通問題進行調研，還兼任財金組代理組長。之后歷任所學術秘書、國民經濟問題研究室主任、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學術委員、《經濟研究》雜志副主編。1962年，我被評為副研究員。

我先是介紹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曾用“柳谷岡”這個筆名），重點介紹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理論和方法，后來又研究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發(fā)展中的現實問題，重點是社會主義再生產理論和國民經濟綜合平衡問題。

[1] 1956年國家提出“向科學進軍”，徐毓楠教授著手翻譯凱恩斯的《就業(yè)利息與貨幣通論》，緊接著就是1957年反右、1958年“大躍進”等運動，徐毓楠因與陳振漢、羅志如、巫寶三等六教授發(fā)表《我們對于當前經濟科學工作的一些意見》而被劃為資產階級極右分子，1958年病逝。

[2] 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3] 引自杜甫七律詩《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其中的四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