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記載

我的右手邊是一個沾有污漬的松木小書柜，它承載了我的童年。

那堆封面是不顯眼的深紫色和卡其色的硬皮書大都是《伊索寓言》（Aesop's Fables）之類的經(jīng)典，對四歲的孩子來說充滿了生硬的格言：“做好戰(zhàn)爭準備是和平的最好保證。”不遠處是理查德·伯頓（Richard Burton）翻譯的《一千零一夜》（The Book of 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一本正經(jīng)地講述一些羞羞的事（“他把手放在了她的左腋下，然后開始交合”）。時隔七十年，我母親的有關神話、冒險、身體懲罰的八開本《遠方的魔法樹》（The Magic Faraway Tree）還在被閱讀，我還有她的《小熊維尼》（Winnie the Pooh），是她出生的那一年出版的。七十年后的今天，她的小孫子依然讀著“屹耳①的日子”（“早安，維尼……如果這是個美好的早晨……我懷疑……”）。但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那本有著黑色皮面和燙金大字的《福爾摩斯經(jīng)典案例》（The Celebrated Cases of Sherlock Holmes）。

福爾摩斯（Holmes）是我文學世界的啟蒙。我很自豪小學時比同學的閱讀量都大，柯南·道爾（Conan Doyle）的八百頁大部頭作品是我優(yōu)越感的一個支柱。這有一定年頭兒的版本讓我覺得自己與眾不同。我比其他十一歲的孩子更加聰明，因為我用的是嚴肅的襯線字體。我比老師更富于智勇，因為我讀的是精裝書。

夏洛克·福爾摩斯是神一樣的存在，我希望長大后成為他那樣的人。我們的共同特征羅列如下：社交上的魯莽、情感上的游離以及病態(tài)的好奇心。在柯南·道爾的文章中這種虛擬人物比兒時不善待人接物的我更有特點。來看一下《四簽名》（The Sign of the Four）的開頭幾句話：“夏洛克·福爾摩斯從壁爐臺的角上拿下一瓶藥水，再從一只整潔的山羊皮皮匣里取出皮下注射器來。”我們的偵探是一個癮君子，雖然方式優(yōu)雅?！参覝蕚淞艘槐咀值?，來查找“morocco（摩洛哥革）”和“panache（神氣十足、羽飾）”這樣的詞?！?/p>

然而《福爾摩斯經(jīng)典案例》的虛構遠比我的創(chuàng)作呈現(xiàn)的更多。我最終從柯南·道爾的奧秘中汲取的，不是機敏處事的才干，而是自由：獨立思考的魅力。這個維多利亞時代的倫敦，在血雨腥風中，是“我的倫敦”。隨著福爾摩斯把尖尖的針頭推到底，按下小活塞，我跟著抽搐了，但是針頭的樣子和速度都是我自己想象出來的。華生（Watson）紳士般的英雄主義、萊斯特雷德（Lestrade）探長的平庸，所有的一切都屬于那個靜靜地躺在絨面地毯上的小男孩。因此，福爾摩斯教給我的，不只是一部分的常識——三K黨的標志、荒野的氣氛、演繹法，更重要的是，學習運用自己的心智。在柯南·道爾的幫助下，我構建了這個奇怪的世界。比起有趣的大叔，作者更像是一個同謀。我們私下會面，將我從學校的乏味和家庭的暴力氣氛中解放出來。

《福爾摩斯》不是我讀的第一本書。我已經(jīng)進入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在《說吧，記憶》（Speak，Memory）中提到的“樂土”，在這里，“言語就是其本義”。在父母冷戰(zhàn)時，我學會了閱讀《高盧英雄歷險記》。如果我想要理解雙關和互斥，我必須自己解析文本。在我的床邊，有一頭獅子，它吞下蔬菜湯而不是兔子，還有抵御工業(yè)污染的恐龍，以及和平主義者公牛費迪南德（Ferdinand）。起初，閱讀這些書是訓練，后來則成了消遣。正如杰曼·格里爾（Germaine Greer）“如饑似渴地閱讀”一樣，我在字里行間忙得不亦樂乎，這是一種更接近貪婪而非好奇的沖動。這些欲望在《加菲貓》（Garfield）中集結起來，我同樣貪婪地吞咽著意大利面，看著動畫片。

不過，在《福爾摩斯經(jīng)典案例》中，我對這一發(fā)現(xiàn)有了更深層的掌控感和愉悅感。一方面，我將福爾摩斯看作一位傳奇歷史英雄，我喜歡小說家邁克爾·沙邦（Michael Chabon）所說的事實和虛構的“快樂的困惑”。另一方面，我正在茁壯成長，有點躁動，而且越來越叛逆。我意識到這些紙上的黑色標記是我忽略或探究、強化或逃避的文字。同這個偵探一起，我第一次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強大的角色：一個讀者。

魔　法

三十年后，我的書架上的藏書穿插著這種富有想象力的獨立發(fā)現(xiàn)。對于這些作者而言，書面文字倡導了一種新的自由：用更強的意識去思考、理解或感受。

我在十幾歲時讀過小說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Ford Gibson）的作品，目前他的書被擱置在伊恩·弗萊明（Ian Fleming）的青春期驚險小說和哈里·哈里森（Harry Harrison）的銀河系列的諷刺小說之間的位置。同樣受夏洛克·福爾摩斯的影響，吉布森把單調(diào)的近郊改成了維多利亞時代的英格蘭，有時是一堵磚墻。吉布森在接受《巴黎評論》（The Paris Review）采訪時說：“我可以想象，四面八方都有無數(shù)類似的建筑，我置身于福爾摩斯時期的倫敦?！睂忌瓉碚f，柯南·道爾的故事不僅僅是一種逃避或娛樂的方式，它們賦予他靈感。

土耳其小說家奧爾罕·帕慕克（Orhan Pamuk）在吉布森（Gibson）下面的兩層書架上。他回憶到，閱讀能使人從無聊的眼淚中解脫，從令人厭倦的現(xiàn)實中逃脫。在《別樣的色彩》（Other Colours）中，這位小說家和我一樣揚揚自得，認為自己“遠比那些不讀書的人更具深度”。 這多少有些年少輕狂。但也是對這項任務的肯定：將黑白的文本轉換成躍然紙上的場景。帕慕克寫下了作為一名少年讀者所享受到的“造物主的幸?！?，將心思付諸文字。

后面兩個位置是比帕慕克早一個世紀的美國小說家伊迪絲·華頓（Edith Wharton）。自從兒時進入到她父親的藏書室，她找到了一個私密的避難所，并稱它為“王國”。她在自傳《回眸》（A Backward Glance）中寫道：“在我的內(nèi)心有一個秘密的勝地，我不希望任何人闖入?！边@不僅僅是逃離。受阿爾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亞歷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和阿爾杰農(nóng)·查爾斯·斯溫伯恩（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的詩歌，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的文學評論，與沃爾特· 司各特（Walter Scott）的小說的影響，華頓創(chuàng)作的作品呈現(xiàn)出令人興奮的新主題和節(jié)奏。她的閱讀培養(yǎng)了她日漸形成的個性——她稱之為“奇異內(nèi)心世界的復雜旋律”。這位小說家認為，她的自我在那些泛黃的書頁中變得更加完整了。

在華頓左邊兩英尺（大約0.6米）處是18世紀的哲學家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他曾與鰥夫父親一起夜讀浪漫小說。這些故事讓他第一次意識到自己的想法。他在《懺悔錄》（The Confessions）中寫道：“我在最初的閱讀中與自我存在的完整意識約會?！敝匾氖遣粌H盧梭的情感被小說所鼓舞，而且他還把小說視為自己的一部分。盡管這位哲學家因自己愛好戲劇而遣責小說，他創(chuàng)作的情節(jié)劇還是主要基于自己小時候的經(jīng)歷。

盧梭下面的書架是現(xiàn)代哲學家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的作品。在六樓的公寓里，他俯瞰巴黎，手中拿著祖父的書，發(fā)現(xiàn)了自己的文學能力。言語讓這個男孩對自己有了一定的掌控力：他是個造物者，通過語言賦予世界生命。他寫道：“宇宙蔓延在我的腳下，一草一木都在謙卑地乞求一個名字。賦予它一個名字，就像是在創(chuàng)造它和接受它?！彼_特還收集美國西部片和偵探漫畫，相關的英雄漫畫——孤膽英雄對抗世界——幾十年后依然存在于他的哲學中。

在我的藏書室里，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緊挨著薩特，正如生活中是他的伴侶一樣。她牢記書籍的可靠性，不僅是因為它們易受控制的資產(chǎn)階級道德，而且是因為它們服從了“她”?！八鼈儠乘裕患傺b說其他事情”，波伏瓦在《閨中淑女》（Memoirs of a Dutiful Daughter）中寫道，“我不在時，它們沉默了?！彼庾R到它們需要信念和藝術——來自西蒙娜，而不光是從作者那獲取。德·波伏瓦稱這是“將印刷的符號轉化為故事的魔法”——如果沒有讀者，魔法就失靈了。

對文學魅力來說，并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解釋。閱讀與時代背景、家庭和心理的特征緊密相連。有些人，比如盧梭，找到了浪漫主義的推動力。其他人，比如薩特，發(fā)現(xiàn)了啟蒙主義運動的優(yōu)勢。這里可能會存在偽裝、自戀和怯懦的成分。（但對我來說已經(jīng)足夠了。）在許多情況下，這是一種渴望，哲學家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稱之為“假日現(xiàn)實（holiday reality）”：逃避現(xiàn)實的庇護所。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描述過其童年時代的渴望：渴望某種超越時空的事物。但正如狄更斯之后的受歡迎程度所表明的那樣，年少時期的讀書時光與影響力的發(fā)現(xiàn)相吻合。他從孩童時期就開始意識到，世界不僅充滿了偵探、高盧人和公牛，還有一個“我”——讀者，讀者的信任和創(chuàng)造力喚醒了文學作品。因此，閱讀能讓人擁有更加強烈的欲望。

兩種自由

讓—保羅·薩特在《什么是文學？》（What is Literature?）中寫道：“只有為了別人，才有藝術；只有通過別人，才有藝術?！边@位哲學家的觀點并不是說作者無法享受為自己寫作的樂趣。字句傾瀉而下，為殘暴的編輯和讀者創(chuàng)作到手疼——正如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在一封信中寫到的：“我將遲到的書稿倒入饑餓的腹中。”相反，薩特的觀點則是，作者只是完成了一半的文本。如果沒有讀者，文本只是一股意識流，一些或明或暗的圖形。

這并不意味著普通的生活是一種愚蠢的必需品。感覺對人類來說總是有一定意義的——我們是意義的產(chǎn)物，而宇宙從未被視為赤裸裸的事實。但文本世界并不能毫無障礙地描繪事物，暗示往往是含糊不清的。薩特在談及日常感受時寫道：“模糊的意義隱含在其中，不管是輕盈的快樂還是淡淡的哀愁，或是保持逼近的姿態(tài)，或是像一片熱霧在它周圍顫動?！比粘Ｉ钣幸环N朦朧的氣氛，而語言則是明朗而犀利的。

這些字母通過指代自身之外的事物來實現(xiàn)這一點——我們通過文本閱讀，而不是脫離它。薩特引用詩人保羅·瓦萊里（Paul Valéry）的說法：“當詞語像玻璃透過陽光一樣透過我們的目光時，便有了散文?！痹~語是散文的材料，它們構建了現(xiàn)實，當我們細看時，它又變得不可見了。

并不是所有的文本都像薩特所說的理想散文那樣通透。詩歌可以更加晦澀難懂。以謝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的《書柜》（"The Bookcase"）為例。這首詩字面上指的是詩人的圖書館，但它也玩了一下英語文字游戲?！鞍⑹参榈逻€是奧克伍德②？想要絲般柔軟/斜拼接的，四周有眼的，如牛皮紙般蒼白/書架的隔板從不下陷。（Ashwood or oakwood? Planed to silkiness / Mitred，much eyed-along，each vellum-pale / Board in the bookcase held and never sagged.）”頭韻、節(jié)奏、隱喻：這關于一件事及其共鳴，也關乎語言。詩歌展現(xiàn)詞匯，如同繪畫之于色彩，音樂之于音符。德國哲學家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寫道，詩意的短語“把指向自身之外的轉瞬即逝的詞語拉回來，使其停滯不前”。

語言可以是半透明的，像琥珀色或清澈如瓦萊里的玻璃，但看透它總是需要努力。銘文或投射成為詞語，具有與其語氣和節(jié)奏相關的含義。我在《福爾摩斯經(jīng)典案例》中第一次認識到閱讀總是把感知轉化成意識?！澳悴坏貌粡南袼牢浵佊|角的信手涂鴉中識別它們。”詩人D. 納克斯（D. Nurkse）寫道。

對讀者來說，這意味著要渲染一個世界：頁面之外的錯綜復雜的整體。當讀者透過柯南·道爾所寫的“籠罩在這座偉大城市的朦朧面紗”看見太陽時，他們重新創(chuàng)造了倫敦。不僅是天空中的黃色和灰色霧氣，更是煤炭和商業(yè)造就了這座大都市的“偉大”。報紙對夏洛克的客戶之死的報道還喚起了從康沃爾到諾森伯蘭郡的中產(chǎn)階級讀者群體，他們都參與到了這個想象中的書本上的社區(qū)。受害者匆匆趕往的滑鐵盧火車站，說明蒸汽火車已遍布英國各地：運送乘客的同時將成捆的《泰晤士報》運送給華生這樣的人閱讀。這些都是文章背后的投射?！八囆g所代表的對象”，如薩特所說，“出現(xiàn)在宇宙背景之下?！蔽野炎髡咚槠囊庾R拼湊成了宇宙。

這一切印證了一點：寫作不能使任何事情發(fā)生。作為一個未成年人，早期版本的《福爾摩斯經(jīng)典案例》對我來說晦澀難懂，只能囫圇吞棗。作為一個十一歲的孩子，我無法想象福爾摩斯坐在他的“天鵝絨扶手椅上”，向血液中注射。我將自己交給文本，去認同一種積極的被動態(tài)度，在這種情形下，我接受了柯南·道爾的語言，然后負責將這些詞語連綴成整體。

閱讀需要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沒有人強迫我設想他們的話語。它們充其量只是一個邀請。薩特認為這是一種“吸引力”，而這種想法在把玩的時候是不必要的。閱讀總是兩種自由的結合——藝術家的自由和讀者的自由。

迎難而上

鑒于此，我的童年在松木書架中度過的說法是錯誤的。它可能看起來像這樣，因為舊書是懷舊的象征。正如馬塞爾·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在《論閱讀》（On Reading）中所寫的那樣，一些年少時的回憶在日復一日的生活中被磨滅了，但是通過那些年讀過的書，我們重拾了那部分記憶。他寫道：“那是我們對似水年華的唯一記錄?！钡侨绻以僖膊蛔x這些書卷，那么回憶就會成為普魯斯特所謂的往昔：逝去的時光。正如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所說的，“只有當無生命的字母再次與愿意將其復活的生命接觸時”，文字中最生動的東西才會復活。

這是一個更普遍的觀點。我的書只是一些物體與另一些物體的組合——顏料、膠水、無生命的纖維素和牛皮。如果它們沒有與特定的對象——具有知識的人——產(chǎn)生特定的聯(lián)系，閱讀就不會發(fā)生。從某種意義上說，閱讀可能有一天完全停止。如果物種（比如人）知道自己會滅絕，嚴格地說來，所有的讀物——書籍、報紙、推文、廣告牌、路標、銅器上的字母將不再是文本。它們將成為生物的藏身之所，被吃掉、被掩埋、被攀爬、被氧化，但不會被閱讀。

無處不在的文字掩蓋了閱讀的稀缺性和脆弱性。往大了說，你現(xiàn)在所做的，是迎難而上。

天才與圣徒

假設一下：你喜歡閱讀——這種不太真實的活動。其實對大多數(shù)讀者來說，這是一種毫無憂慮的熱愛。這就很容易認同劇作家湯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他將車費用來買二手書，“相比忍受離開書半小時享受深藍大海，更寧愿忍受搭便車”。但讓我們說出“為什么”可沒那么簡單。

最明顯不過的，閱讀是有教育意義的。這就是為什么我的父母每晚都吟誦布萊頓的作品，也是為什么我花了這么多的時間在走廊里為我女兒講《米菲在美術館》（Miffy at the Gallery）的故事。早期的文字啟蒙能夠帶來巨大的個人和政治優(yōu)勢。研究人員安妮·坎寧漢（Anne Cunningham）和基思·斯坦諾維奇（Keith Stanovich）的報告顯示，兒童文學能夠促進詞匯量的豐富：比大學生的閑聊，或熱播節(jié)目要多出50％的非常規(guī)詞語。詞匯量的豐富往往又會激發(fā)更多的閱讀，積極的反饋早在學齡前便開始了，并且會持續(xù)一生。憑借這種方式，閱讀使人了解了許多原本晦澀難懂的事實。政治博弈、科學假說、歷史劇，這些奠定了公民前行的理所當然的基礎。而文字有助于在孩提時期奠定這一基礎。

書面文字還能促進心理健康和社會聯(lián)系。研究表明，堅持閱讀和鍛煉可以減少癡呆風險。埃默里大學的研究人員表示，閱讀小說的人在大腦的語言和感官運動區(qū)域有更多的神經(jīng)連接。第一作者格雷戈里·伯恩斯（Gregory Berns）寫道：“閱讀小說能將你帶入主人公的身體?！边@虛無縹緲的追求實際上是一種發(fā)自內(nèi)心的融合。研究還表明，文學小說有助于揣度心智，即我們對他人精神狀態(tài)的看法。一個新的社會研究學派的調(diào)查顯示，閱讀像唐·德里羅（Don DeLillo）或安東·契訶夫（Anton Chekhov）之類作家的作品會導致情商出現(xiàn)短暫但可量化的飛躍，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可以通過眼睛判斷一個陌生人的情緒。

盡管對愛書人來說，“書中自有黃金屋”的說法是種奉承，但對此表示懷疑是有根據(jù)的。定期慢跑可能比閱讀村上春樹關于慢跑的文章能更可靠地防止智力衰退。一些有少量樣本和模糊數(shù)據(jù)的研究表明：腦部掃描并未表明閱讀與其他娛樂活動相比有不同尋常的影響。另一些人則過于大膽地概括了各種流派：契訶夫與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或艾麗絲·默多克（Iris Murdoch）有同樣的效果嗎?即使德里羅能幫助我看懂某人的幽默，我也可以在沒有同情和愛心的情況下做出正確選擇——混蛋們也喜歡小說。閱讀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但它不是制造天才或圣徒的機器。

這種觀點也將閱讀視為達到目的的手段。這的確很重要，可以實現(xiàn)許多方面的真正價值，包括歷史的、哲學的、烹飪的、兩性的。我通過柯南·道爾來了解維多利亞時代的倫敦或通過伊曼紐爾·康德（Immanuel Kant）來更好地理解現(xiàn)代倫理理論。一些閱讀是為了符號資本，另一些則為了緊要關頭的晚餐食譜，還有一些是為了性高潮。﹝18世紀法國暢銷書《哲學家泰勒斯》（Thérèse the Philosopher）一書的女主人公說：“我讀了大約一小時后，那種狂喜掠過了我的心頭。”﹞突出文本的優(yōu)點沒有害處，無論是簡單的還是微妙的，學術的還是生物的。 但是這種方法可能忽略閱讀本身的目的：一次體驗的機會。

閱讀不需要借口

經(jīng)驗是至關重要的，從字面上來說，它就是生活經(jīng)歷。正如哲學家約翰·杜威③所說，我的存在即經(jīng)驗：游走于世間（在人和環(huán)境間往復）。我的活動影響事物，同時事物也對我產(chǎn)生影響。我接收印象，但我的意識賦予它們顏色、形狀和意義。這激起一些反應、習慣或選擇，從而引起了世界的反應。諸如此類?！耙粋€生命體的畢生事業(yè)和命運，”杜威寫道，“與它和環(huán)境之間極其微妙的交流方式息息相關……”我和宇宙之間的相互作用既不是混亂也不是絕對的和諧，而是有節(jié)奏地展開。我們不能完全確定宇宙是什么，不能接受一種樸素的現(xiàn)實主義，這種現(xiàn)實主義摒棄了哲學上的懷疑。但即使在這里，經(jīng)驗的重要性也很明顯：自我和他人之間的一種生物游戲，包括對各自邊界的混淆。

閱讀提供經(jīng)驗。并不是通過讓我在貝克街解決犯罪問題，或者讓我服用興奮劑重擊羅馬百夫長來做到這點，而是將符號與感知聯(lián)系起來。寫作將日常生活中的東西融入自我和世界的創(chuàng)新視角中。薩特在普通感知中看到的“朦朧而微小的意義”被賦予了新的重要性。思想以驚人的方式聚集在一起，情感從記憶轉向幻想，感知被恢復或修正。雖然閱讀可能不會用到每一個肢體或器官，但它會調(diào)動身體的全部，使其清晰、持久、生動。 杜威寫道：“每一件藝術作品都遵循完整的體驗計劃和模式，使其更強烈、更集中地被感知到。”

這里提到的藝術不必是小說或詩歌之類的文學。雖然最好的小說或詩歌無疑具有可轉換性，但哲學等學科也同樣提供了經(jīng)驗。亞里士多德的《尼各馬可倫理學》（Nicomachean Ethics）的基調(diào)與荷馬的《伊利亞特》大相徑庭，但亞里士多德仍提供了一幅獨特的宇宙畫像，包括其情感氛圍。我們的行為和經(jīng)歷并不被任何一種文學形式所壟斷。從社交媒體上的妙語到《圣經(jīng)》典故，抑或在一些更大的平臺發(fā)表言論，還有一些不需要符號的領域。無論閱讀能帶來什么好處，它們只能通過這種經(jīng)歷（作為更普遍的與事物混合的一部分）獲得。

對讀者而言，這種體驗往往因其自身而受到重視。首先是努力的樂趣。正如大衛(wèi)·休謨（David Hume）在其《人性論》（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中所指出的，精神上的努力是令人滿足的。他寫道，我們尋求真理，是因為“天賦和能力被用于發(fā)明和發(fā)現(xiàn)”。讀小說和做哲學一樣，我們同樣是在展示內(nèi)心世界。

但同樣重要的是這種努力所呈現(xiàn)的世界。我之所以讀書，是因為喜歡閱讀的經(jīng)歷：與一種精致的、重塑的生活愿景邂逅。這并非意味著書中有某種無形的價值內(nèi)核，并非意味著我能很快從自己的幸福轉移到埋藏在紙堆和打印機墨水中的那些神圣的價值。這意味著我很享受這種體驗，僅此而已。這種體驗也許是在讀阿爾弗雷德·諾斯·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或德博拉·利維（Deborah Levy）的簡潔美文時，我被激發(fā)的思辨；也許是福爾摩斯勾起的懷舊之情，或是在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讓葉蘭繼續(xù)飄揚》（Keep the Aspidistra Flying）中產(chǎn)生的對自己的尷尬認識；也許只是在《星際迷航》（Star Trek）中短暫逃避生活的痛苦。這就是為什么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在《如何去讀一本書？》（"How Should One Read a Book?"）一文中對上帝的描述是“有點嫉妒精通文學的靈魂”?！扒疲@些不需要報酬的人，”他在天堂里對圣彼得說，“我們這里沒有什么可給他們的，他們已經(jīng)喜歡上了閱讀?！遍喿x本身值得向往，除非它造成傷害，否則不需要理由。

舞　蹈

閱讀說來容易，做來難。文學價值只有在實踐中才得以彰顯：閱讀是主動的，而非被動的。正如杜威所說，閱讀往往涉及對文本的“遷就”。自然，閱讀也是要用心的。僅僅抱著自由的心態(tài)去閱讀是不夠的，更需要恰如其分地行使這份自由。要有技巧地閱讀需要平衡各種傾向：思想與情感、自發(fā)性與習慣性、服從與批判、急速與緩慢、大膽與謹慎、拘泥與超然。

以弗蘭克·米勒（Frank Miller）的經(jīng)典圖像小說《蝙蝠俠：黑暗騎士歸來》為例，蝙蝠俠在戰(zhàn)斗中把一個黑幫老大大卸八塊。（“你搞錯了，老兄。這可不是什么泥坑，這是手術臺，而我是醫(yī)生?！保┻@種以暴制暴的行為飽受爭議，卻又是為正義而戰(zhàn)的。我很欣慰，故事的結尾蝙蝠俠被判刑而不是被處死。我被劇情和主題深深感染了。米勒筆下的故事同時也引發(fā)了一些討論，比如他的自由主義的政治思想，再如教育孩童憑借一己之力匡扶正義、除暴安良是否符合道德倫理。為了充分享受閱讀，我不想過分評判這些。我也不得不假裝認為沒有人會認出面具下那個高大威猛的億萬富翁，認為迎頭痛擊罪犯是一種真正防止犯罪的手段。不論我的興趣如何變化，這種假設都將繼續(xù)下去。如果我由于審美疲勞或神經(jīng)過敏忽略了《蝙蝠俠：黑暗騎士歸來》中政治或者道德上的細微差別，那也不能責怪米勒。在不屈服于他們的結論的情況下我不得不承認我會搖擺不定。這種在愉悅與厭惡、審慎與輕信、浸入與游離之間尋找平衡的能力，同樣適用于該類型的其他作品。比如《綠燈俠》第五十四回，將一個女人恐怖的謀殺行為安上了英雄主義的動機，就引起了大眾的反感，而米勒筆下的硬漢形象卻被推崇。作為讀者，我認為閱讀就像一場談判，在閱讀的過程中，你的意向會不斷地被檢驗和扭轉。

維持這個平衡的詞是“美德”。這個詞捂著一層蕾絲窗簾，有著嚴肅的警世故事或族長指責的氣氛。最早創(chuàng)立美德理論的亞里士多德（Aristotle）也曾有過保守主義的時刻，哲學家阿拉斯代爾·麥金太爾（Alasdair MacIntyre）稱他為一個“目空一切的家伙”。不過這是因為雅典學者的貴族式傲慢，并非因為他的理論完全是自以為是、目中無人的。

在古希臘，美德是“aretē”，即“excellence”。正如亞里士多德所主張的，卓越不是一種精神狀態(tài)，鑒于其變化著——它要求的是一種為生活而奮斗的狀態(tài)，而不是一個瞬間。雖然它是理性范疇，但它不僅僅是概念上的。盡管它的確涉及情感，但它也不僅僅是一種情感。盡管這算得上是一種習慣，但它不僅僅是一種反射。每一種美德都是亞里士多德所說的“hexis”：一種傾向、一種性情或者一種意向。它表示準備就緒。當我在不斷變化的環(huán)境中慣常地做出恰當?shù)姆磻⒆杂X自愿地這樣做時，我是有美德的。所以文學的“aretē”不是天生的，但也不是人為的。就像閱讀本身一樣，好的“hexis”的確是我們與生俱來的潛能，但要靠按部就班的研習才能實現(xiàn)。

對亞里士多德來說，每一種美德都是兩個極端（缺乏和過剩）之間的中間項。因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的《罪與罰》（Crime and Punishment）令人不安而放棄閱讀這本書是懦弱的。如果它能逼著我瘋狂攻擊我的女房東，那說明閱讀它令人魯莽。勇氣是中間項：我意識到自己世俗的平衡受到威脅，但仍然堅持下去，因為小說承諾了一種豐富的心理體驗。亞里士多德的三段論并不總是令人信服，有些美德，如節(jié)制和正義，不完全符合藍圖。但總的來說，這種異教的卓越想法有助于平衡對文字的需求。這就是為什么弗吉尼亞·伍爾夫在她關于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的筆記中稱閱讀“幾乎是一所品格學?！?，它為美德的發(fā)展提供了機會。

這里沒有法則，因為美德隨著文本和上下文而變化。這是亞里士多德的觀點的優(yōu)勢之一：他拒絕給出規(guī)則。他寫道：“受過教育的人會在每個科目中追求確切答案，正如事物的本質(zhì)所表現(xiàn)的那樣。”“Aretē”只有同經(jīng)驗一起才能發(fā)展，這是一種本領，一種訣竅，而不是一個定理。想要很好地讀書，我必須博覽群書且小心謹慎，銘記我的權力和責任。

這并不意味著觀察自己，就好像我被分為兩個我，一個看文字，另一個審視“看文字”這種行為。正如哲學家吉爾伯特·賴爾④所指出的那樣，在這種監(jiān)視下“我”總是拖延。我們對待自己的行為就像對待別人的行為一樣，行為會被審視、批評、贊揚或忽視。但只有一種意識，它不能專注于自身——它所關注的是回憶，“邏輯上注定永遠倒數(shù)第二”。閱讀的美德不是要求精神分裂式的監(jiān)視，而在于誠實的回憶和反思。

然而我永遠無法完全擺脫偏見。亞里士多德的觀點之一是，我就是偏見的，相互競爭和勾結的傾向混雜在一起。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我意識到這些，但無法脫離靈魂的非理性部分。反思本身就是一種傾斜、一種彎曲，隨著努力的程度加強或削弱。用今天的自由閱讀來揭示明天的偏見——重點是要謹慎地揭示。弗里德里?！つ岵桑‵riedrich Nietzsche）曾經(jīng)稱最好的學術和散文為“剛柔相濟”的舞蹈，而閱讀也要求做到一種舉重若輕的靈活。

對書末題署⑤的崇拜

盡管文明中充斥著語言符號，閱讀的好處卻很少被稱道。能夠很好地閱讀被視為一種基本的技能，而不是終身的目標，亦不是一種需要堅持豐富和提高的創(chuàng)造才能。

這與流行寫作行業(yè)（學位、短期課程、工作坊、大師班、中心、節(jié)日座談）形成了鮮明對比。報紙和雜志上都開設了“如何寫作”的專版：喬治·奧威爾的簡明散文、喬治·馬?。℅eorge R. R. Martin）的科幻文學、菲利普·普爾曼（Philip Pullman）的專欄（“我的主要原則是對這樣的事情說不，它們誘使我放棄了我的正常工作”）。甚至還有簡·奧斯?。↗ane Austen）的文學成就。（坦白地說這是我撰寫的。）許多文章不僅承諾提供技術訣竅，而且還提供了說服編輯出版和讀者購買的技巧。

在這種情況下，閱讀的藝術和出版的念頭相比，居于次要地位。一項調(diào)查顯示，在美國，有80%的人想要寫一本書——這是一個驚人的數(shù)字，即使只有一半是真格的。盡管他們只是向往作家的身份，許多人并不是真正的愛書人。皮尤研究中心⑥發(fā)現(xiàn)，25%的美國人過去一年中沒有讀過一本書。正如作家兼翻譯蒂姆·帕克斯（Tim Parks）所指出的，作家已經(jīng)成為一個富有魅力的職業(yè)，而不再只是一項技能。他寫到，這更像19世紀詩人自發(fā)的浪漫主義已經(jīng)成為一種職業(yè)的描述。不管這可能與專業(yè)作家的日常訓練多么不一致，拙劣的模仿依然存在。小說家弗蘭納里·奧康納（Flannery O'Connor）的觀察似乎是對的：“他們感興趣的是成為一名作家，而不是寫作。他們感興趣的是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印在某部著作的封面上，至于什么作品，并不重要?！边@就是對書末題署的狂熱崇拜。

也許這是所有有文化修養(yǎng)且悠閑的群體的標志。羅馬帝國有一個短小而生動的文學文化。公元1世紀時，詩人馬夏爾（Martial）抱怨說被一位雄心壯志的作家騷擾?！爱斘艺局臅r候，你讀給我聽，當我坐下的時候，你讀給我聽，”他啐了一口，“在我跑的時候，你讀給我聽，在我如廁的時候，你讀給我聽?！边@種印象是無窮無盡的，通常是自負的涂鴉和演講。他自己寫了一千多句諷刺詩，通常是諷刺前人的作品。比馬夏爾更年輕的同時期詩人尤維納利斯諷刺了著作狂的弊病：惡性的寫作欲望。他抱怨說，羅馬資助人贊不絕口，卻沒有付現(xiàn)，榮譽不能拿來換酒喝?！翱墒俏覀冞€是堅持著，”尤維納利斯寫道，“用我們貧瘠的犁，犁著一條塵土飛揚的溝，用犁刀改造海岸?！泵绹t(yī)生、詩人（老）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Sr.）在一首詩中回應了尤維納利斯，他在大約十八個世紀之后做出了類似的診斷，在《著作狂》里寫道，即使全世界都是信紙，每一片充滿了墨水的海洋都被耗盡了，“仍然會有蹩腳文人聚集在它的邊緣/索要更多的筆，更多的紙張，更多的墨水”。

不管是古代的還是現(xiàn)代的“著作狂”，問題都不是寫作本身。當我們背棄作者的時候，鼓吹閱讀是很荒謬的。業(yè)余作品也可以很有價值。正如哲學家R. G.科林伍德（R. G. Collingwood）的觀點，寫作有治愈作用。無論是詩歌還是哲學中的表達，都提供了一個凈化心靈的機會。這既不是自動的，也不總是愉悅的，但它可以克服科林伍德所說的“意識的腐敗”——拒絕現(xiàn)實。治療過程不需要公開，因為信件和日記也是文本實驗室。學習寫作也可以培養(yǎng)對他人的天賦和成就的尊重——熟練的寫作也帶來了一定的鑒賞能力。德國哲學家兼詩人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和弗里德里?！は眨‵riedrich Schiller）指出，鑒賞家尊重藝術的付出，而一知半解者則是不安分的囤積者，僅僅收集他人無形的努力。因此，那些被視為涉獵者的人在文學領域和在體育或繪畫領域一樣吹毛求疵。通過學習寫作，我能夠變得更熟悉自己（至少是心理上感覺如此），并且對別人的勞動更加慷慨。

問題是這種熱情很少適用于閱讀。我很少承認可以熟練運用波伏瓦筆下的“魔法”，但卻沒能充分掌握這種魔法；我很少承認自己可能是個天才作家，卻拙劣地或惡毒地占用我的讀者的自由。

健忘和眩暈

在某些方面，閱讀容易被忽視。最明顯的是，讀寫能力通常是童年就掌握的，而且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我們出生時對世上的事物幾乎一無所知，但是慢慢地，我們便能將特定的顏色、形狀和動作與特定的事物聯(lián)系起來。由黑色和金色構成的長方體叫作“書”，還有無數(shù)白色和藍灰色的長方形。每一種印象都是新的，但我們學會了在變化中看到規(guī)律。閱讀也是如此：掌握這種把感知與事物聯(lián)系起來的技巧。成行的文本首先會變成詞（"ay" "bee" "see"），然后是聲音，它們結合起來喚起思想和情感。奧利弗·薩克斯（Oliver Sacks）在《心靈之眼》（The Mind's Eye）中寫道：“我們識字不是靠神的干預，而是通過一種文化創(chuàng)造和一種文化選擇，這種創(chuàng)造和選擇使得先前存在的神經(jīng)傾向得到了巧妙的……新的利用?！币驗檫@對識字的成年人來說是很容易發(fā)生的，所以很容易忘記它的新奇和奇妙之處。最初的感覺消失了，隨之消失的還有進一步發(fā)展這種新意識的意愿。

閱讀的藝術在很大程度上是其他人看不見的?！拔乙庾R到?jīng)]有人……能夠進入我的閱讀空間，”阿爾維托·曼古埃爾（Alberto Manguel）在《閱讀史》（A History of Reading）中寫道，“除了我自己的意志，再沒有什么能允許別人知曉。”即使我大聲朗讀——如同古代和中世紀的習俗那樣——對觀眾來說，這種展示也可能是欺騙性的。很多使閱讀在心理層面如此豐富的原因是私人的，而且可能與我的公眾形象相沖突。一個有魅力的表演者可以營造一種大師級的印象——簡·奧斯汀的《曼斯菲爾德莊園》（Mansfield Park）里的亨利·克勞福德（Henry Crawford）就是一個例子——但表演和解析之間存在著鴻溝。我可以談論一部小說，并展示我的看法：專注或不安、通曉或無知、贊許或輕蔑。但是大部分的閱讀都從檢查中退出。

這使得閱讀不太適合拿來招搖過市或自賣自夸。是的，我可以用文字作為身份的象征，正如社會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說的那樣。我那本金邊的《福爾摩斯經(jīng)典案例》是我在文化市場上的一筆糟糕投資。然而，這種權力的游戲并沒有說明我是如何解讀這些詞語的。因此，閱讀是一種不顯眼的天賦。對于那些尋求文化資本的人來說，寫作是一種更明智的投資。

但是比起早期的起源，或者看不見的內(nèi)在性，我們更容易遺忘閱讀的藝術。閱讀同樣會引起不安。不僅是因為像《貝奧武夫》（Beowulf）中的格倫德爾（Grendel）或《洛麗塔》（Lolita）中的亨伯特（Humbert）那樣的怪物，而且是因為自由是令人不安的：我的生命是我的，沒有人能代表我去證明。我無法逃避布爾迪厄所謂的“社會空間”⑦，我是一種特殊的動物，有特定的生理需要。但我如何看待這些和我自己呢?沒有宏大的宇宙文字指明從生到死的道路。人類的問題沒有終極答案。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在《存在與時間》（Being and Time）中討論過這個問題，這引發(fā)了“畏懼”或者焦慮。

“畏懼”不僅僅是恐懼，不是因為這樣或那樣的威脅畏縮不前?！拔窇帧笔且环N情緒，它無處不在。霎時間，存在似乎是虛假的、虛幻的，或毫無意義的。我很少感到這種不祥的預感，因為我忙于生計。但偶爾我會被提醒，沒有完美的個性，我的理想和價值觀是我可以主張或批評、贊同或嘲笑的理想和價值觀。正如海德格爾所說，日常的熟悉感崩潰了。在這種心境下，我不能依靠神明或自然，生命的重量是我必須承受的。伴隨著這種負擔而來的是迷惘——對我身下事物感到暈眩：幾乎什么也沒有。焦慮是沉重和輕松、恐懼和興奮的一種不可思議的結合。

言語喚起了這種畏懼，因為它們揭示了我在描繪世界時的作用，它們展示了一切我為了獲得可靠的事實而忽略的可能性。如果讀者和作者一樣自由，那么就無法避開這種潛能的發(fā)揮。書頁只是人類含糊不清的詞句的一個短暫確定性。當我意識到我的責任是肯定一個世界而不是另一個世界，以及所選擇的事物的脆弱性時，就會產(chǎn)生眩暈。每一串字母都可能是存在主義的挑戰(zhàn)。

這種眩暈是對作者崇拜的另一個原因：它讓我們停止了符號的游戲。正如哲學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指出的，作者可以讓閱讀變得可靠。這不是指現(xiàn)實中可以獲取版稅支票、忍受腰酸背疼的作者，而是作者的想法，被?？路Q為“作者功能”。作者功能不是個人，而是一種駕馭內(nèi)涵、外延的方式，它產(chǎn)生于社會和心理的力量。人們很容易相信《追憶似水年華》（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中的“馬塞爾”其實就是馬塞爾·普魯斯特，或者尼科斯·卡贊扎基斯（Nikos Kazantzakis）的神話實錄《致希臘》（Report to Greco）中的“我”是留著小胡子的盆景厭惡者。作者成為簡化文本的一種方式。

福柯的觀點并不是說作者的生活和動機總是無關緊要的。任何與創(chuàng)造的結交織在一起的事物都是密切相關的：柏拉圖（Plato）的《理想國》（The Republic）中的瘟疫、尼采《瞧，這個人》（Ecce Homo）中的梅毒。正如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所說，作者肯定會成為文本中的“人物”。福柯的觀點是，作者只是眾多閱讀方式中的一種，這種閱讀方式突出了某些含義，而隱藏了另一些含義，這些往往是作者在隱藏自己的同時進行的。他稱之為“意義擴散中的節(jié)約原則”。專注于作者，我可以給自己一份顯而易見的禮物，而這份禮物所帶來的滿足感則是：作品就意味著故事的結束。

因此，讀者的自由并不是簡單地被遺忘。人們對此不屑一顧，因為文字可能會導致一些棘手的問題。無論是在手稿、報紙專欄還是漫畫小說中，人們都在尋找容易確定的內(nèi)容。文字變成了別人的工作：作者被認為是一個孤獨的天才，或者被指責為潦倒的文人。讀者的潛力被剝奪了，連同更巧妙地運用它們的機會。

歡　樂

此書是對這種壓抑的回應，提醒讀者認識世界的力量。每一章都強調(diào)了一種特殊的美德——好奇心、耐心、勇氣、驕傲、節(jié)制和正義。這排除了許多經(jīng)典的優(yōu)點，而且有充分的理由。亞里士多德的輝煌，對那些有錢的貴族來說，比藏書家更有價值，然而慷慨的文學意義并不大。希臘哲學家的誠實被驕傲所掩蓋，即使動怒也受到全盤頌揚。奧古斯丁敦促虔誠的基督徒為愛拿起《圣經(jīng)》，但卻以輕蔑的態(tài)度對待大多數(shù)作品。對他來說，最好完全避免書寫文字，而不是不崇拜上帝（“詛咒將希望寄托在人類身上的人”）。同樣，信仰和希望也與宗教的宇宙觀和道德觀聯(lián)系太過緊密，無法幫助世俗的讀者。在基本的美德中，謙卑是正常有益的驕傲的一部分，而文字中的簡潔則類似于節(jié)制（雖然我建議博覽群書）。就像異教徒和基督教的書目一樣，這份清單是片面的，但不是武斷的。這反映了我所尊重的東西。

本書反映了寫作的本質(zhì)，但與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的《論文字學》（Of Grammatology）相去甚遠，后者堅持不懈地發(fā)現(xiàn)并挖掘西方的形而上學理論。我的興趣不是存在的歷史，而是角色——不論這個“我”是如何模糊多變。我認為有些解釋更好，但并沒有類似于奧古斯丁的《論基督教教義》（On Christian Teaching）這樣的指南。我已經(jīng)放棄了百科全書式的精通，轉而追求傳記的紀實性——我的意識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所讀過的和我如何閱讀的。當我富有冒險精神地去閱讀——從思辨的現(xiàn)實主義到黑色超級英雄，從海德格爾到海因萊因——對于作者、流派和風格，我有自己的偏好和成見。有時我克服了這些偏見，顯露出了猶豫不決的自我。有時我已經(jīng)證明了我的傾向是正確的。重點不在于捍衛(wèi)確定的詮釋，而是對這種通常比較私人的藝術進行公開的反思。

這一坦白很重要，正如阿拉斯代爾·麥金太爾所指出的，因為美德在集體中得到最好的發(fā)展。如果閱讀是兩種自由之間的對抗，那么做到恰當?shù)亻喿x就需要第三種自由，即其他讀者，我從他們那里獲得了對立的或異乎尋常的生活印象。

這也是文學批評如此重要的部分原因。批評者被諷刺為傲慢的看門人、麻木的學究或寄生蟲，而他們當中的有些人的確如此。但最好的批評家是閱讀藝術的典范。他們并不只是簡單地介紹作品。他們還揭示了我們?yōu)樽髌纷⑷氲钠姟逦蚰：?、慈善或卑鄙、好奇或麻木——以及被提倡的生活愿景。美國散文家門肯（H. L. Mencken）稱，批評家是一種“催化劑”，不同于在兩種化學物質(zhì)之間的催化劑，批評是在文本和讀者之間發(fā)生作用。門肯寫道，激起藝術作品和觀眾之間的反應是他的職責。有時候，的確如此，批評家對那些無知或不能全然理解的觀眾有幫助。他們使在時代、語言或情感上極其陌生的作品變得更加為人所熟知。不過批評家也能促使那些博學而自信的讀者做出反應，因為他們博學而有主見——他們需要釋放個人的想法。最好的批判性研究能夠在哲學領域做出貢獻，放松緊繃的神經(jīng)。

專家對這一角色沒有壟斷權。沒錯，更好的批評家把在嚴肅和游戲、我和你、文本和語境之間游刃有余地行走作為他們的工作，并試圖享受這種樂趣。他們這樣做是因為一種更根本的動力，敏感而明智地對文字做出反應。這就是為什么批評家們選擇了這一職業(yè)（或者被它所選擇）-——他們享受閱讀的藝術，如同享受寫作一樣。正如評論家喬迪·威廉森（Geordie Williamson）所言，他們愿意向更偉大的人才致以“明顯的敬意”，部分原因在于他們對自己熟練程度的陶醉。這些悅人的才華并不局限于雜志版面或學術研討會。都市文學節(jié)與郊區(qū)書友會上演著解讀之爭，在咖啡館的長凳或家庭餐桌上亦是如此。不是每個人都是評論家，但是每個讀者都可以當眾進行評論——不僅是為了發(fā)現(xiàn)作者錯誤，更是為了關注自己。

這本書是群體性閱讀中的一種練習，提醒人們自由和冒險的回報。這也是我個人對自由的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