桀驁不馴的喜劇天才

讓我們把鏡頭拉回到1997年10月9日的那一天，在莊嚴、輝煌的瑞典學院會議大廳，在人們的翹首等待之中，一個重要人物——瑞典學院諾貝爾文學評獎委員會常務秘書終于登場了，他將宣布這一屆文學獎得主的名字和理由，大廳里頓時安靜了下來，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這位發(fā)言人身上?！氨灸甓戎Z貝爾文學獎將授予，”這位先生故意賣了個關子，停頓片刻，笑了一笑，掃視了一下全場，當他感覺到懸念造足之后，才念出一個響亮的名字：“意大利作家達里奧·福，因為他繼承了中世紀江湖藝人的傳統，嘲諷了權力，還被壓迫的人們以尊嚴?！边@是按慣例舉行的新聞發(fā)布會，正式頒獎典禮則是在第二天，即于1997年10月10日在瑞典學院舉行，致頒獎詞的是瑞典學院的斯特拉·艾倫（Sture Allen）教授。

大廳里一片寂靜，沒有像往年這一時刻那樣掌聲四起。達里奧·福，這個名字大概是出乎許多人的意料之外，以為自己聽錯了，或者一定是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們搞錯了，達里奧·福在某些人眼里不過是一個類似中世紀在君王面前善于插科打諢的弄臣，一個集編、導、演的丑角。片刻沉默之后，突然掌聲、祝賀聲、輕輕的謾罵聲幾乎同時響起，這真是一個難得的、極富戲劇性的場面，好像達里奧·福又在給權貴們開了一個大大的國際玩笑。

達里奧·福的膺選震動了西方文壇，就在人們奔走相告、意大利舉國上下一片歡呼、慶賀的同時，也傳出了一部分權威人士的詰責與批評，有些詆毀者痛心疾首，他們不能容忍一個小丑演員、一個江湖藝人竟然登上文學的最高寶座，有人甚至說達里奧·福的戲太粗俗難登大雅之堂，把如此重要的獎頒給達里奧·福這樣一個戲子，“那將是這個獎的死亡”。⁽¹⁾

意大利政壇的某些權貴和梵蒂岡教會也憋不住發(fā)出了不滿的謾罵聲，認為“把諾貝爾獎授給一個江湖藝人是沒有頭腦的選擇！”意大利著名評論家拉烏迪奈直言不諱地表示：“這是國外對意大利現當代文學不了解的極端現象。我不喜歡作為演員的達里奧·福，他根本沒有資格被稱為作家?！?sup>(2)86歲的意大利文學評論家卡洛·博也公開表示出他的不滿：“沒有人料到他會獲獎，這意味著什么呢？這意味著一切在變，甚至文學也在變。我太老了，實在搞不懂其中的原委?！?sup>(3)還有人指責達里奧·福的作品沒有任何文學價值，說他不過是一個小丑演員。即便是達里奧·福獲獎六年過去了，還有人說“達里奧·福是一名相當出色的演員，但同時也是一個品位低俗的破壞分子?！?sup>(4)總而言之，達里奧·福的獲獎如一石激起千層浪，褒之，貶之，各種聲音此起彼伏。這一屆諾貝爾文學獎所掀起的反響之大是前所未有的，達里奧·福成為人們議論的熱點，一個全球矚目的人物，形成了一種達里奧·福效應。

難道真的就因為達里奧·福是一個喜劇演員、一個取悅于觀眾的“江湖藝人”嗎？不，絕對不是！其深層原因在于達里奧·福是一位具有敏銳的政治頭腦和自由精神的斗士，他的喜劇具有一種政治感染力，他把諷刺的鋒芒直接刺向那些笑里藏刀、偽善卑劣的權貴和政客，把高高在上的陰謀家、偽君子掀翻在地；他貶斥權威，宣揚正義，維護意大利現實社會中最廣大的中下層人民大眾的尊嚴，讓人民大眾歡欣鼓舞、揚眉吐氣。達里奧·福是一位非常嚴肅的政治諷刺作家和無與倫比的天才喜劇演員。

1．一個堅不可摧的喜劇天才

與偉大的莎士比亞、莫里哀、易卜生等戲劇大師一樣，達里奧·福（Dario Fo，1926年3月24日—2016年10月13日）也是非戲劇專業(yè)科班出身，他原本是學建筑設計的，沒有接受過專門的戲劇學習與訓練。

1926年3月24日在意大利北部城市圣賈諾，一個男嬰呱呱墜地，他就是后來名聞遐邇的達里奧·福。他的父親弗里茨·福是當地一個鐵路小站站長，農民出身的母親比娜·洛塔是一個受過教育的傳統女性，在家里務農。達里奧·福的父親曾當過業(yè)余演員，母親寫過自傳性的《民族的青蛙》，該書于1970年出版受到好評。不過，對達里奧·福影響最大的人物還是他的外祖父吉俄塞佩·洛塔。吉俄塞佩·洛塔是一個天生會講故事的人，也是一位在當地小有名氣的說唱藝人。這個普普通通的家庭盡管不富裕，但是其樂融融，溫馨而又熱鬧。孩提時代的達里奧·福過得很開心，他特別喜歡聽外祖父繪聲繪色地講故事，看外祖父惟妙惟肖的表演。他就像磁鐵一樣被這位說唱老藝人緊緊吸引住了，小小年紀就學會了模仿外祖父的表演。每當他進行表演的時候，總是逗得所有的人大笑不止，贏得大人們的嘖嘖稱贊。這讓小達里奧·福越來越有了自信，在戲劇表演方面的天賦不斷地被發(fā)掘了出來，他感到其樂無窮，對喜劇藝術的興趣與日俱增。這為達里奧·福日后成為廣受關注的喜劇演員和劇作家，打下了堅實、良好的基礎。

長大以后，達里奧·福在意大利米蘭布雷拉美術學院學習建筑設計，其間他和朋友們經常在學校附近的咖啡館里進行詼諧幽默的即興表演，自娛自樂。1940年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達里奧·福和所有的學生一樣不得不中斷學業(yè)。不過，這一段建筑設計專業(yè)知識的學習，對于達里奧·福后來的喜劇職業(yè)生涯起了積極的作用，他所學的繪畫技法與透視學基礎，為他后來除自編自導自演喜劇之外還親自設計布景大有裨益。例如，在他的《他有兩把手槍，外帶黑白相間的眼睛一雙》一劇里，那個按照16世紀英國伊麗莎白女王時期的風格設計的雙層布景，就是由達里奧·福親自操刀，親力親為的。

二戰(zhàn)期間，達里奧·福結識了一批后來成為20世紀六七十年代意大利文壇的重要人物，其中包括卡洛·利茲尼（Carlo Lizzani）、伊利奧·維托日尼（Elio Vittorini）、卡洛·博（Carlo Bo）和吉羅·芃特考弗（Gillo Pontecorv）等。在這段嚴峻的日子里，達里奧·福和他的家庭積極參加反法西斯活動，達里奧·福幫助身為意大利反抗組織成員的父親，把那些傷兵和逃亡者偷送到中立國瑞士去，母親則照顧受傷的游擊隊士兵。1943年意大利被分裂之后，達里奧·福被征召到意大利社會共和國軍隊。但是達里奧·福不愿意去充當炮灰，他設法躲藏起來，直到戰(zhàn)爭結束。

戰(zhàn)后，達里奧·福開始了他所熱愛的戲劇事業(yè)。他先是在米蘭理工學院建筑系聽課，繼續(xù)他的學業(yè)，后來做了一名助理建筑師，還得到了一份兼職工作，在劇院里繪制布景，達里奧·福開始將他的油畫和素描作品進行展覽。由于經常出入米蘭不同的劇院，他遇到了他未來職業(yè)生涯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演員兼劇院經理弗蘭克·帕倫蒂（Franco Parenti）。在弗蘭克·帕倫蒂的引薦下，達里奧·福開始介入于意大利小劇場運動，在社區(qū)上演他的詼諧滑稽的即興獨角戲。1950年，達里奧·福在弗蘭克·帕倫蒂領導的劇團里演戲，在那里他遇到了后來成為他妻子的女演員弗蘭卡·拉梅。

1951年，他的《可憐的小東西》在意大利廣播電臺播出，是每周六晚間的特別節(jié)目。這部妙趣橫生、貼近生活的作品取材于圣經故事和莎士比亞戲劇，很受聽眾喜愛。有了這一基礎，達里奧·福于第二年即1952年，就把它搬上米蘭奧德翁劇院舞臺，并親自上演了他的系列諷刺獨角戲《可憐的小東西》，這是達里奧·福第一次在官方劇場正式亮相?！犊蓱z的小東西》成為他的時事諷刺劇《七天》的一個組成部分。與此同時，達里奧·福還給一些評論雜志撰稿。

2010年達里奧·福與弗蘭卡·拉梅在意大利都靈國際書展上

1953年至1954年，達里奧·福與弗蘭克·帕倫蒂、吉斯提諾·杜拉諾（Giustino Durano）組成“伙伴劇團”，上演了以卡巴萊為基調的時事諷刺劇《眼中釘》（1953），達里奧·福同時兼布景設計和服裝設計。第二年《被捆綁的健康人》（1954）在米蘭小劇場演出，幾乎每場演出都座無虛席，但劇本遭到審查。后來審查員拿著修改后的劇本到劇場來對照，達里奧·福他們不得不用默劇來表演。這兩部喜劇因為嘲諷華而不實的夸夸其談和官僚主義，結果受到了意大利審查部門的阻撓與干預。不過，它們對于當時盛行于意大利舞臺只以娛樂為目的的輕喜劇，不啻是個巨大的沖擊。盡管這三位合作伙伴在表演上各有所長，能夠相互取長補短，然而在一年之后，伙伴劇團因為內部分歧還是解散，三位朋友分道揚鑣了。

1954年對達里奧·福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年，這年的6月23日，他攜相愛的、志同道合的女演員弗蘭卡·拉梅（Franca Rame，1929—2013）走進了神圣婚姻的殿堂。弗蘭卡·拉梅出生于演員世家，她的祖輩都是喜劇演員，家庭里具有悠久的喜劇表演傳統。共同的興趣與志向，使這兩個具有表演天賦的年輕人走到了一起，所謂的比翼齊飛，在這對新人身上得到了最好的詮釋與印證。從此，達里奧·福的戲劇事業(yè)如日中天，如虎添翼。第二年，這一對珠聯璧合的藝術搭檔和人生伴侶生下了獨生子雅各布。之后他們嘗試著一起向羅馬電影界進軍，不過，達里奧·福創(chuàng)作的電影劇本并不成功，這使他們重新定位，返回原點，義無反顧地回到他們所熟悉并熱愛的喜劇舞臺上，并為之奮斗終生。不過這段電影劇本創(chuàng)作的經歷，帶給達里奧·福很大啟迪，幫助他跳出常規(guī)，使他的戲劇對話和舞臺場景變得越來越豐富多樣了。

1959年，這對理想夫妻成立了以兩個人的姓氏命名的劇團——?！穭F，象征著他們在生活與藝術上的緊密切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兩人做了合理的分工，達里奧·福注重于劇本創(chuàng)作、導演和主演，以及舞美設計、服裝設計和繪制海報等，弗蘭卡·拉梅除了主演女性角色之外，負責劇團的行政事務。他們在米蘭的奧德翁劇院開始了他們?yōu)槠?年的演出季。

1959年?！穭F上演的《天使們不玩電動臺球》（1959）是達里奧·福的第一部多幕劇。這部戲一經登臺亮相，就立即引起轟動。達里奧·福在米蘭聲名鵲起，成為被全國關注的喜劇家。緊接著他又創(chuàng)作了多幕劇《他有兩把手槍，外帶黑白相間的眼睛一雙》（1960）和《偷腳賊交上桃花運》（1961）。這些早期戲劇的代表作品，顯示了達里奧·福對社會現實的密切關注與迅速反映，在藝術上他正在探索一種戲劇獨白和對最原始聲音的獨特運用。毫無疑義，達里奧·福已經成為60年代意大利戲劇家中的佼佼者。

二戰(zhàn)結束以后的那段歲月，處在經濟上貧窮落后、政治上支離破碎境地里的意大利開始漸漸恢復，1946年共和國重組之后，經過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和在外援的幫助下，到了20世紀50年代初，意大利經濟反彈，從50年代到60年代，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大發(fā)展。這一時期，蘇聯共產黨在東歐占有絕對的優(yōu)勢，許多知識分子選擇接受共產主義。達里奧·福雖然是個左翼作家，但他沒有像妻子弗蘭卡·拉梅那樣加入意大利共產黨，他對黨派之爭沒有興趣。不過，達里奧·福認為這一政黨是最代表廣大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的。

后來福—拉梅劇團因多種原因解散，于是，達里奧·福又重新成立了一個劇團，取名為“新舞臺”。1970年，新舞臺劇團由于內部意見發(fā)生歧異而不得不分裂，達里奧·福與弗蘭卡·拉梅沒有氣餒，他們又聯絡了一些志趣相投的同行，創(chuàng)立了“戲劇公社”。這以后弗蘭卡·拉梅從女性主義視角來創(chuàng)作劇本，以獨角戲為主，并親自登臺主演。

由于達里奧·福在他的舞臺上不斷地嘲諷現實社會中的陰暗面，揶揄意大利政黨的腐敗、烏煙瘴氣和見不得人的交易，為底層人民大眾的利益吶喊，他成了意大利權貴的眼中釘、肉中刺。1973年3月，意大利聯邦警察雇傭法西斯分子綁架了達里奧·福夫人弗蘭卡·拉梅，用槍威脅她，把她扔進一輛面包車里，并且強奸她，毆打她，用香煙燙她，用剃須刀割她，最后把她扔在了遠離市中心一個偏遠的公園里。但是，這對偉大的人生和藝術伴侶并沒有因此被嚇倒，反而更加堅強地肩并肩地站在一起，以喜劇做武器與惡勢力進行有力的反擊。

兩個月后，剛養(yǎng)好傷口的弗蘭卡·拉梅勇敢地重返舞臺，上演了她自己創(chuàng)作的獨角戲《新反法西斯分子獨白》，揭露并諷刺了這些卑鄙無恥的犯罪分子。達里奧·福則一如既往地磨礪他的諷刺利器，保持他尖銳的批判鋒芒，針砭時弊，維護正義，毫不留情地直戳那些在現實生活里作威作福、貪婪腐敗的權力者的痛處，哪怕意大利監(jiān)察機構對他的戲劇進行嚴格審查，甚至派人到劇場里拿著文本逐字逐句地核對，怕他在即興表演中發(fā)揮有損于當局的言行，達里奧·福都能隨機應變、巧妙周旋。

政治上的敵對勢力不斷地變本加厲干擾達里奧·福夫婦的演出活動，米蘭市政廳甚至想申請法院指令，把他們趕出由他們自己創(chuàng)建的自由宮劇場。然而，他們始終沒有得逞。盡管意大利當局對達里奧·福恨得咬牙切齒，但人民大眾卻支持他、擁戴他。1973年9月，智利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1908—1973）被謀殺。達里奧·福立即以智利政變事件為契機，創(chuàng)作并上演了《智利的人民戰(zhàn)爭》，并在全國各地演出，引起了巨大轟動。他告訴觀眾如果我們放松警惕，那么在意大利也可能發(fā)生同樣的悲劇。該劇結尾的一個情節(jié)，使觀眾誤以為意大利發(fā)生了政變，以至劇場氣氛失控。在都靈演出時，有一名觀眾因為驚懼萬分，竟然吞吃了十頁他以為受牽連人員名單。在米朗諾演出時，一個學生也驚嚇過度，為了想逃生而打破了玻璃窗。1973年11月，達里奧·福因此在薩薩里市被警方逮捕。當人們了解到按照意大利法律，在演出的時候警察無權進入劇場抓人，于是，爆發(fā)了全國性的抗議活動。這一事件的結果是達里奧·福贏得了更加廣泛的民眾強有力的支持。

1975年6月，達里奧·福攜夫人弗蘭卡·拉梅曾以旅游者的身份到過我國，進行私人訪問。當時他的革命熱情正處于高漲階段，但是，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中國人對達里奧·福還一無所知。回國以后，達里奧·福用這次訪問的見聞為素材，寫了獨角戲《老虎的故事》，1978年在意大利巡演。這一年，即1978年，意大利著名的米蘭斯卡拉歌劇院聘他為總導演，達里奧·福執(zhí)演了《塞維利亞的理發(fā)師》等一些經典劇目。

1980年，達里奧·福夫婦申請美國入境簽證，赴美參加意大利戲劇節(jié)，卻遭到了美國當局的拒簽。這種情形與貝托爾特·布萊希特（1898—1956）、查理·卓別林（1889—1977）、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1927—2014）等著名作家、藝術家受到美國當局排擠、驅逐的遭遇非常相似。當年5月，美國文學界、戲劇界的友人在紐約舉辦了一場達里奧·福和弗蘭卡·拉梅缺席的晚會。眾多對美國當局此舉不滿的社會名流專程趕來參加，在道義上支持達里奧·福夫婦。其中有我們熟悉的著名戲劇家阿瑟·米勒（1915—2005，美國劇作家，獲肯尼迪中心榮譽獎，紐約戲劇評論獎和普利策戲劇獎）、伯納德·馬拉默德（1914—1986，美國小說家，獲普利策小說獎、美國國家圖書獎）、理查德·福曼（1937—　，美國劇作家，先鋒派喜劇代表人物）和電影導演馬丁·斯科塞斯（1942—　，美國電影導演、演員、劇作家，獲第79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導演獎）等。在這個晚會上有人用英文朗讀了達里奧·福的喜劇《不付錢！不付錢！》的第一場戲，以及由達里奧·福夫婦共同簽署的一封信。美國戲劇評論家學會還就此事件，專門向美國政壇要人埃德蒙·馬斯基遞交了函件。

盡管如此，美國當局在1983年還是再度拒絕達里奧·福夫婦入境。令達里奧·福大惑不解的是，美國當局竟指責他們“參與支持恐怖集團的組織”，這真正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而當時達里奧·福及其戲劇恰恰是在美國上演最多的外國劇作家，這是十足的誣陷。于是，達里奧·福和弗蘭卡·拉梅開始起訴美國國務院，并承諾將把訴訟贏得的全部賠償金，捐獻給被解雇的工人、殘障人士、囚犯家屬，以及他們關心的其他事業(yè)。達里奧·福在米蘭召開了一個記者會招待會，說明美國政府對他和他夫人造成的重大傷害：“我們是意大利公民，被他們認定犯有援助意大利恐怖分子的罪行?？墒?，意大利司法當局從來沒有對我們提出指控，甚至連調查都沒有……也從來沒有指責我們支持恐怖主義。不管怎么說，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立場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現在，美國人出面了，斷言我們支持恐怖分子。這等于是說，意大利司法當局要么是沒有擔當起應有的責任，要么是我們的同謀。”⁽⁵⁾

達里奧·福夫婦在他們的演劇道路上真可謂是歷經風雨與坎坷，但是，他們以喜劇家的堅韌與頑強，自始至終在進行不屈不撓的戰(zhàn)斗。1994年10月，佛蘭卡·拉梅在米蘭首演《做愛？多謝，我做也沒有關系！》。該劇是依據賈克坡·福（Jacopo Fo）的作品《禪和做愛的藝術》改編的，這本書的銷售量超過30萬冊，由達里奧·福、佛蘭卡和賈克坡共同編劇。該劇通過諷刺幽默、怪誕荒唐的情節(jié)，繪聲繪色地描述在成長過程中我們是如何受蒙蔽、如何被灌輸性，特別是女人的性——是猥褻下流的觀念。起先，意大利審查委員會禁止18歲以下的青少年觀看這部戲。達里奧·福夫婦經過兩個月的報紙宣傳和訴訟，《做愛？多謝，我做也沒有關系！》終于獲得解禁。該劇被輿論界認為“洋溢著深厚的母愛，因此適合青少年觀看。2004年，意大利力量黨參議員馬塞羅·代爾尤屈利因洗黑錢案受到法庭審訊，他卻指控達里奧·福在《雙頭怪物》（2003）里含沙射影攻擊他。達里奧·福對此深感惡心：“我已經冷嘲熱諷四十年了。他的指控荒謬絕倫，簡直荒唐?！?/p>

達里奧·福與弗蘭卡·拉梅1962年于米蘭排練場

到了21世紀，達里奧·福依舊是各種政治、社會和文化活動的積極參與者。2008年，他參與簽署了致《共和國報》的公開信，呼吁意大利政府保護作家羅勃特·塞維諾（Roberto Saviano，1979—　）。羅勃特·塞維諾在2006年出版了他的《克莫拉》，因為揭露了意大利最血腥、最殘忍的黑手黨克莫拉的陰謀活動，他的妻子隨即遭到恐嚇，他本人也收到了克莫拉集團卡薩雷斯家族的死亡威脅。在2013年意大利大選之前，達里奧·福宣布，他近期的諷刺對象包括大銀行、大型企業(yè)和所有在做戲的體面人——即運用媒體、電視等一切手段，竭盡全力讓老百姓接受自己處境的那批偽善的權勢人物——政客、神職人員、大老板等。

毫無疑問，達里奧·福在意大利是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他被認為是一位罕見的喜劇天才，謙卑的人民的吟游詩人和非凡的喜劇演員。他以自編自導自演的喜劇作品贏得了無數觀眾；同時他又是一個幾乎名不見經傳的作家，在20世紀意大利文學史的著述中，罕見論述達里奧·福的篇章，在意大利作家辭典中也少有記載，只是在戲劇辭典中偶爾被提及。頗具影響力的86歲的意大利文學評論家卡洛·波（Carlo Bo，1911—2001）在聽到達里奧·福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后，公然表示不可思議，無法理解，質問“這是什么意思？”意大利著名詩人馬里奧·盧齊（Mario Luzi，1914—2005）——這個當時人們都預測他將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人物，在接受電話采訪時，甚至忘記自己的紳士風度，“我沒話可說，到此為止！”⁽⁶⁾馬里奧·盧齊當場就摔了電話。還有些英語國家的人士認為達里奧·福的作品已經過時了，不符合當下的時代潮流，是70年代和80年代的產物，等等。

由此可見，長久以來公眾對達里奧·福的熱情與學術界對他的冷淡是有目共睹的，達里奧·福就是在這樣的境遇里我行我素，堅持他自己的政治立場，為人民大眾寫戲，針砭時弊，匡扶正義，在荒誕滑稽、狂歡化的喜劇演出中呈現給觀眾嚴肅的主題思想和豐富的社會內涵。很多劇作家、文學評論家、新納粹分子，以及梵蒂岡當局紛紛從純文學的角度，猛烈地抨擊達里奧·福的喜劇現象，把他的身份定格在“一流演員”和“末流作家”這種令人啼笑皆非的處境里。然而突然間，達里奧·福摘得了1997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一躍而躋身于世界知名作家行列，從此將在世界文學與戲劇史上名垂青史，達里奧·福這一社會地位的巨大變化，真是極富戲劇張力。正如美國劇作家托尼·庫胥納（Tony Kushner，1956—?。Λ@諾貝爾獎的達里奧·福所贊揚的：“他用他的天才，把他觸及的一切都變成可以爭辯的，在文學、各種獎項、報刊等領域都產生了達里奧·福效應。這是勇敢的行為，甚至可以說是不顧一切的行為?！?/p>

達里奧·福與弗蘭卡·拉梅這對志同道合、相濡以沫的伴侶，在漫長的人生與藝術道路上風雨同舟。當得知自己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達里奧·福公開表示，他的夫人弗蘭卡·拉梅有一半功勞。弗蘭卡·拉梅則認為自己不過是丈夫向頂峰攀登的一塊基石，她把獲獎看作是對達里奧·福那么多年來遭受的眾多屈辱的補償。

面對獲獎后所激起的輿論大潮，達里奧·福和弗蘭卡·拉梅依然一起手拉手，從容面對所有的反對聲、質疑聲，他們建立了一個殘疾人組織，用這筆諾貝爾文學獎獎金來資助殘疾人士。在頒獎典禮上，除了展示他自己的幾幅畫作，達里奧·福還發(fā)表了他特地準備的演講稿《反對說話大不敬的小丑》。后來有人把這篇講話形容為“毫無疑問，是瑞典皇家學院有史以來最熱情洋溢的、最具戲劇性的、最滑稽的獲獎演說”。

2．嬉笑怒罵皆成戲

在達里奧·福半個多世紀的戲劇生涯中，他自己編劇、導演和主演的戲劇超過80部，創(chuàng)作喜劇50多部，其中包括獨角戲、諷刺劇、黑色喜劇、荒誕劇等，在歐美、日本、中國等許多國家演出，深受不同膚色觀眾的喜愛，其影響遠遠超越了意大利國界，譽滿全球。

意大利是一個有著深厚喜劇傳統的國家，流行在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民間的假面喜劇和即興喜劇，令不同國家的戲劇愛好者產生無限的遐想?！凹磁d喜劇又稱假面戲劇、藝術喜劇，這是16世紀下半葉至18世紀下半葉在意大利廣泛流行的一種獨特的喜劇形式，產生于文藝復興運動期間。從它誕生之日起，其主要作用就是讓老百姓‘出出氣’。在天主教反對新教傳播的反宗教改革運動中，這種作用尤為顯著，此時宗教法庭猖獗，城邦君主獨霸一方。即興喜劇的角色便以其他戲劇所不能實現的方式，用言語暗示、手勢或姿態(tài)來進行批評和諷刺?！?sup>(7)當這些具有濃郁民間演藝氣息的傳統文化藝術，隨著時代前進的腳步慢慢淡出人們視野的時候，達里奧·福卻將其視為珍寶，拿來細細研究，把古羅馬普勞圖斯的喜劇因素、意大利早期狂歡節(jié)上戲劇表演中的魔術、斗嘴、方言，以及拜占庭的啞劇等表演形態(tài)匯聚起來，并將它們發(fā)揚光大。達里奧·福掌控著這些幾個世紀進化而來的喜劇表現技巧，渾然天成地集即興表演、面具、雜耍、夸張、諷刺、滑稽與荒誕等為一身，嬉笑怒罵皆成戲。

由于達里奧·福的喜劇藝術以自由、批判的精神，關注于現實社會的熱點問題，敢于針砭時弊，嘲諷腐化墮落、濫用職權的達官貴人，解構意大利官僚權威和司法制度等，具有鮮明的政治傾向性，因此，他的作品不僅在意大利本國受到檢查制度的刁難，而且還引起過美國政府的不滿，拒絕他和他的劇團到美國演出，因為他的《該扔掉的夫人》（1967）和《高舉旗幟和中小木偶的啞劇》（1968）這兩部戲劇均因為嘲諷了美國的霸權主義、越南戰(zhàn)爭、肯尼迪被暗殺等陰暗面，為美國當局所不容，直到1986年對達里奧·福的拒簽令才被解除。⁽⁸⁾

《他有兩把手槍，外帶黑白相間的眼睛一雙》（1960）是一部具有黑色幽默的諷刺劇，達里奧·福對黑手黨的殘忍狡詐，意大利警察局的無能愚蠢進行了犀利而又滑稽的嘲笑與抨擊。在《高舉旗幟和中小玩偶的大啞劇》（1968）里，達里奧·福用各種面具、木偶等表現手段，來隱喻資本、金融、產業(yè)、教會、人民、造反者等。比如，舞臺上的巨型木偶就是對法西斯主義的指涉，從法西斯暴君的大肚子里又先后催生出了代表教會、君主、軍隊等形形色色權力中心的人物，令全場觀眾眼花繚亂，瞠目結舌。達里奧·福的嘲諷手段是如此的異想天開、層出不窮，但他的政治立場卻非常鮮明。

1969年公演的《滑稽神秘劇》被認為是達里奧·福的杰作之一，他一個人在沒有布景的舞臺上飾演了幾十個角色。他以世俗的眼光，詮釋福音書里耶穌受難的故事，圣母瑪利亞的醒悟，以及上帝的冷酷。達里奧·福告訴觀眾，上帝是有錢有勢人的上帝，他看著屠殺無辜的嬰兒，痛不欲生的母親、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等令人想不到的災難性事件，無動于衷、沉默不語。《滑稽神秘劇》的問世，引起了反對者的極大憤怒，抨擊達里奧·福對宗教信仰的不恭，梵蒂岡《羅馬觀察家》報譴責說，它是“世界電視史上最最褻瀆神靈的節(jié)目?！睆娏乙蠼荽藙?。達里奧·福卻幽默地說，“這是梵蒂岡能夠給我的最好的恭維話。”⁽⁹⁾

這一年年底，意大利爆發(fā)了一樁戲劇性事件，1969年12月12日，右翼激進分子和意大利特工在米蘭皮阿扎·弗塔納廣場的國家農民銀行制造恐怖爆炸案，致死17人，受傷88人。慘劇發(fā)生后，意大利的暴力事件有增無減。在這次爆炸案中抓捕的左翼無政府主義者皮內利在審訊時墜樓身亡，警方堅稱他是畏罪自殺。達里奧·福認為在這殘酷的殺戮背后，與意大利某些高級官員是有牽連的。于是，他立即著手進行調查、取證，很快以此為素材，創(chuàng)作出了《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1970），描寫了警察局長及警員將一個在押的無政府主義者刑訊致死，對米蘭警察局進行了揭露與諷刺。該劇于1970年12月首演，再次在社會上、輿論界引起了軒然大波，達里奧·福又一次成為眾矢之的。意大利當局下了命令，拒絕達里奧·福進國家劇院演出，這使達里奧·福和他的劇團處境十分艱難。但是，他沒有屈從于這種壓力，而是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后來，這部《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在意大利全國各地進行巡回演出。終于1974年，達里奧·福爭取到可以進米蘭“自由宮”劇場演出的機會。

事實上，米蘭自由宮是一年前即1973年，由達里奧·福和他的妻子弗蘭卡·拉梅，以及他們旗下的演員們一起在米蘭郊區(qū)一個被遺棄的廢墟上建立的劇場，取名為“自由宮”，表示他們對自由、獨立精神的追求。就在這個新劇場里，他們上演了多幕劇《不付錢！不付錢！》，達里奧·福以女性神圣的懷孕現象作為人民群眾為反抗物價飛漲、自我拯救的一種斗爭策略。通過兩個普通的勞工女人假裝成孕婦，從超市拿了東西不付賬，以此來抗議意大利無序的通貨膨脹。這出被評論家批評為不切實際的“政治幻想劇”在上演后不久，舞臺上那個拒不付錢戲劇故事，竟然真的在意大利的現實生活中發(fā)生了，有上百個婦女參加了這“拒不付賬”的實際抗議行動，她們的行為得到了三十來位男士的支持。她們像演戲似的說的那些話，恰恰是達里奧·福夫人、女演員弗蘭卡·拉梅每天晚上在舞臺上說的那些臺詞。更有意思的是，這部描寫公民不服從的喜劇，還直接影響了1990年初英國人民抗議政府收取“人頭稅”的行動，英國人民的抗議行動完全是仿照達里奧·福的這部戲劇進行的。戲里戲外所發(fā)生的一切是多么富有戲劇性?。　恫桓跺X！不付錢！》這出喜劇和現實生活看似巧合的鏡像關系，是發(fā)人深思的，其間所散發(fā)出來的對人生苦澀境遇的體味，具有一種悲劇的底蘊。截至1990年，已經有35個國家上演了《不付錢！不付錢！》這部喜劇作品。

達里奧·福是一位視野開闊、放眼全球的喜劇家，他對國際上風云變化的大事件也十分關注。1970年9月到1971年1月，約旦內戰(zhàn)，被人們稱為“黑色9月”，達里奧·福立即就此創(chuàng)作了《如果必須承認一切都是白搭，我寧可今夜就死》（1970），數以千計的民眾前來觀看演出?！栋⒗粨絷牎酚?972年1月首演，這是以巴勒斯坦為背景的系列短劇合成的一臺大戲，此外，還有《智利的人民戰(zhàn)爭》（1973），達里奧·福的國際視野、政治敏感度與揭露問題的犀利，都是令人嘆服的。

當然，達里奧·福的戲劇作品更多的是立足于本土，及時對意大利國內的各種各樣的現實問題和社會矛盾進行暴露與戲謔。例如：《砰、砰，誰來了？警察》（1973）也是根據1969年幾個無政府主義者圖謀爆炸米蘭一家銀行而被捕的真實事件進行創(chuàng)作的，目的是揭露、抨擊意大利警察局的暴力行徑?！侗唤壖艿姆斗赌帷罚?975）雖然是虛構的故事，卻通過意大利政界里重量級人物范范尼，暗喻并諷刺意大利政權核心的腐敗與卑劣手段。《上床、吃飯、去教堂》（1977）、《喇叭、小號和口哨》（1981）、《教皇與女巫》（1989）等則是針對宗教與政界的調侃與嘲諷。

此外，達里奧·福對意大利日益嚴重的毒品問題深感憂慮，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有錢人消費毒品，利用毒品；窮人被毒品利用，被毒品消費。”他創(chuàng)作的《教皇和女巫》（1989）和《媽媽的大麻最好》（1976）都是針對意大利越來越嚴重的毒品問題來創(chuàng)作的，達里奧·福試圖通過暴露黑暗，引起人們的警醒。他在插科打諢之間對意大利當局戒毒中心的譏諷，對艾滋病日益嚴重等現實問題的嘲諷之犀利，達到令人震驚的程度?！秼寢尩拇舐樽詈谩肥且徊眶[劇，劇中主人公老爹誤把麥角二乙酰胺（LSD）當作阿司匹林吞服了下去，于是產生幻覺，在自己的衣柜里登上火車去旅行，最終進了警察局。達里奧·福的喜劇故事滑稽而荒誕、夸張而大膽，雖然是異想天開，卻不失對社會現實的深刻考量，引人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