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上一章所指出，韓愈是信仰與提倡儒道的。他一再提出一個傳道的統(tǒng)緒，即后來所謂的“道統(tǒng)”說：

　　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原道》）

而他自己，則立言行事“務使合于孔子之道”（《與少室李拾遺書》），以發(fā)揚儒道為己任，以當世圣人自居。這決定了他的儒學復古的傾向，以及思想與政治上的保守、落后的方面。例如他在世界觀上講“天命”，在政治觀上重等級名分等等，都是儒學的落后方面，對形成他保守的政治態(tài)度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但是一種思想、觀點、學說，只有隨著時代的發(fā)展而變化、改造，才能夠適應不同時代的需要，也才能傳繼與生存。儒學也是如此。在它長期的歷史發(fā)展中，在保存著基本面貌的基礎上，隨著現(xiàn)實社會的變化，不斷在補充、改變著它的內(nèi)容，甚至形成了一些對立的觀點學派。中唐以后的儒學復古，也是一定時代條件下的思想運動的一部分。它實際上已不同于漢儒“章句”之學，而開始沖破那種專守訓詁、嚴守家法、相信天人感應與讖緯迷信的舊傳統(tǒng)，對繁瑣的、教條的“章句”開始批判，下開兩宋“義理之學”的先河。特別是當時的啖助、趙匡、陸質(zhì)的新《春秋》學，空言說經(jīng)，以經(jīng)駁傳，專以己意解釋“圣人之意”，提倡“一家獨斷”的學風，在學術(shù)上是從舊章句束縛下的解放，在政治上則為當時的改革斗爭提供了理論武器。德宗、順宗之際“二王（王叔文、王伾）劉（禹錫）柳（宗元）”的政治革新，就是以這種新《春秋》學為理論基礎的。儒學上的這種變化，對韓愈也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

另外，從唐代“古文”的發(fā)展看，韓、柳的先行者大都有輕章句、重事功的傳統(tǒng)。唐代第一位在革新文風上做出成就的陳子昂，就慷慨有經(jīng)世志，“經(jīng)史百家，罔不該覽”（盧藏用《陳子昂別傳》，《全唐文》卷二三八），自負有管、樂之才，熱心于政治事業(yè)；在陳子昂之后另一位在改革文風上有所貢獻的張說，也主張“博學吞九流之要”（《洛州張司馬集序》，《張燕公集》卷二十二）；被稱為開元賢相的姚崇，批評“庸儒執(zhí)文，不識通變，凡事有違經(jīng)而合道者，亦有反道而適權(quán)者”（《答捕蝗奏》，《全唐文》卷二○六）。元結(jié)被認為是“筆力雄健，意氣超拔，不減韓之徒”的“特立之士”（歐陽修《唐元次山銘》，《集古錄跋尾》卷七），是陳子昂以后、韓愈以前寫作“古文”的第一人，但他卻“不師孔氏”（李商隱《容州經(jīng)略使元結(jié)文集后序》，《樊南文集詳注》卷七），自稱“元子”，即自列于百家中為一家。“古文運動”的先行者蕭穎士、李華、獨孤及、梁肅等人，都是提倡尊經(jīng)重道的，但他們之所重也不在先儒章句，而重在道德仁義、禮樂刑政、褒貶懲勸等實用之學。如獨孤及就“遍覽五經(jīng)，觀其大義，不為章句學”（崔祐甫《朝散大夫使持節(jié)常州諸軍事守常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獨孤公神道碑銘》，《毗陵集》附錄）。梁肅親承他的指教，韓愈則是梁肅所汲引的。這可以說是“文人”對待儒學的傳統(tǒng)，韓愈也繼承了這種思想傾向。

韓愈論“圣人之道”，以為孟子以后，“大經(jīng)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漢氏以來，群儒區(qū)區(qū)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發(fā)引千鈞，綿綿延延，浸以微滅”（《與孟尚書書》）。這樣的論斷，除了表明他對孔、孟之道的推尊與衛(wèi)道的熱情而外，還包含有一舉掃蕩兩漢以來一切儒家繁瑣章句的意思。這與柳宗元批評那些“陋儒”“黨枯竹，護朽骨”（《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柳河東集》卷九）的教條主義，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他把近千年的經(jīng)學史的發(fā)展說成是一片衰敝和混亂，這才替自己改造和重建儒學體系建立了條件。在孟子以后，他大力推崇的是揚雄。這除了因為揚雄在文章方面的成就被他重視外，恐怕還由于揚雄在思想與學風上的特點。揚雄的“太玄”是一套唯心主義的哲學體系，但在他的思想中卻多有批判宗教迷信、神仙方術(shù)的內(nèi)容。例如，他認為“天”是“無為”的（《法言》卷四《問道》），神怪是“茫?！钡模ā斗ㄑ浴肪硎吨乩琛罚?，都閃現(xiàn)著理性主義的光輝。他在治學方法上，也是否定章句注疏的繁瑣學風的。他雖然努力模擬“圣人”，卻又企圖建立自己的思想體系。在這方面韓愈與他精神相通。韓愈在《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后》一詩中又說：“《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明確表示不滿于注疏之學，而注重微言大義的闡發(fā)。何焯評論這段詩說：“此類是《春秋》大義，忽自韓公發(fā)之，殷員外及啖氏三家，豈得以其專門驕公哉？”（《義門讀書記·昌黎集》卷一）殷員外指殷侑，啖氏三家即啖助、趙匡、陸質(zhì)，都是當時倡導新學風的經(jīng)學家。陳沆則解釋說：“言君子學務其大，則不屑其細，茍誠知道，則衡盱古今……”（《詩比興箋》卷四）韓愈稱贊友人盧仝“《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jīng)究終始”（《寄盧仝》）。也指的是那種以經(jīng)駁傳、一家獨斷的治經(jīng)方法。他的另一個友人樊宗師著《魁紀公》、《樊子》、《春秋集傳》等書，他稱贊它們是“必出于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南陽樊紹述墓志銘》）。以前人們理解這個評價，只強調(diào)主張造句矜創(chuàng)的一面，而忽略了還有稱贊思想內(nèi)容不循章句的意思。韓愈曾就學于當時著名經(jīng)師施士丐。從韋絢記錄的《劉賓客嘉話錄》看，施士丐講《毛詩》，純粹是緣詞生訓，主觀臆斷。后來唐文宗李昂評價他的《春秋》學是“穿鑿之學，徒為異同”（《新唐書》卷二○○《啖助傳》）。而韓愈寫《施先生墓銘》，卻稱贊“先生之興，公車是召，纂序前聞，于光有耀。古圣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也明確否定繁瑣注疏，要求不拘章句，直探奧旨。他在《縣齋有懷》中說：“少小尚奇?zhèn)?，平生足悲咤。猶嫌子夏儒，肯學樊遲稼？”在經(jīng)學發(fā)展史上，孔子弟子“諸儒學皆不傳，無從考其家法；可考者，惟卜氏子夏”（皮錫瑞《經(jīng)學歷史》卷二）。相傳子夏作《易傳》、《詩序》、《儀禮·喪服》等，公羊高、穀梁赤都是他的門人，所以后人以為《詩》、《書》、《禮》、《樂》，定自春秋，發(fā)明章句，始于子夏。那么韓愈“猶嫌子夏儒”一句的反章句、反傳統(tǒng)的意義就很明顯了。他在《此日足可惜贈張籍》一詩中又說：“孔丘歿已遠，仁義路久荒。紛紛百家起，詭怪相披猖。長老守所聞，后生習為常。少知誠難得，純粹古已亡?！彼藗冊诹曇詾槌５摹伴L老”傳授的教條之外去探尋“純粹”的經(jīng)義，這就再一次表明了他反對一切繁瑣章句的態(tài)度。

韓愈重視《論語》。據(jù)張籍《祭退之》詩：“《魯論》未訖注，手跡今微茫?！保ā度圃姟肪砣巳┒顫h《昌黎先生集序》也記載他“注《論語》十卷”。現(xiàn)存《論語筆解》二卷，內(nèi)容是他與李翱討論《論語》某些章節(jié)的片段意見，或許就是他準備為《論語》作注的殘稿?！墩撜Z》的記載重于政治倫理、人生哲學，被宋儒大力推重，朱熹列之為“四書”之首，開風氣之先的就是韓愈?！墩撜Z筆解》中所使用的完全是臆斷的方法，與韓愈一貫主張的學風是相一致的。如解釋孔子“溫故而知新”一語，說：“先儒皆謂尋繹文翰，由故及新。此是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也。吾謂‘故’者，古之道也；‘新’謂己之新意，可為新法。”（《論語筆解》卷上）實際上，反對“記問之學”，要求出“己之新意”，這與孔子“述而不作”的精神正相反對，而恰是唐代啖助一派的治學態(tài)度。又如其中解釋《雍也》篇“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釋“畔”為“偏”，“弗畔”就是不流于一偏，與歷來釋為“違畔”截然不同；解釋《先進》篇“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時，認為“貨殖”是錯字，是“資權(quán)”之訛，即資于權(quán)變，更是出以臆說。李翱很贊揚他的這種態(tài)度，說：“古文闊略，多為俗儒穿鑿，遂失圣人經(jīng)旨。今退之發(fā)明深義，決無疑焉?！保ā墩撜Z筆解》卷上）而李翱也正是宋學的前驅(qū)者。韓愈在論及一些具體問題時，更常常表現(xiàn)出突破傳統(tǒng)章句教條的精神。他的《復仇狀》，分別引述了《公羊》、《禮記》、《周官》對“復仇”的主張，得出結(jié)論說：“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仇者，事發(fā)，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jīng)、律無失其指矣?！边@顯然是把經(jīng)與律區(qū)分為二，與當年董仲舒以《春秋》斷獄的態(tài)度不同，并進而要求行事斷以當世之“宜”。唐代“三禮”之學比較發(fā)達，而韓愈卻認為“《儀禮》難讀”，并把它等同于百氏雜家之列（《讀〈儀禮〉》）。他的《子產(chǎn)不毀鄉(xiāng)校頌》，談到“以禮治國，人未安其教”，顯然對儒家禮治表示不滿。他的《與李秘書論小功不稅書》，對《禮記·擅弓》記載曾子說的“小功不稅”表示懷疑，并論定“禮文殘缺，師道不傳”。他的《石鼓歌》提到《詩經(jīng)》，說“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對孔子所刪定的經(jīng)書并不那么恭敬。他曾表示過“曾經(jīng)圣人手，議論安敢到”的恭慎態(tài)度，但一接觸實際則完全不是那樣一回事了。

總之，時代變了，學術(shù)不能不變。韓愈講“圣人之道”，也要適應現(xiàn)實要求，提出自己當時的理解。當然，對古代一種思想理論體系的發(fā)展和運用，也要反映一定階級、階層的利益，會是各種各樣的。如韓愈的儒學與柳宗元的儒學就有很大的不同。韓愈較多保留和發(fā)揚了原始儒學的唯心主義內(nèi)核，加之他保守的政治態(tài)度，他的儒道也有保守、落后的傾向。但他處于時代矛盾中，思想上也是矛盾的。他的儒學后來產(chǎn)生了那么深刻的影響，總有其合理的符合時代潮流的方面。

后來不少人對他的儒道不純提出批評。除了宋代理學家外，如王令說：“今其書具存而可考。其它亦多與孟子不合。然則愈之視楊、墨以排釋、老，此愈之得于孟子者也。至于性命之際，出處致身之大要，而愈之與孟子異者固多矣?！保ā墩f孟子序》，《廣陵先生文集》卷十四）汪琬說：“顧先儒必言文為載道之器，琬竊謂此惟‘六經(jīng)’、《語》、《孟》足以當之。他如退之之《原道》、永叔之《本論》，則猶舉其粗而遺其精，沿其流而未溯其源也。夫當其去陳言、辟邪說，毅然以起衰立教為己任，亦豈遂瞀瞀于道者。然其中之蹐駁疏漏支離而附會者，已為不少矣?！保ā杜c曹木欣先生書二》，《堯峰文鈔》卷三十二）章學誠則說：“后代辭章之家，多疏闊于經(jīng)訓。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乃云‘凡為文辭，宜略識字’?！宰R’云者，不求甚解，僅取供文辭用也。又云‘《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又苦‘《儀禮》難讀’，蓋于經(jīng)學不專家也。”（《報謝文學》，《文史通義》外篇卷三）實際上，韓愈經(jīng)學上的蹐駁不純，往往是他的新鮮思想的表現(xiàn)；而表達這些思想，也就需要新的語言形式。他在文章上以“復古”為名行“創(chuàng)新”之實，與他的這種思想傾向是密切相關(guān)聯(liá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