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論

有著40億年歷史的地球是宇宙的奇跡，也是生命的搖籃，更是人類共同的家園。有了她給人類提供的生存空間和豐富資源，人類才得以在這里生息繁衍。然而，只有20萬年歷史的人類卻讓這個原本美麗的藍色星球開始變得傷痕累累：大河斷流，資源枯竭，冰川減少，氣溫上升，氣候反常，荒野消失，森林消失，物種滅絕，能源告急，環(huán)境惡化……面對這空前的全球生態(tài)危機，重新思考并正確對待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成為全人類不得不面對的迫切議題。來自各個領(lǐng)域的有識之士紛紛開始追問，人類究竟從哪里開始走錯了路？導致全球現(xiàn)在面臨的環(huán)境危機的根源是什么？始于18世紀的西方工業(yè)文明到底是讓人類的生活更加安全還是更加危險？自然的存在僅僅是為了滿足人類的需求？人類對自然本身是否負有道德倫理義務(wù)？人類到底應(yīng)該如何與自然和諧相處？人類以及地球的明天將何去何從？一系列問題隨著環(huán)境問題的產(chǎn)生和惡化而不斷地被提出、被反思。

作為現(xiàn)代工業(yè)文明高度發(fā)達的國家，美國早從19世紀開始就已見證了人與自然的沖突，并因此催生了許多有著自覺環(huán)境意識的作家。浪漫主義詩人亨利·大衛(wèi)·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離開城市，到瓦爾登湖體驗蠻荒叢林、實踐簡單生活，由此提倡一種極盡簡樸的生活方式（見其作品《瓦爾登湖》）；早期環(huán)境保護運動的領(lǐng)袖約翰·繆爾（John Muir，1838—1914）踏遍美國人跡罕至的荒山野嶺，在探索自然的行程中萌生并實現(xiàn)了建立國家公園的愿望（見其作品《我們的國家公園》）；現(xiàn)代環(huán)境倫理學的先驅(qū)奧爾多·利奧波德（Aldo Leopold，1887—1948）耗費畢生的觀察與思考寫就《沙鄉(xiāng)的沉思》（A Sand County Almanac，1949）一書，呼吁人們要像大山那樣思考，以保持大自然的美麗、穩(wěn)定與和諧；現(xiàn)代環(huán)境保護運動的先驅(qū)蕾切爾·卡遜（Rachel Carson，1907—1964）在《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1962）中以大量無可辯駁的證據(jù)描述了濫用化學藥物給人類和整個自然界帶來的可怕后果，引發(fā)了人們的關(guān)注和憂慮，從而掀起了世界范圍內(nèi)的環(huán)境保護運動，由此誕生了世界上第一個地球日。此后，表述人與自然關(guān)系的作品不斷涌現(xiàn)，哲學、美學、倫理學、科學等各個領(lǐng)域的有識之士都對環(huán)境問題作出了積極的反思和回應(yīng)，各種研究都呈現(xiàn)出“生態(tài)”主題。

受到這股思潮的影響，文學研究也開始系統(tǒng)而深入地關(guān)注人類與自然的關(guān)系，由此形成了與階級、種族和性別等批評并重的又一批評思潮，這就是發(fā)軔于20世紀60、70年代的生態(tài)批評。在生態(tài)批評前期，人們的目光主要聚焦于以描寫自然風光和關(guān)注荒野體驗的自然寫作。比如，19世紀英國浪漫主義詩人威廉·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美國浪漫主義詩人亨利·大衛(wèi)·梭羅；20世紀美國自然寫作作家約翰·巴勒斯（John Burroughs，1837—1921）、約翰·繆爾、奧爾多·利奧波德、瑪麗·奧斯?。∕ary Austin，1868—1934）、蕾切爾·卡遜、愛德華·艾比（Edward Abbey，1927—1989）、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1930—）、溫德爾·貝里（Wendell Berry，1934—）、巴里·洛佩茲（Barry Lopez，1945—）、安妮·迪拉德（Annie Dillard，1945—）、特里·坦貝斯特·威廉斯（Terry Tempest Williams，1955—），以及美國印第安文學等等。這些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國內(nèi)外生態(tài)批評家的青睞，這些作家經(jīng)典作品中人與自然之間的關(guān)系成了生態(tài)批評的重鎮(zhèn)。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生態(tài)危機愈演愈烈，生態(tài)批評開始逐步突破以往研究的局限，幾乎所有超越自然寫作的經(jīng)典作品都成為生態(tài)批評家重新審視的對象，生態(tài)批評呈現(xiàn)出包容性、多元化、全球性的特點，具有跨學科、跨文類、跨文化、跨國家、跨民族、跨種族的視野，關(guān)注焦點也從自然到社會，從陸地到海洋，從鄉(xiāng)村到城市，從文學到文化，從地方到全球，從學術(shù)到政治，越來越廣泛，越來越成熟。美國西部文學學會（Western American Literature Association）主席、生態(tài)批評家格倫·洛夫（Glen Love）認為：　“偉大的文學作品未必要具備環(huán)境的正確性或蘊藏明確的環(huán)境內(nèi)容，然而，富有成效的闡釋機會常常為那些情愿‘逆’某個文本明顯的……‘精神’而閱讀的學生或批評家敞開，從而將批評觸角從人類中心主義轉(zhuǎn)向生態(tài)中心主義?！盵1]美國文學與環(huán)境研究會（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的創(chuàng)立者和第一任會長斯科特·斯洛維克（Scott Slovic）甚至認為：　“任何一部作品都可以從‘綠色’的視野來解讀?！盵2]在界定“生態(tài)批評”這一術(shù)語時，他說，生態(tài)批評“既指以任何學術(shù)路徑所進行的對自然寫作的研究，也指在任何文學文本中對其生態(tài)學含義和人與自然關(guān)系所進行的考察，這些文本甚至可以是（貌似）對非人類的自然界毫無提及的作品”。[3]同樣，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美國哈佛大學英文系教授、著名生態(tài)批評家勞倫斯·布伊爾（Lawrence Buell，1939—）更愿意用“環(huán)境批評”而不是“生態(tài)批評”來指稱當前的批評實踐，因為在他看來，“生態(tài)”?。╡co）這個詞綴本身所暗含的局限性（主要指生態(tài)學領(lǐng)域的含義）既無法囊括“研究對象的混雜性”，也無法“體現(xiàn)文學與環(huán)境研究中的跨學科組合”。　“環(huán)境”則不同，它能融合“自然”與“建構(gòu)”的因素，更好地囊括運動中形形色色的關(guān)注焦點，既包括物理的自然環(huán)境，也包括人為的、受污染的城市環(huán)境以及兩者相互滲透和相互交織的環(huán)境。[4]

一言以概之，評論界普遍表達了這樣的共識，即，沒有一部文學作品不能從生態(tài)的角度進行闡釋。對于生態(tài)批評發(fā)展的這種迅猛之勢，美國批評家威廉·斯萊梅克（William Slaymaker）曾將之生動地比作海嘯，他說：“‘生態(tài)文學’和‘生態(tài)批評’通過無數(shù)專題研究、散文和論文的方式，有如全球海嘯般泛濫在各種期刊、學術(shù)出版物和學術(shù)會議中。”[5]生態(tài)批評的興起，為人們闡釋文學經(jīng)典提供了新的視野和標準。正是在這樣一股重讀經(jīng)典的批評浪潮中，20世紀美國著名作家約翰·斯坦貝克（John Steinbeck，1902—1968）的作品被賦予了更深遠的意義和價值，斯坦貝克研究也因此獲得了新的學術(shù)空間。

第一節(jié)　斯坦貝克的創(chuàng)作與影響

約翰·斯坦貝克1902年2月27日出生于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薩利納斯河谷的一個中產(chǎn)階級家庭，1968年12月20日因心臟病逝于紐約公寓中，終年六十六歲。約翰·斯坦貝克是美國西部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既是1940年美國普利策獎獲得者，也是第六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作家。20世紀30年代，美國人民飽受經(jīng)濟危機和旱災(zāi)、沙塵暴肆虐之苦，斯坦貝克以自己的切身經(jīng)歷和生活體驗為素材，先后推出了小說《勝負未決的戰(zhàn)斗》（In Dubious Battle，1936）、《人鼠之間》（Of Mice and Men，1937）和《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1939）。這三部小說在社會上引起了巨大的反響，被譽為“工人三部曲”，斯坦貝克也成為美國家喻戶曉的人民小說家，從此確立了他在美國文壇的地位。因此，在一般人的視野里，他是作為20世紀30年代的著名小說家為人們所知道的。隨著經(jīng)濟大蕭條的結(jié)束，他的藝術(shù)生涯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似乎已退出了文學歷史的舞臺。

然而實際上，約翰·斯坦貝克的豐富性和多樣性遠非人民小說家一詞所能概括。越來越多的文獻資料表明，斯坦貝克不僅是20世紀30年代經(jīng)濟大蕭條時期的人民小說家，同時還是一位海洋生態(tài)科學的愛好者。他對海洋生態(tài)科學的終生興趣讓他深刻認識到人類與其生存環(huán)境境遇之間的關(guān)系，并因此走在了時代的前列。從他早期的中篇小說《金杯》（Cup of Gold，1929）、《致一位無名的神》（To A God Unknown，1933），到中期的長篇小說《憤怒的葡萄》、海洋生態(tài)科學考察游記《科特斯?！罚?span >Sea of Cortez，1941）、喜劇小說《罐頭廠街》（Cannery Row，1945），直至后期環(huán)游美國的游記《攜犬橫越美國》（Travel with Charley in Search of America，1962）和作為其畢生思想總結(jié)的散文集子《美國與美國人》（America and Americans，1966），每一部作品都自覺或不自覺地滲透著生態(tài)法則，蘊含著生態(tài)思想，作為一名作家的敏銳與情懷以及他對海洋生態(tài)科學的興趣與研究貫穿于他創(chuàng)作的一生。

遺憾的是，斯坦貝克對生態(tài)環(huán)境的關(guān)注和貢獻卻被大多數(shù)當時代的批評家和學者所忽視。直至近年來，批評家從生態(tài)批評的角度對經(jīng)典作品重新進行解讀時，他對生態(tài)環(huán)境的貢獻才得到了應(yīng)有的認可和重視。愛達荷州大學客座教授蘇珊·F·比格爾（Susan F.Beegel）認為：“由于得到科學的訓練，斯坦貝克對環(huán)境與人類之間關(guān)系的理解在他同時代的美國經(jīng)典作家中是獨一無二的，如果我們忽略了他的作品，那么美國文學經(jīng)典在生態(tài)方面是不完善的，這份不完善給美國和美國人帶來的危害就如同不計后果地傾倒垃圾和有毒工業(yè)廢物造成的危害一樣?！盵6]斯坦貝克的傳記作家杰伊·帕里尼（Jay Parini）甚至認為，在某些方面斯坦貝克是“現(xiàn)代生態(tài)思想之父”。[7]的確，在斯坦貝克留給后人的諸多寶貴的精神財富中，生態(tài)思想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沒有深入了解斯坦貝克的生態(tài)思想，就不可能全面地把握他的世界觀，就不可能深入到他的小說世界，也就無法全面客觀地評價斯坦貝克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以及他對人類生存環(huán)境做出的貢獻。生態(tài)批評視域下的研究無疑有助于我們更全面地認識斯坦貝克。

一、“從不寫兩本一樣的書”：約翰·斯坦貝克的創(chuàng)作原則

縱觀約翰·斯坦貝克近40年的創(chuàng)作生涯，其題材涉及范圍之廣泛、主題思想之豐富多樣、寫作風格之不拘一格，在20世紀的美國文壇中是少見的，有批評家甚至認為他是“當代美國最多才多藝的虛構(gòu)藝術(shù)家”。[8]著名評論家托馬斯·芬奇（Thomas Vinci）說：“斯坦貝克有意識地使第二本小說在內(nèi)容和形式上與第一本不同，第二本小說在內(nèi)容和主題方面可能更具有實驗性，而第三本小說與第一本和第二本之間沒有任何聯(lián)系?！盵9]國內(nèi)，美國文學研究專家董衡巽曾在一部約翰·斯坦貝克中文譯本的序言中這樣概括他的創(chuàng)作：“他寫過反法西斯的、具有社會抗議性質(zhì)的小說，也寫過輕松幽默的喜劇；寫過富于濃厚鄉(xiāng)土氣息的作品，也作過探索人生奧妙的嘗試；寫過富于浪漫情調(diào)的傳奇，也嚴肅地思考過社會道德面貌的變化?！盵10]這些評論家的論斷恰好與作家本人曾說過的一句話相對應(yīng)。1950年11月11日斯坦貝克曾在當時的《周末評論》上公開宣稱自己的寫作原則。他說，他喜歡寫作，但幾十年來他的寫作經(jīng)歷都遵從一條幾乎不變的模式，即他“從不寫兩本一樣的書”。[11]

斯坦貝克總是不斷地探索新的寫作內(nèi)容和形式，所以讀者對他的下一部作品總是充滿了好奇和期待?！　督鸨肥且徊繗v史傳奇小說，取材于英國17世紀傳說中的歷史人物海盜摩根?！吨乱晃粺o名的神》中的地點、人物與事件都取材于現(xiàn)實生活，但帶有明顯的神秘色彩，講述主人公一家人與土地之間神秘的紐帶關(guān)系。讀過斯坦貝克早期這兩部作品的讀者恐怕很難想象他的下一部作品會是幽默、詼諧的喜劇性小說《煎餅坪》（Tortilla Flat，1935）。可是，當讀者寄希望于他再次出版像《煎餅坪》一樣的小說時，他卻出人意料地在20世紀30年代末給讀者奉獻了后來被譽為“工人三部曲”的寫實中長篇小說《勝負未決的戰(zhàn)斗》、《人鼠之間》和《憤怒的葡萄》?！稇嵟钠咸选烦霭婧髢H6個月，也就是1939年10月16日，斯坦貝克告訴自己，“寫《憤怒的葡萄》這一部分生活已成為過去……我必須尋找新料、挖掘新根”。[12]所以，當翹首而盼的讀者期待這位貧苦大眾的代言者能再次創(chuàng)作出《憤怒的葡萄》這樣史詩般激動人心的作品時，他卻在20世紀40年代初出版了風格題材與之迥然不同的海洋科學考察游記《科特斯?！罚P(guān)注海洋生態(tài)科學這一在當時非常前沿的全新領(lǐng)域。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后，他奮筆疾書，先后創(chuàng)作了小說版與戲劇版的《月落》（The Moon is Down，1942）、《轟炸》（Bombs Away，1943）以及后來結(jié)集出版的散文集《戰(zhàn)地隨筆》（Once There was a War，1958），密切關(guān)注戰(zhàn)爭，歌頌人民抗擊法西斯軍隊的英雄事跡，對貪婪和掠奪成性的戰(zhàn)爭瘟神給以正義的譴責。

從不愿意撰寫同一本書的斯坦貝克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早期又一改以往十年以社會現(xiàn)實為主題的嚴肅沉重的風格，回歸創(chuàng)作與早期作品較一致的具有喜劇風格的《罐頭廠街》和《甜蜜的星期四》（Sweet Thursday，1954）。小說中的流浪漢們蔑視權(quán)貴、隨遇而安的恬靜生活為“二戰(zhàn)”后處在物質(zhì)和精神困厄中的人們提供了一種精神的希冀。因為這兩部小說與《煎餅坪》的創(chuàng)作背景都在加利福尼亞州太平洋沿岸的蒙特雷鎮(zhèn)，被學界稱為“蒙特雷三部曲”。20世紀50、60年代，已過不惑之年的斯坦貝克又推出了長篇準自傳小說《伊甸之東》（East of Eden，1952）和《煩惱的冬天》（The Discontent of Winter，1961），關(guān)注是非善惡和倫理道德問題。晚年，他開始寫作作為他個人畢生思想總結(jié)的環(huán)游美國的游記《攜犬橫越美國》和散文集《美國與美國人》。

斯坦貝克的風格如此不拘一格，聲音如此多樣變化，以至于有評論家認為：“如果說模仿海明威的風格是一種普遍現(xiàn)象的話，那么要模仿斯坦貝克的風格幾乎是不可想象的?！盵13]對斯坦貝克而言，寫作不僅是工作，也是生命的一部分，是如同呼吸一樣的生命的一部分，“我?guī)缀蹩偸窃趯?，就像幾乎總是在呼吸一樣”。[14]根據(jù)斯坦貝克的傳記作家杰克遜·本森（Jackson J.Benson），斯坦貝克每次寫好一篇文章，總要不失時機、不厭其煩、一遍又一遍地朗讀給身邊的人聽。他大學時期的朋友弗蘭克·芬頓（Frank Fenton）就是其中之一。弗蘭克·芬頓晚年在回憶斯坦貝克時說：“我從來沒有見過有誰像斯坦貝克那樣如此拼命、如此專注于寫作。”[15]對于寫作風格，大多數(shù)作家都會堅守比較固定的選材方式。比如，理查德·亨利·達納（Richard Henry Dana，1815—1882）和赫爾曼·麥爾維爾（Herman Melville，1819—1891）小說創(chuàng)作的背景主要是大海，詹姆斯·費尼莫爾·庫伯（James Fenimore Cooper，1789—1851）和薇拉·凱瑟（Willa Cather，1873—1947）則專門選取西部邊疆的拓荒生活作為自己創(chuàng)作的題材，而威廉·?？思{（William Faulkner，1897—1962）在其19部長篇小說和120多篇短篇小說中，其中15部長篇與絕大多數(shù)短篇故事都發(fā)生在約克納帕塔法縣，是個地方色彩很濃厚的作家。對于寫作風格問題，斯坦貝克有著自己獨特的認識和看法。他說：“在創(chuàng)作的過程中，作家與他所寫的書是一體的。當一本書寫完時，他也就死了。對作家而言，這是一種痛苦和悲傷。然后，他又開始一本新書，一種新生活，如果他成長了，改變了，那么展現(xiàn)在他面前的就是一種全新的生活?！盵16]斯坦貝克不想讓已有的成就束縛自己。在他看來，創(chuàng)作就意味著創(chuàng)新和試驗，需要不斷地尋找新材料、嘗試新方法。20世紀50年代在一次關(guān)于創(chuàng)作的談話中，他說：“如果一個作家喜歡寫作，他將會在無窮的方法試驗中找到滿足……盡管有些試驗會不可避免地失敗……但如果他不想垂死的話，他就必須得試驗?！盵17]

杰克遜·本森曾這樣高度評價斯坦貝克的創(chuàng)作風格：“作為一個受過良好教育、富有思想的人，他最準確地詮釋了知識分子這個詞——廣泛閱讀、熱愛思考、熱愛討論，從不停歇。像所有取得偉大成就的藝術(shù)家一樣，他是個冒險家。”[18]是的，對于每一則故事、每一部作品，斯坦貝克從不按一種固定的模式或相同的視角去創(chuàng)作。從傳奇小說、史詩小說、劇本小說、短篇小說，到戲劇劇本、電影腳本、通訊、游記、散文、雜文，斯坦貝克幾乎都進行過嘗試創(chuàng)新。所以讀完他所有作品的讀者會發(fā)現(xiàn)，這些作品來自同一個作家的筆端簡直讓人難以置信。正是斯坦貝克的多樣性為其作品的解讀空間提供了多種可能性。

二、“最有影響力的百位作家之一”：讀者眼中的約翰·斯坦貝克

由于作品題材豐富多樣、寫作方法不斷創(chuàng)新，因此“從不寫兩本一樣的書”的斯坦貝克獲得了美國國內(nèi)不同階層的讀者的廣泛喜愛。根據(jù)美國學者約瑟夫·米利查普（Joseph R.Millicap）在20世紀80年代所做的調(diào)查，他生前獲得的獎勵與榮譽、他的作品被改編后搬上舞臺和銀幕“其次數(shù)之多，演出之成功，在美國文學史上還沒有一個作家能超過他”。[19]　《金杯》、《天堂牧場》（The Pastures of Heaven，1932）和《致一位無名的神》這前三部小說銷售量加起來都不足3000冊，沒有給作家?guī)矶嗌俳?jīng)濟或聲譽上的收獲，在評論界也沒有引起多大的關(guān)注。但是，接下來出版的《煎餅坪》給他的創(chuàng)作生涯帶來了里程碑的意義。小說以作家1933年在其家鄉(xiāng)薩利納斯附近的一個甜菜廠工作和生活的經(jīng)歷為原型，描寫了生活在蒙特雷鎮(zhèn)煎餅坪上一群無業(yè)游民派沙諾人（墨西哥裔混血兒）在經(jīng)濟艱難的困境中落拓不羈、無憂無慮生活的故事。小說在出版之前，曾遭到多家出版商拒絕。然而出乎預(yù)料的是，小說出版后反響很大。一方面，因為擔心旅游業(yè)受到影響，蒙特雷商務(wù)部斥責并宣稱：“這部書是一個謊言，因為根本就沒有這樣一群不體面的人生活在這里?！盵20]但另一方面，這部小說讓斯坦貝克一夜成名，“成了數(shù)百萬人的偶像”，[21]連續(xù)好幾個月位居最暢銷書之列，不僅讓他獲得了4000美元的經(jīng)濟收入，擺脫了經(jīng)濟困境，同時還獲得了加利福尼亞共同體俱樂部授予的作品年度金獎（Gold Medal of the Commonwealth Club of California）。小說被改編成舞臺劇后，還為他贏得了好萊塢合同，第一次獲得了評論界的反響和重視。[22]《煎餅坪》的成功迎來了斯坦貝克創(chuàng)作事業(yè)的高峰。1936年1月出版的《勝負未決的戰(zhàn)斗》雖銷量一般，但獲得普遍好評，并再次獲得加利福尼亞作品年度金獎的殊榮?！度耸笾g》幾乎一出版就立即位列最暢銷書的榜單，入選“美國一月一書俱樂部”（Book of the Month Club），1937年11月23日被搬上舞臺后連續(xù)三個月一連演出207場，并在次年獲得了享有盛譽的紐約戲劇評論家聯(lián)合會獎（New York Drama Critics Circle Award）。1939年根據(jù)這部小說改編、由劉易斯·邁爾斯通（Lewis Milestone，1895—1980）導演、演員朗·錢尼（Lon Chaney Jr.1906—1973）和布吉斯·梅迪斯（Burgess Meredith，1907—1997）主演的電影放映后風靡一時，成為電影史上的一個經(jīng)典，[23]先后四次獲奧斯卡提名獎，故事中的主人公喬治和萊尼也成了人盡皆知的人物。

小說《憤怒的葡萄》出版后更是震驚美國文壇。僅僅5個月的時間這本書就躍居暢銷書榜首直至次年，大眾爭相閱讀。第二年，以75000美元售出電影版權(quán)，由著名導演約翰·福特（John Ford，1894—1973）搬上了銀幕。兩位老牌明星簡·達維爾（Jane Darwell，1879—1967）和亨利·方達（Henry Fonda，1905—1982）的加盟讓這部小說的名聲傳播得更加迅速。在俄克拉荷馬州，其發(fā)行量甚至超過當時的最暢銷書《飄》：“自從斯托夫人的《湯姆叔叔的小屋》后，還沒有一部小說能像《憤怒的葡萄》一樣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受到如此熱烈的歡迎，并產(chǎn)生如此巨大的社會影響?！盵24]小說不僅為他贏得了該年度的國家圖書獎（National Book Award）和普利策獎（Pulitzer Prize），也為他后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Nobel Prize）奠定了基礎(chǔ)。

創(chuàng)作于“二戰(zhàn)”期間、以戰(zhàn)爭為題材的小說版《月落》（The Moon is Down，1942年2月）出版的第一年銷售量就近百萬。1942年4月8日，戲劇版《月落》在百老匯首映，在紐約上演9個星期后又在全國各地成功巡演，獲當年紐約戲劇評論家聯(lián)合會獎第二名。[25]1943年，美國“20世紀?？怂构尽币愿哌_30萬美元的價格購得電影版權(quán)，將這部小說搬上銀幕，刷新了上一年海明威《喪鐘為誰而鳴》（For Whom the Bell Tolls，1940）15萬美元的歷史紀錄?！掇Z炸》講述6個年輕人如何在空軍學校培訓班學習訓練成為空軍轟炸員的經(jīng)過，極大地動員了人們參軍的積極性，獲得了好萊塢25萬美元的版權(quán)收入。同樣與戰(zhàn)爭題材有關(guān)的報告文學集《戰(zhàn)地隨筆》（Once There was a War，1958）是斯坦貝克1943年4月至10月以《紐約先驅(qū)論壇報》戰(zhàn)地記者身份遠赴英國、非洲和意大利期間寫下的通訊和雜感，因內(nèi)容真實可信、文筆優(yōu)美、筆調(diào)幽默、風趣詼諧、簡潔抒情而成為美國散文中的名篇，一再重版。[26]《芝加哥周日論壇雜志》說：“你若忘記戰(zhàn)爭是什么樣子，斯坦貝克將刷新你的記記，歲月絕不會使這樣的作品黯然失色?！盵27]根據(jù)墨西哥灣當?shù)匾粋€流傳久遠的民間傳說改編的小說《珍珠》（The Pearl，1947），出版后被先后改編拍成電影和電視劇，被譽為“二戰(zhàn)”后美國文學創(chuàng)作中一顆璀璨的明珠。[28]《前進的客車》（The Wayward Bus，1947）和《皮賓四世的短暫統(tǒng)治》（The Short Reign of Pippin IV，1957）先后入選“美國一月一書俱樂部”。準自傳史詩般的長篇小說《伊甸之東》的出版帶來了斯坦貝克事業(yè)的又一次巨大成功，小說的成功直接促成了影星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1931—1955）的加盟，拍成電影放映后風靡一時。散文集《美國與美國人》（America and Americans，1966）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作品問世后同樣深受歡迎，成為當時最暢銷書之一，獲得讀者的廣泛好評。

斯坦貝克的短篇小說也同樣深受讀者的喜愛。他一生共創(chuàng)作60多篇短篇故事，其中部分收入《天堂牧場》和《長谷》（The Long Valley，1938）中出版。作者用質(zhì)樸感人的手法從生活的各個方面描述了加利福尼亞小城美麗的自然風光，呈現(xiàn)了人們生活的喜怒哀愁，再現(xiàn)了人與人、人與自然或沖突或和諧的一幕幕。其中，《逃亡》（The Flight，1934）、《小紅馬》（The Red Pony，1937）、《菊》（The Chrysanthemum，1937）和《緊身甲》（The Harness，1938）等都是世界短篇小說中的精品?！吨\殺》（The Murder，1934）和《承諾》（The Promise，1937）分別獲1934年和1938年“歐·亨利短篇小說獎”（O.Henry Award）?！缎〖t馬》被稱為當代最美麗的小說之一，于1949年和1973年先后被改編成電影和電視劇。

1948年12月，斯坦貝克當選“美國文學與藝術(shù)研究院”?。╰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院士。1962年12月10日斯坦貝克以“通過現(xiàn)實主義的富于想象的創(chuàng)作，表現(xiàn)出富于同情的幽默和對社會的敏銳觀察”[29]榮獲諾貝爾文學獎。1964年，他將“自由新聞勛章”（Press Medal of Freedom）和“合眾國自由勛章”（United States Medal of Freedom）收入囊中；四年后的1968年，他又摘得“總統(tǒng)自由獎?wù)隆保≒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

斯坦貝克病逝40多年后，他的作品仍然暢銷，受到讀者的歡迎?！稇嵟钠咸选纷猿霭嬷掌?，就沒有停止過銷售。根據(jù)傳記作家杰克遜·本森的調(diào)查，不管是出版社還是他的家人都無法給出精確的數(shù)字。據(jù)估計，這部小說每年的銷售量是20萬冊。[30]它與《人鼠之間》、《小紅馬》和《珍珠》都被收入各種文學選集及課本之中，一直是美國中小學生課堂上的指定教材之一。20世紀90年代，美國全國人文學科捐贈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在參加其暑期討論會的學生、老師和一群知名知識分子中做了一份關(guān)于最受歡迎的前十位作家和作品的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斯坦貝克是唯一一位名列前十名的20世紀作家，排名第八，僅次于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美國歷史文獻、馬克·吐溫（Mark Twain，1835—1910）、《圣經(jīng)》、荷馬、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和柏拉圖。[31]2010年，斯坦貝克入選大不列顛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100位作家》。

斯坦貝克的作品不僅風靡美國國內(nèi)，而且還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他的作品被翻譯成各種文字：丹麥文、荷蘭文、法文、意大利文、挪威文、波蘭文、葡萄牙文、羅馬尼亞文、斯洛文尼亞文、瑞典文、日文、俄文和中文等50多種語言。

據(jù)杰克遜·本森的傳記，一位丹麥婦人不惜辛苦劃船來回16英里到書店，只為了得到一本斯坦貝克的平裝書。一位法國農(nóng)夫坐了一夜的火車趕到酒店，就為了讓當時在巴黎的斯坦貝克親自嘗一口他釀造的葡萄酒。1966年斯坦貝克攜妻在以色列游覽。一天，他們從賓館出來路過附近的一座建設(shè)工地時，發(fā)現(xiàn)一塊紙板上寫著：“約翰·斯坦貝克，如果你喜歡美味的家常菜，請徑直往前走到墻角，左轉(zhuǎn)，再繼續(xù)往前走，我的妻子將為你烹調(diào)可口的晚餐?！盵32]戲劇《月落》在倫敦、斯德哥爾摩、莫斯科的上演均引起轟動，獲得大眾的好評?！岸?zhàn)”期間，在意大利和北歐敵占區(qū)，手中只要有一本《月落》就會被判死刑，可人們?nèi)匀辉诘叵率矣陀?、手抄、傳遞，貪婪地閱讀他的作品。1957年，斯坦貝克給出版代理商帕斯卡·科維奇（Pascal Covici，1885—1964）的信中回憶了一段軼事。有一次他在雞尾酒會上遇到一位意大利地下工作者，這位地下工作者是從希特勒那兒逃出來的?！岸?zhàn)”期間，這位地下工作者看到了一本印在蔥皮紙上的書。他把這本描寫意大利的薄薄書籍翻譯成意大利文后很快就油印了500份：“哪兒有抵抗，哪兒就有這本書。盡管手頭只要有這本書就會被判死刑，但需求還是從全國各地紛至沓來?！盵33]這本書就是《月落》。1946年11月，挪威國王哈康七世（Haakon VII，1872—1957）把這個國家最高的榮譽勛章“自由十字獎?wù)隆薄。℉aakon VII Cross）授予斯坦貝克，以表彰他的作品在反法西斯最艱苦的年月里極大地鼓舞了敵占區(qū)人民的抗敵士氣和反抗納粹統(tǒng)治的斗志。在捷克斯洛伐克（1993年解體為兩個國家捷克和斯洛伐克），斯坦貝克受到的歡迎甚至超過他在自己的家鄉(xiāng)加利福尼亞，《憤怒的葡萄》、《人鼠之間》、《月落》、《勝負未決的戰(zhàn)斗》、《煎餅坪》、《任性的汽車》都有相應(yīng)的譯本。其中《憤怒的葡萄》的部分節(jié)選是中學各種選集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對奧斯特拉瓦大學選修美國文學的捷克大學生進行的常規(guī)調(diào)查中發(fā)現(xiàn)，斯坦貝克與海明威兩人不相上下，交替位列“美國最精華作家”前茅。[34]在斯洛文尼亞，斯坦貝克是人們最為熟悉的美國作家。1940年代早期，他的作品開始吸引斯洛文尼亞人的興趣，1950至1960年代是翻譯斯坦貝克作品的高潮，這個時期他在斯洛文尼亞是“最受歡迎的美國作家之一”，幾乎他每一部被翻譯成斯洛文尼亞語的作品都受到讀者的普遍歡迎。[35]尤其是1930年代反映工人階級的小說，因為這些小說能“喚起人們反抗現(xiàn)存社會不公正的欲望”。斯坦貝克的作品不僅得到普通讀者的青睞，他對工人事業(yè)和人類苦難的真摯同情與關(guān)懷、他的樂觀主義精神，對斯洛文尼亞現(xiàn)實主義作家也產(chǎn)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他對生命的歌頌使他不再被看作是一個個體，而是“社會現(xiàn)實的一個典范”。[36]

在泰國，幾乎所有斯坦貝克的作品都有譯本，首都曼谷和其他各大城市的大多數(shù)書店里都有銷售。　《憤怒的葡萄》和《煎餅坪》還被改編后搬上舞臺。[37]在日本，“二戰(zhàn)”一結(jié)束，他的作品就被引進。1985年，總計達20冊的《斯坦貝克全集》與讀者見面。這本全集從1996年開始翻譯成日文，至2001年翻譯全部完工后以日文版的《斯坦貝克全集》再次出版。1939年、1950年、1957年《人鼠之間》被先后多次搬上舞臺。1990年代又掀起斯坦貝克熱，除了《人鼠之間》外，《憤怒的葡萄》和《伊甸之東》也同時被改編成戲劇走上了舞臺。[38]在印度，根據(jù)一所大學所做的調(diào)查，在對20世紀美國小說研究選題中，相比于威廉·?？思{的《喧嘩與騷動》（The Sound and the Fury，1929）、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Scott.Fitzgerald，1896—1940）的《了不起的蓋茨比》（The Great Gatsby，1925）、拉爾夫·埃利森（Ralph Ellison，1914—1994）的《隱形人》（Invisible Man，1952）、約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1923—1999）的《第22條軍規(guī)》（Catch-22，1961），學生們更喜歡斯坦貝克的《人鼠之間》，因為斯坦貝克的作品似乎能觸動他們的心靈深處，確切地說，他們的反響是本能的。[39]在中國，他的小說從1940年代開始被陸續(xù)翻譯介紹進來。[40]

在大洋彼岸的西非，斯坦貝克同樣也是一位非常受歡迎的小說家，因為他的小說中描寫的20世紀美國農(nóng)民在農(nóng)業(yè)機械化和工業(yè)化下被迫流離失所、無家可歸的生存狀況正是當前西非人民由于政治和經(jīng)濟原因被驅(qū)趕出家園、流浪到異國他鄉(xiāng)的殘酷現(xiàn)實的真實寫照。[41]

誠如杰克遜·本森所言，除了斯坦貝克，沒有誰能在世界各國同時受到如此的歡迎，斯坦貝克“幾乎是人們最鐘愛的作家，而一旦他被愛上時，這份愛就是熱烈的”。[42]可以說，他的作品已打破了時間和地域的界限，超越了民族、宗教、文化和社會隔閡，吸引著全球讀者的眼光。

三、“斯坦貝克問題”：批評家眼中的斯坦貝克

盡管斯坦貝克深受美國國內(nèi)外普通讀者的歡迎，但是評論界對斯坦貝克的反應(yīng)卻是另一番情形。這里以美國為例?！睹绹u論檔案：當代評論》是一系列參考書，[43]為美國主要作家的作品提供具有代表性的當代評論，每一卷都收集了作品出版幾個月后出現(xiàn)在各種知名報刊、周刊和期刊上的由知名評論家撰寫的各種評論?！睹绹u論檔案8：斯坦貝克當代評論》收錄了斯坦貝克的30部作品和兩部日記[44]的當代評論節(jié)選。粗略瀏覽完這本長達近600頁的評論檔案和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部分斯坦貝克研究資料，不難發(fā)現(xiàn)這些評論都有一個共同點，即，斯坦貝克的每一部作品都引發(fā)了截然相反的評論。用一位美國批評家的話來說，就是“意見分歧的一致性”?。╟onsistency of dissent）。[45]評論資料汗牛充棟，這里僅舉部分具有代表性的觀點。

《勝負未決的戰(zhàn)斗》出版后，約瑟夫·亨利·杰克森（Joseph Henry Jackson）認為這部小說“講述處于社會邊緣的工人的故事……是一部構(gòu)思精美、撰寫出色……的無產(chǎn)階級小說”。[46]弗萊德·馬什（Fred T.Marsh）說：“這部小說雖然不會改變那些已經(jīng)根深蒂固的各種信仰、觀念和偏見，但這些罷工者和罷工領(lǐng)導者以及他們的言論行為將會贏得許多中間立場者的尊重和同情…這是一本誠實的書，也是一個令人感動和激動的故事?！盵47]伯納德·史密斯（Bernard Smith）說，這是一部“無產(chǎn)階級小說，斯坦貝克是站在一個激進主義同情者的立場講述一場罷工、一場如何革命的故事。斯坦貝克先建立地基，然后不斷升高，最后沖天而嘯，這種戲劇性的情節(jié)發(fā)展具有累積的力量。人物刻畫形象生動，對話緊湊自然。所有這些都說明斯坦貝克是一個藝術(shù)家……他創(chuàng)造了一本能吸引任何讀者眼球的作品，除了那些帶有敵意的讀者……它宣告，我們年輕這一代中最有才華的作家將進入無產(chǎn)階級小說的行列”。[48]然而，好評如潮的另一邊是以瑪麗·麥卡錫（Mary McCarthy）為代表的否定觀點：“一群沮喪失意、沒有組織的流浪工人在兩名共產(chǎn)主義者的脅迫、勸誘和游說下組織起來為了更好的工資待遇打一場痛苦的戰(zhàn)斗……謀殺、綁架、放火，這些事件以一種奇怪的方式編織起來，空談、拙劣、呆滯，根本沒有戲劇性效果，只是作者本人對罷工手段的一次內(nèi)心獨白……如果根據(jù)一個一流方案寫一本無產(chǎn)階級小說是可能的話，能寫它的人不是斯坦貝克……對話冗長、矯飾，只是一些幼稚的、重復(fù)的泛泛之談?！盵49]

《憤怒的葡萄》出版后，在評論界更是一石激起千層浪，引起了巨大反響。許多知名評論家紛紛撰文贊揚該書取得的成就。約瑟夫·沃倫·比奇（Joseph Warren Beach）認為這部小說是“到目前為止美國30年代生產(chǎn)的無產(chǎn)階級小說中最好的范例”[50]。批評家馬爾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認為，雖然《憤怒的葡萄》　“難以與海明威或多斯·帕斯的最佳作品相提并論”，但它“曾經(jīng)喚起人們奮起反抗無法容忍的屈辱，是屬于像《湯姆叔叔的小屋》一類的了不起的憤怒之書的范疇”。[51]愛德華·威克斯（Edward Weeks）認為《憤怒的葡萄》是“美國文學的一個里程碑……在所有虛構(gòu)作品中，它最完美地詮釋了大蕭條以來所發(fā)生的變化……對不公平的憤怒，對無產(chǎn)者的同情是這部小說的驅(qū)動力”。[52]　《憤怒的葡萄》　“標志著已有18年歷史的現(xiàn)實主義的巔峰，小說中的饑餓、激情和詩意是對過去7年間我們良知中的憤怒情緒的直接回答”。[53]邁克爾·馬奇（Michael March）指出，“這是一部偉大的無產(chǎn)階級小說，一部辛酸、痛苦、殘忍的家史，充滿人的渴望、斗爭與失??；書中的人物栩栩如生，表明作者對他們的深刻理解”。[54]在這些贊譽排山倒海而來的同時，針鋒相對的、激烈的負面評論也同時出現(xiàn)。約翰·肯尼迪（John Kennedy）寫道：“斯坦貝克能夠?qū)懗鲈S多頁美麗且有影響的文字，但在其前后卻是一頁頁的垃圾，它們空洞無物，只是穿插了一些偽原始主義的字眼。他可以極度的敏感和絕對的真實，但他又會令人尷尬地多愁善感，充滿了低劣的陳詞濫調(diào)。”[55]埃德蒙·威爾遜（Edmund Wilson）認為《憤怒的葡萄》　“是一部宣傳品，滿頁的說教，斯坦貝克還沒有為自己想要說的東西找到適當?shù)乃囆g(shù)表達方法……斯坦貝克作品一個永恒不變的根基是他對生物學的著迷……在小說的開頭，他用一只烏龜?shù)呐佬邢笳鳒贰ぜs德一家的西行，一路陪伴模仿他們的是動物、昆蟲和鳥兒”。[56]他進而指出斯坦貝克這種“動物化的傾向”是他塑造人物個性相對不成功的原因之一，所以他斷言斯坦貝克“缺乏一個偉大的現(xiàn)代作家所必須具備的水平，雖然《憤怒的葡萄》是一部成功的小說，但卻不是一部偉大的小說”。[57]

在《憤怒的葡萄》出版后不久，斯坦貝克又因為《月落》再一次被推到批評的浪尖口。《月落》創(chuàng)作時，美國已經(jīng)參戰(zhàn)，法西斯依然勢頭強勁。美國一些影響頗大的出版商紛紛推出作品，試圖喚起民眾對納粹法西斯的仇恨以鼓舞人心。但是斯坦貝克的《月落》卻把法西斯刻畫成人。他們雖然不是令人佩服的角色，但也絕不是十惡不赦的魔鬼。作品出版后，立即在評論界引發(fā)了“二戰(zhàn)”期間最為激烈的爭論。以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和克利夫頓·法第曼（Clifton Fadiman）為代表的反斯坦貝克的“藍營”和以約翰·張伯倫（John Chamberlain）為代表的支持斯坦貝克的“綠營”展開了一場“評論家之間的戰(zhàn)爭”。[58]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上。首先，這本書是否如實地反映了納粹法西斯。其次，這本書是否有助于反抗納粹法西斯。爭論的雙方可謂勢均力敵，最后甚至演變成對斯坦貝克本人猛烈的、歇斯底里的人身攻擊，說他“是個失敗主義者，虛幻、得意、叛國”。[59]在短短兩年時間之內(nèi)，斯坦貝克就從一名“共產(chǎn)主義者”變成了一名“法西斯分子”。

據(jù)斯坦貝克研究專家路易斯·歐文斯（Louis Owens）的調(diào)查，1947年《珍珠》的出版在評論界和學界“引發(fā)的相互矛盾的爭議比斯坦貝克的其他任何作品都要多”。[60]羅伯特·E·金杰里（Robert E.Kingery）認為《珍珠》是斯坦貝克“取得的一個重要的藝術(shù)成就，寓意深長……具有普世的意義”。[61]拉爾夫·哈巴斯（Ralph Habas）認為：“正如他的多才多藝，斯坦貝克在他的創(chuàng)作生涯中不止一次給人意想不到的驚喜……《珍珠》故事情節(jié)雖短，卻也長得足以給斯坦貝克提供展現(xiàn)其才華的機會，節(jié)奏與抒情的結(jié)合、方言的戲劇性運用、感觀印象的真誠傳達……雄辯地證實了斯坦貝克作為一個文學藝術(shù)家的完美與成熟。”[62]邁克爾·梅爾（Michael.J.Meyer）認為：“不管這部小說的意義是什么，小說中各種意象的精心構(gòu)思（情景、聲音和象征）表明這部小說講述的的確是一個復(fù)雜的故事，不僅具有原型的重要意義，仔細閱讀，還為有良知的讀者提供深刻的道德榜樣?！盵63]與這些贊譽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其他一些評論家對《珍珠》的全盤否定。馬克斯韋爾·蓋斯馬（Maxwell Geismar）認為，讀者可以從《珍珠》中再次看到斯坦貝克“對自然景觀和動物的興趣是多么超過他對人、對人類情感的興趣……在利用土著素材對抗現(xiàn)代社會、為現(xiàn)代社會提供慰藉的所有現(xiàn)代作家中，斯坦貝克其實是最沒有天賦的一個”。[64]一向?qū)λ固关惪俗髌繁硎拘蕾p的斯坦貝克研究專家沃倫·弗倫奇（Warren French）對這部作品也頗有微詞。他認為這本小說就如書中所描寫的小珍珠一樣是“有缺陷的”。[65]他全面否定了這本書，認為斯坦貝克的寓言既缺乏深度又缺乏內(nèi)在價值，是斯坦貝克對自己過去作品的背叛，令所有崇拜他的人大失所望。他甚至暗示斯坦貝克寫這部小說是出于金錢的考慮，是為了贏得更大的讀者群。[66]

至20世紀50年代《伊甸之東》出版后，評論界的評價相對客觀了一些，但卻傾向于將它與斯坦貝克過去十年來創(chuàng)作的其他作品做比較?！都~約時報》評論：“該小說是自《憤怒的葡萄》以來最優(yōu)秀、最具雄心壯志的作品……達到了深思熟慮的哲學深度，人物不再是虛弱的和讓人鄙視的動物。他們是人，強壯的和虛弱的、聰明的和愚蠢的，有時是邪惡的。他們的生活因為有了選擇而有意義，證實了人的自由意志和人的高貴本質(zhì)?！盵67]　《星期六評論》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伊甸之東》是自《憤怒的葡萄》以來的十年中創(chuàng)作得最優(yōu)秀的小說……充滿活力……動物化依然存在，但人類的高貴感，小說的主要人物……被賦予選擇的自由……令人信服地說明了斯坦貝克仍然是我們當代最重要的小說家之一?！盵68]與這些意見不同，哈維·柯蒂斯·韋伯斯特（Harvey Curtis Webster）認為，在《伊甸之東》中“幾乎看不到30年代的天才斯坦貝克，使《煎餅坪》、《人鼠之間》和《憤怒的葡萄》成為我們文學傳統(tǒng)永久記憶的活力與激情在《伊甸之東》中令人痛心地消失了”。[69]阿瑟·米曾納（Arthur Mizener）甚至因為這部作品而否定斯坦貝克以前的作品，他說：“當我終于掙扎著翻到最后一頁時，我開始認為我以前對斯坦貝克早期作品的看法是錯誤的，他不大可能是我記憶中的那么好，一本質(zhì)量拙劣的書籍帶給人最糟糕的影響是，它破壞了讀者對作家之前創(chuàng)作的好書的回憶?！边@部小說缺乏斯坦貝克早期作品的“精美和幽默”、“對生命的感覺”、“對個體的同情”，其中“最優(yōu)秀的人物是那些會說話的動物，你不相信會有像凱西這樣的人物，根本就沒有像這樣的動物存在……小說的情節(jié)總是被淹沒在莊嚴肅穆的談話泥塘中”。[70]

正是由于這種種意見相左的觀點，使得斯坦貝克在美國文學史上的經(jīng)典地位未能得到一致的認可，有人甚至會爭論說，“他的作品從來就沒有真正進入過經(jīng)典的行列”。[71]當初評論界普遍存在這樣一種看法，認為20世紀30年代是斯坦貝克創(chuàng)作的高峰，他的創(chuàng)作能力從40年代開始衰退，到了60年代他已江郎才盡?！肚斑M的客車》一出版就引發(fā)《聯(lián)邦報》作出如下感慨：　“斯坦貝克最近出版的這部小說引發(fā)了一個嚴肅的問題：為什么這么多重要的美國作家的創(chuàng)作能力在急劇衰退呢？”[72]《伊甸之東》出版后遭到同樣的質(zhì)疑：“這是自1939年《憤怒的葡萄》出版以來的6部小說中最長、最具雄心壯志的一部，但跟其他5部小說一樣，不是在這就是在那，總是讓人不甚滿意，不得不讓人再一次提出這個問題：為什么斯坦貝克的才華衰退得如此迅速徹底呢？”[73]相比于中期的創(chuàng)作，“《憤怒的葡萄》之后的40年代至60年代，他的每一部作品都代表了他創(chuàng)作能力的一步步下降。因為斯坦貝克對象征主義、生物學和政治的興趣導致他無法令人信服地塑造人物性格”。[74]

即便是1962年12月10日，瑞典皇家學院授予斯坦貝克諾貝爾文學獎，肯定了他所取得的成就，確立了他在世界文壇的地位后，他仍然無法得到美國評論界的一致認可。1962年10月26日，也就是在他獲獎消息公布的第二天，《紐約時報》就撰文如下：“我們一點也不貶低斯坦貝克所取得的成就，不過有趣的是，這個榮譽沒有授給對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能產(chǎn)生更為深遠影響的作家。”[75]其中最為無情和苛刻的評論來自阿瑟·米曾納不久后刊登在同一報刊上的文章《一個30年代的道德觀點值得諾貝爾獎嗎？》。在這篇文章里，他幾乎全盤否認了斯坦貝克所取得的每一個成就，對他的每一部作品不是嘲弄譏笑就是吹毛求疵，并質(zhì)疑諾貝爾獎本身，斷言瑞典皇家學院把諾貝爾獎授予斯坦貝克是犯了一個極其嚴重的錯誤。[76]

在斯坦貝克逝世后多年，評論界依然有人對他不依不饒。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認為：　“他最優(yōu)秀的作品來自三部曲，不管是從美學還是從歷史的角度，重讀這三部小說都是一個有價值的經(jīng)歷。但在那之后，沒有一部作品值得重讀?！盵77]1989年3月，在加利福尼亞圣何塞大學舉辦的斯坦貝克國際會議“《憤怒的葡萄》，1939—1989：跨學科論壇”　（The Grapes of Wrath，1939-1989：An Interdisciplinary Forum）上，萊斯利·費得勒（Leslie Fiedler）在主題演講中對斯坦貝克展開猛烈的攻擊：“斯坦貝克是個30年代的地方作家，不可救藥的感傷主義者，糊涂迷惑的哲學家，曖昧含糊的政客。”[78]他似乎不屑一顧或根本沒有意識到在場的與會者有來自全國各地的斯坦貝克知名研究專家，當著他們的面宣稱斯坦貝克是“一個只適合平庸批評家的平庸作家”。[79]礙于在歷史上他是20世紀30年代的代言人，而且大眾喜歡他，所以“在美國文學選集中，總有斯坦貝克的名字，但關(guān)于他的篇幅卻吝嗇得讓人感覺只是做做樣子而已”。[80]

以上考察雖然沒有囊括所有的評論，但也足以說明20世紀50、60年代之前斯坦貝克在美國評論界和學術(shù)界的大致情況。幾乎他的每一部作品，一經(jīng)出版就遭遇到了激烈的批評和熱情的贊賞。斯坦貝克本人曾經(jīng)把這些評論放在一起，驚奇地發(fā)現(xiàn)它們“相互抵消”。[81]批評界將這一獨特的現(xiàn)象稱為“斯坦貝克問題”。

斯坦貝克研究的轉(zhuǎn)折點出現(xiàn)在1958年。這一年，斯坦貝克研究專家彼得·利斯卡（Peter Lisca）出版了學術(shù)專著《約翰·斯坦貝克的廣闊世界》。彼得·利斯卡認為，過去20多年來，不管是肯定斯坦貝克還是否定斯坦貝克，都是基于這些作品的社會價值而非美學價值。他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批評界的敗筆”。[82]在這部專著中，彼得·利斯卡力求避免以往斯坦貝克研究中的社會政治學乃至批評性的傾向，采取編年史的方式，較為客觀詳實地考察了斯坦貝克的主要作品，肯定了斯坦貝克所取得的成就。這部在評論界具有較大分量的研究專著為斯坦貝克研究領(lǐng)域帶來新興的變化。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至今，各種研究專著陸續(xù)出現(xiàn)，各種斯坦貝克研究機構(gòu)也在美國、日本等地先后成立。[83]這些都為推動斯坦貝克在世界范圍內(nèi)的研究產(chǎn)生了深遠而廣泛的影響。

斯坦貝克去世后，其生前的書信、日記先后結(jié)集出版，其中包括《一本小說的日記：“伊甸之東”書信集》（Journal of a Novel：The East of Eden Letters，1969）、《斯 坦 貝 克 的 書 信 人 生》（Steinbeck：Life in Letters，1975）、《致伊麗莎白的書信》（Letters to Elizabeth：A Selection of Letters from John Steinbeck to Elizabeth Otis，1978）和《“憤怒的葡萄”的寫作日記》（Working Days：The Journals of The Grapes of Wrath，1938—1941，1989）。隨著這些日記、信件的出版，人們開始逐漸了解斯坦貝克本人的創(chuàng)作觀、創(chuàng)作原則和創(chuàng)作意圖。這位不愛拋頭露面、大部分時間都保持沉默而被誤讀的作家逐漸引起評論界新的興趣。他們開始較為客觀、公正地對待和評價他的作品，不再總是糾纏于對政治的爭論不休的論戰(zhàn)之中。

20世紀80年代，對斯坦貝克研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是第一部斯坦貝克傳記《斯坦貝克的作家生涯》[84]，在作家逝世16年后終于問世。在這部耗費15年時間撰寫的近一千頁的傳記中，作者杰克遜·本森不惜筆墨，極其詳盡客觀地介紹了斯坦貝克作為一個作家的成長歷程。20世紀90年代由杰伊·帕里尼（Jay Parini）花費四年時間撰寫的第二部斯坦貝克傳記《約翰·斯坦貝克傳》出版，是對本森傳記的補充。這兩本傳記的到來對斯坦貝克的學術(shù)研究都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第二節(jié)　斯坦貝克生態(tài)批評研究現(xiàn)狀

雖然斯坦貝克并非傳統(tǒng)意義上的自然寫作作家，但是和許多因為當代生態(tài)環(huán)境問題而獲得新生的作家一樣，隨著20世紀70年代生態(tài)批評的興起，這一嶄新的研究視野給斯坦貝克研究帶來了新的契機。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guān)注斯坦貝克作品具備的生態(tài)維度。這些維度包括他的生活環(huán)境、他對海洋生態(tài)的興趣以及他對科學的貢獻和對人類生存環(huán)境的關(guān)注等等。這位被數(shù)百萬大眾閱讀和熱愛的作家在評論界也逐漸獲得了敬意。具體來看，斯坦貝克生態(tài)批評研究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一、美國國內(nèi)研究現(xiàn)狀

（一）20世紀70年代：研究的起步

斯坦貝克是一位出生于美國、以美國為主要書寫對象的作家。因此，美國學術(shù)界對斯坦貝克的生態(tài)批評研究有著天生的優(yōu)勢。早在20世紀40年代，美國批評家弗雷德里克·布拉徹（Frederick Bracher，1948）在《斯坦貝克與生物學視角下的人》[85]一文中就把斯坦貝克的研究從以往經(jīng)濟的、社會的、道德的和政治的層面擴大到科學的層面，指出斯坦貝克的小說反映了他科學的視野，即作家是以一個生物學家看待事物的方式和態(tài)度公正地觀察人類。布拉奇認為，相對于自然主義作家，斯坦貝克的獨特之處在于他對任何生命形式的熱情和尊重，其筆下的生命比生物學家所能認識到的更為神秘、更為精彩。這是自然主義作家所不具備的特點。

20世紀50年代，斯坦貝克研究專家彼得·利斯卡（Peter Lisca，1958）在專著《約翰·斯坦貝克的廣闊世界》[86]中指出，斯坦貝克最重要的成就在于，他賦予了文學自然主義題材嶄新的生物學維度，即，作家是以生物學家的思維與眼光看待事物、描述人類。從弗雷德里克·布拉徹和彼得·利斯卡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兩位作者深刻的洞察力和見識的廣博，對理解斯坦貝克的生態(tài)研究也很有價值。但遺憾的是，在生態(tài)學還不為大眾廣知的年代，他們的觀點尚不具有廣泛的影響力。

20世紀70年代，隨著生態(tài)批評在美國的興起，斯坦貝克生態(tài)研究迎來了第一次高峰。羅伯特·本頓（Robert Benton）在《〈罐頭廠街〉的生態(tài)特征》[87]一文中以一種生態(tài)學的眼光解讀《罐頭廠街》。文章提出，這部小說并非只是一部結(jié)構(gòu)松散的二流小說，相反它是建立在共生關(guān)系上的一本高度完整的小說。斯坦貝克將自己在潮間帶水坑上對海洋生物體的大量研究轉(zhuǎn)移運用到罐頭廠街上的各種棲息者及其生活。罐頭廠街上有各種各樣的人、動物、建筑、活動、聲音，這些都是構(gòu)成罐頭廠街的有機組成部分，這些組成部分之間相互聯(lián)系相互作用，如果沒有了彼此間的關(guān)系和相互聯(lián)系，就無法認識和了解罐頭廠街。所以，本頓認為從這本小說可以看出斯坦貝克具有超越時代的生態(tài)眼光。在他的作品中，作為生態(tài)學家的斯坦貝克隨處都清晰可見，是斯坦貝克思想中的生態(tài)傾向為小說增添了色彩。

1973年，俄勒岡大學英文系主任理查德·愛斯特羅（Richard Astro）出版了學術(shù)專著《約翰·斯坦貝克與愛德華·里基茨：一個小說家的塑造》。[88]盡管之前的斯坦貝克研究學者，比如弗雷德里克·布拉徹、彼得·利斯卡，都意識到海洋生物學家愛德華·里基茨對斯坦貝克創(chuàng)作思想的影響，但全面考察兩人之間的友誼并論述這一友誼對斯坦貝克創(chuàng)作的影響，理查德·愛斯特羅是第一人。他指出以往的斯坦貝克研究缺乏遠見和完整性，斯坦貝克的世界觀盡管看似矛盾卻包含了他對人類生存狀態(tài)意味深長的、富有意義的探索。理查德公正地指出，以前斯坦貝克研究存在的這種缺陷，部分是由于研究者手頭缺少關(guān)于斯坦貝克其人其作必不可少的資料，不過更多是由于他們視野狹窄。大多數(shù)批評家都是在文學批評模式和傳統(tǒng)的有限框架內(nèi)對斯坦貝克展開批評研究。對一些作家而言，這種方法也許是有效的，但對斯坦貝克而言，卻是災(zāi)難性的。所以，他認為，想要嚴肅認真對待斯坦貝克作品的讀者都必須具有科學的廣闊視野，尤其是海洋生物學的視野。通過具體的文本分析，理查德·愛斯特羅發(fā)現(xiàn)，在斯坦貝克的作品背后實際上隱含著里基茨非目的論生態(tài)整體主義思想對他的深刻影響。他甚至認為，如果沒有仔細研究斯坦貝克這位近二十年的最親密的朋友和心靈的伙伴，如果沒有仔細研究這位不平凡人物的生活、工作和思想，那么對斯坦貝克世界觀的研究也就根本無法進行。

雖然理查德·愛斯特羅在這部專著中夸大了里基茨對斯坦貝克的影響，但不可否認，越來越多的資料表明海洋生態(tài)學對斯坦貝克生態(tài)思想的形成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而里基茨在這里的確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該專著的出版具有開創(chuàng)性意義，在此后的斯坦貝克研究中占有極為突出的地位。

為了給斯坦貝克愛好者打開全新的研究視域，理查德·愛斯特羅和俄勒岡大學海洋學教授、知名生態(tài)學家也是愛德華·里基茨友人的喬爾·W·赫奇佩斯（Joel W.Hedgpeth）在俄勒岡大學海洋研究站的資助下，于1974年5月4日在俄勒岡新港海洋科學中心會堂召開了以“斯坦貝克與海洋”為主題的研討會。參加這次主題發(fā)言的有魚類學家、動物學家、歷史學家、電影制片商和包括杰克遜·本森與林哲麻呂博士在內(nèi)的斯坦貝克研究專家。這些與會者雖然來自各個不同的領(lǐng)域，但是他們都與斯坦貝克一樣，有過在海邊居住生活的共同經(jīng)歷。1975年，俄勒岡大學出版了由理查德·愛斯特羅和喬爾·W·赫奇佩斯共同編輯的論文集《斯坦貝克與海洋》（Steinbeck and the Sea）。

在收入論文集的七篇文章中，較有價值的一篇是杰克遜·本森的論文《約翰·斯坦貝克：作為科學家的小說家》。[89]本森認為斯坦貝克的科學觀點為他作為一個藝術(shù)家制造了許多麻煩，他對科學的運用讓他處于一個孤立的狀態(tài)，因為評論界常常無法理解他在說什么。本森第一次明確肯定了斯坦貝克對科學做出的貢獻，指出在20世紀所有的主要美國小說家中，只有斯坦貝克對自然科學有著持久不變的興趣，并能把這興趣融入作品中。他甚至認為，如果他確實能得到未來讀者的認可，那么這份認可大部分將會是基于他對科學的關(guān)心，因為在其同時代的美國小說家中，只有他把人類看作生態(tài)整體的一部分。

（二）20世紀80—90年代：研究的擴展期

20世紀80年代，第一部斯坦貝克傳記《斯坦貝克的作家生涯》的問世是斯坦貝克研究史上的一個轉(zhuǎn)折點。作者杰克遜·本森詳盡地介紹了斯坦貝克作為一個作家從孩童到晚年的整個成長歷程。就生態(tài)環(huán)境方面，本森再一次肯定了他在十年前對斯坦貝克作出的評價。他指出，20世紀產(chǎn)生了一個重要的概念，即，人僅僅是自然界的一員。這一概念迅速改變了人們對人類自身以及人類與環(huán)境之間關(guān)系的看法。本森認為，斯坦貝克是美國自然主義文學傳統(tǒng)中唯一一位以積極的態(tài)度回應(yīng)科學、熱情擁抱科學觀點并把這種觀點融入作品中的主要作家。作為一個小說家，斯坦貝克進入一個未經(jīng)探測的領(lǐng)地，因為在當時，只有少數(shù)生物學家贊成這個概念，至于在文學界，這完全是一個陌生的領(lǐng)域。本森一針見血地指出，過去幾十年來批評界對斯坦貝克不公平的、錯誤的甚至是敵對的肆意抨擊，是批評家本身視域的狹窄導致他們看不到隱含于斯坦貝克作品中的生態(tài)法則。在這本傳記中，本森同時還給讀者呈現(xiàn)了一個熱愛自然并深受自然鼓舞的斯坦貝克，指出他一生都在聽、聞、望和感受著這片大地，他對他生活其間的環(huán)境心存深深的依戀，是一個熱愛所有生命而不是一個人類中心主義的作家。

這本傳記出版后的第二年，杰克遜·本森撰寫了一篇文章《獵手海明威與農(nóng)夫斯坦貝克》。[90]該文很有見地地開創(chuàng)了用比較的方法解讀這兩位作家對人與自然關(guān)系的不同態(tài)度。論文指出，雖然斯坦貝克與海明威出身背景極其相似，文壇聲譽也都經(jīng)歷過大起大落，但是他們性情迥異，尤其在看待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上截然相反。和海明威不同，斯坦貝克不是一個愛爭好斗之人。他與自然的關(guān)系是建立在理解、合作而不是支配之上的。但自然在海明威眼中是一個挑戰(zhàn)，一個男人證明男子漢氣概的競技場。斯坦貝克想到為了消遣炫耀而殺戮動物就憎恨，但海明威卻是當時一位出了名的野生動物獵手，被專家宣稱為世上最優(yōu)秀的兩名深海漁夫之一。杰克遜·本森非常形象地比喻道，假如海明威扮演的是美國白種人—獵手的角色，他告訴人們，人類是重要的，人類應(yīng)該學會支配自然，并在自然和社會環(huán)境中進行你死我活的競爭，那么斯坦貝克扮演的就是和自然萬物具有親緣關(guān)系的美國土著居民—農(nóng)夫的角色，他告訴人們，人類有兩個選擇，要么有節(jié)制地使用自然資源，并與大地和大地上的萬物生靈保持和諧的親密關(guān)系，要么就在競爭、仇恨和利己之中走向滅亡。

杰克遜·本森的傳記與文章證實了斯坦貝克遠非只是一個20世紀30年代的抗議作家，他以其獨特的生態(tài)眼光和超前的生態(tài)視野成為美國文學史上頗有爭議的作家而享有經(jīng)久不衰的聲譽。

20世紀90年代，隨著生態(tài)批評進入高潮，斯坦貝克研究也進入了新的發(fā)展階段。1991年，由斯巴基·伊尼（Sparky Enea）憶述、奧德里·林奇（Audry Lynch）負責編輯的回憶錄《和斯坦貝克在科特斯海的日子》[91]出版。斯巴基·伊尼是太平洋海岸蒙特雷海灣的一名漁民，在80歲高齡時他回憶了自己隨斯坦貝克、里基茨一行在1940年3月至4月份考察科特斯海（即今天的加利福尼亞灣）的整個經(jīng)過。雖然這只是一本平鋪直敘的回憶錄，但有助于研究者對這次科學考察以及斯坦貝克本人進行更全面的了解。

這一時期為斯坦貝克生態(tài)批評研究做出重要貢獻、具有積極意義的事件是，1992年5月，由圣何塞州立大學斯坦貝克研究中心和馬薩諸塞大學楠塔基特野外研究站主辦，在楠塔基特舉行了為期三天的“斯坦貝克與環(huán)境”研討會。來自美國、加拿大、英國和日本的20多位從事不同研究領(lǐng)域的專家參加了這次會議。他們當中，既有文學評論家，也有哲學家和自然科學家，包括生物學家、海洋學家、環(huán)境問題專家等。1997年，亞拉巴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這次會議的論文集《斯坦貝克與環(huán)境：跨學科研究》。[92]該書由應(yīng)邀出席的斯坦貝克夫人伊萊恩·斯坦貝克（Elaine Steinbeck）作序，三位研討會的組織者兼主編蘇珊·F·比格爾、蘇珊·絲琳勞（Susan Shillinglaw）和小韋斯利·N·蒂夫尼（Wesley N.Tiffney，Jr.）分別撰寫引言，收入在研討會上交流的19篇論文。這本書內(nèi)容豐富，論題廣泛，從不同的視角考察了斯坦貝克及其文學作品。[93]從這次研討會的與會者來自不同的知識背景這一事實就足以證實斯坦貝克的確具有跨越文學、生態(tài)學等多個學科的廣博知識，印證了斯坦貝克的魅力及其影響。

1994年，斯坦貝克的另一位傳記作家杰伊·帕里尼經(jīng)過大量深入的采訪調(diào)查后在傳記《約翰·斯坦貝克傳記》[94]中指出，在某些方面斯坦貝克是現(xiàn)代生態(tài)思想之父。他尤其強調(diào)，斯坦貝克早年在斯坦福大學分?；羝战鹚购Ｑ笱芯空緟⒓悠胀ㄉ飳W暑期課程的這段生活經(jīng)歷雖然非常短暫，但對作家來說這是一個開創(chuàng)性的時刻，對他今后整個思想的成長都具有重大的影響，不僅為他對海洋生態(tài)的終生興趣和著迷奠定了基礎(chǔ)，也為他后來與愛德華·里基茨的終生友誼鋪平了道路。

與本森一樣，帕里尼也采訪了很多斯坦貝克生前認識的人，由于這些人現(xiàn)在大部分都已經(jīng)不在人世，所以這兩本傳記對未來斯坦貝克愛好者和研究者都具有任何其他資料不可替代、不可缺少的作用。

不管是理查德·愛斯特羅還是杰克遜·本森，他們似乎都理所當然地認為斯坦貝克是個達爾文主義者，但都沒有對達爾文對斯坦貝克思想的影響進行深入分析。第一次全面考察達爾文對斯坦貝克影響的是布賴恩·瑞爾斯貝克（Brian Railsback）。1995年，他在《平行探險：查爾斯·達爾文與約翰·斯坦貝克的藝術(shù)》[95]一書中，通過斯坦貝克閱讀過的各種生物學書籍來考察達爾文對作家的影響。他考證發(fā)現(xiàn)，在斯坦貝克成長為一個小說家的關(guān)鍵時期，他所讀過的許多生物學書籍都與達爾文的進化論有關(guān)。在布賴恩·瑞爾斯貝克看來，博物學家達爾文直接塑造了斯坦貝克科學的世界觀。斯坦貝克作品的重要性和獨特性就在于他將生物法則戲劇化，將人類看作一個物種，與其他兄弟動物一樣，都在相同的自然法則下掙扎生存。他小說里描述的沖突就反映了人類社會的生存斗爭。作者還指出里基茨的非目的論整體主義思想的確影響了小說家尋求真理的方法，不過，相比于里基茨，斯坦貝克更接近達爾文，因為達爾文關(guān)于競爭與進化的理論為斯坦貝克提供了關(guān)于進化的生物學基礎(chǔ)，而這一點在里基茨的非目的論世界觀里找不到。

盡管與理查德·愛斯特羅一樣，布賴恩·瑞爾斯貝克也片面強調(diào)了影響斯坦貝克世界觀形成的某一個方面，但他的專著為斯坦貝克的生態(tài)研究提供了又一個全新的視角，與理查德的專著一樣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意義。

（三）21世紀：研究的多元化、全球化

進入21世紀，隨著生態(tài)批評向縱深發(fā)展，美國斯坦貝克的生態(tài)批評研究繼續(xù)吸引學者，尤其是年輕學者的興趣，并呈現(xiàn)了多元化的特點。比較有代表性的論著和觀點包括：2001年，《潮溏與海星：斯坦貝克大蕭條小說的生態(tài)基礎(chǔ)》[96]一書認為，斯坦貝克雖然享譽全球，但在美國現(xiàn)代作家中，他是被誤解最深的作家之一。在20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他被先后稱作共產(chǎn)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社會達爾文者。作者以斯坦貝克大蕭條時期的創(chuàng)作《勝負未絕的戰(zhàn)斗》、《人鼠之間》和《憤怒的葡萄》為藍本，從生態(tài)視角審視斯坦貝克，將其從這種極端單一的社會批評視角中解放出來。

2002年，比爾·吉爾伯特（Bil Gilbert）在《潮汐王子》[97]一文中指出，斯坦貝克的偉大之處絕不僅在于他對社會現(xiàn)實的有力描寫，他還對我們?nèi)绾慰创退伎辑h(huán)境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比爾認為，并不是因為斯坦貝克本人或其小說中的人物是綠色激進主義者，對諸如水質(zhì)和空氣等問題充滿激情，而是早在生態(tài)學成為人們感興趣的公共話題時，他就已經(jīng)提出，包括人類在內(nèi)的所有生命形式都是一個有機整體的相互依賴的組成部分。斯坦貝克最優(yōu)秀的幾部作品中一個非常明顯的主題就是“我們都在一起”，他對“我們”的定義，是包括從海蛞蝓到海星的所有生命形式，這個觀點預(yù)示著“生命之網(wǎng)”、“巖石權(quán)力”思想的到來。

2003年，羅伯特·沃奇克（Robert Verchick）獨辟蹊徑，在《斯坦貝克的整體論：科學、文學與環(huán)境法規(guī)》[98]一文中指出，當今科學進步、全球貿(mào)易和信息交流前所未有地挑戰(zhàn)著環(huán)境政策法規(guī)的制定。忽略科學的法律在實踐上是不可持續(xù)的，而忽略情感的法律在道德上是無法忍受的。深受生態(tài)學影響和文學教育的斯坦貝克在作品中采用一種融科學與文學于一體的整體論方法來描寫和評價人類之間、社會機構(gòu)之間、非人類世界之間的各種關(guān)系。沃奇克因此認為斯坦貝克的整體論思想能夠在“理智法律”和“情感法律”之間架起橋梁，為今日各種環(huán)境法規(guī)的制定帶來啟發(fā)和希望。

2004年，埃里克·塔姆（Eric Tamm）在其研究愛德華·里基茨的專著[99]中指出，就在文學批評界批評斯坦貝克作品的粗俗感傷時，科學界卻宣稱他是“環(huán)境保護主義者”、“生態(tài)學先知”、“預(yù)示生態(tài)學時代到來的第一個美國作家”。同年，利蘭·伯森（Leland Person）在《斯坦貝克的怪異生態(tài)：蒙特雷小說的甜蜜友情》[100]一文中通過“蒙特雷三部曲”探討了生態(tài)學與男性友情之間的關(guān)系。他指出斯坦貝克的社會關(guān)系尤其是男性關(guān)系構(gòu)成了他生態(tài)觀的一部分。斯坦貝克在小說中竭力創(chuàng)造一個烏托邦的生態(tài)社區(qū)，將蒙特雷罐頭廠上的男性間的關(guān)系從市場交換和傳統(tǒng)的異性關(guān)系中解放出來，讓他們遠離利己主義和權(quán)力至上的金錢關(guān)系和等級關(guān)系，平等和諧地生活在各種關(guān)系中。

2009年，凱瑟琳·瑪格麗特·希克斯（Kathleen Margaret Hicks）在《“這不是我們能不能，而是我們愿不愿意”：從〈憤怒的葡萄〉看約翰·斯坦貝克的土地倫理”》[101]一文中，運用早期土地倫理學家利奧波德和土地倫理倡導者、著名環(huán)境哲學家貝爾德·卡利科特（Baird Callicott）的生態(tài)準則對《憤怒的葡萄》進行研究。她發(fā)現(xiàn)早在利奧波德提出土地倫理的前十年，斯坦貝克就在他的作品中全面地提出了與利奧波德類似的倫理觀，揭示了人與土地的矛盾的關(guān)系，即，與所有其他動物一樣，人類這一動物在本能的驅(qū)使下，為保證人類個體和人類整個物種能夠成功地生存下來，對土地隨心所欲，然而這種生存方式卻破壞了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最終毀滅了自己。凱瑟琳認為，雖然斯坦貝克并不是今天意義上的把自已鎖在紅杉上抵制伐木工人的激進環(huán)境主義者，但在一個面臨生態(tài)危機的世界，他對環(huán)境破壞這一緊迫問題充滿智性的思考對現(xiàn)代環(huán)境倫理的研究具有無量的價值意義，他是“早期生態(tài)學的先驅(qū)”，是“環(huán)境運動的先驅(qū)”。

21世紀斯坦貝克生態(tài)研究最具特色的是全球化趨勢。2002年由美國阿拉巴馬出版社出版的論文集《邊界之外：再讀斯坦貝克》和2008年由美國稻草人出版公司出版的論文集《約翰·斯坦貝克的全球維度》收入來自日本、泰國、印度、中國等各地的文章共40篇。其中生態(tài)研究方面有代表性的觀點包括，日本學者高村增田（Takamura Hiromasa）在《斯坦貝克作品在日本的改編》[102]一文中指出相比海明威，斯坦貝克在日本更受歡迎，因為在絕大多數(shù)日本讀者的眼中，海明威代表的是大男子主義的形象，是日本武士和劍客精神在美國的化身，而斯坦貝克牢牢扎根于廣大弱勢群體，他和平的世界觀和人與自然的整體觀深得日本讀者的認同和共鳴，這也是為什么繼20世紀30年代、50年代斯坦貝克研究熱后，在90年代日本又一次掀起斯坦貝克研究熱。除了《人鼠之間》外，《憤怒的葡萄》和《伊甸之東》也同時被改編成戲劇走上了舞臺。印度學者P.Balaswamy在《和諧的交響樂：斯坦貝克在印度河谷》[103]一文中指出，根據(jù)一所大學所做的調(diào)查，在對20世紀美國小說研究選題中，相比于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蓋茨比》、威廉·?？思{的《喧嘩與騷動》、約瑟夫·海勒的《第22條軍規(guī)》、拉爾夫·埃里森的《隱形人》，學生們更喜歡斯坦貝克的《人鼠之間》，因為他發(fā)現(xiàn)斯坦貝克作品中關(guān)于人與人、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和諧之調(diào)似乎更能觸及學生們的心靈深處。確切地說，這些學生對斯坦貝克的喜歡是出自本能的，是發(fā)自內(nèi)心深處的。

二、中國國內(nèi)研究現(xiàn)狀

相對于美國等國評論界對于斯坦貝克生態(tài)批評的研究，我國學者起步較晚。大致來看，這一研究開始于21世紀。自2006年起，學術(shù)刊物上零星出現(xiàn)了關(guān)于這一主題的論文。其中，代表性論文及主要觀點體現(xiàn)如下：

胡天賦?。?006）、王 忻?。?008）、謝 江 南?。?008）、趙 奇 志（2008）等認為，20世紀30年代發(fā)生在美國的大平原生態(tài)危機的文化根源是人類中心主義，人類在“人類中心主義”思想的支配下長期利用自然、征服自然是導致20世紀30年代美國南部大平原沙塵暴肆虐生態(tài)大災(zāi)難的罪魁禍首?！稇嵟钠咸选肥且徊砍錆M了生態(tài)思想和文明批判的生態(tài)文學作品。

付文中和胡泓（2006）、許紅娥和鄭桃云（2008）通過短篇小說《菊花》闡釋了主人公伊莉莎與菊花的關(guān)系，表明斯坦貝克能以自己敏銳的洞察力先于生態(tài)女性主義者們窺視到壓迫女性和壓迫自然之間的關(guān)系，揭示了在男性統(tǒng)治的世界里自然和女性所遭受的歧視和壓迫，顯示了他對女性和自然深切的生態(tài)人文關(guān)懷情愫。

張道坤（2006）以西方異教文化為視角，通過對《憤怒的葡萄》的原型分析，揭示作品中暗含的“偉大母親”的原型意象所體現(xiàn)的人與土地和諧共存的環(huán)境倫理觀和母系社會文化價值觀念。

胡天賦（2007，2008）指出，斯坦貝克作品中對小人物命運的關(guān)注及對動物的關(guān)愛是斯坦貝克生態(tài)思想和生態(tài)倫理思想的表現(xiàn)，認為斯坦貝克是一個關(guān)愛生命、關(guān)愛動物的作家。

章歷聲（2010年）、程雪（2014年）、梁永華（2016年）從生態(tài)女性主義視角解讀，認為《憤怒的葡萄》體現(xiàn)了斯坦貝克對人類與自然、男性與女性、人與人之間關(guān)系的深刻反思。

胡天賦（2007年）、田俊武（2011年）探討了斯坦貝克生態(tài)思想的淵源。

孫姍（2010年）、張雅卿（2010年）探討斯坦貝克在小說中所揭示的20世紀30年代美國存在的自然、社會和精神等方面的生態(tài)危機。揭示了斯坦貝克倡導的生態(tài)生活方式，即人們應(yīng)當少一些物質(zhì)欲望，多一些對精神財富的追求，不僅要謀求人與自然的自然生態(tài)和諧，而且要努力爭取和維護人類精神生態(tài)的平衡。

潘曉燕（2015）認為，斯坦貝克的作品中提出了現(xiàn)代社會所存在的人性墮落、戰(zhàn)爭、物質(zhì)崇拜等帶來的人與自然割裂的問題，斯坦貝克試圖通過自己的觀察來引導人們思考這些問題所帶來的惡果并提出解決的辦法。

周蓉（2016）分析了斯坦貝克創(chuàng)作中生態(tài)思想的衍變，認為在作家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自始至終都飽含著濃郁的生態(tài)關(guān)懷與深刻的生態(tài)反思。

筆者2008年通過科學考察游記《科特斯?！逢U述斯坦貝克科學的生態(tài)整體主義思想；2011年、2012年先后運用比較文學影響研究的方法挖掘了中國道家經(jīng)典《道德經(jīng)》在美國的傳播事實以及它與斯坦貝克之間的事實聯(lián)系，并以《罐頭廠街》為藍本，詳細剖析了《道德經(jīng)》道法自然、天人合一、隨遇而安的生態(tài)智慧與斯坦貝克非目的論思想的契合，指出《道德經(jīng)》為斯坦貝克的創(chuàng)作思想提供了寶貴的資源；2011年、2014年先后重讀了被當時代批評家貶為具有“動物化傾向”和“粗俗化”問題的斯坦貝克文本寫作特色。

總的來看，我國的斯坦貝克生態(tài)批評研究已經(jīng)有了良好的開端，但是還處于起步階段，有很大的拓展空間。

第三節(jié)　本書的研究方法、思路和內(nèi)容

當前從生態(tài)批評的視角對斯坦貝克既有的研究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為本書的展開提供了堅實的基礎(chǔ)。但是這些研究也明顯存在不足之處：

首先，斯坦貝克的生態(tài)研究尚未引起當代生態(tài)批評理論家的足夠重視。由于大部分人對斯坦貝克的認識已經(jīng)固定在20世紀30年代的人民小說家、左翼作家、憤怒作家等形象，所以雖然他在生態(tài)環(huán)境方面的貢獻已得到研究者和愛好者的肯定，但并沒有引起當代知名生態(tài)批評理論家足夠的注意。格倫·洛夫在《實用生態(tài)批評》中提及杰克·倫敦（Jack London，1876—1916）、西奧多·德萊塞（Theodore Dreiser，1871—1945）、約翰·斯坦貝克等作家“在某些語境下都可稱為‘自然主義者’，都等待生態(tài)批評學者要么從成熟的進化論、生物學的視角，要么從綠色的馬克思主義視角給予重釋。”[104]勞倫斯·布伊爾在《環(huán)境批評的未來》中所列出“最終被這種探究納入視野”[105]的作家中也包括約翰·斯坦貝克。斯科特·斯洛維克在《走出去思考》中提到全球氣候變暖時認為，《憤怒的葡萄》是“講述人們?nèi)绾卧诒桓珊祰乐卮輾埖耐恋厣峡嗫鄴暝募炎鳌?。[106]但遺憾的是，他們都只是簡單地點到斯坦貝克，沒有進一步展開分析。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自然保護與資源研究系環(huán)境哲學和倫理學教授卡洛琳·麥茜特（Carolyn Merchant）在《綠色對金色：加利福尼亞環(huán)境史資源》（Green Versus Gold：Sources in California's Environmental History）[107]中將斯坦貝克的《憤怒的葡萄》作為美國從農(nóng)耕作業(yè)到農(nóng)業(yè)企業(yè)這一轉(zhuǎn)變的歷史見證編入選集，肯定了斯坦貝克在美國自然環(huán)境保護上的貢獻，但在生態(tài)批評家如帕特里克·默菲（Patrick Murphy）等人的生態(tài)文學選集中，斯坦貝克在生態(tài)環(huán)境方面的貢獻均被忽略了。

中國國內(nèi)編寫的各種美國文學史的本科教材中，比如常耀信的《精編美國文學教程》，劉海平、王守仁主編的《新編美國文學史》對斯坦貝克的介紹都沒有超越社會批評的視角。國內(nèi)出版的介紹引進歐美生態(tài)文學的作品，如王諾的《歐美生態(tài)文學》（2003）、夏光武的《美國生態(tài)文學》（2009）、王育烽的《生態(tài)批評視閾下的美國現(xiàn)當代文學》（2013）和朱新福的《美國經(jīng)典作家的生態(tài)視域和自然思想》（2015），完全忽略了斯坦貝克的名字。近幾年來出現(xiàn)的四篇斯坦貝克博士論文研究——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方杰的《約翰·斯坦貝克與30年代的美國——斯坦貝克“工人三部曲”研究》（2000年）、中國人民大學楊彩霞的《20世紀美國文學與圣經(jīng)傳統(tǒng)的同構(gòu)研究——威廉·?？思{與約翰·斯坦貝克的基督教視角》（2002年）、北京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田俊武的《約翰·斯坦貝克的小說詩學追求》（2003年）、吉林大學文學院曲鑫的《加州底層者之夢——約翰·斯坦貝克30年代小說創(chuàng)作研究》（2011年），以及兩部斯坦貝克研究專著——田俊武的《約翰·斯坦貝克的小說詩學追求》（2006）和張昌宋《約翰·斯坦貝克創(chuàng)作研究》（2011），也因研究視角不同而沒有涉及斯坦貝克在生態(tài)環(huán)境方面的貢獻。誠如美國南卡羅萊納州大學學者布萊恩·馬斯特斯（Brain Masters）指出：“約翰·斯坦貝克是生態(tài)批評領(lǐng)域里一顆光彩奪目的明星”，是“生態(tài)批評之父”，但遺憾的是還“沒有得到承認”。[108]

其次，國內(nèi)外斯坦貝克生態(tài)批評研究都集中于研究斯坦貝克的某一部作品上，尚未對斯坦貝克作品進行全面的梳理和綜合的研究。尤其國內(nèi)，論者往往都以《憤怒的葡萄》作為研究的中心。斯坦貝克早期的作品《金杯》、《致一位無名的神》幾乎無人問津。中期一部非常重要的、涵蓋其海洋生態(tài)研究的科學考察游記《科特斯?！?，除了筆者的初步研究外，也幾乎被國內(nèi)學者完全忽略。斯坦貝克晚年創(chuàng)作的兩部非虛構(gòu)作品《攜犬橫越美國》和《美國人與美國》也同樣缺少足夠的關(guān)注。斯坦貝克對人與環(huán)境關(guān)系較為成熟的思考和較為明確的闡述恰恰就體現(xiàn)在這些作品中。在國外，20世紀80年代以來出版的斯坦貝克傳記中均提到斯坦貝克在生態(tài)方面的貢獻，但因缺乏足夠的文本支撐和詳盡的解讀，僅僅寬泛地給斯坦貝克貼上諸如生態(tài)思想之父、環(huán)保之父等標簽而缺乏足夠的說服力。

再次，受限于研究的視野，國外關(guān)于斯坦貝克生態(tài)思想形成的分析研究中缺乏對東方因素的充分考察。比如，理查德·愛斯特羅與布賴恩·瑞爾斯貝克所撰寫的兩部對斯坦貝克世界觀形成的研究專著中就只是片面強調(diào)對斯坦貝克世界觀形成的某一個方面。事實上，對斯坦貝克世界觀形成的影響是極其復(fù)雜多元的，除了以上兩位學者所強調(diào)的影響外，還有斯坦貝克童年生活的影響，尤其是中國老子的生態(tài)智慧的影響。

因此，從生態(tài)批評視角開展斯坦貝克研究還有巨大的空間。

一、本書的研究思路、方法和內(nèi)容

著眼于目前的研究現(xiàn)狀，本書在前人研究的基礎(chǔ)上，突破個案研究的局限，努力在掌握大量一手材料的基礎(chǔ)上對斯坦貝克的作品進行整體的審視和把握。本書試圖表明，斯坦貝克不僅是20世紀30年代的憤怒作家，同時還是一位在環(huán)境倫理、生態(tài)學和環(huán)境保護上都具有超前意識的作家。具體來看，本書的具體研究思路、方法和內(nèi)容如下：

導論部分：通過國內(nèi)外大量文獻資料對斯坦貝克的寫作特點以及過去八十多年來斯坦貝克在國內(nèi)外讀者和學界中的反響進行綜述評介，梳理國內(nèi)外斯坦貝克生態(tài)批評的研究現(xiàn)狀，為本書的研究做好充分的準備；在指出以往研究不足的同時，提出本書在研究思路、方法和內(nèi)容上力求做到的創(chuàng)新。

第一章從宏觀上深入闡述斯坦貝克的哲學思想。首先，非目的論思想（non-teleological/is thinking）是斯坦貝克看待世界的主要方式。它關(guān)注的是生活“是”什么，而不是“應(yīng)該是”或“可能”是什么或“為什么”是這樣，因為它認為生活是個無限的整體，是不可知的，所以它不去追究事物產(chǎn)生的原因。斯坦貝克認為目的論追問因果關(guān)系的思維會導致人們產(chǎn)生不滿的情緒乃至破壞的沖動，這正是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產(chǎn)生種種沖突的根源。如果人們能夠從目的論思想中解脫出來，那么人類相互間指責的脾性就會讓位于相互間的理解和接納，就能促進人類的和諧相處，從而創(chuàng)造一個與生活、與自然合而為一的和諧世界。其次，與非目的論思想密切相關(guān)的是斯坦貝克的群體人理論（Group-man theory）。非目的論思想看待事物的整體思維為斯坦貝克群體人理論的形成奠定了基礎(chǔ)。這一理論的核心思想是將人類看作具有生物本性的動物群體中的一員。人類這一群體人，像所有其他由個體組成的群體一樣，都與一個更大的群體聯(lián)系著，人類不過是整個有機自然界群體的一個內(nèi)在組成部分。

非目的論思想與群體人理論堅持從整體的、相互聯(lián)系的角度來看待整個世界。這是一種生態(tài)學的思維，兩者都根植于斯坦貝克對大自然、對海洋生態(tài)的長期興趣與熱愛。本章運用新批評的細讀法通過斯坦貝克作品本身、日記及大量國外研究文獻系統(tǒng)歸納和總結(jié)斯坦貝克的世界觀以及這一世界觀對他創(chuàng)作手法與創(chuàng)作思想的影響，以期從宏觀上把握他的生態(tài)思想。

第二章考察斯坦貝克生態(tài)思想形成的現(xiàn)實依據(jù)。斯坦貝克的生態(tài)思想并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他的一生經(jīng)歷豐富，從事過各種各樣的職業(yè)，但對其生態(tài)思想影響較大的主要包括：首先，他童年時期獨特的生活環(huán)境，即有著“世界色拉碗”之稱的薩利納斯河谷和有著“海洋動植物樂園”之稱的蒙特雷海灣。其次，大學時期在斯坦?；羝战鹚购Ｑ笱芯空緦W習海洋生態(tài)學的經(jīng)歷以及他和海洋生態(tài)學家愛德華·里基茨一生的友誼。再次，中國道家思想代表作《道德經(jīng)》里生態(tài)智慧的啟發(fā)。本章用新批評的細讀法和比較文學的實證考察法，從兒童環(huán)境心理學、生態(tài)學和東方生態(tài)智慧的視角，通過考察斯坦貝克的回憶錄、日記、傳記、信件及作品本身，并借助豐富詳實的國外研究文獻，全面梳理斯坦貝克生態(tài)思想形成的現(xiàn)實依據(jù)。

第三章至第六章以作品出版的先后順序為時間線索，以島嶼、山谷、平原和海洋、海濱、城市為空間線索，選取斯坦貝克三個不同時期創(chuàng)作的7部作品作個案研究，力求呈現(xiàn)斯坦貝克生態(tài)思想發(fā)展的全貌。具體如下：第三章從土地倫理的視角，聚焦斯坦貝克創(chuàng)作于20世紀20至30年代的三部分別以島嶼、山谷和平原為書寫背景的中長篇小說《金杯》、《致一位無名的神》和《憤怒的葡萄》，呈現(xiàn)斯坦貝克關(guān)于人與土地的倫理思想是如何從萌芽、發(fā)展走向成熟的。第四章從海洋生態(tài)科學的視角重點考察斯坦貝克創(chuàng)作于20世紀40年代早期的一部以海洋為背景的生態(tài)科學考察游記《科特斯海》，解讀他對海洋生態(tài)科學、海洋生物、海洋破壞的關(guān)注。第五章透過東方智慧的視角考察了20世紀40年代中期以蒙特雷海濱為書寫背景的小說《罐頭廠街》，通過人物形象的分析，呈現(xiàn)在人與人、人與自然關(guān)系日益緊張的現(xiàn)代社會里，斯坦貝克為人們提供的和諧快樂生存的生態(tài)智慧，探討斯坦貝克關(guān)于生態(tài)問題的解決途徑。第六章從環(huán)境倫理、環(huán)境保護等視角考察20世紀60年代以環(huán)游美國為背景的游記《攜犬橫越美國》和作為作家畢生思想總結(jié)的散文集《美國與美國人》，呈現(xiàn)斯坦貝克對當代美國資源浪費、環(huán)境污染、人口膨脹、獵殺動物、破壞植物和黑人種族歧視等現(xiàn)實嚴峻環(huán)境問題的思考以及他對工業(yè)文明下人性墮落、道德敗壞等問題的深刻反思和對生態(tài)危機原因的深層追問。結(jié)論部分為斯坦貝克一辯，試圖摘掉扣在作家頭上的各種帽子，并分析斯坦貝克生態(tài)觀的主要特點及其局限性。

總體上，從研究內(nèi)容來看，本書囊括斯坦貝克創(chuàng)作各個不同時期、風格多樣的7部作品以及他創(chuàng)作各個時期的日記、信件，既有文本內(nèi)的生態(tài)解讀，也有文本外作家的敘述，努力從表層不一的作品中挖掘斯坦貝克內(nèi)在思想的一致性，重新勾勒斯坦貝克的創(chuàng)作生涯。從研究方法來看，本書既致力于文本細讀的微觀研究，也力圖從宏觀層面把握，力求在個案文本研究的基礎(chǔ)上對斯坦貝克整個創(chuàng)作進行整體的審視。從研究視角來看，本書的理論框架是生態(tài)批評，具有跨學科特點，涉及生態(tài)科學、土地倫理、環(huán)境倫理學、環(huán)境保護等各個學科的知識。

清華大學王寧教授指出：“任何一部偉大的作品都會在不同的語境下和不同的批評或研究群體中產(chǎn)生批評性的反響?！盵109]經(jīng)典之所以為經(jīng)典就在于其有謎一般的魅力，經(jīng)得起時間考驗，能在歷代讀者和批評家的解讀中獲得新的生命和意義。雖然斯坦貝克是一個創(chuàng)作題材和風格極其多樣的作家，給本書的撰寫帶來了一定的難度，然而也恰恰是這種多樣性為其作品的重新詮釋提供了可能。透過生態(tài)批評的視域可以看到，盡管斯坦貝克各個不同時期作品的形式不同，但是都貫穿著一條思考人與自然關(guān)系的主題主線。在這個主題上，它不是一條頂點在《憤怒的葡萄》上的拋物線，而是一條始終在不斷上升的直線。

二、本書的寫作難點和學術(shù)價值

首先，如前所述，斯坦貝克是個多產(chǎn)作家，僅僅出版的著作就有近30部，且題材和風格多種多樣。尤其是，他沒有系統(tǒng)地或完整地闡述過自己關(guān)于人性、人類與自然關(guān)系的思考，他的思想零星地散布在各種創(chuàng)作中，這就為本研究在結(jié)構(gòu)安排上帶來了一定的難度。無論是以作品本身作為主線，還是以某一主題作為主線，都會有一定的缺陷。要從這表層缺乏統(tǒng)一的資料中理清他的生態(tài)思想，挖掘其作品內(nèi)在精神的一致性是本書的一大挑戰(zhàn)。同時，如何從斯坦貝克的全部作品中選擇有代表性的論著，完整地勾勒出斯坦貝克生態(tài)思想發(fā)展的軌跡也有一定的挑戰(zhàn)。

其次，斯坦貝克是以左翼作家的身份在20世紀40年代進入中國的。國內(nèi)研究大都集中于他事業(yè)高峰時的作品，因此大部分讀者對斯坦貝克的認識都有了先入之見。改變?nèi)藗儗λ固关惪说目贪逵∠笠彩潜緯枰鎸Φ奶魬?zhàn)。

為突破以上難點，本書在結(jié)構(gòu)上先專辟一章，全面梳理斯坦貝克生態(tài)思想的哲學基礎(chǔ)，試圖從宏觀上把握他對人性、對人與人、人與自然關(guān)系的認識。在接下來的章節(jié)安排上，本研究以作品的出版時間為順序，先后選取了他早、中、晚期的七部作品，其中兼顧中、長篇虛構(gòu)作品，游記、散文非虛構(gòu)作品以及他寫作各個時期的日記、信件等，具體挖掘其中蘊含的豐富的生態(tài)思想，試圖從表面看起來缺乏統(tǒng)一的作品中，呈現(xiàn)斯坦貝克生態(tài)思想的全貌，勾勒斯坦貝克生態(tài)思想的內(nèi)在一致性。

本書的學術(shù)價值在于，從生態(tài)視角重新打量和定位斯坦貝克，為國內(nèi)學界解開這位老牌美國經(jīng)典作家鮮為人知的一面，在讀者面前展現(xiàn)一個嶄新的斯坦貝克形象，改變讀者對斯坦貝克已有的刻板印象，為讀者全面系統(tǒng)地認識斯坦貝克提供一定的幫助，也為未來的斯坦貝克生態(tài)研究拋磚引玉，提供可能的借鑒。同時，本書也可為生態(tài)批評提供一份研究范本，豐富生態(tài)批評的實踐，從而推動更多經(jīng)典文本的生態(tài)視角解讀。

[1]格倫·洛夫：《實用生態(tài)批評——文學、生物學與環(huán)境》，胡志紅、王敬民、徐常勇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38頁。

[2]Michael P.Branch and Scott Slovic，eds.，The ISLE Reader：Ecocriticism，1993-2003，Athens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03，xix.注：本書的譯文凡沒有注明譯者的，均是本書作者翻譯的。

[3]斯科特·斯洛維克：《走出去思考——入世、出世及生態(tài)批評的職責》，韋清琦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8—29頁。

[4]勞倫斯·布伊爾：《環(huán)境批評的未來》，劉蓓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4、25頁。

[5]William Slaymaker，“On Ecocriticism（A Letter）”，PMLA，Vol.114.5，Oct，1999，p.1100.

[6]Susan F.Beegel，“A Generalist's Perspective”，in Susan F.Beegel，Susan Shillinglaw and Wesley N.Tiffney，JR.，eds.，Steinbeck and the Environment：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Tuscaloosa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1997，p.16.

[7]Jay Parini，John Steinbeck：A Biography，London：William Heinemann Ltd，1994，p.5.

[8]John Kennedy，“John Steinbeck：Life Affirmed and Dissolved”，in E.W.Tedlock，Jr and C.V.Wicker，eds.，Steinbeck and His Critics：A Record of Twenty-Five Years，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57，p.119.

[9]Thomas Fensch，Conversations with John Steinbeck，Jackson and Lond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88，x.

[10]約翰·斯坦貝克：《人鼠之間》，董衡巽、秦似等譯，桂林：漓江出版社，1989年，第1頁。關(guān)于本書學界有兩種譯法，《人鼠之間》與《人與鼠》。本著作統(tǒng)一采用《人鼠之間》的譯法。

[11]John Steinbeck，“Critics，Critics，Burning Bright”，in E.W.Tedlock，Jr and C.V.Wicker，eds.，Steinbeck and His Critics：A Record of Twenty-Five Years，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57，p.46.

[12]Robert DeMott，ed.，Working Days：The Journals of The Grapes of Wrath，1938-1941，New York：Viking Press，1989，p.106.

[13]Robert R.M.Verchick，“Steinbeck's Holism：Science，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al Law”，Standford Environmental Law Journal，Vol.22，No.1，January，2003，p.3.

[14]Elaine Steinbeck and Robert Wallsten，eds.，John Steinbeck：A Life in Letters，New York：Penguin Books，1975，p.672.

[15]John H.Timmerman，John Steinbeck's Fiction：The Aesthetics of the Road Taken，Norman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86，p.3.

[16]John Steinbeck，“My Short Novel”，in E.W.Tedlock，Jr and C.V.Wicker，eds.，Steinbeck and His Critics：A Record of Twenty-Five Years，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57，p.38.

[17]John Steinbeck，“Critics，Critics，Burning Bright”，in E.W.Tedlock，Jr and C.V.Wicker，eds.，Steinbeck and His Critics：A Record of Twenty-Five Years，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57，p.47.

[18]Jackson J.Benson，ed.，The Short Novels of John Steinbeck，Critical Essays with a Checklist to Steinbeck Criticism，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0，p.3.

[19]Joseph R.Millichap，Steinbeck and Film，New York：Frederic Ungar Publishing Co.，1983，p.1.

[20]John Steinbeck，“My Short Novel”，in Tedlock，E.W.Jr.，and C.V.Wicker eds.，Steinbeck and His Critics：A Record of Twenty-five Years，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57，p.39.

[21]沃倫·弗倫其：《約翰·斯坦貝克》，王義國譯，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5年，第8頁。

[22]Peter，Lisca，The Wide World of John Steinbeck，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58，p.75.

[23]Robert E.Morsberger，“Steinbeck and the Stage”，in Benson，Jackson，ed.，The Short Novels of John Steinbeck，Critical Essays with a Checklist to Steinbeck Criticism，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0，p.276.

[24]Louis Owens，The Grapes of Wrath：The Trouble in the Promised Land，Boston：G.K.Hill and Twayne Publlishers，1987，p.7.

[25]Robert E.Morsberger，“Steinbeck and the Stage”，in Benson，Jackson，ed.，The Short Novels of John Steinbeck，Critical Essays with a Checklist to Steinbeck Criticism，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0，p.279、283.

[26]在中國，此書的譯本十余年間也數(shù)度重版，其中的篇章分別入選《世界反法西斯文學大系·美國卷》、《諾貝爾文學獎文庫》和《世界散文選》等書，參看朱雍的文章《斯坦貝克〈戰(zhàn)地隨筆〉分析》。

[27]Joseph R.McElrath Jr，Jesse S.Chrisler and Susan Shillinglaw，eds.，John Steinbeck：The Contemporary Review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443.

[28]轉(zhuǎn)引自盧建順，《從“影子”一詞看小說〈珍珠〉的風格特色》，載《張家口師專學報》，1995年第3期。

[29]安德·斯奧斯特林：　“授獎詞”，黃寶生譯，轉(zhuǎn)引自《人鼠之間》，董衡巽、秦似等譯，桂林：漓江出版社，1989年，第382頁。

[30]Jackson J.Benson，“John Steinbeck：The Favorite Author We Love to Hate”，in Non Noble，ed.，The Critical Insights：John Steinbeck，New York：Salem Press，2011，p.95.

[31]Ibid.

[32]Jackson J，Benson，The True Adventures of John Steinbeck，Writer，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84，p.979.

[33]Elaine Steinbeck and Robert Wallsten，eds.，John Steinbeck：A Life in Letters，New York：Penguin Books，1975，p.590.

[34]Petr Kopecky，“The Story of John Steinbeck in Communist Czechoslovakia”，Steinbeck Studies，Volume 16，Number 1 and Number 2，Spring，2005，p.80-90.

[35]包括《憤怒的葡萄》（1943譯本）、《人鼠之間》（1951年譯本）、《珍珠》（1952年譯本）、《勝負未決的戰(zhàn)斗》（1952年譯本）、《煎餅坪》（1953年譯本）、《伊甸之東》（1958年譯本）、《攜犬橫越美國》（1963年譯本）、《伊甸之東》（1964年版本）、《小紅馬》（1964年譯本）、《罐頭廠街》（1965年譯本）、《煩惱的冬天》（1965年譯本）、《甜蜜的星期四》（1979年譯本）、《煎餅坪》（1995年譯本）、《伊甸之東》（2004年版本）。

[36]Danica Cerce，“The Perception of John Steinbeck's Work in Slovenia”，Steinbeck Review，Volume 3，Number 2，F(xiàn)all，2006，p.33-78.

[37]Malithat Promathatavedi，“Staging Tortilla Flat-Steinbeck in a Thai Context”，in Susan Shillinglaw and Kevin Hearle，eds.，Beyond Boundaries，Rereading John Steinbeck，Tuscaloosa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2002，p.140-141.

[38]Stephen K.George，ed.，John Steinbeck：A Centennial Tribute，Westport：Praeger Publishers 2002，p.159-160.

[39]P.Balaswamy，“Consonant Symphonies-John Steinbeck in the Indus Valley”，in Susan Shillinglaw and Kevin Hearle，eds.，Beyond Boundaries，Rereading John Steinbeck，Tuscaloosa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2002，p.107-116.

[40]斯坦貝克作品在中國的翻譯情況具體參看本書附錄，這里不再重述。

[41]Stephen Macauley，“The Relevance of John Steinbeck：A West African Perspective”，Steinbeck Review，Volume 4，Number 1，Spring，2007，p.103-108.

[42]Jackson J.Benson，“John Steinbeck：The Favorite Author We Love to Hate”，in Non Noble，ed.，The Critical Insights：John Steinbeck，New York：Salem Press，2011，p.94-95.

[43]這一系列書除了斯坦貝克，還包括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與亨利·大衛(wèi)·梭羅、艾迪絲·沃頓（Edith Wharton，1862—1937）、納桑尼爾·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威廉·福克納、赫爾曼·麥爾維爾、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沃爾特·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這一套書為讀者、學者提供了豐富便捷的參考研究資料。

[44]從1929年第一部作品一直到1989年他身后出版的作品。

[45]Joseph R.McElrath，Jr，Jesse S.Chrisler and Susan Shillinglaw，eds.，John Steinbeck：The Contemporary Review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ix.

[46]Joseph R.McElrath，Jr，Jesse S.Chrisler and Susan Shillinglaw，eds.，John Steinbeck：The Contemporary Review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51-53.

[47]Ibid.，p.61.

[48]Ibid.，p.61.

[49]Ibid.，p.64.

[50]Joseph Warren Beach，“John Steinbeck：Art and Propaganda”，in Tedlock，E.W.Jr，and C.V.Wicker eds.，Steinbeck and His Critics：A Record of Twenty-five Years，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57，p.250.

[51]Joseph R.McElrath，Jr，Jesse S.Chrisler and Shillinglaw，Susan，eds.，John Steinbeck：The Contemporary Review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167.

[52]Ibid.，p.170.

[53]Warren French，ed.，A Companion to The Grapes of Wrath，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63，p.109.

[54]Joseph R.McElrath，Jr，Jesse S.Chrisler，Susan Shillinglaw，eds.，John Steinbeck：The Contemporary Review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xv.

[55]John Kennedy，“John Steinbeck：Life Affirmed and Dissolved”，in E.W.Tedlock，Jr and C.V.Wicker，eds.，Steinbeck and His Critics：A Record of Twenty-Five Years，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57，p.120.

[56]Joseph R.McElrath Jr，Jesse S.Chrisler and Susan Shillinglaw，eds.，John Steinbeck：The Contemporary Review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184-186.

[57]Matthew J.Bolton，“John Stieinbeck's Critical Reception”，in Noble，Non，ed.，The Critical Insights：John Steinbeck，New York：Salem Press，2011，p.29.

[58]Donald V.Coers，John Steinbeck as Propagandist：The Moon Is Down Goes to War，Tuscaloosa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1991，p.13.

[59]Ibid.，p.23.

[60]Louis Owens，John Steinbeck's Re-vision of America，Athens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85，p.35.

[61]Joseph R.McElrath Jr，Jesse S.Chrisler and Susan Shillinglaw，eds.，John Steinbeck：The Contemporary Review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315.

[62]Ibid.，p.316.

[63]Jackson Benson，ed.，The Short Novels of John Steinbeck，Critical Essays with a Checklist to Steinbeck Criticism，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0，p.172.

[64]Joseph R.McElrath Jr，Jesse S.Chrisler and Susan Shillinglaw，eds.，John Steinbeck：The Contemporary Review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315.

[65]Warren French，John Steinbeck，New York：Twayne Publishers，1961，p.137.

[66]Ibid.，p.137，142.

[67]Joseph R.McElrath Jr，Jesse S.Chrisler and Susan Shillinglaw，eds.，John Steinbeck：The Contemporary Review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383.

[68]Ibid.，p.386-387.

[69]Ibid.，p.386.

[70]Ibid.，p.397-398.

[71]Matthew J.Bolton，“John Stieinbeck's Critical Reception”，in Non Noble，ed.，The Critical Insights：John Steinbeck，New York：Salem Press，2011，p.21.

[72]Joseph R.McElrath Jr，Jesse S.Chrisler and Susan Shillinglaw，eds.，John Steinbeck：The Contemporary Review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307.

[73]Ibid.，p.385.

[74]Matthew J.Bolton，“John Stieinbeck's Critical Reception”，in Non Noble，ed.，The Critical Insights：John Steinbeck，New York：Salem Press，2011，p.30-31.

[75]Jackson J.Benson，The True Adventures of John Steinbeck，Writer，New York：Viking Press，1984，p.916.

[76]Ibid.，p.923.

[77]Harold Bloom，ed.，Modern Critical Views：John Steinbeck，New York：Chelsea House Publisher，1987，p.1.

[78]Brian Railsback，Parallel Expeditions：Charles Darwin and the Art of John Steinbeck，Moscow：University of Idaho Press，1995，p.2.

[79]Brian Railsback，Parallel Expeditions：Charles Darwin and the Art of John Steinbeck，Moscow：University of Idaho Press，1995，p.1.

[80]Jackson J.Benson，“John Steinbeck：The Favorite Author We Love to Hate”，in Noble，Non，ed.，The Critical Insights：John Steinbeck，New York：Salem Press，2011，p.97.

[81]Jackson J.Benson，The True Adventures of John Steinbeck，Writer，New York：Viking Press，1984，ix.

[82]Peter Lisca，The Wide World of John Steinbeck，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58，p.3.

[83]1966年，有位熱愛斯坦貝克的日裔美籍人、印第安納巴爾州立大學林哲麻呂博士（Dr.Tetsumaro Hayashi）跟他的同事普雷斯頓·貝厄（Preston Beyer）建立了“斯坦貝克文獻學會”（The Steinbeck Bibliographical Society），1969年改名為“美國斯坦貝克學會”（The Steinbeck Society of America）。1968年在羅伯特·迪莫特（Robert J DeMott）教授的參與下，他們又創(chuàng)辦了《斯坦貝克簡訊》（The Steinbeck Newsletter），1969年秋季改名為《斯坦貝克季刊》（Steinbeck Quarterly），此刊物1970年起還設(shè)立了“斯坦貝克專題系列”（The Steinbeck Monograph Series），每年發(fā)行一次。從1968年至1988年，“美國斯坦貝克學會”堅持了20年后改名為“斯坦貝克國際學會”（the International John Steinbeck Society），之后又延續(xù)了10年，直到1998年。《斯坦貝克季刊》雜志堅持了25年，對推動近半個世紀有關(guān)斯坦貝克的研究，宣傳他的成就和聲譽等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就是在這個學會的倡議下，1976年8月19日至20日，來自美國和日本的學者在日本舉行了以“約翰·斯坦貝克：東方與西方”為主題的第一次斯坦貝克國際研討會（The International Steinbeck Congress）。至今該國際研討會已經(jīng)成功舉辦多次。1984年8月1日至4日，來自日本、美國、韓國、印度的學者在斯坦貝克家鄉(xiāng)薩利納斯舉行以“約翰·斯坦貝克：從薩利納斯到世界”為主題的第二次斯坦貝克國際研討會；1990年5月27日至30日，來自日本、美國、韓國、印度和泰國的學者在夏威夷舉辦以“約翰·斯坦貝克：東方與西方（II）”為主題的第三次斯坦貝克國際研討會；1997年3月19日至23日，在圣何塞和蒙特雷舉辦以“邊界之外：重讀約翰·斯坦貝克”為主題的第四次斯坦貝克國際研討會，參與者與第三次一樣，來自日本、美國、韓國、印度和泰國的學者；各次會議的提交論文均以會議的主題為書名出版。1974年馬莎·希斯利·考克斯（Martha Heasly Cox）教授在圣何塞州立大學成立了“斯坦貝克研究中心”（Steinbeck Research Center），后改名為“馬莎·希斯利·考克斯斯坦貝克研究中心（Martha Heasly Cox Center for Steinbeck Studies），該中心主辦各種研討會，資助年輕學者，開辟專門網(wǎng)站，提供各種文獻資料，為斯坦貝克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1983年“美國斯坦貝克研究中心”（The National Steinbeck Center）在其家鄉(xiāng)加利福尼亞薩利納斯成立。20世紀90年代以出版世界名著著稱的英國海曼出版集團出資1萬英鎊設(shè)立了斯坦貝克文學獎，以獎勵40歲以下創(chuàng)作者的優(yōu)秀作品。2002年2月29日斯坦貝克100周年誕辰之際，美國斯坦貝克研究中心聯(lián)合了近30個圖書館、大學和出版社舉辦了一系列紀念活動。作為紀念活動的一部分，中心于2001年8月2日至5日在他的家鄉(xiāng)薩利納斯召開以“美國作家的誕生”為主題的斯坦貝克研究聯(lián)歡節(jié)。次年的3月20日至23日，在紐約舉辦了以“約翰·斯坦貝克的美國：百年大會”為主題的第五次斯坦貝克國際研討會。與會者有來自美國、英國、日本、俄羅斯等國的學者、批評家、詩人、劇作家、電影制片商等各界人士，他們提交的論文由斯蒂芬·喬治（Stephen George）編輯，同年以“約翰·斯坦貝克：百年禮物”為書名出版。2005年6月6日至8日在日本舉行以“約翰·斯坦貝克：全球維度”為主題的第六次斯坦貝克國際研討會。2013年5月1日至3日在圣何塞州大學馬莎·希斯利·考克斯斯坦貝研究中心舉辦了以“斯坦貝克與危機中的政治：倫理、社會與生態(tài)”為主題的國際斯坦貝克研討會。在這次會議上，為能更好地反映學會成員的國際性特點而把“美國斯坦貝克學會”改為“國際斯坦貝克學者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Steinbeck Scholars）。2016年5月4日至6日“馬莎·希斯利·考克斯斯坦貝研究中心”與“國際斯坦貝克學者學會”合作在圣何塞州大學舉辦以“斯坦貝克：全球作家”為主題的國際斯坦貝克大會。以上種種充分印證了斯坦貝克的文學魅力及其影響。

[84]Jackson J.Benson，The True Adventures of John Steinbeck，Writer，New York：Viking Press，1984.

[85]Frederick Bracher，“Steinbeck and the Biological View of Man”，in Tedlock，E.W.Jr.，and C.V.Wicker eds.，Steinbeck and His Critics：A Record of Twenty-Five Years，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57，p.183-196.

[86]Peter Lisca，The Wide World of John Steinbeck，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58.

[87]Robert M.Benton，“The Ecological Nature of Cannery Row”，in Richard Astro and Tetsumaro Hayashi，eds.，Steinbeck：The Man and His Work，Corvallis：Oreg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1，p.131-139.

[88]Richard Astro，John Steinbeck and Edward F.Ricketts：The Shaping of a Novelist，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3.

[89]Jackson J.Benson，“John Steinbeck：Novelist as Scientist”，in Astro Richard and Joel W.Hedgpeth，eds.，Steinbeck and The Sea，Corvallis：Oregon State University，1975，p.15-28.

[90]Jackson J.Benson，“Hemingway the Hunter and Steinbeck the Farmer”，in Tetsumaro Hayashi，ed.，Steinbeck's Literary Dimension：Series ii，Metuchen：Scarecrow Press，1991，p.45-64.

[91]Sparky Enea，Audry Lynch，With Steinbeck in the Sea of Cortez，Los Osos：Sand River Press，1991.

[92]Susan F.Beegel，Susan Shillinglaw and Wesley N.Tiffney，Jr，eds.，Steinbeck and the Environment：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Tuscaloosa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1997.

[93]關(guān)于這本書集的介紹，參見，陳凱：《〈斯坦貝克與環(huán)境〉：跨學科研究結(jié)碩果》，載《中國比較文學》，2002年第4期，第133-139頁，這里不再贅述。

[94]Jay Parini，John Steinbeck：A Biography，London：William Heinemann Ltd，1994.

[95]Brian Railsback，Parallel Expeditions：Charles Darwin and the Art of John Steinbeck，Moscow：University of Idaho Press，1995.

[96]Frederick Feied，The Tidepool and the Stars：The Ecological Basis of Steinbeck's Depression Novels，Bloomington：Xlibris Corporation，2001.

[97]Bil Gilbert，“Prince of Tides”，Smithsonian，Vol.32，No.10，January，2002，p.95-98.

[98]Robert R.M.Verchick，“Steinbeck's Holism：Science，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al Law”，Standford Environmental Law Journal，Vol.22，No.1，January，2003，p.3-54.

[99]Eric Enno Tamm，Beyond the Outer Shores：The Untold Odyssey of Ed Ricketts，the Pioneering Ecologist Who Inspired John Steinbeck and Joseph Campbell，New York：Four Walls Eight Windows，2004.

[100]Leland Person，“Steinbeck's Queer Ecology：Sweet Comradeship in the Monterey Novels”，Steinbeck Studies，Vol.15，No.1，Spring，2004，p.7-21.

[101]Kathleen Margaret Hicks，“It ain't kin we？It's will we？：John Steinbeck's Land Ethic in The Grapes of Wrath”，in Michael J.Meyer，ed.，The Grapes of Wrath：A Re-consideration，New York：Amsterdam，2009，p.397-418.

[102]Takamura Hiromasa，“Recent Steinbeck Dramatic Adaptations in Japan”，in Susan Shillinglaw and Kevin Hearle，eds.，Beyond Boundaries，Rereading John Steinbeck，Tuscaloosa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2002，p.130-132.

[103]P.Balaswamy，“Consonant Symphonies-John Steinbeck in the Indus Valley”，in Susan Shillinglaw and Kevin Hearle，eds.，Beyond Boundaries，Rereading John Steinbeck，Tuscaloosa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2002，p.107-116.

[104]格倫·洛夫：《實用生態(tài)批評——文學、生物學與環(huán)境》，胡志紅、王敬民、徐常勇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39頁。

[105]勞倫斯·布伊爾：《環(huán)境批評的未來》，劉蓓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33頁。

[106]斯科特·斯洛維克：《走出去思考—入世、出世及生態(tài)批評的職責》，韋清琦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39頁。

[107]Carolyn Merchant，Green Versus Gold：Sources in California's Environmental History，Washington，D.C：Island Press，1998，p.259-264.

[108]Ryan Masters，“The First Eco-Writer”，http：//www.mcweekly.com/isues/Issue/08-05-2004 cover/Article.cover-story 2DB/CL.

[109]王寧：《世界文學：從烏托邦想象到審美現(xiàn)實》，載《探索與爭鳴》，2010年第7期，第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