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干被砍了，樹根還在，還能生出新枝?？傆幸惶爝€能為人擋雨、遮風。

——題記

1982年是我真正得以心舒眉展的一年。

時年6月，江西省高?；謴吐毞Q評定。第一批講師，由省評委評審批準并由省人事廳、教育廳行文至各高校。宜春師專批了45名，大部分是中老年教師。時任黨委宣傳部部長告知，我是唯一無人告狀的且最年輕的講師。

同年11月，從大學一年級（1964年）就開始追求成為中共黨員的夢想成為了現實。其間因為經歷了太多的事，這種念想后來幾乎沒了蹤影。1977年恢復高考后，高校知識分子政策逐步得以落實，此時我的舊夢成真也許是這種落實的結果之一吧。

最為重要的是，年底，已然78歲的老父親終于掀掉了壓在頭上逾30年的“壞分子”這一鐵帽子；宜春市（原縣級市）下文，“李典漢同志為蘇區(qū)革命老干部”。由此，從懂事起就壓在我心上的那塊石頭終于落地了。我含著眼淚仰天長嘆，欲對蒼天長吼一聲：我終于解脫了！

我一直就認定我父親就是家鄉(xiāng)油茶林中稀有的苦珠樹。這種樹根深、葉茂、桿硬、果實。從遠處看，他像一把擋風遮雨的大傘，矗立在油茶叢林中。這種樹材是難找的棟梁之才，果子像珠子，指頭大，有苦味，可入藥，更可加工為美味的豆腐。我與妻子結婚所用新床的兩根床檐就是父母特意為我選定留下的苦株木。小時候我最喜歡到這種樹下夏天乘涼、初冬撿果子。

父親李典漢生于1904年10月10日，兄弟4人，他排行第三。他弟弟為李典致，生于1913年，比他小9歲。他的兩個哥哥都在世不長。我的祖父李廷任生于1876年，50多歲就去世了，因此父親30出頭就挑起維持一家生計的重擔。特別是1939年后，那時叔叔李典致被國民黨強征當了壯丁，被拉入了國民黨的隊伍。確切消息說，同年在浙江與日本人的一次戰(zhàn)斗中他犧牲了。此時父親肩上的擔子更重了，上有年過60、體弱多病的老母，下有弟弟留下的不到7歲的侄兒謨炳和生下僅幾個月的侄女清秀。其實李謨炳和李清秀是同父（李典致）不同母。叔叔李典致20歲就當父親，但比叔叔大3歲的嬸嬸生下謨炳僅幾個月就西去了。為了小孫子謨炳，祖母很快又為叔叔娶了年幼的晏家之女晏清華為謨炳的繼母。誰想沒兩年，叔叔與后妻生下女兒后就被強征入伍了。

天有不測風云，船破偏遇連夜雨。叔叔典致走后，父親典漢的結發(fā)妻子梁氏病故。父親面對的是個老母、孤兒、寡嫂和弟死、妻喪的破散家庭。他別無良策，唯一的辦法就是拼命地勞作。

由于“女人喪夫不得改嫁”這一封建習俗的約束，又由于祖母撒潑式的堅持，也源于鄰里親友的勸說，叔叔李典致的后妻晏清華就填房給了李典漢。而后，晏清華、李典漢也就成了我和另一個姐姐（李金蓮）的母親和父親。

圖1：兩間住過三代人而不倒的土坯房，是父母留下的全部家當，也是我成長的根。

堂兄謨炳仍稱我母為“少娘”，稱我父為“伯伯”。這樣，我家又是老少八口的大家庭了。

我的老家在宜春市袁州區(qū)飛劍潭鄉(xiāng)山塘行政村楠木荊自然村。其實在歷史上我家更長時間是先后屬天臺鄉(xiāng)江東村、天臺山鄉(xiāng)下坪村管轄。與周邊比較起來，楠木荊還算是人丁興旺、李姓集中、較有影響的小山村。全村人口穩(wěn)定，人數長期處于300至400之間。

我到現在還未搞明白，家里這么窮，父親怎么就成了我心中的豐碑。

父親是遠近小有名氣的能人，村里大事小事都離不開對他的依賴。

他沒有進過學堂讀過書，但寫得一手好字（毛筆、碑刻），打得一手好算盤，屈指心算也出神入化。

他沒有從過師，卻能治不少疑難雜癥，成了村里隨叫隨到、立竿見影的草藥郎中。至今在我姐姐家還珍藏了他一些治瘡、治的單傳秘方。我記得，小時肚子痛，他立即用菜碗（大碗）倒一些水，快速地從爐子里挾起一塊燒得通紅的炭放入碗中并立即蓋上。我喝了這些炭火燒開過的水，肚子居然真就不痛了。道理何在？其實父親也不一定說得出其中的奧妙。

他沒有學過徒，但會不少專門手藝，如打苧麻（即用專用刀和高腳櫈靈巧地將苧麻的粗皮去掉，然后成為可紡、可賣的纖維麻）、閹豬、殺豬、蒸酒、熬糖（麥芽糖、番薯糖），為大型酒宴燒飯炒菜，也是別人不及、拿不下的“里手”。

他趕了幾次集，后來居然成了別人信得過的、上門求請的豬、牛、馬買賣的中介人（當時叫牙人）和相牛、相馬、相豬的師傅。

旱地、水田的農活更有他的絕活。上山割冬茅（給牛吃或肥田）是第一快刀手，同樣的時間，別人割一擔他絕對是兩擔；下田插秧，他插得最快最直；抗旱車水，誰都怕與他同車（因他人腳慢跟不上，就常會被水車踏腳打痛甚至打傷）。總之地里的農活無所不通、無所不精。

很多年輕晚輩還沒有耳聞到我父親還是一位“斗山歌”的雄雞。我家鄉(xiāng)地形像個臉盆，四周高，長滿油茶樹，中間低種水稻。每到秋季摘撿茶籽時，歌手就在山上邊摘茶籽邊唱山歌，而且無需約定，有人先唱起來就有人對歌（也叫斗歌），東西南北互相呼應、嘲笑、對罵，煞是熱鬧好聽?！白?，撿茶籽、聽典漢公唱山歌去！”成了天性愛聽歌的婦女們常說的一句話。其實歌手就那么五、六個，但每次對歌必有父親，而且大多是父親挑事起唱，直唱到他人甘拜下風?？上У搅?0世紀六、七十年代，這種山歌對唱就失傳了。

父親在村里輩分最高，年齡也大，更重要的是，在村里人眼中，他什么都能、什么都會，且對誰都客氣，因此大多數人都崇敬他、尊稱他“典漢公”。村里無論哪里有爭吵，都會請他擺平，無論哪家有紅白喜事，只有他才能主持得妥妥帖帖。

父親，作為一個地道的山區(qū)農民，能到這個分上，實屬不多見。村民們對他至今無不感激與懷念。父親于1991年無疾而終，享年87歲。父親的一生，讓我確信了一個道理：勤能補拙；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可能是天作之合，母親晏清華本應媒妁之言許與李典致為妻，結果卻填房給了大自己14歲的李典漢，以至白頭偕老。母親兄弟姐妹9人，家境極窮，母親是幺妹子。老人們說，幺崽、幺妹最聰明。母親還真應了這句話。在我姐弟和旁人看來，母親比父親還要聰明。母親于2014年3月27日走完了她98年的人生旅程，但她的聰慧與勤勉無時不浮現在我們的記憶里。

母親的女工活可說達到專業(yè)水準。剪花、繡花、做鞋、裁剪制作衣服和帽子等，在村里獨一無二。每到秋冬（這是結婚嫁娶旺季）母親就極忙，每個嫁女人家都登門相求（我母親扎了小腳從不出家門），母親都會無償幫忙準備嫁女所必備的鞋子、衣帽，甚至張羅新娘子的梳妝打扮、禮擔。

母親集苧麻堪稱一絕。所謂集苧麻就是將去了粗皮、經過多次漂曬的苧麻原材料，撕接成可紡織成布的紗。母親集得細、集得快，能到集市上賣個好價錢。母親還紡得一手好棉紗，姐姐出嫁時印花布被子、我上大學的新衣裳也都是母親紡紗織布所做的。在我家里，父親勞作為全家糊口，母親集紗、養(yǎng)豬賺點活錢日常零用。我高中時開支大些，母親經常是吃完晚飯就在昏暗的油燈下集紗，直至凌晨雞叫三遍才罷手。

不可思議的是，母親居然還是婦產接生高手。雖然每個鄉(xiāng)衛(wèi)生院都有經過專門學習培訓的接生員，但幾百號人口的楠木荊村，從解放直到20世紀70年代，誰都不請接生員，而是首選我的母親。事情也就這樣巧，幾十年來母親接生從未出過差錯。

母親撫養(yǎng)小寶寶也小有名氣。她掌握寶寶的特性和成長規(guī)律，細心、耐心、極其講究衛(wèi)生。我哥嫂所生7個子女，甚至有的子女的子女，在嬰幼哺育時一直也離不開她。對我和妻子的獨生女兒丹丹更是視為心肝寶貝。滿了70歲的她隨我住宜春師專，受人求請，還先后帶過6個師專老師的小寶寶。

按說，父親母親如此出類拔萃，又與人為善，家里的小日子應過得順順當當、有滋有味。其實不然。自1951年土地改革開始，由于“得罪”了小人，我家就一直生活在魔咒之中。雖然父母年復一年，起五更睡半夜地勞作，但全家還是生活在掙扎之中；盡管父母總是笑對鄰里，慷慨相助，但“花紅惹人羨，花落遭人賤”，總也換不來別人的周全和幫助。但他們還是一如既往，默默地承受。我知道，那不過是他們做人的本色體現，也是他們聊以自慰并期盼著能稍稍改善生存的環(huán)境。

我人生的第一個恐怖記憶產生于1951年冬季。一天下午全村人都在眾廳里開大會，我一個6歲兒童喜湊熱鬧與幾個小伙伴也跑去了。誰知一進門我就呆了：父親被一根綜繩子捆住一個手拇指和一個腳拇指，懸掛在廳門內高高的橫梁上（這就是人們常說的“稱半邊豬”），父親痛得嗷嗷直叫。此時打手們也全然不顧這個也曾多少幫助過自己的典漢公。父親叫一聲，他們就突然往上拉一下，或突然往下放一點，這樣產生的沖擊力使父親更為痛苦。在全場一片惶恐茫然之中，在我和姐姐、母親呼天叫地的哭聲中，土地改革工作組的賈組長大聲宣布：李典漢破壞土改，從現在開始，他被定為二流子，必須接受大家監(jiān)督教育，不準亂說亂動。

這個對我家來說是黑白顛倒的變化實在來得太快。就在昨天，父親還是村農委會委員，還在協(xié)助土改工作組工作。在農會，父親分管識字掃盲、衛(wèi)生、修路、丈量土地等方面的事情，怎么時隔半天就由令子女驕傲自豪的農會干部變成了被捆受吊要接受長期監(jiān)督教育的二流子呢？

個中緣由還是我長大懂事了才略知一二的。土改時村農會還有個女委員，她是父親的同堂弟嫂。她與工作組組長同姓，人活躍而且頗有幾分姿色，一來二往，組長就與她結為兄妹。其實其中男盜女娼的隱情我父親心知肚明。父親眼里容不得沙子，作為家門，這種事情是不允許、也應干預的。對于父親的告誡，他們記恨在心，處心積慮要拔掉父親這顆眼中釘。我家成分被定為“下中農”，按規(guī)定要分給我家好幾畝水田。當時的原則是好田少分點，差田就多分點。結果是：分我家的田是“好田”，周邊和我家連片的其他田都是“差田”。既是同一片田，好壞程度應是一樣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就是變著法子少分田給我家。我父親當然明白，就向土改工作組提意見：這樣做對我不公平！這一下機會來了，沒過兩天，工作組就研究決定，李典漢破壞土改，取消農會委員，定為接受監(jiān)督教育的“二流子”。從此以后我家就噩夢不斷，就像被判了無期徒刑，不知何日是個頭。

1953年成立農業(yè)生產互助組，父親不能參加，我家不能受助。

1955年在自然村成立初級農業(yè)生產合作社，父親不能合作入社，必須孤立，只準單干。

1957年以行政村為界成立高級農業(yè)生產合作社，父親仍然沒有資格成為社員。我那時正在讀小學，看到其他家庭的大人、婦女都有組織地生產勞動，熱熱鬧鬧、痛痛快快，非常眼饞、羨慕。我就像生怕別人發(fā)現自己是小偷一樣知道自己家是單干戶。

1958年，政社合一、以鄉(xiāng)為區(qū)劃成立人民公社，原高級農業(yè)生產合作社改為公社下屬生產大隊。上面政策規(guī)定，一切土地要歸公。此時我家才從局外進入了局內，由打入另冊的單干戶變成了公社社員。但此后父親因“二流子”的身份，其人身自由卻受到更大范圍的限制和更為惡劣的人身摧殘，動不動就派去離家無償地修路、修水利、下地挖煤、進山燒木炭。管理者像對待犯人一樣苛責辱罵、拳打腳踢。所有這些都是他人悄悄透露給家人，父親從不吭半聲。他想，這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除了忍，還能怎么辦？

1964年由于全國以狠抓階級斗爭為綱，父親的身份也升級了，由“二流子”升為“壞分子”，性質也由教育對象正式成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合稱為四類分子。所謂“四類分子”的稱呼就此開始了。

壞分子的帽子不僅壓了父親整整30年，而且這30年也成了我不斷成長、不斷前行中搬不掉、避不開的障礙石。

合作化時期，當年村里的土改工作組長擔任了高級農業(yè)生產合作社的社長，成立公社后又改任大隊（即現在的行政村）黨支部書記，一直擔任到我父親平反之后。他和他的幫手不擇手段，懷著害人害到底以絕后患的陰暗心理，長期壓制我父親、盯著我。不僅要讓李典漢永遠不得翻身，還要讓他的兒子（我）也永無出頭之日。

我從小學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學都是經過統(tǒng)考統(tǒng)招的，但我三次都沒有得到入學通知書。入學通知書到哪去了，就是到那個社長、書記手中就變沒了。這在全國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就是現在說這些事，我還抑制不住自己的淚水。

高中畢業(yè)前國家招收飛行員，我也通過了本地區(qū)的體檢，但對家庭必須進行政治審查，而且規(guī)定要查5代。結果到我家大隊調查，上一代就是壞分子，這哪行！

1964年高考前填報志愿，當時我非?？释x軍事院校，既可以實現當兵、當軍官的美夢，又能讀書不要錢，父母也可以完全不要在經濟上負擔我了?？墒且驗楦赣H是所謂壞分子，第一個門檻就過不去。使我很長一段時間郁悶的是，考進了全國重點大學華中工學院，但校內稍有涉及軍事國防的專業(yè)（如船舶工程、無線電工程、自動化工程等）不能錄取，只能讀最普通最民用的機械工程專業(yè)。

1968年離大學畢業(yè)還有一年多，那個土改工作組組長、后來的公社大隊書記，又串通幾個人聯名寫信到華中工學院，并以大隊黨支部的名義強烈要求取消四類分子的黑崽子李謨清大學生資格，遣送回原籍當農民，接受他們的監(jiān)督改造。

1971年11月，結束了在江西省軍區(qū)農場的勞動鍛煉，即將真正走上工作崗位。當時省分配辦公室意將我分配到國防科工委，但對我家進行函件調查時，又被那個書記百般否定了。最后分配到一個已被遺棄的小煤礦為校址的公社所屬中學。

1975年我已被調到縣城新建的宜春縣二中兩年了。此時我被評為學校最優(yōu)秀的青年教師，并且是唯一一位要獎勵一級工資的教師。學校黨支部加緊工作準備發(fā)展我為中共黨員，但是又遭到家鄉(xiāng)那個大隊支部（實為賈書記個人）的堅決反對。為此，不僅入不了黨，而且連已經干了半年的教導主任的職務也免掉了。

1977年上半年，幾乎所有的右派分子都平反了，我抓著一絲光明，到宜春秀江餐廳找到來縣城參加縣、社、隊三級干部會的大隊賈書記，細身細氣地詢問：全國都這樣了，我父親的問題也可以解決了吧？他惡狠狠地說：沒有收到文件，不能解決！

事已至此，我真不知路在何方？！

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了。

1977年，整整停了10年的全國高校統(tǒng)一招生考試恢復了。

1978年，我通過考試，選調進入宜春師專物理系任教。

1982年下半年開學不久，我陪老父親到宜春中醫(yī)院看病。這個醫(yī)院的院長叫吳俊彩，是我中學同學吳益清的父親，也是一個具有離休資格的老革命。我徑直找到吳院長。進到診室后，吳院長驚訝地注視著我身后的老人，隨即大叫：“典老漢！是楠木荊的典老漢吧？你還在呀！我還以為你早就走了?！比缓蟀验T一關，不接診其他病人了。此時這里就僅是兩個生死之交、久別重逢老人的空間了。

半個小時后，吳院長不容置疑地對我命令：“李謨清，你必須立即向政府申述，要求為你父親平反。我可以作證，我的哥哥還健在，可以作證，解放后宜春地區(qū)的第一任專員（后擔任過南京航空學院黨委書記）可以作證……”

原來，父親1931年起就在家鄉(xiāng)做了一些幫助革命者的工作。吳院長當年作為縣共青團的工作人員鬧革命還到我家樓上躲藏過；那位第一任專員也曾到楠木荊村外的很偏僻的沒有人住的單家獨屋藏了半個多月，我父親就給他送了半個月的飯。后來父親也參加了赤衛(wèi)隊，并擔任過隊長。那時吳院長的哥哥吳俊堯是游擊隊隊長。因此吳俊堯和父親不僅是老鄉(xiāng)和朋友，還是同志和戰(zhàn)友。

基于清晰可證的事實，宜春市于1982年底即正式下文為父親平反，恢復其蘇區(qū)革命老干部的身份。父親作為家屬，隨我住在宜春師專；此前師專保衛(wèi)科高度警惕，嚴密關注父親的言行舉止。具諷刺意味的是，1983年的春節(jié)前，他們還派人“教育幫助”我的父親，而僅幾天后，他們就提著一些年貨、帶著省軍區(qū)的慰問信到我家，向老革命拜年、問安、祝賀。此時，我欣慰地看到了父親臉上30年都沒有出現過的淚花和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