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版序

一

重新翻看和修改當年作的這本《唐詩選注》，不由得回想起十六年前在北京城西一個九平米的小房間里，攤開滿床書冊揀選唐詩、查閱各種資料給唐詩作注的情形。

那時候還算年輕，有精力也有體力，無論做什么都有一點兒和自己也和別人“較勁兒”的意思。錢鍾書先生的《宋詩選注》很風行，比起那些照本宣科、四平八穩(wěn)、平庸有馀而個性全無的注本來，錢注宋詩實在有味道。錢先生對宋詩的深刻洞察和細心體驗，寫在前言、小傳和注釋中，那里面的敏銳、風趣和淵博，讓我這樣的后輩很佩服?！按揞楊}詩在上頭”，心知宋詩不能再花樣翻新，便打算在唐詩上也這樣照貓畫虎地做一本。于是，借了給出版社做唐詩選注本的機會，不僅把《全唐詩》淘了一過，而且把手邊可以找到的有關的詩話筆記小說以及其他朝代的詩歌也統(tǒng)統(tǒng)翻了個遍。

至今我手頭還保存著那時看書留下的兩個筆記本，上面整整齊齊地抄滿了各種各樣可以用來互相比照的詩句和評論，例如，在注釋杜甫的“獨樹花發(fā)自分明”這一句時，為了說明詩人何以要用“明”來寫花的艷麗和燦爛，當時就收集了李嶠的“岸花明水樹”、錢起的“高花映竹明”、朱慶馀的“孤花晚更明”、蘇舜欽的“時有幽花一樹明”、鄭獬的“五月榴花照眼明”、陳后山的“水凈偏明眼”、陸游的“頻報園花照眼明”、朱熹的“五月榴花照眼明”等等，打算對詩歌里面用“明”字來形容“花”之燦爛的各種方式作一個注解和分疏，只是因為這一首杜詩后來并沒有選入，這些材料也就被放棄了。這大概就是當年做注釋的基礎。經(jīng)歷過這樣的選和注，漸漸地也就明白了前輩的廣征博引，既非“炫博”，也不關“記性”，其實，那都是苦苦翻書得來的。后來，讀到影印出來的錢鍾書先生《宋詩紀事》的批校和讀書手稿，也果然印證了我的這一體會。

我那時對古典中國詩歌的語言形式很有興趣。過去，很多文學研究者對于古詩的解讀，常常是用印象和感悟的方式，配上一些充滿象征性的比喻來傳達自己的體會，這種方法就好像“嚼飯與人”，使讀者不是在讀詩的本身，而似乎是在讀那些讀詩者的聯(lián)想或感悟，不免就被“隔”在了詩歌之外。那個時候，一方面西方“新批評”之類的文學理論很誘人，啟發(fā)我們在閱讀詩歌的時候，多多考慮語言學的進路，另一方面漢語詩歌創(chuàng)作和評論的特殊性，又讓我們很想在洋理論之外，自己找一個中國詩歌批評的新路數(shù)，所以，我那時不僅寫了一篇對梅祖麟和高友工那本被譯作《唐詩的魅力》的書的評論，而且還花了不少心思，同時寫了一本至今自以為還不錯的《漢字的魔方》。這些關注語言和形式的想法，當然也融入到這本《唐詩選注》里面，于是就有了這種方式的注釋和解說。關于這一點，只要看看我給李白、杜甫、岑參、韓愈、白居易、李賀以及李商隱等人寫的小傳，看看我給王灣《次北固山下作》中的“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杜甫《白帝城最高樓》中的“杖藜嘆世者誰子，泣血迸空回白頭”以及錢起《裴迪南門秋夜對月》中的“影閉重門靜，寒生獨樹秋”等詩句做的注釋，大概就可以明白。

二

現(xiàn)在回想起來，如果要說與唐詩的緣分，恐怕還得追溯到更早一點。

我是在一九五○年代至六○年代之間讀的小學，那時的小學課本好像還不錯，里面選有一些唐詩，像“日照香爐生紫煙”、“兩個黃鸝鳴翠柳”、“床前明月光”什么的，都并沒因為沾上階級性、人民性一類的問題而被棄之敝篋，所以我那時讀過，也背過，只不過就像陶淵明說的“不求甚解”，有點兒“小和尚念經(jīng)，有口無心”似的，沒有特別的感受和心得。也許讀古典詩歌，也需要生活經(jīng)驗和社會感受打底罷，經(jīng)過兩年凄風苦雨的“文革”，便仿佛親身經(jīng)歷了歷史，對“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白居易）的世事動蕩，就多了一分感受，而經(jīng)歷著三年一千天的插隊，對“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杜甫）這樣的心情，也添了幾許體察，等到年歲漸大，讀到像“但看古來歌舞地，惟有黃昏鳥雀悲”（劉希夷）、“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杜甫）這樣的詩句，居然就有了一些蕭瑟的心情。在鄉(xiāng)下插隊時，請人做過一只碩大的樟木箱，那里面曾經(jīng)放了一本《唐詩三百首》，書也被翻得卷了邊兒。然而看歸看，那畢竟不是真的與唐詩結緣，只好似無家可歸、四處漫游時與唐詩的偶然邂逅，不過是和唐詩打了個照面而已。

大概是一九七二年罷，那時我剛剛從苗寨白臘回到縣城凱里，說是回城，其實還是在離縣城二十里左右一個叫開懷的地方，在磚瓦廠上班。還是年輕，在整天打磚做瓦賣苦力的間隙，仍然生出一些耗不掉的精力來，百無聊賴之際，除去玩兒了命的打球下棋，大球加小球、象棋加圍棋，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盡才算完之外，就是看書，什么書都看，只要能找到的，哪怕是講“板塊漂移”和“紅移現(xiàn)象”的《自然辯證法》雜志，也照樣上天下地、津津有味地從頭翻到尾，又從尾看回頭。有一次周日進城，偶然轉到老街上那個已經(jīng)被抄得破敗不堪的縣文化館樓下，漫無目標地踏著滿地廢紙，隨腳一踢，居然踢到下面有書，大喜過望，急急拂去上面的灰塵，于是看到半部世界書局的《宋元學案》，還有一本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fā)展史》中冊。揣回去慢慢地看，看之不足，找了一個筆記本，就仿照文學史的模樣，自說自話地重新寫起唐代詩史來。寫之不足，還帶批判，批之不足，又加評點，卻多是“缺乏人民性的無病呻吟”、“封建階級的自我描寫”、“法家要求法后王思想的表現(xiàn)”一類的話頭。就這樣，居然寫了整整一筆記本，大約有十來萬字罷，幾乎是把唐代詩歌史重新復寫了一遍。很多年后，在整理物品時，我還看到過這個紅色塑料封皮已經(jīng)有點發(fā)粘的本子，看著它，有很多感慨。這也許就是我真正用心琢磨唐詩的開始，可是，這開始居然開始得如此幼稚和荒謬。

時代扭曲，看什么都會扭曲；時代荒謬，想什么也不免荒謬。

三

覺得自己應當做一本認真的唐詩選注，這想法是在讀研究生期間萌生的。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四年間，我和研究生導師金開誠先生合作編寫《古代詩文要籍詳解》（2006年中華書局重版時，改名為《古詩文要籍敘錄》）。在那兩年里，我穿梭似的往返于北京的各個圖書館，查閱各種集子，鈔了好多好多有關注釋和版本的資料，也記下了很多疑問和問題。那里面就有不少是關于唐詩的，比如現(xiàn)存《唐人選唐詩》里的《河岳英靈集》，與《文苑英華》《唐詩紀事》里引用的《河岳英靈集》為什么有所不同？為什么殷璠的兩次選和評都不一樣？比如杜甫的《石壕吏》，在王嗣奭那么好的一個杜詩注本《杜臆》里，為什么會被注釋得穿鑿附會？陳本禮的《協(xié)律鉤玄》在解釋李賀《北中寒》的時候，說他是在搞政治諷刺，講“（唐）肅宗昵張良娣，任李輔國，殺太子，遷上皇”，真的是這樣嗎？“清明時節(jié)雨紛紛”那首詩，究竟是不是杜牧寫的，它是不是因為宋代人刻了《樊川續(xù)別集》而進入杜牧詩集的？

這些話題，后來都寫入了《古詩文要籍敘錄》里面，因為這本來就是些文獻學領域的事兒。不過，雖然學科自有畛域，思緒卻從來沒有畫地為牢，很快我就把對這些問題的考證，延伸到了對唐詩的解讀。那時候的人都有“文學夢”，正像前面所說，我那時也對唐詩的語言和藝術的分析著迷。也許是受到剛剛傳進來的英美“新批評”的影響，在看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梅祖麟和高友工《唐詩的魅力》一書對于唐詩語言的分析后，我在《讀書》雜志上寫了一篇題為《語言學批評的前景與困境》的評論。也正好在這個時候，復旦大學的章培恒教授組織重寫《中國文學史》，由我來承擔從中唐一直到宋代那么長的一段文學史的寫作，這件事，讓我真正地下了決心要去選注一本唐詩。

詩選其實常常是把詩歌“再經(jīng)典化”的過程，現(xiàn)在人知道的唐詩，大多反復總是那幾百首，這就是千年來不斷有選家“披沙揀金”的結果。開始有些不服氣，自己覺得總可以另辟蹊徑，找到一些不曾入選的作品來表彰，可在寫唐宋文學史和選注唐詩的過程里，當我真的把《全唐詩》里的詩人一個個看過來之后，盡管心存一個有意立異的念頭，卻沒有多少真正的新發(fā)現(xiàn)。比如崔顥，我曾經(jīng)在筆記本里面記下了《古游俠呈軍中諸將》（有王維《觀獵》之風）、《長安道》（寫世態(tài)炎涼和人生變化）、《江畔老人愁》（寫歷史滄桑，末句是“感君相問為君說，說罷不覺令人悲”）、《邯鄲宮人愁》（記入宮女子的感慨，有“憶昨尚如春日花，悲今已作秋時草”）等等，而從不入或極少入詩歌選本的丘為、張抃和崔曙，我原來頗想打破常規(guī)，選丘為的一首《題農父廬舍》、張抃的一首《題衡陽泗州寺》、崔曙的一首《潁陽東溪懷古》，但是，終于還是遵循歷來選家的通常評價，崔顥還是只選了很多選本都有的《長干行》《古意》《黃鶴樓》，丘為、張抃和崔曙仍然名落孫山。于是，這下終于明白你還真得佩服古今選家的目光如炬，所以我在《前言》里面承認，“就算你再細心篩選，也只是在他人掘過的番薯地里揀漏，揀到了剩番薯個頭也不大”。

因此，更多的精力就放在了小傳的撰寫和注釋的引證上，至今我還覺得，這兩部分算是做得不錯的。

四

時間已經(jīng)過去十多年。

有人說，年輕時總是幻想與文學結伴，年長則常會不自覺親近歷史，說得也對。當出版社決定要重新再版這部《唐詩選注》的時候，編輯讓我再回頭去看看它，問我還有什么新的想法和感受。新的想法和感受？說實在話，現(xiàn)在回頭看這部書，就好像倒拿望遠鏡回看身后，似乎有些遙遠，有些陌生，由此我才意識到自己已經(jīng)變化了的年齡和心境。不妨看此后我撰寫的《中國思想史》中的一段話罷，這一段曾經(jīng)很讓一些熱愛盛唐氣象的人不高興，這一段的題目叫做《盛世的平庸》，講的是詩歌最輝煌的盛唐，其實恰是思想最平庸的時代。在那里我說：后代人總是說“盛唐氣象”如何如何，其實，從生活的富庶程度上來說是不錯的，從詩賦的精彩意義上來說也是不錯的，從人們接受各種文明的豁達心態(tài)上來說也是不錯的，但是，從思想的深刻方面來說卻恰恰相反。因為在思想的平庸時代，不一定出現(xiàn)不了文學的繁榮景象，也許恰恰相反，可能這也是一種有趣的“補償”。特別是，一旦那種沉潛入微的思緒，已經(jīng)不能對知識、思想與信仰有所匡補和批評的時候，就紛紛奪門而出，表現(xiàn)在“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文學上，這個時候，思發(fā)為文，智轉入詩，而思想?yún)s在權力的制約下，逐漸走向平庸，智力也正是在這種一無所用的趨向中，逐漸轉向了詩賦的琢磨和沉思。

也許，這是我對那個至今讓人懷念不已的時代的重新思考。顯然，這種思考立場和評價尺度是來自思想史的，換成文學史，也許我還會重新檢討和衡量。我想，我絕不會否認那個詩歌時代人們的激情、天真和理想，這種催生了詩歌的激情、天真和理想的時代，也許恰是生活在其中的人的幸福。我常常會反問自己，為什么人們非要追索思想的深沉？難道思想的深沉不是以社會的危機為代價的么？有時候，比起出產深刻、睿智和焦慮的時代來，那個生活都單純、心情很滿足、世界平靜得讓人不用思想的時代，更會讓人覺得依戀。回想歷史，在中國那么長的幾千年里面，連環(huán)劫般的朝代變更、走馬燈式的戰(zhàn)爭烽火、政治舞臺上下的縱橫捭闔、連續(xù)不斷的旱澇饑荒、顛簸流離的生活和不知未來的焦慮讓人戰(zhàn)戰(zhàn)兢兢戒懼警惕，難得有“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這樣的富裕，難得有“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這樣的自由，難得有這樣純真、樸素和快活的心情，這樣的時代，在文學史和思想史上不也很值得特別寫上一寫么？

盡管現(xiàn)在的我傾向思想史的研究，但是詩歌里也是能夠看到思想史的，事實上，當那“八個醉的和一個醒的”詩人隨著繁榮時代的結束走進了歷史，當月宮碎影中的“霓裳羽衣曲”被漁陽鼙鼓和胡兒喧嘩驚破，唐詩也漸漸變得沉思和深刻。心中有戒懼和緊張，眼中有混亂和危機，滿天下家事國事的無奈和焦灼，便讓中晚唐甚至五代宋朝的詩人越來越多了些思想反省和知識沉淀，也許，這才使得詩詞輪替，催生了后來把浮名換了低斟淺唱的宋詞。文學有時候也是時代的象征，昭示著社會史的起伏，也呈現(xiàn)著思想史的興衰。當唐詩過后是宋詞，當宋詞唱罷換元曲，當小說既不再是群治的利器，詩歌又已經(jīng)淪落到只有少數(shù)人自產自銷，只能孤芳自賞的時候，我們會猛然發(fā)覺，這個社會已經(jīng)太冷峻、功利和深刻了。

幸好，唐代是一個詩歌世界，憑這一點，就讓我們對那段歷史生出了無限懷想，也就憑這一點，我應當選注這部唐詩選集。這次，要重新再版《唐詩選注》，我想了又想，仍然沒有作什么改動，不僅因為太忙，而且因為我覺得這樣可以讓它在介紹唐詩魅力的同時，也留作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學術見證。

葛兆光

二○○七年六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