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微塵

美和死亡

翻開沉重的歷史書，隨時可以看到呼嘯而過的巨人，為了追求真理獻出自己的青春、鮮血和生命，因此寫下了輝煌的一頁。人們贊美他，懷念他，還把他的名字銘刻到堅固的豐碑上。世上也還有另一種人，如醉似癡地沉浸在對美的追求，用語言、聲音、光和顏色，以至形體……創(chuàng)造美的世界。他們對大自然蘊藏的豐富的美，呈現(xiàn)出來的千姿百態(tài)，變化無窮的美特別敏感，盡情發(fā)掘。美是人性的升華，是文明的高揚，也是靈魂的自由吟唱，與自然天國的擁抱。他們熱愛生命，渴望達到美的極致。他們不能容忍庸俗、丑陋和污穢，他們憎恨虛偽、惡濁和暴虐。他們總是有太多的幻想，希望世界都是一片美好。自然美、人也美；生活美，心靈也美……他們把美的創(chuàng)造傳給世人，讓世界沐浴在美的光耀中。

不幸的是，他們中的許多人，常常被貧窮追逐，被暴政扼殺，被世俗歧視，也為對于美的執(zhí)著追求而疲憊，受盡折磨。他們好像比較脆弱，容易折斷。這樣的人，需要更多的呵護和愛。

美國女詩人艾米麗·狄金森有一首小詩唱吟“我為美而死”，與“為真理而死”是一回事。當我讀到胡風、雪峰、荃麟、紺弩、荒煤、春元、傅雷、黃宗江、楊憲益、羅孚、吳小如、言慧珠、蔣孔陽……的書和故事時，我就會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狄金森的詩。他們都是那么癡情于理想和美，一生孜孜以求，直到迎來死亡。這樣的歷史引起我的沉思，激勵著我去敘寫這樣的主題，也警策我去愛美、追求美，一定不要和庸俗、丑惡、卑劣、暴虐妥協(xié)。

在我們的社會里，背著沉重的實用文化歷史包袱，殉國、殉道、殉君……似乎很多，備受頌揚；對于美的認知和獻身，終身與美廝守相伴，為美而死的，頗有人在，只是不大為人注意而已。

在這個重視實利和物質(zhì)的年代，為美而呼喚吟唱，恐怕會貽笑大方了！

2001年2月

如煙如塵憶舊夢

《新民晚報》2007年7月22日“記憶”版登了我寫的《潔泯：質(zhì)本潔來還潔去》，圖片說明中把幾位評論家陳駿濤和王愚、劉錫誠和白燁寫反了，當發(fā)現(xiàn)錯誤時已來不及更正。借此謹向讀者和這幾位老友鄭重地表示深深的歉意。

這張照片攝于1985年1月初第四次作家代表大會期間，在京西賓館，記不得是哪位攝影師攝的，也記不得是誰招呼人們到荒煤房間里聚合聊天的，想起來當是偶然的隨意的巧合。過了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再來看這張照片，卻覺得非常有紀念意義，之后似也沒有機會再有這樣的聚合；其中三位年長者王春元、荒煤、潔泯已先后離我們而去；看見他們當初那樣歡快燦爛的笑容，真令人傷感，也引起我更多的聯(lián)想。

我想起最早認識荒煤的情景。那是1978年末，我到中國作協(xié)工作不久，我的領(lǐng)導孔羅蓀叫我去看看荒煤，說：“他對許多文藝理論問題很有想法，思考很久，想找個人聊聊，你去吧！”

那時荒煤剛從重慶調(diào)回北京不久，家眷未到，六十五歲老人單身住在東單北方旅館，這是一間有點年頭的小旅館。在他的房間里除了床桌椅外，我們兩個人幾乎只容“促膝”而談了。但那天主要是聽他談。他講了對“四人幫”文藝謬論的看法，還進一步談到對近幾十年流行的文藝理論的思考，特別提到“人情”“人性”的問題，這在那時還是一個十分犯忌的禁區(qū)，但他卻想得很多，也是他后來許多年在文章中、電影創(chuàng)作和領(lǐng)導工作中經(jīng)常深入探討的問題。我看著這位老前輩那種專注虔誠的沉思和傾談，心想多少老同志正等著官復原職呢，他怎么卻一門心思想著這些形而上的問題，想著文藝復興的問題；我又想到他早年做過地下秘密工作，也上前線當過戰(zhàn)地記者；他當過副部長、副市長這樣的高官；三十年代坐過幾個月國民黨的監(jiān)獄，“文革”時又坐了七年的監(jiān)獄，來北京之前他正被貶謫在當過副市長的重慶市的圖書館書庫里做了三年抄卡片的活，現(xiàn)在他滿腦子想的是文藝理論……我又想到他長期領(lǐng)導全國電影工作，而他的豐富曲折的傳奇性經(jīng)歷幾乎就像一部生動的電影似的。一種肅然崇敬的情感在我心中升起：這是一位多么執(zhí)著忠誠可敬的老革命知識分子??！

過了一些日子，他正主持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的工作，常來我們編輯部，主動找馮牧商量工作，研究《文學評論》和《文藝報》怎么配合作戰(zhàn)，消除“文革”帶來的災難和影響，推動新的文藝創(chuàng)作健康發(fā)展。有時還和王春元等一起來，召集我們幾個編輯謝永旺、劉錫誠、閻綱等研究。我也是在這時認識了春元，一見如故，視他為兄長。我們清理了很多流行幾十年的謬論，諸如：文藝是階級斗爭的工具，一個階級一種典型，革命英雄絕對通體光明，只許歌頌不許批評，只許說大話空話假話，不許寫真實講真話，只有階級性沒有人性人情，文藝創(chuàng)作聽從長官意志說了算，等等。我們很奇怪這些謬論本不復雜，應該是很容易識破的，為什么能通行無阻多年。春元是個睿智敏銳的人，對事物常有獨到見解，他就一針見血地說：“那還不是因為權(quán)勢者的需要和支持，否則一文不值。”

我們就是在這個解放思想、反思歷史的特殊時期相識相知，結(jié)下了深厚的友誼。后來荒煤又忙著電影領(lǐng)導工作，卻仍堅持寫作，連續(xù)出版了近十種理論批評和散文著作。春元在文研所主持文藝理論室，和錢中文一起主編了“現(xiàn)代外國文藝理論譯叢”，影響很大。那本風行一時的韋勒克和沃論著的《文學理論》就是其中的一種，上萬字的中譯本前言就是出于春元之手，極見學術(shù)功力。他們有了新著就惠贈給我學習。還從各個方面關(guān)照幫助我進步，我銘記在心。這些故事說來話長，只好從略了。

1980年8月，全國高校文藝理論會議在廬山舉行。參加者成百上千，荒煤是主要領(lǐng)導者。這張照片里的朋友大多參加了。有一天，又是春元，領(lǐng)著繆俊杰、秦晉、我等幾個人逃會去爬五老峰，在云霧繚繞的峰頂，數(shù)步之間只聞人聲不見人面。但猶未盡興，又翻山越嶺曲曲折折走了數(shù)十里山徑到觀瀑亭看三疊泉，領(lǐng)略一千多年前李白、白居易在此流連結(jié)廬的情景，發(fā)思古之幽情。那時旅游事業(yè)還未開發(fā)，我們用腳力一路走去，在細雨迷蒙中觀賞著翠綠蒼黛的山景野趣，可謂匡廬道中，目不暇接。其實我們也都已四五十歲了，卻豪興不減，從早走到下午歸來毫無疲憊困累之感。沿途沒有商販，碰上一位老鄉(xiāng)提著一籃茶葉蛋，春元買了幾個分我們一人一枚充饑，竟是最佳美味了。他卻幽幽地說：“要是能在這里有一間小屋讀書做學問，生平足矣！”我取笑他說：“你是身在江湖，心存魏闕?。　?/p>

這些往事已如夢幻而遙不可及，但想起曾經(jīng)有過的樸實奮進，前輩師友的關(guān)愛，還是覺得非常幸運和欣慰的了！

2007年6月

思君不見人空老

那天參加《邵荃麟全集》出版座談會后，有一個小的聚餐。我到得晚了一些，看見有一席還有一個空座就坐了下去。恰好坐在邵荃麟女兒小琴旁邊，左邊是姚錫佩、胡風女兒張曉風、周揚的長子周艾若以及荃麟的侄子、女婿。小琴右邊是馮雪峰的兒子馮夏熊，幾乎都已是滿頭銀發(fā)或謝頂?shù)墓畔±先?。盡管他們大多我都認識，有的還是交往很密的好朋友，但我還是覺得是不是坐錯了位子。因為除了我和姚錫佩，他們的父輩都是三十年代左翼大作家。如今碰在一起，就很自然地講起當年父輩許多往事，互相之間的關(guān)系等，雖說是點滴花絮，卻都是有價值的史料。

他們交談講得很熱鬧，我聽得很入神。馮夏熊說到他父親的性子比較急，用現(xiàn)在的話就是“犟”“倔”“耿直”，荃麟的性子比較能“忍”。所以兩個老朋友在一起，遇到麻煩荃麟總會勸說雪峰戒怒忍耐。當年反胡風，周揚要雪峰寫批判文章，雪峰不寫，周揚沒辦法，就叫林默涵寫。后來林默涵和何其芳寫的兩篇就成為批胡的權(quán)威的代表性文章。雪峰寧可不討這個好。反右時周揚要他按周的旨意寫魯迅《答徐懋庸》一文的附注，馮雪峰開始不肯，荃麟就勸說他借此爭取保住黨籍。雪峰聽從照寫了，后來還是被開除出黨。邵照樣與他來往，馮仍然是邵家的座上客。我想這與他們兩位老人家當年的友誼非同一般有關(guān)：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之交，雪峰兩次與黨失去聯(lián)系后在恢復組織關(guān)系過程中，荃麟都給予關(guān)注和幫助。周揚深知他們的情誼，批雪峰時，就要荃麟出場發(fā)言作為對馮的重點批判。荃麟只得奉命但并不按照當時定的“三十年一貫反黨”的調(diào)子說話，卻專門講雪峰的“個人主義”：“在每一次革命高潮到來的時候他個人往往是消沉的……這對于一個革命者來說是幾乎不可理解的事?！薄把┓逶谖乃噯栴}上，只是從藝術(shù)的本身出發(fā)，而不是從政治出發(fā)，從當前中國的客觀實際出發(fā)，因而不能不陷入于唯心主義?！蓖瑫r他又趕緊聲明：“我并不是說，雪峰對于革命完全沒有感情，或甚至不贊成。這樣說法也是不實事求是的?！边@樣的批判當然使周揚、劉白羽大為不滿，倒是郭小川覺得他的發(fā)言很好。

曉風說近來翻閱她父母的日記，發(fā)現(xiàn)抗戰(zhàn)時在桂林，邵荃麟到胡家竟有三十多次之多，可見往來頻密。反胡風時邵荃麟也寫了批判文章，但胡風“文革”后在回憶錄里卻明確地說：“過去在上海、桂林時，我們兩人的關(guān)系一直很好……我和他在文藝問題的看法上從來沒有對立的意見，我認為他是理解我尊重我的?！甭櫧C弩一生充滿傳奇色彩，1933年就和胡風一起在日本同時被捕入獄后又一起被驅(qū)逐回國，兩人情誼也是極深。1966年胡風坐了十年牢后剛剛被作為監(jiān)外執(zhí)行放了出來，第一個上門去看望他的就是聶紺弩。聶自己也是從北大荒勞改回來不久，卻完全不避嫌疑，放聲詩贈胡風、馮雪峰許多首，極為感人。如寫胡風“不解垂綸渭水邊，頭亡身在老刑天。無端狂笑無端哭，三十萬言三十年……”挽雪峰“狂熱浩歌中中寒，復于天上見深淵。文章信口雌黃易，思想錐心坦白難……”挽荃麟，說到他生前對聶的關(guān)照，但是“提攜種種皆無益，世人不許狂夫狂……”六十年代初，人們正掙扎在饑餓死亡線上時，“誰家有酒備客嘗？”食物極端匱缺，十室九空，聶來看望邵，荃麟知聶嗜酒，還是設(shè)法找來一杯酒，讓他一飲而盡，點滴不剩。聶解渴而感動，“淚落杯中淚也香”。臨行邵還塞了兩包中華煙說：“我事非盡我安排。”聶完全理解邵滿腔熱血想為同志朋友紓解困境卻又無能為力，說他“骨瘦嶙峋”的身子，雖想“支撐天地顫巍巍，天下事豈爾可為？”有人誤讀說成是邵冷淡聶，全理解錯了。說到這里，我忽然聯(lián)想當年曹雪芹在槐園遇到朋友敦誠，風雨淋涔、朝寒襲袂之際，“雪芹酒渴如狂”，敦誠就將自己的佩刀解下典質(zhì)換酒來喝，使“雪芹歡甚作長歌以謝”，敦誠也作歌酬唱，他們“大笑稱快，擊石作歌聲瑯瑯”。古今詩人那樣狂傲睨世的浪漫情懷是多么相像，但聶邵的情境似乎更為悲涼！

當時席間談?wù)摰狞c滴往事，使我有了不能抑制的浮想，除了信意補述的上述一些故事，我還想到這些身世坎坷的前輩老人家有一些共同的特點。他們政治上都是有極老資歷的老革命：邵荃麟是大革命時期參加過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的早期共產(chǎn)黨人，如不是因為大吐血，他將去莫斯科作為黨的六大代表參加會議；馮雪峰參加過長征，蹲過上饒集中營；聶紺弩出身黃埔軍校二期，一生經(jīng)歷跌宕奇異，先后因右派發(fā)配北大荒勞改三年半，后又被誣陷現(xiàn)行反革命罪判無期徒刑；胡風雖然脫了黨，但在思想文化界始終是有大影響的著名左翼作家。他們都是長期在國統(tǒng)區(qū)從事地下秘密活動，過著飄忽不定的生活；彼此常有交集互助，生死相扶，榮辱與共的患難之交；他們都受過深度的傳統(tǒng)文化教育，有著淵博精湛的藝術(shù)學養(yǎng)，又各有出色卓越的文學成就；他們常常是既有詩歌小說戲劇散文雜文創(chuàng)作，又翻譯外國作品從事理論研究，都是才華橫溢的多面手，在文學史上留下重要印跡；他們是秘密的黨人，更是從事文化學術(shù)活動的知識分子、文化人、文人，以寫作為生。雖然有的1949年后做了一段時間的“官”，但卻是難為了他們。如上面說到，邵荃麟想保住馮雪峰黨籍結(jié)果沒有做到；丁玲被打成右派后，邵荃麟想讓丁仍然留在北京寫作，工資待遇基本不變，也同樣未能實現(xiàn)。當時邵荃麟是中國作協(xié)黨組書記，卻是個弱勢第一把手，做不了主。雪峰先后任過中國作協(xié)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第一把手，也因“書生氣十足”，當領(lǐng)導事事碰壁，較早就被打了下來。

我一直想不明白，為什么在革命勝利以后不久，他們先先后后都不適應新的政治生活而遭遇了不幸：都曾被發(fā)動裹挾去參與整肅批判多年摯友同志?，F(xiàn)在有的年輕人不大能理解當時的特殊環(huán)境，較多責難他們的順從。其實也有掙扎，也有盡可能的互相關(guān)照扶持，稍后自身也未能幸免于難，多數(shù)還有過縲紲之災，以至晚景凄涼，或慘死獄中。他們始終是忠于革命事業(yè)忠于組織的呀！邵荃麟直到生命終點，在失去自由患著重病身陷“牛棚”時，還在苦苦追問自己。他問難友黃秋耘說：“你給我想想看，我參加革命這幾十年以來，有沒有干過什么對不起黨的事？”他和馮雪峰等都是帶著這樣苦惱和困惑離開這個世界的。周艾若對他父親周揚的前期多有批判。我曾對他開玩笑說：“你有弒父情結(jié)。”他笑而不答，接著他會說：“我為他‘文革’后的表現(xiàn)感到高興，贊美。他有這樣的變化是很不容易很了不起的?！笨磥恚@些前輩總是知識分子，所以喜歡思考，習慣于尋找事物的來龍去脈，追索歷史真相。

現(xiàn)在，從這些后輩們身上我明顯感覺到：曾經(jīng)的批來斗去也未能割斷他們幾代人之間的親如血脈的聯(lián)系；在很長時期里，人性的光輝和力量始終在抵抗和掃除陰霾和邪惡。聶紺弩唯一的女兒在“文革”快完時自殺，老夫婦傷心可想而知，他寫信對小琴說：“不知為什么，我想起你來，總想哭，這信是含淚寫的。為你父母么？為我自己老了么？說不清?！彼€說過，他曾熱愛過雪峰、丁玲的文章，也從“荃麟那里感到過同志間的感情的溫暖”；但“覺得真正高出于我的，卻只有一個胡風”。這就是他們之間那種非常深沉的思想、文化、感情、友誼、心靈間的融和相印，卻未必說得清說得盡。

小琴說，他們這一代人有時還常聚會聊天，包括前幾年已經(jīng)辭世的田漢之子田大畏、魯迅之子海嬰，都會興致勃勃參與其中?，F(xiàn)在流行“紅二代”“官二代”“星二代”等說法，他們好像都沾了一點邊。“文革”時，他們成了“黑五類”的子女即“黑二代”，現(xiàn)在我想稱他們是“文二代”。文學家們的基因和友誼在他們身上延續(xù)而無任何糾結(jié)。他們在一起總是談得很起勁暢快，其樂融融，怡怡然于一室。他們?yōu)楦篙呂戳说倪z愿在努力補綴，整理出版遺稿諸如全集、文選、專著，曉風已經(jīng)整理出版了胡風著作多種。這次出版的《邵荃麟全集》（八卷本）主要就是小琴等收集編纂的。馮雪峰等的著作也都在進行收集整理，將不斷有成果問世。這些曾經(jīng)被批判成可怕的撒旦式的文字，重新被發(fā)現(xiàn)被認識其重要寶貴的歷史價值，似乎正在努力解答邵荃麟最后之問。那些不可一世的大批判文字和各種各樣的惡名卻不知到哪里去了？我又想起聶紺弩的詩句：“杜若洲邊無杜若，陶然亭畔且陶然。思君不見人空老，騷卷長撐宇宙間。”歷史無情，終究會顯示其真實面貌和應有的公正。

本文寫作過程中，曾得到張曉風、邵濟安、馮夏熊諸友的教正，謹此鳴謝。

2014年9月18日改定

美的殉道者——關(guān)于傅雷的斷想

傅雷一生癡愛藝術(shù)。他欣賞藝術(shù)的美，常常有獨到的發(fā)現(xiàn)和感悟，似乎比別人多了一副睿智深邃的慧眼。他總能感受到藝術(shù)美的精魂，引發(fā)起感情的洶涌澎湃，因為他有一顆天真單純的心。他像是活在藝術(shù)美的世界里，孜孜矻矻地追求完美的藝術(shù)境界。太唯美了，太理想化了，他就顯得很孤獨，也很痛苦，與世俗似乎有點格格不入。最后，也是為了美，獻出了自己的寶貴生命。

他曾對兒子傅聰說，作為音樂家，“你心目中的上帝一定也是巴哈、貝多芬、肖邦，等等”。其實，這話正是他夫子自道，他自己就是把藝術(shù)奉為上帝。所以，他教育傅聰要把學問、藝術(shù)、真理看得一樣重要，都要放在人生的第一位。真或善，不一定兼有美，而美，一定是又真又善。他曾說：“這是我至今沒有變過的原則?！?/p>

顯然，他也接受了米開朗基羅承襲柏拉圖思想的影響，覺得真正美的極致是不可能存在于塵世的，只有在理想的世界中才能找到。藝術(shù)家有可能認識它。傅雷把藝術(shù)看得如此崇高、圣潔、美好，藝術(shù)家就必得懷著一顆像宗教家那樣虔誠的心，哲學家那樣形而上的思想，才能創(chuàng)造出真正達到“超然象外”“渾樸天成”“化入妙境”境地的藝術(shù)作品。

他自己無論寫作理論批評文章，還是翻譯外國文學作品，都是一絲不茍，嚴格苛求到旁人看來有點不合情理的地步，這正是他那顆虔誠熱愛藝術(shù)之心的自然流露和體現(xiàn)。如翻譯家羅新璋所說，他“是以虔敬的心情來譯這部書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其實，他還“愿讀者以虔敬的心情來打開這部寶典”。因為“這是一部偉大的史詩”，“千萬生靈的一面鏡子”，其“廣博浩瀚的境界……的確像長江大河”?？梢娝麑λ囆g(shù)美是何等崇敬熱誠。就如那部《世界美術(shù)名作二十講》，在我看來是具有開拓性經(jīng)典意義的美術(shù)簡史性質(zhì)的論著，把美術(shù)歷史知識，美術(shù)家的心靈活動，美術(shù)作品的深邃和神韻，娓娓敘寫得那樣流暢生動，本身就是一部極佳的藝術(shù)品。但當年在上海美專教課時作為講義用過，在刊物上發(fā)表過一小部分外，他卻“秘藏”了數(shù)十年，連傅聰、傅敏兄弟都從未聽說過。傅敏推論是由于他以為少作，是“不成熟的文字”而“束之高閣”。其心之誠，其意之嚴，由此可見。還有《羅丹藝術(shù)論》這樣一部經(jīng)典著作，他在年輕時就曾譯完全書，根本就沒有與世人見過面。就是說，他從事譯事時常常是不帶功利目的的。至于那幾部名著的翻譯，他時時覺得有許多不滿意處，哪怕百十萬字的譯文，都下決心，充分研究琢磨，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譯，甚至迂執(zhí)到把舊譯付之一炬而不愿留存于世。如大家所知道的《高老頭》《約翰·克利斯朵夫》等名著翻譯就是如此，盡管他已經(jīng)“煞費苦心”，卻“仍未滿意”。因為他追求的是譯出“風格”來，達到“神似”，這又何其難也！同樣，他把那些粗制濫造、“損害藝術(shù)品的行為”，“看得像歪曲真理一樣嚴重……”，對“介紹一件藝術(shù)品不能還它一件藝術(shù)品，就覺得不能容忍”。

一般人以為只有創(chuàng)作才算是藝術(shù)，這是世俗的皮相之見。優(yōu)秀的文學藝術(shù)批評和翻譯作品本身也是藝術(shù)品。中國許多詩話、畫論，都是用詩一樣的形象的語言表述一種獨特的創(chuàng)造性的理論思維和藝術(shù)欣賞的優(yōu)美境界，達到情理并茂。如傅雷指出的那樣，翻譯就像音樂中的歌唱家、演奏家，戲劇舞臺上的演員，雖然都有所本，俗謂“二度創(chuàng)作”，但各自都是獨立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批評家、翻譯家都要像搞創(chuàng)作的人一樣進入角色，用自己的心靈、感情與原作融成一體，創(chuàng)造出一個富有神韻靈動的新的藝術(shù)世界。傅雷說他翻譯《幻滅》時：“與書中人物朝夕與共，親密程度幾可與其創(chuàng)作者相較，目前可謂經(jīng)常處于一種夢游狀態(tài)也?！彼终f：“翻譯之難，比起演奏家之演繹往昔大師之杰作，實在不遑多讓。”因此，他要求“翻譯應當像繪畫一樣，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理想的譯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寫作”。

傅雷在文學藝術(shù)批評和翻譯等文化領(lǐng)域中所作的巨大貢獻和廣泛的影響已為世人公認，筆者在拙文《傅雷的藝術(shù)人生》中也有所介紹，這里就從略不贅述了。但想再一次強調(diào)的是：他的著譯實績充分說明，與那些搬弄藝術(shù)教條術(shù)語的評論文字相比，與那些艱澀平庸、詞不達意的譯文相比是完全不同的兩種品格。因為他從事批評、翻譯時，是一種心靈的自然流瀉，是發(fā)自靈魂深處純樸的人性的昭示，那么富有性靈，甚至力求臻于脫盡塵世煙火的純美。他最贊賞的是漢魏文人，《世說新語》，王國維的《人間詞話》……都是超凡入圣的，把人的本性的美最充分發(fā)掘展示。也許這種美只有在“上帝”那里才有。他經(jīng)常說：“藝術(shù)之境界無窮……”“有史以來多少世代的人的追求，無非是perfection（完美），但永遠是追求不到的，因為人的理想、幻想，永無止境，所以perfection（完美）像水中月，鏡中花，始終可望而不可即。”話雖這么說，但他卻是堅持不懈地向著這樣的境界努力，這正是他醉心追求的。

所以，他既是美的創(chuàng)造者，又是美的布道者。當你看到他那執(zhí)著癡情地詮釋那些文學、繪畫、音樂的藝術(shù)美的時候，很自然地會覺得他真像一位忠誠虔敬的美神代言人，只是布的是美的福音，而不是圣經(jīng)里的教義。

美國女詩人狄金森曾動情地吟唱過“我為美而死”的歌，認為這和“為真理而死都是一回事；我們是弟兄兩個”。傅雷一生獻身于美，追求美，最終玉碎，也是以身殉于美。在他給內(nèi)弟的遺書里，明確無誤地說明自己是清白無辜的。但是，當時暴力迫害的恐怖情景：最不能容忍的是，人的尊嚴和人格被踐踏蹂躪，人的思想的權(quán)利、說話的權(quán)利、辯白的權(quán)利統(tǒng)統(tǒng)像一塊破布給扔棄了！這時的傅雷，要不在暴虐的鞭子下自責自辱、自輕自賤地茍活著，要不挺著胸膛走向死亡。傅雷曾經(jīng)非常明白地宣稱：“我始終是中國儒家的門徒……”儒家的“士可殺，不可辱”的古訓，也就是維護人的尊嚴，尊嚴是人性美的重要體現(xiàn)，絕對是傅雷一生做人遵循的準則，是為他生平無數(shù)事實所證明了的?！拔母铩眮砹?，鑒于以往政治運動的經(jīng)驗，他就已存犧牲決心。

面對美的世界的毀滅，美的消失，他連過去賴以為生，相以為伴，可以躲避外面風雨的藝術(shù)角落都已不復存在；何況傅雷對美和自由理想的執(zhí)著、癡情的追求本身就是超前的，不為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所容忍的。就像茨威格那樣，因為看到歐洲陷于法西斯納粹的黑暗魔掌下，藝術(shù)美和自由被扼殺，而結(jié)束了自己的生命。傅雷則更是直接面臨暴力的淫威下，只有用自己的軀體、生命作抗衡，作挑戰(zhàn)，給予最后的一擊。這不只是為一己的，而是對人類的尊嚴和人格的維護和捍衛(wèi)，其抗議聲是要永存于歷史的。那時，當人們私下口口相傳這個消息時，曾引發(fā)過多么強烈的深深的震撼和思索：“為什么發(fā)生這樣的事？”“一個‘與世無忤，與人無爭’的優(yōu)秀的文化人為什么都不被容于世？”不要小看這個疑問，它在歷史悲劇的發(fā)展過程中，成了承擔痛苦的象征。所以我說傅雷是美的殉道者；還借羅曼·羅蘭對英雄的解釋，認為傅雷是一位真正的文化英雄。

我每讀傅雷遺書，都使自己的靈魂震撼戰(zhàn)栗：在那樣殘暴恐怖的情況下，他還能這么冷靜細致，把后事一一交代，不欠這個世界一分，真?zhèn)€是赤條條來，赤條條去。傅雷不只執(zhí)拗耿介，而且一塵不染地清清爽爽地走了，以他一生追求的美好形象離開——不！是永遠留存給了這個世界。

2007年8月

言慧珠：“我要演戲”

一、美

2007年上海戲校舉辦了言慧珠京昆表演藝術(shù)研討會，就像沉睡在地下多年的珍寶被發(fā)掘，拂拭去了塵土污穢，現(xiàn)出了她美麗的本來面貌，仍然那樣璀璨耀目，驚艷世人。研討會上有位專家楊明說得好：言慧珠是“中國百年京昆藝壇獨一無二的維納斯女神”，是“中國京昆藝壇美的象征”。這樣美好的比喻和崇高的評價，對言慧珠來說是一點不過分的，非常準確的。

從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紅遍大江南北起，在中國戲劇電影文藝界幾乎沒有人不知道言慧珠。她美麗，出奇的美麗；她演戲，“才氣過人，七竅玲瓏”，被譽為“梅派演員中的佼佼者”，人稱“小梅蘭芳”“女梅蘭芳”。她視表演藝術(shù)如生命。她執(zhí)拗地追求完美，無論演戲，還是生活，都希望達到美的極致。寧可玉碎，不為瓦全。她真的像希臘神話里的美神阿弗洛蒂（羅馬人稱她維納斯）那樣吸引著世人，為世人所贊美喜愛。

就是那位楊明先生，年輕時只要有機會就場場不落地觀看言慧珠的戲，還說第一次見到舞臺下的言慧珠時，她的“那股美的風韻，令我定神屏息不敢正視”。她的好友，著名記者劇作家許寅（思言）用曹植描寫洛神的詞來形容她的美麗，說她“一進門便能給人一身光彩的印象”。她的女學生們?nèi)绾髞沓蔀榻艹隼デ囆g(shù)家的張洵澎說她，“不僅戲演得好，也是風姿絕倫的美女，誰見了她都會被她的容貌美和氣質(zhì)美所傾倒所折服”，為之“迷戀不已”。當時的美少女、后來也是杰出昆曲藝術(shù)家梁谷音也說她，“如仙似神，如夢似幻，美煞迷煞，看得頭暈目眩，小小靈魂出竅！”幾十年后，當他們記述這位美麗的言校長時，仍然抑制不住那份激動。這使我想起漢代樂府詩《陌上桑》描寫美女秦羅敷那樣，人們見了都為之癡狂忘情。因為她，實在太美了！一個文明的健康的人都會愛美，崇尚和珍惜美！

言慧珠不是徒有外貌的空殼美人。她的戲也一樣演得出色，成為當時京劇舞臺最優(yōu)秀的演員之一，給人們奉獻了許許多多美好的、動人的、難忘的、多姿多彩的藝術(shù)形象。她是一位很有天賦和造詣的表演藝術(shù)家，美的創(chuàng)造者。她酷愛表演藝術(shù)，只要有戲演，再苦再累再委屈也在所不惜。許多人贊揚她學戲的苦心，到處拜師求教學藝，看前輩演戲隨時記錄用心揣摩，平日不間斷的苦練深思，繪畫、文學……都在她關(guān)注之中，幾乎如癡似醉地把心思都用在藝術(shù)追求上。所以，她才華出眾，載歌載舞的表演藝術(shù)不僅功夫精湛，還有獨創(chuàng)性；不僅琢磨一招一式大膽創(chuàng)新，還能成功改編整本的大戲，如《梁?！贰洞合銈鳌贰赌咎m從軍》，等等。她寫的關(guān)于梅蘭芳、言菊朋的文章，都顯示了她的藝術(shù)智慧、修養(yǎng)和感覺的獨到、深厚和細密。這一切使她內(nèi)秀外慧渾成自然一體的美。這就是在許多坤伶爭妍斗艷的環(huán)境下，言慧珠脫穎而出，成為其中佼佼者的原因。那時她曾被評為“平（京）劇皇后”，就非偶然。

二、美與丑

但是，美最容易為丑所嫉。對女藝人來說，她們的藝術(shù)生涯、命運遭際往往更艱難，壓力更大些，一般都會遇到兩種干擾和傷害，一個是小報娛記們的八卦新聞，以至追逐、騷擾和中傷。阮玲玉就是“人言可畏”的犧牲品。言慧珠因為美艷更不能例外，永遠有被制造傳播的緋聞等供人們咀嚼。但不同的是，她或不予理睬，或直接戳穿勇敢面對。上世紀四十年代，二十多歲的她在上海發(fā)表文章《別戴有色眼鏡看我》，抨擊社會上那些“有閑階級的人把我們的私生活當作茶余飯后的談話資料”。她斥責男子們把女藝人當作“追求娛樂的對象”，“一方面玩弄，一方面輕視”，“又對我們下著極惡毒的批評”。她為自己也為同行姐妹們大聲說：“我要吶喊，別戴有色眼鏡看我！”她正氣凜然地說：“我自己，并且還得鼓足勇氣，在藝術(shù)之途，努力向前！”甚至說：“我是一個生死置之度外的人，所以大膽寫出?！彼褪沁@樣，要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試想，有幾個女藝術(shù)家有這樣的思想和膽識。

還有一個是，言慧珠曾指出，那時的女演員常常為男子們欺騙玩弄，或被逼迫厭世玩世而墮落，或草草嫁人，嫁作商人婦，或成棄婦……似乎很少能“逃出這慘痛的定律”。而她卻要尋找另一條自強自愛的路：她既強烈地熱愛舞臺藝術(shù)，要作出一番事業(yè)；也真誠地追求感情生活中的真愛。但是在“文革”暴力殘酷迫害下，作為丈夫的俞振飛如果能夠與自己的妻子患難與共，相濡以沫，真誠地給以開導，鼓勵，安慰，溫暖，那么言慧珠的悲劇就很可能不會發(fā)生。

流言或遇人不淑固然多次對她傷害到“遍體鱗傷”的地步，但她都能勇敢面對，敢愛敢恨，當斷即斷，不存幻想。這些都不能阻止她對演戲的癡情，舞臺才是她的生命所在。她太愛美了，她追求美，追求美的極致，她對藝術(shù)美的“之死矢靡它”的精神實在表現(xiàn)得太淋漓了！這才是言慧珠美的不尋常之處。

三、美的追求

言慧珠一生曾經(jīng)自殺過三次。第一次，是在抗戰(zhàn)勝利后的北平，因為權(quán)貴的強迫威脅，言因“我一個弱女子不能對付這惡劣之環(huán)境”，憤而服毒自盡，以生命抗擊丑惡的權(quán)勢，幸為其兄言少朋所救?？梢娖淙酥畡偭摇?/p>

第二次，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社會上正興起改造之風。試想，言慧珠從二十出頭就大紅大紫，挑大梁，自組劇團演得紅紅火火，博得觀眾喜愛好評。她不知為什么好端端的演出事業(yè)要改造成公私合營？不干！這在當時少有第二人做此以卵擊石的“傻事”。今天歷史已經(jīng)證明她是對的，但又有什么用呢！當時的結(jié)果是逼得她無法演戲，無戲可演，為了劇團度過年關(guān)，長時間在風雪地里站等哀求讓他們有個演出機會，可完全不被理會。這對一個熱愛舞臺生活的年輕當紅演員來說，大起大落的落差實在太大，無疑是致命的一擊，逼入絕路。她又自殺了！又是言少朋及時救了她。

接著是既不許她談?wù)摯耸抡嫦?，外界又謠傳她因生活作風問題而自盡。這一切壓在她的身上，這個性高氣傲的女人終于不得不進了國營劇團，但情況仍然沒有改善，還是演不到戲。到了五七年大鳴大放時，她終于站了出來，公開發(fā)表文章又一次大聲吶喊：“我要演戲！”把這些情況全抖了出來：年薪千元，一年只演了十三天戲。她說：“我這生龍活虎的一個人現(xiàn)在會變得如此消沉?！薄啊唤o我戲演，把我擱起來……”“……我在發(fā)霉！”

在這之前，戲劇界老前輩老領(lǐng)導田漢就曾連續(xù)發(fā)表過兩篇文章呼吁：《為演員的青春請命》《必須切實關(guān)心并改善藝人的生活》，對這些年話劇電影戲曲等部門許多有才華的演員長時間沒有戲演，投閑置散；許多戲曲老藝人的生活無著，潦倒窘困等，作了熱誠的呼吁；說在一次演員座談會上，聽到好些女演員為浪費青春年華而“像孩子似的痛哭”。他說：“這樣的不應該流的眼淚今天在這里那里還是有人在流著……”為此，他后來遭到猛烈的批判。巴金也說：“上海擁有全國最好的演員，但是這幾年就沒有幾個能夠在舞臺上跟觀眾見面?！薄把輪T總要演戲，不演戲就不叫演員；一個演員幾年不演戲，領(lǐng)導上不在乎，但是對國家對演員來說，都是一個損失?！?sup>可見這種現(xiàn)象在當時的嚴重和普遍。

但是，“文革”前后，筆者曾不止一次聽到過文藝界某領(lǐng)導對這些意見痛加怒斥：“為民請命，是封建社會對統(tǒng)治者斗爭的做法，現(xiàn)在是黨領(lǐng)導的社會主義社會，你要請命你向誰請命？這是很反動的？……”田漢差一點被打成右派。那么像言慧珠為自己呼吁不更是反了嗎？當年筆者還是個學生，在報上看到這些文章激動憤慨莫名，后來也為此作了多次檢討：聽信右派言論，思想右傾。許多讀者紛紛寫信支持言慧珠，這就更激怒了當事者。言是個心地率直、思想單純，把世人都看成菩薩心腸，仁厚君子，可以講道理，說真心話的。哪里想到，響應黨的號召鳴放才講了點實情，竟成了“右派”的罪狀，由此遭到迎頭痛擊，朋友熟人都加入其中上綱上線口誅筆伐。反右運動后期周揚大文中說的“資產(chǎn)階級個人主義是萬惡之源”成了名言，言慧珠就是一個典型。她哪里見過這等陣勢，但她不知自己錯在哪里？她不知怎么檢討？最后，許寅悄悄地幫她捉刀寫了“深刻”檢查，從幼兒時起檢討到現(xiàn)在，自責自辱，才算得到寬大免戴“右派”帽子。

這次經(jīng)歷，對言慧珠無異是人生前所未有的最沉重的打擊。但是，她的“我要演戲”是對戲劇藝術(shù)真誠熱愛的呼聲，也是絕無僅有的抗擊不合理體制的正義之聲，在中國戲劇史上必然要留下一筆的。想當年各行各業(yè)都有類似問題，但又有誰敢這樣呼喚的呢？只有這個執(zhí)著追求美的不識時務(wù)的女人說出了人們心底的要求。她不就為了要演戲嗎？這算什么罪呢？

四、美的毀滅

嚴格地說來，這十多年言慧珠一路走來，是很艱難的，磕磕碰碰的。即使從那時起，她被安排到上海戲曲學校當副校長，基本上離開了舞臺。固然，在戲校執(zhí)教也是很重要的崗位。但是作為演員，她才三十七歲，正是藝術(shù)上成熟，在舞臺上可以大有作為的時期。她以前就說過，認為女演員應像男子一樣，堅持在表演事業(yè)上有更大的成績。言慧珠本來就視舞臺為生命和歸宿，現(xiàn)在卻離開舞臺中心被邊緣化了，淡出舞臺了！盡管期間有過少數(shù)幾次，如訪歐訪港演出《游園驚夢》《墻頭馬上》等又一次受到觀眾熱烈歡迎，但都是短期的臨時性的，因為文化外交的政治需要，才起用了她。即使這樣，有些人還悻悻地聲稱下不為例，不許她再有下次。六十年代京戲現(xiàn)代戲大行其道時，她還幻想有演出機會，熱誠地排演了《蘆蕩火種》《松骨峰》等，但還是被包括江青等人打壓而夭折。一個演員長年累月不在舞臺演出，一再受到排斥打壓，投閑置散，還有什么比這更不幸更痛苦的呢？

她兒子言清卿說：“從她的內(nèi)心來說，是不太情愿當行政領(lǐng)導的，她一心想演戲?！薄皩τ谒V情的舞臺藝術(shù)是拼足了她的全部心血的?！薄皼]有戲演，沒有機會上舞臺，是媽媽的心之最痛。”言慧珠的嫂子、演員張少樓說：“在她的生活中，處處是藝，時時是戲……”拜師梅蘭芳后，更是“如癡如醉……”。她的學生梁谷音說她“與戲共存亡，與藝共命運，給自己定下了人生最高目標，做個京劇之最”。言慧珠說自己迷戀舞臺：“迷得讓你樂而為它去死。”這么多的人眾口一詞，說到她的人生最大的追求就是演戲，就是藝術(shù)，就是美。

現(xiàn)在，言慧珠卻身處在這樣的環(huán)境里：長期不讓演戲，反右噩夢時時纏著她，六十年代后上演的恐怖的階級斗爭到了“文革”，大字報、大批判、暴力批斗、人身侮辱、抄家洗劫……全加到她頭上。她本是個與政治完全不搭界的人，是個純粹的藝術(shù)家，她不過就是想演戲，這樣一個人生最起碼的要求都完全絕望了，她苦苦當作命根子的美的追求都被徹底毀滅了，人的起碼的尊嚴蕩然無存了，這樣的人生還有什么意義呢？

1966年9月11日言慧珠自縊去世。一個星期前，9月3日凌晨，著名翻譯家傅雷在被暴力抄家凌辱迫害之后，夫婦雙雙自盡。我覺得言慧珠的死與傅雷有點相像。傅雷在“文革”前夕，就對朋友說：“如果再來一次1957年那樣的情況，我是不準備再活的！”說明他們的死并非一時沖動。傅雷從五七年打成右派不服，翻譯書稿不讓出版，他就關(guān)在書齋里與書畫音樂文學為伍，即使貧病交加，他也照樣遨游浸淫其中，這是他保留的最后一個美的角落，現(xiàn)在也都給徹底摧毀了。這正是言慧珠和傅雷的共同處：一樣都是美的創(chuàng)造者，也是美的殉道者，都殉于美的理想，為美而死，成了“文革”最早的一批殉難者。

據(jù)說，梅蘭芳曾對這位女弟子說：“你演《巴黎圣母院》最合適了。”恩師的話顯然是覺得言慧珠的本色與單純美麗、熱情善良的吉卜賽女郎艾絲美拉達十分相像，才有這樣的鼓勵。艾絲美拉達是雨果筆下美的象征，但為有權(quán)有勢、丑惡卑鄙的神父、貴族所摧殘毀滅。梅蘭芳大概不會想到他的女弟子也會是這樣的命運。

世上有這樣一種人，用語言、聲音、光和顏色以及形體……創(chuàng)造美的世界，就像言慧珠用自己的戲曲表演呈獻給人們以美的享受和精神的愉悅。美是人性的升華，是文明的高揚，也是靈魂的自由吟唱，與自然天國的傾心擁抱。他們熱愛生命，渴望達到美的極致，終身與美廝守相伴。他們有太多的幻想，希望世界總是一片美好。一個和平文明健康的有較高文化素養(yǎng)的民族一定是愛美的，不僅珍愛博物館里的藝術(shù)品，還更愛有鮮活生命的美的人，美的事物。我想起戴安娜的死，英國以至全世界都為她一掬無限痛惜之淚，人們是為英國玫瑰的不幸凋落而悲傷，幾乎年年都有人會懷念哀悼她。而我們卻無力保護我們所愛的美，甚至不能表示一點哀惜。也有玫瑰之喻的言慧珠，死了卻還要被潑臟水。這是多么悲哀的歷史??！

歐洲中世紀時，希臘、羅馬藝術(shù)中的維納斯也曾被視為“異教的女妖”而遭焚毀。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畫家波提切利創(chuàng)作的《維納斯的誕生》，一位美麗的帶著幾分迷惘哀怨的女神在愛琴海上升起，象征著美神的再生，把美又重新帶回到人間。我想，人們對言慧珠的追念似乎也正具有這樣美好的深刻的意義。

2009年9月

遙祭梁羽生

正月初一夜，我剛剛打開電腦瀏覽網(wǎng)上新聞，“梁羽生在澳病逝”的一條消息撞入眼簾，吃了一驚，我都不敢相信，就緊張地哀傷地打電話給香港、悉尼，得知梁先生是在1月22日故去的，家人不愿張揚，低調(diào)處理善后，所以晚了幾天才傳開。據(jù)梁先生秘書楊健思女士電告：前幾天她剛剛?cè)ハつ峥赐^先生，還挺安好的，只是神情稍有點委頓。健思離去時，他還用英文說：“我要死了！”沒想到一言成讖，才過幾天，他真的靜靜地悄悄地遠行了！他是在昏睡了幾天后，安靜地離去的。

我默默地坐到深夜，流著淚，想著梁先生對我的關(guān)愛和友誼。

梁羽生先生因開創(chuàng)新派武俠小說創(chuàng)作，寫了35部作品，以及大量詩詞文史隨筆，名揚天下。1987年，他移居悉尼養(yǎng)病，除了悉心修訂舊作外，過著幾乎是隱居的生活。他的一生，除當過報館編輯外，就是從事著述，從不曾涉足官場商場；只喜歡談文論藝，吟詩填詞，擅于博弈和對聯(lián)，是個著名的棋手棋論家，也是個擅作對聯(lián)研究楹聯(lián)的專家。為人隨和懇切，哪怕初次見面，只要一談起棋藝對聯(lián)寫作詩詞等，他就會神采飛揚，滔滔不絕，以至廢寢忘食，真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文化人。

由此想到1993年4月初，梁先生偕太太作為嘉賓應邀到北京參加第三屆世界象棋比賽的觀賽活動。我到他下榻的國際飯店看望，說起他已有多年未來北京，而梁太太還是三十多年前新婚蜜月旅行來過。也就是那次，他獨自跑到棋社與人對弈鏖戰(zhàn)不休，直到深夜回來，才發(fā)現(xiàn)把新娘一個人丟在賓館，因為他徹底忘了這回事。當我們笑著講這件陳年往事時，梁先生又說了一件金應熙的類似的軼事。金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是追隨陳寅恪時間最長的入室弟子，曾是梁的老師，兩人意氣相投，成了亦師亦友的莫逆交。梁曾寫過一篇長達四五萬字專論金應熙的文章，對金有極高評價。金也是大棋迷。傳說“文革”后，金曾應邀到某機關(guān)作報告，會散后，金在街上見有人下棋，不僅觀戰(zhàn)且蹲下去參戰(zhàn)了。民警過來攆逐，踢了他一腳，再一看，這不是剛才作報告的專家嗎？梁先生說得我們撫掌大笑。這與梁先生自己不拘小節(jié)不是異曲同工嗎？但都很說明他們的性情。

我最早拜識梁先生是在1984年10月。在新華社歡迎巴金訪問香港舉行的作家座談會上，他和巴老因為抗戰(zhàn)時在桂林見過而敘舊，說的年份不一樣，兩人記性又特別好，所以引得大家都笑了。過了兩個月，他到北京參加第四次作家代表大會，我也在會上，就去他住室拜訪，暢談甚歡。他說這是他第一次參加作家代表會議，說明一向被認為“不登大雅之堂”的新派武俠小說得到了正統(tǒng)文壇的認同。他很高興。從這以后，也有一些大學和研究機構(gòu)陸續(xù)開展了對武俠小說的研究，在文學史教材里占有一席地位了。這當然是后話了。

當時梁先生還談到他的著作在內(nèi)地被肆意盜版翻印，作者權(quán)益不受尊重。他很是不解和不滿。我聽了感到很羞愧，覺得我們內(nèi)地某些出版人太少職業(yè)道德，為此想挽回一些影響，就自告奮勇說：如果梁先生信任的話，我愿代你去交涉催討應有的權(quán)益和稿費。梁先生欣然就委托我辦此事。那時我不知此中厲害，以為梁先生大名和我自己出面理應順利解決，哪知對方推脫不理，我再三再四又是信又是電話，都無效果。有一家省級大出版社，每次電話過去，都推說領(lǐng)導不在家或不回應。時間長了，我忍無可忍，就給國家出版局局長寫了信，馬上有了回音，并將給我的復信作為公文發(fā)到該出版社，對方才老老實實解決了問題。這也是中國特色：不認道理只認官。還有一家出版社盜印了《白發(fā)魔女傳》七十萬冊，至少賺了七十萬元吧！他們寫信給梁先生道歉，梁先生就心軟說：“這些出版社可能真有困難，就放寬一點，象征性地付給一些就算了?！贝搜砸怀觯瑢Ψ骄图牧硕г獞读耸?。后來我收了這些稿費積攢起來，梁先生卻一文不取，囑我全部捐給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和文學研究所。那時文學館剛剛正式創(chuàng)辦一年多，經(jīng)濟很困難，除了巴金外，梁先生的稿費可能是最早的一筆捐款了。館長楊犁收到時都感動得不知怎么處理好。我早就聽說梁先生仗義疏財、古道熱腸，如今有了更深的直接的體會！他需要的是尊重，而不是計較錢財。

因此，那些日子里，我和梁先生通訊很頻繁。有時也討論一些文學上的問題。梁先生說他自己真正的興趣和專長還是在文史方面。武俠小說的創(chuàng)作是在一個偶然的機緣下發(fā)生的。但也因此，他把自己深厚的文史方面的學養(yǎng)充分發(fā)揮，融入在小說創(chuàng)作里面?，F(xiàn)在人們能夠看到梁羽生武俠小說里的歷史氛圍和特定的人文環(huán)境描寫，看到那些有著濃厚古風的精美的詩詞，都是別的武俠小說里不易看到的，也是新派武俠小說的特點之一。但是，武俠小說的廣泛流行也帶來另一個問題，就是青年人如何看待這些作品中的人物和內(nèi)容。梁先生寄給我一首詩，說：“上帝死了/俠士死了……/因為我在年輕人身上/看到俠士的襟懷/因為他們善用自己的幻想/不是依靠別人的腦袋/如俠士之敢于傲視世界?！蔽蚁脒@大概是理解梁氏小說的一把鑰匙。就像尼采說“上帝死了”一樣，現(xiàn)在，梁羽生則說“俠士死了”，也就是說，現(xiàn)代社會已不可能再出現(xiàn)和依靠那樣的“俠士”；但是，俠士的襟懷，自己的幻想，傲視世界……依然活著，具有現(xiàn)實意義，而且也可由此看到梁先生的某些襟懷和品格。

同樣，梁先生創(chuàng)作的一些給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如白發(fā)魔女、金世遺、張丹楓、卓一航等，既是武功卓絕的英雄俠士，又是與世俗禮教相悖、不受正邪教規(guī)門戶束縛、自由狂放的隱逸名士；既是平凡的俊男靚女，又是執(zhí)著追求友情、親情、愛情，閃耀著人性人情的心靈美的光輝，善良智慧的超人……這是梁先生的理想主義的寄托吧！他很早就對自己有過評論，說他“名士氣味甚濃（中國式）”，“受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較深”，在作品中，“擅長寫名士型的俠客”。我在與梁先生交往中，或讀他的作品時，常常會不斷印證這樣的印象：他似乎更像《世說新語》里的某些人物，頗有點魏晉名士的遺風，現(xiàn)在社會還能有幾人？

有一次，梁先生讀到我的一篇小文，講到有幾位漢學家不知怎么翻譯“武俠小說”這個詞，有說譯成“打斗”，有說“功夫”。梁先生不以為然，在信中說：這樣理解，就成了“有武無俠，也表現(xiàn)不出小說所應具備的文學質(zhì)素”。他認為與西方文學中相當?shù)脑~應是“騎士文學”（Romance of chivalry）。然后他將兩者的異同做了比較，說：“中國傳統(tǒng)小說中的‘俠客’盡管不敢反對皇帝，但也還有許多獨往獨來笑傲公卿的人物。因此盡管以今天的眼光來看中國傳統(tǒng)小說中的‘俠客’還有許多缺點，我還是覺得他們要比西方的‘騎士’可愛得多?！边@固然是梁先生的文學觀，但更表現(xiàn)了他的思想性情的傾向。同時，我覺得現(xiàn)在影視劇中一些所謂“打斗片”“功夫片”的作者可以從梁先生意見中吸取有益的啟示。

于是，我愈來愈對梁先生有了興趣，有了想寫梁先生傳的念頭。我大致上閱讀了他的所有作品，開始收集有關(guān)他的資料。非常感謝梁先生、香港天地圖書公司，特別是已故的劉文良先生給我的鼎力幫助。但是，因為種種原因，我把這件事擱下了，一擱就沒有再拿起來。那時也有出版社聞訊來約我寫他的主要作品故事集，我沒有接受。我還是想寫傳，不想放棄，但終于沒有寫成，也因此長期心存愧疚，至今未對梁先生表示過歉意。梁先生卻從未對我提起這件事，我知道他的寬厚諒解，但總覺得欠了他一份心債。

就在1993年他來北京后，我寫了一篇名為《梁羽生印象》。他說寫得“具體生動”“有血有肉”，并轉(zhuǎn)告他太太讀后感：“……不只是表面印象，倒像是出于一個對你頗為了解的老朋友之手呢！”我卻感到惶恐，說要寫傳，結(jié)果只有這樣一篇小文想塞責，不僅不見怪反多鼓勵，甚至非常誠懇地婉轉(zhuǎn)安慰我說：“但若說要寫一部書（關(guān)于他的），恐怕是不值得浪費朋友精力的。千萬不要只是為了你我的友情去做一件‘價值較低’的工作?！边@樣的真誠善意，真使我無地自容。想到上述他處理盜版一事時也是如此。諸如此類的例子還不少。譬如，有一位也算他的“熟人”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在外面代他收盜版書的稿費。他知道了，除了讓這位先生不要這樣做，還特別對我說“我不想責怪他的過分熱心……”，叮囑我不要去責備他。我聽了，覺得梁先生實在厚道得近乎天真了。

前些年，梁先生在悉尼，回香港，回廣西時，都曾多次約我去晤敘，我又因種種緣故未能成行，一直感到遺憾，但總以為還有機會去看望他，沒有想到永遠不再可能了，至今為之痛悔。

現(xiàn)在，斯人已逝，中國又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文學大師，一位有著深厚的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品格和情操的老一輩知識分子，但他將長久活在中國文學青史中。借此文，我們以一瓣心香深切祭悼遠在澳大利亞已經(jīng)長眠的梁先生。

2009年2月3日

他留下的絕筆

黃宗江師離世已是兩年多了，我與他最后一次見面的前前后后情景，一直在我心中縈繞不去……

三年前的新年伊始，我接到他的電話。他不像平時那樣說話直截了當說個沒完，而是有點斷斷續(xù)續(xù)，有點憂郁低沉，說了幾句寒暄的話后，問我看到他在晚報上發(fā)的文章了沒有，我說看見了，你還在熱情地呼喚人性。他說：“這大概是我的絕筆了……”

我很意外有點吃驚說：“你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

他含含糊糊地似乎說老了，說時間不多了……總之，他的情緒很少會這樣頹唐。因為他失聰，電話里沒有也不便深談。我就說近期去看望他再細說，他說：“好?！?/p>

我卻因雜事耽擱到6月初才去他的寓所。我沒有覺得他有什么異常。和平時一樣，他仍然還是那樣開心，健談，爽朗，只是耳聾得厲害了，腿腳好像不大靈便了。他說：“你文章中說我有‘情結(jié)’，這會我就連寫了幾篇都是談我的情結(jié)的。你看……”說著站起身，有點艱難地走到桌邊，從凌亂的書堆中找出幾篇打印稿給我?guī)Щ厝タ础?/p>

幾年前，我讀了他的文集《我的坦白書》后曾寫過一篇小文，其中說：“讀到最后一頁，他說：‘情未了尚虛，事未艾則實?！x下去還是對戲劇舞臺留戀之情結(jié)深入骨髓，情不自禁，而這一個‘情’字怎生了得……”他這回卻想起來用了這“情結(jié)”兩個字做文章?；厝ゼ毧?，有《讀黃宗英〈百衲衣〉——我的‘小妹’情結(jié)》《觀焦晃〈欽差大臣〉追思——我的話劇情結(jié)》《觀何冀平〈曙色紫禁城〉綺思——我的京劇情結(jié)》，是否還有別的關(guān)于“情結(jié)”的文章，我沒問他。讓我感到驚心的是他寫的另一篇稿《夜讀抄》，在文末尾注說“庚寅春晚年九旬或可封筆矣”。這正好與他一月份打電話給我說的話和情緒相印證。因此，與以往讀他的文章常感歡樂不同，這時卻不免帶著幾分沉重的心情。

他在這篇《夜讀抄》中，引述（或他說的“抄”）了政治人物和學者的某些重要論述，也簡單回顧了自己走過的心路歷程，說：“我們這老一代知識分子，出生于五四前后，我們受的言教與身教，使我們憧憬民主與科學的發(fā)展，我們所處的舊社會使我們失望而又失望，很自然地寄希望于新興的共產(chǎn)黨及其領(lǐng)袖……”于是，“……步步緊跟。但不但跟不上，還動輒得咎……”他還談到自己創(chuàng)作的描寫一位共產(chǎn)黨員英雄人物的心血之作，但是，年復一年，這些作品未能面世。

說到?jīng)]有面世的作品，宗江師又何止一部。即使他的傳世名著如《柳堡的故事》，當時也是備受爭議和批判的。他辛辛苦苦冒著生命危險到越南叢林戰(zhàn)地生活采訪后寫出的《南方啊南方》就被當作資、修的代表作封殺狠批。他遺下的未發(fā)表未上演或未拍攝的作品還有許多。故有書《佚劇卷》，有文《棄婦吟》，收的都是這類作品。

他當然不是僅僅為了這個原因想到封筆。他是為了國事憂心憂思以至憂憤。像他那樣耄耋高齡以至還有年近期頤的許多老前輩仍在為國家民族的進步和未來思考、憂慮、建言、呼喚……他們對自由、民主的向往，對以人為本的社會的期待，其心之執(zhí)著、真誠、痛切，自青年時代投身革命起從來堅持不懈，如今面對很不如人意的現(xiàn)實，自己又已暮年，不免憂心如焚以至焦慮失望；但經(jīng)過自我調(diào)整，又強打精神振作起來，希望人們“以求更多的共識、共促、共進”。所以他雖說要封筆，其實又怎能放下這寫了一輩子的筆，很快就又連續(xù)寫了那么多篇，情緒似乎也變得樂觀了，那不滅的熱情又點燃了起來，如寫小妹黃宗英時勉勵自己要“朝聞道夕尚未死，繼續(xù)筆下縱橫”，“漸感到自己體溫尚存，心態(tài)開朗，再次握筆迄今。深感這人間的親人、愛人、友人，這人民與人類的人與事是寫不盡的，仍有我們可寫的，不論是社會和諧、世界大同的大事，乃至風花雪月，雞鴨貓狗”。還在文末尾注中說“2010春寒轉(zhuǎn)暖”，寓意顯然是與前封筆之說相呼應的。到了觀焦晃演出的文章中更是熱情洋溢地說：“我仍感到幸運幸福的是，比我年輕近二十歲的，最好的男演員焦晃還能活蹦亂跳，在舞臺上?；钕氯グ桑⊙菹氯グ?！我們幸存在以人為本，尊重科學的時代！”在觀何冀平劇作的文章末了說“曙色可轉(zhuǎn)彩霞滿天！拭目以待！”他又恢復了一貫的充滿信心和期待的開朗姿態(tài)。

在我與宗江師相交多年中，常覺得他像個不知愁滋味的少年。他與朋友無論熟悉還是初識陌生的在一起，一樣縱橫評說天下，嬉笑怒罵，直言不諱，坦率天真善良無邪得像個兒童。他女兒說他為人處世的格言是“事無不可對人言”；梁信說他是“襟懷坦白”“肺腑透明”；我說他是“坦蕩蕩的真君子”。所以他的朋友遍天下，看他的著作涉及文壇、菊壇、劇壇、影壇中的師友、知交之多之廣就知此言不虛。環(huán)顧今日文壇，這樣單純?nèi)屎竦娜诉€有多少！

宗江師辭世之后，我看見網(wǎng)上傳說他“一生總和浪漫的愛情難解難分”。他確是個性情中人，浪漫想象豐富，對誰都充滿愛心。誰敢這么公然說“我愛女演員”！他寫了許多有關(guān)才華橫溢的優(yōu)秀女演員的文章，他確實憐香惜玉，但純白無邪。他太愛才愛美愛藝術(shù)。你看他寫李媛媛之死，真的是滿懷深情的痛惜。有一次談到一位優(yōu)秀的戲曲女演員婚后長期沒有演出，他嘆息而憾惜很久，像是談自己親人的委屈似的。他年輕時有過幾次失敗的戀愛。與阮若珊談婚論嫁，開始時阮不相信英俊瀟灑的宗江會真心愛上她這個帶著兩個孩子比他年長的離婚女人?；楹罂匆娮诮瓙叟畠喝缂撼?，出門一個扛在肩上，一手牽著另一個，讓阮好感動，就這樣恩愛一輩子。說“難解難分”是指這個倒也是事實。

宗江師晚年有過一次戀史。他鰥居多年，三個女兒都自立門戶了，雖常來照顧看望他，畢竟有點落寞。有一次，我一進門他就興奮地似說似唱：“這次真的天上掉下個林妹妹……”然后講他的戀愛近史。但是因為種種原因，雖然相愛卻未能如愿，他不免有點沮喪。盡管他是個爽朗的人，好像很快恢復了正常，但埋在心里的那團情豈能輕易消失。這次在寫黃宗英的文中，他提到此事狠狠地自責說：“吾妹知我一生感情生活，我一向可說寧人負我未負人的，卻在自己最后的黃昏做了一個負心之人，悔歉無極，了無生趣，甚至懷疑自己得了老年癡呆癥、抑郁癥……”

他對戲劇舞臺癡愛迷戀之深更是難以言說。他常津津樂道中學時代就上了舞臺的軼事，直至前些年還在紅氍毹上一顯身手。他在戲劇電影創(chuàng)作演出中的貢獻眾所周知，但他從不以大師專家等自詡，只是自稱“戲癡”“藝人”，“念念不忘舞臺”“‘從藝’是自己工作與生活的核心”，稱他們兄妹幾個是“賣藝人家”（又稱“賣藝黃家”）。他愛戲如命，一生癡情不改。那份真誠到他最后寫焦晃的時候依然炙熱感人，但又長嘆“別說了……俱往矣！”使人聽到了其中的滄桑和無奈。

宗江師終于離去了。他的家人捧著他的遺像是一幅頗有“仰天大笑出門去”（李白詩）氣概的照片，如人們說的與他性格極為傳神，希望他帶著歡笑走好。是也，說得一點不錯。然而，這個愛人、愛美、愛藝術(shù)、愛國家的情結(jié)癡狂至極的藝人作家又有多少留戀和不舍，憂心和遺憾。也許，這兩者都是。

2011年1月

追思吳小如師

半個月前即四月二十五日，收到北大教授吳小如師著的《莎齋詩?！?，是剛剛出版的、被《詩刊》評為“2013年度子曰詩人獎”的一本舊體詩集，當即打電話給吳小如師致謝并問候，先生說：“身體還好，老樣子！”我聽了放心不少，還說：“老樣子就好，說明您身體還是很穩(wěn)定。請多多保重，過幾天來看您?！彼偸求w貼別人，聲音低沉還有點吃力地說：“等天氣好一點（不陰霾）再來吧！”

無論如何沒有想到，半個月后五月十二日早上，北大陳熙中教授電話告知吳先生于昨晚逝世，驚訝之余哀痛且不敢相信。次日即赴吳宅吊唁哀悼，在那陳舊簡陋的書房里向小如師遺像致最后的敬意和叩拜。

就在這幾天里，吳先生的面影一直在我的眼前浮現(xiàn)，他那瘦癯病弱的樣子使人心痛。這幾年我不時去看望他。四年前他因腦梗落下了病，整天只能坐在沙發(fā)上不良于行，顯得很疲憊的樣子，連上醫(yī)院都很困難。因為住在三層樓，上下不便，只能由常來看望他的好心學生替他去醫(yī)生那里取點常用藥。他太太已逝，子女有早逝的，有住外地的，只剩他獨自過日子。他的工資有一半多付給了保姆，日常生活只能依靠保姆照料。但我每次與他聊天時，他總是愈說精神愈好。往往過了吃飯時間，保姆進屋催了好幾次我才能離去。我們說社會上的事，說學校里的事，說寫作上的事……都是小如師感興趣的題目。有時我也很害怕把他累著，不敢多留，但他卻說不妨事，依然興致勃勃，談得很熱烈。有一次，我對他說：“您好好保重，我們都要多活幾年，要看到中國改革有進步……”他眼睛忽然閃亮，興奮起來說：“是的，我們要看到中國進步……”臨走時，還要問：“還有什么書沒有給過你？”讓我?guī)ё咚鲁霭娴闹鳌?/p>

因為我和小如師已是近一個甲子的師生情誼，早就不拘小節(jié)了。這些年我去看望他時，總帶點小東西，開始是葡萄酒，他很高興收下了。去年開始，他把帶去的酒和曲奇餅干堅決要我?guī)Щ兀詈笾皇赏安枞~，他像小孩一樣抱在胸前笑著說：“這個我要，可以留下?！蔽疫€聽他關(guān)照來訪的年輕弟子，叫她把別人送來的水果統(tǒng)統(tǒng)帶走。我開始以為他是客氣，后來才知道他因吞咽困難，這些東西都不能吃了。他每天吃的三頓飯，都是保姆把它打成糊糊。有一次，保姆煎了紅燒魚，端來給他看，煎得金紅色的樣子很新鮮誘人，但也只能打成糊糊。他一向健談，說話有勁。前一兩年雖說精神漸漸疲弱，但說著說著又中氣很足。到今年初聲音就有點含糊氣衰力乏了，聽力也失聰了，我說話要附在他耳朵邊才能聽清。這時交流就有點困難了。我就這樣看著小如師一點一點衰弱下去，像一盞油燈的光亮慢慢地暗淡下來，看著他“蠟炬成灰淚始干”，心里像是被折磨成碎片，也不知說什么話才能安慰他。而他又特別明白，有時會說：“我現(xiàn)在是坐以待斃！什么事也做不成了！”當年我聽冰心老人也是這么說，不過老太太是很輕松的調(diào)侃，說：“這‘斃’也還是‘幣’！”小如師說的時候，卻讓我有一種悲涼的感覺。

吳小如先生大概是上世紀以來極少數(shù)較晚離去的一位國學大師，師友們都認同說他是最后一位訓詁學家、乾嘉學派最后一位樸學守望者?，F(xiàn)在他也歸于道山，冷清寂寞的學界什么時候還將出現(xiàn)這樣博古通今、學識造詣深厚淵博的大學者呢？他遺留給后人數(shù)十部學術(shù)著作，如《古文精讀舉隅》《古典詩詞札叢》以及箋注的《先秦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是一筆重要難得的文化財富，誰甘于淡泊來承續(xù)此絕學呢？2012年，他九十壽辰之際，就新出版了十幾部各種文體的學術(shù)研究文化隨筆、書法藝術(shù)的著作，這是一般學人不能望其項背的。

他一而再地聲明自己不是書法家，也從不與書壇交往，更不展覽書法作品，只是“愛好”，在朋友弟子中流傳。八十歲后，揮毫書寫了大量佳作顯示了他的書法藝術(shù)進入了化境，成為當代書界一大家，為有心人建館珍藏。他的書法尤其是楷書被認為具有濃郁的書卷氣，嫵媚娟秀且又內(nèi)斂雄勁，雍容端麗而氣度不凡。當年他的老師俞平伯就贊稱：“點翰輕妙，意愜騫騰，致足賞也?！苯袢朔毒匆朔Q：“筆墨儒雅倜儻，儼然晉唐風范，為之傾倒?！钡牵约菏冀K謙稱：“斷不敢以書法家自命?！?/p>

他的戲曲研究如《戲曲文錄》《看戲一得》等多部著作所涉京戲歷史發(fā)展、表演藝術(shù)、重要流派、掌故資料極為豐富，獨具慧眼，道他人所未道，可稱為獨步菊壇的稀罕之作。京劇界演員名家們對他極為推崇。但他也是說，自己不過是個“戲迷”“票友”，曾有“大半生看戲生涯”因而有“一得”。

他教文學史，既能講通史，也講斷代史；他研究古代文學，既重詩文的字義考據(jù)訓詁，又對文本揆情度理；他術(shù)業(yè)主攻古典，卻還評賞廢名、張愛玲等眾多的現(xiàn)當代作家作品，論述剴切，別有新意。他一生執(zhí)教四十多年，桃李滿天下，但仍自稱是一個“教書匠”；他的嗜好就是教書講課。八十七歲高齡時，應弟子谷曙光教授之請主動設(shè)帳課徒，每星期或半月一次，歷時半年，講授杜詩共十五講。連孔夫子教學生都要收束脩，他卻當義工，這等事如今中國社會恐怕絕無僅有的了；即使聽講者只有三位，他同樣講得“神采飛揚”，讓那幾位高徒像是得了“藝術(shù)享受，謦欬珠玉，啟人心智……徜徉在杜詩的藝術(shù)世界里”。后來谷曙光和劉寧兩位學者聽完課整理成書出版即是二十四萬字的《吳小如講杜詩》。之前他的《吳小如講孟子》則被已成教授的弟子譽為“《孟子》研究中的一個新的里程碑”，書稿出版后同樣備受好評，常為高校古典文學教學當作重要參考書。就這樣直到腦梗病發(fā)，癱坐終日從此無力再寫字教課，才告別了他終生喜愛的教學和學術(shù)生涯。

吳小如先生曾師從朱經(jīng)畬、俞平伯、廢名等眾多的大師名家，學養(yǎng)深厚淵博，所作的學術(shù)貢獻卓越，早已為學界公認了解，毋須筆者在此臚列贅說。至于小如師之所以對各種美譽頭銜敬謝不敏，一方面固然是對學術(shù)的敬畏和尊重，不輕易自許，對浮華世界的蝸角虛名看得淡淡的。另一方面是對現(xiàn)今學界不良之風的厭惡，不與那些不學無術(shù)、欺世盜名者為伍。他的舊體詩作中，就有許多抒發(fā)這種狂放之情：“姹紫嫣紅真國色，晴窗曉日自生香。但求尺幅怡心目，冷對孳孳名利場?！薄爸嘘P(guān)鬧市不成村，劫后時驚魘后魂。認命爭如遵命秀，孱頭幸有白頭存。余生惟剩書生氣，舊夢空留春夢恨。又是秋風吹病骨，夕陽何懼近黃昏?！薄懊鳠艨嘬鴰状呵?，咄咄休休咄未休。江海余生欣有寄，一瓶一缽一風流。”

我曾聽學弟劉煊教授說，當年楊晦先生曾贊揚吳小如是中文系干活最勤、出力最多的教師（大意）。那時小如師還是三十多歲的講師。楊先生德高望重、耿直忠厚，曾任中文系主任十多年，作這樣的評價說明他看重小如師?！拔母铩睍r，造反派揪斗反動學術(shù)權(quán)威，把還是講師的小如師也打入牛棚就因為把他錯當了教授。干活多、有學問常常會成了罪過而不受待見。前些日子，另一位學弟孫紹振教授寫了一篇要搖醒中文系的文章，就是因小如師而引起的。

那天吊唁時，我站在小如師的書房里，打量周圍如用“茅椽蓬牖”幾個字來形容其簡陋荒蕪似也不為過。幸他生前心胸豁達，全不在意，如他詩云：“晚歲逃名隱朝市，抒懷寄興入詩詞……清夜捫心時自問，蹉跎栗六競何為……殘年倘得獻余熱，鞠躬盡瘁不敢辭?！焙孟裨诨卮鹞遥骸昂温?！”但無論如何，我總覺得我們對小如師實在愧疚，愧疚難言！

2014年5月

愴然而涕下——送憲益遠行

從楊憲益葬禮回來，枯坐冥思，心里理不出一個思緒，竟怪怪地想，如果憲益還能說話，又將怎么嘲諷調(diào)侃自己，會不會打油戲詩“告別世界不開會，閑來無事且干杯”……

11月23日上午十點，范瑋麗來電話：“楊老今天早晨走了！”盡管我已經(jīng)有了預感，但還是感到驚怵和哀傷：怎么那么快！就這樣歿了！……

因為，三天前，我剛和范瑋麗、趙學齡相約到煤炭總醫(yī)院去探望過憲益。那天，他躺在病床，臉上系著兩條管子，呼吸很困難，聲音像拉風箱似的，據(jù)說有時響得連走廊里都能聽到。但他仍然意識清晰敏快，見到我們，嘴角強綻出一絲平日慣有的那種輕柔的俏皮的笑意。

我因為有點感冒，不敢太靠近他，坐在他對面的小沙發(fā)上?，|麗一直坐在床邊緊握著他的左手，一邊說話安慰他。他似乎感到很溫暖，有點平靜了?？粗诮?jīng)受難以形容的痛苦和煎熬，我覺得造化作弄人，平日那么瀟灑輕松，仙風道骨，如今卻給病折磨得由不得自己了。一種異常的辛酸和痛楚在嚙噬著我，只是呆呆地看著他。直到我們離去時，他又是漾著那樣的笑，慢慢地抬起左手輕輕地擺動向我們示意再見。哪想這竟是與他最后的訣別。

我真有些痛悔，為什么前些年不多去看望他？今年春節(jié)后，也是我們?nèi)齻€人一起去小金絲胡同。我已多年沒有見到他。趙學齡是他們家三代的老朋友，與他常來常往，幾次對我說，“他常常問起你”。我很慚愧，這次真心誠意去問候他。他坐在小沙發(fā)上，穿著一件灰藍色的毛線開衫，氣色挺好，臉比往常還豐滿白皙了些，仍然那樣悠閑淡定地吸著香煙。五年前，因為淋巴腺癌動了手術(shù)，術(shù)后恢復得很好。現(xiàn)在他終于放下喝了一輩子的酒，但每天還吸幾支煙。這使我大為驚訝。趙學齡說：“他不在乎，沒事！你看他還是那樣精神十足?！痹谀莻€幽靜的客廳里，沒有客人時，他就一個人靜靜地幽思遐想，讓時光悄悄地從他身邊流逝。

他還是那樣關(guān)切地問我在寫些什么，研究些什么。我卻老想著他的過分寂靜，問他：“現(xiàn)在來看望你的朋友多嗎？”八十年代他們家成了文化界的沙龍，常常高朋滿座，酒酣耳熱，熱鬧非凡。所以我才這樣問。他說：“不來了！”我記不得他什么時候生過氣，但從他說話的語氣里，聽到了一點落寞不快的感覺。因為我不喜歡熱鬧，如今聽說這里冷清了，我又知道他愛朋友，所以說：“我以后會常來看你?！钡?，后來因為這個或那個原因，一直耽擱到這時才來，他已病倒了！

我是1960年底從大學畢業(yè)后到《中國文學》做編輯的。從這時起，我和憲益在一起共事了七八年，我們的辦公室總是相鄰或?qū)﹂T，經(jīng)常在一起聊天。直到“文革”時，他被莫須有的罪名入獄四年我們才暌隔不見了。憲益脾氣好，沒有架子，編輯部里誰都沒大沒小地稱他“憲益”或“老楊”。從年長、學問來說，他當然是我的老師、前輩，因為他的親和率性，我們成了亦師亦友的關(guān)系。數(shù)十年里我因工作有機緣認識許多老一輩文化名人，他們都是非常優(yōu)秀的杰出的，但像憲益那樣，真正視功名利祿如浮云，把權(quán)勢錢財當糞土，寵辱不驚，安危不計，從心底自然而然地不把這些當一回事，只此一人矣！以后如有機會我希望對讀者講講他的故事，可以證明我的這個說法是誠實的，一點不夸張的。

當然，他也不是出世之人，愛妻戴乃迭先逝，就使他傷痛到自己的生命也“感覺到頭了”。他看重朋友，當作他生活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到了近些年，如他所說：朋友中“像我這個年齡的，不是死了，就是比我病得還厲害，很少見面了！”這是他最后歲月里落寞的原因之一。幸而，有小女兒楊熾、外甥女趙蘅常伴在身邊。還有一個范瑋麗，三年前從國外回來，因為從年輕時就仰慕敬重戴乃迭和楊憲益，用流行的話說，是他們的忠實的“粉絲”，每周都來看望他一兩次，陪伴他，與他聊天，關(guān)心他的生活，親切真誠如若自家的晚輩，也給了他很大的安慰和溫馨。

他不是有什么出世思想。所以，他對國家、民族、社會的進步，對別人非常關(guān)注憂心。記得傅雷曾對兒子傅聰說自己，“雖在江湖，憂時憂國之心未敢后人；看我與世相隔，實則風雨雞鳴，息息相關(guān)?！苯栌么嗽捫稳輵椧嫱耆N切吻合。不過他的這番熱心卻未必為人理解，還常受到莫名的挫折。他全身心投入翻譯事業(yè)獲得巨大成就，這是大家都看到了的。早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就傳說在全中國，懂古希臘文和拉丁文的只有三個人：周作人、楊憲益、羅念生。那時上面正想組織人翻譯荷馬史詩，憲益就擔當了其中的重頭著作《奧德修紀》《阿里斯多芬喜劇》等許多種。我至今保存他贈我的這些書和《牧歌》（維吉爾）。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在中翻外方面的成績更是無人可及的。他和戴乃迭翻譯的中國古代文學，除了已出版的單行本，還有大量發(fā)表在幾十年間陸續(xù)不斷印行的《中國文學》雜志，從《詩經(jīng)》《離騷》到《紅樓夢》《聊齋》，到龔自珍，直到魯迅（暫不說其他現(xiàn)當代作品），在這二三千年文學發(fā)展歷史中，無論詩歌散文小說戲劇，幾乎有關(guān)的代表性經(jīng)典作家作品相當系統(tǒng)地都翻譯成了英文，而且達到了這樣高的語言文學水平。這是世界上任何別的翻譯家沒有也不可能完成的。試想，如果把他們的這些譯作編纂一起就是一部浩瀚如海的英文版《中國古典文學精粹大全》，如果編印一套英文版的《楊憲益戴乃迭譯文全集》將會多達四五十卷都不止。這些中國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借助于他們夫婦的勞動，將會在英語世界讀者中世世代代傳承下去，產(chǎn)生無可估量的影響。因此，我敢不揣冒昧地說他們是絕無僅有的翻譯文化巨匠，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想到這里，我為楊憲益、戴乃迭不禁愴然而涕下。

2009年12月

羅孚的傳奇人生

一

新年剛過，得悉羅孚九十二歲華誕時，他的家人和舊部為他慶賀壽宴甚為熱鬧，出席的親友多達二百余人，成為近期香港文化新聞界的一大盛事。想到不久前，他的小兒子羅海雷新著《我的父親羅孚》被《亞洲周刊》評選為2011年十大好書，內(nèi)地中央編譯出版社一口氣出版了羅孚著的《北京十年》《燕山詩話》《西窗小品》《文苑繽紛》等七種散文隨筆集，真可說是多喜臨門。也因此引起我對這位頗具傳奇性的文化老人的一些聯(lián)想。

羅孚雖在香港生活、工作，但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內(nèi)地文化圈里也是名聞遐邇的。他曾擔任過《大公報》副總編輯、《新晚報》總編輯，是位著作甚豐、閱歷深而交游廣的著名老報人、專欄作家。后來因為所謂美國間諜案引起波瀾更為人知曉。稍后又因在京城度過十年“休假式的”假釋期，與文化界諸友好名士往還唱和，過得不完全自由的自由和瀟灑。若稱過往那些大起大落的遭遇為“傳奇”實不為過。如今有了海雷的書，雖說是寫他父親的傳記，其實是以羅孚生平為經(jīng)，以香港有關(guān)的歷史變遷為緯，交織融合成一體，從中不僅可以較深地了解這位老報人曾經(jīng)的滄桑歲月，還能透視《大公報》和香港左派的政治、文化、新聞的某些曲折、豐富、跌宕的歷史身影，使這部傳記有了更寬闊的歷史文化視野和價值。

書中寫到《大公報》在桂林、重慶、香港等不同時期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和所起的不同作用，曾經(jīng)是中國最有影響力的民營報紙，創(chuàng)造過中國新聞史上許多第一的輝煌業(yè)績，還曾有過一大批中國最優(yōu)秀的杰出的報人，對推動中國近代政治文化歷史的進程有過舉足輕重的影響。這些名字都已為世人所熟知，但作者在書中卻寫了許多不為人知的細節(jié)和軼事，使讀者近距離感受到他們的音容笑貌。羅孚就是在這樣的人文環(huán)境中受到熏陶成長起來的。他從1940年桂林時期加入《大公報》，整整在此工作了四十一年，從一個毛頭小伙子成長為副總編輯兼《晚報》總編輯，從副刊編輯、記者進而兼任中共在港的文化宣傳、統(tǒng)戰(zhàn)、情報等工作的一個重要領(lǐng)導人物。他也因此與好幾代重量級的文化名人交往成朋友，這對他為人和學識修養(yǎng)品性都有所熏陶濡染和深遠影響。從早期受益于楊剛的領(lǐng)導，與前輩柳亞子的交往，一直到后來與聶紺弩、范用、黃苗子、吳祖光、黃永玉、楊憲益等大批文化人成為情深義重的好友。早在八十年代前，從他與臺灣徐復觀交往十年，因統(tǒng)戰(zhàn)出發(fā)最終雙方都化政敵為友；在香港既與政見不同的文化新聞界人士強悍論戰(zhàn)，又是一笑泯恩仇以同行相視而友善等，凡此書中都有敘寫，且有這些名人大家的大量書畫墨寶作插圖，見證了這樣的歷史，也使這本書平添了濃重的文化藝術(shù)韻味。

羅海雷并不因為為自己父親作傳而諱言他的缺失。羅孚曾經(jīng)是一位忠誠的共產(chǎn)黨員，黨性組織性都極強的文化戰(zhàn)士，在寫作和組織新聞報道中從來極力宣傳黨的偉大正確光榮，因此也為反右派、“大躍進”、“文革”等政治運動百般辯護、美化，轉(zhuǎn)而猛烈攻擊對方（包括曾為同事后成論敵的金庸），展開激烈論戰(zhàn)，因此被對手評論為“其用詞遣字之惡毒，與‘文革’時期的紅衛(wèi)兵的大字報十分相似”。連羅海雷都認為他有時“左氣逼人”。在寫作文字上如此，在行動上有時也“左”得驚人。“文革”時，香港左派策劃“反英抗暴”斗爭，羅孚是前沿領(lǐng)導者之一，狂熱到不僅他的孩子，甚至連他自己都上陣發(fā)傳單、放假“菠蘿（炸彈）”。當然他還做了大量關(guān)于團結(jié)海外華人的工作，包括最早促成組建北美華人訪華團，那時正是中國閉關(guān)孤立，亟待打開國門的時候。他又是一位有學養(yǎng)有思想的知識分子，有自己的文化追求和老報人特有的新聞敏感性，擅于捕捉瞬間即逝的最有價值的新聞，深諳讀者對知識和信息的渴求。他創(chuàng)辦的《新晚報》辦得有聲有色。他是發(fā)表連載小說《金陵春夢》《侍衛(wèi)官雜記》的推手，更是主導梁羽生、金庸寫武俠小說而成就了現(xiàn)代文學中的一種新文體的最早倡導者。他還是熱心發(fā)表周作人的《知堂回想錄》、溥儀的《我的后半生》、曹聚仁的《文壇感舊錄》以及張作霖傳記等大批有影響作品的主事者。于是，我們看到的是一位忠誠的黨的戰(zhàn)士和杰出的有豐富歷練的新聞工作者交融成一體的老報人形象，在待人處世方面更以他的善良真誠謙和為不同政治觀點的人們所接受和尊重，使他活躍馳騁在香港文化新聞界，達到“文化生涯的一個高峰期”。沒有想到，隨即又步《大公報》許多前賢的后塵，四十一年功名塵與土，成為那個時代革命知識分子經(jīng)常遇到的帶有悲壯色彩的宿命。

二

我最早看到羅孚是在1979年文代會期間。那時人大禮堂開會時許多廳堂都開放，人們可以自由走動。我看見一群與眾不同的穿著鮮麗說著“鳥語”（粵語，開個玩笑）的人們正在尋找什么似的。其中一位美艷的女士不正是大明星夏夢嗎？那無疑是香港代表團，可以辨出其中最突出的是一位領(lǐng)隊，個頭不高卻很謙和穩(wěn)重頗有派頭，他們都在問他長短，他不慌不忙地回答著指揮著大家。我旁邊有朋友就告訴我：“那是羅承勛（即羅孚）。”這個名字我早已熟悉，如羅海雷所說，那正是羅孚“紅到發(fā)紫”的時候，為眾人所知。

稍后，我又聽說了一件事：1981年下半年，發(fā)生巴金的隨想錄文章被《大公報》擅自刪節(jié)一事。因原來責編潘際坰即唐瓊休假，另一位編輯代班忠實執(zhí)行上面指示，把有關(guān)“文革”的話語統(tǒng)統(tǒng)刪去，連“?！薄芭Ｅ铩钡茸謽佣家詾榧芍M而砍掉，就像阿Q因為忌諱“癩”，因此忌諱說“亮”說“光”一樣。巴老得知后十分生氣，就不愿再給《大公報》繼續(xù)寫稿，這時羅孚聞訊就誠懇地對巴老說，以后把隨想錄文章轉(zhuǎn)到《新晚報》發(fā)表吧！保證一字不改。后來唐瓊向巴老道歉解釋才算平息，文章繼續(xù)在《大公報》連續(xù)刊登。但羅孚的迅快反應和決斷說明他作為副總編輯既為《大公報》解圍，也顯示了他主事的《新晚報》的大氣和果斷。巴老對我說及此事時對羅孚甚為好感，我也因此對他有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不久就聽說了他因“間諜”案而身陷“縲紲”（據(jù)說始終沒有住過一天監(jiān)獄，而是住在招待所受審）之災，一時哄傳文化界。后來又聽說判了十年刑后立即予以假釋，住在公家提供的三居室公寓里，還發(fā)給不菲的生活費，派了保姆照顧，可以在北京范圍自由活動、與朋友交往等。從我自己經(jīng)驗以及聽到看到類似的事太多，因而一點也不感到意外。過去常有所謂事出有因，查無實據(jù)等葫蘆案，所以也就不以為意。在羅海雷的書中對此有更詳細的敘寫，完全可以借用如今時興的“休假式”來形容其“假釋”生活。所以，當有一天我的同事包立民來問我：“羅孚寫的稿，我們報紙能不能發(fā)?！蔽乙豢诖饝骸翱梢??！币黄S筆稿就由包立民取來用了一個筆名“史復”發(fā)表了。再過一些日子，我自己因?qū)戧P(guān)于梁羽生稿，也曾去到羅孚住的公寓看望并請教他。那次他太太也住在那里。他還悄悄告訴我：這個院子里住了很多名人，其中有些是特殊的名人如林彪案的重要“欽犯”。他留我吃飯，我辭謝了。以后偶有電話聯(lián)系，譬如他問我對聶紺弩是否有研究，因他正在為聶的詩文編輯文集。他回香港后，我去中文大學做學術(shù)訪問時也曾去他的新東方臺寓所看望過他，見他滿屋滿桌子都堆滿了書報雜志，他正趴在書報縫隙中趕寫一篇專欄文章，寫完立即發(fā)往報社。我還真目睹體驗了一把香港作家寫作生涯的辛苦。他偶然如看到我的文章興之所至就會寫信回應。他寫信或寄賀年卡中稱我“大兄”，我哪敢當！無論從年齡、學識、資歷哪方面，他都是我敬重的前輩，后來我還知道他對許多朋友都這樣稱呼，我一點不覺得他是矯情，從我與他不多的交往中，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他為人的謙和親切，真誠善良，怪不得他的人緣那么好，敵友各方人士對他的人品絕對都是贊賞的。所以當他遭遇災難羈留京城時，他卻獲得了從未有過的那么多的同情和友誼，那么多的新知舊雨對他伸出了美好溫暖的手。羅海雷書中披露的那么多京城頂級文化名人的詩文書畫、唱和酬答就是明證。而他自己的生活從此也由絢爛歸于平淡，獲得了心靈的寧靜和自由，寫了那么多生平從未有過的獨立思考的富有文化意蘊的詩文，結(jié)出豐碩的成果——七本隨筆集。正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也不枉了這北京十年的“休假式”生活。

如今，在被迫離開《大公報》三十年后，他第一次重新踏進報社大門受到現(xiàn)任領(lǐng)導的隆重歡迎，舊部親友為他九二華誕盛宴歡聚慶賀，這足以說明清者自清了！正如夏衍老人當年給三聯(lián)書店老總范用信中說的：“……給羅孚出了書，是一件好事，在大轉(zhuǎn)折大動蕩時期，歷史常常會捉弄人，有時甚至是很殘酷的，我所認識的朋友中，這樣蒙受過折磨的人不少……羅孚回京后，可請他來舍一談……”巴金老人當著羅孚面說：“我不了解你的情況，但我從常識判斷……”這些老人給予的友情的慰藉和信任是多么寶貴！這也使我想起了著名導演謝晉生前愛說的一句話：“金杯銀杯（指獎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羅孚正可因此坦然而釋然了！

2012年5月

懷念蔣先生

在我的書案旁，堆放著兩摞高可盈尺厚厚的書。一摞是蔣孔陽先生近二十部單本著作，都是承他生前關(guān)心陸續(xù)賜贈的，也是我數(shù)十年來經(jīng)常習閱參考的書籍。另一摞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剛剛出版不久的六卷本《蔣孔陽全集》，翻閱時似乎還飄散出些許墨香為之賞心。看到這樣皇皇巨著，心里很自然地感嘆，這才是真正的學術(shù)大家！

我不曾親炙受業(yè)于蔣先生，是遲至“文革”后的1978年作為記者采訪才曾拜識。說得牽強一點早先好像還有點“淵源”關(guān)系，因在1954年我曾慕名報考過復旦大學中文系并被錄取，卻因患肺結(jié)核沒有入學。次年改報了別的學校負笈北上，這也就錯過了成為蔣先生入室弟子的機會。八十年代我常因公到上海，必到復旦流連終日，中文系諸君許多都是我熟識的好友，酒酣耳熱，痛敘暢談，十分愜意；閑談時說起此事，蔣先生、老潘（旭瀾）、老徐（俊西）等都會熱誠地笑著說“丹晨也是我們復旦的人”等許多好話。雖說玩笑，卻深深感到復旦師友們的美意和友情。我也一直尊蔣先生為前輩老師，在他面前總是恭恭敬敬的。

所以有這樣的情結(jié)，也還因為早年愛好文學，就曾讀過蔣先生的《文學的基本知識》《論文學藝術(shù)的特征》，錢谷融先生的《論“文學是人學”》并信服他們的文藝觀；五六十年代他們的學術(shù)見解受到批判時，我雖只是一個幼稚的文學青年心里卻想不明白……雖不能也不敢公開質(zhì)疑卻積聚在胸，對他們暗暗懷著深深的同情。

1979年初《文藝報》舉行全國性的文藝理論批評座談會，參加的大多是作家、評論家，我和別的同事都建議也邀請一些大學老師與會，并提出北京的嚴家炎，上海的蔣、錢兩位先生參加，主編孔羅蓀來自上海，更了解他們的情況而欣然同意。當時開這個會特別有意思：一則人數(shù)眾多達一百多人；二則會議名字不冠“全國”卻邀請了大多數(shù)省市作家評論家；三則參加者有好幾位頭上還頂著各種反動政治帽子未獲平反，既包括像劉賓雁、王蒙等，也像蔣、錢先生那樣曾被視為修正主義文藝觀代表人物；四則當時北京正在舉行規(guī)模很大的理論務(wù)虛會，我們這個會有意無意成了文藝界配合呼應的會議，思想相當解放，提出了許多極有價值的重要的問題，給予參加者思想上很大啟發(fā)和鼓舞。蔣先生、錢先生都在會上發(fā)了言，引起人們的注意。蔣先生特別說道：“文藝批評不應設(shè)立固定標準，每個作家、每部作品都是有不同創(chuàng)造性，有其自己的個性的……”同時他還指出：“文藝理論批評中許多問題爭來爭去往往是由于基本概念沒有搞清楚……開國至今三十年，沒有一本像樣的文藝概論、文學史、西方文學史，即使出了一二本也很簡單?！?sup>我想正是由于蔣先生早已有了這樣的看法，所以后來致力于編著大量基礎(chǔ)性的原著選讀，如許多部十九、二十世紀的西方文學理論名著選，對學界搞清楚歷來有代表性的文藝觀包括當時為人們熱衷的現(xiàn)代派等提供了重要的學術(shù)資源和依據(jù)。

我也就是在這次會上認識了這兩位前輩，并對他們非常敬重。會后就曾寫信與他們聯(lián)系，誠邀他們?yōu)椤段乃噲蟆穼懜?。蔣先生寄來了《典型問題與文藝創(chuàng)作》，對長期以來糾纏不清的典型問題作了明晰深入的闡釋，令人信服，后被認為是蔣先生的一篇代表作，產(chǎn)生過較大影響。不久，蔣先生兩部積壓在出版社十多年不能出版的書稿《德國古典美學》和《近代美學史評述》也先后問世。承蔣先生關(guān)照賜贈，《文藝報》很快發(fā)文評介。平心而論，我們確實認識到《德國古典美學》是一部很有分量的重要理論著作，除了朱光潛先生寫過《西方美學史》，像這樣國別、特別是德國的古典美學與她的哲學一樣在世界文化史上有著巨大重要的歷史地位和影響，更由于其艱深在中國學界研究者和譯著卻還不多。但是，我們也還膚淺，只不過是在“新作短評”欄目里發(fā)表了一篇二千字的文章。但這件事卻使蔣先生“尤其感動”。他寫信給我說：“多年來，我還是第一次讀到對自己的工作不是批評而是鼓勵的文字?！鄙院笪胰ピL見他時，他又一次動情地說了這樣的話，我聽了既高興又辛酸。

那是因為我愈是多了解了蔣先生愈有這樣的感受。他從1951年從教以來，埋首教學、潛心學術(shù)研究、勤奮寫作，不斷有新的創(chuàng)造和著作，在文藝理論界頗有影響，但到頭來總是遭到無理的打擊。1958年在“拔白旗”運動中，1960年在反對修正主義文藝時，更是被當作重點批判對象。“文革”期間，關(guān)進牛棚，隔離審查，勞動改造……雖說這是當時知識分子的普遍遭遇，但我看著蔣先生這樣忠厚志誠，謙和善良的一介書生，心想：他與世無爭，與人相處連個惡聲惡語也從不會有，更不會去傷害別人，不會介入政治紛爭；他滿腦子想的是學問，不倦探索的是理論，鉆研的是形而上，面對自然或生活都會從中去發(fā)現(xiàn)或感受個中之美，就是他的最大快樂；甚至在他受盡批判之后，反倒亂中偷閑，更加浸沉于美學研究。似乎像他少年時代在家鄉(xiāng)時喜歡爬山，當風起之時，松濤怒吼，山鳴谷應，就會引起一種他說不出的心靈震顫，領(lǐng)略自然的色彩與聲音的美，激起他對于美的向往和追求。他的學生曾說：“無論客觀生存環(huán)境發(fā)生什么變化，他總是念情于學者的斯文和學術(shù)的尊嚴。他努力守護一個讀書人的本色，追求讀書人的品格、境界和覺醒?！?sup>正因為如此，我百思不解的是：那一場又一場的批判，一個接一個的運動，偌大的世界讓讀書人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不知到底是為了什么？

大概出于這樣的心情，1982年我在看望蔣先生以后，寫了一篇訪問記，用的題目就是蔣先生和他夫人濮之珍先生那時經(jīng)常說的一句話“蔣孔陽的最佳時期”，他說：“現(xiàn)在確是我的最佳時期……在我們學校、在社會上，讀書風氣很濃。知識分子都能安心搞自己的專業(yè)。過去教員中寫文章就像做什么錯事一樣，常常要受批評……”

那正是撥亂反正、解放思想之時，整個社會出現(xiàn)一種棄舊圖新、勇于探索的生氣。盡管抱殘守缺的現(xiàn)象也很嚴重，新舊思想交鋒也很激烈，但畢竟有了一個相對寬松和安定的環(huán)境，對蔣先生這樣專心致志于學術(shù)的專家來說真的成了福音，成了最佳時期。在此后的二十年間，他的美學思想體系得到學界廣泛的認同和贊譽；他的門下出現(xiàn)了一批優(yōu)秀的美學專家；他一系列論著特別是《美學新論》被譽為“中國當代美學研究的總結(jié)”；他對中國古代音樂、繪畫、唐詩的藝術(shù)美都有自己的獨特解析；他主編的《十九世紀西方美學名著選》《二十世紀西方美學名著選》以及和他的學生朱立元教授共同主持編著的七卷本《西方美學通史》都成了美學研究教學的基石；他的美學理論集成朱光潛、宗白華等前輩大家之說自創(chuàng)天地而蜚聲海內(nèi)外。這一切都已有他的弟子師友多方論述，無須我再贅述。但我每每看著蔣先生的著作時就會覺得中國的美學研究至此堂廡特大，感慨特深。

蔣先生后二十年豐碩的學術(shù)成就又一次證明一個自由和平的環(huán)境對于學術(shù)發(fā)展創(chuàng)新是多么重要。蔣先生一方面為此興奮，緊緊抓住這個機遇或謂“最佳時期”，始終浸沉在讀書與學術(shù)研究之中。另一方面，他幾乎不太注意名聲遠播帶來的榮譽和影響，始終認定自己“百無一用是書生”，只不過“像庭前的陽光和綠草一樣，多做貢獻，把生命和美奉獻給人間”而已。這種平靜樸實的生命觀是這位美學大家的自我寫照。我與他不生活在同一城市，在偶然相處，偶有書信交往中，卻深深感受到他的這種人格魅力、大家風范。如他學生描寫的那樣，有時他顯得有點木訥，說話像是喃喃自語，謙和誠懇，從無半點如某些所謂“大師”的張揚爭先之意，那種自然流溢的平和真性情像一種磁性的親和力吸引著周圍的師友學生對他的親近和敬重。

在那些日子里，蔣先生有時到北京開會，我只要得悉總會設(shè)法去看望他，即使路遠如有一次在萬壽路招待所；他也總是記得我，如有一次是請潘凱雄轉(zhuǎn)邀參加的蔣、濮先生在京西賓館的宴請餐聚。幾乎從認識開始，我們之間就不是一般的作者和編輯的關(guān)系。蔣先生在信里常會熱情地說對我們的忘年交有“知音”之感，有“親切之感”……我很高興但也很惶恐。他是前輩長者，我心想成為他的私淑弟子也因?qū)W養(yǎng)不及而不夠格，更遑論“知音”了；但“親切”確是如此，也正顯出先生對待后學一向都是平等厚愛的。

1990年初，我突然離職。許多師友紛紛寫信打電話詢問原委，蔣先生是最早來信的一位。他關(guān)切地問我這消息：“不知是否是真？不過，我覺得如果是真，對您倒是好事。這樣，您可以潛心寫作，埋頭著述，完成您多年的夙愿。但愿保重身體，自求多福。”我讀到這里心中像是在低喚著“知我者蔣先生也”；與蔣先生雖然相隔萬里，卻是真正了解我關(guān)愛我的。我在回信中告訴先生：我感到一種從來沒有的解脫，心情異常平靜輕松。只是以后許多年由于我的離群索居，與外界很少交往，與蔣先生也因此疏于音問，盡管心里一直惦記著他。

時光荏苒，1999年蔣先生遠行仙逝的消息傳來時，我感到意外震驚。因為蔣先生享年還只是七十七歲，完全可以再延年益壽的。之前雖聽說他住院治療，以為不會有什么大礙。我總覺得這些年他為學術(shù)付出過于辛勤勞累所致，真是為學術(shù)而生，為學術(shù)而死，如今社會能有幾人！

這樣的想法日久成形。2004年在一次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朋友談天時，說起陳列在館中的作家書房，都是從事創(chuàng)作的大作家；提議也應關(guān)注有創(chuàng)造性貢獻的代表性的文學理論家，譬如像蔣孔陽先生。這個淺見得到他們積極贊同，并開始著手進行；更得到濮先生無私的支持和幫助?；I備工作經(jīng)歷了長達十年之久，終于有了圓滿的結(jié)果。2014年6月，蔣孔陽書房展正式落成揭幕。我仿佛看到蔣先生的形象定格在那里：他靜靜地獨自坐擁書城，嘴角微微輕展著他慈愛的笑容，像是完全醉心在書里了。和煦的陽光撫照著他的豐滿的臉龐，他是那樣寧靜平和，心底卻像有一個寬闊的美的世界。我為蔣先生感到欣喜，這將有機會使更多的人認識和了解他，了解一個真正的學術(shù)大家的生活、工作和為人；也正可借此告慰已經(jīng)離開我們十六年的蔣先生。

2015年5月

水不在深

我到溧陽去探望渭明。

渭明是我少年時代的摯友。那還是新中國成立前，我們五個中學生自發(fā)地辦了一份油印的社會文化刊物《工作》。我們不在同一個學校，是在一個跨校的文藝團體里相識的，因為意氣相投引為知交，數(shù)十年來音信不斷。如今故舊凋零，只剩下渭明和我兩個，當重新見面時已經(jīng)成了“鬢發(fā)各已蒼”的古稀老人了。我們不禁感慨地吟唱起杜甫的詩句“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來抒發(fā)人生之變幻。

渭明原是正宗的上海人，家住番禺路張家宅，上輩遺下幾處房屋的出租成為他們寡母和兄弟倆的生活來源。他曾就讀民治新聞專科學校，接觸和參加了地下黨領(lǐng)導的一些學生運動。上海解放不久，他就熱情地考入華東新聞學院學習，隨后參加蘇南土改，就此落戶在溧陽，一直在文化、新聞、黨史等部門工作、寫作。在漫長的半個多世紀里，始終默默地堅持在專業(yè)崗位上，成了這座城市里碩果僅存的最資深的文化老人之一，得到人們普遍的尊重。當我聽到當?shù)匦麄鞑块T領(lǐng)導稱他是本縣文學青年的領(lǐng)路人時，不由心里涌起熱浪，對他生出由衷的敬意。

雖然我們不在同一個城市里生活，但我們總是保持聯(lián)系，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不因社會環(huán)境、個人處境有什么變化，而影響我們的友情?！拔母铩逼陂g，我從下放干校三年后回到北京，走訪舊有的師友都恍若隔世。我當然因此更牽掛渭明，聽說他也正被貶逐在鄉(xiāng)下。

1973年夏，我借著到南方出差的機會，特意到溧陽探望他。那時，他在縣城文化館還保留了一間破陋的斗室作為臨時棲身之所，緊挨著一座小橋的橋堍邊，除了飲用水到院子里的自來水管接取，此外淘米、洗菜、洗衣服……都還是到河邊使用渾濁的河水。到了晚上，燈光如豆，昏黃黯淡?？h城只有一個十字路口有幾家商店，石板鋪成的路面，長途汽車站前面的土路，雨后成了泥漿沼澤。人們很難想象這是一座在秦始皇時期就開始建縣，已經(jīng)有了兩千多年歷史的古城；時光好像停滯凝固了的鐘擺，人們?nèi)匀贿^著近似原始先民的生活。渭明和我就在那個陋室抵足長談徹夜，感到當時社會種種荒誕恐怖并非我們青少年時代所追求憧憬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