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新文化運動這一名稱

人們常說“五四”新文化運動，通行的現(xiàn)代文學史著作常把1915年陳獨秀創(chuàng)辦《青年雜志》（后更名為《新青年》）視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肇始，或者說，以《青年雜志》的問世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標志。當然，這是文學史家的概括說法，即使“五四”運動發(fā)生在《青年雜志》創(chuàng)刊后四年（即1919年），即使這個雜志創(chuàng)刊時并沒有“新文化運動”這個說法，文學史家完全可以作出這種概括和判斷。事實上，這個概括和判斷很是流行，因為它在“本質”上符合歷史的實際。

顧名思義，“五四”新文化運動這一名稱當然是出現(xiàn)在1919年“五四”運動以后。那么，“新文化運動”這一說法是何人何時創(chuàng)立的呢？查了幾種《現(xiàn)代文學史》著作，筆者都沒有找到答案。我并無“考據(jù)癖”，再說也沒有條件去作考證，退而求其次，只想知道在新文化運動先驅者和當時的著名人物中，是誰最早采用“新文化運動”這一說法的。

據(jù)魯迅的文章，最早用“新文化運動”這一“名目”的不是《新青年》陣營中人，他于1925年寫的《熱風·題記》中說：“五四運動之后，我沒有寫什么文字，現(xiàn)在已經說不清是不做，還是散失消滅的了。但那時革新運動，表現(xiàn)上卻頗有些成功，于是主張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許多還就是在先譏笑、嘲罵《新青年》的人們，但他們卻是另起了一個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運動’。這也就是后來又將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罵譏笑的……”

魯迅1926年寫的《寫在〈墳〉后面》中也有一段話：“記得初提倡白話的時候，是得到各方面劇烈的攻擊的。后來白話漸漸通行了，勢不可遏，有些人便一轉而引為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運動?！濒斞附又终f這些“一轉而引為自己之功的人早已二次轉舵，又反過來嘲罵‘新文化’了。”

從上述魯迅的兩篇文章，可知“新文化運動”這個名稱是由原先反對白話文，嘲罵《新青年》的人最早提出來的，時間是在1919年“五四”運動以后。只是“一轉而引為自己之功”和“早已二次轉舵”云云，究竟指誰？不甚明了。《魯迅全集》于此處也無注釋。我曾疑指章士釗，但與“一轉而引為自己之功”不合。究屬何人，尚待方家揭示。

按章士釗在“五四”運動后，曾于長沙、南京、上海、杭州和北京等地講演，他的《評新文化運動》一文即據(jù)在杭州的講演內容“撮其概略”而成，發(fā)表在1923年8月21～22日的上?！缎侣剤蟆飞?。這是一篇著名的攻擊新文化運動的文章，所謂“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的怪說即見于此篇。當年胡適和魯迅都有駁斥文章。

章士釗文中說：“愚昨以杭州暑期學校之招，講演本題……吾友胡敦復同游湖上，聞愚說而善之，以為可與天下人共見。邇來愚在長沙、南京、上海、北京等處，為此說者屢矣。久思筆述，因循未就。今因敦復之請，為撮其概略于茲，全文擬在《東方雜志》布刊之也?！?sup>[1]

章士釗文中說“為此說者屢矣”，那么他在上海的講演也應有抨擊新文化運動的內容。他在上海環(huán)球學生會做過講演，那是在1919年9月，即“五四”運動發(fā)生后的四個月，《東方雜志》于是年11月出版的第16卷第11號上曾發(fā)表他的講演稿，題為《新時代之青年》，文中對“近日學生及團體之運動”持肯定態(tài)度，并有條件地肯定了白話文運動：“友人胡君適之，提倡白話，反對古典文學，在一定范圍以內，其說無可駁者?！蔽闹胁恢挂淮紊昝魉皇鞘嘏f派，“決非助守舊者張目”，而是主張“逐漸變化之理想”，也即“新舊調和論”，并且希望青年“無論政治方面，學術方面，亦盡心于調和之道而已”。但文中未見“新文化運動”字樣。后來他在1925年又把《新時代之青年》一文“略加增削”，改題《新舊》，發(fā)表在《甲寅》第1卷第8號上。這篇文章中倒是有“新文化運動”之言，文中說：“自有新文化運動以來，區(qū)區(qū)之意無所變更，今日所見思想橫決文筆惡濫諸征，數(shù)年前即已頻頻忠告?！蔽闹杏终f，那篇《新時代之青年》，“訛奪頗多，未免迷誤讀者”，言下之意，是說該文系他人整理而成，或是說經人作過修改，所以他要“略加增削”。那么，他在1919年的講演中或許早已有“新文化運動”的說法。但就“文本”著眼，在《新時代之青年》一文中確實找不到“新文化運動”這個名稱。

倒是陳獨秀反駁《新時代之青年》的文章中出現(xiàn)了“新文化運動”這一名稱，那是在章士釗《新時代之青年》發(fā)表三個月以后，陳獨秀在1919年12月1日出刊的《新青年》第7卷第1號上披露《調和論與舊道德》，文中曾引用《新時代之青年》中的話，可見矛頭之一是針對章士釗的。陳文一開頭就說：“現(xiàn)在社會上有兩種很流行而不祥的論調……一是說物質的科學是新的好西洋的好，道德是舊的好中國固有的好。這兩層意見，和我們新文化運動及思想改造上很有關系，我們應當有詳細的討論，現(xiàn)在姑且簡單說幾句?！?/p>

這是我見到的新文化運動先驅者最早采用“新文化運動”這一名稱的“文本”，時間是在“五四”運動發(fā)生那年的12月份。接著，陳獨秀于1920年初披露《告新文化運動的諸同志》（見《大公報》1920年1月11～12日），又于同年4月初在《新青年》第7卷第5號上發(fā)表《新文化運動是什么》一文。后文劈頭就說：“‘新文化運動’這個名詞，現(xiàn)在我們社會里很流行；究竟新文化底內容是些什么，倘然不明白他的內容，會不會有因誤解及缺點而發(fā)生流弊的危險？”看來，正是由于這個名稱開始流行，陳獨秀企圖賦予它一種明確的內涵。

在這篇文章中，陳獨秀還引用蔡元培說的“新文化運動莫忘了美育”的話。經考索，這句話出自蔡元培的《文化運動不要忘了美育》（1919年12月l日《晨報副鐫》），文中說：“所以我很望致力于文化運動諸君，不要忘了美育。”陳獨秀引用時加了一個“新”字，大既在他看來，蔡元培所說“文化運動”即是“新文化運動”的意思。

值得注意的是，蔡文所作的描繪——“解放呵！改造呵！新思潮呵！新生活呵！在各種周報上，已經數(shù)見不鮮了?！边@描繪與章士釗《新時代之青年》中的敘述是一致的：“今日論壇上有最新之二名詞，曰改造，曰解放……上海最近所出之雜志，亦有以自由、解放等字標為旗幟者?！卑粗T史實，這正是“五四”運動后不久出現(xiàn)的情況。

1921年，魯迅的文章中也有“新文化運動”這個名稱，見《知識即罪惡》，該文是采用第一人稱的短篇小說，起首一段云：“我本來是一個四平八穩(wěn)，給小酒館打雜，混一口安穩(wěn)飯吃的人，不幸認得幾個字，受了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想求起知識來了。”

郭沫若1921年6月14日寫的《致鄭振鐸》信中也有“新文化運動”語：“我國近年來新文化運動勃興，一般青年都很蓬蓬樸樸，努力向上，這是很可樂觀的了?！蓖?月18日郭沫若致田漢信中還提到成仿吾在1920年給他的信中的話：“新文化運動已經鬧了這么久?！保ㄒ陨暇姟豆魰偶罚┛梢?，在“五四”運動發(fā)生之后，“新文化運動”這個名稱十分流行。

到了1924年，陳獨秀在《新青年》（季刊）第4期上發(fā)表的《二十七年來國民運動中所得教訓》一文中對“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關系有所說明，他認為“五四”運動的“優(yōu)點”之一是“隨之而起的文化運動和社會運動，對舊思想以重大打擊”。這里“隨之而起”云云，當不是意謂“五四”運動以后才有文化運動，實際上應是說“五四”政治運動使早已出現(xiàn)的新文化運動繼續(xù)推進和深化。

胡適在1922年為紀念《申報》創(chuàng)辦50周年而撰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長文中，對“五四”運動和“新文學運動”的關系作了闡說，他說：“民國八年的學生運動與新文學運動雖是兩件事，但學生運動的影響能使白話的傳播遍于全國，這是一大關系；況且‘五四’運動以后，國內明白的人漸漸覺悟‘思想革新’的重要……文學革命的運動因此得自由發(fā)展，這也是一大關系?！焙m所說的兩大“關系”，實際上也是說“五四”運動推進了新文學運動。胡適此處所說“新文學運動”，在很大程度上，可視為“新文化運動”的同義語。因此，從時間上說，在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中，胡適是闡釋“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關系的第一人。

這時也有人反對把“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聯(lián)系起來，那就是“學衡派”的主將吳宓。攻擊新文化運動的吳宓，并不反對“五四”運動，這有他的文字為證，他在1922年第4期《學衡》上發(fā)表的《論新文化運動》中說：“五四運動與女子解放，此亦時會所趨。至于李純之自殺損資，陳嘉庚之毀家興學，皆個人之義舉。今論者必欲以此種種均歸美于新文化運動，亦可謂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矣。”

吳宓這個態(tài)度，相擬于章士釗，章氏抨擊新文化運動是一以貫之的，但在上述《新時代之青年》一文中，他確實說過“近日學生及團體之運動”關系“至為重大”的話，只是到了“略加增削”的《新舊》一文中，這段文字被刪去了，因為那時他已自言“作吏”，也就是當了北洋政府的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了。

同樣批評新文化運動的梁漱溟倒不把“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割裂開來，他在1922年出版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說：“有人以五四而來的新文化運動為中國的文藝復興，其實這新運動只是西洋化在中國的興起，怎能算得中國的文藝復興？若真中國的文藝復興，應當是中國自己人生態(tài)度的復興；那只有如我現(xiàn)在所說可以當?shù)闷稹！彼^“五四而來”，似也不是規(guī)定新文化運動出現(xiàn)在“五四”運動以后，因為他又說過：“經他們幾位提倡了四五年，將風氣開辟，于是大家都以為現(xiàn)在要緊的是思想之改革——文化運動——不是政治的問題。”這里所說的“他們幾位”是繼上文“《新青年》陳獨秀他們幾位先生”而來的，即指陳獨秀等人。文中還有“近三四年來，如陳仲甫（今按：陳獨秀字仲甫）等幾位先生全持此種論調”之言。梁氏《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是據(jù)1921年濟南講演記錄稿，參酌1920年北大講演記錄稿編纂而成的。所以文中所說“提倡了四五年”云云，當指1919年“五四”運動發(fā)生以前的“提倡”。事實上，梁氏在談到“文化運動”時，不止一次引用陳獨秀的《吾人最后之覺悟》，陳獨秀的這篇著名文章正是在1916年發(fā)表的。那么，梁氏的“五四而來的新文化運動”也是一種籠統(tǒng)說法。

胡適晚年不喜歡文化運動這個說法，他在《中國文藝復興運動》中說：“那個時候，有許多的名辭，有人叫做‘文學革命’，也叫做‘新文化思想運動’，也叫作‘新思潮運動’。不過我個人倒希望，在歷史上——四十多年來的運動，叫它做‘中國文藝復興運動’。”事實上，“新思潮運動”是他自己起的名，見《新思潮的意義》一文，發(fā)表于1919年12月1日出刊的《新青年》7卷1號。陳獨秀于次年1月1日《新青年》披露的《自殺論》中也用過這個名稱。胡適《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中有“這兩三年新思潮運動的歷史”和“這幾年新思潮運動的大教訓”話語，所謂“兩三年”，當指1917年以來的“兩三年”，那年他和陳獨秀披露“文學革命”發(fā)難文章。到了1930年，他在《胡適文選自序》中回顧《新思潮的意義》一文時，卻又用了“新文化運動”字樣，有“民國六年以后的新文化運動”之言。此外，1929年他還在《新月雜志》上發(fā)表過一篇題為《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的文章呢！

（原載《學林漫錄》1999年總第14輯）

[1] 此文在1925年《甲寅》第1卷第9號重新發(fā)表時，“全文擬在《東方雜志》布刊之也”句改作“其詳當俟異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