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三立的詩格與人格
陳三立(1853—1937)是近代詩壇的代表人物之一。關于陳在詩壇上的地位,歷來爭議較多。其中,有幾種比較有影響的說法。較早肯定陳三立的是鄭孝胥。鄭在《散原精舍詩序》中說:“大低伯嚴之作,至辛丑以后,尤有不可一世之概。源雖出于魯直,而莽蒼排奡之意態(tài),卓然大家,未可列之江西社里也?!?sup>[1]但鄭孝胥雖如此褒揚陳三立,未必真正傾心于陳(因兩人詩學取向不同,且存在隱性競爭的意味)。此后,陳衍在《石遺室詩話》中多次提及陳三立。經常被人引用的觀點是陳衍認為陳三立和沈曾植是生澀奧衍派之代表人物。但是,實際上,陳衍對陳三立的態(tài)度比較審慎,雖然時有褒獎之辭,實則有不少保留意見,所以,一度引起過陳三立的不滿。[2]而且,《石遺室詩話》里面的觀點未必是陳衍最真實的想法。1932年2月5日(辛未除夕),陳衍招錢鐘書度歲,兩人在燈下閑談。在私人空間,陳衍才無所顧忌地透露出自己的真實看法。他說:“陳散原詩,予所不喜。凡詩必使人讀得、懂得,方能傳得。散原之作,數十年后恐尟過問者。早作尚有沉憂孤憤一段意思,而千篇一律,亦自可厭?!?sup>[3]足見陳衍并不欣賞陳三立。相比之下,汪國垣對陳三立的評價要高得多。汪國垣在《光宣詩壇點將錄》中列出兩位“詩壇都頭領”,把“天魁星及時雨宋江”的寶座交給了陳三立[4],其寓意不言而喻。汪國垣之所以給予陳三立如此高的地位,大概有兩點原因。第一,陳三立的影響確實有目共睹,汪氏論陳三立詩云:“撐腸萬卷饑猶饜,脫手千詩老更醇。雙井風流誰得似?西江一脈此傳薪?!?sup>[5]要論江西詩派的現代傳人,自然非陳三立莫屬。第二,陳三立交游廣泛,又好獎掖后進,在民國詩壇上口碑很好,這一點很像及時雨宋江,所以,汪國垣在陳三立條目下贊曰:“見一善,嘗掛口,退而視之無所有。江湖上,歸恐后,閱世高談辟戶牖?!痹凇墩光肿砗笳撛姟分校魢€說:“鑿開鴻蒙,手洗日月,杜陵而后,僅有散原?!?sup>[6]可謂稱頌已極。但是,錢仲聯并不贊同汪國垣的觀點。錢氏在收于《夢苕庵論集》之《近百年詩壇點將錄》中,稱陳三立為“天機星智多星吳用”,并說:“陳三立為晚清江西派首領,汪錄點為天魁星,此鄉(xiāng)人私言。江西派晚清詩派之一,未足以冠冕各派也?!?sup>[7]在此后出版的新版《近百年詩壇點將錄》中,錢氏改稱陳三立為“托塔天王晁蓋”,稱其為“詩壇舊頭領”[8],因為陳三立是學古詩派“同光體”的首領。錢氏的評價標準比較偏向于詩界革命和南社,并不認為同光體是近百年詩壇(1880—1980)之極峰[9]。在《論近代詩四十家》中,錢仲聯在肯定陳三立“能執(zhí)一時騷壇之牛耳”的同時,還說:“如欲朝諸夏,撫萬方,南面而王詩國,成大一統(tǒng)之業(yè),則散原于此,力尚有未逮也?!?sup>[10]至于柳亞子早年對陳三立的攻擊和中年之后的懺悔,則是現代文學史上的一段盡人皆知的公案了。不過,即便是柳亞子后來向陳寅恪表示過歉意[11],但他仍然認為南社是清末民初古典詩壇的主導力量,不可能給予陳三立以很高的地位。近年來,隨著陳寅恪地位的彰顯,陳三立的詩歌也越來越得到比較正面的評介。比如,孫老虎以陳三立詩學為專題寫了一篇二十余萬字博士論文,袁進在《上海文學通史》和論文《重新理解同光體作家的思想和創(chuàng)作》之中對陳三立有很高的評價[12],鄧小軍著有《陳三立詩文講義》,等等??傊?,陳三立詩學地位問題是一個綿延百年的富有爭議的命題。
真正的詩學是以靈魂書寫的詩學。王國維譯尼采語云:“一切文字,吾愛以血書之者。”錢谷融說文學即人學。研論詩人之詩學成就,不可不討論詩人之性情、人格和血性。個人比較認同汪國垣的觀點,因為陳三立其人其詩有比較罕見的真性情、真血性,即使拉長歷史的焦距,以百年為限,他的獨特地位恐怕也是其他詩人難以取代的。相信當歷史風煙散去之后,當陳三立的人格面目和當時詩壇的真實面貌逐漸清晰之后,陳氏在清末民初詩壇上地位就會越來越明晰。
陳三立身上有兩點特質,為其他遺老甚至絕大部分清末民初的詩人們所不具備。其一是他的世家公子氣。這是他生命的底氣,也是其詩學的底氣。世家公子往往有不可一世的傲岸。稟賦低的可能因此而成為恃強凌弱的“薛蟠”,稟賦高的則可以成為翩翩佳公子。陳三立屬于后者。晚清四大公子之中,其他三人都短命而亡[13],只有陳三立一人因長壽和磊落欽崎的公子氣而享盛名于詩壇。接觸陳三立較多的友人,常常會提及陳三立不可一世的性格特點。他在青年時代就有目空一切、隨意臧否人物的氣概,顯見于《故妻羅孺人狀》[14]。當陳寶箴被任命為封疆大吏之后,陳三立更有縱橫捭闔之氣。梁啟超在《廣詩中八賢歌》說:“義寧公子壯且醇”,指的大概就是他在人生最輝煌時候的氣概。即便是戊戌政變后父子同遭罷黜,陳三立身上的欽崎之氣仍未消失。他贈給梁啟超的那首著名絕句:“腳底花明江漢春,樓船春盡去粼粼。憑欄一片風云氣,來作神州袖手人?!比匀怀錆M了這種氣概。庚子之后,雖然陳三立的人生急轉而下,但世家公子氣仍然蟄伏于生命的深處。陳曾壽在《讀廣雅堂詩隨筆》中說:“散原狂狷之士,有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之概?!?sup>[15]陳曾壽接觸陳三立最早也要到1904年之后。可見,后期的陳三立也沒有完全消磨掉不可一世之氣概。由于此種氣概之貫注,他的人格顯得特別飽滿、豐盈,他的詩歌充滿磊落欽崎之氣象。
第二,陳三立有獨特的崝廬情結。陳寶箴的被黜與死亡都與陳三立有莫大的干系,所以,終其一生,陳三立在戀慕父親的同時,一直深深地自責著。陳寶箴的被黜與陳三立有很大的關系已是學界熟知的公論,尚有爭議的是陳寶箴的死亡與陳三立的關系。1900年7月22日(舊歷六月二十六日),陳寶箴在江西西山崝廬突然去世,后來被安葬在崝廬附近。陳寶箴之死是個歷史迷案。1982年,宗九奇在《陳三立傳略》中引用戴遠傳手稿,首次披露慈禧密旨賜死陳寶箴之事,引起巨大的反響。張求會在《陳寅恪的家族史》中,對此說持質疑態(tài)度,但是同時也認為,在庚子年的復雜政局中,后黨處死陳寶箴也完全可能[16]。1999年,在中山大學陳寅恪學術研討會上,鄧小軍提交了《陳寶箴之死考》一文,用詩史互證的方法對賜死一說提供了有力的佐證[17]。就在陳寶箴去世之前不久,陳三立在南京參與了東南互保和庚子勤王的密謀,有陳氏致梁鼎芬的密札手稿為證[18],這個旁證說明陳三立的行為對其父確實不利。無論賜死說成立與否,至少,從陳三立的系列崝廬謁墓詩文之中,可以體會到深入骨髓的痛感和九死莫贖的罪感。此情此意遠遠超過普通父子的生離死別之情,對陳三立的后半生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完全可以稱之為“崝廬情結”。讀過陳三立詩集的人(比如范當世、樊增祥、章士釗、王逸塘、吳宓等)都對崝廬詩作的沉痛留下過深刻的印象,但是,最早體會到其中的特殊性的卻是胡先骕[19]。胡先骕說:“戊戌政變散原實主張之,其父因以罪廢,此散原最為疚心之事,故其崝廬述哀詩沉痛入骨。其句云:‘嗚呼父何之,兒罪等梟獍’,若非內疚,通??薷福蔚糜写说日Z?”[20]可以說,“崝廬情結”是行將就木的清王朝刻在陳三立心坎上的一道刀疤。陳寶箴父子精忠報國,卻受到如此慘酷的待遇(據說陳寶箴被江西巡撫松壽取了喉骨回報慈禧太后)。這其實就是一個王朝的自噬與自虐。所以,辛亥革命之后,在陳三立身上有一般遺民所沒有的雙重痛楚。除了一般意義上的“亡國之痛”,他的血液中還流淌著王朝自嚙的痛苦。他對清王朝的情感非常復雜:一方面,清王朝是他的君父之國,讓他不得不念茲在茲,另一方面他卻又被它深深地戕傷。他如同一匹孤傲的狼,被獅王咬傷之后卻又要來痛悼獅王之死。所以,陳三立的情感世界之中,存在著一個充滿張力的二元結構。這種特殊的情感結構使陳三立的詩學展現出獨特的美學風格,這是瞿鴻禨、沈曾植、陳夔龍、鄭孝胥、梁鼎芬等人都不具備的。可以說,“崝廬情結”給陳三立的詩學風格所帶來的影響是根本性的。它是陳三立詩學的阿喀琉斯之踵,能為陳三立的詩學生長源源不斷地補充能量,同時也是他生命中最脆弱的痛感之穴。早在1904年之前,范當世就已經預言,陳三立的詩學成就即將超過鄭孝胥[21],大概他也曾隱約地意識到了陳三立的這一特質。
如果僅憑以上兩點,陳三立還不足成為大詩人。陳三立身上最不可及的是至性至情的人格特質。歐陽漸在《散原居士事略》中對陳三立的性情做了概說,說他有“徹始徹終,純潔之質”,是“古之性情肝膽中人”。因此,“發(fā)于政不得以政治稱,寓于詩亦不可以詩人概也”[22]。吳宗慈在《陳三立傳略》中肯定了歐陽漸對陳三立的評價,并且還說:“文之緒余,演而為詩,融以至性,繹以至情,故能鉥劌心目,掐擢胃腎,而自成一家言?!庇衷疲骸啊对姟吩疲骸呱窖鲋梗靶行兄??!墩撜Z》曰:‘君子人歟?君子人也?!笧橄壬龔驼b之。”[23]兩人都對陳三立的人格特質做了很高的評價,同時,也指明了陳三立的性情與其文學成就之間的內在關聯。
陳三立的性情比較典型地反映在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倫上。在這五種最重要的人倫關系中,他的表現堪稱完美。五倫之中,君臣為大。陳三立在對待自己與君主(國家)的關系上可謂盡忠盡責。且不論他在清末如何抱著一腔熱血投入到富國強兵的改革之中去,也不必說他在清亡之后如何對故國故主念念不忘,單論他晚年對國家的摯愛和對國家前途的擔憂,就足以讓人感嘆唏噓。“一·二八”事變之后,他在夢中高呼:“殺日本人!”“七七事變”之后,他嚴詞拒絕日寇的引誘,絕食數日而死。這些都是眾口相傳的可歌可泣之事。陳三立的愛國,發(fā)于至誠,證以生命,顯示了一個傳統(tǒng)士大夫胸襟之闊大和一個民族的尊嚴、自愛。單憑這一點,其他遺老都無法超越。在父子一倫上,陳三立雖然對其父之死有深深的歉疚感,但是,其實他的所作所為并沒有背離人倫之道。陳寶箴之悲劇命運不能歸咎于陳三立,根源在于君主政體的內在缺陷,只能說是國家的不幸。陳三立對于子女的愛如此溫暖、博大、嚴正,可以在他的《長男衡恪狀》和若干詩歌以及其后人對他的情感中得到充分的證明。他用父愛給中國文化傳下了幾縷重要的香火,亦可證明他在父子一倫上的“正大”。在夫婦一倫上,他的表現也完美無缺,從《繼妻羅孺人狀》和《繼妻俞淑人墓志銘》中,都可以看到他對妻子的深情。更重要的是,陳三立終身不置妾,不狎妓[24],在清末民初尤為難得,這也是其品質中通往現代的端口之一。在兄弟一倫上,陳三立的表現也無可挑剔。他對兄弟姊妹之情見于《弟繹年義述》和《季妹壙志銘》,尤其是《季妹壙志銘》,寥寥數筆,將兄妹之間的至情寫得凄惻動人,完全可以和歸有光的《寒花葬志》媲美。對朋友一倫,陳三立也幾乎沒有瑕疵。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關于他有負于朋友的負面記錄,留下來的材料都是朋友和子弟對其人品的交口稱贊。在必要的時候,一向不輕易臧否人物的陳三立甚至會為朋友而露出金剛怒目的一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民國初年他在上海為替李瑞清正名而痛責某位造謠遺老之事[25]。陳三立以至誠待人,所以朋友很多,許多人跟他都建立了生死以之的情誼。最有代表性的是吳保初與他的生死之交。1914年,陳詩來到南京,將吳保初臨死之前托他轉交的一幅黃癭瓢畫軸交給陳三立[26]。吳保初珍藏此畫多年,為此而自號“癭公”,可見此畫對他生命的重要意義,但他竟在臨終之前托人將它轉贈陳三立,大有季札掛劍之意,足見平生相許之深。而陳對吳的情分也非同尋常。1913年,吳保初棄世之后,陳三立前來吊唁,竟然“跪拜涕泣,口呼彥復”[27],令在場者大為感動。兩人的情誼有契闊生死的意味。陳三立更為人所熟知的跪拜故事是他在八十余歲時見到座師陳寶琛時堅持行跪拜大禮之事,此事也說明二陳師弟情誼之深。從這些事跡中,都可以看到陳三立性情的真摯,用“至性過人”四字來形容毫不夸張。此種性情似乎還有遺傳性,在陳衡恪、陳寅恪兄弟身上,也可以清晰地看到類似的品格。這絕非偶然,而是文化血脈在兩代人之間的獲得性遺傳??梢哉f,陳氏父子得到了中國文化和中國詩學中的性情之真之醇之正。這是中國文化和中國詩學之犖犖大者。如果說中國文化具有繼往開新的現代價值,除了從這里出發(fā),恐怕沒有其他的途徑。
另外,值得強調的是,相較于其他超社逸社遺民詩人,陳三立的政治意識是比較開放的。辛亥革命之前,他是君主立憲制的擁護者。特別是戊戌變法之前,他在父親幕府中,積極推進維新改革,是舊派人物的“眼中釘”,實是當時中國最為激進的“改革開放”先驅之一。在其生命的最后26年之中,他對中華民國的態(tài)度實際上在不斷發(fā)生著微妙的轉變。陳三立并非冥頑不化之人。吳宗慈說:“民國肇興,先生卜居寧、滬、杭各地,時與數故老話滄桑興廢。雖不少靈均香草之憂思,然洞察一姓難再興之理。且以民主共和之政體為中國數千年歷史之創(chuàng)局,與歷代君主易姓有殊。故與當世英杰有為之士亦常相往還,從無崖岸拒人之言行。其甘隱淪作遺民以終老,只自盡其為子為臣之本分而已?!?sup>[28]吳宗慈與晚年陳三立過從甚密,天天往來,無話不談,這段話應該是深悉陳三立政治情懷之后所作出的客觀評述。而且,陳、吳之交契,本身就是遺老與革命黨人可以成為朋友的一個典范[29]。在陳三立心中,有一個情理的分殊。從理智上說,他晚年越來越明白現代政制取代帝制的意義,但從情感上說,他又對故國故主難以忘懷。我認為,陳三立的故國之情恰恰反映了他用情之專和用情之深,不應以頑固目之。李肖聃云:“其晚歲以清室遺臣自居,作張勛碑,直書其復辟時官爵,無所忌諱。然于民國權要以詩文相質者,亦不拒之。胡漢民作《不匱室詩集》,為之題詞。譚延闿死,為挽章云:‘家訓守黃門,莫問大部垂宇宙;天才追玉局,尚留遺詠掛匡廬?!腺澴T不繼娶,下則美其詩才也?!?sup>[30]也是一個旁證。關于陳三立晚年認同民國的材料很多,比如,他與梁啟超談起早年如何錄用蔡鍔之事,等等,不必一一羅列。總之,他的政治意識是敞開的,這是向現代開放的通道。而他對故國的“忠”,如果按照嚴復式的理解[31],則又未始不可以轉化為現代社會的政治倫理。
從知人論世的角度出發(fā),再看陳三立的詩作,當另有一副面貌。我認為,可以用二十字概括陳三立詩歌的美學風格,即:沉哀孤憤、縱橫排奡、幽怪奇崛、格正氣遒、神崚骨峻。
沉哀孤憤是陳三立詩歌的情感基調?!渡⒃嵩娢募烽_篇第一首《書感》就奠定了整本詩集沉哀的基調:
八駿西游問劫灰,關河中斷有余哀。更聞謝敵誅晁錯,盡覺求賢始郭隗。補袞經綸留草昧,干霄芽蘗滿蒿萊。飄零舊日巢堂燕,猶盼花時啄蕊回。[32]
此詩作于1901年,其時庚子事變的硝煙剛剛消散,其父陳寶箴剛剛去世,中國在八國聯軍的蹂躪之下已經到了快要亡國滅種的邊緣。陳三立此詩大有杜工部經歷安史之亂之后的沉哀和氣象。49歲的陳三立,經過國家和家庭的奇劫深慟之后,已經到了心事蒼莽的境界,因此盡刪少作,一出手便氣度非凡,顯出老成嚴肅的面相。當然,陳三立詩集中最沉哀的詩是崝廬謁墓系列詩作和辛亥革命之后的一些詩作。試舉《崝廬述哀詩五首》中的兩首為例:
昏昏取舊途,惘惘穿荒徑。扶服崝廬中,氣結淚已凝。歲時擗踴地,空棺了不剩。猶疑恍惚夢,父臥辭視聽。兒來撼父床,萬喚不一應。起視讀書幃,蛛網燈相映。庭除跡荒蕪,顛倒盆與甑。嗚呼父何之,兒罪等梟獍。終天作孤兒,鬼神下為證。(其一)[33]
哀哉祭掃時,上吾父母冢。兒拜攜酒漿,但有血淚涌。去歲逢寒食,諸孫到邱壟。父尚健視履,扶攜迭抱擁。山花為插頭,野徑逐洶洶。墓門騎石獅,幼者尤捷勇。吾父睨之笑,謂若小雞竦。驚飆吹幾何,宿草同蓊茸。有兒亦贅耳,來去不旋踵。(其四)[34]
這兩首詩表達了陳三立在父親死后的深哀巨痛,筆力老辣,毫無孱弱之感,字字如迸血淚,沉哀之中有問天呵鬼的孤憤。如果考慮到陳寶箴之死的蹊蹺與慘烈(陳寶箴死后被取去喉骨),則更可以感受到深隱在詩中的孤憤之情。所以,吳宗慈說:“其幽憂郁憤與激昂磊落慷慨之情無所發(fā)泄,則悉寄之于詩。”[35]胡先骕也說:“憤痛郁勃之情躍然紙上,不但為披肝瀝血之言,亦詩史也?!?sup>[36]沉哀顯示了陳三立情感的深度,孤憤展示了情感的力度。而且,“孤憤”二字在陳三立詩集中出現的頻率很高。孤憤是早年的世家公子氣經歷家國悲劇之后所轉換而成的情感??梢哉f,沉哀是陳三立詩歌中的低音部,而孤憤則是詩歌中高音部,二者一抑一揚,形成張力,使陳三立的詩歌如貝多芬的交響樂,充滿了抑揚頓挫之美。
幽怪奇崛是其意境特征,同時也是字法和詞法特征。章培恒認為,陳三立的詩歌雖然采取了傳統(tǒng)的形式,但是,卻是與已往的詩歌異質的:“自然景物往往是作為震撼他的神經的、包圍著他、甚至向他穿刺的東西出現的,因而給人以一種現代詩的感覺?!?sup>[37]這種說法不無道理。確實,在陳三立筆下的景物大多是以幽怪奇崛的面貌出現的。比如,陳三立謁墓系列詩中就多有魂魄氣。如,“百哀咽松聲,魂氣迷尺咫”,“坐待村舂破荒寂,魂翻眼倒此孤兒”。又如:“山云作螟喚棲鴉,隴陌縈迴踏臥蛇。逃世欲邀魑魅語,魂翻一徑杜鵑花?!薄把阌芭南鰜砝^續(xù),鳩聲在樹忽東西。作絲寒雨魂靈出,照古孤襟物論齊?!痹偃纾队曛杏诒备叻逑轮]瞿文慎公墓》云:“靈境斜趨細雨中,山形墓道峙穹隆。碑前郭帶魚龍水,木末鐘飄鷹隼風。亂豎披狂仍累歲,吟朋散落益思公。孤彈衰涕寒云盡,魈魅如窺萬竹叢?!?sup>[38]幽怪奇崛既是陳三立詩歌中常見的意境之一,同時也是他慣用的句法特征和詞法特征。陳三立喜歡用僻字、怪詞造出奇特的句子,這是造成幽怪奇崛效果的直接原因。比如,集中有這樣的詩句:“吾黨手無吹毛刃,坐令瘡痍吮貙猰”,“雉翻山自合,蛇出瘴能香”,“潤坑腥虎氣,蔓棘藏陰奸”,“怒出蜂聲迎野服,暗吹松氣護晴尊”。[39]這是陳三立作詩的秘訣,下文還會深入剖析。
縱橫排奡是陳三立詩歌尤其是五古的句法特征。他慣于鋪排一系列的“硬語”,喜歡使用“橫空盤硬語”的手段。且以《雨中望西山》為例:
山中雨又雷,草樹盡披靡。起視嵐氣深,屋角改蒼紫。西山隱天表,恍裹百重紙。飛光接微茫,走勢失迤邐。金蛇掣云海,蛟螭角嶷嶷。騰踔攫虎豹,萬怪在其里。亦有列仙人,冠帔跨騄駬。擁簇千芙蓉,儀衛(wèi)鵠而竢。貝闕陵虹梁,環(huán)瀉銀河水。的皪閃低昂,浩漫斷涯涘。凝眼眩揣摹,掬涕一灑此?;隁怆H天地,取斗峰巒詭。會見長風噓,探彼以忘死。(《雨中望西山》)[40]
詩中所寫之景,在空間上是無限開展的,有縱橫捭闔的氣象。幾乎所有的物象都是剛勁的,充滿了力量感。一系列攜帶著這種物象的句子排鋪而來,逼得人幾無喘息之機。這是陳三立慣用的句法,同時也成為特殊的美學風格。
格正氣遒是他在格律上的律法和詩氣特征,神崚骨峻是其架構和整體的風貌。陳三立詩中多古體,也多律詩。五古和七古中有足夠的空間任他自由馳騖,所以顯得幽怪奇崛、縱橫排奡,而五律和七律則更多地顯現出格正氣遒的特征。且以下面兩首詩作為例:
手挽春風掃市塵,晴云騎屋曉親襟。重來潦倒聞歌地,負盡伶俜后死心。玩世深杯傭保伴,憑欄余語夢魂尋。吾儕一醉關天運,忍對鶯鸝囀柳陰?(《若海招集古渝軒寫句紀事因憶孺博會飲此樓曾幾何時遽爾傷逝次和及之》)[41]
燭引簪裾酒氣中,問天斫地意無窮。四時分灑親朋淚,萬劫能留老禿翁。遠海微微春在水,荒城莽莽雪吹風。傳書寒雁迷人眼,癡對瓶梅發(fā)小紅。(《除日雪中書感》)[42]
在這兩首詩中,可以看到陳三立對仗之工整和格律之嚴正。“格正”不僅僅指格律之嚴正,還指格調之正。格調之正來自于陳三立性情之醇正。而氣遒也是陳三立區(qū)別于同時代其他詩人的一個重要特點。前文已述,陳三立其人,壯年時有世家公子之氣,中晚年之后仍然梗概而多氣,發(fā)之于詩,則無往而不在,所以其詩顯露出氣骨遒勁的美學特質?!稊d懷齋詩話》說:“散原各體詩,其勝人處,在有輪囷郁勃之氣行乎其間,非筋緩脈弱者所能學步。”[43]范當世很早就說:“伯嚴詩已到雄偉精實、真力彌滿之時,所欠者自然超脫之一境?!?sup>[44]所謂“真力彌滿”其實就是真氣彌滿。陳三立自已也以氣力充沛為最高的美學追求。他曾對范當世說:“吾生恨晚生千歲,不與蘇黃數子游。得有斯人力復古,公然高詠氣橫秋?!保ā犊咸脼槲忆浧浼孜缈吞旖蛑星锿嬖轮?,誦之嘆絕,蘇、黃而下無此奇矣,用前韻奉報》)[45]詩中透露出他對“老氣橫秋”的欣賞,而《散原精舍詩文集》中確實充滿老氣橫秋的美學風格。
神崚骨峻可以概括陳三立詩學的整體風貌。陳三立的內心雖然充滿悲憫和溫情[46],可是外表卻是神崚骨峻的,相信看過他的照片或者徐悲鴻為他所作畫像的人都會留下這種印象。其實陳三立詩歌的整體風貌何嘗不是這樣?1898年之后的遭遇使他的思想變得無比深刻、嚴峻,使他的氣質變得越來越肅穆、嶙峋。無論是“肅穆嶙峋”還是“神崚骨峻”,都與“山”密切相關??梢哉f,陳三立一生與山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大概由此而沾染了崚嶒之氣。他出生在連綿起伏的幕阜山脈,讀書于青山秀水中的四覺草堂,從深山中走出來,走向科舉和從政之路,被廢黜之后,又隱居于南昌西山(即散原山)。他將深愛著的父母葬在西山崝廬附近,從此自號為“散原”,隱寓著家國之痛。他天性愛山,即使身在江南也喜歡住在山間(散原精舍在南京鐘山腳下)。后來又在廬山棲影若干年。晚年入京,也喜歡常去西山游玩。最后葬在杭州九溪十八澗之牌坊山。當然,對他生命產生最深刻影響的是南昌西山崝廬?!皪敗北疽鉃榫停挚煞殖伞扒嗌健倍?。陳三立一生念茲在茲,整個人的性格、神情都受到了根本性的影響,最終又影響到他詩文的美學品質。這一切絕非偶然和附會。
最后,可以討論一下陳三立的詩學淵源和路徑。毫無疑問,他是取法多師的,但更重要的詩學淵源是杜甫、韓愈和黃庭堅。關于陳三立的詩學淵源,影響最大的說法是鄭孝胥和陳衍的評論,后人的說法幾乎都從他們的說法而來。鄭孝胥《散原精舍詩序》云:“大低伯嚴之作,至辛丑以后,尤有不可一世之概。源雖出于魯直,而莽蒼排奡之意態(tài),卓然大家,未可列之江西社里也?!?sup>[47]明確地指出陳三立與黃庭堅之間的詩學淵源。陳衍則說:“余舊論伯嚴詩,避俗避熟,力求生澀,而佳語仍在文從字順處。世人只知以生澀為學山谷,不知山谷乃槎枒,并不生澀也。伯嚴生澀處與薛士龍(季宣)乃絕相似,無人知者,嘗持《浪語》詩示人,以證此說,無不謂然。然辛亥亂后,則詩體一變,參錯于杜、梅、黃、陳間矣。”[48]又說陳三立“少時學昌黎,學山谷,后則直逼薛浪語,并與其鄉(xiāng)高伯足(即高心坐,1835—1883)極相似”[49]。在黃庭堅之外,又加上了杜甫、韓愈、梅堯臣、陳師道和薛季宣[50]。后來,錢基博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中幾乎照搬了陳衍的說法。錢仲聯的看法也大同小異。早在陳三立在世時,已經形成了比較一致的意見,即陳三立之詩源出于江西詩派和黃庭堅。這話大致是不錯的,因為陳三立在不同的場合也多次表示過“瓣香雙井”。但是,問題在于,在鄭孝胥和陳衍等人眾口一詞地贊美陳三立出于江西詩派又未可以江西詩派限之的背后,實際上隱藏著批評陳三立詩學的鋒芒,所謂綿里藏針是也。前面已經提到,陳衍雖然在《石遺室詩話》中多次揄揚陳三立,其實并不真正欣賞陳三立的詩歌,《石語》中就露出了“馬腳”。鄭孝胥雖然兩次為陳三立詩集作序,極盡稱頌之能事,實則他決不肯居于陳三立之下。他雖然也說“余竊疑詩之為道,殆未能以清切限之者”,潛意識中卻仍以“清切”或者說“清峻”為詩學之正宗。當眾口騰騰地說陳三立是黃庭堅的現代傳人之時,陳氏不可能覺察不到其中的批評意味。在一定意義上,在陳三立在世之時,即便在舊文學的圈子里,“江西詩派”就已經有了一定的貶義意味。所以,陳三立并不喜歡被戴上江西詩派的高帽子。他曾經對門人胡俊[51]說:“人皆言我詩為西江詩派,其實我四十歲前,于涪翁、后山詩且未嘗有一日之雅,而眾論如此,豈不冤哉?”[52]可見陳三立心中的委屈。深賞陳三立的門人或朋友,如胡先骕、吳宗慈、汪國垣等,都極力強調陳三立對江西詩派的突破,原因也在于此。
陳三立從韓愈那里學到了幽怪奇崛的字法和造句法,也學會了縱橫排奡的謀篇方法,從黃庭堅那里習得了煉字之法和瘦硬峻峭之氣。黃庭堅是其鄉(xiāng)賢,對他的影響尤其深刻。陳衍在《石語》中揶揄陳三立說:“為散原體者,有一捷徑,所謂避熟避俗是也。言草木不曰柳暗花明,而曰花高柳大;言鳥不曰紫燕黃鶯,而曰烏鴉鴟梟;言獸切忌虎豹熊羆,并馬牛亦說不得,只好請教犬豕耳?!?sup>[53]雖然有些刻薄,卻指出了陳三立刻意回避“俗”和“熟”的創(chuàng)作特點。劉成禺說:“陳散原老作詩,有換字秘本,新詩作成,必取秘本中相等相似之字,擇其合格最新穎者,評量而出之,故其詩多有他家所未發(fā)之言。予與鶴亭在廬山松門別墅久坐,散老他去,而秘本未檢,視之,則易字秘本也。”[54]換字秘本大概確有其事,說明陳三立極力想突破俗熟之詩學程式。陳三立甚至還想突破黃庭堅乃至唐宋詩學的局限。吳宗慈在《陳三立傳略》轉述陳三立論詩宗旨說:“其論為詩曰:‘應存己。吾摹乎唐,則為唐囿;吾仿夫宋,則為宋域。必使既入唐宋之堂奧,更能超乎唐宋之藩籬,而不失其己?!?sup>[55]陳三立使用了江西詩派的方法同時又不承認自牖于江西詩派,反映了他在詩學上的雄心、自信和影響之焦慮??陀^地說,在表現手法上,不能說他對宋詩有很大的突破,但是,就其詩歌的情感和思想內涵來說,他當然已經遠遠脫離了黃山谷等人的樊籬,可以當之無愧地成為清末民初詩史之第一人[56]。相較于同光體的其他代表人物,陳三立的突圍是成功的。
[1] 鄭孝胥《散原精舍詩序》,陳三立《散原精舍詩文集》,李開軍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216頁。
[2] 《石遺室詩話》卷二十六中提到過沈曾植與陳三立在上海見到陳衍,責問《石遺室詩話》“不甚譽其詩”,又責問陳衍“譽其子師曾詩過于乃父”。(見陳衍《石遺室詩話》,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53頁。)《石遺室詩話》有抑陳(三立)沈(曾植)而揚鄭(孝胥)的傾向,甚至對陳三立長子陳衡恪的贊譽比對陳三立的褒獎還要多得多。
[3] 錢鐘書《石語》,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39頁。
[4]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28頁。1933年秋間,陳三立從廬山來到南京,汪國垣登門拜視,陳三立索得《點將錄》手抄本一冊,從頭到尾審定了一遍。(參見張求會《陳寅恪的家族史》,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22頁。)可見陳三立對汪氏《點將錄》很關注,而且比較滿意自己在點將錄中的地位。又,陳、汪同是江西人,當有鄉(xiāng)誼的成分在。
[5]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28頁。1933年秋間,陳三立從廬山來到南京,汪國垣登門拜視,陳三立索得《點將錄》手抄本一冊,從頭到尾審定了一遍。(參見張求會《陳寅恪的家族史》,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22頁。)可見陳三立對汪氏《點將錄》很關注,而且比較滿意自己在點將錄中的地位。又,陳、汪同是江西人,當有鄉(xiāng)誼的成分在。
[6] 汪國垣《展庵醉后論詩》,陳三立《散原精舍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253頁。
[7] 陳三立《散原精舍詩文集》,第1274頁。
[8] 錢仲聯《近百年詩壇點將錄》,《當代學者自選文庫·錢仲聯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69頁。
[9] 汪、錢的分歧不僅僅是詩學的,可能跟鄉(xiāng)土情懷有關,還跟政治觀和歷史觀的分歧有關,限于篇幅,這里不便深究。
[10] 陳三立《散原精舍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273頁。
[11] 1941年,柳亞子在香港與陳寅恪夫婦相遇于許地山宅中,愧于往事,柳亞子以《贈陳寅恪先生伉儷》一詩贈與陳寅恪,詩云:“少愧猖狂薄老成,晚驚正氣殉嚴城。從知名德天終相,猶有寧馨世漫輕。九死孤忠憐異代,卅年讀畫重賢兄。潘楊門第尤堪媲,戰(zhàn)壘臺彭郁未平。”詩中自注云:“散原老人與海藏齊名四十余年,晚節(jié)乃有薰蕕之異,余少日論詩,目鄭陳為一例,至是大愧。”柳亞子《磨劍室詩詞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93頁。
[12] 袁進說:“‘同光體’詩人成就最高的自當首推陳三立。”見邱明正主編《上海文學通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451頁。
[13] 譚嗣同(1865—1898)、丁惠康(1868—1909)、吳保初(1869—1913)都在壯年去世。
[14] 陳三立《散原精舍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762頁。
[15] 陳曾壽《讀廣雅堂詩隨筆》,陳三立《散原精舍詩文集》,第1248頁。
[16] 張求會《陳寅恪的家族史》,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84頁。
[17] 鄧小軍《陳寶箴之死考》,詳見胡守為編《陳寅恪與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31頁。
[18] 張求會《陳寅恪的家族史》,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37頁。
[19] 胡先骕(1895—1968),字步曾,號懺庵,江西新建人。1909年考入京師大學堂預科,1913年赴美國加州大學柏克利分校學習森林植物學。1916年回國。1922年與吳宓、梅光迪等共同創(chuàng)辦《學衡》雜志。1923年,再次赴美,入哈佛大學攻讀植物分類學博士學位。1925年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先后執(zhí)教于東南大學、北京大學、中國大學等。1940年出任國立中正大學校長。1944年6月辭職,此后專事學術研究。胡先骕善詩,詩風宗宋。
[20] 胡先骕《四十年來北京之舊詩人》,陳三立《散原精舍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264頁。
[21] 范當世《近代諸家詩評》云:“伯嚴文學本我之匹亞,加以戊戌后變法至痛,而身既廢罷,一自放于文學間,襟抱灑然絕塵,如柳子厚也。此其成就且大于蘇堪矣。伯嚴詩已到雄偉精實、真力彌滿之時,所欠者自然超脫之一境。”(陳三立《散原精舍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251頁。)所謂“至痛”即“崝廬情結”。
[22] 歐陽漸《散原居士事略》,陳三立《散原精舍詩文集》,第1199頁。
[23] 錢仲聯主編《廣清碑傳集》,蘇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132頁。
[24] 陳灨一《新語林》云:“陳散原赴友宴會,席間召妓天香閣,乞為撰一聯,陳援筆立題曰:‘天壤有情終負爾,香塵揚海渺愁予。’以視諸客,四座驚賞。”(陳三立《散原精舍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251頁。)足見他在狎妓成風的社交場合何等克制。
[25] 劉成禺《世載堂雜憶》,陳三立《散原精舍詩文集》,第1212頁。
[26] 黃慎(1687—約1770),初名盛,字恭壽,號癭瓢子,別號東海布衣。福建寧化人。揚州八怪之一。有《商山四皓圖》、《伏生授經圖》、《醉眠圖》、《蘆鴨圖》等傳世。著有《蛟湖詩鈔》。
[27]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所附章士釗論詩絕句及章氏自注,《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29頁。
[28] 錢仲聯主編《廣清碑傳集》,蘇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131頁。
[29] 吳宗慈是主張革命的革命黨人,但卻對陳三立如此推崇,而陳三立也對他青眼相加。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新老士人精神相通的例子。這個例證說明,有種東西可以超越政治觀念的障礙,又可說明,新文化與舊傳統(tǒng)之間確實有精神相接的通道。
[30] 李肖聃《星廬筆記》,陳三立《散原精舍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210頁。
[31] 嚴復曾專門撰文釋“忠”,認為忠的精義不是忠于一朝一姓,而是忠于制度和國家,現代政治制度下仍然需要忠的精神。
[32] 陳三立《散原精舍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頁。
[33] 陳三立《散原精舍詩文集》,第16頁。
[34] 陳三立《散原精舍詩文集》,第17頁。
[35] 錢仲聯主編《廣清碑傳集》,蘇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131頁。
[36] 胡先骕《四十年來北京之舊詩人》,陳三立《散原精舍詩文集》,第1264頁。
[37] 章培恒《元明清詩鑒賞辭典·序》,上海辭書出版社,1994年。
[38] 以上詩句分別引自陳三立《散原精舍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7、66、455、458、610頁。
[39] 以上詩句分別引自陳三立《散原精舍詩文集》,第383、66、172、228頁。
[40] 陳三立《散原精舍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67頁。
[41] 陳三立《散原精舍詩文集》,第449頁。
[42] 陳三立《散原精舍詩文集》,第590頁。
[43] 南邨《攄懷齋詩話》,陳三立《散原精舍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227頁。
[44] 范當世《近代諸家詩評》,陳三立《散原精舍詩文集》,第1251頁。
[45] 陳三立《散原精舍詩文集》,第51頁。
[46] 張慧劍說陳三立像托爾斯泰,有濃厚的人道主義精神,其詩中滿含悲憫之旨。參陳三立《散原精舍詩文集》,第1215頁。
[47] 鄭孝胥《散原精舍詩序》,陳三立《散原精舍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216頁。
[48] 陳衍《石遺室詩話》,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98頁。
[49] 陳衍《近代詩述評》,陳三立《散原精舍詩文集》,第1252頁。
[50] 薛季宣(1134—1173),字士龍,號艮齋,學者稱常州先生,永嘉(今浙江溫州)人。
[51] 胡?。?883—1940),字翻京,號翔冬。南京人,曾留學日本,畢業(yè)于早稻田大學,歸國后歷任兩江師范、金陵大學教授,講授中國文學及古詩。早年師從陳三立,有《自怡齋詩存》。程千帆教授即出其門下。
[52] 張慧劍《辰子說林》,陳三立《散原精舍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214頁。
[53] 錢鐘書《石語》,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39頁。
[54] 劉成禺《世載堂雜憶》,陳三立《散原精舍詩文集》,第1213頁附錄。
[55] 錢仲聯主編《廣清碑傳集》,蘇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132頁。
[56] 陳三立詩歌得杜甫之一體,可以稱為近現代詩史,但還不能像杜甫那樣兼?zhèn)浔婓w,這是毋庸諱言的。錢仲聯《夢苕庵詩話》云:“七律自老杜以后,義山、東坡、山谷、遺山,變態(tài)已盡。時賢散原,從山谷入,而不為山谷門戶所限,固是健者。然恨其音調之啞,時人大抵犯此病?!保惾ⅰ渡⒃嵩娢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233頁。)是比較中肯的評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