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記得是1975年，我走進紐約唐人街一家書店去搜購沈從文著作。沒有料到書店店員對我說：“沈從文？誰也不讀他的書了——他已是個老頭兒?！钡鹊叫那槠蕉ㄏ聛砗螅揖筒孪肷蜃约簢业臅甑陠T該怎樣回答我的提問，來以此自慰。想來回答是：“沈從文？誰也不讀他的書了——他是資產(chǎn)階級?！被蛘?，“他只會描寫舊社會”。甚至說，“他還在信仰上帝”。當時中國的書店里買不到沈從文作品（實際上，那家唐人街書店里也是這種情況）。我知道沈在臺灣倒受到重視（他的作品曾被查禁，因而非常珍貴），但那里的一位圖書管理員聽說我在搜羅沈的著作，想當然地說了一句：“沈從文？他是共產(chǎn)黨——他沒有到臺灣來?！蔽覍ψ约赫f，真是一份絕妙材料，可以讓魯迅寫成小說，因為魯迅作品在臺灣也遭到查禁。更有趣的是，中美關系改善以后，我終于得到機會去拜訪沈從文，這時才發(fā)現(xiàn)每當他毫無顧忌地評論那些身居高位的人時，他不像老頭兒，倒像個調(diào)皮孩子。

在西方，沈從文的最忠實讀者大多是學術界人士。他們都認為，沈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少有的幾位偉大作家之一，有些人還說魯迅如果算主將，那么沈從文可以排在他之后。盡管如此，政治因素仍然會使作家名聲湮沒不彰。很少有漢學家能把自己的評價形諸筆墨。一位權威學者1972年曾當面向我推崇沈從文的成就，但到了80年代，當討論沈和其他作家誰能充當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時，這位學者把當年說過的話全部收回。¹魯迅現(xiàn)在之所以聲名顯赫，既要歸功于眾望所歸，又歸功于重新評估，那么中國作家在世界文壇到底占有什么地位呢？漢學家勢必要考慮！他們對中國作家的評價，難道要采取雙重標準嗎？

本書不是文藝批評，而是一部傳記。它記述沈從文的一生，他所處的時代，他的思想，他的藝術——從全面來加以考慮。但由于本書是寫沈從文的第一部傳記，而且?guī)缀蹩梢哉f是沈同意的一部傳記，²所以書中以較多篇幅來記述“史實”，如何評價倒在其次。沈的思想幫助我們闡明他的藝術，同樣，他的藝術也幫助我們闡明他的思想。不過我處理這些題目，也為了要說明20世紀中國文學走過的道路。的確，不應該把沈從文的生活只寫成作家傳記，而應該作為進入中國社會歷史這個廣闊天地的旅程。我更有理由來闡明我對沈從文這位作家的看法，不僅僅是為了一般讀者，作為外行人，他們不可能取得一致意見。本書主要是向鑒賞家表明我的觀點。沈從文本人欣賞過許多作品，其中較低的有都德和法朗士，高層次的有莎士比亞、巴爾扎克和喬伊斯。沈當然要超過前兩位，雖然我還不能把他同后面幾位作家并列。與我同樣欣賞沈的人當然不滿足于把沈從文跟莫泊桑、紀德這些二等名家相提并論。沈不像屠格涅夫那樣始終一貫，也不像沈喜愛的契訶夫那樣是多面手，沈只擅長寫小說。可是評價一位作家只能看他的杰作。我認為，沈的杰作可以同契訶夫的名著媲美。我還想把魯迅同他來比一下，這不算對魯迅不敬。如果魯迅看到把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成就都記在他的賬上，他一定會大吃一驚，何況有些成就他也未必首肯。對沈從文評價的困難之處，除了他寫過一些有毛病的作品外，還在于他寫起部頭較大的作品來就漫不經(jīng)心這個老毛?。ㄐ姨澆皇且恢比绱耍２荒芎鲆暽蠈咏ㄖ膯栴}。因此有些評論家說沈只能算是“文體家”；的確，這位成熟的作家連一部篇幅較大的小說也沒有寫完過，盡管很多人都認為他的《邊城》在風格和形式上幾乎可算十分完美，單是這篇經(jīng)典性作品就夠得上使沈從文成為偉大作家。我們不妨把《邊城》跟其他孤獨的紀念碑式的作品比較一下。它當然比不上《紅樓夢》。那么跟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斯特恩的《項狄傳》，或者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比比怎么樣呢？我是西方人，我認為《邊城》不像《包法利夫人》那樣寫得富于啟發(fā)性，卻像《項狄傳》那樣獨出心裁，像《追憶逝水年華》那樣扎實。可以設想，非西方國家的評論家包括中國的在內(nèi)，總有一天會對沈從文做出公正評價，把沈從文、福樓拜、斯特恩、普魯斯特看成成就相等的作家。就在我們西方世界，福樓拜、斯特恩、普魯斯特的名聲不是也有過幾起幾落嗎？

事實上，沈從文在中國文學史上之所以聲名卓著，并不在于他寫過一部不同尋常的紀念碑式作品，而在于他在文學方面的貢獻非常廣泛多樣。不拘一格是沈從文的弱點，然而在相當程度上這也是他的偉大所在。即使在他的較差作品中，他的實驗對中國文學也是貢獻，當時的確需要這種不墨守成規(guī)的創(chuàng)新。本書正想著重指出這一點。我們應該思考歷史形式主義怎樣影響了文藝批評。在中國，從1949年到1976年，魯迅著作一直受到過分推崇，認為它體現(xiàn)了中國反帝反封建革命年代的文學方向。在西方，我們可能對一首新發(fā)現(xiàn)的莫扎特交響曲感到興高采烈，然而如果發(fā)現(xiàn)這件作品是寫于20世紀50年代，我們就會嗤之以鼻。我們自己的歷史形式主義使大多數(shù)中國現(xiàn)代作家反感，因為他們對我們的19世紀現(xiàn)實主義作品感到親切，所以我們習慣于現(xiàn)代派作家的20世紀80年代西方讀者，不容易欣賞中國現(xiàn)代文學，覺得作品“過時”。反過來說，正因為沈從文這樣的少數(shù)作家敢于“掙開束縛”（用西方說法），對先鋒派思想和技巧進行實驗，那些對我們時代有偏見的人（包括我在內(nèi)），才能在沈的杰作外找到極為珍貴的“創(chuàng)新”。沈從文從前人手中學到先鋒派思想，但到了30年代他就感到，他可能是對“思想解放”和開拓新文藝領域感興趣的最后一位作家了。

似乎顯得矛盾的是，沈從文對他家鄉(xiāng)始終一往情深。1980年以前他沒有出過國，也沒有學過外語。他的以湘西故鄉(xiāng)為背景的傳記，卻能把中國社會和文學史上的重大事件，盤根錯節(jié)地聯(lián)結起來。他把地方風情寫得很迷人，使評論家和讀者一直在爭辯他的鄉(xiāng)土文學作品有多少真實性。只有耳聰目明的小說家才能塑造出本鄉(xiāng)本土上那批令人難忘的人物。沈從文的作品也刻畫出了現(xiàn)代中國農(nóng)村生活的整個面貌，甚至寫出了20世紀人物的生存處境。然而，在他那些作品中，他又以地區(qū)形象為主，提供湘西的詳細情況，作為人類世界的范例?？梢哉f，沈從文寫湘西的小說全面而令人信服地陳述了生活的真實。正如美國批評家馬爾科姆·考利曾評論?？思{作品的那樣：“他的每部小說，不論中篇或短篇小說，所揭示的內(nèi)容似乎都比他明確指出的還要多，主題也要深刻得多。所有獨立的作品都像一個礦坑里開采出來的一條條大理石，全都能看出母礦體的紋理和疵點?！?sup>3

沈從文是他所處時代的解說員，還幫助我們懂得，地方主義是中國歷史中的一股社會力量。⁴他參加軍閥的部隊后，一邊在湘西打仗，一邊學習，同湘西打成一片。他的作品是軍閥割據(jù)黑暗年代的寫照。他的地區(qū)獨立發(fā)展自身利益的看法在文學中賞心悅目，在現(xiàn)實生活中卻往往令人惱火（這是他離開故土以后才認識到的），它能導致暴力反復逐步升級，最后爆發(fā)內(nèi)戰(zhàn)。可有時候在其他方法失敗后，鄉(xiāng)土感情也能在地方水平上把中國社會團結起來，防止落到氏族械斗，造成天下大亂。沈從文一面闡明這種對地區(qū)認同的種種方法的運用與誤用，一面又帶著感情，給自己所愛的故土賦予生氣。他的作品讓人隱隱約約地感到，一旦失去地區(qū)的凝聚力，就可能造成無政府狀態(tài)。

在沈從文的作品中，湘西是一個想象的王國，正像?？思{筆下的約克納帕塔法那樣。從積極意義上講，沈從文作品的基礎是他對當?shù)厍闆r有深刻理解。他的地區(qū)并不大，他跟當?shù)卣茩嗾叽蠖疾皇怯H戚，就是相識。因此，他的地區(qū)小說以江河小說的形式提供一部短短的歷史。作品在體現(xiàn)中國西南地區(qū)人民的政治情況上比?？思{的作品在體現(xiàn)美國南部的政治情況方面顯得更充分，作品并沒有因為主觀性而喪失了可讀性，或減弱了它注釋歷史的力量。沈沒有襲用中國古代文學中描寫地區(qū)性的自我形象和地方色彩的陳舊寫法。美國的傳統(tǒng)南方作家寫了地方風物木蘭、模仿鳥、騎士神話，沈的作品中也寫了艾草、龍船、巫師、俠客，沈通過這些特點把湘西描繪成古代楚民族的后裔，他寫這些風物是為了創(chuàng)造一種新的文學。他可能是寫湘西神話的第一位現(xiàn)代小說家?？傆幸惶?，人們會承認他是第一個用現(xiàn)代散文來創(chuàng)作地方色彩小說的作家。

這種寫法并非完全出于想象。民國時代的湘西本來就富于鄉(xiāng)土感情。正如它的充滿異域情調(diào)的文化最適于產(chǎn)生浪漫的神話，它作為一個獨立地區(qū)所產(chǎn)生的政治活動造成了一些條件，這個地區(qū)的一個抽象的社會和地理的觀念正等待著在這些條件中產(chǎn)生。由此看來，沈從文的鄉(xiāng)土文學作品不但填補了湘西、也填補了更廣泛的中國鄉(xiāng)土文學和神話創(chuàng)作的空白。

也許沈從文這位藝術家可算過分忠于“現(xiàn)實”（雖然中國的評論家一般都指責他脫離現(xiàn)實）。只有?？思{才能描繪那幅約克納帕塔法的地圖，因為具體細節(jié)都在他的心目之中，他可以想怎么寫就怎么寫下去。而沈從文作品中的湘西卻不然。他得按照真實存在的人物和地方來創(chuàng)作。有時他把平素他看不起的人寫得有聲有色，寥寥勾勒幾筆就使讀者同情他們，正像美國作家斯坦貝克寫俄克拉荷馬州的流動雇農(nóng)一樣。有時候沈也像詹姆斯·費尼莫爾·庫珀那樣寫他的苗族老鄉(xiāng)，把他們寫成行將衰亡而又高尚可貴的野蠻民族。如果說沈對湘西認識有什么毛病的話，那也不是由于他對湘西一往情深或者主觀，而往往是因為他構思還不能擺脫羈絆。

然而照我看來，沈從文寫湘西人的作品在歷史領域中具有廣泛的象征意義，可以把作品當作整個中國的民族寓言來讀。到20世紀20年代，這個民族因為中國在世界上地位低落，已經(jīng)意志消沉。跟魯迅一樣，沈從文看到祖國人民沉湎于過去顯赫歷史，而現(xiàn)在卻被武器更精良、更“注重物質(zhì)”的西方打敗，感到苦惱。中國人想作為獨立國家獲得新生的希望已成為泡影，卻跟南北戰(zhàn)爭后的南方佬一樣，還以虛妄的“精神勝利”來自我寬慰。沈從文認為，中國人從內(nèi)心反省上尋找出路并沒有錯，錯就錯在單從傳統(tǒng)意義上的古老文化中去找出路。沈從文的社會和歷史觀點，在今天的讀者看來似乎是悲觀的，但在他所處的時代卻顯得相當樂觀，因為他畢竟提出了希望的根據(jù)——中華民族的新生，更確切地說，一個由多民族、多文化組成的現(xiàn)代化國家。

在沈從文的青年時代，大家對中國的前途還比較樂觀，但到他成年后，情況就有了變化。中國在進入20世紀的時候，革新、新生、更新的力量一下子不斷涌現(xiàn)，使西方人都說，這是“少年中國”時代（指戊戌維新變法以來的歷次進步運動）。⁵“少年中國”特別指從中國文人學士中成長起來的新式軍人和學生，這兩種人是新興的高瞻遠矚人士的精華。而湘西則地處窮鄉(xiāng)僻壤，在辛亥革命以前沒有受過維新運動的任何影響，振奮民族精神的文化思潮進入湘西要遲20年。20世紀第一個十年的后期，社會進化論、地方自治計劃、西方教育和軍事改革一下子都傳入湘西，跟著又是文學革命和1919年的五四運動。對很多人來說這些思想都能拯救中國；可以造就的青年人要站在前列，采用新的白話文來傳播民族復興的思想。沈從文從20年代到30年代，一直在宣傳五四運動首創(chuàng)的充滿希望的信息，甚至在抗日戰(zhàn)爭年代也沒有離開他獨立不倚的道路，盡管他在文藝同行中幾乎是孤軍奮戰(zhàn)。那么，沈從文的樂觀情緒是從何而來的呢？這得要追溯到他的宗教思想，或者歸諸他所受的教育。沈從文不是在鄙棄中國人傳統(tǒng)的時代里形成他的思想的激進分子，而是仍然相信中國的古老事物（不是指古老的儒家文化）能夠改弦更張，為新目的服務，用不著害怕西方，也不怕社會解體。沈從文在風格題材上的中國氣派，和他輕而易舉及不容置疑地同化外來思想的手法，說明這位藝術家既不害怕中國向帝國主義屈服，也不擔心中國在變革的過程中會失魂落魄。人們可以相信，在湘西，地區(qū)文化并未受到西方文化威脅，它的部族社會也沒有被古老的儒家文化征服。

沈從文的鄉(xiāng)土文學作品表達了他對中國道德和文化財富的見解。他創(chuàng)造了從童年時代就認識的湘西，用浪漫的和理想主義的筆調(diào)再塑造它，塑造一個少年中國形象，而不是古老的中國形象。沈從文讓他的讀者用新眼光來看待祖國的“傳統(tǒng)”遺產(chǎn)，把他們自己看成是很有潛力的年輕一代，甚至看成是他也渴望從陳規(guī)陋習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在他們的先輩的熱望中，看到富于朝氣蓬勃的創(chuàng)造性活力。從正確的立場看，沈從文家鄉(xiāng)的邊區(qū)居民和部族人民能夠重新找到青春和活力的源頭，在傲慢無禮的西方和推行蒙昧主義的中國舊知識階級之外，找到一種文明力量的以太。而且，全中國也都能做到這一點。

【注釋】

1 我把沈從文作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可以和魯迅并列的偉大作家，是我在哈佛大學博士論文里的少數(shù)論點之一。然而后來證明，這種論點要么刪去，要么改寫，不然《沈從文傳》就無法出版。

2 沈跟我談話是極有分寸的，正如我寫本書下筆也非常慎重一樣，他從不想告訴我應該怎么寫。然而凡是傳主認可的傳記作者享有的優(yōu)越條件，我一點也不缺。因為在80年代以后，沈對來訪者是不輕易接待的。而我在1980年夏天，和沈單獨晤談了12次，每次都長達三四個小時。我們曾結伴游覽了香山、長城、天壇。1980年冬到1981年春，我在美國耶魯大學傅漢思教授夫婦家里，又和沈談了六回，大都是單獨晤談。1981年夏天沈回國后，我去北京時又多次到沈老家做客。沈老當時已到78歲高齡，但還能記起當年從軍和后來在文藝界許多同事的姓名，記得鳳凰縣各處古跡，見到北京文物商店的古玩時更是如數(shù)家珍，仿佛前幾天剛見過一樣。當然，對50多年前的很多往事他已記不清楚了。包括他20年代寫的某些作品。他不愿談起早年的“不成熟”作品，采取毫不在乎的態(tài)度，使得某些史實難以澄清。例如在《記胡也頻》（載《沈從文文集》第九卷第40頁）中，他顯然將《第二個狒狒》和《“狒狒”的悲哀》混為一談，而他想談的其實是后者的續(xù)篇，叫作《用A字記下來的事》。我認為沈對年代日期的記憶是不可靠的，講起他的家庭往事的某些方面更令人懷疑是否并非遺忘所致。但是這些個別和孤立的疏漏并不影響他作為自傳或者他傳（如丁玲、胡也頻）作者的可靠性。直到1981年，他回憶三四十年代的往事仍然非常清楚扎實，無懈可擊。在我寫作本書的1986年，沈仍在研究中國歷史，雖然1983年的一場中風已使他半身癱瘓，此后他只能通過口授，由沈夫人張兆和代筆，和我通信。

3 見馬爾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思{簡介》第15頁。

4 關于中國經(jīng)濟地區(qū)的劃分，見施堅雅（G.William Skinner）《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又見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地方與國家：1925—1937年中國政界的桂系》和蕭邦奇（R.Keith Schoppa）的《中國望族與政治變化：20世紀初期的浙江省》。關于各地軍閥割據(jù)形勢，見季林（Donald Gillin）的《閻錫山研究：一個美國人筆下的閻錫山》、羅伯特·A.柯白（Robert A.Kapp）的《四川與中華民國：1911—1938年的地方軍閥與中央政權》、約翰·C.霍爾（John C.Hall）的《1927—1937年的云南地方派》、加文·麥科馬克（Gavan McCormack）的《中國東北的張作霖：1911—1928》和蘇堂棟（Donald S.Sutton）的《中華民國地方軍閥政權：滇軍1905—1925年》。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地方軍政一體化的，有多蘿西·J.索林杰（Dorothy J.Solinger）撰寫的《中國西南地區(qū)的地方政府和政治一體化：1949—1954》一書，對于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地區(qū)特色，沒有多少人研究過，只有薛愛華（Edward H.Schafer）寫過兩本有趣的書，即《撒馬爾罕的金桃：唐代舶來品研究》和《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至于南北朝的詩歌，更無人問津。倪德衛(wèi)（David S.Nivison）的《章學誠的生活和思想（1738—1801）》一書倒探討了近代中國思想史地區(qū)分劃的某些脈絡。在現(xiàn)代文學方面，沒有人寫過研究地區(qū)文學的書。1949年以后，只有浩然的“地區(qū)的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關于這方面的論文，有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的《黃春明的鄉(xiāng)土小說》和金介甫的《沈從文與鄉(xiāng)土文學》。沈在1980年7月20日和我談話中同意說，他那個時代的文學在地區(qū)特色與地方風味方面都極其貧乏。夏志清是研究地區(qū)文學的先驅，見他的《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蕭乾在1980年5月31日給我的信中說，他認為除了東北作家群之外，40年代嶄露頭角的還有內(nèi)蒙古文學、云南文學，以及廣東文學等作家群。

5 20世紀前三十年間，中國外文報刊上常常提到“少年中國”這個詞，現(xiàn)在已經(jīng)很少人用了。它不像19世紀30年代馬志尼領導的青年意大利黨，或20世紀早期的青年土耳其黨?！吧倌曛袊辈⒎沁@幫人自己取的名字，它泛指那些爭取中國實現(xiàn)民族獨立和進步的分子。它的另一個先例是日本20世紀初期新聞界中著名的“明治青年”運動，見伊雷娜·鮑威爾（Irena Powell）《現(xiàn)代日本作家與社會》6—8頁。有人以“少年中國”專指1898年的立憲維新黨人，也指進步的、受西方基督教影響的青年?！吧倌曛袊边€指全國興起的文化復興運動，而不限于流亡海外的那批秘密活動分子，這一點跟青年意大利黨類似，而不同于青年土耳其黨人，盡管當時中國和土耳其一樣，也是個“亞洲的病夫”，所以一般指那些青年軍人。在晚清末期，這種人占出洋留學生的絕大部分。但中國流亡海外的民主革命黨人則可以包容在內(nèi)。所以，J.O.P.布蘭德（J.O.P.Bland）在《中國、日本與朝鮮》里樂觀地把中華民族稱為“少年中國”。后來，羅素（Bertrand A.W.Russell）的《中國問題》、蘭斯洛特·福雷斯特（Lancelot Forester）的《中國的新文化》都把參加1919年五四運動的青年作為“少年中國”的代表。這不指五四運動中的少年中國社，它只是知識分子中的一小撮人?，旣悺.賴特（Mary C.Wright）在《中國革命第一期：1900—1913年》中指出，在1900—1911年間，中國正在走上民族再生的過程。而后來的研究家卻又指出，1915—1949年間中國又走上國家瓦解的道路。見薛立敦《解體中的中國：中華民國1912—1949年》。好在另外一些學者，如孔飛力（Philip Kuhn）、費惟愷（Albert Feuerwerker）、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等人卻找到了中國正在奔向現(xiàn)代化的漫長征途。見吉爾伯特·羅茲曼（Gilbert Rozman）的《中國的現(xiàn)代化》和張朋園的《中國現(xiàn)代化的區(qū)域研究：湖南?。?860—1916）》。

1. 以下簡稱《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