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瞻

“十年前瞻”高峰論壇

2017年10月10日下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舉辦“學科評論·十年前瞻”古代文學高峰論壇研討會。會議分為“先秦至唐宋文學”“元明清文學”兩組，分別由劉躍進、吳光興，竺青、張劍主持。本專題所收發(fā)言稿已經與會專家本人審閱，按發(fā)言順序排列如下：

詹福瑞、徐公持、陸永品、張新科、王兆鵬、汪春泓、葛曉音、陶文鵬、董乃斌、劉寧，以上第一組；左東嶺、關愛和、彭玉平、王達敏、鄭永曉、孫遜、李玫、潘建國、杜桂萍、宋莉華，以上第二組。

在“學科評論·十年前瞻”古代文學高峰論壇上的發(fā)言

詹福瑞

（中國國家圖書館）

上午我參加了《文學評論》六十周年紀念會，聽完很有感慨。在中國，學術研究一直很受重視，但它并不是獨立自足的，而是往往和我們時代的文化、政治結合在一起。想要自己關起門來做一種象牙塔里的研究，是不可能的。古代文學研究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一直跟著時代走，跟著潮流走，想變也難。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一個學者應該怎么做，是現在需要思考的問題。

文學研究本身就是關系到人生、關系到社會的學問，它不可能離開社會，也不可能離開政治，不可能離開人，所以當代所有的古代文學研究是和當代的文化結合在一起的，這是必然的。而且作為古代文學研究者，雖然我們研究的是前人的文化，但我們站的立場，應該是當代的立場；我們研究的立場、價值觀也應當是當代的價值觀，而不是古代的價值觀。正因為這樣，我們所有的研究還是要關注民生，關注社會現實，而不是做一種完全獨立自足的東西。這個觀點我也在不同場合講過。

這其中就涉及一個問題，既然所有的古代文學研究都必然是當下立場、當下價值觀的研究，那么我們的研究怎么做才叫自由，怎么做才叫獨立。我個人認為，所謂的獨立，所謂的自由，就是作為一個學者、作為知識分子本身的立場，這一點是我們自己可以選擇的。我們雖然離不開時代，離不開這個潮流，可是自己選擇一種什么樣的立場，什么樣的價值觀，這是學者個人的自由，也是我們作為學者的一個底線?？墒窃诂F在的研究中，恰恰很多學者沒有自己的立場，沒有自己的價值觀。我覺得這是需要我們關注的一個問題。

古代文學研究界目前所面臨的形勢，我個人是這樣看的：總體來看發(fā)展很正常，沒有過多的熱點，也沒有過多的炒作，相對來說比較平穩(wěn)，但也比較平寂。雖然傳統文化現在很受重視，但就古代文學研究本身來說，我覺得還是沒有完全被卷入（這種時潮），學者仍舊在自己研究的領域，按照自己的研究思路繼續(xù)往前走，所以沒有炒作的問題，可是有幾種傾向仍需要我們注意。

第一個問題，包括我本人在內，現在由于受到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課題的導向，這些年開始傾向于做大而全的東西?，F在重大課題立項基本上都是某某文獻的整理和研究，像董（乃斌）先生他們做的“敘事學研究”這類理論的研究很稀少?，F在都是做文獻，而且做文獻并非做新發(fā)現的文獻，而是淘老文獻，把很多老文獻匯到一起，影印出來。這樣的導向，有可能導致對古代文學的理論性研究的忽視，這種傾向是需要我們警惕的。我最近拜讀了董先生寄來的書，還有葛（曉音）老師關于唐前詩歌體式的著作，非常欽佩。不但學理性、理論性很強，而且以文獻作為支撐。我感覺確實是在推進解決古代文學，尤其是其研究內部的一些問題，而不是一些外在的問題。比如說做詩歌體式研究，我們過去一直認為詩歌里面是以抒情為主，而董老師抓住了中國古代詩歌中另外一種敘事性的書寫方式，這些都有很強的理論性和學理性。說實在的，我比較樂見的還是這樣的研究。在座的重大項目的帶頭人有不少，兆鵬兄、躍進兄、新科兄，包括我自己，我們幾個都在做。將來如果就把文獻的東西影印一大套放在那里，當然會為我們研究少見、稀見文獻提供一些便利，但是究竟對古代文學研究有多大促進，這是一個需要注意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我們現在都在講中國古代文學并不是單純的文學，而是文史哲不分的。按照過去的講法，經學也算文學，史學也算文學，也是不分的，所以現在我們面臨著一個很大的問題：文學究竟怎么研究。過去陶文鵬老師講，要回歸到文學，這是針對泛文化的研究提出來的。可是既然我們一再在講古代文學就是文史哲不分的文學，那我們究竟怎么研究，什么叫回歸文學本體？這就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我們在對古代文學即所謂的文史哲都在其中的“泛文學”做研究時，還做不做文學性的研究？文學性的研究還是不是我們古代文學研究中的核心問題？這些年，真正對古代文學做文學性研究的課題和論文，我個人認為不是很多，而且做得不是很充分。我感到困惑的第二個問題就是：既然古代文學中文史哲不分，所有哲學的、歷史的都可以算作文學，那“文學性”還算不算我們研究的核心問題？

第三個問題，現在的古代文學研究中，做文獻越來越容易。隨著信息手段的現代化，我們獲取文獻的能力越來越強，過去所謂的珍稀文獻，我們現在都很容易得到，前輩學者可能看不到的東西，我們都能夠看到，這確實給我們現在的研究帶來了很大的便利，但是這里也遇到了另一個問題，即是否還要訓練學生做傳統的學問。近幾年來，我在看博士論文的過程中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我懷疑有的研究生不讀整部書，不讀一部完整的集子。再一個，讀白文的能力也越來越差。我過去每年都看三十多篇博士論文，去年因眼疾只看了二十多篇，可以這樣說，沒有一本的引文文獻在標點上挑不出錯來，那么我們傳統的訓練在現在的技術環(huán)境下還需不需要？

這里面還涉及另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是否還需要做經典的研究。現在還有個傾向，研究一些中小的作家。這些作家沒有被研究過，每個研究都是開創(chuàng)性的，填補空白的。那經典的這些作家還需不需要研究？從近年課題及博士論文選題來看，像李白、杜甫、《文心雕龍》、《文選》的選題都還有，但是越來越少。其實并不是這些經典作家就不能研究了，比如我最近承蒙躍進兄關愛，發(fā)表在《文學遺產》上的論文《唐宋時期李白詩歌的經典化》，研究李白的經典化，涉及李白“天才詩人”的問題。我們一直在講李白是天才詩人，但為什么說是天才詩人，天才在哪兒，我翻了翻文章，很少有人在這個問題上做系統深入的研究?？梢娪泻芏鄦栴}看似研究過了，但實際上還需要研究。而且我認為，研究經典作家，才能解決文學史上重大的、根本性的問題。而研究不入流的作家，很難解決文學史上的一些重大問題。

當下的古代文學研究，從整體上看，確實處于平穩(wěn)而扎實的向前推進過程中，出現了很多有價值的成果，但是上面所說的三個傾向，我個人認為需要引起關注，借此機會提出來，請各位老師指教。

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徐公持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論壇的主題是對古代文學的“十年前瞻”，我擬了一個發(fā)言題，用了《論語》中孔夫子說的兩句話。這兩句話也是文學所老一輩學者中吳世昌先生說的。吳先生也是董乃斌、陶文鵬兩位先生的恩師。1965年5月，我從安徽壽縣搞完“四清”剛回到所里，就有幸趕上文學所組織去潭柘寺春游。吳先生帶著愛女一起去，途中他興致很高，講了很多話，我們一幫年輕人都跟在他后面，聽他介紹潭柘寺的掌故和建筑。吳先生領著我們一路進了三四座殿以后，忽然發(fā)現他的女兒不見了。他著急了，甩開我們就往回走，一直到廟門口，才找到他女兒。原來廟門口有一棵迎客松，據說會對客人搖動樹枝表示歡迎，他女兒就在等那棵樹向她招手呢！吳先生領著女兒回來了，他笑著對我們說：“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眳窍壬f出這八個字，不但風趣幽默，而且意味深長：做事情勇往直前固然不錯，但有時候往后面看看也很重要。

今天編輯部邀請所內外專家學者，舉行以“十年前瞻”為題的學術會議，以示慶祝。我有幸參與盛會，十分榮幸。我們古代文學學科要得到發(fā)展，健康成長，自然應當向前看，著眼未來。我們要以怎樣的精神狀態(tài)和文化準備，來迎接今后的十年甚至更長遠的未來？如何推進學科的正常發(fā)展，并且盡量避免走曲折彎路？為此必須通過深入思考和探討，設計它的優(yōu)化發(fā)展路徑，并且預做各種必要的準備，以開拓學科的新局面，所以做好“前瞻”，是必修的功課，否則學科的發(fā)展將陷于盲目自流的境地，作為學科核心刊物的引領作用也會受到削弱。

但是前瞻也是很困難的事情，需要大局在胸的廣闊視野，要有高屋建瓴的理論思維，還需要深湛厚實的學術修養(yǎng)，以及高度靈敏的超前眼光。本人不敏，除了對學科發(fā)展持總體上的樂觀態(tài)度，堅信“明天更美好”外，我描述不出具體的未來十年學科前景。未來古代文學學科的走向和發(fā)展路徑，研究重心的改進，它與社會的互動關系，研究工作的方式方法變化，學科體制的提升，以及研究人才結構的改善等，這些要素在今后十年的演變，對于我來說，都難以說清。大著膽子設想一下、推論一通、描繪一番也可以，但那是不嚴肅的，我不喜歡捕風捉影。

再說，古代文學的學科特點又加大了前瞻的難度。這個學科公認是人文學科的一個分支，人文學科的研究對象主要是“人”，是對人類的精神、文化、心理、審美等方面的特征和發(fā)展規(guī)律，進行現實的或者歷史的研究，以探求人的生存價值和意義。由此，其發(fā)展的動因，也與別的學科存在明顯的差異。我們很難利用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的原理，或者用生產力發(fā)展和財富分配的統計數字，用一些技術性參數，如數學模式、物理化學規(guī)則、定理、公式等，來模擬和測定人文學科發(fā)展的可能性。另外，人文學科的發(fā)展，比較倚重學者個人的理性思考、道德判斷和悟性發(fā)揮這些要素，所以也不完全能夠以“規(guī)劃”或者“項目”等方式，充當學科發(fā)展的手段，所以事實上這里存在若干不確定性，我們勉強來做人文學科的預測式推論式“前瞻”，有可能陷入“自說自話”“蹈空踩虛”的境地，那是有些危險的，至少沒有多少正面意義，在學風上也不宜提倡。

怎么辦？作為一名古代文學工作者，我認為不妨將“后顧”補充到“前瞻”里來，以“后顧”為“前瞻”的重要內容。我說的“后顧”，不是向后看，走回頭路，而是回顧學科歷史，總結學科的成敗，明辨得失，以設計更好的學科發(fā)展之途。這種以“后顧”為內容或者主題的“前瞻”，就是常說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師”。這樣做，既可避免鑿空立論，虛妄渺茫，又能以史為鑒，實事求是。“前瞻”易虛，“后顧”易實。虛實相生相濟，能夠為學科的未來，辨明更好的方向，設計更好的道路。何樂而不為？

對我們來說，“后顧”的對象主要就是近百年以來的學科史。而百年學科史，基本上對應著20世紀，這是整個中華文明發(fā)展史上意義重大的關鍵世紀。就在這個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由一種古老的傳統“學問”，轉變?yōu)榻饬x上的“學科”。對于一個幾千年的文明古國來說，這是前所未有的、劃時代的巨大進步。將明清時期的文論、詩話著作，與20世紀產生的文學理論、文學史論著相比較，我們就可以看出，無論是著作的內容形式，還是其產生方式及社會意義，兩者都存在鮮明的本質差別，猶如鳳凰涅槃。這是其一。其二，20世紀文學學科，經歷曲折，形態(tài)豐富，既出現過令人驚異的繁榮興旺局面，產生過許多學科巨著，涌現了舉世矚目的多位學術大家，成績斐然，也發(fā)生過嚴重的曲折、停滯甚至倒退。百年學科史內涵非常豐富，值得任何一位理性人士的關注，從它的經驗和教訓中汲取教益?？偨Y百年學科史，是最切實有效改進當今學科體制、尋找學科發(fā)展途徑的良方。學科繁榮的原因是什么，需要哪些條件，為何會發(fā)生學科蕭條，背景情況又是怎樣的？事實俱在，只要尊重史實，不懷偏見，深入理解，即可提升我們的認識，有益于學科建設。如此寶貴的一筆財富，我們怎么可以不去認真總結，反而輕忽無視？事實上已經有不少學界人士，關注這個重要課題，并且做了研究，取得了相當大的成績。例如劉敬圻教授主編的《20世紀古代文學學科通志》（2014年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書五大冊，就較詳細地梳理了百年學科的發(fā)展經歷，涉及不少學科進步和曲折的事態(tài)，探討了一些問題。本人有幸參與了其中部分工作。當然那只是初步的嘗試，遠未達到做總結的地步。實際上對于學科史研究，我們也不應提倡輕率做結論，“一言定鼎”，“一步到位”，還是要尊奉“雙百方針”的精神，在各種意見的交流中逐步推進，以利于長遠的學科建設。要之，我認為有必要做“十年前瞻”，前瞻的好處是開拓思維，鼓勵創(chuàng)新，勇于進??；但如果能夠與“后顧”結合起來，“瞻前顧后”，則可以使前瞻更加充實，更加可靠，更加合理。對于學科建設來說，效益無疑更好。

當然“后顧”也并非輕而易舉之事，它需要從業(yè)者具有堅定的歷史唯物主義立場，持有系統的理論分析能力，掌握盡量全面的文學史料，才能做到去偽存真，揭示歷史真相，把握歷史本質。這些皆有難度。從掌握史料角度說，有些情況雖然距我們不算很遠，但長期被忽略，真相明暗不清，還需要下力氣發(fā)掘、清理。比如五四時期，我們對文學革命派學者的活動了解得很周詳，但對那些“非主流”學者的狀況，則有所忽略。還有二十世紀后期某些時段的一些情況，也有可能受到有意無意的屏蔽。不過這些困難都可以在深入研究過程中逐步解決。習近平在《俄羅斯報》發(fā)表的題為《銘記歷史，開創(chuàng)未來》的署名文章中引用俄羅斯歷史學家克柳切夫斯基的話說：“如果喪失對歷史的記憶，我們的心靈就會在黑暗中迷失?！边@是至理名言。

我這里引用孔夫子的兩句話，就是想說明“瞻前”是離不開“顧后”的，“顧后”能夠更好地“瞻前”，希望《文學評論》引領古代文學學科同行和廣大讀者，努力進入“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美妙境界。

研究古典文學，必須打通文史哲

陸永品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如福瑞剛才所說，我們研究古典文學，文史哲都需要研究，這話沒錯。尤其是先秦兩漢文學，必須打通文史哲，也就是需要研究除了文學之外的歷史、哲學、美學、思想史，這都是為了從側面更好地闡釋文學。為什么這樣說呢？如果不打通研究文史哲，對先秦諸子的研究就不徹底，容易出錯。我舉個例子，《老子》里有這么四句，非常經典：“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很多我平素向他們學習的哲學專家、文字學專家、國學大師，在解釋這四句話時，因為對文學的認識有所欠缺，而產生了一些誤解，比如把“大方無隅”解釋成“大的方形沒有棱角”，這就不符合《老子》的原義了。對此莊子曾做過解釋，說從小的角度去看大的形貌是看不清楚的，而不是說大的方形沒有棱角，這是非常富有哲理的?！按笃魍沓伞闭f的是大的器械因為要花功夫，所以較晚才能做成，這是比喻人才成熟得比較晚。長沙馬王堆出土的《老子》把“晚”字寫成“免”，應當是同音假借，但有學者把“免”解釋為“無”，就失去了原意。楚國郭店簡的《老子》則作“慢成”，“慢”義近于“晚”。我八年前寫了《“大器晚成”辨》，分析了這個問題。一些學者對《老子》的曲解，可能源于不懂文學上的比喻手法，或對老子哲學理解不深。再如有的學者不理解《老子》中為何有很多重復的文句，這是因為《老子》是哲理詩，當時詩篇經常采用“重復”這一文學手法，在《詩經》中就有大量例子。我舉這個例子就是為了說明，研究先秦兩漢文學必須打通文史哲，以此正確地詮釋經典。

四個機遇，三個趨勢

張新科

（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

剛才聽了幾位先生的精彩發(fā)言，我有很多感觸。徐（公持）老師說，古代文學研究一方面要往前看，另一方面也要往后看，說得非常好。陸（永品）老師說，古代文學作品內涵豐富，無論怎樣研究，理解作品原意是第一要務，并舉例說明，我很贊同。詹（福瑞）老師說，古代文學研究是和社會的文化、政治密切相連的，事實確實如此。當下的社會發(fā)展為古代文學研究帶來了很多重要的機遇。從大的文化背景上來說，最近“兩辦”印發(fā)《關于實施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傳承發(fā)展工程的意見》和《國家“十三五”時期文化發(fā)展改革規(guī)劃綱要》，非常重視優(yōu)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fā)展，這是古代文學研究的第一個機遇。近年來國家強調文化自信，這實際上更多的是要回歸到中國五千年的文化底子上來，這是第二個機遇。第三個機遇是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對于中國優(yōu)秀傳統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第四個機遇和高校的關系更大，就是國家“雙一流”（一流大學、一流學科）建設規(guī)劃，從國家層面的“雙一流”到每一個省、每個高校的“雙一流”建設，不但給古代文學研究創(chuàng)造機遇，也為整個中文學科發(fā)展創(chuàng)造機遇?？偟膩碚f，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之下，我們的古代文學研究迎來很多新的機遇，同時也就面臨著許多新的挑戰(zhàn)。展望今后十年，古代文學學科的發(fā)展會是什么樣子，應當考慮到這樣的背景。在這里我主要說三個方面的趨勢。

第一個是研究的綜合化，這應當是未來十年的一個大趨勢。所謂綜合化有三個層次：首先是資料匯編、整理。古代文學研究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成果極為豐富，適時地進行總結與綜合是很有必要的。其實這種總結、綜合的趨勢，古已有之，但還遠遠不夠。從先秦以來幾千年的積淀，需要我們做一些清理、整理工作，為后續(xù)研究提供借鑒。我們從最近幾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的立項上也可以看出，古代文學研究的很多工作首先就是資料的整理，這是這個時代需要做的基礎工作。其次是新手段、新方法、新思想、新理論的融通互匯這一意義上的綜合。唯有如此，綜合才不只是進行成績的統計，而且成為一種追求的永恒的方向。只有這種以創(chuàng)造為形式的融通互匯，這樣的綜合，才能全面地繼承前人的一切優(yōu)秀文化成果，并綜合消化成為自身的一部分，從而促進古代文學研究。這樣的綜合化，是研究者本身的活的創(chuàng)造，是研究者的動力之源。古代文學有幾千年的歷史，在研究上既有一些傳統方法，也有一些新的方法，比如王兆鵬老師用最新的現代信息化手段來研究古代的文學，取得重大成果。方法上的綜合，還包括中國傳統的方法和國外一些研究方法的綜合，這在未來幾年中可能是比較重要的綜合。再次是學科融合，我們雖然研究古代文學，但仍然脫離不了其他學科，例如一個考古發(fā)現可能會給古代文學帶來一種新的觀念、新的資料。古代文學與其他學科有著共同的研究領域，如哲學、心理學等，各自所取得的成果都有利于對方的發(fā)展。隨著各個學科的不斷發(fā)展，古代文學的綜合化趨勢將愈來愈明顯。當然，古代文學學科要與其他學科相融合，但也要以文學本位為前提。未來十年的這種綜合可能是一個比較重要的趨勢。

第二個趨勢是理論的提升和創(chuàng)新。研究主體的理論水平，決定了研究成果的水平，應該在資料整理基礎上進行理論化的工作。我們所說的理論化是指，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更新觀念，用現代意識、現代精神和現代價值去把握古代文學，提出問題，深入研究，做全面的全新的審視，但同時又要立足基礎，實事求是，不把今人的思想強加給古人，不做貼標簽的工作。當然，還要對理論本身和研究本身作理性反省，避免生湊硬套，做形式化的工作。我們現在影印了很多古籍，一些比較大的工程都是成百冊、成千冊地進行古籍影印，這是研究的基礎，很有必要，但僅僅影印出來，還是不夠的，因此未來提出問題，解決問題，這種理論化的走向，應當是資料輯錄外更重要的一步。到了我們這樣一個新的時代，系統化、理論化的色彩會越來越濃厚。剛才詹老師提到李白的經典化問題，這就是一個理論性的問題。我這兩年也在做一個國家課題是關于《史記》的文學經典化，深感理論化在任何時候都是重要的，如果沒有理論，只是一些資料的匯編，是遠遠不夠的。總而言之，理論化是普遍抽象性的提取，這意味著在求真基礎上進一步求深。理論是統帥，今后古代文學研究在這方面會進一步強化。

第三個趨勢是世界化。面對社會的經濟一體化、文化全球化的世界化趨勢，我們的研究不可能只局限于國內的圈子。世界成為一體，古代文學研究也應走出國門，在世界化大背景下開展研究。應當看到，在某些方面，國外學者的研究甚至超過了我們國內的研究，但也由于缺乏互相交流，國外的研究有的尚在重復一些國內早已拋棄的陳舊觀點，甚至一些錯誤的觀點。國外的新觀點、新動態(tài)我們掌握得也有限，這與時代發(fā)展是不相適應的。所以，世界化就意味著相互交流，在異質文化的交互中去理解和研究古代文學。加強國際學術交流，不僅能促進古代文學研究水平的提高，而且能進一步在世界范圍內宣傳普及中國文化，對于弘揚我國優(yōu)秀的傳統文化也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在世界化的背景下，我們的研究應以中國為基準，以世界的眼光立足于本民族，立足于本土文化，這樣才不是空中樓閣。唯有立足于自身，才有可能更好地去交流，在交流中又發(fā)展自身。近年來古代文學研究與海外交流已經很多，改革開放以后，國際化程度越來越明顯，坐在我們對面的葛（曉音）老師、汪（春泓）老師都在國際化方面邁出了很大的步伐。我相信未來十年里我們在國際化方面會有更大的發(fā)展，比如目前國家課題里就專門設立了“中華學術外譯”的類別，就是要把中國的優(yōu)秀學術著作翻譯介紹到國外去，這是很好的舉措。要與世界接軌，我認為還要做好兩方面工作，一是學術研究人才隊伍需要不斷壯大，二是要把精品成果拿到世界上去，中國古代文化的研究，應當是中國人坐第一把交椅。

以上是我對未來十年古代文學研究的展望，也是未來十年努力的方向，不妥之處請大家批評指正。

今后古典文學研究的可視化趨勢

王兆鵬

（中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非常榮幸參加今天的座談。根據大會命題，我準備談一談今后古典文學研究的可視化趨勢。

可視化會是未來古代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發(fā)展方向。為什么這樣說呢？第一個原因是時代的需求?，F在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讀屏和讀圖的時代，閱讀方式的變化，文化傳承載體的變化，對古代文學研究提出了新的時代要求。第二個原因是我們的研究對象——文學，本身具有這樣的適應性。文學本來就是用形象反映生活的，與讀屏、讀圖時代恰好對接。第三個原因是，可視化在實踐上具有可行性。最近學界在這一方面也做了一些嘗試，取得了不錯的效果。文學所劉京臣老師就做了相關的課題。我做的“唐宋文學編年地圖”，今年3月24日上線后，當天的瀏覽量達到110萬，次日達到220萬。一篇微博文章，截取了其中的六幅地圖，包括李白、杜甫、王維、韓愈、蘇軾等人的行蹤圖，每個人只有幾句話，一周內閱讀量達到188萬?？梢娮x圖在當下移動端的傳播速度是十分驚人的。唐宋文學編年地圖，作為學術項目，在用戶體驗和界面友好上考慮得還不夠，正在計劃開發(fā)2.0版。我舉這個例子是為了說明，大眾實際上是關注我們古代文學的，關注我們的學術研究成果的。我們總是說，我們被社會邊緣化，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社會被我們邊緣化。我們沒有考慮用大眾喜歡的方式去滿足、適應他們的需求。我覺得我們古代文學研究在這方面大有拓展的空間。

可視化不僅僅是一種呈現方式的變化，其實還是一種思維方式、研究路向和研究方法的變化。這里至少有四組結合或融合的關系。第一是文學與藝術的結合。可視化，要注意圖形的選擇與配合，包括色彩、光線的選配與設計，都需要有藝術感，要整合繪畫、攝影與音樂的經驗。第二是文學與技術的結合?！盎ヂ摼W+”給社會生活帶來了許多革命性的變化，而文學不能總是固守在原來傳統的圈子里?，F在的數字技術，特別是GIS技術、繪圖技術和實境虛擬技術，如VR、AR、MR等，都為我們的可視化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支撐。今后這些技術會更多地參與到我們的文學研究中來。第三是文學與地理的結合。文學活動，不但發(fā)生在時間里，也發(fā)生在特定的空間里。過去我們更多地關注時間維度，這幾年學界雖已開始關注空間維度的文學史，但關注較多的是人文地理和文化地理，其實自然地理、地景地貌等方面也值得我們去關注，它有助于我們對作品的深度理解。第四是定性與定量的結合?？梢暬囊粋€重要呈現方式是圖表，而圖表需要數據來支撐，需要定量分析的結果。當下這個大數據時代，為圖表的呈現提供了方便。圖表呈現，直觀、明了、簡潔，比文字說明更有優(yōu)越性?？偟膩碚f，可視化是一種方法的融合，是思維方式的改變。

那么有哪些東西能可視化呈現呢？文學研究中的作家、作品、傳播、接受、文學史、學術史等維度都是可以通過圖表、地圖來呈現的。

創(chuàng)作主體方面，至少有三個層次：一是作家的活動軌跡可以全景呈現。例如我們的唐宋文學編年地圖，取得了不錯的效果，在海內外引起了比較大的反響。二是作家活動的地理環(huán)境可以得到呈現。這既可以實地勘查、田野調查，也可以借用衛(wèi)星地圖。臺灣中山大學簡錦松教授，近年致力于“唐詩的現地研究”，出版了相關專著，很引人注目。他每年暑假都帶著團隊來大陸做實地考察，比如考察運河故道等，從中發(fā)現了我們過去從紙本文獻中看不到的東西。三是作家的社會活動交往關系，可以用社網圖來表現。這方面浙江大學的徐永明教授做了一些有益的嘗試。社網圖，非常形象直觀，能看到每位作家在社會關系中處在什么位置，受到哪些人的影響。哈佛大學的CBDB數據庫為中國古代作家的社會關系研究，提供了強大的數據支持。此外，作家群體、流派的地域分布，包括動態(tài)分布、靜態(tài)分布，以及作家群體的社會流動等，都可以通過地圖、圖表來呈現。

作品本體方面，第一是作品的意境、情景可以還原再現。目前市場上已有一些相關產品，比如用動漫來呈現唐詩的意境等，但深度不夠。近年來我在課堂上講唐詩宋詞欣賞時，都會布置學生以視頻的形式來呈現作品的鏡頭感和畫面感。我有一個團隊正在嘗試做這方面的產品。張新科教授那邊也在籌建文學虛擬實驗室，想用VR、AR等實境虛擬技術還原唐宋詩詞，將會有令人驚艷的效果。第二是作品中涉及的地景、地形、地貌的還原與再現。比如，范仲淹《漁家傲》的“千嶂里，長煙落日孤城閉”，似乎不難理解，但是到了今日甘肅慶城的寫作現場以后，會有全新的體驗與感受。如果用VR技術來還原，可以非常逼真地再現范仲淹當時的創(chuàng)作現場，從而更準確地理解詞作的審美意蘊。現在我們讀作品，常常是根據閱讀經驗去闡釋，如果不做實地勘查，很容易誤讀和誤解。只有身臨其境，才能體會范仲淹當時的心境和想要表達的情思。第三是作品的寫作現場和表現現場的再現。寫作現場和表現現場有時是分離的，唐詩中有很多邊塞詩是在內地寫的，哪些是真實的現場書寫，哪些是想像或記憶的書寫，二者有何區(qū)別，與作品意境的創(chuàng)作有何關聯，值得深究。

在文學傳播和文學接受方面，如傳播方式、媒介、途徑和接受過程、接受效果等，都可以用可視化的圖表來呈現。文學史和學術史的變遷，也可以用地圖、圖表來呈現。這方面我正在努力，兩三年后會有相關的研究成果推出。

至于可視化的意義，它不只是一種表達方式的變化，更可以帶來學術研究范式的變化。以唐宋文學編年地圖為例，它首先會帶來文學呈現方式的三大變化：一是變選擇性呈現為全景性呈現。紙本容量的有限性，迫使我們對文學史實進行選擇，我們認為有價值的、有意義的就呈現，認為沒有價值、沒有意義或價值意義不大的就不呈現。只呈現經典，而不呈現非經典。這種選擇性呈現，過濾和遮蔽了許許多多非常生動的文學史細節(jié)和過程。而容量無限的數據庫，就可以全景式地呈現文學發(fā)展的全貌，文學發(fā)展的細節(jié)、過程、場景，會更加清晰而完整。二是變間斷性呈現為連續(xù)性呈現?，F在的文學編年史，都是間斷性的呈現，即使是李白、杜甫這類大詩人，他們的事跡和作品，在文學編年史中也并不是每年都被呈現，只是呈現他們有重要作品和重要活動的年份。而我們的文學編年地圖，不考慮重要不重要，只要他在場有活動，就全面呈現。三是變未知為可知。所謂未知，是說唐宋詩詞的作者中，僅有少數人的生平是清楚完整的，大多數作家的生平不很清楚。那些生平不清楚的作家，紙本的文學史就無法呈現。而電子數據庫，只要一個作者有一點時間信息，比如什么時候在世，或哪一年中進士，或哪一年跟誰有交游，就可以把他的生活年代模擬出來，讓他在文學場域中成為在場的作者，進入我們觀察研究與統計分析的視野。

其次是帶來文學史認知方式的變化，即從限知視角到全知視角的變化。過去我們看一個作家，只知道他人生歷程的幾個點，現在對他整個一生的軌跡都能看得很清楚，將模糊變?yōu)楦咔?。過去是時空分離，現在可以時空合一，同一時間內不同空間的作家群、同一空間內不同時間的作家群，都能全景地呈現他們的生活鏡像和活動軌跡。我們之前研究文學空間地理，主要依據作家靜態(tài)的籍貫地理，現在我們能夠依據作家的活動空間來探討文學的發(fā)展流變，發(fā)現的問題會比以前多得多。

可視化還可以倒逼我們發(fā)現文學史中很多潛在的問題，促使我們做更深入的研究。可視化是前端產品，后臺需要大量的史實和數據來支撐，這方面的基礎工作現在做得遠遠不夠。當你做可視化時，會發(fā)現很多想要的史料沒有，很多想要了解的問題不清楚，這就倒逼我們去做新的開拓與研究。比如，現有的年譜一般只關注時間信息，而不太關注人事活動空間的地理定位。做可視化呈現時，要求空間信息與時間信息一樣具體細致，這就要求我們今后做年譜的思維路向做出相應的調整和補充，以適應新的研究范式的需求。

二十年前我預感到，文學傳播與接受研究，將是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增長點，現在已經變?yōu)楝F實。如今我堅信，可視化將是未來文學研究的必然趨勢，會成為文學研究中一個新的學術增長點。目前，國家大力提倡傳統文化要“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又有數字技術做支撐，我們應當去擁抱讀屏、讀圖時代給我們提供的機遇與挑戰(zhàn)，開拓古代文學研究的新格局、新紀元。

文學史當返歸劉勰

汪春泓

（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

謝謝文學所給我一個機會，出席這么一個高端的會議，坐在身邊的都是我佩服的老師輩，感到十分惶恐。我沒有準備講稿，就是順著剛才徐先生的講話“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我想到另外八個字，就是“仰之彌高，鉆之彌堅”。我讀文學所辦的《文學評論》《文學遺產》這兩種重要的刊物，從中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論文。為《文學評論》六十年紀念寫的文章里，我有很短的一篇，講我在二十多歲時寫的一篇論文發(fā)表在《文學評論》上，這一發(fā)表就改變了我人生的規(guī)劃，從而讀了博士并有幸到北大去教書，所以我總覺得自己一生的幸運都跟這篇文章有關，否則我在這個復雜的社會里肯定難以得到自己的一席安心之地，因此我衷心感謝《文學評論》。

講到現在的學術，現在的論文和著作都越來越多，在世界上發(fā)表的論文也越來越多，但真正的精品實際上不多。在最高端的刊物，如《文學評論》《文學遺產》《中國社會科學》及一些學報上，發(fā)表的論文常給人以啟發(fā)，讓人感到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人文學科取得了很大發(fā)展，涌現了很多成果。這些成果的代表都是在高端的刊物上發(fā)表或由好的出版社出版，證明改革開放對學術研究的促進是非常正面的。我們都是借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才能在這個時代讀讀書寫寫論文，一方面感到非常幸運，另一方面感到十分慚愧。慚愧的主要是在前輩老師的參照下，產量不高，還常?；谄渖僮?。葛曉音老師發(fā)表在《文學評論》上的論文《論初盛唐絕句的發(fā)展》，那一年得了論文獎，這樣的論文我覺得一生中能寫出一篇都是很光榮的。在現在這樣一個良好的形勢下，如何跟上學術前進的步伐，這是我以后希望能好好思考的問題。另外我在研究中越來越覺得，在唐前文學的研究當中，像躍進先生他們做的文學編年，其實是一個文章學的編年，收的作家作品不是文學史講的詩文、戲曲、小說?！拔恼隆边@個概念使得當時有巨大影響的作家作品進入我們的視野，比如《文心雕龍》很推崇的司馬相如、揚雄、枚乘、枚皋、王褒、班固、張衡等，這些人在我們的文學史里似乎并不是太重要，但在劉勰的視野里恰恰是十分重要的，我覺得我們將來重新看這段文學史時，應當要有文章學的眼光而非現在這種狹隘的文學史的眼光。劉師培那么重視蔡邕，我看現在的文學史對蔡邕也不是特別重視，再回歸到劉勰，他對蔡邕也是十分推崇的，所以我自己覺得應當轉變觀念，從劉勰的文章學角度來看待唐前文學。

關于未來十年的三點想法

葛曉音

（北京大學中文系）

今天上午聽到好幾位老師高瞻遠矚的宏論，我這個人向來不善于做宏觀的思考，有些想法其實與詹老師比較接近。這里只從一個很窄的范圍談一談現在古代文學研究還有哪些不足，我們未來這十年還能做些什么。

第一個問題，剛才詹老師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我覺得今后十年古代文學的研究重心還是應當放在文學史主流問題的探討上，像重要的作家、重要的文學現象、轉變的環(huán)節(jié)、漸變的趨勢等。我們所說的文學史主流問題是指以發(fā)展的眼光來考察古代文學，這與“編寫文學史”不是一個概念。目前看到很多文章，感到古典文學研究的廣度是前所未有地拓展了，學者們關注到了很多前人不太注意的材料、作家與文學外圍的現象等。這些當然都是很有必要的，但是相對來說反而是主流文學現象的研究突破不太大，這點日本學者也有同感。我最近收到一位日本學者的電郵，坦率地說他們很關注我們的研究，覺得中國的文章發(fā)得特別多，但是重復性高，相似性高，突破不大。這個看法還是很值得我們反思的。就拿唐代文學來說，近三十年來雖然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現在回想一下，許多作家其實都還沒有深入的研究。特別是大作家，八九十年代我們還是有過一些比較深入研究的，但本世紀以來，關注的人少了。如李白、杜甫，很多人覺得前人研究已很充分，似乎沒什么好研究的，就不敢去碰。還有一些名家，如高適、岑參、劉長卿等，盡管對這些作家的生平和風格都做過一些基本的評介，而更深一步的研究，特別是把他們放在文學發(fā)展的脈絡中去看的話，我覺得還是有很多不同的視角可以做。還有些作家雖然相關的論文不少，但解決的問題不太多，而重復的論述太多。我理想中的對文學史主流問題的探討，應當在原來研究的基礎上再深挖下去一層。以北朝文學為例，大家知道其實近三十年來，魏晉南北朝文學的研究還是推進很快的。我最近看到一些年輕學者的文章，給我以很大啟發(fā)。比如蔡丹君抓住從鄉(xiāng)里社會到都城這個角度，深入一層去挖掘北朝文化修復和發(fā)展的土壤，發(fā)現了很多面上的史料所沒有說清楚的問題。最近我又參加了袁行霈老師一個博士生的預答辯，她著重從大量常見史料中爬梳北朝主流文人群體之間的關系，如北朝“三才”中邢邵、魏收之間的關系，不但挖得很深，論證也非常貼合歷史事實。這類研究把史料中潛藏的深層次問題挖到面上來，就使這段文學的面貌越來越清晰。如果我們其他時段都能做一些這樣的工作，文學史研究可以從整體上往前推進一步。

第二個問題，我覺得深入探討文學的發(fā)展，恐怕還是要內因與外因兼顧。我覺得目前的傾向是，研究者更偏向于外因，這從現在博士生的選題就能看出來。雖然我在課堂上總是提倡大家不要到現成的史學、哲學的成果中去挖掘選題和靈感，但還是有不少同學這么做。我想這可能比自己從文本中發(fā)現問題更容易，因此稍與文學沾一點邊的外圍因素全都被找遍了，可是對文學本身內在規(guī)律的學理性探討，相對仍比較欠缺。當然這里也有原因，一個是與傳統偏見有關，總覺得文學藝術性的研究很難做得深入，好像是軟學問，不如文獻的整理和考據“過硬”。其實我覺得學問的“軟硬”還是看你怎么做。有時候從考察藝術表現入手，同樣能解決版本研究所要解決的問題。舉個小例子，最近看到田曉菲的一篇文章，寫到關于王績《王無功文集》五卷本的三個清代抄本。她做了很多版本比對的工作，希望重建王績與庾信的關系。九十年代初我用韓理洲會校的五卷本，也曾注意到這個問題，在《山水田園詩派研究》這本書里，專門用了半節(jié)的篇幅寫庾信對王績的影響。我是從田園詩創(chuàng)作方法這個角度來講的。后來讓一位碩士生做了一篇《從庾信到王績》的碩士論文，前幾年發(fā)表了。她的舉例比我更廣，不僅從田園詩的角度，還從王績整個家族背景及其他一些史料中，證明王績的確受到了庾信的影響。我舉這個例子的意思是說，我們可以殊途同歸，從版本考據的角度，可能發(fā)現一些作家之間的聯系；但如果我們從文學藝術的表現原理上去考察，同樣能發(fā)現這個問題，并可能論述得更為透徹，當然前提是要有完善的版本為依據。版本和考據工作最終仍是要為解決文學問題服務的，所以我認為文學藝術性研究是否為“軟學問”，應當有更正確的認識。再一個原因是，文學藝術性的研究需要以讀懂文本為基礎?，F在不少博士生缺乏文學感悟，好像看不懂詩人的創(chuàng)作意圖。這是很令人憂慮的問題。沒有細讀文本的基礎，就很難理解古代詩論中一些模糊的、印象式的、感性的話語，所以我覺得要解決這個問題可能還得從古代文學研究的基本訓練開始做起。

第三個問題是，目前刊物發(fā)表的論文選題和科研項目的設計密切相關?，F在項目的申報人以中青年學者為主，多數項目是在博士論文基礎上的擴大，刊物上的論文，也都是這些項目的階段性成果。我覺得這個是完全可以的，但是也存在一種傾向：為了提高申報成功率，不少項目選題普遍追求過分宏觀，有的大而無當；有的本質并無新意，卻換了很多新名詞和新提法；還有很多是趕時髦，比如前幾年流行研究地域文化，我看到的項目申請差不多有一半都是這方面的。一個項目一般只有兩三年的時限，其間如何完成如此宏大的題目，如何深入下去？我建議提倡中等規(guī)模的、務實的學術規(guī)劃。如果學者能在自己可以完成的時限，如三四年內，解決一些不大不小的問題，就很不錯了。這次討論的主題是“十年前瞻”，十年這個時限不長不短，比較大的課題只能做一個，比較小的課題能做兩個，如果每位學者對自己今后十年的工作都有一個比較實際的規(guī)劃，就能多出些扎扎實實的成果。

未來十年宋代文學研究之我見

陶文鵬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剛才幾位專家都說得很好，特別是兆鵬的成果，我是“科盲”，覺得他將來的成果一方面能夠普及我們的研究成果，為大眾服務；另一方面，文學研究中的一些東西僅從文字上是不能解決的，將來能用可視化的方式去呈現，會很有參考價值。另外葛曉音、詹福瑞兩位，很多話都說出了我的心聲。會議以“十年前瞻”為主題，從我的學科來看，就說說宋代文學的未來十年應該做些什么。

第一，加強《全宋文》的研究?！度挝摹酚?60本，18萬篇，有多少億文字，都還沒有被充分利用。宋文最能展示我們的民族特點，雖然有相當一部分是文學性不強的，但其中還有很多碑、銘、誄、題跋、連珠體等，在世界上都是很獨特的文體，都可以成為研究選題的來源，展示中國古代文體的豐富多彩。

第二，加強對經典的研究。詹福瑞寫的《論經典》我拜讀了，幫助我們重視經典。任何時候，研究經典都是古典文學研究最需要完成的任務。隨著時間推移，研究經典的難度越大，但越需要有人不畏難去研究它。葛曉音在《文學遺產》發(fā)表了兩篇文章，一篇是《杜甫五律的“獨造”和“勝場”》，一篇是《杜甫長篇七言“歌”“行”詩的抒情節(jié)奏與辨體》，我見到人就說：你們要研究藝術性，就要學習這兩篇文章，寫得很好，又很深入，我想挑一點小毛病都挑不出來。葛曉音對文體、對詩體的研究很透，再加上對杜甫的深刻感悟，別人研究不出來。這種研究的難度很大，沒有真功夫不行。

第三，加強宋代文學理論研究?，F在中央號召我們加強理論思維，提高理論水平，這很好。《宋詩話全編》十大本，那么多宋代詩論，至今還沒有人做充分的研究。另外還有《明詩話全編》十本，也是一樣，希望年輕人在宋代詩論、詩學史研究上能多做一些工作。搞古代文學研究的人，容易把更多精力投入到讀懂古代文學文獻上，對理論的學習就比較忽視，所以應當加強理論思維，提高理論水平。

第四，從新的角度切入去研究宋代文學。最近我看了作家祝勇寫的《在故宮尋找蘇東坡》。這就提示我們可以從繪畫、書法等藝術的角度來研究蘇東坡，比如蘇東坡是以什么心情寫了《寒食帖》，這為我們提供了很多新的視角。剛才葛（曉音）老師說有人認為研究藝術不是學問，這不對。我很同意葛老師的看法。研究藝術的難度是比較大的，你對作品既要讀得懂，又要讀得細，還要有文學感悟，有審美的創(chuàng)造性的發(fā)明，有理論支撐，不開動腦筋是做不出來的。如果沒有一點理論思維能力，沒有審美感悟能力，搞藝術研究是不行的。為什么要搞藝術研究？研究文學從文化、史學、哲學各個角度切入都可以，但文學畢竟是審美的，總結古人的藝術創(chuàng)作手法、經驗、規(guī)律，這是今人的責任，比如發(fā)現一個審美范疇，比如葉嘉瑩先生發(fā)明了古典詩詞的“弱德之美”和“興發(fā)感動”。同時，我們也不要忽視文學史上主流、重大問題的研究。我經常和大家說，第一，不要讓文學為別的學科打工；第二，要多研究中觀問題，即文學史上的現象、群體、流派、思潮，各文體的關系、地域、時段等，單篇論文如果選擇中觀問題就很容易發(fā)表。馬東瑤從北大畢業(yè)后給我的第一篇文章叫《論北宋慶歷詩風的形成》，我一看題目就想發(fā)表，十幾二十年前，人家都研究元祐詩風，她研究慶歷詩風，文學史都沒寫過的宋代第一個詩歌高峰，這篇文章很快就發(fā)表了。第二年她又來了一篇中觀文章《論司馬光及其洛陽文人集團》，我說你真會找題目啊，這個問題別人根本都沒有研究過。此文又發(fā)表了。之后她又來一篇文章《論宋人對“九齡風度”的接受》，又讓她發(fā)現一個問題，又發(fā)表了。文學史上的中觀文章寫作，要讀大量的書，要多方面思考，才能發(fā)現問題，它既不是單純的作家個案研究，也不是很宏大的課題。

我想說的最后一個問題，是要以中為主，中西交融，古今貫通。像錢鍾書的研究，以中為主，也比較、參照西方的文學理論與創(chuàng)作，這樣才能建立起中國的理論體系，建立具有中國氣派、中國作風的學科體系和學術話語。

補課也是開新

董乃斌

（上海大學文學院）

今天的題目是前瞻古代文學研究，我對前景是樂觀的。我可以從我切身的體驗講起。我是因為喜愛文學，才走上這條路的。中學的時候，有幾篇作文寫得不錯，被老師在課堂上念了出來，激勵得我越發(fā)熱愛語文，對數學、物理的興趣慢慢就減弱了。高中畢業(yè)時，我們班的同學都上醫(yī)學院，有的保送，有的自考，全班大概一半左右的同學進了醫(yī)學院，現在都成了資深的名醫(yī)，只有我進了中文系，但我并不后悔，也不覺得苦。當然我有時也感到孤立，不少人認為我們鉆故紙堆，研究來研究去，寫些文章或專著，能解決什么實際問題呢？我們工作的意義，他們不太了解，我也無法和他們爭論。要講清楚文學研究，特別是古典文學研究在現實生活中的意義，確實并不容易。但我堅信不移，而且無比熱愛，所以總是樂此不疲。事實上，古典文學研究還有很多事情可做。就文獻資料而言，未經整理的還很多，有待發(fā)掘的也很多，至少今天還看不到盡頭，因此要閱讀和研究的也就很多。在我看來，這其中就蘊藏著無窮的樂趣，是發(fā)現的樂趣啊。除了文獻，要思考的理論問題也很多，微觀的，是如何理解文學史的每一個細節(jié)；宏觀的，則像究竟怎樣概括我們的文學史，中國文學的特征和發(fā)展規(guī)律究竟該如何描述，中國文學的優(yōu)長和不足都有哪些，與建設今天中國特色的新文學新文化的關系如何，等等，都是需要思考研究和討論解決的。我們這輩子做不完，恐怕在座的年輕朋友，你們也做不完，還需要后來人繼續(xù)做。

回想起來，我在文學所三十多年，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研究文學史，主要是唐代文學。在多年與老先生們的接觸中，我有一個感受，就是我們與前人有所不同。在座的同學們也好，我們也好，讀書是為了科研，往往是領了任務，為了從中尋找問題來做文章而讀書，號為“占有材料”，但前人們、大師們好像不是這樣讀書的。他們從小念書就是念書，至少有一段時間是這樣。俞平伯、錢鍾書他們念四書五經、唐詩宋詞的時候，并不是為了要寫什么文章，而只是按部就班一本本這么念過去。念多了，積累厚了，學問大了，自然會發(fā)現一些問題，讓他們寫文章，他們就能寫，寫起來能夠觸類旁通，左右逢源。這跟我們研究什么，準備寫什么，才去念什么，是很不同的。我們基礎薄、眼界窄，往往就事論事而已。為寫文章而念書，往往目標明確，這當然也好，但往往自己劃的范圍不大，只是為寫而念。這也是我們自身的條件和環(huán)境決定的。

我覺得自己現在比以前好些，讀書比較自由了。不過，完全自由隨意也不可能。我的讀書經歷使我常常想起自己剛到文學所的時候，古代室主任（當時還稱研究組組長）余冠英先生與我的談話。那是第一次和余先生談話。他說：“不要以為你在大學里已經學得不錯了。分到我們這里來，給你三年的時間，你要好好補課，三年以后看能不能勝任研究工作。如果能做，你就留下來，如果不能，三年后就只能調走。你們來之前，剛調走了一批年輕人，當然都給他們安排了很好的工作，但是我們要選擇特別有培養(yǎng)前途的人留下來?！边@個話給我的壓力很大，尤其是“補課”兩個字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用現在的話來說，余先生這次談話的關鍵詞，就是“補課”二字。經過幾十年的實踐，我發(fā)現，實際上確實是在不斷地補課，余先生講得真是中肯，可謂一語中的。比如中國文學史，在大學里，只學到了一些基本的東西，上的課只是中國文學中非常小的一個面，很多是浮皮潦草地過去，只有幾門專題課稍微細一點，要做具體研究必須重新學習，然后深入鉆下去。在文學所，我長期地補唐代文學的課。現在因為要研究中國詩歌傳統，不得不補更多的課。其實，補課并不是倒退，而是開新，對我自己來說，是開辟新領域。

最近我在重新補讀《詩經》。講中國詩歌傳統，繞不過《詩經》，可我對《詩經》卻沒下過功夫。這對我來說是個非常大的缺陷。這方面，徐公持就比我強多了。他的碩士論文是《詩“興”發(fā)微》，他那時候已經對詩“興”進行“發(fā)微”了，并以這篇論文進了文學所。但是我以前沒有好好讀過《詩經》，只是看過一些選注、譯本，這當然是不行的。書到用時方恨少，所以我的體會是一些基本典籍還是越早讀，讀得越全、越系統越好。

我們現在做的課題叫做“中國詩歌敘事傳統研究”。詩歌，以前都是講抒情，“詩言志”“詩緣情”。再加上1971年旅美學者陳世驤先生在美國亞洲學會做了一個學術報告，講“中國文學就是一個抒情傳統”，拿來跟以“敘事”為特色的西方文學比較。陳先生的觀點傳到臺灣后引起了轟動，抒情傳統的研究和闡發(fā)形成一股思潮，延續(xù)了四十年。當時中國還在“文革”期間，因此對中國大陸的影響不大。等改革開放后，影響逐漸大了起來，我也就知道了。但看了陳先生的文章和一些臺灣學者的論著之后不禁產生疑問：難道中國文學只有一個抒情傳統嗎，有沒有敘事傳統呢？敘事傳統是不是遲至宋元小說以后才開始的呢，此前是否存在？古代文史不分的情況又該如何看待如何解釋？詩歌中，比如《詩經》作品中有無敘事成分呢？講中國的文學傳統是不是應該講“兩個傳統”呢？從文學史的實際情況看，單用抒情傳統來貫穿，把抒情傳統說成唯一，顯然有些片面，用敘事傳統與之并列來講，以兩大傳統貫穿文學史，似乎更為恰當，于是就有一個如何對待風行了四十年的“抒情傳統說”的問題。我認為，這說法并不完全錯誤，個別學者一反舊說對其全盤否定，這個彎怎么轉過來的，我不明白。我們可以對抒情傳統說做出批評、修正或補充，但我不贊成簡單批倒。對這類學術問題，我主張中庸一些，要以“文革”“推翻”“打倒”式的批判為戒。我注意到《文學評論》現在也開始關注這個問題，發(fā)表過我們課題組中一位年輕同志李翰的文章，我們非常感謝。最近還發(fā)了一篇李春青談抒情傳統的文章，雖然我的觀點與他不完全一致，但此文理論水平很好，值得學習。就這個問題而言，我覺得可以各有各的角度，百家爭鳴。

時代前進了，一代有一代的學術，我們已經不具備以往學人、大師那樣的讀書條件，也沒有他們那樣的童子功，但我們也有時代給予的新條件、好條件。我們只能根據自己的情況采取較有效的讀書方式來進入學術。我想，接受任務是一種途徑，問題意識是又一途徑。我們需要善于在閱讀文學經典、一般文獻和他人論著的過程中發(fā)現問題，然后抓住問題不放，慢慢深入下去，鍥而不舍老老實實地補課，以取得在某個問題上的發(fā)言權。既然講中國的抒情傳統也好，敘事傳統也好，都繞不過《詩經》，那么必須將它作為詩歌的源頭去重視，所以我就得認真補課，補得吃力，也補得快樂。

年輕人自然應該要多讀書多用功，但也要有分寸，要注意身體，不要提前預支生命。英年早逝總是不好的。不要說十年，就算再來十年，二十年，書也是讀不完的。中國古代文獻實在太豐富了，還有很多沒有發(fā)掘的，即使盡其一生，也是看不完的。文學所的老前輩老領導都很有眼光，早期每年花一筆錢讓圖書資料室到外地甚至農村去收書。圖書室主任汪蔚林先生就為此出去過好幾次。他曾開過書店，懂書，會買書，給文學所買了好多很寶貴的東西，包括手稿和一些手抄的孤本之類?！拔母铩鼻皼]來得及整理，“文革”中裝在戰(zhàn)備箱里藏到干校附近雞公山（在河南）的山洞里，后來又運回北京。我們當時曾搬運過這些箱子，卻沒機會看里面裝的書。所以我很羨慕現在的年輕人，他們現在就可以看這些書了，并且把這些書逐步整理出來，回饋社會，讓大家都可以看到。張劍等幾位年輕學者主編的“稀見史料叢書”有一部分就是從中選出來的。這是一套很有意思的史料書。錢鍾書先生晚年看什么書呢？有一次我去拜訪他，他就在看這一類小書，一些薄薄的、卷在手里就可以看的小冊子，包括史料、筆記、雜記等。看這些書也是我們晚年非常好的享受，讀書真成了一件很快樂的事情。

我們的工作是干不完的，是很有前途，很有趣味，非?？鞓返摹０l(fā)文章當然快樂，但不發(fā)文章也很快樂，所以就能不斷地干下去。大概你們也能從我們身上看到你們將來是什么樣子。但是我可以肯定，你們會比我們要好更多。我們浪費了整整十年，你們會干得比我們好?，F在的學術氣氛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所以非常羨慕你們，也想回到你們這個年紀，可惜時光不能倒流。讓我們共勉吧，大家都多保重，也要努力——不努力也會到七十歲的，努力也會到七十歲的，當然還是努力好。

對文本和人的深入理解是創(chuàng)新的基礎

劉寧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今天發(fā)言的前輩先生都為我們的學科樹立了典范。我的求學之路，就是讀著各位老師的書走過來的。我和與我年紀差不多的朋友，困惑都非常多；我問過我的一些學生，他們的困惑似乎比我們還要多，所以今天聽各位老師高瞻遠矚的分析，心中特別有感觸，很受啟發(fā)。各位老師的發(fā)言其實都針對著現在的一些特定現象，這些現象大家也都很熟悉，所以聽起來收獲甚豐。雖然我現在年紀不大，但也經歷了中國學術很多潮流的變化。比如二十年前海外中國學特別引起大家的興趣，但到了現在，好像海內外的學術幾乎可以同步，彼此的交流障礙少了很多。最近二十年出現了不少學術潮流，經歷過這些潮流的起伏變化，我覺得一個古典文學研究者如果要走出自己的路，可能有兩個問題特別重要。

第一個問題是，研究者有沒有深度解讀文本的能力。剛才葛老師也提到了，現在似乎很多人不太關心對文學文本的解讀能力，認為有新視角就可以解決問題。但是，很多新的視角，如果不是立足于文本，不是真正深挖文本讀出來的，往往比較表面和外在。文本的解讀能力是非常關鍵的，很多老師提到對跨學科研究的關注，在跨學科的過程中，如果沒有深度的文本解讀能力，可能也很難發(fā)現有價值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我覺得在古典文學的研究中，作家與人的問題其實非常重要。我記得在一次答辯中，一位老師說：其實給學生選一個文學史上的問題讓他去做還相對容易，但是如果真正讓這個學生圍繞著對一個作家的整體了解去選題，其實非常難。比如學生如果對杜甫能有非常全面深入的了解，從而選擇一個題目去做的話，難度就是很大的；但如果讓他做一個“宋詩中的時間書寫”，反而比較容易完成。這種話題式的、規(guī)劃性很強的研究，現在有很多，可是我覺得對于人的深度了解好像越來越弱，但很多話題和理論的思考，如果不能落實到對作家的深入理解和把握上，可能就空泛。我現在對陳貽焮先生的《杜甫評傳》越來越有體會。這本書看上去似乎也沒有什么體系，也沒有很新的話題，但這么多年來，思考杜甫時總是要回去讀這本書。陳先生這本書體現了對杜甫非常全面、深入的綜合性把握。我覺得我們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上要走得深、走得遠，這種作家研究的深厚基礎還是很重要的。

這兩點也是我這些年看了很多（學術潮流的）變化之后覺得非常重要的。至于說以后的創(chuàng)新往哪個方向走，我覺得各人可以有各人的選擇，很難整齊劃一地規(guī)劃出一個方向，但是如果有解讀文本的能力，有了解作家的能力，就會為不斷創(chuàng)新奠定堅實的基礎。我記得有一位研究歷史的學者說過：“現在的歷史學已經沒有人了?！笔穼W和社會學都應該去做人的研究，研究人其實是我們文學最擅長的，可是現在大家太關注那種新的話題、視角和理論的體系、框架，“人”這個研究最擅長、最應該關注的層面反而弱化了。如果能更關注“人”，文學研究應當能走得更遠。

談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通觀”

左東嶺

（首都師范大學中國文學思想研究中心）

今天參加《文學評論》紀念會，我覺得《文學評論》和古代室的工作有共通的地方。上午的時候，說到讀《文學評論》這么多年，包括我和所里研究員老師們的交往，我的體會是社科院的工作有兩個好處：第一個好處是研究時間比較充分，不用上課，有充裕的讀書時間，當年我想往所里調動，這是一個很有誘惑力的條件。第二個，也是最大的好處，是文學所在搞研究的時候，沒有嚴格的學科限制。比如文學所的老所長楊義先生，剛開始研究現代小說，后來研究古代詩學和古代小說史，研究跨度很大，并沒有嚴格限制一定要做哪一段，一定要做哪個學科。這是文學所的優(yōu)勢所在。這些年，《文學評論》發(fā)表的文章，也是跨學科、交叉學科成果比較多，這是它很重要的特點。

今天反思民國時期的學術研究，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就是當時的老學者們幾乎都是“通才”。那時，比如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國文學史研究領域，大家都想寫通史，比如郭紹虞、羅根澤先生等。河南大學出版社前幾年出版了《任訪秋全集》，任先生寫文學史、寫小品史、寫文學批評史，涉獵面非常廣。大家一般都知道任先生的研究領域主要是近代和現代，其實不是，他早期在古代文學方面做了很多研究。

老派的學者、傳統的學術講究“通”，只有通了以后，才有思想的開拓、學養(yǎng)的豐富。后來我們受到蘇俄體制和高校教學的影響，在這方面受到了比較嚴格的限制。搞文學研究的，基本不涉于史學，“文”“史”的分家造成我們的文學史研究缺乏“專門史”的屬性，而是作家、作品的排隊，失去了史學的品格。然后，是思想史和文學史的“分家”，再切割成先秦、兩漢、唐宋、元明清、近代、現代各個時間段，越分越細的后果是，出現了“水滸學專家”“陶淵明專家”“紅學專家”，有的人一輩子就抱著《紅樓夢》，就研究這一本書，越做越窄，成為學科發(fā)展的一種趨勢，但是由此也造成了一些負面的影響，比如做戲曲小說的不懂詩文，研究明清文學的不懂唐宋?？晌覀兿胍幌?，一個湯顯祖，既是傳奇代表性作家，又是詩文大家，還在八股文方面有很深的造詣，同時對王陽明心學還多有涉獵，如果去研究他的戲曲，能夠研究深入嗎？別的且不說，他的《牡丹亭》下場詩都是由集唐的詩句構成的。他被人們稱為公安派性靈派的同道，可他為什么不自己去寫詩而非要集唐，是受了復古派的影響，還是自己沒能力去寫？如果不懂唐詩和集句詩的創(chuàng)作規(guī)則，如何能夠研究湯顯祖的傳奇和戲曲文學思想！因此，我認為凡是一本書守一輩子的，實際上都有問題，他不太可能做出有分量有深度的學術成果。比如紅學研究，我記得在大學時代，最喜歡的研究論著是蔣和森的《紅樓夢論稿》，文筆很好，論述透徹，視野也很開闊，當時覺得很有啟發(fā)、很受用。但是，這么多年過去了，《紅樓夢》研究除了做文獻的以外，很多研究者還是比不上老一輩學者的學養(yǎng)和通才的架勢，反倒是一些不專門做紅學研究的，寫出來的文章較耐人尋味，比如傅道彬教授出過一本《晚唐鐘聲》，用原型批評的方法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其中有一章“石頭的言說”，通過石頭的意象在中國文化中的內涵來解說賈寶玉形象，給人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傅道彬教授為什么能這樣寫？這和他長期研究先秦文史，且兼及唐詩研究分不開。沒有這種通觀的視野，肯定形不成這樣的學術思路。

后來我也想提倡“通”，但研究者時間有限，高校有課程和教研室的限制。如果像文學所這樣，時間豐富，跨度規(guī)定不嚴格，就比較自由。怎么把“通”和“?！苯Y合起來，是學科發(fā)展的重要問題。我反對一個人把一本書、一個領域守一輩子，比如一輩子就做古代小說研究，如《紅樓夢》《金瓶梅》，有的人守得很好，但我覺得整個學科都這么做，肯定是不好的?，F在大家時間緊張，不可能都像郭紹虞先生那樣寫文學批評通史，一生的時間都不夠。

怎么處理“通”和“?！钡年P系？發(fā)展到今天，可能是矛盾的。一方面講究學科交叉、視野寬闊，另一方面又講究“?！焙汀吧睢?。如果“?！焙汀吧睢背潭炔粔颍芸赡艹蔀橐粋€非常平庸的學者。如果只守住某一本書，恐怕也不行，目光狹窄與封閉保守是必然的后果。我的體會是，一個人的閱讀面要寬，不僅僅是文學上從先秦到近現代，還包括思想史和歷史，把握好“文史兼通”的問題。學養(yǎng)、視野一定要開闊，涉及的領域一定要寬，但研究時一定要“專深”，“專深”又不能固定在一個領域、一本書上。比如，在每一個重要時段上，選一個“點”，尤其是經典重點作家作品，例如《莊子》、《文心雕龍》、杜詩、蘇軾，我每年都關注這些領域的最新成果，盡管我的研究領域實際集中在后半段，如果對前半段的經典不是很熟悉，我相信后半段也是做不通的。我在讀博士時，做李贄研究。我上兩門課，一個是孫昌武先生的佛教研究，一個是羅宗強先生的莊子研究。因為李贄是一個居士，又撰有《莊子解》，如果不學這些東西，可能連李贄的書都讀不懂，那么進行研究就會有問題。后來我養(yǎng)成了習慣，自己有意識地向前延伸，在幾個“點”上做比較深入的了解甚至研究，再從這幾個“點”擴充開去。比如，從《莊子》擴充到先秦文獻的生成方式，先秦子學、經學的涉獵，這樣看問題會更融通、更開闊。

我們沒有時間、精力涉獵所有的“點”，又不能固守一隅，所以我采取了“融通”的方式：讀書的面寬，研究上選取幾個“點”深入進去，然后有自己的固定領域——一個學者還是應該有自己的固定領域。如何堅守自己的領域，又不受自己領域的局限，可能是學者都應該仔細思索的。我自己做了一定程度的探索，有些想法和疑惑，提出來就教于大家。

關于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的三點感想

關愛和

（河南大學文學院）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走在長安街上，社會科學院是一幢顯著的、現代化的建筑。我走入這幢大樓，和社科院合作辦的第一件事，是1982年在開封召開的《文學遺產》近代文學討論會，這是列入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近代文學研究學術史冊的事情。當時的風氣，是學術刊物資助學術會議。我印象深刻的是，社科院用5000元錢資助開封的會議?！段膶W遺產》作為古典文學研究的專業(yè)刊物，在推動學術建設方面，起到了很大的引導作用。當中國學術還沒有在世界上站到領先的位置時，我們要求某個刊物超前站到引導世界的位置，是不切實際的。隨著中國的強大，我們會有更多的學者站到更前沿的位置，我們的刊物也可以獲得更多的世界話語權。雜志的引導性，是和作者的前沿性、作者的豐富性密不可分的。

1982年，文學所近代室人才濟濟，比任何一個高校的研究隊伍都要整齊。當時所里有十幾個人，在詩歌、散文、戲曲、小說每個文體領域，都有兩三人進行專門研究，呈現一時之盛。八十年代初期，是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的最高殿堂。當時編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的《近代文學研究綜述》，為初入門者提供了學術概況、學術成果的導引。和文學雜志一樣，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室，也起到學術引導作用。

二十世紀末，近代室在調整中被取消。此后，在中國社科院的引領下，高校中形成了幾個研究近代文學史的集中點，比如山東、廣州、河南等。這個格局一直延續(xù)到今天，可見近代室對全國學術的影響是極大的。作為中國最高的文學研究機構，也是不可或缺的?；叵肫?982年以來的合作經歷，我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及所設雜志，在全國學術界起到了一定的引導作用，它的一舉一動，對全國學術界都是有影響的，在座的各位同仁應當記住這一導向作用。

我們專業(yè)的第二個問題，是專業(yè)的地位與處境。中國近代文學處在古代與現代的夾縫之中。近代文學在河南大學，和現代文學屬于同一個教研室——“近現代文學教研室”，但是在很多單位，它和古代文學的關系更為緊密。學科的劃分是知識體系的分類，更多的是為了適應教學的需要，作為教學課程，可以被劃分為古、近、現、當代若干段，但作為研究的時候，文、史、哲不能分開，古、近、現、當代文學也是不能分開的，只有融會貫通，才可能在專業(yè)上左右逢源。我們學習和工作時，可以有自己的專業(yè)，但我們研究和閱讀時，不必用這些專業(yè)范圍來限制自己。打通古、近、當代，勢在必行，只是時間早晚而已。我們很多年輕人以前是學現代文學的，假如沒有古典文學的素養(yǎng)，著手研究近代文學，一旦涉及文言文，就發(fā)現自己“進不去”。假如你不打破閱讀的局限，就無法真正進入近代?，F在是更多古代文學的人去研究近代，在“打通”上更為順利。

我們專業(yè)的第三個問題，是獲取史料上的艱難。古代文學，可見到的文字資料是有限的。在近代領域，史料整理和挖掘的任務很重。80年代初，在常熟召開近代文學史料的整理工作會議，但后來沒有進行下去。近代史料，包括報刊在內，還有很多被人為因素所困，所以，近現代文學的前瞻，就需要突破各自為政的現狀，在國家力量的組織下，做一些大的資料整理工程，包括編纂索引、整理重要作家文集，則善莫大焉。

現當代舊體文學與文論漫談

彭玉平

（中山大學中文系）

我很高興來參加這個高峰論壇，很感謝《文學遺產》和文學所古代文學、近代文學研究室所做的細致安排。剛才聽了兩位老師的發(fā)言，很有同感。我稍做一點引申：我認為在清代文學之后接這個“近代文學”的概念，在邏輯上是有問題的。我注意到好幾部叢書，在各朝文學之后，最后以“近代卷”收尾。元明清文學是朝代和時段的劃分，近代文學是相對于現代文學和古代文學的概念。這種邏輯上的關系，我覺得首先需要厘清。

關于近代文學與現代文學的關系問題，去年12月在北京的一次會議上，與會學者大多認為，20世紀的古體文學應該屬于古代文學范疇。有的學者認為20世紀的古體文學創(chuàng)作思想落后，甚至有反動的色彩，因此沒有價值。還有的古代文學學者持不同看法，他們認為現代文學研究者的研究思維更適合研究新體文學，因此，一旦面臨同一時期的古體文學時，會出現不知如何下手的情況。以上都是我聽到的言論，但我還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我認為現當代文學或者籠統一點說“二十世紀文學”，就是指在這一歷史時期發(fā)生發(fā)展的所有文學，無論是新體，還是舊體，只要是在這一時期產生的文學，都應該從時間上歸入這一時期的文學研究，而不是選擇性地把新體留在“現當代文學”，而把舊體還給“古代文學”?，F當代文學的時段至今總共也就一百年左右，這么短的時段，文學成就本身就很有限，怎么還挑三揀四、挑肥揀瘦呢？從古代文學學者的角度來說，真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

從學科本位的角度來說，不少現當代文學學者把這一時期的古體文學扔給古代文學，擴大并延續(xù)了古代文學的內涵，對古代文學學者來說是一件好事，但老實說，還真有點卻之不恭、受之有愧的感覺。大概是在2014年秋，《文學評論》《文學遺產》等單位聯合在?？谡匍_文學創(chuàng)作與研究座談會，這個會議參加的人身份比較復雜，有作家，有古代文學學者，也有現當代文學學者，還有一些文化界的代表。在這次會議上，就有學者認為現代文學研究就是研究在現代具有現代性的文學，古體文學因為不具備現代性，所以不屬于研究范圍。判斷下得如此直接，很讓我意外——其實更準確的說應該是“震驚”。

我在發(fā)言中指出，這是典型的偷換概念。第一，“現代”當然是時間概念，正如“古代”也是時間概念一樣。如果只研究具有現代性的文學，那么所有的“現代文學史”，從更精準的角度來說，是否應該被稱為“現代性文學史”呢？第二，認為新體文學有現代性，不等于古體文學沒有現代性。無論如何界定“現代性”的概念，在古體文學中一定有著積極的回應。像魯迅、郁達夫等，新舊體文學就是彼此映襯地彰顯出他們的心理世界和他們眼中的現實世界，而且因為文體的不同，他們在選擇文體時，表現的程度和方式也各有不同。換言之，這一時期的舊體文學，一定是同樣具有現代性的。要整體觀照中國現當代文學，就必須新、舊文體合觀，才能更全面、更立體、更透徹地呈現出文學在“現當代”發(fā)生發(fā)展的過程，缺失了古體文學的“現當代文學”注定是不完整的，如果勉強對這種“現當代文學”加以定義，那也只能以“中國現當代新文學史”來概括。

關于“通”和“?！钡膯栴}，我一直記得我的老師王運熙先生的教導，在古代文學的學科背景下，“做足微觀，適度中觀，謹慎宏觀”。我不贊成守著一個“院子”一輩子，我曾經研究王國維十年，現在我也“離他而去”。但是，這十年不是可以輕易切斷的，十年中接觸的材料，分析材料的觀念、寫作的風格和模式，其實也成就了你自身的學術風格，當你轉換到另外的領域，這種風格同樣會在新的學術領域發(fā)揮作用。

我關于王國維研究的著作，入選了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但這個選題在我一開始申報時，并沒有獲得立項，因為粗略看來王國維研究沒有什么可寫的，但是細致地探索，就能發(fā)現太多的問題。去年，我曾給我的博士生們用文言文寫過一部《倦月樓論話》，其中有一段，用白話文大概是這么說的：有許多領域，或研究對象，知名度很高，但其實透明度很低。

就《人間詞話》的64則而言，能夠把64則仔細讀過一遍的學者恐怕不多。我看到很多文章，其學術判斷基本上局限于《人間詞話》的前十多則，后40余則很少關注，在材料上的缺失是很明顯的。如果真的細致讀完全部材料，判斷可能就不同了，甚至會完全不同。所以，有很多選題，大家覺得很多人寫過，但是很多材料，當大家都掘地三尺時，寶藏卻在地下四五尺。具體來說，研究《人間詞話》的學者很多，但對《人間詞話》手稿的研究就比較少。很多學者習慣說這樣兩句話，第一句：“《人間詞話》自從發(fā)表后，就產生了巨大影響?！边@句話看上去好像沒有問題，細究之下，其實是一句不負責任的話?！度碎g詞話》從1908年發(fā)表，到1926年，在長達18年的時間內，基本上無人問津，所以不能說《人間詞話》一發(fā)表就引起關注，這是一句未經考證、不切實際的空話。第二句：“《人間詞話》是一部中西哲學、美學思想交融的理論著作?！边@句話雖然被很多人認同，也能找到一些證據，但從學術史的角度來說，仍是有問題的。如果我們看《人間詞話》的手稿，就知道這種說法把王國維“拔高”了，或者說把王國維的思想底蘊偏置了。在《人間詞話》手稿的120多則中，第1～31則是對古代詩話、詞話的辨析和批評，還沒有自覺地用中西結合的思想或話語來撰寫這部理論著作。后來在王國維進行寫作上的調整后，西方的少量理論才以話語的方式點綴在《人間詞話》中，之所以說是“點綴”，是因為相關的思想和判斷其實以中國思想為根底，西學只是作為佐證和話語的方式出場而已。到了1915年再度發(fā)表的本子中，王國維又基本上去掉了西方話語。這是我刊登在《文學遺產》的《被冷落的經典》一文中指出的“去西方化”現象：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手稿寫了125則，發(fā)表時選取了63則，又增加了1則，合為64則。從125則到64則，數量刪去了一半。1915年初，王國維在《盛京時報》再次發(fā)表《人間詞話》時，又從64則中刪去一半，再經調整和整合，保留了31則。在這31則中，西方的文學理論、話語就難尋蹤跡了，而這才是體現王國維詞學思想的最后定本。如果說王國維早年的手稿是初期的思想，發(fā)表在《國粹學報》中的是中期思想，那么最終的思想正是在這個本子中。后來我將“去西方化”改成了“弱西方化”，在出書時略微做了調整。所以，在學術研究中，注重“歷時性”的觀念，在動態(tài)的考察中，才能把握學術史的發(fā)展理路。過于籠統的學術與過于籠統的判斷，注定在學術史中難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此外，我主張學術領域、學術話題應該是從讀書中讀出來。只有這樣讀出來的話題才能煥發(fā)學術的興趣。我一直認為，一個學者如果不能從學術中得到趣味和快樂，要往縱深方向拓展是艱難的，或者說是不太可能的。如果學術不幸成為你人生的沉重負擔和包袱，那就可能會給你的人生帶來不快樂。學術本應當是一種人生的快樂，發(fā)現問題的快樂，解決問題的快樂，都應該融合在其中。學術快樂和人生快樂合一，才能彰顯出學術人生的特殊魅力。

拉拉雜雜，隨性而談，不成體系，真是抱歉，謝謝大家！

當前文學史研究面臨的主要問題

王達敏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今天是《文學評論》的節(jié)日，是文學所的節(jié)日，也是整個文學研究界的節(jié)日。在這個節(jié)日里，能夠聆聽這么多來自全國的學界勝流的高論，我感到非常高興。

關于當前文學史研究中面臨的主要問題，我想講四點。

第一，關于文學研究的空心化問題。何謂空心化？就是文學研究者已經不再以文學論題為中心展開工作，而是將主要精力用于研究文學以外的論題；這些文學以外的論題，有的與文學還有一定聯系，有的與文學則毫不相干。文學所有十幾個研究單位，除了古代文學室的先生們多半還在研究文學之外，其他研究室一些先生的研究論題就離文學比較遠了。在未來五年到十年內，這種情況恐怕還會繼續(xù)。文學研究空心化問題何以形成及其得與失，現在尚難定論。

第二，關于博與專的問題。學術發(fā)展到一定程度，必然會逼出一些新的問題。博與專本是學術史中的一個老話題，但今天重新提出來，其實具有新的意義。學術大師都是在博與專之間具有很強的平衡能力。乾嘉學派的總體特點是專精，如戴震所說“學貴精而不貴博”。但乾嘉諸老的精深是以其博學為基礎的。因此，他們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數十年來，能達到并超過乾嘉學者水平的研究者還比較少，當是博學與專精均有欠缺所致。

第三，關于中國文學史的斷代問題。如何劃定古代文學、近代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的界限，尤其是后三者的起訖，一直眾說紛紜。這個問題的產生，主要是由于最近百余年的歷史離當下太近，是由于意識形態(tài)因素的介入。如果再過五百年，對這段歷史的敘事和時段劃分，肯定不同于今日。當研究者與研究對象拉開更遠的距離之后，當下糾纏不休的問題就會不解而自解。如果一定要討論這個問題的話，那么按照朝代劃分也許是一個值得考慮的選擇。

第四，關于文學史研究的地位問題。在目前的學科結構里，文學史研究的地位如何？至少與歷史學比起來，文學史研究的地位較低。在清代學術史中，義理、考據、詞章三大類，詞章的地位最低，文士最怕死后進《文苑傳》。對詞章的貶抑甚至牽扯到文學創(chuàng)作者的人品問題，清代一些學者認為，文人的人品靠不住，從而將其一筆抹殺。顧炎武重提宋人的說法：一為文人，便無足觀。這種輕視詞章、文人的觀念影響了清代以來的學術史、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研究，也嚴重影響著文學史學科的地位。問題出在哪里，值得探究。

重視經典與方法創(chuàng)新

鄭永曉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我談兩點。第一，關于重視經典作家作品的研究。這些年，我時常幫《文學遺產》《文學評論》看一些外審的稿子，我發(fā)現一些現象。其中一個現象，是大家在過去經常關注的經典作家、作品之外，極大地拓展了各自的研究領域。王國維說“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所以過去大家把主要精力用在這些“一代之文學”上，即所謂“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因為這些研究得比較透徹的領域已不易產生新的成果，現在大家反其道而行之：比如不研究唐詩了，而去研究宋詩；不研究宋詞了，而研究元明清詞；不研究明清小說了，轉而研究明清詩文；現在很多學者也把目光轉向域外漢學；等等。這種拓展我覺得很有意義。“一代有一代之文學”，這種說法是有道理的，但是一代可能有多種文學，也未嘗沒有道理。問題在于，我們在做這種研究領域的拓展時，不應該為了拓展而拓展，比如單純抓住一個沒人寫過論文又沒有多少特點的三四流作家寫篇論文我以為意義不大，應該對那些真正值得關注的文學史現象和過去研究尚未深入而實際上具有重要價值的經典作家作品進行研究。我們在拓展各自的研究領域時，也不應忽視重新審視那些大家、名家及其重要作品。比如2010年以來以李白為研究對象的碩博士論文中，碩士論文固然不少，但是博士論文僅有一兩篇。近年來有影響的李白研究專著也不是很多。李白真的不再值得研究嗎？我個人認為，對大作家的研究，對重要文學現象的研究，即使僅僅向前推進一小步，意義也是非常巨大的。希望大家在拓展自己的研究領域時，更多地能以新的視角、新的研究范式發(fā)掘經典作家、經典作品的意義。

第二點，關于學術方法的創(chuàng)新，主要是如何正確認識文獻數據庫的利弊得失。

我剛到所里工作時，曾聽劉世德先生講：一篇好的論文，或者提出了新的觀點，或者發(fā)現了新的材料。如果你既沒有新觀點，也沒有新材料，如果有一個比較新的方法，從另外的途徑能夠得出相似的結論，那么也有一定的價值。這句話給我的印象很深，對我們今天的學術研究仍有啟發(fā)意義。

讀這幾年的學位論文和大家的投稿，年輕學者在拓展自己文獻視野的范圍方面，一般比老先生們要開闊一些，這主要得益于文獻數據庫技術的成熟和相關產品越來越豐富。

但是古籍文獻數據庫的普及顯然也產生了若干弊端。某些論文在搜羅材料方面頗見功夫，但思想貧乏，觀點陳舊。陶文鵬先生就特別反感這種現象，認為這樣的文章可以命名為“電腦體”——啰里啰嗦列舉了一大批各種材料，全是電腦網絡上檢索來的，沒有觀點，沒有思想。我本人也很贊同陶先生的這種看法，對于過分依賴數據庫檢索，東拼西湊，看似知識廣博，實則沒有仔細咀嚼文本、不能提煉出自己的觀點，不能提供多少學術思想的做法也不以為然。另外，有些學位論文還不僅僅是過分依賴計算機檢索的問題，即使是查詢到了有利用價值的文獻，但由于沒有仔細閱讀原文，對作者的文化背景、寫作背景不了解，對前后文的邏輯關系沒有搞清楚，有可能不能正確地理解所引用的文獻。有些文獻從數據庫中復制過來，卻不能正確標點，致使文義舛亂，就更是低級的錯誤了。

但是我仍然要說，這種現象需要我們冷靜客觀地對待，利用文獻數據庫這種趨勢是客觀存在的，是阻擋不住的。利用數據檢索手段查找文獻的情況不可避免，而且隨著學者代際更替，只會越來越普遍。其實，在國外這個現象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就出現了，只是因為漢字數字化技術本世紀以來才趨于成熟，我們這個學科使用數據庫的歷史勉強才達到二十年。尤其是近十余年來，隨著數據庫的建設越來越多，寬帶也越來越通暢，上網再也不像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那樣端一杯茶喝上半杯，等著頁面慢慢打開。寬帶技術的提升和數據庫的愈來愈豐富使大家利用數據庫查找文獻、閱讀電子書越來越便利。

這種現象會帶來另外一些問題，比如因為財力和管理部門的偏好等因素造成不同研究機構之間占有某個領域文獻資料的不平等。由于這些古文獻數據庫制作成本不菲，故其售價亦往往相當昂貴。資金充裕、購買數據庫多的學校和機構，有可能在某些領域的文獻獲得方面占據某種優(yōu)勢，而沒有這個數據庫的學校，尤其是一些地方學校，便可能因為資金匱乏等因素不能采購那些昂貴的數據庫而使得他們在某些文獻的占有方面處于劣勢。

我曾經跟幾個外地的年輕學者說，你這個課題創(chuàng)意很好，可以去利用某個數據庫，但是他們說學校沒有購買。我們社科院前任秘書長在的時候，買了比較多的數據庫，使用很方便，后來由于領導更替，我們現在很多數據庫就不能用了。當然，現在中國國家圖書館，還有一些日本的、美國的數據庫是開放的，可以經過簡單注冊免費使用。希望這種免費開放的數據庫越來越多。我們現在要拓展自己的研究領域，發(fā)現前人沒有看到的文獻，借助數據庫的檢索會便利得多。比如，過去對歷代方志、晚清以來報刊的利用率比較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去北圖（現“國圖”）查閱民國時期的某個報紙，先去一次填單，預約從庫里提出來，一周后才能去看，因需要拍照再等一周?，F在我們有這個時期報刊數據庫的支持，查閱某篇文章，一兩分鐘即可辦到，所以我們不要對這種新技術、新工具帶來的便利視而不見，甚至有抵觸情緒，而是應盡可能地掌握和有效地利用。這是我們在掌握文獻的廣度和深度方面時代賦予我們的機遇，千萬不要失之交臂。

與此相聯系，因為利用了數據檢索，我們有可能掌握前人依靠傳統手段所難以掌握的文獻，進入前人極少涉足的領域。比如過去較少關注的大型圖書、類書，像《永樂大典》《佩文韻府》《古今圖書集成》等，有數據庫的支撐，相關研究便易于進行。我們不能僅僅停留在檢索，而應借助檢索幫助我們進行分析。我們知道，大數據的發(fā)展已經深刻地影響了我們的日常生活，那么我們在學術研究中也應該跟上大數據所帶來的思維方式的變革。大數據的思維最要緊處在于通過數據分析得出對趨勢的把握，大數據的分析并非建立在精確的小數據之上。我們應該認識到，建立在不精確大數據上的分析比精確的小數據所得出的結論更可靠。我們不能依據傳統思維把這種建立在不精確大數據基礎上的研究斥之為不精確、不科學。打個不恰當的比喻，南北朝時祖沖之得出圓周率近似到小數點后7位，這是那個時期及以后幾百年間最科學的結果。不能因為它只是個近似值而視為不精確從而否定它。我們建立在大數據之上的分析，因為數據量龐大，難以一一人工覆核，肯定有不精確處。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這種看似不精確的結論實在是迄今最為接近于正確的結果。

當然，問題的另一方面，就是前面所說像陶老師非常反感的那樣，有些收來的稿件，里邊只有大量堆積的材料，而思想匱乏。作者對于檢索出的材料，沒有對前后文予以深入理解和慎重思考。這是有些年輕學者易犯的弊病，也是老學者們比較反感的地方。這方面，我覺得就得看我們學術界如何引導，包括我們的《文學評論》《文學遺產》如何去引導。當然，目前《文學遺產》《文學評論》發(fā)表的文章，我認為基本上克服了這樣的弊端。這樣的弊端在學位論文里非常多，尤其在碩士論文里最常見?？紤]到這些年輕同志以后會逐步成為學術界的主導力量，我覺得還是值得重視?？傊?，一方面，我們對這個新的學術手段、工具絕不要視為旁枝末節(jié)、無關緊要，要充分認識到數據檢索對我們傳統學術已經并將要產生的更為深廣的影響。另一方面，我們也確實要認真對待，對它可能產生的弊端做一些預防和糾正。

小說研究的文獻學根基與新視角

孫遜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

剛才聽了上半場的發(fā)言，覺得很受啟發(fā)。大家討論的都是共性的問題，對我們每一個領域都有啟發(fā)。下半場我想換一個視角，根據自己熟悉的小說領域來談一談自己的體會。

我也贊同左東嶺老師的想法，研究者一定要有自己的根據地，但是研究面要適當寬一點，不能一輩子守住一個很窄的點，那樣確實會有問題。在古代小說研究領域，我和不少人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起步的，到現在正好三十多年，也是改革開放的三十年。無論是過去的三十年，還是未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作為古代文學研究，不管是搞哪一段的，文獻學都是最重要的、最基礎的東西。剛剛還在和竺青討論：他剛才講古代文學研究的是作家的情感表達方式，我說我還沒有看到或很少看到你們《文學遺產》刊登過研究作家情感表達方式的文章，大量的還是文獻方面的文章。古代文學研究，離開文獻恐怕是不行的。只是現在文獻的發(fā)現和研究確實遇到了瓶頸，我們不可能像以前那樣，一會兒就發(fā)現一個很重要的版本，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發(fā)現的《紅樓夢》甲戌本、《金瓶梅》詞話本，不僅引起轟動效應，而且會影響很長一個時期的古代小說研究，對形成所謂“紅學”和“金學”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更遑論甲骨文和敦煌文獻的發(fā)現，產生了“甲骨學”“敦煌學”兩門專學。而現在這個時代，大規(guī)模的、重要的文獻發(fā)現，雖不能說沒有，但概率越來越小。正因為新文獻的發(fā)現越來越難，它就顯得越來越彌足珍貴。我們不一定非要《紅樓夢》甲戌本、《金瓶梅》詞話本那樣重大的發(fā)現，任何點點滴滴的發(fā)現都是難能可貴的，前提是它是真實可靠的。在座的北京大學的潘建國教授是我所接觸到的、長期專注于小說文獻發(fā)現的學者，他每次的發(fā)現都可以寫成一篇文章，而且大都發(fā)在《文學遺產》上。近年來他先后發(fā)現和搜集的小說新文獻有《五鼠鬧東京》《莽男子》《留人眼》《人月圓》等，有些還是海內孤本，這說明只要做一個有心人，有一股子執(zhí)著勁，時間久了，就會有所斬獲。當然，這還要求年輕人有版本意識和有關版本方面的知識，比如用紙、字體、開本、版式等方面的知識，在實踐中煉就一副火眼金睛，說不定在拍賣和舊書市場上就能遇上意外的驚喜。

除了新文獻的發(fā)現，原有文獻的重新審視和探討也是不可忽視的方面。舉一個小例子，關于《紅樓夢》的版本很多，大家認為價值比較高的有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研究得比較充分，但劉世德先生一直比較關注只有四十回的舒序本。這個本子重視不夠，但它貨真價實是乾隆年間的一個抄本，舒元煒序的落款時間是乾隆五十四年。雖然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原來底本年代更早，但現在所見到的這三個本子并沒有明確的年代記錄?，F在唯一確知的乾隆抄本，就是舒序本。這個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已經影印出版，但它的價值并沒有引起大家的重視，如果在這方面下一點功夫，說不定會有意外的收獲。

再舉一個例子，潘建國曾在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細細研讀過該館所藏的一個《西游記》版本，回來就《西游記》的版本問題寫了一篇文章發(fā)表在《文學遺產》上。之前肯定有很多人去過巴黎國家圖書館，也看過這本書，但這并不排除就不能發(fā)現新的問題，所以有新資料當然更好，沒有新資料，在圖書館已經被很多人看過的資料，乃至已影印出版的資料，真正鉆進去細細研讀，也會有新的發(fā)現。發(fā)現新的材料，從舊材料中發(fā)現新的問題，這都是文獻學的研究范疇。未來十年或更長時間，對于古代文學研究來講，文獻學永遠是核心競爭力之所在。

這幾年，當然也不斷有新的研究視角出現，不少視角現在聽來已覺不新鮮，但有些視角在未來十年應該還是有生命力的。例如關于文學作品，我們以前只講作家、作品，但作品生產過程當中，有很多技術和物質因素的作用常常被我們忽略。像古代小說的坊刻本，明代以后的出版商，以及近代以降新的印刷技術和報刊媒體，這些都是當時新的物質、技術因素，給文學生產帶來了巨大的影響，這方面的研究個人覺得還很不夠，可以成為我們未來研究一個可供選擇的方向。比如在我們小說領域，美國圣路易斯市華盛頓大學的何谷理教授、國內華東師大的陳大康教授，就是比較早注意到小說創(chuàng)作和生產中的技術、物質因素的學者。他們研究的還只是明清時期的現象，諸如“熊大木現象”，到近代，技術物質方面的因素就更豐富、更復雜了，這也許會成為今后研究的一個熱點。

新視角中更有生命力的是中國古代文學的對外傳播研究，可能在未來成為新的生長點。改革開放以來，和當時打開國門看世界的時代潮流相呼應，我們的研究大都是重視“西學東漸”，重點落在我們是如何接受西方影響的。一時間，在古代小說領域，林紓研究、翻譯小說研究、留學生小說研究，成為很多碩博士生的學位論文選題。現在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是中國文化“走出去”，因而“中學西傳”必然成為我們一個重要的研究方向。落到古代小說研究，中國古典小說的西傳就會是新的學術增長點。包括中國古典小說西傳編年、西人所編中國古典小說書目、西人所譯中國古典小說版本、西人研究中國古典小說資料匯編，乃至西人接受中國古典小說影響而創(chuàng)作的漢文小說，這里面包含了大量的文獻資料和研究課題。這個問題等會兒宋莉華教授會講，這里就不多贅述。我看近兩年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指南，中國古代文學的對外傳播都赫然在列，可見我們已經開始注意到這個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