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例

一、《文心雕龍》成書後，歷代傳本頗多。本書以1957年8月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據(jù)原刻本排校之黃叔琳《文心雕龍輯注》爲(wèi)底本（簡稱“黃注”或“黃本”），蓋是書對《文心雕龍》原文進(jìn)行了初步的校勘和註釋，且流傳較廣故也。該本所附之紀(jì)昀評語（簡稱“紀(jì)評”），頗多精到之處，本書亦多有參引。

二、本書之校註，曾參考多種《文心雕龍》版本及前人、今人之專著，舉凡如下：

（唐）敦煌《文心雕龍》殘卷本（據(jù)影印件，簡稱“唐寫本”）；

（明）梅慶生：《文心雕龍音註》（簡稱“梅註”，初刻本和六次校定本則在必要時纔予標(biāo)明），明萬曆三十七年刻本；

（明）王惟儉：《文心雕龍訓(xùn)故》（簡稱“訓(xùn)故”），明萬曆三十九年刻本；

李詳：《文心雕龍黃注補正》（簡稱“李補”），見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附錄，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9年新1版；

黃侃：《文心雕龍札記》（簡稱“札記”），中華書局1962年版；

范文瀾：《文心雕龍註》（簡稱“范註”），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58年版；

劉永濟：《文心雕龍校釋》（簡稱“劉釋”），中華書局1962年版；

王利器：《文心雕龍校證》（簡稱“王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拾遺》（簡稱“楊?！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詹鍈：《文心雕龍義證》（簡稱“義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陸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龍譯注》（簡稱“牟注”、“牟本”、“牟譯”），齊魯書社1981年版；

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簡稱“周注”、“周譯”），中華書局1986年版；

《文心雕龍注釋》（簡稱“周注釋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1年版；

趙仲邑：《文心雕龍譯注》（簡稱“趙注”），廣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二版；

（牟、周、趙三本並舉，稱“三注”或“三譯”）

郭晉稀：《文心雕龍譯注十八篇》（簡稱“十八篇”），甘肅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文心雕龍注譯》（簡稱“郭注”），甘肅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向長清：《文心雕龍淺釋》（簡稱“向釋”），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龍必錕：《文心雕龍全譯》（簡稱“龍注”），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張光年：《文心雕龍選譯》（簡稱“張譯”），《中華文史論叢》1983年第3輯；

《騈體語譯文心雕龍》，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

張長青、張會恩：《文心雕龍詮釋》（簡稱“二張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張立齋：《文心雕龍註訂》（簡稱“註訂”），正中書局1967年版；

《文心雕龍考異》（簡稱“考異”），正中書局1982年第二版；

王叔珉：《文心雕龍綴補》（簡稱“綴補”），藝文印書館1975年版；

李曰剛：《文心雕龍斠詮》（簡稱“斠詮”），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82年印行。

（末四種爲(wèi)臺灣學(xué)者專著，臺灣版）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簡稱“段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清）朱駿聲：《說文通訓(xùn)定聲》（簡稱“朱訓(xùn)”），中華書局1983年版。

三、本書旨在提供準(zhǔn)確的《文心雕龍》本文，非彙校各本之異同，然校勘卻又是不可迴避的問題。本書之校訂，凡有確鑿依據(jù)，或原文不能通達(dá)而非改不可的，均加方括號列於原文語詞之後，標(biāo)出應(yīng)取之正校，如：

“發(fā)輝事業(yè)”寫作“發(fā)輝［揮］事業(yè)”（《原道》），“丁儀貪婪以乞貨”寫作“丁儀貪婪以乞貨［貸］”（《程器》）；

句中應(yīng)當(dāng)校補之字，也加方括號標(biāo)出，並下加一道橫線，以示與校改之字的區(qū)別，如：

“和樂精妙”句宜補“之”字，寫作“和樂［之］精妙”（《樂府》），《隱秀》篇有成段補文則整段下加橫線；

屬衍之字，則以圓括號標(biāo)示，如：

“是以子政論文必徵於聖，稚圭勸學(xué)必宗於經(jīng)”句中，衍六字而又得另補二字，於是寫作“是以（子政）論文必徵於聖，（稚圭勸學(xué)）［窺聖］必宗於經(jīng)”（《徵聖》）。

校勘文字除在原文文本中標(biāo)示，於註文中簡述外，對歧見眾多或明顯校者，則又引入下編辨析條目中作進(jìn)一步闡釋，以期有是非正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