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題小像》

魯迅最著名的詩篇之一，是1903年他為自己剪去辮子后的第一張照片而作的這首七絕：

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

這首詩言簡意深，反映了魯迅青年時代的思想風貌，歷來引起人們極大的關注。

詩的結句“我以我血薦軒轅”乃是本詩抒情的高潮，意思是說要把一腔熱血貢獻給民族革命的偉大事業(yè)。軒轅就是傳說中漢族的始祖黃帝（其詳見于《史記·五帝本紀》）；薦，《說文》釋為“薦席也”，就是墊在身子底下的草席。血薦軒轅，就是為民族解放事業(yè)作出犧牲。這樣的措辭同當時的革命者往往將推翻腐朽的清王朝與“排滿”聯(lián)系在一起有著密切的關系，清末的革命者為了鼓吹革命，往往強調漢、滿之分，復古主義情緒十分嚴重的光復會不必說，就是同盟會，綱領中也還是有“驅除韃虜”這樣的提法。當時的革命者并非反對整個滿族，而是要推翻一小撮最反動最腐朽的清王朝當權派。

這樣的立言同魯迅剛剛把辮子剪去直接相關。魯迅在留學日本之前雖然思想不斷有所進步，業(yè)已了解“排滿的學說和辮子的罪狀和文字獄的大略”，但離下決心為反清革命貢獻力量甚至不惜作出犧牲尚有一定距離；到日本留學以后情形不同了，東京乃是當時中國民主革命斗士聚集的地方，魯迅到這里后，除了認真學習之外，尤其熱心于“赴會館，跑書店，往集會，聽講演”^[1]，努力吸取新潮思想，積極參加革命活動，覺悟有了明顯的提高。1903年春天他毅然剪去作為清朝臣民象征的辮子，是弘文學院“江南班的第一個”^[2]。斷發(fā)后他拍了一張照片，《自題小像》一詩就是題此照片并贈給同學好友許壽裳的。后來許先生率先公布了這首詩，《自題小像》這個題目估計也是許先生擬加的。

辮子在當時是一個很敏感的東西，在最嚴重的情況下聯(lián)系著腦袋的安危。魯迅后來說過“假如有人要我頌革命功德，以‘抒憤懣’，那么，我首先要說的就是剪辮子”^[3]。魯迅剪辮子一事發(fā)生在1903年春天，據(jù)周作人回憶，“癸卯（1903年）三月四日，謝西園回國，魯迅托他帶回一只衣箱，內有不用的中國衣服和書籍，和一張‘斷發(fā)照相’”^[4]。而據(jù)其日記，魯迅的斷發(fā)照是他稍晚些時候收到的^[5]。許壽裳與魯迅同在東京，他獲贈的照片或應出于魯迅新近拍攝之斷發(fā)照片的同一底片。

許壽裳又說，魯迅的剪辮在“1902年初秋”的“半年以后”，同學鄒容等人捉了留學生監(jiān)督姚文甫的奸之前^[6]。據(jù)此以推，其時應是1903年初春。捉奸并將姚監(jiān)督的辮子掛在留學生會館屋梁上示眾一事在當年3月。

在清朝末年甚至民國初年，剪去辮子乃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極可能引起風波^[7]。1900年當章太炎先生剪去辮子時，曾鄭重其事地寫過一篇《解辮發(fā)》，聲明自己從此與“滿洲政府”（清王朝）徹底決裂。魯迅的斷發(fā)與此意義相同^[8]，此時賦詩言志，同樣顯示了“異族軛下的不平之氣”^[9]和高昂的革命精神。

許壽裳剪辮略早于魯迅，他倆志同道合，魯迅將此詩贈給他是很合適的。

這里不免涉及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此詩的寫作年代。這個問題本來并不存在，接受贈詩的許壽裳說得很清楚：“一九〇三年他二十三歲，在東京有一首《自題小像》贈我”^[10]；他在另外一些談魯迅的文章中也有同樣的說法^[11]。所以許廣平在編《集外集拾遺》及二十卷本《魯迅全集》時錄入此詩，即系于1903年。但是后來人們看到一張魯迅手書此詩的條幅，其末署“二十一歲時作，五十一歲時寫之，時辛未二月十六日也。魯迅。”（原件無標點）按辛未二月十六乃是1931年4月3日，依此推算，此詩當作于三十年前的辛丑即1901年，或者算得細致些，當作于1901年2月19日至1902年2月7日之間。其時魯迅還在南京。所以過去十卷本《魯迅全集》就曾將此詩系于1901年，雖違背編輯體例亦在所不顧^[12]。

采用1901年說的還有不少論著、選本和教材。持此說者認為，此詩作于1901年，而于1903年贈給許壽裳，這樣一處理，似乎與許壽裳的回憶也就沒有矛盾了。

堅持1901年說的人們提出過種種理由，例如第一，魯迅的記憶力很強，他自稱“二十一歲時作”，不會記錯。第二，此詩并非為題照片而作，詩中沒有任何題照的痕跡?？梢娮髟娕c贈照題詩之間有一段時間差距，應當是先作詩后題贈，而許壽裳將二者混為一談了。第三，1903年春天魯迅托老同學謝西園帶回的東西中有斷發(fā)照片，而上面并無題詩，可見此時未作此詩。第四，魯迅赴日本留學前夕，前江南水師學堂的老同學胡鼎（韻仙）有詩三首為贈，從這些詩來看，他已經讀到過《自題小像》了。如此等等。此外還有種種推測，離題更遠。

這些理由恐怕都是很難成立的。按胡鼎贈魯迅的三首詩如下——

英雄大志總難侔，夸向東瀛作遠游。

極目中原深暮色，回天責任在君流！

總角相逢憶昔年，羨君先著祖生鞭。

敢云附驥云泥判，臨別江干獨愴然。

乘風破浪氣豪哉，上國文光異地開。

舊域江山幾破碎，勸君更展?jié)鷷r才。

幾首詩憂時傷世，感慨深沉，但其中并看不出有革命的意思。“濟時”“回天”與“血薦軒轅”之間有著明顯的差距。根據(jù)這三首詩就說其作者胡鼎一定已經看到過《自題小像》，并進而證明魯迅這首詩作于1902年去日本之前，難以令人信服。

《自題小像》一詩確實沒有明顯的題相片的痕跡，這是正常的，正如優(yōu)秀的題畫詩并不黏著于畫面而可以單獨成立一樣。但是這樣一首詩同“斷發(fā)照相”的密切聯(lián)系讀者還是能夠體會得出來的，例如“血薦軒轅”與剪掉辮子的關系，又如“故園”的提法與身在異國的關系等等，其實詩中那個“神矢”的說法也表明他此時身在海外——這一點下文將詳細談到。

至于魯迅的記憶力，總起來看非常之好，但也有不大好的時候。談到他自己的各首舊體詩寫于何時時，記憶力就不算很好。

這是因為魯迅對自己的舊體詩很不重視，往往隨作隨棄。他早年的詩作往往由周作人記錄下來，而他本人向不存稿。他曾自稱“不喜歡做古詩”^[13]；又說“我以為一切好詩，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來掌心之‘齊天太圣’，大可不必動手，然而言行不能一致，有時也謅幾句，自省殊亦可笑”^[14]，從這樣風趣的謙辭中亦頗可考見他對作舊體詩確實不大熱心，更無意于保存。許廣平在致許壽裳的一封信中也曾提到“迅師于古詩文，雖工而不喜作。偶有所作，系應友朋要請，或抒一時性情，隨書隨棄，不自愛惜，生嘗以珍藏請，輒遭哂笑?！?sup>[15]

事實也正是如此，1934年楊霽云動手編《集外集》的時候，希望盡量多地收入舊體詩，魯迅復信說：“我平常并不做詩，只在有人要我寫字時，胡謅幾句塞責，并不存稿。自己記得的也不過那一點，再沒有什么了。”^[16]面對一再索稿，魯迅說：“舊詩本非所長，不得已而作，后輒忘卻，今寫出能記憶者數(shù)章……”^[17]又說：“詩雖無年月，但自己還約略記得一點先后，現(xiàn)在略加改動，希照此次序排列為荷”^[18]；“作詩的年代，大約還約略記得，所以添上年份，并號數(shù)，寄還。其中也許有些錯誤，但也無關緊要”^[19]。其實他為諸詩系年錯得相當厲害。初版《集外集》凡收詩十四首，系年有誤的凡八首：《哭范愛農》題1913年，應為1912年；《無題》（“大野多鉤棘”）題1932年，應為1931年；《題彷徨》題1932年，應為1933年；《贈日本歌人》題1932年，應為1931年；《湘靈歌》題1932年，應為1931年；《自嘲》題1933年，應為1932年；《贈人二首》題1934年，應為1933年——所以排列順序也就大有問題，而這些魯迅都認為“無關緊要”?！蹲灶}小像》一詩，初版《集外集》未收，魯迅已經整個兒把它給忘了。其實他在三年前的辛未二月十六日還手寫過一次此詩。

所以，當魯迅重新手寫這首詩的時候把寫作時間弄錯一點，是沒有什么奇怪的，何況也可以說他并沒有完全弄錯。

中國舊時記年歲有兩種辦法，一種記虛歲，一生下來就算一歲，然后累加；另一種記足歲，生日在上半年者用虛歲減一，生日在下半年者用虛歲減二。魯迅在很多情況下依照老傳統(tǒng)記虛歲；但他學生時代則一貫記實足年齡，例如：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年（1901）底，魯迅畢業(yè)于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務學堂，畢業(yè)證書上寫“現(xiàn)年十九歲”，如記虛歲，他應當算二十一歲。1903年魯迅的年齡，見于《清國留學生會館報告書》與《清末民初洋學學生題名初輯》者，都是二十一歲。日本明治三十七年（1904）夏，魯迅進仙臺醫(yī)專時填寫的入學申請書和學業(yè)履歷表上都自稱“二十二歲”，也是記足歲。正因為學生時代魯迅不記虛歲，所以后來回憶此時之事時也往往記實足年齡。例如魯迅1934年12月6日致蕭軍、蕭紅的信中說：“其實，我的體子并不算壞，十六七歲就單身在外面混，混了三十年，這費力可就不?。坏珱]有生過大病或臥床數(shù)十天……”^[20]，魯迅離開故家在1898年，這里說的“十六七歲”顯然是記實歲即虛歲減去一二歲。所以，所謂“二十一歲時作”，應理解為1903年；只是到魯迅晚年，他又按中國老傳統(tǒng)用虛歲說話，“五十一歲時寫之”，乃在1931年。在同一文本中混用兩種記年歲的方法，而未用統(tǒng)一的標準予以換算，不免雜亂無章，容易引起誤會，這正是記憶力出了問題；這在魯迅也不止一次了，1930年秋海嬰周歲時魯迅抱著他有一張合影，魯迅題詩兩句道：“海嬰與魯迅，一歲與五十”——這里海嬰記實足年齡，而他本人則記虛歲。

總之，魯迅自稱《自題小像》為他“二十一歲時作”，與許壽裳先生的說法其實是一致的，這首詩寫于1903年春天他已經剪去辮子之后。留著辮子而說“我以我血薦軒轅”，那將是無法理解的事情。

寫作年代既定，進而來看此詩的旨意。

一般來說，絕句的第三句往往帶有轉折的意味，是詩中最為吃緊的所在。“寄意寒星荃不察”一句也正是如此。

通過月亮、云彩或星星表情達意、傳遞信息，是中國古典詩歌中用得很多的手法。通過“寒星”寄意于“荃”而“荃不察”，這一意象顯然是化用了《離騷》中的詩句：“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衷情兮，反信讒以齏怒?！蓖跻荨冻o章句》注釋云：“荃，香草，以喻君也。人君被服芳香，故以香草為喻?！鼻^“荃”，自然是指楚王；而魯迅詩中的“荃”則指祖國的人民。魯迅這句詩的意思是說，他一心寄希望于人民的覺醒，但一時還看不到這種覺醒，于是只有犧牲自己，作很可能無效的反抗了。許壽裳解釋《自題小像》全詩的大意說：“全首寫留學異邦所受刺激之深，遙望故國風雨飄搖之感，以及同胞如醉，不勝寂寞之感，末句則直抒懷抱，是其畢生實踐之誓言”^[21]?！败醪徊臁钡臐撆_詞正是這個“同胞如醉”的感慨。魯迅對于中國民眾的不覺悟始終感慨很深，后來在雜文和小說中常常流露出“怒其不爭”的意思。

至于“寒星”一詞，似乃“直尋”，沒有用什么典故。早春的星自然是“寒星”，“寒”字與當時的時代氣氛亦頗合拍?；蛞詾橛盟斡瘛毒呸q》：“今修飾而窺鏡兮，后尚可以竄藏。愿寄言夫流星兮，羌倏忽而難當。卒壅蔽此浮云兮，下暗淡而無光?！边@樣來追尋典故似乎并不恰當，因為在《九辯》里并沒有什么“寒星”。如果只是談通過天上的星云以寄意，則屈原在《九章·思美人》中早已有之——

愿寄言于浮云兮，遇豐隆而不將。

因歸鳥而致辭兮，羌宿高而難當。

關于“寄意寒星荃不察”這一句詩，分歧的說法很多，其中有一種是大有意味而不能同意的。這一意見多年前由楊天石先生首先提出^[22]，大意說，1903年是中國人民掀起轟轟烈烈的拒俄運動之時，東京的中國留學生組織了拒俄義勇隊（稍后改名為軍國民教育會），起先他們曾經寄希望于清政府改變政策，積極抵御沙俄的侵略，推派特派員歸國請見清王朝權貴面陳一切，但清王朝卻喪心病狂地鎮(zhèn)壓拒俄運動，1903年6月5日上?！短K報》揭載了以光緒皇帝口氣發(fā)布的《嚴拿留學生密諭》，引起海內外愛國有識之士的巨大憤怒。7月初，特派員在不得要領后返回東京，匯報情況，于是群情激憤，反清運動隨之迅速高漲，關于漢族始祖黃帝（軒轅）的宣傳文字大量出現(xiàn)。楊先生認為《自題小像》應作于這一時期，“寄意寒星荃不察”一句的深層含義乃是“隱喻清王朝不理睬拒俄義勇隊和愛國人士的抗敵愿望，密諭鎮(zhèn)壓”。

詩史互證本極可喜，但由此得出的結論必然是《自題小像》一詩作于1903年7月之后，這與人們已經確切知道的此詩寫于1903年春天這一基本情況是矛盾的，夏天寫這首詩而用“寒星”，也于理不甚相合。

楊先生在文章中也引證了宋玉《九辯》，并強調指出，王逸《楚辭章句》解釋“寄言夫流星”為“托忠策于賢良”，賢良就是兩名特派員。至于“荃不察”，楊先生認為“完全是埋怨和責備君主之詞”，在屈原是如此，在魯迅也是如此。似此，則“寄意寒星荃不察”一句詩就有了十分具體的歷史內容：魯迅本來寄希望于清朝皇帝，希望清廷改變國策，抵御沙俄，然而朝廷卻不聽忠告，反而鎮(zhèn)壓拒俄運動，忠而見疑，大失所望，于是發(fā)出埋怨和責備之詞，并一轉而下定決心，要“推翻帝國主義走狗清王朝，為民族解放而奮斗”了。

這樣解詩，似乎頭頭是道，而且當年確實有先寄希望于清廷改變國策，在遭到鎮(zhèn)壓后一變而為主張革命的人。軍國民教育會在聽取特派員匯報后，將宗旨由“實行愛國主義”改為“實行民族主義”，下決心“排滿”，就是典型的一例。問題在于魯迅是否也是如此，如取楊說，將如何解釋魯迅早在1903年春天就剪去了辮子？他的剪辮，不僅在朝廷密諭嚴拿留學生之前，也在特派員歸國之前，而且還在拒俄義勇隊成立（1903年4月）之前。

先將作為清朝臣民標志的辮子剪去，而此后仍然以清朝的忠臣順民自居，寄意于君王，可惜君王不僅不予理睬，反而密諭鎮(zhèn)壓，得到這樣的教訓后魯迅才改變立場，下決心反對清朝，為民族解放事業(yè)而奮斗。這樣的過程魯迅經歷過嗎？

魯迅在舊體詩中運用楚辭典故的地方很多，但都是靈活運用，很少有完全按照原意一成不變的。詩無非是抒發(fā)感情，不可能每一句都有其“本事”，用索隱的辦法解釋詩歌，只能在非常有限的范圍之內進行，不宜擴大化，否則我們將遇到很大的麻煩。

筆者不贊成楊先生對《自題小像》特別是對“寄意寒星荃不察”一句的解說，但很欣賞他在詩史互證方面所做的努力，贊成將沙俄的瘋狂侵略作為背景之一來研讀魯迅這首詩。沙俄侵華由來已久，1900年以后尤其囂張，這正是造成“風雨如磐暗故園”的原因之一。魯迅是拒俄運動的積極參加者——他后來的文章《斯巴達之魂》《中國地質略論》都與此有關，楊天石先生曾用文學、歷史互證的方法加以闡發(fā)^[23]，給予讀者深刻的印象——稍后他又曾在文章中寫道：“俄羅斯什赫諸邦，夙有一切斯拉夫主義”，近代以來瘋狂侵略中國，對于這樣的侵略者唯一的辦法是用實力來“自衛(wèi)”，“所當有利兵堅盾，環(huán)衛(wèi)其身，毋俾封豕長蛇，薦食上國”^[24]。但是后面的事情不能簡單地直接拿來解釋前面的作品。用歷史資料來解釋文學作品也是有限度的，而且一定要采取極其嚴格的歷史主義態(tài)度，在這一方面只要稍有逾越，例如在時間范圍上的逾越，就很可能不符合原作的本來意義。

比“寒星”更麻煩的是“神矢”。

在詩的首句“靈臺無計逃神矢”中，“靈臺”指心，或曰精神；“神矢”一詞則比較新穎難解。據(jù)許壽裳先生的解釋，此句“說留學外邦所受刺激之深”^[25]。而具體講到“神矢”，又說是用了一個洋典故，“蓋借用羅馬神話愛神之故事”^[26]；又說“想系借用羅馬神話庫必特（Cupid）愛矢之故事，亦猶駢體文中‘思士陵天，驕陽毀其羽翮’（《集外集·〈淑姿的信〉序》）乃用希臘神話伊凱魯斯（Icarus）冒險失敗之故事也”^[27]。而這個愛神庫必特愛矢之故事同魯迅留學日本時的“受刺激”是什么關系，與詩的下幾句是什么關系，許先生則未加解說。

許先生是接受魯迅贈詩的人，他的意見自然大有權威，所以許多學者根據(jù)他的說法加以發(fā)揮，大抵從愛神這里來考慮問題。愛神管的是愛情和婚姻，于是有人說“靈臺無計逃神矢”就是“說結婚的無奈”^[28]；可是魯迅的結婚在1906年，這時尚無“無奈”。又有人退一步說，這是對家庭代為訂婚的不滿，此說好像最為流行，例如新近出版的一本專著寫道——

在羅馬神話中，有一個長著翅膀的少年，就是愛神丘比特。他的箭同時暗暗射中某男某女的心，這男女雙方就會結合。但他的射箭有點亂來，有時雙方并不合適，他也射去，弄得人家雖不合適也非相愛不可。魯迅在五四時期有一首白話詩《愛之神》，就寫到這位“愛神”在射箭之后，被“一箭射著前胸”的人問他：“我應該愛誰？”他回答說：“你要是愛誰，就沒命的去愛他；你要是誰也不愛，也可以沒命的去自己死掉?！边@就是說，他頗有點“為射箭而射箭”，至于他胡亂射中的男女是否合適、是否美滿，他是不管的了。這很有點像中國神話中的“月下老人”。在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下，人們在提到他的時候，與其說是在愛情美滿的當兒，倒不如說常常是在婚姻不美滿的時刻，亦即是在無可奈何非相愛不可的情況下。魯迅寫《愛之神》，就是用來揭露封建婚姻的不合理的。本詩首句“靈臺無計逃神矢”不正是“被一箭射著前胸”的意思嗎？1903年夏，魯迅歸國度暑假，母親要他答應早在他南京求學時就已提過的與朱家的婚事。魯迅不愿拂逆年輕守寡、生活艱苦的母親的心意，在無可奈何中答應了。估計就在魯迅假滿回日本后，母親就辦訂婚手續(xù)。在封建社會，訂婚幾乎同結婚同樣重要，事情定了就不能改了。所以1903年暑假是魯迅不幸婚姻的關鍵時刻，1906年不過是去“完婚”罷了。魯迅對這婚事內心是很不滿的，因而才有“靈臺無計逃神矢”的詩句^[29]。

這里闡述相當充分，而同時也就暴露了此說的種種問題。愛神在西方是很得人心的神，與中國古代封建家長式的“月下老人”大不相同。魯迅的母親要給他包辦一門他內心很不贊成的婚事，能否用“靈臺無計逃神矢”來形容，是一個很大的麻煩。最大的問題還在于，《自題小像》一詩作于1903年春天，尚在他不得已而訂婚之前。

正因為此說絕不可通，所以早就有人雖以神話中的“愛矢”來解釋詩中的“神矢”，但強調這里的意思已經有變化，認為“魯迅在這里是把它原來所指的狹義的男女愛情，賦予新的廣義的解釋，用以代替自己熱愛祖國，因而就無法擺脫為擔心祖國命運而帶來的精神刺激”^[30]。類似的說法后來反復出現(xiàn)，基本大同小異。

這樣的解釋看似通達有理，而其實仍然絕不可通。愛國主義乃是魯迅深刻的本心，為什么要說什么“無計逃”呢？這樣來講解詩句，給人的印象是魯迅本來不愛國，也不想愛國，中了一箭之后總算是愛國了，但十分勉強——這豈不奇怪絕倫？

還有一種意見與上一種意見相近而同樣絕不可通，該說認為“神矢”就是革命思潮，當時主要指進化論思想，那時革命思潮正盛，像飛矢一樣打中了魯迅和別的愛國留日學生的心。“靈臺無計逃神矢”說明革命思潮對魯迅的震動之大，影響之深。此說同樣不可通，因為這樣一來，就好像魯迅本來不知道什么新思潮，也不愿意接受新思潮，中了一箭之后總算是接受了，但十分勉強，為“無計逃”而感慨不已，這豈不同樣奇怪絕倫？

其實，“靈臺無計逃神矢”這一句，還是許壽裳先生講得好，說的是“留學外邦所受刺激之深”，應當補充的是，種種刺激主要來自國內，魯迅1904年10月8日在仙臺寫給友人蔣抑卮的信中說過：“樹人到仙臺后，離中國主人翁頗遙，所恨尚有怪事奇聞由新聞紙以觸我目。曼思故國，來日方長，載悲黑奴前車如是，彌益感喟?！?sup>[31]他先前在東京的時候，“怪事奇聞由新聞紙以觸我目”者那就更多，青年魯迅憂心如焚，這就是他的詩句“靈臺無計逃神矢”的內涵?！吧瘛奔础吧裰荨钡暮喎Q，“矢”指刺激，魯迅新創(chuàng)的“神矢”這一詞組即指神州所來之矢——全句說他沒有辦法逃避由國內傳來的刺激；所以下文又接著說，自己無論如何不能忘懷形勢極其糟糕的故國，那里風雨如磐，一片黑暗，人民群眾尚未覺醒；而他本人是下決心為民族解放事業(yè)奮斗到底的，雖作犧牲也在所不惜。

許先生把“神矢”同羅馬神話聯(lián)系起來看只是他的一種推測，所以一則說“蓋借用……”，再則說“想系借用……”，都沒有下什么斷然的結論；而后人不察，就此疑似之說大加發(fā)揮，難免失之甚遠了。此詩同魯迅自己的私事如婚姻之類絕無聯(lián)系。

《自題小像》一詩給人印象最深并早已成為警句的是最后一句“我以我血薦軒轅”，“血薦軒轅”，與魯迅臨終時人們獻給他的“民族魂”三個大字一脈貫通，遙相呼應。

詩句中連用了兩個“我”字流露出一種無奈的獨立蒼茫之感，這種無奈也頗有籠罩魯迅一生之意。除了五四高潮期的一小段時間以外，魯迅始終有一種獨戰(zhàn)的悲哀而難以擺脫。試舉兩段后來的作品看——

倘使我還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這“虛妄”中，我就還要尋求那逝去的悲涼飄渺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因為身外的青春倘一消滅，我身中的遲暮也即凋零了。

然而現(xiàn)在沒有星和月光，沒有僵墜的胡蝶以至笑的渺茫，愛的翔舞。然而青年們很平安。

我只得由我來肉薄這空虛中的暗夜了，縱使尋不到身外的青春，也總得自己來一擲我身中的遲暮。（《野草·希望》）

煙水尋常事，荒村一釣徒。

深宵沉醉起，無處覓菰蒲。（《無題》）

在這種地方，人們很容易想起《自題小像》一詩，以及他青年時代欣賞過的尼采和后來翻譯過的阿爾志跋綏夫。

[1]《且介亭雜文末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魯迅全集》第6卷。

[2]詳見許壽裳《剪辮》，《亡友魯迅印象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第1—2頁。

[3]《且介亭雜文·病后雜談之余》，《魯迅全集》第6卷。

[4]《魯迅在東京·補遺》，《魯迅的故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30頁。參見《魯迅小說里的人物·吶喊衍義·剪發(fā)》《魯迅的青年時代·東京和仙臺》。癸卯三月初四當公元1903年4月1日。

[5]周作人癸卯三月廿九日（1903年4月26）日記：“接大哥廿一日函，并斷發(fā)小照一張?！保ㄓ坝”尽吨茏魅巳沼洝飞蟽裕笙蟪霭嫔?996年版，第389頁）

[6]詳見許壽裳《剪辮》，《亡友魯迅印象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第1—2頁。

[7]參見魯迅的小說《頭發(fā)的故事》《風波》《阿Q正傳》。

[8]盡管魯迅后來說，他的剪辮“毫不含有革命性”，“只是為了不便”（《且介亭雜文末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這是魯迅的謙辭，不可呆看。

[9]《墳·雜憶》，《魯迅全集》第1卷。

[10]《懷舊》，《我所認識的魯迅》，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第39頁。

[11]詳見《我所認識的魯迅》《〈魯迅舊體詩集〉序》等文；只有一次許先生說“魯迅往仙臺學醫(yī)……別后，他寄給我一張照片，后面題著一首七絕詩，有‘我以我血薦軒轅’之句”（《亡友魯迅印象記·仙臺學醫(yī)》），當出于記憶之誤，也可能是魯迅此時再一次題贈此詩。

[12]十卷本《魯迅全集》中的《集外集拾遺》有“附錄”二種，“一為作者早年的詩文，共十七篇，是1898年至1902年的作品”，依照這一體例，《自題小像》應列入，但并沒有收在這里，卻編入《集外集》中去了，同時署1901年。這種自違失照的情形，大約是因為《自題小像》同魯迅更早的作品如1901年的《庚子送灶即事》《祭書神文》《別諸弟》等等相比明顯高出一頭，卻又錯誤地相信此詩作于1901年，結果便出現(xiàn)了一個明顯的矛盾。

[13]《集外集·序言》，《魯迅全集》第7卷，第4頁。

[14]1934年12月20日致楊霽云的信，《魯迅全集》第12卷。

[15]轉引自許壽裳《〈魯迅舊體詩集〉序》，《我所認識的魯迅》，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第55頁。

[16]1934年10月13日致楊霽云的信，《魯迅全集》第12卷。

[17]1934年12月9日致楊霽云的信，前引書。

[18]1934年12月19日致楊霽云的信，前引書。

[19]1934年12月23日致楊霽云的信，前引書。

[20]1934年12月6日致蕭軍、蕭紅的信，《魯迅全集》第12卷。

[21]《〈魯迅舊體詩集〉跋》，《我所認識的魯迅》，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第57頁。

[22]《“荃不察”與“薦軒轅”——〈自題小像〉新探》，《南開大學學報》1977年第4期。

[23]詳見《〈斯巴達之魂〉和中國近代拒俄運動》（《光明日報》1976年10月23日）、《〈中國地質略論〉的寫作與中國近代史上的護礦斗爭》（《魯迅研究資料》第1輯，文物出版社1976年10月版）二文。

[24]《集外集拾遺補編·破惡聲論》，《魯迅全集》第8卷。

[25]《懷舊》，《我所認識的魯迅》，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第39頁。

[26]《〈魯迅舊體詩集〉跋》，《我所認識的魯迅》，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第57頁。

[27]《〈魯迅舊體詩集〉序》，前引書，第56頁。

[28]錫金《魯迅詩本事》，《文學月刊》1956年11月號。

[29]倪墨炎《魯迅舊詩探解》，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1頁。

[30]于植元《魯迅詩本事質疑》，《處女地》1957年1月號。

[31]魯迅1904年10月8日致蔣抑卮，《魯迅全集》第1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