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朱家王朝的締造者 太祖朱元璋
太祖朱元璋(1328—1398年),字國瑞,濠州鐘離(今安徽鳳陽)人。家境貧寒,父母早逝,年輕時曾入寺為僧。1352年率眾投紅巾軍,參加元末農民起義,并逐步成為一位杰出的領袖。他運用“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的戰(zhàn)略方針,壯大軍力。1356年,他率軍攻克集慶(后改名應天,即今南京)。以此為根據(jù)地,先后擊破陳友諒、張士誠部,于1368年建立明朝,定都南京,建元“洪武”,從而開創(chuàng)了朱氏家族統(tǒng)治中國的歷史。朱元璋死于1398年,在位31年。
1.亂世投軍,攀鳳起家
封建社會是個家族社會,權力主要由大而顯赫的家族來掌握。朱元璋出身貧寒,即使他再有本事,憑借個人的奮斗,在那個時代也是難以成功的。朱元璋與郭家和馬家這兩個比較有名氣的家族聯(lián)系起來之后,則如虎添翼,為以后登上皇帝寶座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條件。
朱元璋的家庭世代務農,因沒有自己的土地,所以只能為地主干活,自然是社會地位很低的。不僅如此,由于受到地主的壓迫,常常一年艱苦勞作,到頭來還是全家不得溫飽。因此,朱家經常搬遷,力圖尋找一個壓迫比較小的地方生活。
據(jù)考證,朱元璋的太祖居于沛縣(今江蘇沛縣),祖籍是句容(今江蘇句容),住在朱家巷。朱元璋出身貧寒,他的祖父連自己的名字都沒有,在元朝是一個“種地的淘金戶”。所謂種地的淘金戶,這是一種特殊的、在元代礦戶中屬于承擔向朝廷交納定額黃金的戶籍。句容縣原本沒有黃金,官府同意以種地代替淘金,即以種地的錢買了黃金來交納。由于元朝的賦稅很重,實在交不起,朱家只好再次遷移,逃到淮北一帶,在泗州盱眙(今江蘇盱眙)安頓下來。祖父辛辛苦苦干了一輩子,連一點基業(yè)也沒打下,便一命歸西了。
朱元璋的父親名叫朱五四,又名世珍,是個老老實實的佃農,就像當年一首歌謠所唱的那樣:“佃農佃農老實人,只種莊稼不管事,種了十畝肥莊稼,到頭來,兩手空空回家來?!钡拇_,朱五四為別人種了一輩子莊稼,可到頭來什么也沒撈到,以致自己死后也沒個葬身之地。他一生當中,像候鳥一樣把家搬來搬去。在盱眙活不下去了,只好逃往虹縣(今安徽泗縣)。到50歲的時候,又舉家遷往鐘離東鄉(xiāng)給人做佃農,60歲時無力耕種,生活難以維持,又搬移到孤莊村落戶。正如中國有句古話:“窮搬家,富挪墳”。這正好是朱元璋家境的寫照。在每一次舉家搬遷的過程中,一家老小總把希望寄托在新地方、新田主身上,可他們哪里知道,一百個田主,九十九個心比鍋底還黑,根本不會給窮人留一條活路。
朱元璋就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和家庭環(huán)境下出生的,正是由于生活的艱辛,使得朱元璋過早地在自己的性格當中注入了剛毅、果敢、勇于做事的素質,使他自強不息,面對著強大的勢力從不低頭,但又不缺乏斗爭的機智忍讓之術。
朱元璋的母親陳氏,出身行伍之家。外祖父陳公曾在宋朝大將張世杰部下當過兵。兵敗后輾轉回到家鄉(xiāng),在原地怕被人抓去充軍,遷居盱眙津里鎮(zhèn),靠當巫師畫符念咒、看風水、算命批八字過活。陳公生有二女,大女兒嫁給季家,小女兒嫁給了朱五四。朱五四有8個孩子,朱元璋是老八,幼名重八,初名興宗,后來他投到郭子興麾下,才起官名叫元璋,字國瑞。因為自宋朝以來,平民百姓若不在官府任職是一概不許起官名的,只能用行輩和父母年齡合算出一個數(shù)目作為稱呼,也就是說只能叫小名。
由于家境貧寒,年幼的朱元璋經常吃不飽肚子,很小的時候就去給人家放牛謀生。后來為了填飽肚子,還曾出家當過和尚。直到朱元璋參加了紅巾軍,投奔了郭子興,命運才開始有了轉機。
朱元璋投軍完全是“官逼民反”。人沒活路了,自然就豁出去了,這對以后朱元璋的執(zhí)政產生了很大影響。后來,朱元璋在《皇陵碑》中回憶當時情景:“好友寄來書信,勸我參加義軍,心中擔憂又恐懼,正在猶豫不定,此事卻被別人發(fā)覺,聲言要告官府。形勢急迫,算上一卦,結果逃亡和留守皆不吉,只有投軍方大吉?!边@就是朱元璋高人一等的地方,他向世人表明,他投奔起義軍的決心是神靈的啟示,他的行為是受命于天,是受菩薩保佑的。為了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朱元璋可說是用盡心機了。
至正十二年(1352年)閏三月初一,朱元璋參加了郭子興領導的起義軍,被收做一名步卒,那一年他25歲。這一過程看起來簡單,但卻為朱元璋帶來了峰回路轉的命運,為他走向成功打開了大門。
參軍后,朱元璋自己非常努力,才能出色,很受郭子興的賞識。朱元璋非常明白,要想出人頭地,就必須拼命努力。所以他總是比別人練得刻苦,練得認真,練的時間長。不久,他就已經成為隊里出類拔萃的角色。郭子興也越發(fā)喜歡他,每次領兵出擊,都會把他帶在身邊,而朱元璋也總是小心地護衛(wèi)著郭子興,作戰(zhàn)十分勇猛,斬殺俘獲過不少敵人。
因表現(xiàn)出色,朱元璋不久就被調到元帥府做了親兵九夫長。遇上事情,郭子興總不忘征求一下他的意見,每次他都盡力謀劃,使郭子興越來越覺得他有膽識,有謀略,是個將才。再后來,郭子興就派朱元璋單獨領兵作戰(zhàn)。每次打仗,朱元璋總是身先士卒,沖殺在最前面。得到的戰(zhàn)利品,他又分毫不取,全部分給部下,因而部下都非常擁護他。郭子興見朱元璋帶領的部隊凝聚力空前增強,戰(zhàn)斗力大為提高,于是,更加器重他,特別想把他收為心腹,讓他真心真意、死心塌地地跟著自己干。
郭子興有個養(yǎng)女,是好友馬公的小女兒。馬公原是宿州閔子鄉(xiāng)的一個富豪,因仗義疏財,又好交友,與郭子興是刎頸之交。馬公死后,郭子興就將馬公的女兒交給夫人撫養(yǎng),把她當作自己的親生女兒看待。為了拉攏朱元璋,郭子興決定把養(yǎng)女嫁給朱元璋。
這對朱元璋來說,真可謂是天上掉餡餅!一個窮小子竟然能娶到元帥的女兒為妻,真是福人、福相、福分大,連他自己都覺得像是一場夢,夢已成真,郭元帥親自為他們主婚。從此,他有了靠山,前程似錦,眾兄弟自然對他另眼相看,以后在軍中就稱他為“朱公子”。
這樁婚姻不僅表明朱元璋深得郭子興的信任,而且娶到馬氏,更使朱元璋大受裨益。馬氏本人就是一個聰明賢惠的女人,因而成了朱元璋角逐天下的賢內助。他們珠聯(lián)璧合,朱元璋做事便如同錦上添花,戰(zhàn)場上的表現(xiàn)就更加出色,威望大大提高。結果,卻引起了郭子興對朱元璋的猜疑忌妒。馬夫人處處為他周旋,才得以保全性命和地位。有一次,朱元璋遭人陷害被監(jiān)禁,當時正值荒歲歉收,沒有吃的。馬夫人偷偷懷揣炊餅給他吃,竟燙傷胸口。后來她習慣于儲藏一些干糧干肉,為的是軍中缺糧時給朱元璋吃,從來不考慮自己。渡江時,她率全軍將士的妻妾渡江。在應天,陳友諒大軍壓境時,她散盡宮中財物犒勞將士,鼓舞士氣。因此,開國后朱元璋對侍臣說:“皇后與朕同是布衣出身,同甘共苦,比起漢光武帝危難時馮異獻的豆粥麥飯來,更勞苦功高。她還多次對朕說:夫婦相保容易,君臣相處難,常請求赦免臣下過失,保全大臣。她是朕的得力助手?!彼€將馬皇后比作唐太宗賢德的長孫皇后。回到后宮,他把這些話講給馬皇后聽。馬皇后說:“陛下不忘與妾貧賤時的苦難日子,也不要忘記與群臣共同度過的艱難歲月。但妾怎敢與長孫皇后相比呢?”
對于馬氏的謙虛、深明大義,朱元璋是感激的,他更以自己的夫人能有這樣的人品自豪,這使他對事業(yè)的追求更加有動力。朱元璋攀上馬夫人這只鳳,為自己添加了一股無法估量的力量。
2.假托神明,美化統(tǒng)治
歷代皇帝都不惜將自己的出身美化和神圣化,朱元璋也不例外。為了登上皇帝寶座,為了朱氏家族能統(tǒng)治天下,朱元璋不惜讓自己披上神的外衣,使丑小鴨變成白天鵝,使泥菩薩變成活神仙,使其統(tǒng)治名正言順。
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變?!弊鍪乱皂槨榱耸棺约旱慕y(tǒng)治能夠萬世延續(xù),統(tǒng)治者們往往會編造各種謊言來美化自己,神話自己,使自己的統(tǒng)治蒙上一層神秘的外紗,這樣更能愚弄百姓,從而達到自己的目的。
例如,秦代陳勝吳廣起義時,曾使人用帛寫上“陳勝王”三個字暗中放進別人剛釣起的魚肚中,并使人晚上模仿狐貍高叫“大楚興,陳勝王”;劉邦當年聽始皇嬴政說東南有天子氣,就在家鄉(xiāng)胡編了些“赤帝子”將來要取代“白帝子”的話來抬高自己,劉邦的妻子呂氏也常說“劉邦頭上常有云氣”之類的話;黃巾起義,張角兄弟邊令眾人裹黃巾、扯黃旗,邊派人傳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金田起義的洪秀全稱自己是天父之子,稱自己為天王。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將政權、將個人神秘化,也的確都收到了揭竿而起、一呼百應的成效。朱元璋出身社會底層,沒有任何家族背景。如果不編一些故事加在自己頭上,美化自己的出身,那么就會讓所有的人留下這么個疑問:同是平民出身,肩膀頭一樣高,為什么偏偏你做得了皇帝!難道我就不行嗎?這種不服和挑戰(zhàn)思想的存在,對新生的王朝來說顯然是不利的。因此,朱元璋登基之后,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借助神來使自己的行為名正言順。
朱元璋為了神化自己,編造了自己出生時的一些故事。朱元璋出生之前,他母親在田地里干活,由于疲憊至極而睡去。夢中一道士給她吃了一粒藥丸,也就是仙丹。第二天陳氏干活的時候忽然覺得就要臨盆了。她連忙往家趕,但是,走到半路的時候再也支持不住,就躲到山坡下的二郎廟里面,生下了朱元璋。
據(jù)說,朱元璋誕生的時候,整個二郎廟里面都閃著紅光,以致映得附近的山嶺也紅彤彤的,這自然是不同凡響的事情。而當陳氏把朱元璋抱回家之后,街坊鄉(xiāng)親們發(fā)現(xiàn)朱元璋的家里也是一片紅光。起初,善良的鄉(xiāng)親們還以為朱元璋的家里起了火,就連忙拿著救火的工具跑了過來。等到了近處一看,卻發(fā)現(xiàn)遠不是那么回事。就是朱元璋的家里人,一年之中也經常發(fā)現(xiàn)自己的家里有紅光在閃,最終發(fā)現(xiàn)了原來是敬神的燈光在閃。從此,朱家越發(fā)認為朱元璋非同俗人凡胎。
由于古代社會里人民生活疾苦,再加上科學技術、知識文化的落后,在那樣的歷史條件下,人們的認識水平很有限,而天下的百姓對皇帝的出身在當時非常在意。人們普遍認為“君權神授”,認為皇帝就應該是上天派下來管理人的,皇帝的生死存亡都體現(xiàn)著上天的旨意?;实蹅円哺鼧芬獬姓J人民這樣的看法,同時為了使自己的出身更加貼近于人民的觀念,他們便會想出種種辦法來迎合和麻痹人民大眾,使勞動人民對于統(tǒng)治者不會生出反叛之心,以利于自己政權的穩(wěn)固和統(tǒng)治的順利進行。
朱元璋為了鞏固萬世帝業(yè),編造出神的故事來抬高自己。他的傳說也是如此美好,但這都不可能是真實的。那么真實情況怎樣呢?
在朱元璋出生之前,家境困難,負擔極重。為了生計,陳氏懷胎十月仍然要堅持在田間勞作,連一點休息的時間也沒有。直到臨盆之前,才不得已匆匆忙忙地往家趕,以致最后只能草草地在二郎廟里把朱元璋生下來。由此而觀陳氏之生朱元璋,聯(lián)想到一位母親所經受的磨難,實在遠不如傳說的那樣浪漫。
朱元璋出生后,朱家又多了一人吃穿,負擔更加沉重,做父親的朱五四甚至已經沒有錢給新出生的朱元璋買一方新的綢布(當時綢布是常用織物,但很貴)來包裹身體了。幸好他在河里意外地撿到了一塊別人丟掉的舊紅綢布,就給朱元璋裹了身子,勉勉強強免去了買不起紅綢布的尷尬。
朱元璋真是一名制作神話傳說的大導演,使得許多“摧眉折腰事權貴”者趨之若鶩,為博帝王“開心顏”而大動腦筋。這使得人們對于他的身份有了新的解釋,并且這種傳說有助于穩(wěn)固朱家的江山社稷,有利于明朝的統(tǒng)治,這對于朱元璋來說無疑是有利的,所以朱元璋就要趨向于這種說法,不僅自己去編,而且鼓勵下臣去附會。
朱元璋為了把自己神化,還曾撰寫過一本《周顛仙人傳》。在《周顛仙人傳》中,明太祖記載了周顛的身世及其事跡。其中說到,周顛面見朱元璋,唱道:“山東只好立一個省?!比缓笥檬之嫵傻貓D,指著朱元璋說:“你打破一個桶(統(tǒng)),做一個桶?!敝煸拔髡骶沤星皢栔茴崳骸按诵锌梢詥??”回答說:“可以?!庇謫査骸坝颜徱呀浄Q帝,消滅他怕不容易?”于是周顛仰首看天,然后說:“上面無他的?!比绱嗽粕届F罩的事情不勝枚舉。又說十年之后,一次朱元璋害了熱病,幾乎要死。這時赤腳僧覺顯送來藥,說是天眼尊者和周顛仙人送到。朱元璋服下后,晚上病就好了。
由于成功地借助了輿論,朱元璋的出身一下子高貴了許多,與真實的情況相比,的確有云泥之別。但人們接受了這個傳說,同時也接受了這個皇帝,朱元璋和他的家天下因而成了這個傳說最大的受惠者。
3.休養(yǎng)生息,發(fā)展經濟
封建社會朝代的滅亡,主要是統(tǒng)治者的暴政使得民不聊生,從而爆發(fā)農民起義,從內部瓦解了統(tǒng)治基礎。朱元璋出身于農民,對農民既了解,又同情。他登上皇帝寶座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農民休養(yǎng)生息的政策也就不足為奇了。這正是朱氏家族得民心,能夠坐穩(wěn)江山的根本原因。
作為中國封建社會唯一出身貧民的皇帝,朱元璋對農民階層的苦難生活有很深刻的體會和特殊的同情心,并對該階層的處境異常關注。他要以自己特殊的權力最大限度地改善農民階層艱難的生活狀況。而這,也為朱家統(tǒng)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明朝開國時,經濟形勢是十分嚴峻的。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從應天到家鄉(xiāng)濠州省墓,一路“百姓稀少,田野荒蕪”。洪武元年(1368年)四月,朱元璋去北伐前線開封視察,經常穿行在草莽之中。七月,徐達率部自開封北上,路經河南、山東、河北,沿途“道路皆榛塞,人煙斷絕”。在中原,怨魂遍地,尸骸蔽野,收殮埋葬骸骨成了政府的善舉、百姓的義舉。朱元璋慨然喟嘆道:“平定中原并不困難,但民物凋喪,千里丘虛,既定之后,生息猶難,這正是勞思費神之處?!辈坏性瓦B湖廣、四川等這些昔日繁華的地區(qū)也是一片荒涼。湖廣洞庭湖流域直到洪武末年尚且“土曠人稀,耕種者少,荒蕪者多”。四川經過幾十年戰(zhàn)亂,也滿目瘡痍。到洪武二十年(1388年),各州縣仍然“居民鮮少”,就連肥沃的成都平原也還有數(shù)萬畝良田“荒蕪不治”,明朝開國后一百多年尚不能恢復歷史舊景。三吳中心城市蘇州,也“里邑蕭然,生計鮮薄”,如雨打殘荷,秋風敗葉。當時的歷史名城揚州被張明鑒等部隊掠奪,只剩下18戶人家。徐州被元軍血洗,男女老幼無一幸免,到明初依然是“白骨蔽地,草莽彌望”的鬼蜮之地。
明朝開國以后,南征與北伐在繼續(xù)。殘元部隊長時間控制著東起遼東、西至陜甘的廣大區(qū)域,明昇政權存在到洪武四年;云南舊元梁王堅持到洪武十四年。元末社會經濟的全面崩潰和長時間的戰(zhàn)亂,使民心思定,向往穩(wěn)定的生活。廣大民眾迫切期望朱元璋能夠廢除元朝的暴政,重新分配土地,減輕賦役負擔,使他們能夠安居樂業(yè)。朱元璋出于鞏固政權的需要,決心滿足飽經戰(zhàn)爭之苦的民眾的這一需求。他提出了“安民為本”“養(yǎng)民者必務其本”“民者,國之本也”等治國安民的方針。民不安,則國不寧。朱明王朝剛立國不久,只有發(fā)展農業(yè),解決民眾最基本的生活保證并使其擁有從事簡單再生產的基本條件,才是立國之根本。
在朱元璋看來,“為國之道,以足食為本”,讓百姓衣食無缺,生活富足起來,是統(tǒng)治者應盡的責任,也是維持國家安定的根本。他指出:“百姓富裕了,國家才能富強;百姓安逸了,國家才能安定。百姓貧窮困苦而國家富強安定的事情,是從來沒有的!”他多次告諭說,“百姓富裕了,就會與政府親近;百姓貧窮了,就會與政府背離。所以,百姓的貧富,關系著國家的興亡!”
據(jù)統(tǒng)計,在朱元璋統(tǒng)治的31年時間里,他下詔減免賦稅和賑濟災民達七十余次。他規(guī)定,凡各地發(fā)生災害,當?shù)毓賳T必須及時上報朝廷。如地方官隱瞞不報,當?shù)氐娜嗣窨梢灾苯酉蛏仙暝V。一經查實,該地方官就要被逮捕嚴懲。有一年,湖廣荊州、蘄州發(fā)生水災,朱元璋命戶部主事趙乾前去賑濟,趙乾竟拖延了很長時間才到,致使一些百姓活活餓死。朱元璋知道以后,立即下令將趙乾處死。還有一次,山東青州發(fā)生旱災和蝗災,有關部門沒有及時奏報,朱元璋就將有關官吏全部逮捕治罪。再有一次,江西彭澤糧食歉收,當?shù)毓賳T沒有及時賑濟,以致有賣兒鬻女者,朱元璋下令將彭澤知縣施以杖刑。為了防止公文往來耽擱時間,使受災百姓能夠及時得到救濟,后來朱元璋還規(guī)定,凡遇饑荒,各地方政府應先開倉放糧,然后再上報朝廷。
朱元璋告諭全國官員說:“天下剛剛安定,百姓財力困乏,就像剛會飛的小鳥,切不可拔它的毛;就像新種植的小樹,切不可搖它的根。必須讓百姓能夠休養(yǎng)生息!”他自己也比較注意愛惜民力,盡量少打擾百姓。在建筑宮殿時,他只求堅固,不講華麗。宮中的空地,有人建議應建立臺榭苑囿以供游憩,但朱元璋不肯,他讓人在空地上種植蔬菜,供宮里人食用。朱元璋自己不肯妄興工程,也不準各級官員浪費民力。他規(guī)定各級官府凡有“勞民之事”,必須先行奏請,得到批準才可開工,不得擅自動用百姓的人力和物力。如非興建不可的工程,像城防、橋梁、河渠等,也要在農閑時節(jié)進行,不得妨礙農務。朱元璋的這些舉措,有助于民力的休息和經濟的復蘇,的確起到了“安民”的良好作用。
朱元璋對農民的認識,也有他自己獨特的見解,知道農民有一定的狹隘心理和紀律松散性。因此,在休養(yǎng)生息的過程中,進行民屯,就是采用一種強制方式把一部分農民遷到地多人少的地方去,也就是“招徠耕種,以實中厚”,政府給予耕牛、農具、種子等,并免征三年賦稅。洪武七年(1374年),從江南遷移14萬戶到鳳陽。九年(1376年),又遷山西及河北真定等處無產業(yè)者到鳳陽屯田。十五年(1382年)遷移廣東番禺、東莞、增城等處二萬四千人到泗州屯種。二十一年(1388年),遷山西澤州、潞州無田農民往河南閑曠地方屯種。二十二年(1389年),遷江南蘇州、松江、杭州、湖州、溫州、臺州各府無田農民到淮河一帶屯種。二十五年(1392年),遷山東登州、萊州無田農民五千六百多戶到東昌府耕種。二十八年(1395年)又規(guī)定,青州、兗州、登州、萊州、濟南五府,凡農民家有五丁以上而田不到一頃的,以及無地農民,都要分丁到東昌府開墾荒田。此外,朱元璋還采取招募農民屯種和發(fā)配罪人屯種的辦法,以增加地廣人稀地區(qū)的勞動力。
元朝末年,土地兼并異常嚴重,農民被迫流浪遷徙。朱元璋采取措施盡力使人口附著于土地。他發(fā)布詔書讓流民回籍耕種,這種民屯,是行之有效的。除此之外,朱元璋還實行軍屯。
軍屯是朱元璋汲取歷史經驗,從漢武帝和曹操那里學來的辦法。其目的是“寓兵于民”,即讓士兵們“且耕且戰(zhàn)”,養(yǎng)兵而不累民。早在明朝建立前,朱元璋就曾在江南設立民兵萬戶府,讓士兵們在應天附近屯田,自給軍糧,很有成效。明朝建立后,朱元璋立即在全國范圍內,尤其是在邊境地區(qū),廣泛推行軍屯。這樣,各衛(wèi)所的士兵都被分成兩部分:一部分守御操練,稱操守旗軍,是戰(zhàn)斗部隊;另一部分下屯耕種,稱屯種旗軍,是生產部隊。操守與下屯的比例,按規(guī)定是七分屯種,三分守城,但實際上,各地情況不同,屯、守的比例也各異。據(jù)估計,明初屯田士兵總數(shù),當在一百四十萬人以上。士兵屯種的田地,由政府撥給,一般是每人五十畝,政府同時還要提供耕牛、農具、種子等生產資料。在洪武時期,軍屯取得巨大成就,屯田面積達到了九十萬頃左右,軍糧基本能夠自給自足。朱元璋為此曾自豪地說:“吾京師養(yǎng)兵百萬,要令不費百姓一粒米?!?/p>
為解決駐軍的糧餉問題,朱元璋還進行了商屯。商屯,其實是一種特殊的民屯。在洪武三年(1370年),開始推行“開中法”,就是利用食鹽專賣權,讓商人把糧食運到邊區(qū)的糧倉,政府按照納糧數(shù)量給予鹽引(即販鹽許可證),商人憑鹽引到指定的鹽場支取食鹽,再運到指定的地區(qū)去銷售。因路遠運糧不便,商人們便雇人在邊地屯墾,把收獲的糧食就地繳納官倉,換取鹽引,當時人稱為“商屯”。商屯的開展,既充實了軍隊糧儲,又促進了邊區(qū)開發(fā),發(fā)揮了積極作用。
朱元璋推行的這三種屯田制度,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實現(xiàn)了“田野辟,戶口增”的目標。耕地和人口的增加,為社會經濟的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也為朱家的統(tǒng)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實行休養(yǎng)生息的過程中,朱元璋進行了田地和人口的清查,編制成冊。在元末長期的戰(zhàn)亂中,各地的田地簿籍大多散失,保存下來的和實際土地占有狀況也早已不相符合。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在明朝建立前,朱元璋就曾在占領區(qū)進行土地清理,編造圖籍,據(jù)此確定賦稅和徭役。如至正十八年(1358年),在徽州讓人民“自實田”,即自己如實報告田產數(shù)額。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又下令“使民,實田,集為圖籍”,并對各人自報數(shù)額進行復核。所謂“圖籍”,是南宋以來流行于江南地區(qū)的一種土地簿籍,其中記載著每塊土地的畝數(shù)、土質、方圓面積以及田主姓名等,并繪制成圖,因圖上田地一塊挨著一塊,很像魚鱗,所以被稱為“魚鱗圖冊”。朱元璋在占領區(qū)進行的這些土地清理,雖然不是很徹底,但也頗有成效,為他順利地征發(fā)賦役、爭霸天下奠定了基礎。
朱元璋大刀闊斧、雷厲風行地進行改革,在明朝剛建立后才幾天,他就派人到土地隱瞞最為嚴重的浙西地區(qū)去核實。臨行前,朱元璋告誡說:“你們一定要據(jù)實辦理,切不可徇私情,不可妄加、增損。否則,國法不容!”不久,朱元璋又命中書省議定役法。他指出,國家初建,工程量大,為了防止徭役過多地落到窮困農民身上,應采用驗田出夫的辦法斂派徭役。由于徭役負擔是與田地多少掛鉤的,土地清理就成為新役法能否成功的基礎。經過中書商議,決定每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到一頃的,用別的田補足,稱為“均工夫”。洪武三年(1370年),根據(jù)上述原則,在直隸、應天等十八府州以及江西饒州、九江、南康等三府編制了均工夫圖冊,計田出夫,每年農閑時節(jié),到京師服役30天。如果田多丁少者用佃戶充役,要出米一石作為佃戶的補充費用。如果雇傭他人應役,則要每畝出米二升五合?!熬し颉币鄣耐菩泻芾谕恋厍宀?,從此處也可看出朱元璋存在著農民平均主義思想。
朱元璋推行的戶籍清理運動還沒完成的時候,北方地區(qū)的局勢就已經基本穩(wěn)定下來。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朱元璋下了一道口諭給戶部,命令清查戶口,推行戶帖制度。這道口諭保存下來,成為洪武年間傳世的為數(shù)極少的白話諭旨之一,現(xiàn)特照錄于下:“說與戶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只是戶口不明白哩。教中書省置天下戶口的勘合文簿戶帖,你每(們)戶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將他所管的應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寫著他家人口多少,寫得真著,與那百姓一個戶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來了。我這大軍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縣里下著,繞地里去點戶比勘合,比著的,便是好百姓,比不著的,便拿來做軍。比到其間有司官吏隱瞞了的,將那有司官吏處斬。百姓每(們)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過,拿來作軍。欽此。”
朱元璋是個頭腦靈活的人,不管是在戰(zhàn)場上還是在改革措施上,都很有力度。他在口諭中設計的清查程序,既嚴密又嚴酷。先由中書省印造戶籍戶帖,印制時戶籍與戶帖兩聯(lián)合為一紙,在騎縫處統(tǒng)一編號,加蓋印章,戶籍與戶帖上各有印章的一半,稱為“半印勘合”,下發(fā)到各地方政府;然后由戶部發(fā)布榜文,讓各地方政府通知所轄百姓,都到官府去登記自家的戶口和財產情況,經初步核實后,官府發(fā)給每家一份戶帖;然后再調派軍隊下到鄉(xiāng)村,按照登記底冊挨戶比對,逃避比對者或經比對所報不實者,一律發(fā)配充軍;有關官吏弄虛作假者,一經發(fā)現(xiàn),立即處斬。在清查完畢后,戶籍上交戶部留存,戶帖則由各戶收執(zhí)。朱元璋利用軍隊清查戶口,一方面是因為當時全國大部分地區(qū)都已平定下來,軍隊不用再出征;另一方面是因為他不相信官吏,認為軍隊才能更好地貫徹他的意圖。
朱元璋的清理整頓,有利于土地、戶口的管理規(guī)范化。這都大大減輕了百姓的負擔,提高了勞動積極性,促進了社會的進步和發(fā)展。
水利是農業(yè)的命脈,不大力興修水利,推廣經濟作物,就不能真正做好休養(yǎng)生息的工作,也就無法富國強兵,實現(xiàn)人民安居樂業(yè)。朱元璋有躬耕的親身經歷,所以,他始終重視水利建設。在朱元璋的督導之下,洪武年間,各地政府組織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修建了許多水利工程。其中規(guī)模較大的有:洪武元年(1368年),修筑和州銅城堰閘,周圍二百余里。洪武四年(1371年)修復廣西興安縣靈渠,筑有三十六陡渠,可以灌溉農田上萬頃。洪武六年(1373年),動用民工二十五萬人,疏浚開封府自小木到陳州沙河口的十八道河閘。同年,從松江、嘉興僉發(fā)民工二萬人,開浚上海胡家港,直通海上。洪武八年(1375年),命長興侯耿炳文督率疏浚陜西涇陽洪渠堰,可以灌溉涇陽、三原、醴泉、高陵、臨潼等縣田二百余里。洪武九年(1376年),修筑四川彭州都江堰。洪武十二年(1379年)寧夏衛(wèi)修筑漢、唐時代的舊渠,可以引黃河水灌溉田地數(shù)萬頃。洪武十四年(1381年),修筑浙江海鹽縣海堤,又征發(fā)民工二萬人修筑開封黃河大堤。洪武十九年(1386年),修筑福建長樂縣海堤,防止了海潮侵淹農田,人民大受其利。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調發(fā)淮安、揚州、蘇州、常州四府民工二十五萬人,修筑崇明、海門潰決的海堤一百六十余里。朱元璋興修水利一直持續(xù)到他在位的最后一年。朱元璋曾說:“耕稼是衣食的根本,民生的保障。朕曾命令各地興修水利,可地方官們不及時執(zhí)行,致使百姓深受其害?,F(xiàn)在派你們到各地去,要召集官吏民眾,趁農閑時節(jié),因地制宜,周密規(guī)劃。凡是可以蓄水以防旱、泄水以防澇的陂塘湖堰,都要加以修治。但也不要妄興工程,禍害百姓?!彼こ痰膹V泛興修,增強了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改善了土壤質量,提高了農作物的產量。
朱元璋十分提倡經濟作物的種植,甚至還采取強制性措施加以推廣。朱元璋運用行政手段強制種植經濟作物,這在今天看來似乎是不符合市場經濟規(guī)律的,但在當時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社會條件下,卻有一定的積極意義,而且也富有成效。據(jù)學者估計,明初全國種植的各類經濟果木在十億株以上,這個成績是巨大的。明代以前,百姓穿的都是麻衣,而在朱元璋的鼓勵下,明初棉花的種植獲得大發(fā)展,棉布已經成為百姓的通用衣著,這是服裝面料方面的一次重大變革??傮w來看,朱元璋推廣經濟作物的做法,豐富了農業(yè)生產的內容,提高了抗御災害的能力,也為手工業(yè)生產提供了更多的原料,為以后絲織業(yè)、棉織業(yè)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
俗話說:“創(chuàng)業(yè)不易,守業(yè)更難?!敝煸肮行奚?,靜心養(yǎng)性。從現(xiàn)實出發(fā)進行休養(yǎng)生息,分配土地,解決老百姓的吃飯問題,為朱家王朝的統(tǒng)治打下了深厚的群眾基礎。
對于朱元璋的這一番作為,有人視之為“愛民如子”,有人看做為朱元璋對農民階層的血緣情感。事實上,朱元璋的所作所為集中體現(xiàn)出他對穩(wěn)定農民階層重要性的充分認識,民興才會業(yè)興,業(yè)興才能國興,朱明王朝才能傳之萬代,臣僚們亦可分享富貴榮華。若民不聊生,就會民怨沸騰,臣僚的富貴榮華也將隨之失去,皇位也不得保全。
4.以身作則,提倡節(jié)儉
節(jié)儉是興盛的征兆,奢侈是衰亡的先聲。漢有“文景之治”,唐有“貞觀之治”。漢文帝劉恒、漢景帝劉啟、唐太宗李世民等都特別注重節(jié)儉。朱元璋出身貧苦農家,對農民生活的艱辛有切身體會。登上皇位后,還能身體力行,帶頭倡導節(jié)儉,這是難能可貴的。
朱元璋是一個提倡節(jié)儉的皇帝,由于他出身貧苦農家,不僅深深體諒農民生活的艱辛、物力的艱難,而且他還身體力行,帶頭倡導節(jié)儉。“自古王者之興未有不由于勤儉,其敗亡未有不由于奢侈?!边@是他總結前人歷史經驗教訓后告誡后人的一句名言。他在位期間,大力提倡節(jié)儉,反對奢侈浪費。他常常對大臣們說:“珠玉非寶,節(jié)儉是寶?!?/p>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正式稱帝。他把提倡節(jié)儉、反對奢侈提到國家興亡的高度。他命令有關部門將他用的車轎須用金子裝飾的部分一概用銅代替。有人認為這項費用小,算不得什么,他卻正色地說:“天子富足四海,不是吝惜這一點,節(jié)儉是我提倡的,我自己不以身作則,又有什么理由讓大家這樣做?況且奢侈腐化以致誤國,追其根源都是由小到大的?!逼蕉ùㄊ瘢鞒⒑?,按計劃要在南京營建宮室。負責工程的人將圖紙送給他審定,他當即把雕琢考究的部分全去掉了。有個官員想用好看的石頭鋪設宮殿地面,也被他當場狠狠地訓了一頓。
有一次,方國珍派人送給朱元璋一個飾滿金玉的馬鞍,朱元璋堅決不收,并對來使說:“現(xiàn)在國家還不穩(wěn)定,所需要的是大批的人才,所急用的是糧食布帛,金銀寶貝沒有什么用,不是我所喜愛的。”元朝的降將張昶暗中派人上書朱元璋,勸他及時行樂,朱元璋看后大怒,將他的書信一把火燒掉了,并且說:“這個人是想當趙高呀!”陳友諒有一張鏤金床,做工極為考究,江西行省得到之后,將此床送給朱元璋,他看后卻說:“這同孟昶的七寶溺壺有何兩樣!”于是下令將其毀掉。
朱元璋還反復告誡官吏們不要驕奢淫逸。對那些廉潔奉公、勤儉樸素的官吏,朱元璋厚加獎賞,以資鼓勵。
大將徐達戰(zhàn)功卓著,但卻從不恃功自傲,一直住在一座破舊的小房子里。朱元璋得知后就給他蓋了座新宅院,并在院門前立下牌坊以示表彰。而對那些奢侈的官吏,則嚴加懲罰。
有一次,一個散騎舍人穿了一件十分華貴的衣服在宮中行走,朱元璋看到了,就問他:“這件衣服得花費多少錢呢?”他回答說:“五百貫?!敝煸罢f:“五百貫錢,這足夠一個數(shù)口之家的農民一年的生活費用了,而你卻拿來做了一件衣服,如此驕奢,簡直是太糟蹋東西了?!绷⒓疵麑⒁路摰?,不許再穿。還有一次,他看見兩個宦官穿著新靴在雨中走路,頓時大怒,斥責他們說:“一雙靴雖是件微不足道的東西,但也都是百姓的血汗做成的,從種棉到成靴絕非一日之功,而你們卻竟敢如此不愛惜!”下令對那兩名宦官處以杖刑。
為教育子孫不忘創(chuàng)業(yè)的艱難,朱元璋還命人把自己的艱難經歷畫在宮殿里,并告誡子孫們說:“富貴易驕,久遠易忘,后世子孫長在深宮,只看到富貴,習慣了奢侈,不知道祖宗起家的艱難,現(xiàn)在你們要朝夕看一看我的經歷,不忘祖本。”他還規(guī)定,他的兒子們如要外出,近的一律步行,遠的也只能騎馬走十分之七,剩下的十分之三必須步行。他說:“上面樸素節(jié)儉,帝業(yè)方可久傳,后世子孫,必須守此法?!庇幸淮危膬鹤觽兏鷱乃獬?,朱元璋便特意叫手下人帶頭,沿途到農民家中一家家地察看,看他們家里的器具物品和日常飲食。回到宮中后,他語重心長地對兒子們說:“你們都看到了嗎?農民們身不離田地,手不離犁鋤,一年到頭勞作不停,從沒有休息過??墒悄憧此麄?,住的不過是茅草屋,穿的不過是粗布衣,吃的不過是粗茶淡飯。而國家的經費卻要全部由他們負擔!所以我特意讓你們知道,以后凡是吃穿住用,一定要想到農民生活的艱辛,要盡可能地使百姓免于饑寒。如果不顧一切,只知橫征暴斂,老百姓就沒有活路了!”
朱元璋不喜歡喝酒,因此他曾多次發(fā)布限制釀酒的命令。他不愛奢華,講究實際。他命令太監(jiān)在皇宮墻邊種菜,不要建造樓臺亭閣。為了讓兒子們得到鍛煉,他命令太監(jiān)織造麻鞋、竹簽自用。在朱元璋的影響下,后宮中的嬪妃也十分注意節(jié)儉。她們從不追求打扮,穿的衣裳也是洗過很多次的舊衣服。
由于朱元璋提倡節(jié)儉,反對奢侈,再加上政治、軍事等方面一系列有效措施的實施,使得大明王朝日益鞏固,社會經濟得到了迅速恢復和發(fā)展。
5.貪我六兩,梟首剝皮
在持家理財方面,朱元璋嚴懲貪官污吏,是歷代帝王中最精打細算的一位。這對鞏固和加強朱氏家族的統(tǒng)治是非常有利的。
貪污腐敗是歷朝歷代都存在的頑疾,它危害著皇帝的寶座和國家的安危。按現(xiàn)代的觀點來說,貪官貪污的錢款不管是國家的還是接受個人所得的賄款,最終損害的都是人民的利益。而在封建社會,貪污損害的可是皇家的利益。在那個時代,國家的錢對皇帝來說,就是自己的錢。誰也不愿意別人拿走自己的錢,因此歷朝歷代都在反貪腐。朱元璋是由貧民走上皇帝寶座的,底層生活的痛苦經歷讓他刻骨銘心。因此,坐上皇位的朱元璋采取了中國歷史上最嚴厲的措施來懲貪。
朱元璋制定的《大明律》,對官吏的貪污腐敗處罰極其嚴厲。犯有貪贓罪的官吏,一經查清,一律發(fā)配到北方荒漠中充軍。官員若貪污贓銀六兩以上,就會被處梟首示眾、剝皮實草之刑。朱元璋命在各府州縣衙門左側設皮場廟,就是剝皮的刑場,貪官被押到這里,砍下頭顱,掛到竿子上示眾,再剝下人皮,塞上稻草,擺到衙門公堂旁邊,用以警告繼任的官員。
朱元璋對自己制定的法律帶頭實行,而且執(zhí)法相當嚴厲,這在中國古代封建皇帝中是少有的。
明初,朱元璋在邊境地區(qū)實行茶馬貿易,用內地的茶葉換取邊地馬匹。為了保證這一貿易的正常進行,他下令兵部嚴禁私販茶葉。可是私販茶葉到邊境的事情還是屢禁不止。于是他不得不重申禁約,頒發(fā)到四川、陜西官府和衛(wèi)所,嚴禁私販。在這種情況下,駙馬歐陽倫仍派家人周保去邊境販茶,從中牟取暴利。周保等人所到之處,橫行霸道,騷擾嚴重。陜西布政使司官員不敢惹駙馬家人,只得俯首聽命,為他們征派民車數(shù)十輛。經過蘭縣(今甘肅蘭州)河橋巡檢司時,周保等人對小小的巡檢司官吏更是蠻橫,稍不如意,便拳打腳踢,百般侮辱。小吏忍無可忍,憤而上告。朱元璋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他不但處死了周保等人和布政司官員,而且把駙馬歐陽倫也一并賜死,并嘉獎了河橋巡檢司小吏。歐陽倫是安慶公主的丈夫,而安慶公主是馬皇后親生,因此很受朱元璋的寵愛。歐陽倫做了十幾年駙馬,但他觸犯了朱元璋的法令,朱元璋為了維護法紀,整肅吏治,寧可讓自己鐘愛的女兒做寡婦,也不肯曲法赦免歐陽倫。為了朱家王朝的長治久安,朱元璋懲治貪官污吏的決心,是任何人都不可動搖的。
朱元璋對貪污之官,寧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他規(guī)定,凡有貪污案件,都要層層追查,順藤摸瓜,直到全部弄清案情,將貪污分子一網打盡為止。比如,六部之中有人貪污受賄,則必深究贓款自何而來。如果是布政司行賄于六部,則拘布政司來,審問這些贓款從何得來。如果他說是從知府那里得來,則拘知府至,問贓何來,必指于州。州亦拘至,必指于縣??h亦拘至,必指于民。至此之際,害民之奸,豈可隱乎?
洪武十八年(1385年),御史余敏等告發(fā)北京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的官吏趙全德等人,伙同戶部侍郎郭桓等人貪污舞弊,吞盜官糧。朱元璋抓住線索,命令司法部門依法嚴加追查。這個案子后來又誅連到禮部尚書趙瑁、刑部尚書王惠迪、兵部侍郎王杰、工部侍郎麥志德等高級官員和許多布政使司的官員。貪污盜竊的錢折成糧食達二十四萬多石。案件查清后,朱元璋下令將趙瑁、王惠迪等人棄尸街頭;郭桓等六部侍郎及各地方布政使司以下的官員有上萬人被處死;有牽連的官吏幾萬人被逮捕入獄,嚴加治罪。各地卷入這個案件的下級官吏、富豪,被抄家處死的不計其數(shù)。
此案令核贓株連之人遍天下,中產以上民家被抄殺者不計其數(shù)。郭桓案,“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贓七百萬,株連直省諸官吏,系死者數(shù)萬人。核贓所寄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由于誅戮過甚,兩浙、江西、兩廣和福建的行政官吏,從洪武元年(1368年)到十九年(1386年)竟沒有一個做到任期滿的,往往未及終考便被貶黜或殺頭。用朱元璋自己的話說:“自開國以來,兩浙、江西、兩廣和福建設所有司官,未嘗任滿一人?!?/p>
郭桓案發(fā)生后他更加強了在治貪方面的手段,制定了嚴厲懲治經濟犯罪的法令,在全國財政管理上實行了一些有效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把記賬的漢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為“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陌、阡”等。后又把“陌、阡”改寫成“佰、仟”。漢字數(shù)字大寫,在技術層面上確是重要的舉措,堵住了賬冊上的一個漏洞,所以一直沿用到現(xiàn)在。
崛起于社會最底層的朱元璋,從自身的經歷中深刻認識到,僅僅依靠官僚系統(tǒng)的內部監(jiān)控,是無法澄清吏治的,因而便想借助民眾的力量,完善對地方官吏的監(jiān)督機制。在《御制大誥》中有一條“民陳有司賢否”,規(guī)定:“自布政司至于府、州、縣官吏,如果不是尊奉朝廷號令,私自巧立名目,害民取財,允許境內的耆宿老人,以及各處鄉(xiāng)村市井的士人君子等,連名赴京奏狀。狀中要詳細寫明有關官吏的過失惡行,事實明確,朝廷將據(jù)以定罪,更派賢良官吏以撫育百姓。如果所在布政司及府、州、縣官吏,有清正廉潔、撫民有方、使百姓生活安定者,上述人等也可連名赴京奏狀,使朕知道當?shù)毓倮舻馁t能?!?/p>
在《御制大誥·耆民奏有司善惡第四十五》中,朱元璋號召說:“今后所在布政司、府、州、縣,若有廉能官吏,切切為民造福者,所在人民必深知其詳。如果廉能官吏遭到不良官吏和同事們的誣陷排擠,一時不能明其公心,又因遠在數(shù)千里外,實情不能上達,允許本處城市鄉(xiāng)村的耆宿老人們赴京面奏。以使廉能官吏得到保全。自今以后,若想根除民間禍患,最好的辦法,就是鄉(xiāng)間年高有德的人們,或五六十人,或百人,或三五百人,或千余人,年終時共同商議確定,本境禍害百姓的有幾人,造福百姓的有幾人,赴京師面奏,朕一定根據(jù)耆老們的奏狀,褒獎好官,罷免壞官,情節(jié)嚴重者治罪。嗚呼!所在城市鄉(xiāng)村耆民智人等,能按照朕的話,切實舉行此事,天下就會太平了。民間如果不主動揭露奸頑,表彰廉能,朕就不可能及時知道,所以囑托民眾幫助朕做這件事。如果城市鄉(xiāng)村中有包攬訴訟、把持官府,或挑撥煽動官吏害民者,允許四鄰及當?shù)厝嗣窀熬?,?jù)實面奏,朕將加以清除,安定百姓。君子一定要把朕的話放在心上,千萬不能坐視縱容奸惡官吏人等害民。特此囑托。”
《御制大誥》中還規(guī)定:各地政府對于進京面奏的百姓,不得阻攔。即使沒有文引路條,也要放行。如有阻攔,官吏要被族誅。做出這一規(guī)定,朱元璋是想借助民間的力量懲治不法官吏,甚至像他所說的迫使官吏向善?;噬弦詯勖竦木仁乐鞒霈F(xiàn),允許百姓告官,使百姓成為保持官員廉潔的制約力,這在歷史上是極為罕見的。
由于朱元璋對吏的痛恨程度超過了對官的痛恨程度,因而在《御制大誥》中他對官、吏做出了不同的規(guī)定。他在《御制大誥》中規(guī)定耆民百姓可以到京師面奏本處官員善惡,而對于吏,則不必經過這種程序,老百姓可以直接捉拿、綁縛害民吏胥,送到京師治罪。在《御制大誥·鄉(xiāng)民除患第五十九》中,他規(guī)定:“今后布政司、府、州、縣在職和賦閑的吏胥,以及城市鄉(xiāng)村中老奸巨猾的頑民,有專門包攬詞訟、教唆害人、通同官吏禍害百姓者,允許城市鄉(xiāng)村中賢良正直、愿意為民除害的豪杰人士,共同商議,將害民者綁縛起來,送到京師,以安良民。敢有邀截阻擋者,一律梟令。途中經過關津渡口,把守人員不得阻擋。”
在《大誥三編》中,朱元璋又寫上10條“民拿害民該吏”,誥文說:“以前任用的官員,都是不才無籍之徒,上任后,勾結吏員、皂隸、不才耆宿及一切頑惡潑皮,夤緣作弊,害我良民多矣。像這類無籍之徒,貪心無厭,作惡不止,若不加以禁止,民何以堪。此誥發(fā)布后,你們高年有德的耆民,以及青壯年豪杰,務必幫助朕,給良民創(chuàng)造一個安定環(huán)境。如果想依靠官員們替百姓辨別曲直,朕即位十九年來,還未見到一個這樣的官員。今后各地官吏,若有在辦理訴訟時以是為非、以非為是的,受冤枉的人可以邀集四鄰,到衙門捉拿刑房的吏胥,送到京師來;若有采買物品不按價付錢的,就把禮房的吏胥捉拿來;若有賦役不均、差貧賣富的,把戶房的吏胥捉拿來;若有借舉保人才擾害百姓的,把吏房的吏胥捉拿來;若勾補逃軍時有賣放正身、用同姓名者頂替的,鄰里對證明白,就幫助被害人家將兵房的吏胥捉拿來;若有借工程科斂、賣放應役工匠的,把工房的吏胥捉拿來。如果百姓遵從朕的命令,切實舉行,不出一年,貪官污吏就都變成賢人了。為什么這樣講?就因為良民都能辨別是非,奸邪官吏難以橫行,這樣官吏們就會都被逼得變成好人了。各地官員人等,敢有阻擋百姓拿送害民吏胥的,一律誅滅全家?!?/p>
在朱元璋的號召下,從洪武十八年(1385年)開始,全國掀起了一個捉拿害民吏胥的浪潮,大量吏胥被綁送到京師,除情節(jié)嚴重者處死外,絕大多數(shù)都被發(fā)配到邊遠地區(qū)充軍。后來,朱元璋制定“合編充軍”條例,專門列有“積年害民官吏”一款,為將捉拿的害民吏胥發(fā)配充軍提供了明確的法律依據(jù)。
然而,貪污之風終明一代也沒有好轉過,雖然在朱元璋不斷的殘殺之后,略有好轉,卻沒有根本性的改變。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在于:明代政府官員的工資太低,嚴重影響到官員們的日常生活,貪污就成了必然。在朱元璋看來,官員只是用來干活的,自己拿著錢養(yǎng)活他們,他們還敢貪污,那還得了?如果用現(xiàn)代人的觀點來說,朱元璋肯定不是一個好雇主,在他手下干活,不僅吃飯有問題,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障。朱元璋把官員看成了工具,而沒有從制度上去改善官員的待遇,貪污自然是越演越烈了。
6.廢丞相,集大權于皇帝一人
朱元璋廢除了丞相制度,消除了帝權與相權之爭,集大權于皇帝一人,從而避免了像霍光、曹操、司馬氏父子和桓溫等人的“專權”,甚至于“篡位改朝”,對鞏固和加強朱氏家族的統(tǒng)治是非常有利的。但是,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度后,本來該由丞相處理的政務卻留給了皇帝。而作為最高統(tǒng)治者的皇帝主要在于統(tǒng)治,而不是事事躬親?;蕶嗉訌姷谋锥耸菫榫S持這種極權統(tǒng)治而采取的各種嚴厲野蠻的鎮(zhèn)壓手段,制造血腥大屠殺,給明代社會的發(fā)展投下了難以抹去的陰影。
從歷史上看,自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建立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開始,地方集權于中央,中央集權于皇帝。而身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丞相(宰相),是輔弼皇帝處理全國政務的最高行政長官,手中同樣握有重權。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由于權力分配上的不均,帝權與相權之間始終互為消長,不斷發(fā)生沖突。這種矛盾斗爭的結果,一方面表現(xiàn)為宰相的“專權”,甚至于“篡位改朝”。譬如霍光、曹操、司馬氏父子和桓溫等人,就是以相權壓倒帝權的典型人物。另一方面,歷代有所作為的君主,無不采取措施限制相權的膨脹。伊尹放太甲,成王疑周公,便是例證。
朱元璋登基之后,深感丞相的權力對他的帝業(yè)終究是個威脅,便在暗中計劃廢除丞相,以皇帝兼行相權的職責。朱元璋說:“秦代設相,是禍起源。宰相權重,指鹿為馬。后來各代不以設相為鑒戒,相沿舊制,往往帶來禍患,原因就在宰相擅專威福?!睘榇耍鸩酵菩屑瘷嘤媱?,削弱相權,直至廢相,鏟除了心腹之患,終于使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當然,由于主客觀方面的原因,朱元璋廢除丞相制的措施并不到位。
在廢除丞相之前,朱元璋首先是對丞相之位的人選進行了幾次大的調整。在明初,淮西勛貴與非淮西大臣之間,存在著尖銳的矛盾,淮西勛貴都是早期追隨朱元璋的舊將,朱元璋對他們非常倚重。
朱元璋登基后,任命李善長為左丞相,徐達為右丞相。左比右大,李善長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由于徐達常年帶兵在外作戰(zhàn),實權掌握在李善長手中。之后,李善長的兒子李祺又被朱元璋招為駙馬,權勢更加顯赫,成為朝廷中掌握實權的淮西集團首領。朱元璋對淮西集團勢力的日益膨脹頗存顧忌,于是在洪武四年,以年高有病為名,讓李善長告老還鄉(xiāng),其實李善長時年僅五十八歲。在有意撤換李善長之前,朱元璋還曾經向劉基等人請教合適人選。
劉基說:“善長為元勛舊臣,能調和諸將,不宜驟換?!敝煸暗溃骸吧崎L屢言卿短,卿乃替他說情么?朕將令卿為右相?!眲⒒B忙頓首道:“臣實小材,何能任相?”可能劉基預料到在淮西集團當權的情況下,必然會受到排擠,故而堅決不肯任相職。朱元璋又問:“楊憲何如?”劉基答道:“憲有相材,無相器?!敝煸坝謫枺骸巴魪V洋如何?”劉基道:“器量褊淺,比憲不如。”
朱元璋又問及胡惟庸,劉基連連搖頭道:“不可不可,區(qū)區(qū)小犢,一經重用,僨轅破犁,禍且不淺了。”朱元璋聽后默然無言。但是后來朱元璋還是根據(jù)李善長的推薦,任用了善于逢迎的胡惟庸。劉基嘆道:“惟庸得志,必為民害?!焙┯沟弥?,便對劉基忌恨在心。不過,后來的事實證明,劉基的話果然還是有道理的。
因李善長的提攜,胡惟庸進入中書省,與汪廣洋同任右丞相,左丞相空缺。胡惟庸入相后,由于他的精明干練,很快便得到朱元璋的賞識。這期間,胡惟庸還將自己的侄女嫁給了李善長的弟弟李存義的兒子李佑為妻,結成姻親,使得他與李善長的關系更進一步。有這樣的元老重臣為后盾,胡惟庸更加膽大妄為。加上李善長的舊屬們也極力幫助他,胡惟庸可謂如魚得水。由于他逢迎有術,漸得朱元璋寵任。到洪武十年(1377年),胡惟庸當上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獨攬丞相之權。
隨著權勢的不斷增大,胡惟庸獨攬丞相大權,日益驕橫跋扈,生殺黜陟,為所欲為。內外諸司所上的奏章,胡惟庸必先取閱,凡是對自己不利的,就隱匿不上報。他任意提拔、處罰官員,各地喜好鉆營熱衷仕進之徒、功臣武夫失意者,都奔走于他的門下,送給他的金帛、名馬、玩好,不計其數(shù)。胡惟庸一時間權傾朝野,許多人都看他的臉色行事,敢怒而不敢言。
對于胡惟庸的所作所為,朱元璋也略有察覺,對他的擅權則非常不滿。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胡惟庸等人未及時引見占城貢使,又與禮部互相推卸責任,朱元璋一氣之下,將他們盡行囚禁。由此不難看出,此時胡惟庸已經受到朱元璋的嚴重猜忌,其地位已經岌岌可危了。
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涂節(jié)上書告胡惟庸謀反。朱元璋遂以“枉法誣賢”“蠹害政治”等罪名,將胡惟庸和涂節(jié)、陳寧等處死。然而,胡惟庸被處死后,胡惟庸案遠沒有結束,朱元璋把胡惟庸案當作一個捕人的巨網,并不收繩,隨心所欲地陸續(xù)往里裝人。而且他也明知,胡惟庸案根本構不成死罪,他必須羅織更多的罪名,把此案定成鐵案,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后來,朱元璋又給胡惟庸添上了一個十惡不赦的通虜?shù)淖锩?/p>
洪武十九年(1386年),明州衛(wèi)指揮林賢通倭事發(fā),經審訊得知,他是奉胡惟庸的命令下海通倭的,胡惟庸謀反案有了進一步的證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又捉拿到奸人封績。封績本是元朝的舊臣,后來歸降于明。據(jù)說他經常往來于蒙、漢之間,曾經為胡惟庸給元嗣君送過信,胡惟庸在信中稱臣,并請元嗣君出兵為外應。這一下,胡惟庸通虜?shù)淖锩哟_鑿了,而且,李善長也被牽連了進來。原來早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大將軍藍玉出塞時,在捕魚兒海地方就俘獲過封績,但是由于李善長施加影響,就把封績給放了,并未上奏。這次封績又被捕入獄,李善長自然難逃干系。
恰逢當時李善長為了娛老而大興土木,因缺少工人,向信國公湯和借用衛(wèi)卒三百名,以供營建。以營卒為工役,這種事情本是常事。但湯和膽小怕事,又不敢得罪李善長,因而表面應允,暗中卻向朱元璋報告,這無疑是說李善長私自集結兵力。碰巧的是,京中吏民為黨獄誅累,坐罪徙邊,約有數(shù)百人,其中有一個叫丁斌的,是李善長的私親,李善長便替他求免。由于朱元璋對李善長的猜忌之心日重,他不但沒有答應李善長的請求,反而命令將丁斌拿獲。由于丁斌曾經供事胡惟庸家,在審訊中就供出了不少李、胡兩家的往來之事。這樣,便認定了李存義、李佑父子伙同謀叛的罪狀,立即將他們從崇明島拘捕進京,重新審理定罪。
接著,朱元璋便頒布嚴敕說,李善長以“元勛國戚,知逆謀不舉,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于是,在打天下時被朱元璋贊為蕭何的77歲的李善長被賜死,其妻、女、弟、侄等一門七十余人被殺。只有李善長的長子李祺及兩個兒子,因為臨安公主的緣故,得以免死,流徙江浦。到此,胡惟庸案才算告一段落,網繩暫時收起。十余年來,粗粗算去,朱元璋為此案共殺了三萬多人。
很明顯,這是一個冤案,史學家每每論及此處,就會反諷:豈有首逆已死,同謀之人十余年始敗露者?這只不過是朱元璋以胡惟庸案借題發(fā)揮,陰使獄詞牽連到所有的人,以實現(xiàn)他的草禽之計罷了。
胡惟庸案一方面導致大批功臣元勛被殺,另一方面是朱元璋借此廢除了丞相制度。丞相制度在中國歷史上延續(xù)將近兩千年之久,中書省撤銷以后,中國的丞相制度從此取消。明朝從此不再有丞相,“救時宰相”于謙、“奸相”嚴嵩、張居正,都不是原來意義上的丞相或宰相,而是內閣大學士或首席大學士了。
沒有了丞相,皇帝的權力馬上就增大了,皇帝直接統(tǒng)轄了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控制了一切生殺大權。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敕諭廷臣說:“國家罷丞相,設府、部、院、寺,分理庶務,立法至為詳善。以后嗣君,其勿得議置丞相。臣下有奏請設立者,論以極刑?!?/p>
廢除丞相雖然使得朱元璋一人大權獨攬,牢牢地將權力控制在自己手中,滿足了他個人強烈的權力欲,但此后六部處理的政務,事無巨細,最后全都匯總到他的手里。有人做過一個統(tǒng)計,廢相之后,以洪武十七年(1384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為例,8天之間,內外諸司奏札共1660份,合計3291樁事。也就是說,朱元璋每天平均要看200個報告,處理400多件事情。如此繁多的政務,朱元璋即便是精力過人,也仍然會因應接不暇而心力交瘁。尤其是定制、擬旨、批示等都要筆之于書,寫成文件,此類的文書工作,更不是一個人所能操持應付的。故而朱元璋也不得不承認:“朕嘗思之,人主以一身統(tǒng)御天下,不可無輔臣?!睘榱私鉀Q這一新的難題,洪武十三年(1380年)九月和十五年(1382年)十一月,獨裁勤政的朱元璋先后設置了“四輔官”和“殿閣大學士”,讓他們襄助侍從,以備顧問,并協(xié)助自己批閱奏章,處理政務。殿閣大學士的設立,標志著明代內閣制度的萌發(fā)。內閣制度的萌發(fā)絕不是偶然的,它是朱元璋要大權獨攬而又無法不任用輔臣的必然結果。
自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時起,相權便作為皇權的補充而存在著,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還是皇權的制約機制。盡管歷朝歷代在皇權與相權的分配上存在一定的差異,但是相權作為皇權的重要制約機制的作用是一直存在的。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度,使皇權在不受任何制約的條件下運作,標志著專制制度達到了極致。
廢除了丞相制,君權與相權之間的矛盾得以基本解決。君權空前膨脹,這對于大明朱氏江山的穩(wěn)固,自然是極為有利的。在明代將近三百年的歷史中,前后在位的皇帝十六名,其中,有好幾位是在童年時代便成為九五至尊的,有好幾位則多年避居深宮,倦于理事。但盡管如此,君權還是極為牢固,并不曾出現(xiàn)過權傾一朝、覬覦皇位的人物。這自然與丞相制的廢除有著莫大的關系。而與君權的空前膨脹相比,閣臣的作為則相形見絀。明代的閣臣絕大多數(shù)是由進士而翰林,然后再拜命入閣。這些人的人生道路基本是靠書本鋪砌的,一生久在翰苑,舞文弄墨,從總體上看,他們都缺少長袖善舞的政治實踐經驗。像宣德年間的“三楊”和萬歷朝張居正那樣的權臣,畢竟是鳳毛麟角。在張居正當朝的時期,內閣權威曾發(fā)展到了頂峰,但這個“震主”的權臣卻最終禍發(fā)身后,慘遭抄家之禍。其他的內閣輔臣大多庸庸碌碌,只知恪守皇明舊章,而極少勇于任事、敢言直諫者。于是,明代閣輔有許許多多的綽號,如“紙糊三閣老”“萬歲閣老”“劉棉花”“伴食中書”“青詞閣老”“土木偶”“魏家閣老”“門生宰相”和“清客宰相”等。
朱元璋一方面大力推行中央集權制度,一方面又實行與之相矛盾的政策,分封諸皇子為王,使其“屏藩皇室”。朱元璋實行分封制度的目的,一是在于加強對北方蒙古的防御,一是為了防止朝中奸臣篡奪皇位。朱元璋規(guī)定諸王可以“移文取奸臣,舉兵清君側”。雖然為防止諸王跋扈難制,朱元璋又允許以后皇帝在必要時可以下令“削藩”,但分封諸王為后來的皇位之爭埋下了禍根。
7.封王建藩,加強皇室力量
在處理“國”和“家”的問題方面,朱元璋算得上是處理得最好的一個。通過封王建藩,朱元璋把“國”和“家”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使“國”變成了“家”,使“家”變成了“國”,“國”和“家”真正變成了一個“國家”。不但鞏固和加強了朱氏家族的統(tǒng)治,而且使朱氏家族的統(tǒng)治也演變成了國家的統(tǒng)治。
為了確保朱明王朝千秋萬代地統(tǒng)治下去,朱元璋一方面加強君主專制統(tǒng)治,把軍政大權牢牢地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另一方面,想方設法加強皇室本身的力量,其具體的辦法就是分封諸王。從洪武三年(1370年)開始,他分三次把自己的24個兒子和1個孫子都封為親王,分駐全國各戰(zhàn)略要地,想通過他們來屏藩王室。朱元璋說:“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衛(wèi)國家,下安生民,今諸子既長,宜各有爵封,分鎮(zhèn)諸國。朕非私其親,乃遵古先哲王之制,為久安長治之計”。(《明太祖實錄》卷五一)群臣對此自然都不敢反對,逢迎朱元璋是“封建諸王,以衛(wèi)宗社,天下萬世之公議”。
元朝有戶領分封制度,這種制度實際上是源于蒙古時期對戰(zhàn)爭中俘獲的人口、財產的分配。元代諸王主要是從封地分取賦稅收入,并非裂土為王。朱元璋繼承元朝舊制而有所損益,明代藩王“列爵而不臨民,分藩而不錫土”(《明史稿》列傳三,諸王)。諸王雖分封各地,擁有爵位,但藩府之外,沒有封地和臣民。由朝廷頒給“宗祿”。除寧王、燕王、晉王擁軍防邊外,其余諸王只能擁有少數(shù)護衛(wèi)軍。在朱元璋看來,分封皇室子孫控馭各地,防止外姓臣僚跋扈,便足以“外衛(wèi)邊陲,內資夾輔”,使國家固若金湯,而長久之計,莫過于此了。
明初封建諸王除了屏藩國家之外,還要對付殘存的北元勢力。所以,朱元璋賦予了某些藩王帶兵統(tǒng)軍的大權,分封習兵事的皇子于北邊軍事要地,皆預軍務,習稱“塞王”。他們中間的諸如燕王朱棣等人在長期的軍事活動中得到應有的鍛煉,軍事指揮才能日益提高,而政治野心也隨之膨脹起來。
朱元璋雖然分封諸王,但是對諸王的要求一直是很嚴格的,所以,諸王盡管權力比較大,然而對于朱元璋一直都是敬畏有加的。朱元璋作為他們的父親和皇上,也自然很難站在另外的角度來考慮諸王對于國家的某種潛在威脅。然而,有識之士對此卻是洞若觀火,明初著名能臣卓敬、葉伯巨等就曾先后上書過分封的弊端。
卓敬說:“京師,天下視效。陛下于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飾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而葉伯巨的論證就更加理論化了。早在洪武九年(1376年),訓導葉伯巨就“應詔陳言”,極論朱元璋“分封太侈”的隱患:“《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國家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竟之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于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wèi)士之盛,臣恐數(shù)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之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眾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p>
在點明了諸侯藩王尾大不掉的隱憂之后,葉伯巨進一步力排眾議,深入分析了“疏不間親”論點的害處:“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也’。何不摭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帝之孫也。七國之王,皆景帝之同宗又兄弟子孫也。當時一削其地,則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后,迭相擁兵,以?;适遥斐晌搴茢_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禍患立生。援古記今,昭昭然矣?!?/p>
在舉出了西漢“七國之亂”和西晉“八王之亂”的鮮明例證后,葉伯巨還在奏表中為朱元璋出主意:“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空之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愿諸王未國之先,節(jié)其都邑之制,減其衛(wèi)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后諸王有圣賢之德行者,入為輔相,其余世為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
然而,此奏章卻激怒了朱元璋,他認為葉伯巨居心叵測,離間皇室,馬上將葉伯巨從家中逮入大獄,拷打至死。此后,就分封諸王之事再無敢言者。
葉伯巨的遠見在后來得到了充分的證實。其實,就朱元璋自己而言,他也不是不知道分封的利弊所在,然而由于他地位的特殊,所以他并沒有把這件事看得如何之大,直到卓敬等人一再指出后,他也不得不承認“爾言是,朕慮未及此”。當時朱元璋肯定也知道會有這種后果,但是為什么他還這么做呢?或許朱元璋是這么想的:讓自己的兒子割據(jù)一方,即使發(fā)起戰(zhàn)爭,也還是自己的子孫當皇帝,總比別人搶去要好得多。而這也直接導致了他選擇的接班人被自己的兒子搶走了皇位,釀就了靖難的苦果。
8.殺功臣,除后顧之憂
同樣是為了鞏固和加強家族的統(tǒng)治,唐玄宗李隆基外貶功臣使其悠閑自保,宋太祖趙匡胤則杯酒釋兵權,而朱元璋卻是瘋狂地屠殺功臣。與他們相比,朱元璋手段真是狠毒至極。
朱元璋收兵權就同他廢相一樣,并非一步到位,而是首先著眼于機構的調整,階段性地削弱中央軍事機構的權力。這其中最費腦筋的,是軍隊和統(tǒng)帥的關系問題。要打仗必須任命統(tǒng)帥,但是在戰(zhàn)事結束以后,如何收回這個統(tǒng)帥權呢?不收回,將帥有固定的直屬大軍,一旦有變故,他的統(tǒng)治是不牢靠的。要收回,采取什么方法?
元朝兵權主要由大都督府所掌握,任何將領調動都需要通過大都督府,這無形中會對皇帝的權威造成影響,鑒于此,朱元璋在廢除了中書省的同時,就借勢把大都督府也撤銷了,同時又設立了前、后、左、中、右五個都督府,每個都督府又設了兩個長官,即左、右都督,兩人都有自己的都司及衛(wèi)所。朱元璋又明確規(guī)定:五軍都督府管理兵籍及軍政,但是沒有調動軍隊的權力,兵部掌管軍官的提拔并且制定軍令,但不能直接指揮軍隊。如果要調動軍隊,則由皇帝直接負責,然后從衛(wèi)所中調動部隊并且委派將領。將領出征時有印在身,以示皇帝的權威;戰(zhàn)事如果結束,印必須交回,各個衛(wèi)后的士兵則各回本隊。這些辦法的施行,達到了永久性削弱中央軍事機構權力的目的。
但朱元璋并不滿足,原因是在國家趨于安定后,隨之而來的是功臣武將驕橫放肆,皇權與將權的矛盾不斷激化。洪武年間發(fā)生了藍玉案,正是這種矛盾激化的結果。
藍玉,鳳陽定遠(今屬安徽)回族人,洪武后期的主要將領。關于藍玉早期的歷史,史籍記載不詳,只說他是常遇春的妻弟,作戰(zhàn)勇敢,所向皆捷。常遇春經常在朱元璋面前夸獎他,從而受到朱元璋的器重,初授管軍鎮(zhèn)撫,后升武德衛(wèi)千戶,旋改任親軍千戶,積功至武德衛(wèi)指揮使,地位不斷上升。洪武三年(1370年),藍玉被擢為大都督府僉事,進入明朝最高軍事行政機構。
洪武十一年(1378年)秋,藍玉率兵出征甘、青,次年取得勝利。朱元璋命置洮州衛(wèi),設官領兵駐守。師還以后,藍玉被封為永昌侯,食祿二千五百石,進入明初新貴公侯行列。
甘、青平定以后,朱元璋用兵西南和東北,藍玉在這一過程中發(fā)揮了重大的作用。云南梁王巴扎剌瓦爾密在元朝滅亡以后,負隅頑抗,一再拒絕明朝招降,最后竟將明使殺掉,朱元璋于是決定派兵征討。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藍玉為左副將軍,跟右副將軍沐英一起,隨征南將軍傅友德率三十萬兵征討云南?!白跃旁滤烦鰩?,迄下云南,僅百余日”,次年閏二月,藍玉、沐英率兵西攻大理,取得了戰(zhàn)爭的勝利。其他一些民族地區(qū),遣人招撫,大部不經戰(zhàn)斗便歸順明朝。奉詔班師后,藍玉因功加祿五百石,其女被冊為蜀王妃。
東北的納哈出是元朝世將,曾被明軍俘獲過,放還后仍與明朝作對為敵,據(jù)金山(今內蒙古哲里木盟東境西遼河南岸)一帶屯兵蓄銳,待機南下,從東北方面構成對明的威脅。洪武二十年(1387年)正月,藍玉為右副將軍,和大將軍馮勝、左副將軍傅友德率兵出擊。六月,藍玉率大軍直趨前進,一路勝利,到達金山之西。納哈出見久戰(zhàn)不勝,便派人到大將軍馮勝處請降,馮勝派藍玉前往受降。藍玉設酒宴款待納哈出。納哈出斟酒謝藍玉,藍玉不喝,一定讓納哈出先穿上他的衣服,才喝納哈出斟的酒。納哈出不肯,雙方爭執(zhí)不下,形成僵局。納哈出將酒灑在地上,和隨從密語幾句后想走。在場有人明白納哈出話的意思,告訴常茂(常遇春子,馮勝婿,藍玉外甥),常茂急忙上前阻攔,將納哈出砍傷?;剀娐飞希鬈娫獠啬淦饋淼募{哈出余眾的伏擊,損失慘重,三千殿后騎兵全部覆沒。馮勝讓常茂承擔這個責任,常茂向朱元璋說明了情況,朱元璋說:“如爾言,勝亦不得無罪。”收回了馮勝的總兵印,命藍玉行總兵官事。不久又在軍中拜藍玉為大將軍,藍玉成為明朝戰(zhàn)時統(tǒng)兵的最高將領。
擴廓帖木兒死后,納哈出降。此時的北元勢力雖經明軍一再打擊,但敗而未滅,仍然構成了對明的威脅。擊敗納哈出的當年,藍玉為大將軍,率兵征討北元。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四月,藍玉率兵出發(fā),自大寧進至慶州,聞元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今貝爾湖),抄近路兼程而進。后經偵察得知元主營在捕魚兒海東北八十里處。藍玉命王弼為前鋒,疾馳直擊其營。元軍倉促應戰(zhàn),傷亡慘重,元主脫古思帖木兒與太子天保奴等數(shù)十人向北逃跑,藍玉率精騎追趕,沒有趕上,俘獲其次子地保奴及妃、公主等數(shù)萬人和大量牲畜,并得其傳國璽、寶玉、金銀印章等物,取得巨大勝利。元主北逃以后被人殺死,北元因此而四分五裂,不久滅亡。
藍玉勝利班師,朱元璋聞訊興奮異常,將藍玉比作衛(wèi)青、李靖,大加褒獎,回來后封涼國公。藍玉的政治生涯、軍事武功至此達到巔峰。
然而,藍玉自恃有功,驕橫不自檢束。打敗元主脫古思帖木兒后,他不僅私占掠獲的大量珍寶、駝馬,還將元妃占為己有。朱元璋聞此大怒,說:“玉無禮如此,豈大將軍所為哉!”藍玉班師至喜峰關,因已入夜,守關人未及時納入,藍玉怒而縱兵破關而入,朱元璋知道后很不高興。藍玉領兵在外,經常擅自升降將校,進止自專,詔令有所不從,甚至違詔出師。在朱元璋面前,有時也是舉止不恭,語言傲慢,失君臣禮。更嚴重的是,藍玉蓄莊奴、假子數(shù)千人,橫行霸道,胡作非為;他還強占民田,魚肉百姓。百姓上告,御史官舉劾,他竟將御史打了逐出。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錦衣衛(wèi)官員告藍玉同景川侯曹震等謀反,藍玉被殺,株連三族,坐黨論死者一萬五千人,史稱“藍獄”,是繼胡惟庸案后的又一次大案,連稱“胡藍之獄”。
如此眾多手握重兵的高級將領,為什么會毫無反抗地束手就擒呢?顯然,他們沒有任何要同朝廷作對的準備。也就是說,他們并沒有反謀。這也是一個冤案。那么朱元璋為何要殺了藍玉?這其中一個重要的導火線就是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年僅三十九歲的太子朱標死了。按嫡長子繼承制,皇位只能由皇太子的長子接任,而朱標的長子早已夭折,這時排行老大的朱允炆才十五歲。朱元璋誅殺權臣,就是想要為子孫鏟除后患。
有一則記載說,當初馬皇后去世以后,朱元璋一直處于郁郁不樂的狀態(tài),戮殺大臣的行為也更加恣意妄為。有一次,太子朱標進諫說:“陛下您殺大臣殺得太多,恐怕會傷了君臣間的和氣?!敝煸奥犃艘院蟛徽f話,沉默了很久。第二天,朱元璋把太子叫來,將一根荊棘扔在地上,命令太子去撿起來。面對長滿刺的棘杖,太子覺得很為難。朱元璋說:“這根荊棘你拿不起來,我替你將刺磨干凈了,難道不好嗎?現(xiàn)在我所殺的人,都是將來可能威脅到你皇位的人,我把他們除了,是在為你造莫大的福啊!”太子跪下來給朱元璋磕頭,但心里卻不同意朱元璋的觀點,低頭說:“上有堯舜之君,下有堯舜之民?!彼@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說,父親您似乎不是堯舜那樣的明君,否則哪來那么多亂臣賊子?你想,朱元璋聽了這話能不生氣嗎?老皇帝氣得搬起椅子就扔了過去,要砸太子,太子嚇得趕忙逃走。
鏟除權臣如同除掉荊杖上的棘刺,是為了便于掌握。雖然老將都已經被殺光了,但新起的藍玉等人能征善戰(zhàn),強悍桀驁,讓人很不放心。因此,為了孫子朱允炆,為了防備不測,對藍玉這樣的強臣,反也得殺,不反也得殺。然而,令朱元璋沒有想到的是,這卻導致到了靖難之役時,南京朝廷竟無將可派,可以說,朱元璋的分封外藩和大殺功臣直接導致了靖難之役中建文帝的失敗。
9.特務統(tǒng)治,監(jiān)視天下
為了鞏固朱氏家族的統(tǒng)治,朱元璋居然用特務來監(jiān)視天下,這是以往任何一位皇帝所不能比的。
朱元璋生性多疑,為了加強對大臣的監(jiān)視,防止他們在背后搗鬼,開始時,他派遣一些檢校、僉事等人暗中偵查大臣的舉動。
檢校即特務。顧名思義,特務僅僅是一個職務名稱,在當時,它并沒有形成正式的組織機構,這或許是因檢校任務特殊,屬地下工作者、隱蔽戰(zhàn)線,不便于公開的緣故。檢校的職責是:“專主察聽在京大小衙門官吏不公不法,及風聞之事,無不奏聞?!彼麄兊娜蝿针m然單一,但卻特別重要,因為告發(fā)他人的隱私勾當于朱元璋,是不需要層層上報的,所以檢校們是可以直接面見皇帝本人的,且不受時間和地點限制。這一點,連當時的高官顯貴都望塵莫及。
洪武一朝,最著名的檢校頭子有高見賢、夏煜、楊憲等人,他們專“以伺察搏擊為事”,即以特務工作為生。這幾個人得勢后,連朱元璋最親信的李善長等人也怕他們,日夜提心吊膽。
檢校們可謂無處不在,無孔不入。有女僧引誘華高、胡大海妻敬奉西僧,行“金天教”法,朱元璋知道后下令把兩家婦人連同女僧一起丟在水里。錢宰被征編《孟子節(jié)文》罷朝吟詩:“四鼓冬冬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钡诙?,朱元璋對他說:“昨天作的好詩,不過我并沒有‘嫌’啊,改作‘憂’字如何?”錢宰嚇得出了一身汗,磕頭謝罪。但朱元璋沒有放過他,還是遣送他回老家了,說:“朕今放汝去,好放心熟睡矣。”宋濂是個正直的知識分子,做人本分,性格誠謹,在官場上混了這么多年,從未“當奸人過”,即從沒害過任何一個人,但他照樣被監(jiān)視了。有一天,他在家中請人喝酒,翌日,按慣例早朝,朱元璋嚴肅地問宋濂:“你昨天是不是在與人飲酒,那么客人是誰,吃的又是什么菜呢?”宋濂吃了一驚,如實做了回答。朱元璋笑笑說:“是這樣的,你并沒有騙我?!?/p>
在當時,檢校中集聚了各種各樣的優(yōu)秀人才,其中就有畫家。朱元璋曾在宋訥家安插了一個檢校畫家。一日,宋訥獨坐生氣,面有怒容。朝見時,朱元璋問他昨天為什么生氣,宋訥大吃一驚,不得不如實說:“手下的奴才不小心把茶器打碎了,我愧失教,因此而生氣。敢問陛下從何而知之?”朱元璋沒說什么,只把那個檢校畫家畫的畫展現(xiàn)在宋訥面前,宋訥一看,這才明白。
即使退了休而沒有公務的人,朱元璋也要監(jiān)督他們。吳琳原先是個高級檢校,曾身居“浙江按察司僉事”高職,他一直在朱元璋身邊工作,負責他的衣食起居,可謂親信中的親信;后來擢升為兵部尚書。洪武六年,兵部改為吏部,吳琳又轉為吏部尚書。吳琳告老回黃崗,朱元璋派人去察聽,遠遠見一農人坐小杌上,起來插秧,樣子很端謹。使者前問:“此地有吳尚書這人不?”農人叉手回答:“我便是?!笔拐邚兔煸奥犃艘院?,大加贊許。
曾經從敵方叛變過來的高級將領,盡管對朱元璋一向忠心耿耿,但還是受到經他授意的檢校們的重點監(jiān)督。他這樣說:“昔日,他們能投到我這邊來,現(xiàn)在,或者以后,他們也能投到別人那邊去。對這種人,我總是不放心的?!睂党剂_復仁就是如此。羅復仁曾經是陳友諒的編修,為人厚道,為政清廉,學問深奧,是陳友諒十分器重的人物,但是他覺得跟著陳沒有發(fā)展前途,遂就“遁去,謁太祖于九江,從戰(zhàn)鄱陽湖、圍武昌,均立下了功勞;被授予中書諮議”。洪武三年(1370年),官拜弘文館學士。應該說,他對朱元璋是沒有二心的。在戰(zhàn)爭年代和建國初期,朱元璋對他沒有防備之心,而是信任他的,一見面就稱他“老實羅”。但就是這樣一個“老實羅”,后來也受到檢校的監(jiān)督。
雖然檢校們的權力很大,上可以監(jiān)視大臣中書,下可以監(jiān)視平民百姓,但他們并沒有扣押和處決犯人的權力。胡惟庸案發(fā)生后,由于檢校只能執(zhí)行察聽、偵伺工作,而無扣押處決犯人之權,因而不能適應新形勢下大舉鎮(zhèn)壓的需要。于是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下令設立了錦衣衛(wèi)。
在明代,實行的兵制是衛(wèi)所制,但還設有一個鮮為人知的“上十二衛(wèi)”。這個上十二衛(wèi),便是皇帝的私人衛(wèi)隊。錦衣衛(wèi)就是上十二衛(wèi)中的一個衛(wèi)。較其他衛(wèi)而言,錦衣衛(wèi)更貼近皇帝本人,換句話說,錦衣衛(wèi)就是皇帝的貼身衛(wèi)隊,負有護駕之重任。凡盜賊奸宄要秘密緝訪,街涂溝洫要經常注視,是一個組織完備的軍事特務機構,和皇朝的府、部、院都沒有隸屬關系,由皇帝直接指揮,只對皇帝負責。
錦衣衛(wèi)設有監(jiān)獄,稱之為錦衣獄,屬錦衣衛(wèi)下邊的北鎮(zhèn)撫司管轄。獄內刑罰不僅殘酷,而且名目繁多。一個人若不幸踏進錦衣獄,那么便“五毒備嘗,肢體不全。其刑最殘酷者,名曰琶,每使用,使人百骨盡脫,汗下如水,死而復生,如是者二三次。荼酷之下,何獄不成?!币粋€犯人如果被送進錦衣獄,那就等于被送到了地獄,再也沒有生還的可能。
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認為錦衣衛(wèi)的詔獄用刑過于殘忍。同時,鎮(zhèn)壓臣民不軌妖言的任務也基本完成,于是下令焚毀錦衣衛(wèi)刑具,把犯人移交刑部審理。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胡惟庸和藍玉案全部結束,朱元璋再次申明此禁,詔令京師外罪囚,不得交錦衣衛(wèi),無論罪惡輕重,全都經三法司。但是這條法令并沒有維持多久,明成祖即位后,又重新利用錦衣衛(wèi)來鎮(zhèn)壓建文帝的臣下,恢復了詔獄。以后歷代皇帝都倚仗錦衣衛(wèi)做耳目爪牙,錦衣衛(wèi)的職權日益擴大,人員日益眾多,最終造成殘酷的恐怖氣氛,一直延續(xù)到明亡。
明代對官員的服裝進行改進,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對官員服裝用“補子”制度來表示品極,而有“補子”的服裝便被稱為“補服”。
“補子”是一塊約40~50平方厘米的綢料,織繡上不同紋樣,再縫綴到官服上,胸背各一?!把a子”圖案一般文官用禽鳥紋,武官用走獸紋,各分九等,容易識別。明朝實行官員服裝“補服”制,從而使官員之間等級明顯,利于管理。
朱元璋設置錦衣衛(wèi)的更深一層的原因是擔心自己死后,下一代皇帝駕馭不了文武功臣,所以他幾興大獄,假借了若干由頭,連殺帶整,把輔佐他打天下的文武功臣差不多滅了個干干凈凈。這類案子,事出有因、查無實據(jù),如果交給朝官們按法辦理,就有可能曠日持久,甚至定不了案。所以就把這些案子作為詔獄交給錦衣衛(wèi)辦理,可以迅速實現(xiàn)自己的目的。
10.寰中士夫不為君用,必嚴懲
一個人說話聲音高,并不代表他在口吐真理。同樣道理,朱元璋利用“文字獄”大肆屠殺文人,并不就能說明他統(tǒng)治有方。相反,卻可能說明他統(tǒng)治無能。朱元璋這樣瘋狂地屠殺文人,對朱氏家族的統(tǒng)治所產生的危害也是不言而喻的。
朱元璋殘暴陰刻,自負偏狹,猜忌疑心,自然對那些有思想、有才能的知識分子,更要視作心腹之患了。雖然他與元軍、與其他起義軍作戰(zhàn)打天下的時候,很注意延攬士人,以為己用。譬如劉基、宋濂、高升、唐仲實等。而且,在建國以后,朱元璋還三令五申:“國家用人,唯才是舉。如果是賢能之人,雖疏遠也要加以任用;如果是不肖之人,雖親近也要加以摒棄?!痹谶@一思想的指導下,朱元璋起用了大批有才能的故元官吏以及長期與他對立的陳友諒、張士城、方國珍、陳支定等人的部屬。
朱元璋還下令在全國范圍內大力招募人才,他詔諭全國官民,以前隱居山林,或者被壓在底層不為朝廷所知的賢才,現(xiàn)在都應舉薦過來。朱元璋害怕下級的地方官員不把這個詔諭看在眼里,又專門下了一道圣諭,令各地的官員加緊尋訪,不得有憊懶之心。即使科舉制度實行之后,朱元璋也未放松舉薦制。可如果據(jù)此以為朱元璋是一位愛才如命的皇帝,那就大錯特錯了。
國家唯才是舉,大力招募人才,丞相李善長曾為朱元璋的旨意歡欣鼓舞,而胡惟庸卻說朱元璋此舉就像是小孩子冬天下雪的時候用籮筐逮麻雀的游戲。朱元璋就是小孩子。朱元璋叫天下文人出來做官就是小孩子往籮筐里面撒谷粒,而天下的文人就是那些鉆進籮筐里面吃谷粒的麻雀。
當初朱元璋逼迫文人出來做官的時候,可謂是取之盡錙銖,惟恐漏掉一個;后來,朱元璋大肆捕殺文人,又可謂是棄之如泥沙,毫無半點憐惜之心。如此看來,他豈不是同天下的文人玩了一回用籮筐逮麻雀的把戲?
朱元璋對文人采取的對策是親手炮制的聳人聽聞的“文字獄”,而且他的文字獄針對的是天下所有人。
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替海門衛(wèi)作謝增俸表,上有“作則垂憲”一句話;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為都司作賀萬壽表,上有“垂子孫而作則”一句話;福州府學訓導林伯璩為按察使作賀冬表,上有“儀則天下”幾個字;桂林府學訓導蔣質為布政使按察使作正旦賀表,上有“建中作則”幾個字;常州學正孟清為本府作賀冬表,上有“圣德作則”幾個字。朱元璋把上面所有的“則”字都念成“賊”,認定那些文人都在罵他曾做過“紅賊”(指紅巾軍),于是派錦衣衛(wèi)砍了他們的頭。常州府學訓導蔣鎮(zhèn),為本府作工旦賀表,表中有“睿性生知”四個字。朱元璋硬是把“生”字讀成了“僧”,認為蔣鎮(zhèn)在諷刺他曾經做過和尚。蔣鎮(zhèn)就這么送了命。懷慶府學訓導呂睿為本府作謝賜馬表,上有“遙瞻帝扉”幾個字。朱元璋卻把“帝扉”讀作“帝非”,認為呂睿在誹謗他。呂睿自然就此見了閻王。
朱元璋利用文字獄,把天下的文人幾乎都殺光了。就連“吳中四杰”之一的高啟,也是被他腰斬的。
朱元璋的文字獄,使朝中人“惶惶不可終日”,連丞相李善長也因此而病倒了。丞相臥病不起,自然不是一件小事情。像周德興、廖永忠等一批開國功臣,包括朝廷上下大大小小的官員,都紛紛前往相府探視。朱元璋得知此事后,也帶著太子朱標等人親往李善長病榻邊,噓寒問暖,還諭令太醫(yī)房的太醫(yī)要想盡一切辦法盡快地治好李善長的病。用朱元璋的話說就是:“大明王朝一天也離不開李丞相!”
朱元璋真不知道李善長因何染???不說別的,僅用“兔死狐悲”一詞就可以解釋李善長的病因,被那么多文人的鮮血包圍著、窒息著,李善長要是不生病那才叫怪呢。但李善長又不能對朱元璋實話實說,只能這樣說:“微臣年紀大了,偶感風寒,便可鑄成一場大病?!?/p>
朱元璋心里清楚,完全是自己心狠手辣的行為使得丞相生病的。朱元璋的確是個心狠手辣之人,他對人完全是一種利用,用完之后便“藏弓烹狗”。
在朱元璋看來,只要覺得對朱氏王朝統(tǒng)治有害的,一定要千方百計地除掉,就是對自己功勞再大的人也不放過。李善長可謂他當年一個很得力的助手,但他后來還是撤掉了他的相權。就連朱元璋最得力的謀士劉基,也深知朱元璋會這樣做,早就辭官告老還鄉(xiāng)了,他的結局是回鄉(xiāng)暴死。就連太子的老師宋濂最后也被流放到邊遠地區(qū)了。
朱元璋這樣對待文人,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明代的文人無恥者、貪生怕死者多于以前任何一個朝代,而整個大明,提倡理學不遺余力,讀書人從小接受的是做忠臣孝子的名教教育。在旌表貞烈之士上,明代的皇帝花的功夫最多??墒撬麄兣囵B(yǎng)不出文天祥和陸秀夫,倒是培養(yǎng)了許多洪承疇和錢謙益。
明代的教育為什么會如此失???關鍵是統(tǒng)治者沒有尊重文人,他們沒有真正把文人當成有獨立意識的人來對待,而是當成奴才來處置。明廷所要培養(yǎng)讀書人的忠,乃是忠于一家一姓、帶有奴性的忠,而非愛社稷、護百姓的大忠??梢哉f,從開國皇帝朱元璋開始,除了其間有孝文帝、仁宗、宣宗幾個對文人不錯的皇帝外,大多數(shù)皇帝和文人的關系都是非常緊張的。朱元璋幾乎是有意識地、有計劃地改造文人,讓文人的自尊掃地,氣節(jié)不存。他動不動就杖打大臣的屁股,他賦予太學以下各類官學的管理人員有任意侮辱讀書人人格的權力。到了他兒子朱棣這一代,更是變本加厲,滅忠于建文帝的方孝孺十族。方孝孺的滅族實則向天下的知識層昭示出這樣一個道理:不要忠于道統(tǒng)和原則,而是要忠于最終的勝利者。這樣有計劃地“殺儒”又“辱儒”的王朝,哪怕把理學的地位抬得再高,讓讀書人念再多的孔孟圣賢之說,也只能培養(yǎng)出一大批善于講假話、作秀的文人。一個封建朝代到了知識層無恥的地步,那就不能挽救了,最后只能是“桃花扇底送南朝”,讀書人的氣節(jié)還不如妓女。
朱元璋深知文人們掌握著思想文化這柄利器,如果他們倒戈相向,就會給整個社會帶來巨大影響,從而威脅到朱家王朝的統(tǒng)治。朱元璋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不惜大興“文字獄”,大殺文人,奴化文人的思想,以堵上文人的嘴,以致對明朝整個文化的發(fā)展造成了嚴重的摧殘,讓人扼腕嘆息。
11.設規(guī)矩,防宦官外戚
在限制宦官、外戚、女寵的活動方面,朱元璋是歷代帝王中最成功的一個。在朱元璋執(zhí)政期間,宦官和外戚都沒有形成氣候,更沒有形成專權的局面。
朱元璋善于總結歷代興亡的經驗教訓,他深知宦官和外戚對于政治的禍害,認為漢唐的禍亂都是宦官外戚作的孽。皇帝大權旁落,任人宰割,政治黑暗,生靈涂炭,這一幕幕血的教訓,使這位來自民間經過艱苦卓絕的奮斗登上皇帝寶座的皇帝不能不感到震驚。朱元璋認定,治國應先治家,他清楚記得儒士范祖干當初投奔他時講過的一段話:“帝王之道,從修身齊家開始,才能治國平天下?!庇怪焓贤醭f世不變,首要是把宦官、女寵、外戚問題解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