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國的文人歷來有出游的嗜好。李白的狂放，除去金樽對月“將進酒”，就是仗劍浩歌“行路難”；而在細雨騎驢入劍門的途中，大詩人陸游肯定會有不同于“鐵馬冰河”的全新感受。相對于逼仄的書齋來說，外面的世界充滿了繽紛浩闊的人生體驗，“衣上征塵雜酒痕，遠游無處不消魂”，這又是何等的令人神往！于是，他們打點一下行裝，收拾起幾卷得意的詩文(那大抵是作為“行卷”走后門用的)，瀟瀟灑灑地出門了。一路上訪友、拜客、登臨名勝，走到哪里把詩文留在哪里。在當(dāng)時的交通條件下，這些彬彬弱質(zhì)的文人肯定會有相當(dāng)一部分時間要消磨在旅途中，而驛站，便成了他們詩情流溢和遠游行跡的一個匯聚點。

關(guān)于驛站，人們很難淡忘這樣一幅古意翩然的風(fēng)俗畫：清晨，羈旅中的文士又要上路了，站在驛館門前，他似乎有點踟躕，似乎被什么深深地感染了。眼前細雨初霽，柳色清新，屋檐和驛道被漂洗得纖塵不沾。遙望前方，淡淡的晨霧籠罩著蒼涼寒肅的氣韻。文士的心頭顫動了，一種身世之感頓時涌上來，他要寫詩了。但行囊已經(jīng)打好，就不愿再解開，好在驛站的墻壁剛剛粉刷過，那泥灰下面或許隱映著前人留下的詩句，那么，且將就一回吧。當(dāng)他在粉墻上筆走龍蛇時，驛站的主人便在一旁給他捧著硯池，圍觀的人群中則不時發(fā)出嘖嘖的贊嘆，文士酣暢淋漓地一揮而就，然后飄然遠去。

這有點像王維的《渭城曲》，但又不全是?！段汲乔肥嵌酥票瓰榕笥阉托?，一邊說著珍重的話，大體上是紀實的。而這里的驛站題詩只是一種典型情境，典型情境可能發(fā)生在陽關(guān)，也可能在別的任何地方；遠行者身邊可能有執(zhí)袂相送的友人，有舉起的酒杯和深情的叮囑，也可能沒有。反正，對于那個時代，那些文人來說，興之所至，在驛站的墻上涂抹幾句詩是很平常的事，驛站的主人不會認為這有污站容，寫詩的人也不覺得有出風(fēng)頭之嫌，圍觀者更不會大驚小怪。到底有多少詩就這樣“發(fā)表”在驛站的墻壁上，恐怕誰也沒有統(tǒng)計過。歷來研究文學(xué)和文學(xué)史的人，總是把目光盯著那些散發(fā)著陳年霉味的甲骨、金石、簡冊、木牘、縑帛和紙頁，所謂的“汗牛充棟”，大抵就是寫滿(或刻滿、印滿)了方塊字的這些玩意。有誰曾走出書齋，向著那泥灰斑駁的墻壁看過幾眼呢？特別是看一看那荒野深處驛站的墻壁。

是的，驛站的墻壁，這里是恢宏富麗的中國文學(xué)中的一部重要分冊。

在這里，我無意對“墻頭詩”作總體上的評價，那是文學(xué)史家的事。我要說的只是，當(dāng)文士們站在驛站的墻壁前時，他們的創(chuàng)作心態(tài)一定是相當(dāng)寬松的。人們大概都有這樣的體驗，一旦置身于一個完全陌生的環(huán)境，身心反倒自由了不少，在這里，你只是一個匆匆來去的過客，盡可以從原先的聲名之累中解脫出來。行囊已經(jīng)背在身上，你心有所感，就寫上幾句；意盡了，寫不下去了，擱筆一走了之。因此，像李白的那種“眼前有景道不得”的顧慮是不存在的。這里不是文酒之會，沒有硬性攤派的寫作任務(wù)，用不著拼湊那種無病呻吟的應(yīng)酬之作。而且，你也不必在詩中忌諱什么，討好什么，即使像朱慶余之流上京趕考經(jīng)過這里，盡管他的行囊里藏著巴結(jié)主考官的《近試上張水部》，但站在這里，他也會表現(xiàn)出一個堂堂正正的自我，而不必像小媳婦那樣，低聲下氣地問人家：“畫眉深淺入時無？”

文士們在墻壁上涂抹一陣，棄筆飄然而去，他自己并不怎么把這放在心上。那“發(fā)表”在墻壁上的詩，自有過往的文人墨客去評頭論足。他們背著手吟讀一回，覺得不怎么樣，又背著手踱去，在轉(zhuǎn)身之間，已就淡忘得差不多了。偶爾見到幾句精彩的，便要佇立許久，品味再三，醍醐灌頂般怡然陶醉，日后又少不得在文友中傳揚開去。

過了些日子，那字跡經(jīng)過風(fēng)吹雨打，剝落得不成樣子了，店主便用泥灰粉刷一遍，清清白白的，好讓后來的人再用詩句涂抹。主人照例給他在一旁捧著硯池，很贊賞的樣子。

又過了些日子，文士和友人在遠離這驛站的某個旗亭里喝酒論詩，喚幾個歌伎來助興，卻聽到歌伎演唱的詩句很熟悉，細細一想，原來是自己當(dāng)初題在驛站墻壁上的，自然很得意。歌伎們傳唱得多了，這詩便成了名篇名句，出現(xiàn)在后人編選的詩鈔中。

在這里，詩的命運完全服從于流傳法則，而絕大多數(shù)的平庸之作則被永遠湮沒在那層層疊疊的泥灰之下，無人知曉。這就是淘汰，一種相當(dāng)公平，亦相當(dāng)殘酷的優(yōu)勝劣汰。

大約在南宋淳熙年間，臨安附近的驛館墻壁上發(fā)現(xiàn)了這樣一首詩：

山外青山樓外樓，

西湖歌舞幾時休。

暖風(fēng)熏得游人醉，

直把杭州作汴州。

這樣大字報式的針砭時事之作，趙家天子肯定是不會高興的。但作者并不怕當(dāng)局上綱上線地追究，在詩的末尾堂而皇之地署上了自己的名字：林升。

這個林升，在文學(xué)史上如渺渺孤鴻，歷代的詩選、詩話對他的介紹無一例外地吝嗇：生平不詳。查遍了南宋年間的《登科錄》，也沒有發(fā)現(xiàn)這個名字。他的全部可供研究的資料，只有留在驛站墻壁上的一首詩。因為他能寫詩，而且還寫得相當(dāng)不錯，因此推斷他是一個士人；又根據(jù)詩中所反映的時代氛圍，推斷他大概是宋孝宗淳熙年間人。如此而已。

但既為士人，當(dāng)然不可能一輩子只寫一首詩，那么他的其他詩作呢？姑妄再作推測，大致有幾種可能：因為那些詩不是昭著醒目地“發(fā)表”在驛站的墻壁上，只是自己樽前月下的低吟淺唱，因此不為人們所知；或者因為不是站在驛站的墻壁前寫詩，顧忌在所難免，有時不敢直抒胸臆，這樣的詩，自然不會引起廣泛的社會共鳴，時間長了，自然湮沒無遺。

說到底，還是驛站的墻壁成全了他。

林升傳之后世的作品只有這一首墻頭詩，但這一首也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