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現(xiàn)實主義力量
——讀近來的若干短篇小說

潔泯

現(xiàn)在我們來談談現(xiàn)實主義，并且要以此為起點，用以觀察我們的文學藝術。不幸的是，我們可貴的現(xiàn)實主義傳統(tǒng)，特別是革命的現(xiàn)實主義傳統(tǒng)，在四害橫行的時候被糟蹋了。賀拉斯在《詩藝》中所嘲笑過的“在樹林里畫上海豚，在海浪上畫條野豬”的那種文藝，竟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中國文壇上出現(xiàn)過。自然，“四人幫”的陰謀文藝的要害首先是政治上的極端反動，但是它在藝術上的徹頭徹尾的反現(xiàn)實主義，卻給文藝帶來一股十分惡濁而可怕的空氣。他們可以不顧生活的真實而生造故事，也可以違反現(xiàn)實的發(fā)展臆造什么主題；他們可以隨意創(chuàng)造自天下降的通曉一切“革命道理的天才”，也可以把曾在槍林彈雨和革命的驚風駭浪中經(jīng)歷過來的老一代的革命家，一律描寫成革命的對象。它的荒誕無稽，并不下于“在海浪上畫條野豬”那樣可笑。

我們如今葬送了這種文藝，而恢復了文藝的真實性。文藝之所以有認識生活的作用和用以教育人們，并且所以有動人的感染力，首先是因為它真實地反映了豐富多彩的現(xiàn)實生活。文學的現(xiàn)實主義原則是真實地反映現(xiàn)實。在批判“四人幫”在文藝問題上各種謬論的時候，一個集中的問題就是要不要現(xiàn)實主義，是真實地反映生活還是歪曲生活。“幫文藝”所以在藝術上蒼白無力，是因為它是虛假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責那些“形象被夸張了的拉斐爾式的畫像”，使“一切繪畫的真實性都消失了”。恩格斯為了強調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還提醒過“不應該為了觀念的東西而忘掉現(xiàn)實主義的東西，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亞”。如果說革命現(xiàn)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的結合有個基礎的話，那么這個基礎是革命現(xiàn)實主義；革命浪漫主義所以成為主導，也正因為它植根于革命現(xiàn)實主義的基礎上。一切沒有現(xiàn)實作基礎的想象、幻想、理想，都不過是沙漠上的建筑，是虛無縹緲的云霧。

我們文藝的革命現(xiàn)實主義精神，將因“四人幫”的被粉碎而重整旗鼓。革命的文藝正如爝火之不熄，它的旺盛的生命力是不可限量的。四兇破滅，硝煙甫息，革命文藝的新芽俏枝，就隨之破土而出了。以短篇小說來說，近來就有不少茁秀的佳作出現(xiàn)，足以引起人們的興趣。

這些短篇的題材，大致都同反對“四人幫”的斗爭有關。但不論是人物與故事，并無什么雷同的地方，因為它們來自生活的不同方面，反映著絢麗斑斕的眾多的生活面；不消說，也就飽含著極濃的生活氣息。至于小說的思想內容，常常包容著一些令人深長思之的問題。在其間，可以看出我們生活中可喜的一面，自然也還有可悲和可憎的一面。可以說，這些小說展示著生活中尖銳的矛盾，迸發(fā)著斗爭的火花，由此激起人們思緒的不盡。

在這些小說里，我們集中地看到了矛盾的紐結，就是我們的黨和國家的命運的問題，是一個堅持毛主席的路線，周總理的指示，讓我們祖國強盛起來，還是按照“四人幫”的意旨，為非作歹，殘殺忠良，把我們革命先烈用鮮血換來的河山一旦喪失，回復到舊時代去的問題。不少同志為此而遭迫害，受冤屈，有的甚至獻出生命，為人民的利益做出了貢獻；也有人左顧右盼地在十字路口徘徊趑趄，或者逃避斗爭，尋找避風港；還有少數(shù)人為利欲熏心所誤，在逆流中投機取巧，亮出了他的卑劣的心。

大家所熟知的《班主任》，它揭示的主題是深刻的。教育下一代，挽救已經(jīng)墮入深淵中去的青少年，這個現(xiàn)實課題，有著很大的社會吸引力。但是生活告訴我們，對于宋寶琦這類孩子，尹老師可以充耳不聞，學校的空氣是避之唯恐不及，這種現(xiàn)象，人們往往習以為常。這里寫了一個平凡的老師張俊石，獨有他那種知難而進的高度責任感，顯示了他所在教育戰(zhàn)線上中流砥柱的崇高形象。他把教育后代和仇恨“四人幫”并決心肅清它的毒害聯(lián)系得那么緊密，對我們國家的命運和下一代的成長更是深謀遠慮。他在公園里坐著獨自思考的一段描寫，無疑是一篇向“四人幫”奪還青少年的英勇的挑戰(zhàn)書。如果說，我們的時代是英雄輩出的時代，那么張俊石就是教育戰(zhàn)線上當之無愧的英雄人物。

作者劉心武的另一篇小說是《沒有講完的課》，它表現(xiàn)了和“四人幫”幫派體系的直接斗爭。小說中的徐愫珍和丁朵兩個教師，在平凡的歲月里也許是不容易看出什么重大差別的，但是在政治浪潮中卻分了高下。在抵制還是屈服、迎合“四人幫”意旨的風浪里，徐愫珍的執(zhí)著和不屈，丁朵的曲意逢迎，分明勾勒了政治上的分野。類似的畫面還有張有德的《辣椒》，王雙合和李冠一是自小相好的朋友，到了嚴酷的政治斗爭中，能夠挺直腰桿的王雙合和違背政治良心的李冠一，終于涇渭分明。老農宋大伯的嚴峻的態(tài)度，對李冠一靈魂上的撞擊，從作者的意圖看來，算是一種懲前毖后的規(guī)勸吧？

十一次路線斗爭，貫穿在現(xiàn)實生活中，激起了怎樣尖銳而復雜的矛盾，于短篇小說中表現(xiàn)得也是比較充分的。吳強的《靈魂的搏斗》（見《上海文藝》），寫了一個令人肅然起敬的老干部丁一飛，他在“四人幫”迫害下的莊嚴的身影，表現(xiàn)了老一輩革命家的崇高氣節(jié)?！东I身》（陸文夫）和《高潔的青松》（王宗漢，見《吉林文藝》）不約而同地以夫婦關系為素材展現(xiàn)了斗爭畫面?！东I身》中的盧一民，在“四人幫”反對四屆人大關于四個現(xiàn)代化的宏偉目標時，以一個正直的革命知識分子姿態(tài)出現(xiàn)，堅信科學一定同祖國強盛的命運聯(lián)結在一起。妻子唐琳的飄然遠引，并不能改變他的初衷，他身受迫害，幾乎喪命，這一形象在科學戰(zhàn)線上有著普遍的典型意義?！陡邼嵉那嗨伞穭t是寫工業(yè)戰(zhàn)線上的老干部楊建夫，矛盾直接聯(lián)系著他的妻子陳靜一邊，楊建夫的降職和陳靜的“升官”，宣示著一場正義和丑惡的搏斗。至于《隊長、書記、野貓和半截筷子的故事》（王蒙）、《取經(jīng)》（賈大山，見《河北文藝》）這兩篇農業(yè)戰(zhàn)線上的斗爭畫面，更顯示了兩種思想、兩個階級的較量，是美與丑、善與惡的交戰(zhàn)?！度嗣竦母枋帧罚?，見《陜西文藝》）熱情歌頌了一個青年歌手以舍死精神愛戴我們敬愛的周總理的高尚品格。文學作品中描寫這個驚風駭浪的斗爭不是偶然的，現(xiàn)實主義藝術必須反映時代的強音，要它不反映是不可能的。所以一點也不奇怪，現(xiàn)在出現(xiàn)的一些引人矚目的短篇，說明作者對于這個重大問題多么關注。

自然，可喜的還不止短篇小說的作者們寫了這個斗爭中足資楷模的人物，從斗爭的側面，還描繪了一組奇瑰的圖景。我們看到了《窗口》（莫伸）中的韓玉楠，她為革命而勤學苦練，不因那種惡意的譏諷和打擊的“幫風”“幫氣”所動搖，是我們鐵路戰(zhàn)線上的一顆小小的紅星。茹志鵑的《出山》（見《上海文藝》），故事平凡，但小說中萬石頭的熱愛社會主義和敢于同資本主義作風做斗爭的精神，寫得豐神迥異，畫出了勞動人民大公無私的光彩?！兜っ贰罚ㄈ~文玲）寫了一個我們仿佛并不陌生的姑娘，她只有為人民服務的心意，并無半點私利和虛榮；當那個楊秘書要把她引向所謂“反潮流”的邪路時，她憤然地辭去了知識青年大會的代表，這個行動，給人們送來了一股異樣的芬芳。劉心武還寫了一個意味深長的人物鄒宇平（《穿米黃色大衣的青年》，見《北京文藝》）。倘說人物的從落后到進步的轉變，正是現(xiàn)實生活發(fā)展所昭示的一個方面，那么小說的描寫不僅無可非議，而且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題目。那種認為作品只能以英雄人物為主角的立論，不消說，顯然是有悖于“雙百”方針的。只要作品的思想和藝術于人們有益，為什么要限制題材的范圍以至限制作品中的人物呢？如今劉心武的這篇小說，回答了這個問題。作者寫了這一方面的人物并列為主角，對于人物思想轉變的情節(jié)構思，雖不免有些失之匆忙，但大體是反映了生活的真實。鄒宇平一度只是關心自己，注意穿著；但是“四人幫”妄圖迫害敬愛的周總理的時候，他奮臂而起，激發(fā)了樸素的革命怒火。人民的自覺的革命性常常是為敵人所逼出來的。我們看鄒宇平的成長，有一種倍覺親切之感。這樣一些可愛可喜的人，是我們時代的珍寶，比之“四人幫”的所謂“起點要高”的虛假人物，實在不可以道里計。只有真實地反映現(xiàn)實的藝術，才會產(chǎn)生深刻的社會教育作用。

那些短篇小說，還給我們提供了一些為時代的洪流沖擊而下的人物。歷史是無情的，不能因為他們的靈魂卑微而不去描寫他們，現(xiàn)實的矛盾把他們推上了現(xiàn)實斗爭的舞臺，文學作品不去描寫他們，就無異無視了現(xiàn)實的矛盾。況且，揭示他們的靈魂深處，給人們增長閱歷和見識，一樣是有益的。

不必說像哈皮敦、謝力甫（《隊長、書記、野貓和半截筷子的故事》）這些浸透了“幫風”的反面人物，和馬天水式的何必禮（《靈魂的搏斗》）這樣的敗類，這樣的人物，我們是熟悉的。值得深思的是像陳靜（《高潔的青松》）這個人物，從一個革命干部墮落為出賣靈魂、出賣丈夫的幫派人物。文學作品中出現(xiàn)這樣的人物是先前所少有的。不過作者在處理陳靜這個人物時，也頗費了心機，她為自己寫下了一場悲劇，在小說的最后筆墨里，那個陳靜“來回走了三趟了”，“一個人提著個旅行袋，孤零零地站在路燈底下”。她想回家，但是盡管近在咫尺，她永遠也走不進家門去。這個藝術處理是好的，讓這個靈魂留給讀者去詛咒吧。《獻身》中的唐琳，作者對她離開丈夫是有譴責的，但是畢竟給予了某種寬容，讓盧一民和唐琳的重敘，造就了從隔膜進入到某種和解的氣氛，作者的立意看來是讓唐琳去默省自己的內疚，在藝術上也許更符合生活本身吧。自然，他們夫婦關系的前途未卜，讀者可以去作自己的猜測。

可是有的作者在譴責這類人物時，也有使用了溫和的筆觸的，例如《取經(jīng)》的文筆就是。雖然如此，但也并未掩蓋了作者的愛和憎，倒是在讀完小說后，那種辛辣的含義也隨之溢流而出了，讓人們去領受愛和憎的感情。作者對于王清智這個人物，看來是意在使他及早反省，即使是墻頭草，也還是寄予改正錯誤的希望的。

現(xiàn)在我們來談談《班主任》中的謝惠敏。

這是一個純樸的青年，把她放在反面人物中去是不適當?shù)模坏窃谑欠敲媲埃诌h非是一個稱得上的正面人物。她把穿小碎花襯衫，帶褶子的短裙，誰唱什么新歌，都看作是“沾染了資產(chǎn)階級作風”。《青春之歌》《牛虻》這些書，在她看來是“黃書”。對于被“四人幫”搞亂了的事物一律視之為正當。用作者的話說，這些是“‘四人幫’在她身上播下的病菌”。所謂純而又純，“左”而又“左”，生活告訴我們，這其實就并非是什么真純和真左。現(xiàn)實生活中我們可以看到類似謝惠敏式的人物。但是人們是容易痛責宋寶琦而寬恕謝惠敏的，這很容易理解，謝惠敏沒有犯罪，謝惠敏總是個好同學。不過倘說要治理毒害，在某些方面，謝惠敏的改變，可能比宋寶琦還困難一些。作者從生活中塑造出這一個人物的形象，實在有著甚深的社會意義。

讀完這些小說，一些問題立刻縈回于我們腦際：為什么我們這個經(jīng)過了社會主義革命二十多年的國家，卻出現(xiàn)宋寶琦這樣的小流氓？同“四人幫”的社會基礎應不應該聯(lián)系起來看？怎么改造這些人和怎樣才能根本解決這個問題？謝惠敏式的青年究竟怎樣才能從“四人幫”的精神枷鎖下解放出來？從革命的征途上過來的陳靜式的人物，為什么會在“四人幫”面前搖尾乞憐？唐琳式的軟骨病與投機心理，究竟怎樣才能驅使他們重新獲得對于人格尊嚴的認識？諸如此類。

自然，這些問題作品是不能解決的，看來要留待人們在社會實踐中去才能解決。不過，作品提出了問題，引起人們的思索，也就算完成了它的使命了。

大約是久已不讀好小說了，現(xiàn)在看到了這些優(yōu)秀的短篇，它們掩映著的一抹異彩，使人感到難以抑制的欣喜。自然，這里涉及的只是僅就讀到有限的部分作品，遠非是當前值得稱道的短篇小說的全部。雖然如此，但也可以看出短篇小說這片園林的茂盛氣象了。對于這新氣象，有心人都會用足夠的熱情去估計它們的成就。不過，我們今天來不及去評述它們的不足之處了，因為這是次要的；作品的主要方面是它們觸及了時代的脈搏，真實地描寫了現(xiàn)實。那些小說里面寫了張俊石、丁一飛、楊建夫、盧一民、徐愫珍、李黑牛這樣的人物，他們在六十年代的文學作品里是沒有也不可能出現(xiàn)的，到了七十年代才呈現(xiàn)出他們的英姿。我們過去熟悉的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如梁生寶、李雙雙、楊子榮、秦德貴等等，這些形象自然也長存于人們的心中，但是他們的精神面貌所刻上的時代的階段性，也是很顯然的。七十年代出現(xiàn)的新人物，已經(jīng)不只是這樣的面貌了?，F(xiàn)實生活已經(jīng)向我們的作家提出了塑造新人物的新課題。同樣，像王清智、李冠一、何必禮、陳靜、唐琳、丁朵這另一類的形象，過去文學作品中也是不曾有過的。但是讀者對他們并不陌生，因為人們在生活中已經(jīng)見到過他們。

一些現(xiàn)實生活中的新主題和新題材，常常需要作家在藝術上不斷地探索才能豐滿起來。二十多年前文學作品在描寫工人階級的問題上，也曾經(jīng)經(jīng)歷了艱苦的藝術實踐的探索過程。今天文學藝術在探索關于批判“四人幫”這個重大的新主題時，文藝家們作出了不少可貴的藝術嘗試，戲劇工作者在塑造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和革命的新人物等方面，作出了新的示范；我們的短篇小說作者，在反映多樣的題材方面，展示了豐富多彩的斗爭畫面，描繪了我們曾經(jīng)熟悉的但是比之生活更集中、更強烈、更典型的人物。這些良好的藝術上的探索的開端，這些已經(jīng)達到的和可以想象將要達到的成就，正顯示了我們的文學藝術和革命現(xiàn)實主義的思想力量和藝術力量。

文中作品未注明出處的，均見《人民文學》

原載《文藝報》197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