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詞學研究述略

在中國詩歌領域里，詞是一種特殊的詩歌樣式，它和律詩、絕句同為格律詩，不過律詩、絕句是整齊的五、七言格律詩，詞則是長短句的格律詩。雖然詞也有與五、七言律詩句數相同的詞調，如《生查子》、《玉樓春》，但在句子平仄、用韻方面仍然是不同的。所以我們可以說：律詩、絕句是整齊句的格律詩，詞是長短句的格律詩，這是中國格律詩的兩大類。律詩、絕句興起于唐代，詩人輩出；詞則繁榮于宋代，亦有萬紫千紅之盛。

詞興于唐，盛于宋，歷元、明、清三代，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詞家數千人，詞作以萬數。在中國文學史上，已是一個重要部門，因此，它逐漸成為文學研究者的一門專業(yè)，對詞史、詞樂、詞律、詞韻以至版本?？?、箋注等等，歷代均有學者進行研究，各有貢獻。本文企圖對歷代詞學研究情況作一次簡要的介紹，為當前從事古典文學研究工作的青年學者提供一份研究線索。

一　詞的起源

詞的起源，為研究詞史的第一個問題，歷來為詞學研究者所重視，而諸家觀點并不一致?，F(xiàn)在，我們認為詞的起源是和音樂有密切的關聯(lián)，我們不能離開音樂而談詞的起源。如果就詩歌的長短句形式來說，那么，在《詩經》和樂府詩里實早已有之。如果就音樂而言，則秦以前用的是雅樂，漢、魏六朝樂府用清樂，隋、唐的新樂則用燕（同宴）樂。由于隋統(tǒng)一了南北朝，將胡部樂和中原樂綜合起來，成為當時的新樂——燕樂，詞即由此產生。所以宋人王灼在他的《碧雞漫志》中說：“蓋隋以來，今之所謂曲子者漸興?！边@就是說明了詞的起源和音樂的密切關系。唐沿隋制，在音樂和文學方面日益發(fā)展，詞就隨之而興起，這是很自然的事。

詞又是起源于民間的，和其他文學藝術一樣。《舊唐書·音樂志》稱：“自開元以來，歌者雜用胡夷、里巷之曲?！焙氖侵竿鈦順非?，里巷即指民間流行的樂曲。歌者綜合運用這些樂曲，成為新聲，足以說明詞與音樂的關系，也說明詞有來源于民間的成分。近人或謂詞創(chuàng)始于封建帝王，或謂詞起于封建文人，皆背本逐末之論。隋、唐以來一些詞的曲調，大都見于唐肅宗時人崔令欽的《教坊記》，其中所錄曲名有三百二十多個，都是當時的流行新曲。例如《望江南》、《菩薩蠻》等。在敦煌石室中所發(fā)現(xiàn)的曲子詞，更有以這些曲名標題的詞作。由此可證《望江南》不起于中唐，《菩薩蠻》更不起于晚唐。說詞起于晚唐，本是明人妄說，證之唐人所記載的資料，其說可不攻自破。而近人誤信明人之說，不以事實為根據，說詞起于中、晚唐，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

二　詞樂

詞起于隋、唐的燕樂，詞樂為燕樂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詞樂的研究，對象是詞的音律，涉及的問題如宮調、旁譜等?？上У氖枪艠返墓?jié)拍已亡，即使有譜，也不能歌唱了。所以在這方面的研究，較為困難。但是歷來研究詞樂者仍然大有人在，他們希望詞終于能獲得演奏。大致說來，詞樂依照音律的次序，宮調有八十四調，即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七音，乘以十二律。宮乘十二律為宮，其馀七十二調皆為調?？偯麨閷m調。宋代的宮調譜字載于張炎的《詞源》，又見于姜夔為他的自度曲注明的旁譜，我們尚可據以探索詞樂情況?，F(xiàn)在把歷代研究燕樂及詞樂的情況，作一概述。

一、隋、唐時期　《隋書·音樂志》、《舊唐書·音樂志》及杜佑《通典》皆有論述燕樂情況的記載。崔令欽的《教坊記》記載燕樂曲名三百二十四調，大曲四十。南卓的《羯鼓錄》專述鼓曲。段安節(jié)的《樂府雜錄》則廣泛記載唐代雅樂、清樂，兼及歌舞、俳優(yōu)、樂器。

二、兩宋時期　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論及雅樂、清樂、燕樂兼及詞腔和聲。王灼在《碧雞漫志》中，曾探討詞調源流。趙德麟在《侯鯖錄》中，則記載了他自撰的《蝶戀花鼓子詞》十二首，當時的諸宮調就是由此遞變而成的。曾慥在《樂府雅詞》中，則錄有大曲、轉踏。陳旸的《樂書》，則詳考了音樂演變。朱熹也談到過關于腔調泛聲的意見。宋代修內司所刊的《樂府混成集》一百馀冊，皆有譜無詞。此書在明代尚存，現(xiàn)在已不可見了。此外，張樞有《寄閑集》，楊纘有《圈法美成詞》，皆旁綴音譜，可惜今皆不傳?！对~源》附有楊纘的《作詞五要》，即：一要擇腔；二要擇律；三要填詞按譜；四要隨律押韻；五要立新意。所談雖意在作詞，但重點卻在詞樂方面。從以上所舉文獻，可見宋人對于詞樂，已有非常專門的著述。

三、元、明時期　元、明人研究詞樂，元人側重在詞樂之伴奏樂器，如陳元靚之《事林廣記》，對管樂種類有過記載，有官笛、羌笛、夏笛、小孤笛、鷓鴣、扈圣、七星、橫簫、豎簫等九種。這些樂器今多失傳，不可知其具體形狀，但知其管色之繁多，實數倍于今之管樂器。書中也有論及宮調腔韻的，則與《詞源》大同小異，也可與姜白石的旁譜互相刊正。明初朱權有《唐樂笛字譜》，是專談唐宋笛曲的。其后朱載堉作《樂律全書》，韓邦奇作《苑洛志樂》，又都是論音律及俗譜的，也可供研究《詞源》之參考。

四、清代　清人研究詞樂，重點是放在《詞源》及白石旁譜上，皆盡畢生心力為之，成績顯著。先后成書而著名者，有凌廷堪的《燕樂考原》、方成培的《詞麈》、戴長庚的《律話》、陳澧的《聲律通考》、徐灝的《樂律考》、張文虎的《舒藝室馀筆》、鄭文焯的《詞源斠律》，皆各有見地，能互相補充，為研究詞樂者提供了更多的參考文獻。

五、現(xiàn)代　近人對詞樂有研究興趣的很多，方面也廣，對于詞樂有關的問題也擴大探討，以期互相發(fā)明。對《詞源》音律及白石旁譜深入研究者，有任二北、唐蘭、夏承燾、丘瓊蓀、楊蔭瀏、陰法魯諸家。研究大曲的，有王國維的《唐宋大曲考》。研究隋、唐燕樂的，有日本林謙三的《隋唐燕樂調研究》（郭沫若譯）。研究宮調的，有夏敬觀的《詞調溯源》。討論古樂與今樂關系的，有童斐的《中樂尋源》。專門研究《詞源》的，有蔡楨的《詞源疏證》。敘述宋代歌舞劇曲的，有劉永濟的《宋代歌舞劇曲錄要》。以上所舉各家的論著，對我們研究詞樂都是很有幫助的。另外，敦煌石室所出的唐代舞譜，與詞樂也極有關系。葉玉華有《唐人打令考》附敦煌舞譜殘卷，并有釋辭。冒廣生也有《敦煌舞譜釋詞》。吳庠又有《唐人打令考補義》。這些研究成果，也都是我們研究詞樂的重要資料。一九五八年，香港大學出版了一本《詞樂叢刊》，發(fā)表了饒宗頤的《白石旁譜新銓》，是根據日本傳鈔本明人魏皓所作《樂譜》，以考證姜白石的旁譜?！对~樂叢刊》中尚有趙尊岳的《謳歌要旨八首解箋》，對張炎《詞源》中的《謳歌要旨》作了新的考釋。此外還有姚志伊的《論折字》、《論姜譜之翻譯與板眼》，都是近年來極可注意的研究成果。

三　詞律

由于詞樂失傳，詞的音律、音譜也都隨之而亡失。雖經后人研究，但唐、宋人具體唱奏情況如何，仍難得其真相。清初人萬樹所編的《詞律》，雖名為詞律，實際并非詞的音律。王奕清等所編的《欽定詞譜》，也非詞的音譜，他們考究的都只是詞的文字格式。不過詞的文字格式，原為配合音樂而形成的，所以直到今天，文字格式也可能作為吟誦及習作的依據。

詞的文字格式，大致可分為：分段、詞調、詞體、句法、用韻及平仄四聲等項，今分別略述如下：

分段　單調的詞不分段。雙調一般分上下兩段，還有分三段和四段的。三段的詞，前兩段短而格調相同，后一段較長，名為“雙拽頭”，例如《瑞龍吟》。詞的下段開始處，通稱為換頭，或稱過片。最長的詞分為四段，例如《鶯啼序》，長達二百四十字。

詞調　詞的調名都與音樂有關系，如令、引、近、慢、摘遍、犯調、三臺、序子、疊韻等。不過明人顧從敬改編《草堂詩馀》，開始把詞分為小令、中調、長調。那就是從字數多少來區(qū)別了。清人毛先舒謂五十八字以內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為中調，九十字以上為長調。這樣分法，其實并不恰當，不過已經習以為常，也不妨以此來表示詞的形式的長短不同而已。

詞體　由于詞的音樂性有變化，如添聲、偷聲、減字、促拍、攤破等，詞體也有了繁衍。研究詞律、詞調者，勢必研究到詞體。這一部門，也存在著許多問題，例如詞的句法、韻法，都有關于詞體，而為研究詞律者所注意的。

研究詞體、詞調的著作，最早的是明人張的《詩馀圖譜》三卷，同時有程明善作《嘯馀譜》十卷，其中有《詩馀譜》三卷。這兩部書雖有草創(chuàng)之功，但謬誤甚多。

清代康熙年間，宜興人萬樹，字紅友，編成了一部《詞律》，收詞調六百六十，詞體一千一百八十馀。在張的基礎上，用精密的科學方法，歸納出唐、宋以來各個詞調的體式，但是還不能沒有錯誤。咸豐年間，杜文瀾作《詞律?？庇洝?，同治年間，徐本立作《詞律拾遺》，都是為萬樹補遺正誤的?？滴跬砟?，命儒臣編成了一部《欽定詞譜》，共四十卷，收詞調八百二十六，詞體二千三百零六。這是在萬氏《詞律》的基礎上增補校改而成，以帝王的力量來編此書，當然是集大成的著作，但也還不能說是完美無疵。

晚清有舒夢蘭作《白香詞譜》，選取最常用的詞調一百闋，注明平仄，可以說是《詞律》的簡編，為作詞者的日常用書，幾乎人人必備，聽說最近已有重印。近人林大椿作《詞式》，龍沐勛作《唐宋詞格律》，也是這一類為學習作詞者提供方便的書。

四　詞韻

最初，詞家作詞，都用詩韻，有時也以自己的方言押韻，并無詞韻專書，因此，詞韻較詩韻為寬，填詞用韻較作詩為自由。由此也可以看出，一種新興文體產生時，在格律方面，有其自由天地，限制性較少。

南宋時，朱敦儒曾擬定詞韻十六條，入聲韻四部，這當是最早的詞韻著作。后來有張輯為它作注，馮取洽為之增補，似乎已成詞韻的專書，可惜此書早已失傳。

明代的詞韻專書，有胡文煥的《會文堂詞韻》。編訂不善，不為人所采用，故流傳不廣。

清代詞韻專書較多。主要的有沈謙的《詞韻略》、吳烺等編的《學宋齋詞韻》，而以戈載的《詞林正韻》最為精審。晚清以來，詞家填詞選韻，大都采用戈氏的分韻法。《詞林正韻》采用《廣韻》韻目，而合并平、上、去三聲為一部，共十四部，加以入聲五部，全書共為十九個韻部。吳瞿安在其《詞學通論》中，論詞韻之平、上、去三聲，仍依《詞林正韻》，但把入聲五部增為八部。

此外，詞人有用各地方音葉韻的，戈氏此書并未涉及。這里，我們略舉數例，以說明方音在詞韻中通葉，更可證明詞韻之寬：

一、“居魚”與“齊微”通葉　例如蘇軾的《漁家傲》，以“似”與“度”葉。史浩的《菩薩蠻》，以“去”與“事”葉。石孝友的《千秋歲》，以“鯉”與“醑”葉。

二、“蕭豪”與“幽侯”通葉　例如曾覿的《釵頭鳳》，以“照”與“透”葉。劉過的《轆轤金井》，以“溜”與“倒”葉。陳允平的《水龍吟》，以“草”與“驟”葉。這是福建方言的音韻。

三、“歌戈”與“蕭豪”通葉　例如黃裳的《蝶戀花》，以“過”與“早”葉。鄭域的《念奴嬌》，以“果”與“島”葉。林外的《洞仙歌》，以“鎖”與“考”葉。這也是和福建方音有關系的。

四、“庚亭”與“江陽”通葉　例如吳文英的《法曲獻仙音》，以“冷”與“向”葉。

五、“真文”與“東冬”通葉　例如《云謠集》中的《天仙子》，以“問”與“洞”葉。

以上所引，可以看出《詞林正韻》未注意到方音在詞韻中的廣泛使用，確實為其不足之處。羅常培曾作《唐宋金元詞韻譜》以補正戈氏的疏漏，可惜未及刊出，遺稿已盡散失。

五　詞人傳記

研究一位詞人的作品，當然首先要了解他的生平，但由于過去史家對詞人不加重視，為詞人立傳的很少，即使有傳，也極簡略。有的更未經詳考，以致錯誤較多。在過去的詞選集中，一般也附有小傳，但只寥寥數語，意義不大。

對于詞人的時代、籍貫、世系、生活，如不詳加考訂，往往導致錯誤。茲略舉數例，以見一斑：

一、將詞人的時代記載錯誤的　如陳鳳儀系北宋時人，見宋人黃昇《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十。這并非僻書，但清初朱彝尊編《詞綜》，卻把他列入元人。其后，《詞林紀事》也跟著錯誤。甚至清代同治年間杜文瀾作《詞人姓氏錄》，也還把他列為元人。

二、將詞人的籍貫記載錯誤的　如《詞綜》記柳永為樂安人，《山左人詞》也沿此誤。實則柳永是福建崇安人，福建省地方志書載之較詳，從其家世上考察，也可明確無疑?！对~綜》誤為樂安，就硬派柳永為山東人了。

三、對詞人世系未加細考而致錯誤的　如張炎為張俊之六世孫，有人誤以為五世孫。又有人把張炎誤為張镃之孫，這都是弄錯了世系。實則張炎為張镃之曾孫。張镃以下是按五行排列輩分的，張炎為火行，炎之父樞為木行，樞之父濡為水行。胡適不知張家以五行排輩分，稱張炎之祖父為含，實則張濡字子含，不是名含，他又把名與字混淆了。

四、把詞人的生卒年記錯了，對他們的詞作就無法解釋清楚　如張元幹的生年，據其自撰《蘆川歸來集》，系生于宋哲宗元祐六年（一〇九一），可是現(xiàn)在的選本，卻把張元幹的生年誤為宋英宗治平四年（一〇六七），相差二十馀年。這樣就把張元幹在靖康之難以后，南宋時期他寫的送李綱、送胡銓的詞都弄錯了時代。又如南宋岳珂在五十八歲時還作詩，有些書說他卒年五十二，顯然是錯誤的。又如尤袤卒于宋光宗紹熙五年（一一九四），則姜夔就不可能于宋寧宗慶元二年（一一九六）在無錫和他會見了。

綜上所述，可見研究詞人傳記，很有必要。因此，近代詞學研究者對詞人的生平，參考各種史籍，寫定傳記，大約可分為以下四種體例：

一、小傳　如劉承幹有《歷代詞人考略》，此系稿本，現(xiàn)藏北京圖書館，其中所錄詞人，較《歷代詩馀》所附的《詞人姓氏錄》為詳，頗有參考價值。

二、年表　王國維在其所作《清真先生遺事》后附有《周邦彥年表》，系大事記性質。對周邦彥的生平，考證甚為詳盡，而且辨別偽訛，也至精確，為考證詞人生平的研究方向開了先路。

三、年譜　鄧廣銘有《辛稼軒年譜》及《陳龍川年譜》，早已流傳，對研究辛、陳的詞，均有幫助。夏承燾有《唐宋詞人年譜》，計有韋端己、馮正中、南唐二主、張子野等九家的年譜以及溫飛卿等三家的系年，搜羅既廣，考證亦精，實為詞學研究者必讀之要籍。此外，王仲聞有《李清照事跡編年》，對李清照的生平，也搜集了豐富的史料。

四、詞史　在詞人傳記輯錄豐富、考證精確之后，則詞史之研究才易于進行。過去劉毓盤、王易都曾撰作《詞史》，只是略述綱要，標明線索，對于唐、五代、兩宋諸大家之成就，則少評論。至于敦煌曲子詞，他們尚未能見到，自然不可能論及。惟其開創(chuàng)之功，不可磨滅。而繼承前人這一事業(yè)，則是后來者的責任了。

六　詞集版本

宋詞盛極一時，當時詞集的刻本已很多，歷金、元、明、清以至近代，版刻愈多，不可勝數。就宋刻本而言，北宋本現(xiàn)在已極少見，南宋本則見于著錄者，還有不少。天一閣藏書中，頗多秘籍。汲古閣刻本詞集初刻不精，惟后來所輯宋詞百家，元詞二十家，鈔校皆精，后來大多分散，為藏書家所得。清代著名藏書家，如士禮居、鐵琴銅劍樓、海源閣、皕宋樓、八千卷樓皆以收藏宋、元善本詞集著名，可惜也多散佚。

由于版刻不同，遂致詞集的名稱也不同，其卷數、詞數、行款、字體的優(yōu)劣亦皆不同。有因地而異的，有因時而異的，有因人而異的，今分別略述之：

一、因地而異的　如長沙刻本有《百家詞》，見《直齋書錄解題》。杭州刻本較為精美，有趙以夫的《虛齋樂府》、許棐的《梅屋詩馀》、戴復古的《石屏長短句》，又有《典雅詞》，今可知者十九種。福建刻本則有歐陽修的《醉翁琴趣》、晁元禮的《閑齋琴趣》、秦觀的《淮海琴趣》、葉夢得的《石林琴趣》、趙彥端的《介庵琴趣》、黃庭堅的《山谷琴趣》等，均其較著名者。他如吉州、南京、武昌、成都等地，也都有詞集刻本，以各地經濟情況、刻工技術之不同而有所差異。

二、因時而異的　如辛稼軒詞在宋代為四卷本，元代則有十二卷本。明代吳訥有鈔本《稼軒詞》四卷，但多誤字。近人林大椿有校吳訥本詞。趙萬里發(fā)現(xiàn)的汲古閣精鈔宋本《稼軒詞》四卷，則是最為可貴的。又如張孝祥的《于湖詞》，在宋代只為一卷，明代汲古閣刻本只有詞二十八首。后來又發(fā)現(xiàn)了宋刻《于湖居士全集》本附詞四卷，又宋單行本《于湖詞》六卷，六卷本并注明宮調。又如日本影印元至正癸未刻本《草堂詩馀》，并無編者姓名，但北京圖書館所藏元至正辛卯刻本則題云：“宋何士信編。”可見前本有脫落，后本則為完整。又如宋代趙聞禮所編的《陽春白雪》久已不傳，直到清道光間始被發(fā)現(xiàn)，故明、清以來各家詞選皆未能選及。鄭振鐸曾發(fā)現(xiàn)一個用篆文寫刻的《陽春白雪》殘本，是明嘉靖刻本，更是詞籍中的奇書。

晚清詞學大昌，王鵬運之精刻，朱祖謀之精校，吳昌綬及陶湘之影印，皆為詞學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其后《四部叢刊》影印之《樂府雅詞》、《花庵詞選》以及其他善本詞集，皆有功于詞苑。趙萬里曾計劃影印十種善本詞集，只印出了明萬歷呂遠刊本譚爾進繕寫的《南唐二主詞》，其馀九種均未印出，不知流落何處，似應訪查，把它們印出來，以實現(xiàn)趙氏遺志。

三、因人而異的　如元人印的《草堂詩馀》是以四時景物、天文地理、人物人事、器用花鳥分類。明嘉靖刻本《類編草堂詩馀》，題武陵逸史編次，則改為以小令、中調、長調分別編次，與分事類本不同。嘉靖以后所刻《草堂詩馀》，如《詞苑英華》本及沈際飛、錢允治、卓人月、潘游龍等所編詞書，皆分小令、中調、長調編次。明陳耀文的《花草粹編》也是以小令、中調、長調分編的。此書原為十二卷，清咸豐間金繩武重刻本分為二十四卷，但校訂疏舛，反而失去陳本原來面目。可見由于編印者學識水平不同，刻本遂因人而異。

詞集除刻本外，尚有下列幾種本子：

鈔本　一般鈔本，書法不工，字跡潦草，甚至有很多錯字，敦煌歌辭及吳訥所藏鈔本，皆是如此。但學人所鈔本，則工整秀美，如毛晉所鈔的宋本。

校本　各家校本，每有獨到之處，對詞學貢獻極大。如朱祖謀所校詞集，其精審處可與乾嘉學者的校勘經史比美。

影印本　保存古本、舊本詞集的原來面目，實賴此種影印本。如雙照樓、涉園所影印者皆是。一般說來，所選用原本也極精美。

編年本　近人對東坡、稼軒、白石、后村、遺山諸家皆有編年詞集刊行，對于詞學研究頗有貢獻。我們很希望多有這類編年本的詞集刊出，以為知人論世之資。又近人研究詞集，如《花間》、《淮?！贰ⅰ肚逭妗?、《白石》等集，往往附有版本考，也極便于詞學研究。此外，趙尊岳有《詞集提要》，饒宗頤有《詞籍考》，是敘錄詞籍版本的專著，但均未全部完成。

七　詞集?？?/h3>

詞集之流傳，或系輾轉鈔寫，或系屢經重刻，常有訛誤，故詞家之手稿及善本版刻為最可寶貴之資料，詞學研究者可據以勘正訛誤。近年來，詞集的?？惫ぷ饕殉蔀樵~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現(xiàn)在也舉出其幾項成就：

一、《云謠集》　自一九〇〇年敦煌發(fā)現(xiàn)千年前的文化寶庫，其中詞集方面，有名為《云謠集》的，計卅首。由于敦煌文物絕大多數被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捆載而去，所以這部集子的古寫本都在外國。董康最初自倫敦鈔回十八首，后來劉復從巴黎鈔回十四首，去其重復，恰符三十首之數。這部流傳于民間的詞集出現(xiàn)，使我們知道《花間集》并不是最早的詞集。

由于當時鈔寫人的文化水平不高，《云謠集》的各個鈔寫本都有誤字，有的因音近而誤；有的以形似而誤；有的甚至以誤傳誤，不成為字。因此，校勘工作就非常必要了。對《云謠集》進行校勘的學人頗多，先后有羅振玉、吳伯宛、朱祖謀、況周頤、龍沐勛、盧前、楊鐵夫、王重民、任二北、冒廣生、趙尊岳、唐圭璋、胡適、饒宗頤、潘重規(guī)等。但關于其中某些文字的寫定，還未取得一致意見，難成定論，仍待繼續(xù)探討。

二、《六十家詞》　毛晉汲古閣所刻的《六十家詞》，系隨得隨刻，急于流傳，因此未經精校，錯誤極多。后來他的兒子毛扆為了改正這些錯誤，逐卷精校。同時有陸敕先、黃子鴻各以朱筆、綠筆校過，又有何夢華以墨筆校正，較原來的刻本不知勝過多少倍了。此本現(xiàn)藏北京圖書館，應當及早影印出來，以供學者研究。近人朱居易有《毛刻宋六十家詞勘誤》，系根據毛校本、影宋本及其他精刊、精鈔本來?？奔彻砰w刻本，功力甚深，?？本?。葉恭綽曾稱贊他是“毛氏之功臣”。這一部詞集的?？惫ぷ鳎涍^許多人的努力，對后人極有幫助。

三、《夢窗詞》　吳文英的《夢窗詞》，清人?？弊钋?。先后有戈載、杜文瀾的校本。王鵬運認為毛刻、杜校，均不夠理想。毛刻失在不校，杜校失在妄改。因此，他對此訂下五項校例：正誤、校異、補脫、存疑、刪復。王氏并與朱祖謀共同?？?。王氏逝世后，朱祖謀又得到一個明鈔本，又訂補了二百馀事?！稄櫞暹z書》中所刊用的《夢窗詞》就是朱氏的四校定本。此外，鄭文焯也有《夢窗詞》校本。

四、《清真詞》　周邦彥的《清真詞》，初有鄭文焯的校本。他用汲古閣的刻本，以陳元龍注本、勞巽卿的鈔?！镀裨~》本、《樂府雅詞》、《草堂詩馀》、《花庵詞選》、《西泠詞萃》及宋人筆記諸書校勘。此后，黃侃、汪東皆有與鄭氏不同的?？?。近日蔣禮鴻有《大鶴山人校本清真詞箋記》一文，勘正二十馀事，對鄭校或駁或補，都有卓見。

五、《淮海詞》　秦觀的《淮海詞》，以葉恭綽校本最為翔實。他以兩個宋本共詞七十七首為依據，復取明、清以來的多種版本《淮海詞》逐一加以校勘，惟不涉及各種選本。舉凡各版本之卷數、行款、提行不提行、有題無題、有注無注，以及各本字句之異同，皆一一列表注明，以作比較，實方便讀者，知有選擇。（又日本有宋乾道間高郵軍刻本。）

六、《花間集》　《花間集》問世較早，宋、明以來刻本亦多。近人李一氓撰《花間集?！?，專以兩個宋本及六個明本互校，對清代及近時的刻本，以流傳尚多，均未加論列。本書只作?？?，并無箋釋及注解。書后附錄宋、明以來各個版本的敘跋及提要，頗可供詞學研究者參考。

七、《南唐二主詞》　南唐二主詞極為詞家所愛好?，F(xiàn)存的最早影印刻本是明萬歷庚申（一六二〇）常熟呂遠本。此本原是從各種資料掇輯而成，不是全本、善本。清光緒二十年，無錫劉繼增作《南唐二主詞箋》。宣統(tǒng)元年，王國維校編《南唐二主詞》一卷，補遺一卷。民國十年，劉毓盤亦校輯《南唐二主詞》一卷。此三家校訂之二主詞，都各有短長。民國二十五年，唐圭璋薈萃諸本，參究得失，成《南唐二主詞匯箋》，對二主詞各本之文字異同，辨別真?zhèn)?，進行了更精密的考校。其后王仲聞作《南唐二主詞校訂》，更加精密。

八　詞集箋注

詞集既相繼問世，為著發(fā)明詞旨，幫助讀者了解，箋注工作也隨之而開始。詞在宋代還是新文學，但當時已有人為幾個著名詞家作注解了。蘇東坡詞有傅幹的注本，可惜只有殘本傳世。陳元龍注的《片玉詞》，現(xiàn)在還有。選本方面，黃昇的《花庵詞選》、何士信的《草堂詩馀》，皆有評注。這風氣影響到明代，選家沿用《草堂詩馀》之名，改選詞篇，名目繁多，也各有注。至于宋人注宋詞之失傳者似乎不在少數，據記載所知，如顧景繁曾注《東坡詞》，曹杓注《清真詞》，曹鴻注《石林詞》，均未見藏書家著錄，恐已失傳。此外，金代有孫鎮(zhèn)注《東坡詞》，也已不存。元代則有魏道明注蕭閑老人《明秀集》，原集既已不全，注也隨之散佚，這都是十分可惜的。

有清一代，學人之箋注宋詞者，成績卓異。如厲鶚之《絕妙好詞箋》、江昱之《山中白云詞疏證》及《草窗詞疏證》、朱祖謀之《夢窗詞小箋》、沈曾植之《稼軒詞小箋》。近人之箋注詞集者，無論在專集或選本方面，為數更多。如陳秋帆有《陽春集箋》，龍沐勛有《東坡樂府箋》，曹樹銘有《東坡詞校注》，鄧廣銘有《稼軒詞編年箋注》，夏承燾有《姜白石詞編年箋?！?、《夢窗詞補箋》、《龍川詞校箋》及《詞源》部分注，姜書閣有《龍川詞箋注》，楊鐵夫有《夢窗詞箋釋》，蔡嵩云有《詞源疏證》及《樂府指迷箋釋》，王仲聞有《李清照集校注》，王輝曾有《淮海詞箋注》，李冰若有《花間集評注》，華連圃有《花間集注》，姜亮夫有《詞選箋注》、《續(xù)詞選箋注》，唐圭璋有《宋詞三百首箋注》，錢仲聯(lián)有《后村詞箋注》，徐調孚有《校注人間詞話》。

就上所述，在專集及選集的箋注工作方面均已有很大的成績。但自宋以來，詞人專集及選本之需要箋注者，為數尚多，如晏殊、晏幾道、歐陽修、柳永、劉過等人的詞集尚無箋注本出現(xiàn)，可見這方面需要做的工作，還有很多。

九　詞學輯佚工作

詞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詞人既眾，詞作也多。有專集傳世的，只是一小部分。許多詞人的作品僅見于各種選本及雜書中。還有當時有專集而現(xiàn)在已散亡的。因此，就有人從事輯佚工作。這里，我們舉出較重要的幾種詞學輯佚成果：

《唐五代遼金元名家詞集》六十卷，劉毓盤編　此書搜輯自唐至元六十家沒有專集的詞人的作品，一人為一卷，但缺點在真?zhèn)尾环?，出處不明。惟其開近代詞學輯佚工作之先河，首創(chuàng)之功，不可泯沒。

《唐五代二十一家詞》，王國維編?！短莆宕~》，林大椿編　以上兩書，大抵以《花間集》、《尊前集》及南唐馮延巳、李璟、李煜詞為資庫，未能出此范圍，較以后出之包括《敦煌曲子詞》在內之輯本，未免遜色。但林大椿書后附有校記，則頗為詳盡。

《敦煌歌辭》，任半塘編　此書輯敦煌歌辭一千二百馀首，唐易靜詞七百馀首，搜羅甚富。較《全唐詩》后所附之詞及王國維、林大椿所輯，多出一千馀首。合而觀之，可知唐五代詞之大量存在。

《校輯宋金元人詞》七十三卷，趙萬里編　此書收詞人七十家，詞作一千五百馀首。體例精審，搜采繁富，可以補毛晉、王鵬運、江標、朱祖謀、吳昌綬、陶湘諸家匯刻詞集所未及。

《唐宋金元詞鉤沉》，周泳先編　此書體例均遵守趙萬里之《校輯宋金元人詞》。作者遍覽杭州文瀾閣所藏《四庫全書》中之宋、元人集部，得詞近二十家，皆為各種匯刻詞及趙萬里書所未收者。

《全宋詞》，唐圭璋編　此書繼趙、周二家之后，更遍閱丁氏八千卷樓所藏善本、足本詞集，及其他子史雜著，用功凡十年，始寫定初稿，于一九四〇年印行。其后又由王仲聞重加修訂，補遺、正誤、祛偽，計增入作者二百六十馀人，詞一千四百馀首，于一九六五年由中華書局印行修訂版。

《全金元詞》，唐圭璋編　此書所用詞集底本，以善本、足本為主，尤多用南京圖書館所藏之丁氏八千卷樓善本詞集及北京圖書館所藏善本詞集，也采用《道藏》等書所載之詞。全書共收金、元二代詞人二百八十家，詞七千二百九十三首。近孔凡禮據《詩淵》又有補宋金元詞。

《全清詞鈔》，葉恭綽編　此書編輯始于一九二九年，全稿成于一九五二年，一九七五年由香港中華書局印行。全書四十卷，著錄清代詞人三千一百九十六人，可謂集清詞之大觀。葉氏編此書，旨在存人，故書名不曰詞選，而稱詞鈔。每得一家，必鈔其一二詞錄之，不沒其名。故此書所收詞，大多不得謂之佳作。

此外，趙尊岳曾輯《匯刻明詞》，收明人詞八十家，鏤版已成，未及印刷，而版片散失，不傳于世。近聞香港饒宗頤正在繼續(xù)搜集明詞，已得有八百馀家之多。他日成書，則自唐五代以來，歷代之詞皆有總集，可見詞學之盛，對詞學研究者亦有方便。

以上諸書都是按時代區(qū)分的輯錄工作，另外還有人按地區(qū)搜輯。例如朱祖謀作《湖州詞征》、林葆恒作《閩詞征》、陳去病作《笠澤詞征》等，在這方面也有大量工作可做，其意義則在保存鄉(xiāng)土文獻。

十　詞學評論

前人論詞，大都用詞話形式，其中有記載詞人軼事及研討詞作兩類。趙萬里所輯的北宋人詞話，如楊繪的《本事曲》、楊湜的《古今詞話》及南宋人鲖陽居士的《復雅歌詞》，大率記詞人軼事，對作品的評論較少。宋人留下了大量的詩話及筆記，其中記錄了許多詞人軼事，也有對詞作的評論。例如胡仔的《苕溪漁隱叢話》、吳曾的《能改齋漫錄》、魏慶之的《詩人玉屑》及周密的《浩然齋雅談》。至于王灼的《碧雞漫志》，則有很多考證詞調來源的論述。

論詞的專著，以南宋末張炎的《詞源》為最早出。書分為二卷，上卷論詞樂，下卷論作法，既具體而又詳細，對詠物、賦情、用事等作詞法，剖析入微，語多精到。于詞家豪放、婉約兩派以外，又提出“清空”之說，以姜夔為宗。

與張炎同時的沈義父，著有《樂府指迷》，也論到詞的音律、作法各方面，雖只有二十八則，但意見亦精到，可與張炎《詞源》并駕。不過沈義父推崇周邦彥、吳文英，張炎則推崇姜夔，他們對詞的評價是不同的。

元代陸輔之作《詞旨》，堅守張炎“清空”之說，舉屬對、警句、詞眼為例，特尊張炎。吳師道的《吳禮部詩話》內附有詞話，篇幅雖不多，但論及詞韻問題，并有不少辨?zhèn)我庖姟?/p>

明代楊慎著有《詞品》，對兩宋、金、元、明人之詞多有摘句和評語，可供參考。但此書有誤引之處，不可不加辨別。陳霆有《渚山堂詞話》，記載宋、元、明詞人逸事、佚句，采集廣博，頗多可取。至于明人所刻各種《草堂詩馀》，例有評語，大多蕪雜膚淺，不足為重。

清王士禎著《花草蒙拾》，賀裳著《皺水軒詞筌》，多舉前人勝語以示其對詞學的體會，對后人也有啟發(fā)。朱彝尊選《詞綜》，一矯明人《草堂詩馀》評語蕪雜之陋，頗多正確的意見。但他也以姜夔為宗，并提出“詞至南宋而極其工，至宋季而始極其變”，對清詞的發(fā)展，開了浙派之先河。

嘉慶間，張惠言作《詞選》，針對浙派專尊南宋詞形式格律的偏向，主張作詞以立意為主，協(xié)律為末。而所謂立意，則以有比興為貴。這樣就又走向另一極端，甚至過高地抬舉溫庭筠，以為溫詞全有比興、寄托，可以比之于《離騷》。后來，張惠言的外孫董毅選了一部《續(xù)詞選》，為彌補《詞選》的缺點，則加入了柳永與姜夔的詞。這就表現(xiàn)了與浙派折中的傾向。

周濟選《宋四家詞選》，以王沂孫、吳文英、辛棄疾、周邦彥為學詞之途徑。但這條途徑過窄，不足以概括兩宋大家。惟其所著《介存齋論詞雜著》，語多精到，可供我們深入研究。

繼周濟之后，陳廷焯著《白雨齋詞話》，極稱張惠言《詞選》接近《離騷》，超過朱彝尊的《詞綜》十倍，其意在力挽所謂“清空”之流弊。但他也過于推崇溫飛卿與王沂孫，亦非持平之論。

譚獻繼承常州詞派，推尊周濟過于張惠言，他認為周濟提出的“從有寄托入，從無寄托出”兩語可盡“千古文章之能事”。因此，他更進一步提出“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他批評浙派為姜、張所束縛，確是擊中要害；批評常州派專重比興，亦為偏見。這些論點也較公允。

同治間，劉熙載作《藝概》，也跟了張惠言引《說文》“意內言外”之說論詞，實未觸及詞之實質。但他論詞之流變及藝術技巧等方面，確有其獨到之處。

宣統(tǒng)間，王國維撰《人間詞話》，提出境界之說，強調景語，頗多卓見。但論詞偏重唐、五代、北宋，對南宋作家頗多微辭，則亦不免偏差。如評姜夔詞為“霧里看花”，以吳文英為“映夢窗，凌亂碧”，以張炎為“玉老田荒”，這些議論都不甚公允。

況周頤的《蕙風詞話》，提出作詞要合“拙、重、大”的標準，舉出歷代詞人的警句及作詞方法，多心得體會之語，對詞學研究者極有啟發(fā)。朱祖謀譽之為“八百年來無此作”，可見其贊許之甚。

以上我們把歷代詞學研究情況作了一個簡要的介紹，供有志探索詞學者參考。我們認為詞學研究領域急待解決的課題很多，有的前人已做出了成績，有的還有待于來者的開發(fā)。把握時機，加緊努力，我們希望在新的八十年代里，把詞學研究發(fā)揚光大，為祖國的“四化”在古典文學研究方面做出更多更好的貢獻。

（《詞學》1981年第1期，與金啟華合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