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體研究

春秋咨詢制度與問對文的生成

韓高年^[1]

摘要：問對文萌芽于春秋以前，伴隨著咨詢制度在春秋時期各諸侯國的普遍實行，一些諸侯咨詢政事于臣下或卿大夫問政于下屬的“口述問對”被記錄下來，并被引為經典，這一過程導致問對體的定型。

關鍵詞：春秋 咨詢制度 問對體

吳訥《文章辨體序說》云：“問對體者，載昔人一時問答之辭，或設客難以著其意者也?！段倪x》所錄宋玉之于楚王，相如之于蜀父老，是所謂問對之辭?！边@段話指出了問對之文在文體上的基本特征，但未詳論其起源及演變。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對問對一體的起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徐氏說：“按問對者，文人假設之詞也。其名既殊，其實復異。故名實皆問者，屈平《天問》、江淹《邃古篇》之類是也；名問而實對者，柳宗元《晉問》之類是也。其他曰難，曰諭，曰答，曰應，又有不同，皆問對之類也。古者君臣朋友口相問對，其詞詳見于《左傳》《史》《漢》諸書。后人仿列之。若其詞雖有問對，而名入別體者，則各從其類，不復列于此云?！毙鞄熢跉w納了各種類型的問對之文后指出：究其根源，見于《左傳》等典籍的“君臣朋友口相問對”是后世問對之文的源頭。這是極有見地的意見，是我們進一步研究的基礎。

從中國古代文體產生的內在機制來看，任何一種文體的產生都源自社會生活實際需要的吁求。文體在受到“他律”的同時，也受自身發(fā)展的“自律”。^[2]上文所引徐師曾關于問對文源于春秋的觀點，為我們考察這種文體的生成機制指明了方向。結合春秋時期問對之文的實例來看，問對文在春秋之前即已經萌芽，而在咨詢制度盛行的春秋時代逐步定型。

一 咨詢制度與問對文的起源

據上古史研究者的意見，在部落時期，遇有重大公共事務無法決斷，部落首領須通過咨詢各方面意見以完成決策。因此，咨詢制度是一種古老的實現(xiàn)重大政治事件決策的行政制度?！渡袝虻洹份d帝堯曾就治水之事咨四岳及眾人，年老時還曾就繼任者“咨四岳”，這就是典型的咨詢制度。進入夏代以后，雖然王權初步確立，但咨詢制度仍是一種為明君所采用的重要的政治制度。商代統(tǒng)治者雖然自稱“余一人”，但有德之明君仍注重在為政中征詢貴族和賢者的意見?！渡袝けP庚》載盤庚遷殷之前曾對貴族們說“重我民”，又說“暨予一人猷同心”，意思是說要重視民意，我的謀劃與你們同心。這是典型的咨詢制度的表現(xiàn)。

那么，由咨詢制度催生出來的問對之文見于何處呢？這還要從《尚書》《逸周書》《左傳》《國語》中求之。

周初立之時，武王曾就治國之事多次咨詢于周公旦，周公旦據史實以對武王。其問對之文見于《逸周書》，其中最為典型的是《大開武》《小開武》二篇。《大開武》云：

維王一祀二月，王在酆，密命訪于周公旦曰：“嗚呼！余夙夜維商，密不顯，誰和？告歲之有秋，今余不獲，其落若何？”

周公曰：“茲在德敬。在周，其維天命。王其敬命。遠戚無十，和無再失。維明德無佚，佚不可還。維文考恪勤戰(zhàn)戰(zhàn)，何敬、何好、何惡。時不敬，殆哉！”

王拜曰：“允哉！余聞國有四戚、五和、七失、九因、十淫，非不敬，不知。而今言維格，余非廢善以自塞，維明戒是祗?！?/p>

周公拜曰：“茲順天。天降寤于程，程降因于商。商今生葛，葛右有周。維王其明用《開和》之言，言孰敢不格？”

四戚：一，內同外；二，外婚姻；三，官同師；四，哀同勞。

五和：一，有天維國；二，有地維義；三，同好維樂；四，同惡維哀；五，遠方不爭。

七失：一，立在廢；二，廢在祗；三，比在門；四，謟在內；五，私在外；六，私在公；七，公不違。

九因：一，神有不饗；二，德有所守；三，才有不官；四，事有不均；五，兩有必爭；六，富有別；七，貪有匱；八，好有遂；九，敵有勝。

十淫：一，淫政破國。動不時，民不保。二，淫好破義。言不協(xié)，民乃不和。三，淫樂破德。德不純，民乃失常。四，淫動破丑。丑不足，民乃不讓。五，淫中破禮。禮不同，民乃不協(xié)。六，淫采破服。服不度，民乃不順。七，淫文破典。典不式教，民乃不類。八，淫權破故。故不法官，民乃無法。九，淫貸破職。百官令不承。十，淫巧破用。用不足，百意不成。

嗚呼！十淫不違，危哉！今商維茲，其唯第！茲命不承，殆哉！若人之有政令，廢令無赦，乃廢天之命？訖文考之功緒，忍民之苦，不祥。若農之服田，務耕而不耨，維草其宅之，既秋而不獲，維禽其饗之，人而獲饑，去誰哀之？

嗚呼！夙夜戰(zhàn)戰(zhàn)，何畏非道，何惡非？是不敬，殆哉！

王拜曰：“格乃言！”

前人以為《大開武》為周初文獻，陳逢衡云：“是時紂忌周愈甚，武王難之，故有其落若何之問。十淫，指商俗。武周兢兢為念，則牧野之事已不待甲子而決矣。故心戰(zhàn)在乎自修，廟勝在乎能戒?！?sup>[3]按此篇開首“訪于周公旦”一段為交代行文背景之語，相當于《書序》，應是后之整理者所加。全篇的主要內容均是就周武王咨謀于周公而發(fā)，周公的對問之語圍繞著“敬德”“求和”“順天”三個方面展開，后半部分述“四戚”“五和”“七失”“九因”“十淫”的內容似是引述所謂《開和》之言。今人黃懷信認為此篇與下篇《小開武》“均記周公旦啟發(fā)開導武王之事及言”^[4]，就其內容而言，黃說是。然而從文體方面來看，這是典型的問對之文?！洞箝_武》等同類文獻不一定百分百為當時實錄，最初可能是口碑相傳，后經史官寫定。然而從其文本來看，仍保留了較多的口頭問答的痕跡。此篇問對文的文體至少具有以下幾個特征：第一，設為問答（問答為體），以答為主。第二，采取引經據典以解危去惑的說理方式。所引皆為口碑形式的為政之道。第三，經典語是大前提，所咨詢之事是小前提，如何處置所咨詢之事是結論。行文的邏輯結構十分清楚?！缎￠_武》也有類似文體特點。

西周以降，雖王權進一步加強，然咨詢制度仍見用于重視德政之王者。為政之中，或咨詢于在列之臣，甚或咨詢于在野之賢者，每每有之，此在典籍尚有記錄。《詩經·小雅·皇皇者華》寫一位周天子的大臣，代周天子出使四方，咨詢臣下。詩中寫道：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我馬維骃，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詩中的“我”即周王臣子，他奉使外出咨詢訪問于邦國之諸侯及賢者，旨在安民務德?！睹珎鳌罚骸爸倚艦橹?。訪問于善為咨。咨事為諏?！编嵭豆{》云：“爰，于也。大夫出使，馳驅而行，見忠信之賢人，則于之訪問，求善道也?！弊桑疽嘧鳌爸J”。諏，《爾雅》云：“謀也?！薄墩f文》云：“聚謀也?！笨追f達《正義》釋此咨詢制度曰：

三章《傳》云：“咨事之難易為謀?！彼恼隆秱鳌吩唬骸白啥Y義所宜為度?！弊湔隆秱鳌吩唬骸坝H戚之謀為詢?！贝私猿鲇凇锻鈧鳌芬??！蹲髠鳌吩唬骸霸L問于善為咨。”杜預曰：“問善道也?！薄白捎H為詢”，杜預曰：“問親戚之義也?！薄白啥Y為度”，杜預曰：“問禮宜也?！薄白墒聻檎尅?，杜預曰：“問政事也?！薄白呻y為謀”，杜預曰：“問患難也。”唯“難”一事，杜為“患難”，毛為“難易”，不同。然患難之事，亦須訪其難易，理亦不異。馀皆與《傳》同。毛據彼《傳》，因以義增而明之。其“忠信為周”一句，《魯語》文也。《魯語》無“訪問于善”一句。又云“咨才為諏，咨事為謀”，與《左傳》異。韋昭以為字誤，改從《左傳》，曰：“才當為事?！庇衷唬骸笆庐敒殡y?！笔且?。馀與《左傳》同。此四者，諏、謀、度、詢俱訪于周，而必為此次者，以咨是訪名，所訪者事，故先咨諏。事有難易，故次咨謀。既有難易，當訪禮法所宜，故次咨度。所宜之內，當有親疏，故次咨詢。因此附會其文為先后耳。

孔穎達是碩學大儒，他根據《左傳》《國語》等關于天子咨詢制度材料與《皇皇者華》所述的關聯(lián)，證實了《毛傳》所述咨詢制度的正確性。由上引這段材料可以看出，這位為天子出使咨詢的大臣咨詢的內容包括了具體的危機性事件（難事）、宗族之事、禮法所宜等方面。《皇皇者華》被《詩序》以來的解詩者認為是產生于西周末期宣王時代的作品，從其常被用于天子慰勞使臣的燕飲禮來推測，這首詩所述的天子咨詢制度大概是當時的常制。既然咨詢是就某些重要的政治問題向在列之臣或諸侯、賢者請教以借其智，那么按理當有被咨詢者的對問之辭。然而可惜的是《詩》篇或主于儀式主題，或主于抒發(fā)感受，而對這些問對之文不可能載錄。

二 春秋咨詢制度與問對文的演變

春秋時期，周天子的政治控制力下降，形成禮崩樂壞、諸侯力政的局面。加之國人階層、輿人階層的興起，^[5]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諸侯國的國君多廣開言路，通過咨詢于在朝在野的智者及賢者以彌補自身在政治識見、治國之道及謀略等方面的不足，并及時解決現(xiàn)實中遇到的政治危機。這是對此前咨詢制度的進一步弘揚和強化，這一風氣在使傳統(tǒng)社會中政治經驗書面化和經典化的同時，也催生出全新的問對之文。

春秋問對文較之前最大的變化有兩個：一是問對雙方的身份發(fā)生了變化。此前多天子與貴族重臣間的問對，春秋時代則下移至諸侯與巫史之官及卿大夫之有識者。第二，問對中雖引經據典而又不拘泥于經典之言，能因事設辭。如《左傳·魯莊公十四年》載魯申繻以“妖由人興”對魯桓公之問：

初，內蛇與外蛇斗于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于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炎）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p>

這是魯桓公君臣圍繞鄭國發(fā)生的政變而發(fā)的問對，蓋據當時流傳之舊典，列國之人均以“內蛇與外蛇斗”為鄭厲公復位之預言。申繻之對則因事而言“妖由人興”，這是靈活變通的解釋，而非簡單化地引據慣常預言的規(guī)則。這正是春秋時代大夫階層政治理性覺醒的體現(xiàn)，可謂見識高明?！蹲髠鳌酚诖四赀€記載鄭大夫原繁臨死對鄭厲公之問，也是典型的問對之文。其文曰：

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愿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里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p>

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茍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蹦丝O而死。

原繁其人，梁玉繩考證曰：“原繁始見《左傳·隱公五年》，鄭武公之子?！保ā洞呵锓钟洝罚６蓬A《春秋世族譜》云：“亦曰原伯?！彼渌距崌趶R之事，為知禮解文之士。對鄭厲公之辭引證“先君之命”而發(fā)之，有義有節(jié)，聲辭俱厲，抱必死之心而發(fā)為言辭，令人可敬可佩。文體尚與西周初之《大開武》等篇相似。

再如《左傳·僖公四年》載楚屈完對齊桓公之問：

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

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谷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谷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害君之愿也。”齊侯曰：“以此眾戰(zhàn)，誰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屈完此篇對問之辭，從對方發(fā)問生發(fā)開去，既有朝堂咨詢之問對文的因事而發(fā)的特點，又具有外交辭令的典雅與犀利。后《楚世家》、《齊世家》及清人所編《古文觀止》俱載此文，尤其是清人古文選本選錄此篇，以之為文之典范，廣為傳播，轉相摹習，遂使其成為問對文中的經典。屈完為楚國大夫，長于辭令，出師問，不辱使命。為屈原先祖。劉文淇《春秋左氏舊注證》云：“服虔取《公羊》說，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逼渌€有《左傳·僖公六年》載楚大夫逢伯對楚王之問，《僖公七年》載管仲以禮、信、德對齊桓公之問，《僖公九年》載秦大夫公孫枝對秦穆公問晉亂，《魯僖公二十三年》載晉狐突以忠信之道對晉懷公，《成公三年》載臧宣叔以古制對魯成公之問等，都是典型的問對之文。

《國語》中也收錄了為數不少的問對之文，比較典型的如《楚語》載申叔時以傅太子之道對楚莊王：

楚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士亹辭曰：“臣不才，無能益焉?！薄瓎栍谏晔鍟r，叔時對曰：

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zhèn)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

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導之忠，明久長以導之信，明度量以導之義，明等級以導之禮，明恭儉以導之孝，明敬戒以導之事，明慈愛以導之仁，明昭利以導之文，明除害以導之武，明精意以導之罰，明正德以導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為也。

且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后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節(jié)義以動之，恭敬以臨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fā)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興乎！夫子踐位則退，自退則敬，否則赧。

《楚語上》載錄申叔時之問對，又見于《左傳》《史記·楚世家》。申叔時之對，在文體上也是以問答領起，在文中述評結合。從其所論傅太子之制的次第井然看，當非臨事杜撰之辭，而應當也是引述古制。這些特點都和前引問對文十分相似。此外見于《國語·魯語》的“展禽對臧文仲之問”等，也都是典型的問對之文。

除此之外，還有載于《新序》和《說苑》的“祁奚對晉悼公薦賢”，“師曠對晉悼公問衛(wèi)人逐其君”等，也比較典型。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問對文又見于《左傳》《國語》等先秦典籍。這些問對文大體相同而細節(jié)有異，不大像是后出者因襲時代在前者，而更像是同一個文本的不同傳本。這表明到春秋末期，一些論理深刻、引證豐富且富于文采的問對文已經獨立于史傳而傳播于士大夫君子之間，有經典化的趨勢。

三 春秋問對文對戰(zhàn)國諸子言說的影響

春秋時代的問對之文經由史官著錄而由口傳狀態(tài)被寫定成為書面的文本，從而也完成了其文體的“定型”。隨著史傳在當時社會各階層的傳播，一些較為著名的問對之文被有識者多次地閱讀接受與引用，出現(xiàn)了“經典化”的趨勢。這些經典化的問對文，不僅其言治論政的內容成為諸子百家取資的重要思想資源，其形式特點也對諸子之文產生了很大影響。

章學誠氏嘗言：“周末文勝，官禮失其職守，而百家之學多爭托于三皇五帝之書矣?！?sup>[6]章氏言諸子托為上古之人發(fā)為言論，然而其文章辭令之形式，則多順承春秋之問對文。因諸子皆欲以其學術為當時之社會求改造，為當時之諸侯備咨詢。其發(fā)為言辭，皆因時事政事而發(fā)；其著為文章，恒擬朝廷廟堂問對。這種風氣在諸子中相當普遍。墨家之文，多取問對之體。如《耕柱》《貴義》《公孟》《魯問》《備城門》《備高臨》等篇，均是時君、時人或弟子發(fā)問，而墨子對答，是典型的問對之文。俞樾《〈墨子閑詁〉序》中說：“墨子則達于天人之理，熟于事物之情。又深察春秋、戰(zhàn)國百余年形勢之變，欲補弊扶偏，以復于古。鄭重其意，反復其言，以冀世主之一聽?！闭驗槿绱?，墨子之文很重視“辯說”，發(fā)言及為文強調“知類”“明故”，^[7]即通過對相同本質的事物中存在的共同性的運用，由此及彼，類而推之，以獲得對未知事物本質的認識。這和春秋時代之問對文注重征引古制常理以解決現(xiàn)實問題的論證方式有著深度的契合。

孟子雖反對墨學，但其發(fā)言為文卻多采墨家之法。故《孟子》亦多見問對之體。如孟子對齊宣王、梁惠王等篇，直是朝堂問對之實錄。與春秋問對之文尤其相似。儒家之文再如郭店楚簡中被學者們考為子思或其弟子所記的《魯穆公問子思》等篇，也有上述特點。

道家之文，《莊子》《列子》最喜用問對之體。最為典型者如《莊子·天運》，以發(fā)問開篇：“天其運乎？地其處乎？……”一連提出十五個問題，之后又以“巫咸袑曰：來，吾語女……”一段作為對答。

稷下學派之文，亦多取問對之體。如《管子》“管子輕重”中除《國蓄》《輕重己》之外，幾乎都是假托齊桓公與管子的問答構成的篇章。

問對之文至戰(zhàn)國以下，多演為“虛設問答”，完全不同于《左傳》《國語》中針對具體的社會問題所構擬的情況。劉知幾《史通·雜說下》言：

自戰(zhàn)國以下，詞人屬文，皆偽立主客，假相酬答。至于屈原《離騷》辭，稱遇漁父于江渚；宋玉《高唐賦》，云夢神女于陽臺。夫言并文章，句結音韻。以茲敘事，足驗憑虛。而司馬遷、習鑿齒之徒，皆采為逸事，編諸史籍，疑誤后學，不其甚邪！

上引劉氏一段話，概括了戰(zhàn)國以下問對之文“假相酬答”的特點。其中最為典型的是宋玉的《對楚王問》，其文見《新序·雜事》，后為《文選》所錄，以為問對之文的典范。此篇還見于《襄陽耆舊傳》（《太平御覽》卷五十二引），雖文字略有不同，但大體相同。由歷代著錄以之為范文來看，此文已經具有被經典化的趨勢。

[1] 韓高年，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先秦兩漢文學研究。

[2] 陶東風：《文體演變及其文化意味》，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第128～200頁。

[3] 轉引自黃懷信等《逸周書匯校集注》（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258頁。

[4] 黃懷信：《逸周書校補注譯》，三秦出版社，2006，第123頁。

[5] 參見晁福林《春秋戰(zhàn)國社會變遷》，商務印書館，2011，第654～657頁。

[6] 章學誠：《文史通義·書教中》，葉瑛校注，中華書局，1994，第39頁。

[7] 參見秦彥士《〈墨子〉與諸子議論散文的歷史演進》，載氏著《墨子考論》，巴蜀書社，2002，第267～28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