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就文論文談胡適

胡適至少是一本書的題目，而這樣一本書不是區(qū)區(qū)如我有學識和才力能寫出來的。但我還是想談一談，因為這些年來胡適的文章、書信和日記我也認認真真地讀了有好幾百萬字。那么就把范圍縮小一點兒，就文論文?？墒沁@也有困難：對于胡適來說，斯人已矣，他的是非功過都留在文章里，怎么可能抓住一點而不及其余呢。何況有些事情，其實是在邊緣上，說是屬于文章也行，說不僅僅屬于文章也行。這正可以舉胡適的一個例子，見《評論近人考據(jù)老子年代的方法》：

“我已說過，我不反對把《老子》移后，也不反對其他懷疑《老子》之說。但我總覺得這些懷疑的學者都不曾舉出充分的證據(jù)。我這篇文字只是討論他們的證據(jù)的價值，并且評論他們的方法的危險性。中古基督教會的神學者，每立一論，必須另請一人提出駁論，要使所立之論因反駁而更完備。這個反駁的人就叫做‘魔的辯護士’（Advocatus diaboli）。我今天的責任就是要給我所最敬愛的幾個學者做一個‘魔的辯護士’。魔高一尺，希望道高一丈。我攻擊他們的方法，是希望他們的方法更精密；我批評他們的證據(jù)，是希望他們提出更有力的證據(jù)來。

“至于我自己對于《老子》年代問題的主張，我今天不能細說了。我只能說：我至今還不曾尋得老子這個人或《老子》這部書有必須移到戰(zhàn)國或戰(zhàn)國后期的充分證據(jù)。在尋得這種證據(jù)之前，我們只能延長偵查的時期，展緩判決的日子。

“懷疑的態(tài)度是值得提倡的。但在證據(jù)不充分時肯展緩判斷（Suspension of judgement）的氣度是更值得提倡的?！?/p>

這里要說一句題外話，我自己其實也是一個“《老子》移后派”，但是我還是很喜歡他這一番話；而且我覺得，胡適之為胡適，差不多都體現(xiàn)在這番話里了。以我粗淺的體會，至少有三樣兒一般人不能及他的地方：第一是在方法論上的貢獻，第二是文章中表現(xiàn)的做人和作文兩方面的態(tài)度，第三是文字本身所有的美。昨天我走在路上，忽然想起胡適文章的好處，如果非要我來概括，那也只有說他“講理”。我說的這個講理既在文章之前，又在文章之中，對于胡適來說，似乎是整個兒的。說到文章，因為講理，就要有依據(jù)，就要有邏輯，就要有分寸，就要有他所說的“氣度”。好像胡適文章的魅力都是由打這兒來的。當然這種魅力是要細細體會出來，而且不一定為時人所看重，然而實際上真達到這點并不容易。這樣寫出來的文章有可能波瀾不興，于讀者在智慧和情感方面都少一些撩撥，但是也就避免了前人所說的“英氣”，也就是這些年來大家（包括我在內(nèi)）文章中時常見到的法家氣。這用孟子的話說就是：“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标P于胡適，我們正可以從與此完全相反的方向去理解，至少在一篇文章中，他總是始終如一、一絲不茍地在那里講理，所以就沒有什么“不得已”，也就不“好辯”。而“辯”總是有沒理攪理之嫌。胡適則幾乎沒有什么需要不講理的，現(xiàn)在看來或許這才是大智慧。我很佩服他因此而有的那種從容，同時這也是我讀他的文章每每感到親切的地方。而且好像他全部的樂趣都在于講理，他的文章我最喜歡的是幾篇古代小說的考證，那可以說是一系列有關智慧（也就是講理）歷程的詳盡記錄。

除了個別情況（如《四十自述》《南游雜憶》等）外，胡適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散文家，文章對他來說僅僅在于表達。他關于文章的觀念其實是很質(zhì)樸的，曾在《什么是文學——答錢玄同》中說：“文學有三個要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動人，第三要美?！倍f的“美”也并不玄虛：“美就是‘懂得性’（明白）與‘逼人性’（有力）二者加起來自然發(fā)生的結(jié)果?！币粊硭摹懊靼浊宄薄坝辛尤恕迸c前述講理是相為表里的，二來他在遣詞造句上極具功力，因為能把握住這樣兩方面，他下筆也就能放得開，反倒有一般文章難得的自由。這也可以舉一個例子，是他自己在給梁漱溟的一封信中關于《讀梁漱冥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說的：

“適每謂吾國散文中最缺乏詼諧風味，而最多板板面孔說規(guī)矩話。因此，適作文往往喜歡在極莊重的題目上說一兩句滑稽話，有時不覺流為輕薄，有時流為刻薄?！绱宋闹校螌W是從中古宗教里滾出來的’一個‘滾’字，在我則為行文時之偶然玩意不恭，而在先生，必視為輕薄矣。又如文中兩次用‘化外’，此在我不過是隨手拈來的一個Pun，未嘗不可涉筆成趣，而在‘認真’如先生者，或竟以為有意刻薄矣。輕薄與刻薄固非雅度，然凡事太認真亦非汪汪雅度也。”

我覺得新文學諸位大家于文章之道無不具有叛徒的風骨，胡適亦不例外，所以他能超越于“規(guī)矩”“莊重”與“認真”之上。換句話說，因為他是守定“認真”于講理，所以才能放手“玩世”于文章。當然這里他說的是客氣話，可是也就道出他文章的特色之一。我說他的文章往往只是表達，可是實在又表達得好，對于文章來說這也就夠了。記得谷林嘗說讀胡適文章“于沉思默想之余，恍若優(yōu)游乎清蔭流泉之間”，我是素來服膺此老見識的，這里簡直想要冒昧地說一句“英雄所見略同”了。

一九九八年十月一日

關于錢玄同

我們應該有一部《錢玄同全集》。這將大有裨益于我們的思想史研究和學術史研究，而且對今后這兩方面的發(fā)展也能有所幫助。就我個人而言，其實還有一點自私的理由：我真的很想讀，這樣則可以方便許多。講到我對錢氏的興趣，除了上面說的，還在于其文章本身，我覺得在二十世紀中國散文史上無論如何也是自成一家的。遺憾的是這些文章從來不曾收集過。我自打生了一個喜歡的念頭，就沒少花功夫翻找當年的報紙雜志，雖然遺漏甚多，可是說幾句閑話總是可以的了。

一言以蔽之，錢玄同的思想是“激烈”，他的文章則是“率真”。而這兩者都有個底子，或者說是有所依靠，即作者原來是一位功底深厚、創(chuàng)見卓越的學問大家。晚年時他在《我對周豫才君之追憶與略評》中總結(jié)說：

“我所做的事是關于國語與國音的，我所研究的學問是‘經(jīng)學’與‘小學’，我反對的是遺老，遺少，舊戲，讀經(jīng)，新舊各種‘八股’，他們所謂‘正體字’，辮子，小腳，……二十年來如一日，即今后亦可預先斷定，還是如此?！?/p>

這里不談錢玄同在思想革命上的功績，只指出一點，就是他談論的思想方面的話題幾乎都是在他的學術研究里生了根的。而他寫起文章一向是想說什么就說什么，想怎么說就怎么說，甚至陣前叫罵（如有名的“選學妖孽”“桐城謬種”）也無不可，但是我們讀來卻從來不覺得粗鄙淺露，反而別有韻味，這是很奇怪的事情。這也正是新文學運動開始前后那一代作家所特別有的本事，后來的效顰者怎么也學不像，乃至一學就成為惡札了。錢玄同說：“老老實實講話，最佳?！保ā墩搼弥呢揭烁牧肌罚┐苏Z原本不是隨便說的，換個人“老老實實講話”試試看，大概就未必“最佳”。這使我想起曹丕在《典論·論文》里所說“文以氣為主”，似乎過于玄虛，但也許正可以用來說明錢玄同一派文章，蓋學問成就即是他文章（思想亦然）里的“氣”也。一來因此看得透，二來落筆放得開，他很有那份自信。這不是后來所謂“學者”那種擺架子，那還是被拘束了；對錢玄同來說正相反，他表現(xiàn)出來的是一種無拘無束的自由感，我想這正是從其學問成就升華來的。所以我們先得說他學問做到家了，然后再說他文章做到家了。不妨從錢氏《國語羅馬字》一文里引一節(jié)為例：

“古代的野蠻人，因為知識蒙昧的緣故，不會分析音素，制造音標，只好要說太陽，就畫太陽；要說烏龜，就畫烏龜；要說‘歇腳’，就畫一個人靠在樹底下（休字）；要說‘下山’，就畫兩只腳向下，而旁邊再畫一座山（降字）；要說‘看見’，就在身體之上畫一只大眼睛（見字）；要說‘救人’，就畫一個人掉在坑里，兩只手拉他出來（丞字，即拯）；這就是所謂‘象形’‘指事’‘會意’之類。這種文字，不但難寫，也造不多，而且給事物的形狀束縛了，既不便于移作別用，又不易于改變一部分，只合給野蠻時代的獨夫民賊們下上諭，出告示而已。到了社會上有了學術思想，著書立說者逐漸加多，這種野蠻的文字早就不能適用了，所以有所謂‘形聲’‘轉(zhuǎn)注’‘假借’種種的方法，把事物的圖畫漸漸變成聲音的符號。既然把文字看做聲音的符號，自然‘烏龜’的符號用不著像烏龜，‘看見’的符號也無須有狠明白的一只大眼睛；質(zhì)而言之，便是字形沒有表示意義的必要而有表示聲音的必要，沒有求像的必要而有求簡的必要。由寫本字到了寫假借字，是棄義主音的證據(jù)；由寫古文到了寫草書，是舍像趨簡的證據(jù)?！?/p>

這么一個枯燥而又嚴重的話題，被他說得如此清晰透徹，活靈活現(xiàn)，真是舉重若輕的功夫。當然文章對于錢玄同來說始終只是第二義的，他畢生都在思考，發(fā)現(xiàn)，至于寫不寫在紙上在他本無所謂。他是有名的“述而不作”的人物，胡適嘗批評是“議論多而成功少”，他自己則更正為：“豈但少也，簡直是議論多而成功無?！彼牟粚懳恼屡c寫文章其實有一點是相通的。以“述而不作”而“作”，則一方面是不能不“作”，要說的真有分量；一方面并沒有把“作”當成多么隆重的行為，只是“老老實實講話”?！皻狻比绻羞@個東西，就不是裝出來的；擺架子或作態(tài)者不是被學問之事嚇唬住了，就是被文章之事嚇唬住了。相比之下，最可望而不可及的是那份底蘊，那份態(tài)度。這才叫作“文如其人”。錢玄同激烈、率真，我還想說他瀟灑、親切?，F(xiàn)在大家都講文章是本色的好，其實本色的文章最難，難不在文章本身，難在寫文章的那個人。

一九九八年十月八日

《自己的園地》

“新文學碑林”第一輯所收十冊書，計十二種，差不多都是五四時代的作品。說來我對于那個時代有一種特別的向往，這是我喜歡這套小書的原因之一；另外一個原因則是所收都是當年作家自己編的集子，保持著原來的面貌。我一向是愛讀這種別集的，我覺得這比讀出諸后人之手的選本要可靠得多；而且內(nèi)容之外，從編排等方面也能感受到作者的用意或趣味。因為喜歡這套書，就想在這里略說幾句。但是所收書中有詩，有小說，我對于這些只是瞧瞧熱鬧，還是少說為佳；只有一種是散文，即周作人的《自己的園地》，那么姑且就談談這個罷，至于舉一反三也好，以偏概全也好，我就不管了。

先從一個不大吃緊的地方說起。周氏一生出版的幾十種書，我覺得其中有些名字特別精彩，境界真好，比如《秉燭談》《藥味集》等。《自己的園地》這書名屬于我不是頂喜歡的一類，但是這名字的意味對于作者（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于現(xiàn)代文學的一個部分或一個方面）卻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我覺得狹義地講，它就概括了周作人在思想與文學上的整個追求。我們知道五四前后他頗有些領一代風氣之先的言論，如“人的文學”和“思想革命”等，但直到《自己的園地》編就，周作人之為周作人才算是真正定了型。阿英說過：“《自己的園地》一輯，確立了中國新文藝批評的礎石。”從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影響來說，這當然很重要，但我是更看重它在作者文化人格和審美趣味上的建設價值?！白约旱膱@地”，這是一個文化自由主義者的意象，所以它也就不為周氏一人所有。講到文化自由主義，往往理解為否定是第一義的，其實不然，我倒覺得首先還是肯定，只不過價值取舍的標準是來自作者自己而已。我曾以“聽命”和“率性”來概括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相互消長的兩種潮流，無疑“自己的園地”正是后者的理想所在。

我們拿這副眼光來看“新文學碑林”第一輯的十幾種書，雖然作者后來命運各異，道路有別，所取得的文學實績不等，最終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也有高下之分，但是在五四那個時候，也就是寫作這些著作時，他們差不多都是真正在說他們自己想說的話，都是在耕種“自己的園地”，不管那時的他們該被文學史家歸屬于什么“主義”。所以我們也可以這樣廣義地去理解“自己的園地”，而不一定非得把它劃為哪一翼。這也就是我很神往五四那個時代的緣故。這套書的“出版說明”中談到出版目的之一即是“為今天的年輕人了解那個雖然陌生但卻多彩的時代提供一個園地”，“多彩”一詞雖然不足以概括五四時代，但無疑是其特色之一；而從某種意義上說，正因為“園地”是“自己的”，所以才能夠是“多彩的”。

附帶說一句，《自己的園地》一書共有兩個版本，“新文學碑林”用的是一九二三年北京晨報社的初版本。我倒以為要是用一九二七年北新書局出版的重編本就更理想一些?，F(xiàn)在大家都強調(diào)初版本，但是如果后來的改動或重編完全是作者出諸自己意愿所為，則這種強調(diào)就沒有意思，因為那并不是作者心目中的定本。比較一下該書兩個版本的內(nèi)容和編排，就會發(fā)現(xiàn)重編本要整齊、勻稱得多。這套書中胡適的《嘗試集》用的就是最后的增訂四版，而把此版所刪的前幾版內(nèi)容列為附錄，我還是更傾向于這個辦法的。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日

《廢名文集》序

周作人《懷廢名》一文說：

“廢名的文藝的活動大抵可以分幾個段落來說。甲是《努力周報》時代，其成績可以《竹林的故事》為代表。乙是《語絲》時代，以《橋》為代表。丙是《駱駝草》時代，以《莫須有先生》為代表。以上都是小說。丁是《人間世》時代，以《讀〈論語〉》這一類文章為主。戊是‘明珠’時代，所作都是短文?！谶@一時期我覺得他的思想最是圓滿，只可惜不曾更多所述著，這以后似乎更轉(zhuǎn)入神秘不可解的一路去了?！?/p>

這番話概述廢名的創(chuàng)作生涯最得要領。值得注意的是把廢名的散文創(chuàng)作劃為一個獨立的時期，而大家往往對此都忽略了。當然廢名著名之處乃在小說，可是如果談論他只限定在小說范圍，未免就有些顧此失彼。就其全部創(chuàng)作而言，散文正如這里所說是占著承先啟后的位置。沒有這批散文，先前寫《橋》和《莫須有先生傳》的文學家廢名與后來寫《阿賴耶識論》的哲學家廢名就接不上榫子。無論在文學史上，還是在思想史上，他都是一個整體。周作人從前為廢名“包寫序文”，關于小說講得很詳明，最后這篇《懷廢名》卻把重點放在其散文上，這樣也就周全了。

周氏論及《世界日報》“明珠”副刊所載廢名之作，說“里面頗有些好意思好文章”，廢名寫散文雖然起手很早，但是我們也承認直到《人間世》和“明珠”時代才最純熟，成為他的小說創(chuàng)作之外的一種獨立存在。廢名自己在《關于派別》中討論散文與詩的區(qū)別時說：

“近人有以‘隔’與‘不隔’定詩之佳與不佳，此言論詩大約很有道理，若在散文恐不如此，散文之極致大約便是‘隔’，這是一個自然的結(jié)果，學不到的，到此已不是一般文章的意義，人又烏從而有心去學乎？”

近來我覺得文章之道全在乎作者的態(tài)度，其實也就是廢名講的這番意思。即以廢名自己的創(chuàng)作為例，此前他多寫小說，他寫小說有如寫詩一樣，是講究意境的，這在《橋》最為登峰造極。意境一定是“不隔”，因為須得把物我的界限徹底打破，才能體會境界，感受詩意，作者乃置身于此境界之中。形容意境最好的話就是“天人合一”。他寫散文則是講道理的，當然只有置之度外才能講得透徹。詩總是由“我”這一點擴大，而散文首先要把“我”放到“無我”的地步。廢名的早期散文，多少還有點兒要表現(xiàn)“我”的味道，那篇《說夢》可以作為代表，如果拿來和《關于派別》等比較，區(qū)別就看出來了。這個關于散文之“隔”的話，用來說苦雨翁，或者說廢名自己，都是最恰當不過的。

廢名一向被列為“苦雨齋四弟子”之一。四弟子者，我們知道有俞平伯、廢名和沈啟無，另一位大概是江紹原。就中以散文名世的僅俞平伯一家，但是周俞風格迥異，俞氏寫的主要還是抒情之作，也就是上述之“不隔”者，所以不大看得出傳承。廢名作品流傳較廣的多為小說。如此則師父與其幾位學生，似乎只在精神上發(fā)生共鳴。我們讀過廢名散文，發(fā)現(xiàn)原來真?zhèn)魇窃谶@里。雖然兩氏一生投緣，但是到了廢名的散文時代，他們在創(chuàng)作上才最為接近。之前廢名寫小說，周氏只居欣賞和支持的地位，之后則對他的哲學表示“神秘不可解”。講到現(xiàn)代散文，紹興周氏兄弟是為兩大宗師，別人都可歸在他們的譜系里，而知堂一派中廢名最不容忽視。

比較起來，廢名散文局面不及知堂之大，分量也沒有知堂之重，但是他的特色亦自鮮明得很。后來他寫《黃梅初級中學同學錄序三篇》，有幾句總括的話：

“從此自己能作文，識道理，中國圣人有孔子，中國文章有六朝以前，……”

這可以說是屬于他自家的路數(shù)，與周氏雖有重疊，同時也有區(qū)別。后者首先是思想家，然后才是文學家，他則是個很純粹的文學家。不是說廢名在思想上沒有見地，《懷廢名》中特別指出：“這些話雖然說的太簡單，但意思極正確，是經(jīng)過好多經(jīng)驗思索而得的，里邊有其顛撲不破的地方?！钡@方面他更多得益于師父教誨，其特別興趣卻是關乎文學創(chuàng)作若干問題。即便是讀《論語》，也總好像存著一份文人之心。周氏概括自己幾十年間的興趣，說是由文學轉(zhuǎn)向了文化與思想，于是他們也就各自有所側(cè)重。這方面廢名的獨到之見甚多，尤其是對古典詩詞的理解，每有他人所不能及之處。如果結(jié)合他的專著《談新詩》一并來看，這個特點就更突出。可惜當年他別的講義都亡失了。

周作人在《〈燕知草〉跋》里談到理想的白話散文時說，“必須有澀味與簡單味”。最好的例子當然是他自己的文章，而宗他的一派亦莫不循此路徑。至于廢名散文，相比之下澀味的比重較多增加。這當然與其推崇六朝以前文章有關。此外周氏曾以明之竟陵形容廢名，說的本是他的小說，他的散文多少也有這種傾向，恰巧林語堂曾將為師那位比作公安，這么一來此種區(qū)別就更加明了。但是這只是說文章中兩種味的消長有些差異，彼此原本沒有歷史上兩派間那種特定關系。勉強形容，知堂可謂“生而知之”，廢名可謂“學而知之”，但是他兀自學得好。廢名在《知堂先生》中講周氏“作文向來不打稿子，一遍寫起來了，看一看有錯字沒有，便不再看，算是完卷”，我們讀其文章，最突出的感覺正在自然二字。而廢名則顯然逐字逐句都經(jīng)過一番推敲功夫。他對字面可能就更加用心，要在句式上造成一點曲折意味。此外周氏更多理性色彩，而廢名受禪宗影響很大，思路往往有跳躍和閃現(xiàn)的地方，如同公案里的機鋒，也是造成他的澀味的一個原因。

一九三五年周作人編《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一集》，從廢名的小說《橋》中選取六節(jié)，所寫導言有云：“廢名所作本來是小說，但是我看這可以當小品散文讀，不，不但是可以，或者這樣更覺得有意味亦未可知?！边@一舉措影響很大。其實該書內(nèi)容限定在新文學運動開頭十年，如前所述，此時廢名散文尚屬草創(chuàng)；另外這也是周氏對小說的一貫認識使然。然而沒承想遂開了以廢名小說頂替其散文的先例。后來雖然也出過他的“散文選集”，所選卻多為小說。嚴格說來，廢名散文迄今尚不曾專門收集過。結(jié)果作為散文家的廢名及其杰作也就難得讀者的重視，說來真是遺憾。

現(xiàn)代文學史上，廢名是我最心儀的作家之一。我自己學寫文章，可以說受惠于他的地方甚多。多年來苦于不能集中閱讀，翻找舊雜志報紙很費氣力，就想編一本書出來，給自己也給別人提供一點方便?，F(xiàn)在完成這一宿愿，實為平生一大幸事。在我所編的書中，這要算是最用功的一本了。曾就廢名散文寫過幾篇小文章，有些想法未及說到，順便寫在這里，權當一篇序言。至于本書的編輯凡例，另有專門說明，不再贅述。我一向主張編書當以不編為編，目的是盡量保持其本來面目，這一本書也是這樣。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阿賴耶識論》

最近有幸讀到廢名所著《阿賴耶識論》的手稿，——雖然還僅僅是手稿而未印成書，但是廢名不是可以埋沒的人，這書也不是可以埋沒的書，于是乎我也就放下一顆心了，說實話多少年來我一直以為這稿子已經(jīng)遺失，我想那么廢名的一生豈不是殘缺了不成，我一直替他暗自惋惜。這下好了，至于經(jīng)不經(jīng)我手出版都沒有關系，我倒樂得將來再當一回讀者。關于廢名，文學史家怎么估量是另一回事，或者干脆說真實如何是另一回事也可以，至少在他自己看來，寫這《阿賴耶識論》是他最大的事業(yè)所在，所以說這是（也許僅僅是他自以為是）他的代表作也無不可?？傊嗌倌甑乃妓魇菤w結(jié)于此。知堂翁在《懷廢名》里說他“這以后似乎更轉(zhuǎn)入神秘不可解的一路去了”，這便是那個結(jié)果。全書分為十章，一九四五年秋在湖北黃梅寫完，又有一篇序，兩年后寫于北平，總共約有四萬六千字。我寫此文本想把它介紹一下子，或許順便再批評幾句，但是我覺得要說的話大概也就只有這么幾句，倒不是賣關子，因為想起廢名最后的那本小說《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后》的末了一章《莫須有先生動手著論》乃是專門講怎么寫這本書的（其實對整部《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后》都可以這么看）：

“民國三十一年春，熊（十力）翁從重慶寄來新出版的《新唯識論》語體本，莫須有先生讀完了，乃大不以熊翁為然了?！氂邢壬撕鋈粍恿酥鴷?，同時便決定了所著書的名字，便是《阿賴耶識論》。即不著一字而此一部書已是完成的，因為道理在胸中已成熟了，是一個活的東西，是世界。然而要把它寫在紙上，或非易事，莫須有先生乃真像一個宗教徒祈禱，希望他的著作順利成功，那時自己便算是一個孝子了，對于佛教，也便是對于真理，盡了應盡的義務了?！?/p>

他在那里撮錄該書要點，講得很是清楚，大家可以參看，用不著我另費力氣。我把這稿子讀了一遍，又拿給麗華兄讀（她是學哲學的），她說：“廢名有一種過于執(zhí)著而欠通脫的哲學態(tài)度。”我同意這個說法，覺得他是講理而不大講理；記得知堂翁對廢名之論道“不能贊一詞”，大概正與我們的意思相通。但是我從另一方面看出這書的好處，而且因此我對廢名（截止于一九四九年前，之后的他我就沒有興趣了）的整個認識都打成一片了，我算是真的明白他了。說來這幾年間我悟得一個道理，叫作“史論皆文”，即是說我們要看好的散文，除了二周以降諸家之作外，還可以到二十至四十年代的文史方面的論著里去找，把這些合起來看，會發(fā)現(xiàn)我們的白話散文堂堂正正走的一條正路，而且結(jié)實得很。廢名這書雖然是講他的哲學，但是也是一部很好的文學作品。隨便摘引一段就明白他寫的是多么美的文章了：

“我們感受痛苦，我們有所造作，我們眼見色耳聞聲，作此想作彼想，佛書上別為色受想行識五蘊，色受想行識可以承認有其事，不可以色受想行識而執(zhí)著有我。以受為‘我’受，作為‘我’作，見為‘我’見，曉得為‘我’曉得，那是慣習使然，猶如我們站在溪上，看見水里的影子，以為有一個人影，不知這個影子的認識是慣習使然，慣習的勢力甚大，故雖智者亦難免有此靜影之見，然而汝非下愚不難知道流水里無此立著的人影也?！?/p>

方才我說不管別人看法如何；現(xiàn)在我又要說不管廢名自己看法如何，反正我覺得這畢竟是他文學上的成就?？v觀廢名整個的文學創(chuàng)作史，向來我們拿兩本書做代表，一是《橋》，一是《莫須有先生傳》，這正是廢名之為廢名的兩個方面，乃是缺一不可，旗鼓相當，后來的評論家抑后者而揚前者，那是不能懂得廢名?！稑颉芬郧暗哪切┒唐?，即《竹林的故事》《桃園》和《棗》里所收的，大多是以情趣勝，這到《橋》是最為圓滿。情趣的極致其實就是意境?！赌氂邢壬鷤鳌穭t另辟蹊徑，我們不妨形容之為理趣，亦即禪宗所謂機鋒，用現(xiàn)在的話說就是有美感的思想，這又包括兩層意思，一是思想本身，一是對思想的表述，也可以說是詩化的思想和思想的詩化罷。廢名后來寫的《談新詩》和發(fā)表在《世界日報》“明珠”等報刊上的隨筆我是最佩服的，說來其特色也在于此，而《阿賴耶識論》的特色也在于此，這里我們感到作者對他所闡釋的思想時時有一種美學意義上的愉悅，他也總是以極大的愉悅來闡釋，——把這書加上，于是可知廢名始終抱著的是個審美的態(tài)度，我們因此說他是禪家也行，說他是詩人也行。

至于后來廢名又寫《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后》，好像情趣理趣都不講了，他只是敘述事實，所以我說他是要一講他如何寫《阿賴耶識論》的，好比回過頭來給它作一個長長的引子。說到這里忽然對《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后》有個想法，或者說是孤證，就是向來都說這書沒有寫完，因為連載它的《文學雜志》中斷而中斷，我這回又重看它的結(jié)尾：“以上都是講道理，其實不應該講道理，應該講修行。莫須有先生尚是食肉獸，有何修行之可言，只是他從二十四年以來習靜坐，從此他一天一天地懂得道理了?！彼v的“道理”即是《阿賴耶識論》，已經(jīng)如他所愿完滿地著出來了，他還有什么要說的呢，我看這書不完也是完了。

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四日

［補記］后來《廢名集》出版，所收《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后》于《文學雜志》連載的十七章外，還增收了據(jù)作者手稿排印的第十八、十九兩章，原件存中國國家圖書館。如此則我當初的推測錯了，而《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后》終于是未完稿。

二〇一三年三月三十日

真正的書話

文章似乎向來有大品小品之分。其間最主要的區(qū)別還在于前者旨在經(jīng)世，而后者就沒有那么嚴重，所以連帶著作者寫作時的態(tài)度也不一樣。拿這個標準來看，書話一路文章自然應該算是小品。但是正因為作者的態(tài)度比較放松，沒有太拿它當一回事兒，結(jié)果反而能把文章寫好。這也就像宋人作詞，元人作曲似的?，F(xiàn)在重印《西諦書話》《晦庵書話》和《榆下說書》三種，黃裳別的書我讀的不多不敢妄評，至少鄭振鐸、唐弢兩位是另外有其自視為更要緊的文學方面（廣義概念上的說法，包括文學史與文學理論在內(nèi)）的事業(yè)的，寫點這樣的文章在他們頂多也只是余緒罷。然而在我個人看來，鄭、唐兩位如果在文學方面（仍取廣義概念上的說法）有所成就的話，最終還是以這兩部書話為最有價值，最有分量。無論如何這也是他們的傳世之作。從兩位自己的文學創(chuàng)作的歷史看是如此，從二十世紀中國散文史看也是如此?！段髦B書話》和《晦庵書話》主要寫在中國散文發(fā)展停滯甚至可以說是低落的四十到六十年代，因此成就就更顯得突出，我們簡直可以說幸而當時還有這么兩部可以拿得出手的作品了，——而究其原因，還是因為作者寫它們的時候暫且把文章經(jīng)世那套想法丟到一邊，真正憑借一己的興致去寫作了。這在當時并不多見，在鄭、唐兩位的創(chuàng)作史上說實在話也不多見。

散文當中隨筆是一類別，隨筆當中書話又是單獨的一品種。白話散文中的書話，可以說是從先前的題跋發(fā)展而來，其間當然也受到英法小品文的影響。既然把它看作是個品種，那么就該有所界定，不能說凡是寫到書的文章就都算是書話了。這里附帶說一句，近年來以“書話”冠名的書實在也太多、太雜亂了，好像人人都能寫這個似的。我看鄭振鐸、唐弢和黃裳的這三本書庶幾可以說是真正的書話了，因為第一，有關于書籍版本源流、出版過程以及作者情況諸方面的知識；第二，有表述這些知識的才具，包括前面我們一直強調(diào)的作者的那個態(tài)度在內(nèi)。當然這里也不能缺少獨到的見解和思想，但是見解和思想往往是要滲透于知識之中的。比較而言，這三本書更以知識和才具見長，若論見解特別是思想則未免稍嫌弱了點兒，不過三位作者本非思想家，我們亦不該以此苛求。然而我們以知識和才具這兩個基本要點來考察書話這一品種，恐怕三位的作品雖不能說是空前（至少在他們之前有一位寫書話的大家周作人，而他的書話恰恰是于知識、才具之外，更有思想的魅力），但幾乎可以說是絕后了。我們看繼他們之后想在這方面一試身手的那些作者，要么有知識沒才具，實在寫不好文章；要么有才具沒知識，寫出來的算不得書話。書話還有沒有人能寫本不值得大驚小怪，但我更是把鄭振鐸、唐弢和黃裳三位看作是中國文化的某一部分傳統(tǒng)的最后的承繼者，而這一傳統(tǒng)在他們之后恐怕就要斷絕了。這應該是所談到的三本書最大的價值所在。

《西諦書話》《晦庵書話》和《榆下說書》，借用一句現(xiàn)成的話，作者都是深嫻文章之道的，所以各自有各自的風格，用不著在這里多說什么。比較而言，我更偏愛鄭振鐸那本一些。倒不是說他的文筆更漂亮，我是每次翻看，都能被他的《劫中得書記》和《劫中得書續(xù)記》所感動。而其中一得一失就不是區(qū)區(qū)欣賞或玩味之類話語可以對付過去的了，即使形容以字字血、句句淚大概也不為過罷，雖然我是不大習慣用這類字眼兒的。書話中能有作者的人生況味，以這個來要求書話自是太過分，但我實在要說難得他寫出了這么好的文章。

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讀《臺靜農(nóng)散文選》

“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边@種際會，令人太息而又景慕，我一向以為只許古人才有。不想我自己竟也遇到。一九九〇年《臺靜農(nóng)散文選》在這里出版，我未買著；我買的是一九九二年三月的第二次印刷本。此后六年間仔仔細細讀此書凡三遍，也想著要寫一點什么，但一直就寫不成。我寫文章其實甚難，非先得抓住一個像是魂兒的思想才行；而把它（說出來也只是一句話罷）敷衍成一篇文章，又是不容易的地方。所以我近來常想，隨筆大概應該說是有關思想和思想過程的文體。這是題外話了，還是言歸正傳：我自己寫不出來，卻看見別人關于這個題目的好文章了，即谷林《書邊雜寫》中所收的《丹心白發(fā)蕭條甚》?！杜_靜農(nóng)散文選》總共四十五篇，谷林說是“讀之唯恐易盡”，光這一句話就道著我六年來三讀斯書時最直接的那種感受，也說出了天底下讀書人讀一本好然而小的書的普遍心情。臺著精彩篇章很多，如若非得挑出那“為冠”的不可，我反復估衡，最終還是要推《遼東行》一篇，由這里入手談論似乎較為得當，可是谷林評臺，恰恰就是舉此為例，體會分析又正到火候，“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我的許多想法遂用不著再說，說了也是重復。谷林在文章中講：“為求購此書，凡三往王府井，而終莫能致。無奈，又去托S兄，S兄為轉(zhuǎn)求于J君，始遂所望?！焙孟袼c我讀的乃是一個版本，但他的文章卻是當年五月所寫，我則直到現(xiàn)在還在打腹稿呢。這真沒有法子。——或許竟商之于此老，將來能否把他那篇也收進我的書里，后綴李白的兩句話，也就算完事了罷。

話又說回來了，畢竟還有點兒不大甘心，想起《臺靜農(nóng)散文選》中《傷逝》那篇也是每每令我讀了感動的，如末尾所記與莊慕陵交往情景：

“后來病情加重，已不能起床，我到樓上臥房看他時，他還要若俠夫人下樓拿杯酒來，有時若俠夫人不在，他要我下樓自己找酒。我們平常都沒有飯前酒的習慣，而慕陵要我這樣的，或許以為他既沒有精神談話，讓我一人枯坐著，不如喝杯酒。當我一杯在手，對著臥榻上的老友，分明死生之間，卻也沒有生命奄忽之感?；蛘呷水敓o可奈何之時，感情會一時麻木的?！?/p>

谷林談《遼東行》，說：“臺先生身經(jīng)喪亂，觸目悲感，情文相生，”又說：“僅存三十七個字跡的一張拓片，引發(fā)臺先生的感情竟是這般深沉！”我覺得《遼東行》與《傷逝》雖然取材不同，在這一層上原來是相通的。臺氏文章大多寫于晚年，用一句話形容就是“水落石出”。他太清楚人生之中，到底什么才是真實的，才是有分量的；他用的還是減法，把換了旁人可能津津樂道的那些浮夸張揚的東西都剔掉了。以這一片心感受今人，就有《傷逝》的深沉；感受古人，就有《遼東行》的深沉。無論今人古人，在臺氏心中，都是一段段實實在在的人生。所謂“悲天憫人”，就應該從這最基本的地方去把握。然后我們再說他刻畫入微，說他游刃有余，說他“絢爛歸于平淡”。其中當然有技法，但這是光練習技法永遠也達不到的境地。有這個做底子，不唯抒情，記敘、議論、品鑒等等，寫什么都能寫到透徹，絕不拖泥帶水。記得曾寫信給友人說：“魯迅有骨無肉，周作人有骨有肉，梁實秋有肉無骨?！蔽铱磁_靜農(nóng)的好處也正在這個“骨”上，“骨”從根本上說就是人生的體驗，人生的感慨，是情感和思想的深度，落實于文字就是勁健。臺氏文章，確實有點庾信、杜甫“老更成”的味道。這一副眼光，原是受惠于谷林，我拿它來看整部《臺靜農(nóng)散文選》，篇篇都看明白了。

至于這部選本本身，谷林或因沉浸于其中內(nèi)容，“愛屋及烏”，就不大像他談論別的時下選本那樣嚴格。我倒想略為補充幾句。首先是引文改變字體，大概并非原來面貌，我一向以為此乃多余之舉，而此書更是忽變忽不變，讓人看了很難適應。又臺氏原有《龍坡雜文》行世，收文三十來篇，《散文選》篇目多于《雜文》，是編者有其拾遺補闕的一份功勞。但他用的分類重編方法，把集內(nèi)集外文統(tǒng)統(tǒng)打亂，于是《龍坡雜文》也就死于《臺靜農(nóng)散文選》之中矣。這似乎也是遺憾。《龍坡雜文》未見，作者究竟如何取舍，如何編排，作為臺氏文章的一個讀者來說，我很想知道。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一日

讀《錢鍾書散文》

讀過《七綴集》《寫在人生邊上》的人會發(fā)現(xiàn)，《錢鍾書散文》除了包括那兩本書的全部外，還搜集了作者的很多集外文章。喜歡錢文的人真可以一飽眼福了，而且對散文家錢鍾書也就有較前更加完整的了解，所以實在很應該感謝編者為此所花的功夫，——盡管也不能不說，遍讀之后覺得最精彩的還是要屬過去讀過的那兩本書的內(nèi)容。這當然也在情理之中，我們倒是可以體會作者當初把集外文（特別是早期之作）留在集外的苦心。對于錢氏這樣一位堪稱自覺的藝術家來說，大可以相信他做（或不做）的一切都是有道理的；這也只能增加我們的敬佩之意，因為做得一個自覺的藝術家又談何容易。

話雖是這么講，其實我原本就不覺得這本書的最大好處是在輯佚方面?！秾懺谌松吷稀泛汀镀呔Y集》過去讀過不止一遍，這回看到把它們放到一塊兒，而且統(tǒng)歸在“錢鍾書散文”這一題目之下，我覺得這里有著特別的意義；而這意義不為錢文的范圍所囿，可以擴大成為對散文這一文體的一種新的認識。也就是說，散文應該是一個廣泛的概念，它不僅包括像《寫在人生邊上》這樣的隨筆，而且還包括像《七綴集》這樣有文學色彩的學術論文。雖然本書在這方面并不能算是創(chuàng)舉，但是它至少與散文觀念的這種更新是同步的。很長一段時間我們看散文的眼光非常狹隘，乃至差不多認定只有抒情之作才算散文，這不僅僅使二十世紀中國散文損失了一批最優(yōu)秀的作者和作品，而且把我們的散文本身幾乎變成一種做作而貧弱的文體了。散文視野的擴大有助于匡正這一流弊。而我覺得在大散文視野下看錢鍾書，他的散文成就似乎更大一些，他作為散文家的地位也似乎更重要一些。雖然這樣我們看到的散文家錢鍾書，似乎只是學者錢鍾書的一個影子，但這并不構成對前者的貶損，反倒使其有所依靠；有這個做底子，一切都厚實得多，而且他學者的博學在這里也變得意味深長了?！秾懺谌松吷稀肥且槐窘^對聰明的書，可是如果只把錢氏的這一部分作品看作散文，關于這位散文家我們或許會僅僅得出一個絕對聰明的印象。而在《七綴集》里作者不是在表現(xiàn)他的聰明，他是聰明地表現(xiàn)他的學術。聰明而不止于聰明，我們該說這是智慧。對于隨筆來說，最重要的還在于其中所體現(xiàn)的那個態(tài)度是隨意的。從這一點出發(fā)，錢氏所寫的論文，其實反倒比他的隨筆更加接近于隨筆的本質(zhì)。因為只是聰明到底還是緊張的，必不可少的是一種內(nèi)在的節(jié)制；而這些文章的內(nèi)容，甚至作者的博學，在這里都起著對聰明的緩沖作用。如果大體按照寫作時間而不是按照現(xiàn)在的編排順序去讀這本《錢鍾書散文》，我們會發(fā)現(xiàn)從最早的那些書評，到《寫在人生邊上》，再到《七綴集》和作者的另一部學術著作《宋詩選注》，錢氏所走過的正是一條由聰明而智慧的路子。放到二十世紀散文史上看，可以說其聰明可及，而其智慧難及；這才是錢鍾書之為錢鍾書的地方。附帶說一句，《七綴集》散文上的這些特點，《宋詩選注》一概都有，實話說那也應該看作是作者最好的一部散文作品。

如上所述，這本書的最大好處是作為散文選本體例上的某些突破；但是如果說它有毛病，卻也是在體例方面。據(jù)編后記說，“分論人生、書評、論學、書信、序跋、雜說六輯”，這里類別的性質(zhì)有的屬于形式，有的屬于內(nèi)容，內(nèi)容又相互攙雜，都讓我們覺得混亂。而且明明有“序跋”一輯，卻把《寫在人生邊上》的三篇序和小引放在“論人生”里，把《七綴集》序放在“論學”里，這也不夠周密?；蛟S要說這都算不得什么毛病，但我覺得一個好的選本，一看編輯體例，二看取舍標準。對比一下未編入的篇什，本書似并不以取舍見長，體例因而就顯得更為重要。以內(nèi)容看這無論如何是一本好書，我們也就有理由要求它更好一點兒。

一九九七年十月十日

談才子文章

這里先要聲明一句，“才子”并不是罵人的話，“才子文章”也不就是壞文章。相反無論真的才子還是真的才子文章，在文學史上說實話都非常難得。前幾天讀《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其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一信有云：

“語堂與梁實秋皆系美材，亦同犯才子之毛病，蓋才子到老輒有倚老賣老之病，亦即是才盡也。昔人有一句明言，大意是人如二十而不狂，是沒出息，但如三十尚狂，亦是沒出息。此言甚佳，準是推之，若是五六十歲而尚有狂態(tài)，則自然更是不行矣，也就要看官們‘汗毛站班’了?！?/p>

關于這派人和這派文章，我覺得他的說法最有分寸?！懊啦摹闭労稳菀?，真當?shù)闷疬@稱呼的人能有幾位呢。林梁之后，大約錢鍾書算得一個，現(xiàn)在被論家所叫好的董橋也算得一個，如此而已。此外冒充的不算，模仿的也不算。在這前提下，我們才能給予相當?shù)呐u。最大的才乃是智慧，依照這里所說，關鍵在于才子的才或智慧沒有長大。我看才子文章的毛病，往往在其自己得意之處。比如柳蘇在《你一定要看董橋》里標舉的董橋筆下的“野”，也不過就是這里所說的“狂態(tài)”罷了；他津津樂道稱作佳例的，原來正是董文所有的美中不足。才子自恃才高，按捺不住，下筆便不免炫耀于眾，——說到這里倒要對周氏的話略加發(fā)揮：其實不論年歲，大凡才子著力使才，即已近乎才盡了。然而話又說回來，他們究系美材，到底有才可使，所以狂也狂得有水準；若效顰學步之輩，則容易在此處露出馬腳，那也就非“毛病”二字所能敷衍過去的了。

記得從前閑翻《論語》，在《衛(wèi)靈公》一篇中看見這樣的話：

“子曰：‘辭達而已矣?！?/p>

我不免有些奇怪，這里要說的實在也只是“辭達”二字，干嗎還要“而已矣”呢，好像要針對什么給予一個嚴重的訓誡似的。我聯(lián)想起《述而》中他說“述而不作”，《先進》中他說“過猶不及”，忽然明白大概都是同樣的道理。我們寫文章，有個意思，于是加以表達，作者自己原本是要限制在表達這一行為本身。表達得好不好，已可看出水平高下；想方設法很好地表達，也就是作者之為作者的地方。此外就不再有自我表現(xiàn)的機會。如果作者把自己也當成與意思相并行的一件東西，非要一并地表達出來，那么就是“作”，就是“過”了。但是找機會表現(xiàn)自己，這本是人性的弱點所在，所以特地要用“而已矣”來予以制止?！队阂病分袆t說：

“子曰：‘質(zhì)勝文則野，文勝質(zhì)則史，文質(zhì)彬彬，然后君子。’”

“辭達而已矣”應該說是更多地針對“文勝質(zhì)則史”而言的，若“質(zhì)勝文則野”則連“辭”尚且不“達”，正是需要努力，哪兒談得上什么“而已矣”呢。而“文勝質(zhì)則史”中所“勝”出的部分，也就是作者所要當個內(nèi)容表現(xiàn)出來的自我。所以才子文章，毛病就在這個“史”上，也就是還不能做到“而已矣”。再說一遍，才子文章并不壞，只是沒有達到“文質(zhì)彬彬”的最好的程度。比起“質(zhì)勝文則野”，我似乎替“文勝質(zhì)則史”更多一點惋惜，因為不是他天分不夠；雖然這也是我私心所在，若依圣人之見，則一言以蔽之曰“過猶不及”。他老人家見得多了，不像我這般大驚小怪。

“才子文章”這題目打成腹稿后去見一位朋友，談起大致意思，特地說明在我看來，林語堂、梁實秋算得才子，梁遇春不算才子。當下這朋友很認真地說，梁遇春當然不算，他很苦的。繼而又補充道，才子的欲望都是浮泛的，沒有深入到骨子里。我覺得所說正可以彌補我近來考慮不周的地方，所以特地把這番談話記錄在這篇小文的末尾。

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二日

再談張中行

這幾年關于張中行寫過兩篇文章，一篇談《負暄瑣話》和《負暄續(xù)話》，一篇談《留夢集》。這幾種書之外，作者出版的著作還有很多，我也買過并讀過其中不少，但是就沒有再寫。其中比如《負暄三話》，我的感想與讀前兩種“話”時差不多，沒有多少新意；又比如《禪外說禪》和《順生論》，我則是幾乎沒有什么感想，這樣就都不能寫。至于那以后作者自謂是“選來選去”的各種書（其實前述《留夢集》性質(zhì)也是如此），我只在書店略翻一下，因為篇目互相重復太多，覺得不必收存，也就不能評論。直到去年《流年碎影》面世，這是實實在在的一本新著，我又去買來讀了，至今已經(jīng)是將近一年過去，心里還存有些意思，不如再來寫一篇罷。

以我讀過的張中行的著作論，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講人或者講事的，可以三種《負暄》和《流年碎影》為代表；一類是論道的，可以《順生論》為代表；還有一類是純粹介紹的，可以《禪外說禪》為代表。如果讓我排一個隊，我心中的高下便正好是這一二三的次序。平常談到張中行，有人說他是哲學家，有人說他是文學家，他似乎更是這兩者的混合體，但是這里哲學家總歸還得要靠文學家來幫忙才行，換句話說，他的道理需要有個具體的根兒扎在那里。張中行的形而上要通過形而下傳達出來才有分量，而正因為他的形而下傳達了他的形而上，形而下也就不限于形而下。無論如何張中行是本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散文的一個重頭戲，我覺得最大的也是最獨特的貢獻還是在他筆下再現(xiàn)了一種就其整體而言已經(jīng)不復存在的文化氛圍，其中無論是人，是事，既是活生生的，又是意味深長的。在這一點上，與他同輩的人雖然也寫過一些，但是就遜色得多，原因之一正是張中行是懷人憶舊而不限于懷人憶舊，他有他的道理的底蘊。記得《負暄續(xù)話》出版時，內(nèi)容介紹中有“記可傳之人，可感之事，可念之情”的話，我想他的道理首先就寄寓在這幾個“可”字上。張中行寫的都是能引發(fā)他感受的根由，并不以記敘的成分為主，所以不同于嚴格意義上的敘事散文。比較起來，最精彩的內(nèi)容差不多都說在三種《負暄》（尤其是前兩種）里，《流年碎影》雖然更完整，更有系統(tǒng)，但到底只是些余緒了。

對張中行來說，形而上也好，形而下也好，都是訴諸文章這一形式；就文章而言，他確實有他一眼就能看出來的特色。從前他在《復楊呈建》中說：

“有事實為證，是絕大多數(shù)拿筆桿的，口中，筆下（除描述對話以外），都是兩套，甚至確信，既然動筆，就應該是另一套。我沒有這樣的本領，也用不慣這套新文言的起承轉(zhuǎn)合的規(guī)程和‘由于——因此’等等的腔調(diào)，所以有時率爾操觚，就只能寫成不登大雅之堂的‘閑話體’?！?/p>

我覺得中國散文到了八九十年代，大體有兩個大的走向，一是文化化，一是個性化。如果這一基本看法沒有走眼的話，似乎張中行反倒顯得比時下寫所謂“大散文”的例如余秋雨輩要更前進一步，雖然兩氏的年齡順序是要倒過來的。所謂“大散文”直可以上溯到幾十年前那批抒情之作，乃至清朝的桐城派和“唐宋八大家”，一言以蔽之，寫的無非是些濫調(diào)而已。關于這路文字，我倒有心要寫部《中國壞散文史》的，好好講一番道理。不管怎么說，它們與張中行“以本來面目見人”的“閑話體”比起來，真不可同日而語。張中行下筆更從容更自信，他從容自信其實都在文化上。說到底濫調(diào)還是有所不得已。當然若論文章，張中行也不無可議之處，有時顯得啰唆，有時顯得重復，“閑話體”的優(yōu)點變成了弱點。似乎他所標舉的“下小本賺大錢”的文章之道自己并沒有時時遵守。記得他說的是：“大到某某情節(jié)（包括人和事），小到一個詞語，都要有用（對表現(xiàn)主旨而言）；凡不用也不影響表現(xiàn)主旨的，都應該用奧鏗剃刀（西方哲學的名言，凡可以不假定有的，如現(xiàn)象背后的實體，都舍掉）刮去?！保ā掇o達而已矣》）當然我們也知道那畢竟只是理想而已。

一九九八年十月一日

關于有感而發(fā)

最近重讀谷林的《情趣·知識·襟懷》和《書邊雜寫》，發(fā)現(xiàn)幾乎篇篇都有感慨，而我又每每被他的感慨所打動。然而掩卷一想，感慨不也就是抒情么，我這人一向是反對抒情的，怎么趕到谷林就變卦了呢。倒不是非要自圓其說不可，我覺得這里有些事情值得好好想一想。于是特地打電話到武漢去問亞非兄，他說谷林區(qū)別于許多我所不滿意者之處就在于他是有感而發(fā)。我琢磨這四個字，覺得確實如此。“有感而發(fā)”，說來容易，其實里面至少有三層意思，第一是“有”，第二是“感”，第三是“發(fā)”?！坝小本褪钦f這是真的，不是偽造；“感”則有質(zhì)量的不同；“發(fā)”也有方式與程度的區(qū)別，所以并不簡單。我很感欣喜，一來因此能對谷林文章的好處有更深的理解，二來自己的思想也得以清理，這真要謝謝亞非兄的指點了。

方才我說谷林文章“幾乎篇篇都有感慨”，這本是形容此番重讀時我那不大準確的第一感的，其實他倒是惜墨如金，感慨總都是發(fā)在輕易不感慨之后。比如《生不逢時尚傾國》中說：

“秦似在序中說，宋先生下放到湖北咸寧時，已經(jīng)七十多歲，‘在那兒，扛大糞走不動，被踢倒在地踏上一只腳，是經(jīng)常的事?！〉购蠼?jīng)千方百計設法接回北京治療，‘直到他逝世，整整九年閉口無言?！撍蜗壬脑怆H，蹉跎兩字實不足以盡之，而清淚結(jié)夢，殆為后之讀者所難免?！环陼r尚傾國’，讀此書不禁想起林旭《晚翠軒集》中的詩句來。”

又如《雪泥留鴻爪》中說：

“陳蘊珍即巴金夫人蕭珊，楊苡在注解里說，‘蕭珊是在一九七二年八月由于治病延誤而死于癌癥’，是這本小書注解中提到死于非命的第三人，前面還有王樹常和方宇晨。真該有一個統(tǒng)計，一本名冊，一部厚厚的不得終其天年者的傳記，留住這么一個觸目驚心令人轉(zhuǎn)側(cè)難安理當永矢勿忘的記錄?！?/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