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孟浩然三十歲以后的行旅

緒言

孟浩然(689—740)，盛唐時期著名詩人^①，擅詠自然風光，其時既已素負盛名。因仰慕孟浩然是一位自由奔放的文人雅士，李白曾賦詩贊曰：“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云?！?宋蜀刊本《李太白文集》卷八《贈孟浩然》)^②此外，杜甫也同情孟浩然雖有詩才，卻懷才不遇枉其一生，作詩曰：“吾憐孟浩然，裋褐即長夜。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宋刊本《杜工部集》卷三《遣興》其五)

此外，李白還以“醉月頻中圣，迷花不事君”(《贈孟浩然》)的詩句，力求勾勒出孟浩然陶醉于自然美景之中超凡脫俗的人生圖像；而杜甫詩中所說的孟浩然之懷才不遇，則意在指明其仕宦志向未能遂愿。由此可見，李白視孟浩然為超凡脫俗之人，杜甫則視其為懷才不遇的處士。

筆者以為：李白和杜甫對孟浩然的這一看法，在理解孟浩然的生平與文學方面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本章將以李杜二翁上述“孟浩然觀”為基點，就孟浩然三十歲至四十歲的人生軌跡做一探討。此外，關于孟浩然的事跡，詩人極少言及其自身的經歷，加之資料匱乏，故而難究其詳。蕓蕓學者，推論沓至，全然一種眾說紛紜的狀態(tài)^③?，F謹參考涉及到管見的已出論述研究成果中筆者以為正確者，試作小論如下。

第一節(jié)　逗留洛陽與吳越之旅

一　逗留洛陽

據史料記載，孟浩然而立之年以前似乎一直生活在故鄉(xiāng)襄陽(今湖北省襄陽市襄城區(qū))^④。正如其二十四歲(先天元年，712)時所作《送張子容赴進士舉》^⑤中所吟，“茂林余偃息，喬木爾飛翻”^⑥。與友人奔赴仕途之舉相反，孟浩然當時正隱居于襄陽。

待到迎來而立之年(開元六年，718)時，處于“唯先自鄒魯，家世重儒風”(《書懷貽京邑同好》)家境的孟浩然，已經開始意識到《論語》中“三十而立”的含義，并在腦海中刻印下了《韓詩外傳》卷一中“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的詩句，對仕宦之途充滿了憧憬。但是，由于孟浩然得不到位高權重之人的舉薦，故而難以踏入仕途。對此，孟浩然充滿了懷才不遇之感。請看其間所作《書懷貽京邑同好》第七句至第十四句：

三十既成立，吁嗟命不通。

慈親向羸老，喜懼在深衷。

甘脆朝不足，簞瓢夕屢空。

執(zhí)鞭慕夫子，捧檄懷毛公。

此外，《田園作》第五句至第八句的內容則為：

粵余任推遷，三十猶未遇。

書劍時將晚，丘園日已暮。

再看第十五句至第十八句：

鄉(xiāng)曲無知己，朝端乏親故。

誰能為揚雄，一薦甘泉賦。

如上所述，蟄居故鄉(xiāng)的孟浩然在上述詩句中傾訴了自己胸中步入仕途的志向，并終于為實現上述理想走出了襄陽。

根據蕭繼宗的《孟浩然詩說》(1961年初版。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6月修訂版)，孟浩然在三十歲那一年的秋冬之際曾奔赴長安趕考。然而，省試落第，遂于翌歲移居洛陽。近年來，根據蕭氏學說進行研究^⑦者眾。但蕭氏雖依據《赴京途中遇雪》一詩主張孟浩然是三十歲時赴京，卻并未提出任何可以佐證該詩創(chuàng)作時期的依據。故筆者不能容易贊同其說。如本論后文所述，比較妥當的解釋應該是：《赴京途中遇雪》一詩乃孟浩然為應對四十歲(開元十六年，728)時的京師趕考(參見新舊《唐書·孟浩然傳》)而于前一年冬季自襄陽奔赴長安途中所作。

筆者認為：已過而立之年的孟浩然背井離鄉(xiāng)所赴之地當為洛陽^⑧。有其詩作《姚開府山池》為證。詩題“姚開府”，指的是開元四年(716)閏十二月被授予開府儀同三司，開元九年九月三日在洛陽私邸內故去的原宰相姚崇^⑨。所謂“山池”位于洛陽詢善坊，乃姚崇府宅的庭院，謂為“山池院”。該庭院原為將軍郭廣敬的宅邸?！短苾删┏欠豢肌肪砦逵小肮鶑V敬宅。后為姚崇山池院。崇薨，為金仙公主所市”的記載。如后文所述，《姚開府山池》詩中有云：“主家新邸第，相國舊池臺?！边@里的“主家”便是指的公主之家^⑩。此二句與《唐兩京城坊考》的記載相符。于是便可做出如下解釋：上述詩歌創(chuàng)作于原相國姚崇歿后該宅邸由金仙公主購得并將其作為自己“新邸第”時期。

可是，由于《姚開府山池》一詩并未被收入宋本《孟浩然詩集》內，故作為資料缺乏可信性。于是便有人對這一逗留洛陽的事實持有疑問¹¹。不過，比宋本更為古遠、因而從資料角度上看就更為珍貴的唐鈔本中，則有一殘卷記載了《姚開府山池》詩。據此便可以拂去上述疑點。該唐鈔本被羅振玉命名為《唐人選唐詩》(伯二五六七，《鳴沙石室遺書》及1958年12月中華書局出版的《唐人選唐詩》)。但是，根據羅氏的提要，該殘卷中以李昂為首，雖然收錄了包括王昌齡在內的六位詩人的詩作，但孟浩然的詩篇卻并未得到確認。然而，倘若一覽其中王昌齡的詩作，便會發(fā)現：卷中所收的王詩不過七首而已，即從卷首數第四首至第十首。而之后的九首，即第十一首《夜泊廬江聞故人在東林寺以詩寄之》至第十九首《寒食臥疾喜李少府見尋》實際上乃孟浩然所作¹²，均出現在現行的《孟浩然集》(四部叢刊本)中。因為該殘卷第十一首詩的詩題下作者署名處空缺，所以羅氏便將第十一首以后的九首詩也誤認為是王昌齡所作。詩題雖然佚失，然收錄其中自卷首數排在第十六首的詩作，便是上述話題之作《姚開府山池》。

由此可知，《姚開府山池》一詩毫無疑問是孟浩然所作。據此，開元九年(721)以后孟浩然曾經逗留洛陽的事實已經毋庸置疑。下面，筆者便根據唐鈔本，舉此詩作，就其逗留洛陽時的行蹤試窺一斑。

姚開府山池

主家新邸第，相國舊池臺。

館是招賢辟，樓因教舞開。

軒車人已散，簫管鳳初來。

今日龍門下，誰知文舉才。

此詩前后聯的各上句，回顧了舊主人姚崇時代山池院的風貌；各下句則描寫了新主人金仙公主家歌舞升平的飲宴狀況。由此便可以想象出孟浩然當時曾巧妙地得人引薦參加了上述喜宴的情景。值得注意的是末尾兩句。這里引用了“欲為后漢名士李膺的門生幾可謂難于‘登龍門’，雖如此，孔融(字文舉)仍以其機敏睿智的應答為李膺所認可”的典故，顯示了孟浩然對知遇的渴求。

另外，詩中也暗示了孟浩然奔赴洛陽的目的。那就是為自己的仕宦之途做鋪墊。據傳，開元十年(722)二月，玄宗曾巡幸洛陽，御駕洛城門，試文舉(文藻宏麗科)，及第者凡二十人(《登科記考》卷七)。因此，孟浩然奔赴洛陽的目的當在此歲之制科。由此可見，其奔赴洛陽的時間便極有可能是前一年的冬季。金仙公主與玄宗乃一母胞親(《舊唐書》卷五七《睿宗竇皇后傳》)，孟浩然之所以參加公主之宴，其目的大約就是希冀獲得舉薦的機遇。李白就曾經得到過金仙公主的妹妹玉真公主的舉薦，倘若孟浩然當時也像李白那樣能夠得到金仙公主的舉薦，便極有可能走上仕宦的道路。但是，事與愿違，他的洛陽仕宦索薦活動以失敗而告終。

此外，孟浩然在洛陽時的詩作，除了《姚開府山池》以外，尚有九首存世。其中《同儲十二洛陽道》是針對儲光羲獻給《文選》注釋家名士呂向的《洛陽道五首獻呂四郎中》的唱和之作。根據王輝斌《孟浩然研究》(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三章第五節(jié)“詩歌編年”的介紹，從儲光羲和呂向的為官履歷上看，該詩可考證為開元二十年(732)所作。此外，《題李十四莊兼贈綦毋校書》是孟浩然贈與綦毋潛校書郎在任期間(天寶初年辭官)的詩作。據王氏考證，詩作當創(chuàng)作于開元二十一年(733)。這兩首詩可視為孟浩然嗣后再次逗留洛陽時所作。如果再加上第一次洛陽之行即將結束時的《洛下送奚三還揚州》及《自洛之越》，則共計四首。不過，另外的五首¹³，則無從考究是哪次洛陽之旅的作品。故此，除了《姚開府山池》流傳于世以外，很難再進一步探究出孟浩然第一次逗留洛陽時的相關情況¹⁴。

二　吳越之旅

向金仙公主尋求為官之道未果后，孟浩然便離開洛陽，開始了自己的吳越之旅。在《洛下送奚三還揚州》的后半部分里，孟浩然詠道：

余亦離家久，南行恨不同。

音書若有問，江上會相逢。

孟浩然在這首詩作中向即將離開洛陽回歸故里的友人惜惜道別。之后，便與友人天各一方。從這首詩作中我們已可以看到即將奔向吳越之地的孟浩然的云游決意。孟浩然終于迎來了自己離開洛陽的那一天。如果孟浩然是開元九年(721)抵達的洛陽，并將描寫其后來逗留洛陽感嘆時日已久的“離家久”理解為兩年左右的話，那么其離開洛陽的時間便應該是開元十一年(723)，即孟浩然三十五歲左右的時候。此時的孟浩然，回首迄今為止自己所走過的人生旅途，有感而作啟程的一詩：

自洛之越

遑遑三十載，書劍兩無成。

山水尋吳越，風塵厭洛京。

扁舟泛湖海，長揖謝公卿。

且樂杯中物，誰論世上名。

首句中的“遑遑”，源于《孟子·滕文公下》之“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說的是求取功名礙難遂愿時的不安心緒。此外，“三十載”應該指的是孟浩然當時大概的年齡。次句說的是：猶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史記·項羽本紀》)之項羽一般，“書劍”均未修得正果，暗示了孟浩然為官不果的結局。接下來的兩句，則闡明了出游的動機：孟浩然對洛陽城中勉為其難的應酬以及世俗的生存方式已經感到厭倦，這才奔赴吳越之地以求山水之樂。承此前半段意境，后半段便引用了雪會稽之恥，“乘扁舟，浮于江湖”(《史記·貨殖列傳》)的范蠡，以及以“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時一癧酒”(《世說新語·任誕》)來回答他人之問的張翰等與吳越之地素有因緣人物的典故，來強調自己的出游是一種超凡脫俗之舉。

但是，《自洛之越》一詩中的“山水尋吳越”，或許只不過是一種表面層次的理由而已。在向金仙公主索薦無果，洛陽求官失敗以后，孟浩然會不會是因為期待著南下后會有所斬獲這才踏上了南行之旅呢？只要我們看看這首詩頭兩句所傾訴的為官不果的心聲，便難以相信孟浩然只是為了尋求山水之樂才開始了他那超凡脫俗的南下漫游。

如是，離開洛陽以后，孟浩然似乎泛舟南下汴河，并在途中留下了數首詩作。

首先，他在譙縣(今安徽省亳州市)創(chuàng)作了《適越留別譙縣張主簿申屠少府》。詩中曰：“吾從伯鸞邁”。伯鸞乃后漢梁鴻的字號(《后漢書·逸民列傳》)。梁鴻因創(chuàng)作了政治批判詩作，被貶至吳地。就此出走時曾自賦詩曰：

欲乘策兮縱邁，疾吾俗兮作讒。

競舉枉兮措直，咸先佞兮耲耲。

固靡慚兮獨建，冀異州兮尚賢。

此詩傾吐了梁鴻憎惡社會腐敗，貫徹自己特立獨行的初衷以及奔赴吳地尋求崇賢尚德風氣的心聲。孟浩然緬懷這位先人，在自己的詩中吟出了“吾從伯鸞邁”一句。由此可以想象出：孟浩然逗留洛陽之際，為世間不正之風所阻，志向難酬，不得不懷著新的期待踏上奔赴越地的旅途。此外，因為詩中出現了“幸值西風吹”的詩句，可見詩人是在金秋之際踏上旅途的。

踏上了旅途的孟浩然，應該先是乘舟南下汴河，靠泊臨渙縣(今安徽省宿州市西)以會友(《臨渙裴明府席遇張十一房六》)，嗣后赴淮水(《問舟子》)，接下來便南行自揚州渡長江(《宿揚子津寄潤州長山劉隱士》《揚子津望京口》)，而后經吳地最終抵達越州的。孟浩然理應于途中順路游覽了以太湖、姑蘇臺為首，名勝古跡不勝枚舉的蘇州城，然而遺憾的是，云游該地的詩作并未流傳于世。

第二節(jié)　逗留越地的孟浩然

如前所述，孟浩然為求得一官半職曾一度奔赴洛陽，奈何仕宦之途不通，便只好開始了奔赴越地的行旅。不過，孟浩然的越地之旅并非僅此一次。其赴京趕考落第后，即再赴會稽，并尋訪了樂城(今浙江省樂清市)尉張子容(詳見第二章第一節(jié))。孟浩然在錢塘江及會稽附近吟詠的詩作雖有數首留存于世，卻很難判斷出這些詩作的創(chuàng)作時期。因為從這些詩作中很難找到判斷其創(chuàng)作年代的依據。此外，從時間上講，兩者均為孟浩然求官不果，渴望另辟蹊徑之際，故而感懷相近，導致創(chuàng)作時間難以分辨。現僅將可以被推斷為其再訪會稽時所詠作品¹⁵剔除在外，且對其它詩作并不探究創(chuàng)作時期，而是將著眼點放在追尋孟浩然漫游目的上，試作小論。

我們首先通過下述詩篇來窺望一下逗留越地時的孟浩然。

久滯越中貽謝甫池會稽賀少府

陳平無產業(yè)，尼父倦東西。

負郭昔云翳，問津今亦迷。

未能忘魏闕，空此滯秦稽。

兩見夏云起，再聞春鳥啼。

懷仙梅福市，訪舊若耶溪。

圣主賢為寶，君何隱遁棲。

在前四句中，孟浩然將自己雖然貧窮卻足智多謀，迄今為止一直蟄居故鄉(xiāng)的事實托借陳平之身述出，并將疲于周游前途渺茫的境遇比作孔子，傾吐了自己懷才不遇的感受。之后，又述說了在可以遠眺秦望、會稽兩峰的越地壯志未酬虛度了光陰的情景。逗留期間則正如“兩見”以后二句所示，至創(chuàng)作此詩時為止，孟浩然曾在越地居住了大約兩年的時間。而“懷仙”二句則展現了他雅游會稽之一端。末尾二句為詩人勸說友人應該響應天子崇賢尚德之舉，出茅廬以濟世。

對《久滯越中貽謝甫池會稽賀少府》(以下簡稱為《久滯越中》)一詩，有兩點需要探討。其一便是第四句“問津”的含義。顯而易見，“問津”源于《論語·微子》。但筆者以為：孟浩然此處的“問津”一語，乃尋求舉薦以求踏上仕途之意。除此詩外，尚有以下詩例存世。

余復何為者，価価徒問津。

中年廢丘壑，十上¹⁶旅風塵。

這是作者自長安返鄉(xiāng)以后，贈與京中友人之《仲夏歸漢南園寄京邑舊游》一詩中的部分詩句。引用的后二句其意大約如下：歲至中年以后，孟浩然不再隱居故里，而是奔至俗塵滾滾的長安，再三獻上筆墨披露自己的文采以求博得一官半職的舉薦。由此我們便可以做出如是理解：孟浩然將“問津”指作自己為尋覓官職舉薦者的一場運動。而《久滯越中》一詩中的例子大約也是此意。此外，在《久滯越中》中，繼“問津”句以后，還出現了“未能忘魏闕”的詩句，表現出孟浩然難以割舍的出仕愿望。從這句詩上也可以看出，“問津”毫無疑問是其謀求舉薦以達仕宦之途的意思。

此外，我們還可以找出“誰憐問津客，歲晏此中迷”¹⁷(《游江西上留別富陽裴劉二少府》)，或與之類似的“迷津欲有問，平海夕漫漫”(《早寒江上有懷》)的用例。透過這些詩句，我們已可以想象出孟浩然為踏入仕途尋求舉薦卻不可得，為前途所困擾的暗淡身姿。

此外，讀了《久滯越中》一詩以后，有一點絕不可忽略，那就是孟浩然將自己比作了孔夫子。第二句“尼父倦東西”取自《禮記·檀弓上》“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孟浩然將自己的流浪之身比作孔子。雖然他自負自己的德才堪比孔子，但卻并未為世人認可。因此不得不四海徜徉周游八方，其苦悶心態(tài)由此可見一斑。正因為其恃才傲物，故懷才不遇之感尤甚。

如《久滯越中》一詩所述，雖然孟浩然云游浙江之地可以被理解為謀官求仕所需，但詳情至今仍然是個謎。只有參拜天臺山一舉似乎可以被推測為與謀求仕宦之道有關。

天臺山作為道教的一大中心所在，自古聲名顯赫，乃至博得了武后及睿宗的尊崇。此外，曾將法授予玄宗的司馬承禎亦曾居住于該山桐柏觀。孟浩然與道教的關聯并不僅僅局限于天臺山。在蟄居故鄉(xiāng)之際，他便與王白云(迥)及梅道士等有過交往，對他們的教誨之言心馳神往(參見《游精思觀回王白云在后》、《梅道士水亭》等)。

可是，誠如前人所述，因為當時的皇帝曾每每邀請隱士或道士覲見，所以，本應超凡脫俗的隱逸和求仙，反倒成了人們尋求榮華富貴的手段。與著名的道士相交，便可提高自己的聲望，許多人都希圖以此為“步入仕宦之途的捷徑”¹⁸。孟浩然在第一次逗留洛陽之際，就曾主動接近身為金仙觀觀主的金仙公主(據《舊唐書·睿宗記》景云二年[711]五月條)。這一舉動也可以被解釋為是一種隨波逐流的行為。因此，若追究孟浩然造訪深受朝廷尊崇的天臺山的背景，其目的大約就是力圖尋求步入仕宦之途的引線也就不難理解了。

詩作《將適天臺留別臨安李主簿》便暗示了這一點。詩中云：“江海非墮游，田園失歸計?！奔热粸閷で笫送疽呀洷尘x鄉(xiāng)，孟浩然便無法在壯志未酬的情況下返回故里。正如詩中所吟，“江海非墮游”。孟浩然并非是在閑情逸致的催促下為了漫游而途經江海，而是求官不成，已無顏返回故里。為了找到返鄉(xiāng)的理由實現自己的夙愿，孟浩然這才不得不趨身前往越地。此外，本詩第二句據說起源于《論語·陽貨》之“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孟浩然相當自負，自詡擁有匡時濟世之才因而云游四方。按此詩所示，他的目的地當為天臺山。再看最末兩句“羽人在丹丘，吾亦從此逝”。詩句中透視出了孟浩然對道士寄予的期望。據此，我們或許可以做出如下推斷：即孟浩然的天臺山之旅，其背景就在于謀官之舉。

孟浩然交往的天臺山“羽人”是一個喚作太一子的道士。在《越中逢天臺太一子》或《尋天臺山》中均可見到“吾友太一子”的詩句。但是，此道士究竟何許人物？對孟浩然到底產生了哪些影響？至今依舊是個謎團。再有，在此山上，孟浩然曾吟下了“倘因松子去，長與世人辭”(《寄天臺山道士》)和“愿言解纓絡，從此無煩惱”(《宿天臺桐柏觀》)的詩句，希冀借助歸依道教而忘掉世俗煩惱之意明顯可見。不過，就仕宦之舉的實際情況卻未做任何說明。

至此，筆者就孟浩然為尋求做官的路子而奔赴越地的行為闡述了一己之見。不過，到頭來其目的似乎在越地也未能如愿以償。但是，他卻似乎達成了“山水尋吳越”的另外一個目的。通過《游云門寺寄越府包戶曹徐起居》一詩，便可清晰地看到尋訪越中山水的孟浩然形象。

在此僅舉前十句為例：

我行適諸越，夢寐懷所歡。

久負獨往愿，今來恣游盤。

臺嶺踐嶝石，耶溪溯林湍。

舍舟入香界，登閣憩旃檀。

晴山秦望近，春水鏡湖寬。

在這首詩里，詩人對自己終于實現了夢寐以求的越地之游發(fā)出深沉的感慨，并描畫了自己飽覽的人間仙境以及收入眼底的會稽山風光。從“久負”二字上可以看出，此詩為首次出游時所作。因此，詩中列舉的各地處所，均可理解為孟浩然這個時期內的所訪之地。“臺嶺”，指的是天臺山?！耙眲t為若耶溪。在該地，詩人創(chuàng)作了《耶溪泛舟》一詩?！吧嶂邸倍渲傅氖钱敃r來到了云門寺。在寺中，詩人還創(chuàng)作了《云門寺西六七里聞符公蘭若最幽與薛八同往》?！扒赝奔辞赝剑c“鏡湖”同在云門寺以南(《水經注》卷四○)。而作于鏡湖的詩作則可以舉出《與崔二十一游鏡湖寄包賀二公》。

綜上所述，孟浩然在漫游越中時游歷了眾多的名勝古跡，這當然是源于其尋山訪水的愿望。但也不排除其求仕無門，便在苦悶中意圖臨時逃避現實的可能性。孟浩然對此曾賦詩曰：“依止此山門，誰能效丘也?！?《云門寺西六七里聞符公蘭若最幽，與薛八同往》)這兩句說的是孟浩然想要依靠云門寺僧，潛心向佛，仿效孔老夫子，忘掉“東奔西走謀求官職”初衷的心態(tài)。此外，因厭倦世間俗情而吟誦的“愿承功德水，從此濯塵機”(《臘月八日于剡縣石城寺禮拜》)和“看取蓮花凈，應知不染心”(《大禹寺義公房》)等詩句也是如此。說到家不過是逃避現實而已。如果反而論之的話，則可以這樣理解：上述想法越是強烈，就越能說明孟浩然求官心態(tài)之迫切。

那么，孟浩然完成越地周游踏上歸途之后，其返回的路徑大約就只能是沿長江逆流而上了。孟浩然于長江沿岸吟誦的詩作有數首流傳于世¹⁹。但是，孟浩然曾不止一次地游覽了長江，因此除了下面列舉了部分內容，作于潯陽(今江西省九江市)的《自潯陽泛舟經明海作》以外，其他詩作是否為越地漫游歸途中所作便不得而知了。

因之泛五湖，流浪經三湘。

觀濤壯枚發(fā)，吊屈痛沉湘。

魏闕心恒在，金門詔不忘。

遙憐上林雁，冰泮已回翔。

在這首詩中所引用的第三句，是指錢塘江觀潮(《與顏錢塘登樟樓望潮作》、《與杭州薛司戶登樟亭樓作》)。此句顯示了此詩乃越游歸途中所作。而下一句則表示嗣后將前往洞庭湖。此外，“魏闕”以后的兩句則吟詠了詩人在流浪途中片刻亦不曾忘記自己的仕宦之志。可以說表現出了孟浩然的行旅與宦途的關聯。末尾二句則暗示當時的季節(jié)雖為春季，但仕途不暢，志向未酬的詩人心境大約與寒冷的冬季并無二致。

第三節(jié)　孟浩然赴京

據《舊唐書·孟浩然傳》(卷一九○《文苑傳》)記載，“年四十，來游京師，應進士，不第”。在《新唐書》本傳(卷二○三《文藝傳》)中也有“年四十，乃游京師”的記述。孟浩然四十歲應為開元十六年(728)。下述《赴京途中遇雪》詩，似為前一年離開襄陽奔赴長安途中所作。

赴京途中遇雪

迢遞秦京道，蒼茫歲暮天。

窮陰連晦朔，積雪滿山川。

落雁迷沙渚，饑鷹集野田。

客愁空佇立，不見有人煙。

詩作第三句中的“窮陰”指的是冬季陰冷之氣。前聯說的是陰冷之氣自朔日起至晦日止，延續(xù)了歲末整整一個月的時間。之后便是大雪紛飛，覆蓋了其奔赴長安途中的山山水水。后聯也是一副陰郁的光景，加深了他的“客愁”，宛若暗示了其翌年進士科舉的必然落第。

筆者以為：孟浩然至開元十六年秋，大約一直逗留在長安。詩中吟有“羈旅屬秋霖”一句的《秦中苦雨思歸贈袁左丞賀侍郎》，當為其失意的長安之旅終了后歸鄉(xiāng)前夜的作品²⁰。其中的詩句“豈直昏墊苦，亦為權勢沉”，刻畫了詩人為秋天的連綿陰雨所苦，再加上權門勢家的壓力而應試不果、沉陷于苦悶之中的困窘身影。此外，詩人還以“躍馬非吾事，狎鷗²¹宜我心。寄言當路者，去矣北山岑”述說了詩人的如下情懷：對于甘于淡泊與世無爭的孟浩然來說，仕宦生活本來不適合他。詩人向路人傾訴了自己的歸隱之心，并以此為詩作收官。孟浩然歸鄉(xiāng)后所作的下面一首詩作內容上亦大體雷同。

京還贈張淮

拂衣何處去，高枕南山南。

欲徇五斗祿，其如七不堪。

早朝非晚起，束帶異抽簪。

因向智者說，游魚思舊潭。

此處須注意的是：詩中的孟浩然采取了清高的姿態(tài)，并力圖以此給自己懷才不遇的境遇帶來一絲慰藉。孟浩然的這種思緒，在先前出現的越地之游中亦有所展現。對孟浩然來說，入朝為官是他一生都感興趣的事。但是，夙愿輕易難償，他體味到了懷才不遇的滋味。可以說孟浩然是力圖通過追求山水之美、聆聽道教教誨，或以一種超脫的態(tài)度來超越自己因謀求仕宦之路而產生的苦惱。

然而，孟浩然逗留長安并非僅僅局限于上述應試前后。下述陶翰的《送孟大入蜀序》(《文苑英華》卷七二○及《全唐文》卷三三四)則傳遞了其赴京尚有別的機緣的信息。

送孟大入蜀序

襄陽孟浩然，精朗奇素，幼高為文。天寶年，始游西秦，京師詞人皆嘆其曠絕也。觀其匠思幽妙，振言孤杰，信詩伯矣。不然者何以有聲于江楚間。嗟乎，夫子有如是才如是志，且流落未遇。……至廣漢城，西三千里。清江夤緣，兩山如劍。中有微徑，西入岷峨?！跤衅嬗?，皆感子之興矣。勉旃，故交不才，以文投贈。

此序作于首次奔赴長安的孟浩然雖有奇異詩才且為世人所公認，卻懷才不遇欲入蜀漫游之際。文中雖云“天寶年，始游西秦”，但是，由于孟浩然卒于開元二十八年(740)，故“天寶”明顯屬于“開元”之誤。如果開元年間“始游西秦”之說可信，則結果只能是此番長安漫游早于孟浩然于開元十五年末起始的逗留長安之舉。即在此之前的某個時期，孟浩然曾奔赴長安，并于其后前往蜀地漫游。但除此序言外，現存史料中難以尋覓出佐證其曾經漫游蜀地的資料，故關于漫游的時期等詳細內容只能以不明處之²²。

離開長安以后，孟浩然大約是于開元十六年(728)歲末之際返回了襄陽。歸鄉(xiāng)以后，詩人在下述詩篇中流露了自己失意的心聲。

歲晚歸南山

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

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

白發(fā)催年老，青陽逼歲除。

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窗虛。

此詩前半部分說的是孟浩然仕途的失敗與歸鄉(xiāng)，被明君視為無能不得不返回故里后疾病纏身、友人疏離；而后半部分則表現了在送舊迎新的歲暮之際，孟浩然憂患自己身體的日益老邁，盡顯了仕途、無才、疾患、友人、老邁與時光的流逝。末句所吟誦的月影虛虛，似乎恰恰象征了孟浩然那顆夜不能寐憂患一切的心靈。

《歲晚歸南山》是孟浩然四十歲歲末時所作。在那之前，他已多次出游，然而仕宦的理想終未實現。十年間懷才不遇的孟浩然，此時正在等待著新歲的降臨。

結語

以上拙論描繪了孟浩然三十歲以后十年間的人生軌跡。其間，詩人將大半時間耗費在周游洛陽、吳越、長安乃至蜀地上。其屢次漫游的主要目的，可被視為意在謀取官職。但是，仕途險惡，令其屢遭挫敗。在周游越地時，孟浩然的心態(tài)有了明顯的變化：尋求佳勝之美景，浸淫山水之秀麗，依從道教佛門之教誨，并試圖以此治愈自己心靈上懷才不遇的創(chuàng)傷，超脫世間的萬物俗情。

不過有一點不能忽略：在孟浩然超凡脫俗態(tài)度的背后，依舊存在著力圖走上仕宦之途的通俗欲念。也就是說，其力圖超脫俗氣和意欲仕宦為官的想法構成了其心態(tài)的表里兩面。可以說緒言中所談及的李白和杜甫眼中的孟浩然形象，正是兩位大詩人各自撰寫的孟浩然的半面人生。

注：

①孟浩然沒于開元二十八年并無異說。但，宋本《孟浩然詩集》(楊氏影印本；又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9月版《宋蜀刻本唐人集叢刊》中)中所附王士源所作序中則視其五十歲作古。山本巖的《孟浩然行年考》(《宇都宮大學教育系學報》1980年12月第三○號第一部)就沿用了此說，將其生年定為天授二年(691)。但《王荊公唐百家詩選》(《古逸叢書三編》影印宋版卷一)中的孟浩然小傳，則將其定為“享年五十二”(靜嘉堂文庫所藏宋版又同)，與通行本《孟浩然集》王序相同。拙論采信后者，按通說將其生年定為永昌元年(689)。

②關于“風流”一詞的語義，參照了鈴木修次的《“風流”考》(《中國文學和日本文學》東京書籍，1978年9月)。

③先行研究成果見于川口喜治的《孟浩然研究論著目錄(增補版)》(《山口縣立大學國際文化系學報》2002年3月第八號)。

④譚優(yōu)學在《孟浩然行止考實》(《唐詩人行年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中認為：開元三—六年(孟浩然二十七—三十歲)期間，孟浩然曾赴長江、洞庭湖漫游，并創(chuàng)作了《望洞庭湖贈張丞相》等詩作。在岳州參謁了張說。后張說移住荊州，孟浩然遂成為其幕僚。開元七—十一年間，曾以幕僚身份跟隨張說至幽州。但譚氏的論據是張說曾向玄宗舉薦過孟浩然。因此說來自坊間逸聞，而非記載了史實的《唐詩紀事》，故拙論不取其說。

⑤若根據陳尚君《<登科記考>正補》(《唐代文學研究》1993年11月第四輯)及孟二冬《登科記考補正》(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7月)的考證結果，張子容的進士登科當在先天二年(713)，故其離鄉(xiāng)的時間應在前一年。再有，《長安早春》詩據傳亦有孟浩然所作一說，但《文苑英華》卷一八一或《唐詩紀事》卷二三張子容條中，均認為該詩乃張子容所作。而前者與無名氏一首同題詩并列收于省試部分內。若據此，《長安早春》詩應可視為張子容的答題試卷。

⑥本章引用的孟浩然詩以影宋蜀刊本所收錄的詩作為依據。其中未收錄的詩作則依據汲古閣本，并參閱了各種影明刊本(石印唐人合集本、四部叢刊本)、和刻本(元祿刊本)或《文苑英華》等總集并做了校正。

⑦鈴木修次的《孟浩然傳論》(見《唐代詩人論》鳳出版，1972年4月版；又見1979年3月講談社學術文庫版)、《唐代的詩人》(大修館，1975年11月)中小川環(huán)樹的“緒論”及黑川洋一的《孟浩然的生涯》(《大阪大學教養(yǎng)系集錄》1980年2月第二八輯)一般均沿用蕭氏學說。

⑧筆者以為游信利在《孟浩然疑年錄》(《孟浩然集箋注》，臺灣學生書局，1975年8月再版)中所述“后以親老，始有出仕之思，乃北上洛陽”一說為正確的見解。

⑨《舊唐書·玄宗紀》開元九年中有云：“(九月)丁未(三日)，開府儀同三司，梁國公姚崇薨?！币Τ缰畟髟斠姟杜f唐書》卷九六、《新唐書》卷一二四以及張說《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贈揚州刺史大都督梁國文貞公碑》(《張說之文集》卷一四)。

⑩關于“主家”，諸書中作“主人”，應為誤記。蘇!《奉和太平公主南莊應制》詩(《文苑英華》卷一七六)第一句亦為“主家山第早春歸”?！爸骷摇币鉃楣鞯恼　?/p>

11見谷口明夫的《孟浩然事跡考——以赴京應試為中心》(《中國中世紀文學研究》1976年9月第一一號)。

122王重民在《補全唐詩》(《中華文史論叢》1963年第三輯)中似乎也注意到了這一問題。但有一點尚嫌不足，即將殘卷中第二十首詩《詠青》誤認為是孟浩然的佚詩。此詩的作者是荊冬倩，以《奉試詠青》的詩題收錄于《國秀集》卷下內。

13即《李氏園臥疾》、《宴包二融宅》、《上已洛中寄王迥十九》、《洛中訪袁拾遺不遇》、《都下送辛大之鄂》五首。但吟有“年年白社客，空滯洛陽城”詩句的《李氏園臥疾》一詩極有可能是《姚開府山池》的同期之作。

14前述王輝斌《孟浩然研究》第一章第六節(jié)中提出了“孟浩然六游洛陽”一說。即，(1)開元九年(721)春夏之際；(2)開元十一年冬季進京途中；(3)開元十六年第二次進京往返時；(4)開元二十年進京往返時，共計六次。其中(2)，說的是由于張說的舉薦，孟浩然得到了玄宗的召見之命，故而進京時路過洛陽。此乃訛傳(參見注④)。(4)則可以被考察為進京之后，再自洛陽前往越地漫游。第二次越地漫游則應視為開元十七年(參閱下章第一節(jié))。因此，此處亦難以令人信服。筆者以為：孟浩然長期逗留洛陽只是開元九年以后的某個時期。

15《夜登孔伯昭南樓時沈太清朱升在座》一詩中寫有“山水會稽郡，詩書孔氏門。更來值秋杪，高閣夜無喧”的詩句，故可視為再訪會稽時所作。

16四部叢刊本將“十上”作“上國”。拙論從宋本、汲古閣本、和刻本(元祿三年刻本。下同)。

17宋本《孟浩然詩集》中將此二句作為“誰憐問苦勞，歲晏此中棲”。今從《文苑英華》卷二八六及和刻本。

18在《新唐書》卷一九六《隱逸傳序》中，有“然放利之徒，假隱自名，以詭祿仕。肩相摩于道，至號終南、嵩少為仕途捷徑。高尚之節(jié)喪焉”的記載。另有陳貽作論《唐代某些知識分子隱逸求仙的政治目的——兼論李白的政治理想和從政途徑》(《唐詩論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

19比如有在江夏(今湖北省武漢市)創(chuàng)作的《鸚鵡洲送王九之江左》或寫有“分飛黃鶴樓”詩句的《江上別流人》。此外，黃錫皀認為：與上述兩篇詩作產生于同一地點的李白的《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的創(chuàng)作時間為開元二十五年；而詹"則認為是開元十六年以前所作。但兩種論斷均無確鑿的證據加以佐證。

20關于此詩的創(chuàng)作時期參照了前注11谷口明夫的論文。

21“狎鷗”源于《列子·黃帝篇》的故事：“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魅罩Ｉ?。漚鳥舞而不下也。”另外，在《三國志·高柔傳》中所引用的孫盛話語中有：“機心內萌，則鷗鳥不下”一語。

22對于同樣屬于創(chuàng)作于云游四川之地時期的《入峽寄弟》、《途中遇晴》、《行出竹東山望漢川》等詩作，譚優(yōu)學在其《孟浩然行止考實》中推斷是開元元年起數年間的云游之作。這一推斷似乎微有存疑。再有，關于孟浩然漫游蜀地的時間，諸學者亦各執(zhí)己見莫衷一是?，F簡單介紹一、二于此，待后考。陳貽在《孟浩然事跡考辯》(《文史》1965年6月第四輯；又收入前注18所記陳氏書中)中認為是在開元二十一年(733)至開元二十五年(737)之間；宋天鎬在《孟浩然詩之研究》(豐福健二譯，朋友書店，1994年12月版)中的見解亦大體相同；劉文剛在《孟浩然年譜》(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10月版)中認為大約是開元二十三年(735)冬季。但不論如何，所有推斷皆為開元十五年進京以后，故此疑問有存。而王輝斌則認為：是在他主張的開元十一年(723)第二次進京后，于翌年開元十二年七月前后離開了長安(本文前述《孟浩然研究》第一章第四節(jié)“由秦入蜀”)。筆者在此之前已經再三言及，礙難從王氏第二次進京說，該入蜀年代亦非妥當。

(帥松生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