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庾信大抵生活在一千五百年以前，如果說人們至今還記得他的話，那并非因為他在政治領(lǐng)域有所建樹，或在思想領(lǐng)域有所開拓，而只是因為他給后人留下了一些可供賞鑒誦讀的詩文。這些詩文反映著一個歷史時代的文學風貌，同時在文學發(fā)展的歷史長河中也曾掀起過一陣波瀾。庾信在齊、梁以來的南北朝文壇上，無愧為熠熠閃耀的一顆明星，但在歷史的巨人面前排座次，他也只不過是一個不大不小的文學家。

庾信（513—581），字子山，小字蘭成，南陽新野（今屬河南）人。他出生在一個“七世舉秀才”、“五代有文集”的世族家庭。其父庾肩吾既是梁晉安王蕭綱（即后來的梁簡文帝）的近臣，又是一位享譽江南的詩人。庾信十五歲入東宮，隨侍昭明太子蕭統(tǒng)為講讀。梁武帝中大通三年（531年），蕭統(tǒng)死，蕭綱繼立為太子，又與徐陵同為東宮抄撰學士。庾肩吾此時也在蕭綱宮中，父子“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周書·庾信傳》）。這時庾信剛剛十九歲，可謂少年得志。二十歲以后，歷安南府行參軍，轉(zhuǎn)尚書度支郎中、通直正員郎。三十歲時，出為郢州（今湖北武漢）別駕，在任期間曾與湘東王蕭繹（即后來的梁元帝）討論水戰(zhàn)平亂之事。大同十一年（545年），三十三歲，以通騎散騎常侍出使東魏，“文章辭令，盛為鄴下（今河北臨漳縣西南鄴鎮(zhèn)）所稱”（同上）。返國后，為東宮學士，領(lǐng)建康（今江蘇南京）令。一說為正員郎，又為東宮領(lǐng)直，節(jié)度宮中兵馬。（宇文逌《庾信集序》，以下簡稱“宇序”）以上是庾信的青年時期，就梁朝而言，正值“五十年間，江表無事”、“朝野歡娛，池臺鐘鼓”（《哀江南賦》）之時，就他本人而言，則是職兼文武，青云直上，躊躇滿志，揮斥方遒之時。

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年），庾信三十六歲，遭逢侯景之亂。當侯景兵臨城下時，簡文帝命庾信率宮中文武千余人駐守朱雀航（即朱雀橋，在今江蘇南京市南秦淮河上），結(jié)果亂兵剛一沖擊，庾信便棄軍敗走。侯景陷臺城，庾信沿長江西上奔江陵（今屬湖北）。在戰(zhàn)亂中，他失去了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大寶二年（551年），歷盡風險而抵達江陵，任御史中丞。梁元帝即位，轉(zhuǎn)右衛(wèi)將軍，封武康縣侯。承圣三年（554年）四月，加散騎常侍，奉命出使西魏。這一年的十一月，西魏軍攻破江陵，梁元帝遇害。自西魏出兵之日起，信即作為人質(zhì)被扣留在長安（今陜西西安），時年四十二歲，從此以后再也沒能回歸南朝故土。侯景之亂以來，不過短短六七年，庾信卻接連遭受到家破國亡的打擊，成為他一生中的巨大轉(zhuǎn)折期。

江陵傾覆后，西魏開始籠絡(luò)庾信。初授使持節(jié)、撫軍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大都督，繼封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兩年之內(nèi)，其位望已高于梁時。周代西魏之初，庾信似有一段賦閑退居的日子，也因此而產(chǎn)生過田園終老的念頭，但很快又被起用為司水下大夫，并預麟趾殿校書，退隱之意也逐漸泯滅。周武帝保定三年（563年），他首次離開長安出任弘農(nóng)郡（今河南靈寶市北）守。大概過了一年多，復回長安任職。天和六年（571年），隨北周齊王宇文憲伐齊。又過了五年，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建德四年（575年），六十三歲，周、陳南北通好，陳宣帝要求讓庾信、王褒等回南方，周武帝唯放王克、殷不害等，庾信、王褒則惜而不遣。翌年，出為洛州（今陜西省商洛市商州區(qū)）刺史。大象元年（579年），入為司宗中大夫，不久因疾去職。隋開皇元年（581年）下半年，卒于長安，享年六十九歲。庾信在花甲之年失去了最后一次南旋故土的機會，這不能不說是他終生的遺憾。

庾信生于南方而死于北方，身歷四朝（梁、魏、周、隋）十帝，其閱歷與感受乃是他文學創(chuàng)作的源泉。與此相關(guān)聯(lián)，他的文化素養(yǎng)和性格愛好，則直接影響到他的文學風格的形成與嬗變。關(guān)于他的文化素養(yǎng)，我們可以舉出這樣明顯的幾點：（1） 精通儒學。宇序說他“孝性自然，仁心獨秀，忠為令德，言及文詞”，“若乃德、圣兩《禮》，韓、魯四《詩》”，“莫不窮其枝葉，誦其篇簡”，可見他受到儒家忠孝、禮義等觀念的深刻影響，因而比較注重出處大節(jié)。（2） 長于史學?！吨軙繁緜鞣Q其“博覽群書，尤善《春秋左氏傳》”。我們看他的詩文用典，動輒《左傳》、《史》、《漢》，間雜晉、宋史事，說他長于史學似非虛譽。又《左傳》定公十年載，魯、齊兩國國君會于夾谷（今山東萊蕪東南），齊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子指責說：“裔（邊遠的）不謀夏（中原），夷（東夷）不亂華?！边@件事表明《左傳》一書中有著“夷夏之辨”的思想，這種思想打在庾信身上的烙印，從他在北方所寫的詩文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3） 文重綺艷。庾信父子與徐摛、徐陵父子因詩文并稱綺艷，世號“徐庾體”。庾信對此點沒有進行過直接的表述，但其創(chuàng)作傾向已足以說明一切。其實當齊、梁之世，駢體文學發(fā)展到極致，文學批評家如沈約、劉勰、鐘嶸、蕭統(tǒng)等，無不視辭藻華美、聲調(diào)對切的作品為文學正宗，又何止庾信一人如此?！熬_艷”、“清新”應(yīng)該說是齊、梁以來風靡一時的文學現(xiàn)象。

關(guān)于庾信的性格，我們所知甚少，但有兩方面的記載給人印象很深，一是說他嫻于辭令，文思敏捷；一是說他恃才傲物，爭強好勝。前者如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十二《語資》中，有數(shù)條專記庾信在外交場合的應(yīng)對，真的是有禮有節(jié)，妙語連珠。難怪他不論在梁朝，還是在北朝，都是外交場上的活躍人物。后者如當年西奔江陵途中逗留江夏（今湖北武漢），遇早年好友蕭韶，當時韶為郢州刺史，驕傲居大，接待十分冷淡，庾信不堪忍受，使酒罵座，踐踏肴饌，在眾賓客面前使蕭韶大感慚恥（見《南史·梁宗室傳》）。又如有人問庾信北方文士如何，他答道：“唯有韓陵山一片石（指溫子升《韓陵山寺碑》）堪共語，薛道衡、盧思道少解把筆，自余驢鳴犬吠，聒耳而已?！保ā冻皟L載》卷六）這種橫掃一切的氣勢固然來自南人看不起北人的傳統(tǒng)惡習，但也和庾信恃才傲物的性格大有關(guān)系。

在了解了庾信的生平經(jīng)歷、文化素養(yǎng)與性格特點之后，再來看他的文學作品的思想意義和藝術(shù)成就就比較清晰了。庾信在南朝的詩文留存不多，僅就《春賦》、《鏡賦》、《奉和泛江》、《奉和山池》、《和詠舞》等篇來看，無非詠物寫景之作，所見者既小，格調(diào)亦不免卑弱。論其思想內(nèi)容，則流連歌舞，冶蕩聲色，這些自然無可稱道。然而論其形式與技巧，則爭馳新巧，頗變舊體，轉(zhuǎn)拘聲韻，彌尚麗靡，對于南齊“永明”文學又是一個進步。尤其是其中某些接近于唐人律詩、絕句的詩篇，在詩歌史的發(fā)展中則屬于必不可少的中間環(huán)節(jié)。至于庾信這種傷于輕艷的南朝舊作在當時文壇上的地位，也是個不可輕視和忽略的問題?！吨軙も仔艂鳌氛f：“當時后進，競相模范。每有一文，京都莫不傳誦?！薄蛾悤ば炝陚鳌氛f：“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傳寫成誦?！边@說明“徐庾體”贏得了當時文壇的公認，并影響到了人們創(chuàng)作觀念的改變。

庾信的后期詩文是文學史家研究的重點，一般認為他由南入北以后，詩文多寫亡國之痛和身世之悲，風格則變輕艷為蒼涼，因而后期作品的文學價值遠勝過前期。這種說法在整體上說來、在思想意義上說來是不錯的，但若評論詩文的藝術(shù)風格，以為詩與文二者并皆后勝于前則顯然不切于實際。在這個問題上我非常贊同錢鍾書先生的卓見，他在《談藝錄》中說：“子山詞賦，體物瀏亮、緣情綺靡之作，若《春賦》、《七夕賦》、《燈賦》、《對燭賦》、《鏡賦》、《鴛鴦賦》，皆居南朝所為。及夫屈體魏周，賦境大變，惟《象戲》、《馬射》兩篇，尚仍舊貫。他如《小園》、《竹杖》、《邛竹杖》、《枯樹》、《傷心》諸賦，無不托物抒情，寄慨遙深，為屈子旁通之流，非復荀卿直指之遺，而窮態(tài)盡妍于《哀江南賦》。早作多事白描，晚制善運故實，明麗中出蒼渾，綺縟中有流轉(zhuǎn)；窮然后工，老而更成，洵非虛說。至其詩歌，則入北以來，未有新聲，反失故步，大致仍歸于早歲之風華靡麗，與詞賦之后勝于前者，為事不同。”這段話告訴我們，評價庾信在藝術(shù)上的追求和貢獻，評價庾信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是不能截然以南北劃分界線而判其優(yōu)劣的。

上文我們已談到了庾信的詩文獨步江南的情況，那么他在北方文壇又處于何種地位呢？《周書》的作者令狐德棻有如下的描述：“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籠于一代。是時世宗（周明帝宇文毓）雅詞云委，滕（宇文逌）、趙（宇文招）二王雕章間發(fā)，咸筑宮虛館，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閭閻之士，莫不忘味于遺韻，眩精于末光。猶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保ā锻醢仔艂髡摗罚┝詈聴钡淖娓噶詈潜敝艽髮④?，德棻之生距庾信之死僅差兩年，所說應(yīng)屬可信。既然北周朝野宗仰王、庾如嵩岱、溟渤，則表明當?shù)匚娘L也處在王、庾的領(lǐng)導之下，在當時的一場南北文化的大融合中，南方文風的影響明顯占據(jù)了上風。在這種情勢下，庾信賦風之變及詩風仍沿南朝余緒，二者皆不足為怪。

要完全了解一個人，還離不開對他所處的社會背景的分析。庾信在北朝的生活情景，概括起來就是《周書》本傳中的兩句話：“雖位望通顯，常有鄉(xiāng)關(guān)之思。”所謂“位望通顯”，指北周統(tǒng)治者給予他的禮遇很高，他在北周又有著顯赫的聲名。這兩點在前面介紹生平仕履與北周文壇情況時已經(jīng)說到過，除此之外，在他的詩文作品中也可以找到直接的證據(jù)，如奉答趙王諸詩以及滕王為作集序之類，都可說明他在北方與昔日在南方一樣過著怡蕩富貴的生活。對于這樣的生活，他有安之若素的一面，甚至對北周王室充滿了感戴之情。如《詠雁》詩：“南思洞庭水，北想雁門關(guān)。稻粱俱可戀，飛去復飛還?！痹娭辛髀兜呢潙傩睦硎遣谎远鞯?。又如《謝滕王集序啟》：“溟池九萬里，無逾此澤之深；華山五千仞，終愧斯恩之重?！彼诒狈降倪@種心態(tài)，歸結(jié)為受寵若驚并不為過。在受寵之余，他何以又“常有鄉(xiāng)關(guān)之思”呢？粗略說來，這種“鄉(xiāng)關(guān)之思”的思想根源出自三個方面：（1） 中原漢民族意識。例如，《擬詠懷》之七：“榆關(guān)斷音信，漢使絕經(jīng)過。胡笳落淚曲，羌笛斷腸歌。纖腰減束素，別淚損橫波。恨心終不歇，紅顏無復多?？菽酒谔詈＃嗌酵麛嗪??！薄稊M連珠》之二十三：“蓋聞性靈屈折，郁抑不揚，乍感無情，或傷非類。是以嗟怨之水，特結(jié)憤泉；感哀之云，偏含愁氣。”這里的“漢”、“胡”之分，“非類”之說，以及“恨心”所在，“怨”、“哀”所生，即是庾信漢民族意識的流露。在當時北方各民族的融合過程中，庾信的內(nèi)心痛苦實際上也浸染著歷史的血淚。（2） 南朝世族的門閥觀念。從《哀江南賦》中縷述家族歷史，強調(diào)“以世功而為族”，“用論道而當官”，“家有直道，人多全節(jié)”，可看出庾信的門閥觀念十分強烈。因而一旦家國俱破，流離異域，他必然會產(chǎn)生出這樣的感受：“惟忠且惟孝，為子復為臣。一朝人事盡，身名不足親。吳起嘗辭魏，韓非遂入秦。壯情已消歇，雄圖不復申。移住華陰下，終為關(guān)外人?！保ā稊M詠懷》之五）對于自己出仕北朝亦會感到赧愧不已：“倏忽市朝變，蒼茫人事非。避讒猶采葛，忘情遂食薇。懷愁正搖落，中心愴有違。獨憐生意盡，空驚槐樹衰?！保ㄍ现唬?） 江南故土之情。南北方氣候不同，景物有殊，庾信四十二歲后始入北方，在自然環(huán)境上的不適應(yīng)，加上親屬友人的暌隔，也會常常引起他對江南故土的懷念。所謂“秦中水黑，關(guān)上泥青”，“雪暗如沙，冰橫似岸”（《哀江南賦》），“關(guān)山則風月凄愴，隴水則肝腸斷絕”（《小園賦》）之類，無疑是在經(jīng)過了南北方的對比之后，庾信對北方所得出的惡劣印象。至于庾信對江南故人如徐陵、周弘正、王琳、蕭永等人的懷思吊念，也應(yīng)該看作是這種鄉(xiāng)土感情的一種宣泄。

總之，庾信作為一個文學家，身歷四朝，中經(jīng)喪亂，雖然終生未能跳出狹小的仕宦生活圈子，但畢竟社會閱歷豐富，加以文學修養(yǎng)深厚，在藝術(shù)上孜孜以求，因而使他的作品文情并茂，華實相扶，在南北朝進入隋唐之際，蔚然成為一代文宗。綜觀中國文學發(fā)展史，駢文至庾信而處于鼎盛期，入唐則古文運動興起，駢文衰微；詩歌至庾信則處于過渡期，古體漸趨律絕，入唐則律絕風行。庾信其人可謂上集六朝精華，下開唐朝風氣，在文學史上是一位繼往開來的歷史人物。即使只就庾信晚年在詩文中寫入“鄉(xiāng)關(guān)之思”而言，與當時南北流寓的士人相比較，他也是其中最值得肯定的一人。

有鑒于上述的種種認識，我們?yōu)殁仔啪幊闪诉@個選集，借以反映庾信的文學道路、創(chuàng)作特色和藝術(shù)成就。關(guān)于本書的選目，事先曾確定了五項原則：（1） 以晚年作品為主，兼收早作，這樣做既符合庾信現(xiàn)存作品的實際情況，也可以從創(chuàng)作道路上反映全人；（2） 以辭賦為主，以詩歌為輔，突出庾信諸體作品中以賦為最的特點；（3） 文不收墓志碑銘，詩不收郊廟歌辭，因為此類詩文虛飾板滯，缺少真實情感和文學價值；（4） 限于本書的篇幅，文以《哀江南賦》為主，詩以《擬詠懷》為主，此二篇足以代表庾作的峰巔，其余則盡量考慮題材與體裁的多樣性，以避免思想內(nèi)容過于重復、表現(xiàn)手法過于單純；（5） 所選詩文側(cè)重于表現(xiàn)庾信的文學色彩，以還其文學家的本來面目。不知這五項原則是否恰當，也不知現(xiàn)有的選目是否很好地貫徹了上述主觀意圖，但愿選者的眼光不致扭曲了庾信的真相，而造成一個新的“文人浩劫”（魯迅《“題未定”草（六）》）。

一則因為歷史久遠，一則因為時過境遷，為古人的詩文作注原本就十分艱難。特別是像庾信這樣的人，博覽旁通，愛“掉書袋”，為之作注，其困難可以想見。好在清人吳兆宜、倪璠已箋注于前，我們可以去偽存真，再根據(jù)近年研究成果加以補充訂正，融會個人見解，力求臻于完善。不論摘引舊注也好，或是汲取最新研究創(chuàng)獲也好，其中也只能體現(xiàn)著作者獨自的賞鑒水平和理解能力。在注釋方法上，本書首先考察庾信以前諸書，說明本事來源，然后解析此處所指，間或串講句子大意，務(wù)期明白透露作家用意而后已。一般性語詞則不煩旁證，留待譯文中予以解決。

關(guān)于本書的譯文，編者深感吃力而不能討好。這里有兩層原因：一是古代詩文本不宜譯成現(xiàn)代漢語，一是庾信的駢文簡直無法與現(xiàn)代的任何文體對譯。對于前一個問題，朱光潛先生論之甚詳，他說：“詩不但不能譯為外國文，而且不能譯為本國文中的另一種體裁或是另一時代的語言，因為語言的音和義是隨時變遷的，現(xiàn)代文的音節(jié)不能代替古文所需的音節(jié)，現(xiàn)代文的字義的聯(lián)想不能代替古文的字義的聯(lián)想?！保ā对娬摗罚┧e例說把《詩經(jīng)》“楊柳依依”譯成“楊柳還在春風中搖曳”，“只是不經(jīng)濟不正確的拉長，‘搖曳’只是呆板的物理，而‘依依’卻帶有濃厚的人情”（同上）。我體會朱先生的意思是說，直接誦讀古人詩文所能產(chǎn)生的聯(lián)想和韻味，通過現(xiàn)代漢語的譯文是無論如何享受不到的，或者譯文能給人以另外的享受，但那已不關(guān)乎古代作家的事了。對于后一個問題，我感到駢文如同詩歌，感情的表達是跳躍的，語言的使用是朦朧的，遠看如霧里群峰，連綿未斷；近看則谷壑交錯，橫絕難通。要想把全篇一氣貫通，句句理順頭緒，扣緊作者的情思，難矣哉！再具體到逐個句子來說亦是如此，因為事典自身有多個側(cè)面，使事造句又講究變化，所以有時即使明白了本事的來源和此處的用法，也還是捉摸不透作家的立意所在。如《哀江南賦》“李陵之雙鳧永去，蘇武之一雁空飛”二句，譯文是貼近李、蘇的身世遭遇來說好一些，還是切合李、蘇別詩來說更好一些？又如“蘇武之一雁空飛”與“蘇武有秋風之別”（《小園賦》），二者的情緒有何不同，譯文又如何加以區(qū)別？這些確實是讓人頗感躊躕的。我在譯文方面雖然花費了幾倍于題解、注釋的力氣，但仍認為距離“信”、“達”、“雅”的要求不啻十萬八千里?，F(xiàn)在的譯文充其量只是注釋的延長，倘能及于“信”字之門已屬萬幸，“達”、“雅”是無從談起的。

最后，還有一點需要說明，本書所選詩文分編為上下兩卷，各卷篇目的編次大抵以作品年代先后為準。魯迅先生論及文集時曾說過：“分類有益于揣摩文章，編年有利于明白時勢，倘要知人論世，是非看編年的文集不可的?！保ā肚医橥るs文·序言》）這個選集雖有編年而失于完整，其作用恐怕主要是“有益于揣摩文章”而已。

承全國高校古委會《古代文史名著選譯叢書》將本書列入選題，并審讀指正，謹此深致謝忱。

許逸民（中華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