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jié)　《史記》與《漢書》

漢武帝時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第一個盛世。時代的召喚與需要，出現(xiàn)了偉大史學家司馬遷的《史記》，把春秋、戰(zhàn)國以來的史傳文學推向了高峰。

一、司馬遷的生平和創(chuàng)作

司馬遷（前145—前87），字子長，生于龍門（陜西韓城縣）芝川鎮(zhèn)。他的一生均與漢武帝相始終。

司馬遷的生平經歷對《史記》創(chuàng)作有重大的影響。

其一，家庭的影響。

司馬遷在學術思想、事業(yè)理想方面受家庭環(huán)境和父親的影響。

司馬遷出身于世代史官之家。其父司馬談在漢武帝時曾做太史令，曾著《論六家要旨》（《太史公自序》）。司馬談在學術觀點上的兼容并包而又崇尚道家的思想，對司馬遷有直接影響。

司馬談曾想修著一部記述史書，但未能如愿。元封元年（前110），司馬談臨終時，囑咐司馬遷：“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遷俯首流涕說：“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太史公自序》）

太初元年（前104），他主持改秦漢以來的顓頊歷為夏歷的工作后，正式寫作《史記》，這年他42歲。司馬遷代父職為太史令后，更閱讀了大量的“金匱石室之書”。由于他秉承家學，又師承名家，博覽群書，后來成為一位博學多識的歷史學家。

其二，三次漫游的經歷。

司馬遷青年時代有過三次較大的出游。第一次是他20歲時，到了長江中下游和山東、河南等廣大地區(qū)。第二次是他35歲時，奉武帝之命，去巡視今四川和云南邊境一帶。第三次是在漢武帝元封元年（前110），他36歲時，隨武帝到泰山封禪，之后，又侍從武帝東到海上，北出長城巡邊。這三次漫游使他擴大了眼界，豐富了對歷史與現(xiàn)實的認識，為后來寫作《史記》奠定了思想和資料。

其三，遭李陵之禍。

天漢二年（前99），李陵抗擊匈奴，兵敗投降，朝野震驚。天漢三年（前98），司馬遷48歲，司馬遷認為李陵并非真心投降，在漢武帝面前為李陵辯解而被捕入獄，最后處以“宮刑”，在形體和精神上受到極大創(chuàng)傷。出獄后，司馬遷任中書令（皇帝身邊的秘書），這個職位比太史令高，通常由宦者擔任，使司馬遷倍感恥辱。但他不得不忍辱含垢，繼續(xù)發(fā)憤著書，大約在太始四年（前93）；一說征和二年（前91），司馬遷寫《報任安書》時，《史記》基本完成。這部皇皇巨著，歷時十四五年。此后情況不明，不知所終。

除《史記》外，司馬遷還作有著名的《報任安書》、《悲士不遇賦》。

二、《史記》的名稱、體例、宗旨與思想內容

《史記》本是史書的專稱，司馬遷自稱其書為《太史公書》，漢世習稱之，有的稱《太史公記》，或《太史公百三篇》?！妒酚洝分Q，始見于東漢末，自此才成為專稱。

《史記》是我國第一部以寫人物為中心的紀傳體通史，它記載了從黃帝到漢武帝太初年間約3000年的歷史，共52萬字，130篇，由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五個部分組成。

“本紀”是記載歷代最高統(tǒng)治者的政跡的；“表”是各個歷史時期的大事記；“書”是關于天文、歷法、水利、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專史；“世家”是先秦各諸侯國和漢代有功之臣的傳記；“列傳”是歷代有影響的人物的傳記（少數(shù)列傳是外國史和少數(shù)民族史）。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和《報任安書》中都提出其撰述《史記》的目的和宗旨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币鉃椴粌H要探究天道和人事的關系，還要說明歷史的發(fā)展演變，尋找出歷代王朝興衰成敗的規(guī)律。并且借歷史著作，提出自己對歷史興衰變化的獨到見解，表達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社會理想。

司馬遷的思想受先秦儒家思想影響較深，但又不受各家思想限制?！妒酚洝返乃枷雰热菔遣┐缶畹?，尤其是其史學精神，對后世史學影響深遠。魯迅先生稱道《史記》是“史家之絕唱”（《漢文學史綱要》）。

《史記》的史學精神就是一種實錄精神?！稘h書·司馬遷傳》說“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敘）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其中最重要的是“不虛美，不隱惡”。這成了后代一些正直的史官秉筆直書必須遵循的原則。

三、《史記》人物形象塑造的藝術

司馬遷以其史心、史識駕馭各種材料，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個性鮮明的人物，其采用的主要手法有：

其一，善于抓住人物一生中具有典型意義的事件和行動，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

司馬遷對歷史材料的取舍，是有一定的標準的，就是對能夠表現(xiàn)人物主要特征的事件進行詳細的記述和描寫，將不能表現(xiàn)主要特征的事件擯棄或簡單帶過，從而凸顯出人物的思想和性格特征。

《項羽本紀》是《史記》人物傳記名篇之一，司馬遷成功地塑造了性格復雜的項羽形象?！俄椨鸨炯o》之所以能成功地塑造項羽的形象，首先得力于精心選材。作者從項羽一生中著重選取了巨鹿之戰(zhàn)、鴻門宴、垓下之圍三件大事來表現(xiàn)項羽的性格：巨鹿之戰(zhàn)著重表現(xiàn)其叱咤風云，所向無敵的蓋世英雄氣概；鴻門宴上則表現(xiàn)了項羽坦率、直爽，然長于斗力，短于斗智的特點；垓下之圍顯示了項羽雖身處末路，仍不失英雄本色和迷信武力至死不悟的思想性格。

同時，《史記》善于多角度、深層次、立體化地塑造人物形象，避免了單一化、平面化。

其二，在矛盾沖突中刻畫和塑造歷史人物，具有傳奇色彩和戲劇性。

司馬遷有意識地把歷史過程的敘述情節(jié)化，在被故事化、戲劇化了的矛盾沖突中刻畫和塑造歷史人物的形象?！妒酚洝啡宋飩饔浺蚱鋸娏业膫髌嫔识鴺O具戲劇性。這是司馬遷愛奇尚奇?zhèn)€性的產物。楊雄在《法言》：“子長多愛，愛奇也?！崩纭俄椨鸨炯o》中“鴻門宴”的故事，簡直就是一場精彩的獨幕劇。通過這個戲劇性的情節(jié)，成功地展示了項羽和劉邦兩個歷史人物的個性：一個豪爽、無謀和輕敵；一個機智、老練和精細。

其三，運用“互見法”。

為突出某一歷史人物的基本傾向和主要性格特征，《史記》常用“互見法”。所謂“互見法”，即“本傳晦之而他傳發(fā)之”，也就是把關于某一歷史人物的部分材料不放在本傳寫，而移植到其他歷史人物的傳記中去寫，其主要目的是從對某一歷史人物的基本認識出發(fā)，有意識地對材料進行安排和剪裁，以使它們服從于對某一人物形象的塑造。

如《項羽本紀》，為不損害項羽的英雄性格，把他許多政治、軍事上的錯誤放在《淮陰侯列傳》中去寫。又如《魏公子列傳》要突出寫一位謙虛下士的貴公子形象，于是將信陵君魏公子無忌害怕秦國，不肯容納魏齊，以至引起魏齊“怒而自刎”之事，放在《范雎列傳》中去寫。

司馬遷在很多地方都采用了“互見法”，有的注明“其事在《商君》語中”、“語在《晉》事中”、“語在《淮陰侯》中”、“語在《田完世家》中”，不勝枚舉。這樣做既可避免重復，也可以更好地描寫人物。

其四，善于捕捉最足以顯示人物性格內在本質的典型化細節(jié)。

《史記》善于通過一些細節(jié)瑣事展示人物性格，看似閑筆，但卻起著重要作用。《史記》所選擇之細節(jié)，往往能透露出人物整個性格之本質，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如《李斯列傳》：

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絮，近人犬，數(shù)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嘆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

只此一細事就寫出了李斯的整個人生觀，暴露出造成其一生悲劇命運的性格核心——貪戀爵祿，熱衷勢力，最終導致其殺身滅族。又如《酷吏列傳》載張湯兒時審鼠之事，這或者出于傳說，但僅此一節(jié)，亦足見張湯性格之酷烈苛深。

其五，在刻畫人物形象時，廣泛運用了對比、映襯、烘托等多種多樣的手法。

在《廉頗藺相如列傳》中以廉藺二人作比，《項羽本紀》中以劉項對比。正是在對比中，使人物各自的性格顯得更為鮮明。又如《李將軍列傳》中，多處運用對比手法，使李廣這一人物形象展現(xiàn)出獨具風采的個性。通過對比，人物才能的大小、品格的高低、作者的褒貶不言而喻。

其六，人物語言個性化。

《史記》善于錘煉個性化語言來突出人物形象。如項羽見秦始皇南巡渡江時脫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項羽本紀》），而劉邦見此景，則說：“嗟乎，大丈夫當如是也！”清代王鳴盛說：“項之言，悍而戾，劉之言，津津不勝其歆羨矣?！保ā妒呤飞倘丁肪矶妒酚浂罚蛾惿媸兰摇分杏涊d陳涉當了王后，他以前的農民朋友去謁見，“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為王沉沉者！’”“夥頤”（陳設豐富）、“沉沉”（宮室深邃），為楚地方言，符合那位農民的身份，語言質樸而生動。《漢書》采錄此書，但刪去了方言成分，文章的神氣頓減。

《史記》里面的對話語言都力求表現(xiàn)人物的性格，每個人物所說的話都是和其性格、身份及心理狀態(tài)相一致的?！稄堌┫嗔袀鳌分杏浿懿G廢太子事：“昌為人（口）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眱蓚€“期期”，將直臣周昌口吃與發(fā)怒時的神態(tài)惟妙惟肖地表現(xiàn)出來，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其七，強烈的抒情性和人物形象的感染力。

劉熙載在《藝概·文概》中說：“學《離騷》得其情者為太史公?！濒斞赶壬Q之為“無韻之《離騷》”，這是因為，《史記》的文學價值、藝術成就堪與《離騷》媲美，跟《離騷》一樣也是一部抒情作品，而所抒之情和屈原一樣，是一種牢騷激憤之情。這種強烈的抒情性，使得《史記》成為一部閃爍著文學魅力的文學名著。

《史記》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悲劇人物形象，并在敘述這些人物的事跡中寄寓了司馬遷的同情和不幸遭遇，使全書具有濃郁的悲劇氣氛。例如李廣、項羽、賈誼、屈原、韓信、季布、伍子胥等人物形象之中，無不可見司馬遷自身的影子。

明茅坤評云：“讀游俠傳即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欲遺世，讀李廣傳即欲立斗，讀石建傳即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即欲養(yǎng)士。”（《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一《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

四、《史記》的地位和影響

《史記》是我國紀傳體史學的奠基之作，也是我國傳記文學的開端，它的出現(xiàn)標志著中國古代史傳文學的發(fā)展已經達到高峰，它也代表了古代歷史散文的最高成就。

其于史學之影響，有兩個方面：其一，《史記》開創(chuàng)了紀傳體，成為后世正史之祖。自司馬遷著《史記》以后，由《漢書》以至《清史稿》的25種斷代史，皆模仿《史記》體例，雖有增損，但都未能超出其范圍。其二，該著作的考信求實精神，確立了史學的優(yōu)良傳統(tǒng)。

至于文學之影響，亦是極為深遠。其一，其寫作技巧、平易簡潔的語言特點，影響了后世的散文創(chuàng)作；其寫人敘事、情節(jié)結構等方面的經驗，為后世傳記文學、小說提供了借鑒。其二，其豐富的歷史故事，成為后代小說、戲曲、曲藝題材的來源。

五、班固的《漢書》

班固編撰的《漢書》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

班固前后歷時20余年完成了《漢書》的寫作。班固死時尚有一部分“志”、“表”沒有殺青，由他的妹妹班昭補寫，同郡人馬續(xù)協(xié)助最終完成。

班固撰寫《漢書》，曾經受到官方的干預與限制，對《漢書》的思想傾向影響極大。

《漢書》全書記事起于漢高祖，止于王莽末年，計十二本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共100篇，120卷，80余萬字。其體例基本承襲《史記》，然改書為志，去掉世家并入列傳。

《史記》和《漢書》是漢代史學上的雙子星座，也是中國史學上的兩個高峰。它們對后世的影響都很大，故而或“馬、班”并列，或“《史》、《漢》”齊舉，幾乎已成常例。但《史記》、《漢書》有許多不同之處。

首先，表現(xiàn)在史觀上。

在思想上，《漢書》是官修的史書，班固又以儒家道統(tǒng)為指導思想，因而在材料的選擇處理上，往往表現(xiàn)出適應封建統(tǒng)治者的正統(tǒng)思想。而《史記》是私人著述，思想不主一家，富于批判和創(chuàng)造精神。因此，《漢書》的史學見解和史學精神不如《史記》。

《漢書》沿襲《史記》的體例而又有所改易，多用《史記》文字而又有所刪省。其體例之改易，得失互見；其文字之刪省，則往往失卻司馬遷的微旨與敘事的生動。

其次，表現(xiàn)在筆法上。

章學誠說《史記》的特點是“體圓用神”，《漢書》的特點是“體方用智”（《文史通義·書教下》）。所謂“體圓用神”，是指司馬遷雖然發(fā)凡起例，創(chuàng)設了紀傳體，但在具體的寫作中，在細部上，并不受體例的約束；所謂“體方用智”，是指班固處處講究規(guī)矩準繩，追求形式上和表達上的“詳整”。

劉熙載云：“蘇子由稱太史公‘疏蕩有奇氣’；劉彥和稱班孟堅‘裁密而思靡’?！琛?、‘密’二字，其用不可勝窮?！保ā端嚫拧の母拧罚稘h書》有精細的筆法，有自己固定的敘事規(guī)則，以謹嚴取勝，從而形成和《史記》迥然有別的風格。

六、《吳越春秋》和《越絕書》

雜史雜傳乃史的變種與旁支，多記民間軼聞瑣事，往往具有小說的色彩。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第二篇《神話與傳說》有言：“雖本史實，并含異聞?！?/p>

雜史雜傳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趙曄的《吳越春秋》和袁康的《越絕書》。

《吳越春秋》與《越絕書》的內容都是敘述春秋末年吳越爭霸的史實，材料主要來源于《國語》，以及《左傳》和《史記》，又都有許多虛構的故事，所以這兩部著作在內容上可以互證。文學成就上則《越絕書》不如《吳越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