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shù)之宮的陷落——由梅特林克的逃亡說起

大概總在三四個月以前了，偶然在報上看見比利時名作家梅特林克，一個78歲的老人，因為祖國淪陷逃亡到了美國的消息。而且他在布魯塞爾的銀行的存款，全部都被沒收，現(xiàn)在已經(jīng)一文不名。

雖然是隨著許多新聞，同樣草草地翻了過去，但這卻隔了許多天，還清清楚楚地留在我的記憶里，隨時使我想起來，感到一種就像夕陽正要落山，卻被一陣陰云遮沒那樣的感覺。后來，想去把這段新聞抄下來，留作一個紀念吧，卻費了半個上午的時間也沒有找到，這時候又仿佛失望似地感到有一點悵惘了。同時，也常常想起那位比梅特林克小幾歲，卻也有七十四那樣大年紀的法國作家羅曼·羅蘭來。他的祖國是比梅特林克的還要更加上一層恥辱烙印的呢，他是不是還住在瑞士的山中，像第一次歐戰(zhàn)時那樣，不斷地發(fā)著正義的呼喊呢？

一個七八十歲的老年人，卻感到了破國亡家之痛，這實在是人間的一種慘事；然而這卻也是一個絕好的機會，是拿血的代價換來的一個絕好的機會呢，使人得到了一個反省，一個對于自己過去的一生，以及國家與社會，都重新來估計一下，認識一番的絕好機會呢，特別是一個在社會上有著地位，或者有著極高地位的人，在一個曾經(jīng)為他的國家與社會自以為，或者實際上真正效過勞，有過貢獻的人。平常有所謂“蓋棺論定”的說法：等到一個人死了以后，算是他一生的總結(jié)，這時候，他一生的是功是罪，他的分量到底重有幾斤幾兩，他的價值究竟是值國幣若干、外匯多少，都可以掛出牌來，一致斷定的了。雖然是褒是貶，如因為時代與關系不同，常常會互相倒置起來，就在當時也不免有法價與黑市的明暗兩種相差懸殊的價值。然而，這只是一種后人的論價問題而已。他在他的當時對于社會上實際地是功是罪，跟你在事后的論定他為功為罪，完全是兩回事情，不但是與那個人的本身是無礙的了，而且與事又有甚么補益呢？假使，在一個正在享樂他的榮名，以送他的余年，卻一生都走的是錯誤道路的老年人，或者在一個雖然到了行將入墓的殘年，卻力爭上游，跑到時代的前面，作起青年的領隊，因為是被一般人認為反乎“常情”的，自然要受到一般在“常情”下面盛衰榮枯者的攻擊甚或唾棄的老年人，不等到“蓋棺論定”，卻因為他們的國家、社會起了急劇的變化，大多數(shù)總應該都回過頭來看看他們的國家，他們的社會，他們國家社會里過去種種的是否合理，他們的破國亡家是因為自然的無可抗拒呢，還是出于人事的措施失當，是社會制度的根本崩潰了呢，還是出于枝枝節(jié)節(jié)的失調(diào)，假使一旦光復了的時候，是要彌補一下缺陷就可以重整旗鼓了呢，還是須要從根本上改造過來才有前途。這時候，一切的觀感都應該為之一新的，過去的所謂權(quán)威會倒塌下來，社會上攻擊的目標會變成崇拜的對象，大家都有機會像死過一次一樣，重新來作人，來看事，而所謂老年人雖然離死很近了，卻不至于至死不悟，也不至于至死不見諒于國人，這豈不是反倒成為一種幸事，一種極大的幸事了嗎？

梅特林克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國際上極負盛名的象征派作家，就在中國的前幾年都曾經(jīng)風行過一時的，他的許多種劇本都譯成了中文，那本最流行的《青鳥》，不但有兩種譯本，并且在學校里上演過。雖然他曾因為《馬蘭公主》轟動一時之后，博得了“比利時的莎士比亞”那樣的榮名，他的戲劇卻無論在價值上，要比莎士比亞的相去遠的很，就是性質(zhì)也極不相類。他的戲劇，無論場面和人物都是靜的，充滿了神秘的意味，人物的動作很少，對話非常簡單，差不多都是要斷要續(xù)地那樣說下去，所以，有人說這是“靜劇”，往往用背景襯托出一種或是幽靜、神秘，或是緊張、恐怖的場面。他的戲劇，除去后期的《青鳥》和《莫那凡那》，以及《青鳥》的續(xù)劇《訂婚》以外，差不多都是悲劇的，然而他的悲劇既不是希臘的，也不像莎士比亞的那種，跟近代易卜生等的也不相似。他的實際可以說是鳥類或是羊類的，自然的悲劇吧。譬如鳥，也許今天夜間，它就要投到羅網(wǎng)里，但是迎著早晨的陽光，它還是一樣歡悅的歌唱；或者像是夜鶯一般，天明以后的事情，是不能影響到它的夜歌的呢。也許，譬作羊會恰當一些，雖然一兩天內(nèi)它就要被牽進屠宰場了，在牧場的青草地上，還是要一般的耍歡跳躍，來點綴它的生活。人類照梅特林克的看法也是一樣的，不但無可逃避地要有生有死，并且也無可逃避地在生與死的中間要愛；然而這就跟鳥的在枝頭歌唱，羊的在草地耍歡一樣，都是命運的安排，不但無法逃避，也不容選擇。也無論是鳥是羊，還是人類的生生死死，歡喜悲哀，都不由自主地好像海上潮浪，好像天空陰晴風雨，不外是大自然的一種點綴罷了。雖然劇里有主角，在這樣的舞臺上，人物卻并不是真正的主人翁，所以，背景在梅特林克的戲劇里就占了重要的地位。那么命運，這支配主宰人們的生死與愛情的命運是什么呢？在什么地方呢？這于是就需神秘了，要有神秘的境界，于是造成一種神秘的空氣，給你發(fā)生一種神秘的感覺；于是要用象征，要用言語來象征，動作來象征，更重要的是用實在的東西，像指環(huán)，花冠，或者一眼古井，或是一座古堡，一座寶塔之類來象征了。至于對這類象征的認識，卻是因人不同的。有的自以為高明，仿佛就有了很深的認識，有的或者會自認淺薄，那自然也就會很平常地看過去。其實，這跟猜謎或者參詳?shù)那樾尾畈欢?，盡可以不必上當。然而，在當時卻不論是讀得懂，讀不懂，甚至只是聽人說過有這么一回事的，都異口同聲地說好得很，神秘得很，自然也就高明得很，一點都不淺薄。中國前些年的情形更不外是這樣的了。

本來，到了19世紀的末年，象征主義運動繼詩歌之后，成為戲劇的主流，就像以《娜拉》，《群鬼》等社會問題劇轟動一時的易卜生，這時候?qū)懗觥逗Ｉ戏蛉恕?，《大匠》等那樣象征的作品。此外，史特林勃，霍甫特曼等，都丟開了那么嚴重的社會問題，掉轉(zhuǎn)了他們的頭，或者說是閉上了他們的眼睛不管了吧，來象征他們的戲劇，同時也就神秘起來，似乎也就算是深刻起來。實際，這分明是社會上的矛盾加深加重，而一些作家的生活和思想都沒有出路的結(jié)果，就跟在這一世沒有了希望的人，卻把他們的希望放在天國或是來世上的情形并沒有甚么多大的不同的。然而，在當時一般卻認為這是一條出路，一種新的趨向，是20世紀的黎明到來了。

19世紀的歐洲，在世界史上，我們不能不認為是一個偉大的世紀；然而，卻也不能不認為，是一個悲劇的世紀。在歷史上，無論那一個時代，都沒有過能像19世紀的歐洲這樣發(fā)揮出人類的力量，對于社會有這樣多而且大的貢獻的。然而，也沒有一個時代能像這樣矛盾，這樣黑暗，這樣在極文明的大都市的里層，卻充滿著比詩人想象上的地獄還要恐怖得多的罪惡吧。到了這世紀的末些年，一方面是統(tǒng)治力量的擴展，而且加強起來了，由西歐而中南歐，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以至橫跨歐亞大陸的帝俄，都被控制在資本主義，繼而發(fā)展為帝國主義的鐵腕下面；一方面被壓迫被剝削的勞苦工人，在日漸加重加深的黑暗與矛盾下面，也逐漸成長起來了，由于社會主義的傳播，革命黨人的實際領導，不但強固地組織起來，并且有了國際性的組織，于是展開了一種斗爭，一種那么嚴重，那么堅持，雖然有時爆發(fā)，有時又沉潛下去了，然而卻非拼到一個你死我活的結(jié)果，永遠不會停的斗爭。這正像洪水泛濫，到了所謂伏汛時期的情形一樣，一方面是堤岸的加高與培厚，無論是怎樣地洶涌吧，也要或者說是希望平安地過去；一方面是傾盆的大雨，卷浪的狂風，急流巨浪，連沖帶刷而且連沖帶撞地奔騰澎湃。最后，終于在一個風浪最大的，在一個看起來是堤岸筑得最堅固、最高大，卻泥沙已經(jīng)壅滿河道而又隨處都是蟻穴的地方，俄羅斯帝國，打開了一個決口，爆發(fā)了共產(chǎn)革命。這中間自然顯出形形色色，五花八門的現(xiàn)象：有高山大河，也有穢溝和臭毛廁；有偉大的斗爭，也有醉生夢死的享樂；有的拿牛肉來喂狗，更有許許多多眼睜睜地餓死；拼著犧牲流血在那里革命的有人，借著這個機會爬了上去的也不少；要把這個社會來重新改造過的是一種，在夢想著這個社會自己就會走上合理道路的又是一種；有人在那里呼號奔走，或是在地下室里醞釀著火山的爆裂，有人反在那里大作其幫閑的清客，或是幫忙的兇手；堅決的，站在一方對壘起來，騎墻的跨在中間，有時向這方面邁一步，有時又跟另一方面拉起手來，最巧的是在向這方面邁步的同時，就把手伸給了另一方面，然而也會弄巧成拙，成了雙方不討好的拔毛烏鴉。在歐洲也有莊子的信徒，所謂齊物論派，說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并且“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不但資本家滿身銅臭，俗不可耐，就是甚么革命改造，也是一陣亂吵，好像春草池塘的青蛙，叫人心煩。于是一日進一步，就產(chǎn)生了所謂高蹈派，回到屋里，關起門來，閉目養(yǎng)神，創(chuàng)造自己的世界吧。外面就是狂風暴雨一齊來，拔木飛屋了，只要他自己的這間房子沒有問題，也可以不管。因為這是人間的事情，他的不朽的偉業(yè)卻在天上。有的又在主張“公論”了：有錢的人固然很可惡，窮人也一樣是壞東西，所以，不但反動的分子腐化，革命的人物也一樣墮落；反過來呢，不但窮人可憐，就是有錢的人也不舒服，好像是說不但羊被狼吃的滋味難受，就是狼吃羊的滋味也不舒服?！偈鼓汶S便翻開一部19世紀比較詳細的歐洲史看看，就不難看見那一時數(shù)不清的，好像到了水族館或是動物園那樣多的奇形怪狀，你也許不自覺地就會發(fā)出“宇宙之大”的感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