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社成立于崇禎二年己巳（1629）的尹山大會，至崇禎六年癸酉（1633）舉行虎丘大會，省內(nèi)外來赴會者多達幾千人，當時各地名氣較大的文社皆統(tǒng)合于復社的旗幟下。復社能夠在短短的時間內(nèi)迅猛發(fā)展，成為中國歷史上人數(shù)最多、規(guī)模最大的士人團體，并非出于偶然。晚明特有的社會文化土壤培育了復社這一特別的歷史文化產(chǎn)物。
自萬歷年間（1573—1620）至明朝滅亡的數(shù)十年歷史，被稱為晚明。這段時期，是王朝即將變更的動蕩時代，外族入侵，農(nóng)民起義，社會各階層產(chǎn)生了不同的心理與復雜的變化。這個被黃宗羲稱之為“天崩地解”的時代，在世人的心中引起了各種騷動與不安。當時，儒學日漸衰微，各種莊玄佛禪學說競相爭鳴。陽明心學在士大夫集團中盛行，李贄刮起的狂禪之風和異端思想對中下層士人有深刻影響。舊的道德體系受到各種新學說的挑戰(zhàn)，士人的價值觀與思想結構面臨重塑。
明朝立國以來，政治文化思想上顯示出向正統(tǒng)與傳統(tǒng)回歸的傾向，文學上幾次掀起復古主義的思潮。萬歷末年，以王世貞、李攀龍為首后七子的復古主張受到公安派、竟陵派的質疑，以三袁為代表的公安派與以鍾、譚為首的竟陵派先后以性靈為旗號，批判復古派以剽竊模擬為能事的流弊。到了啟、禎年間，公安派的后學流于輕率浮泛，竟陵派的末流走向刻峭冷僻，文壇的重心開始向江南文會之地傾斜。
有明一代，博取科考功名的士子們?yōu)榱搜杆僬莆諏懽靼斯晌牡募挤ǎ「鞣N社藝、房稿、會稿等來模仿。當時社會上結社會友的風氣濃厚，士子們結成各種八股文社，相互切磋，交流寫作技巧，尤以江南一帶的文社尤為興盛。不同文社有不同的八股文法與家法。社藝選本是否暢銷，與社的聲名、選家的經(jīng)濟利益直接掛鉤。為了獲得更多的名與利，不少選家粗制濫造，大量偽經(jīng)偽子的選本面世，造成士子們學無根柢、浮躁空疏的文風與學風。艾南英在《甲戌房選序下》中批評當時的選政：“故序既以正文體之事責備今之進士當多讀書，而又責備今之為選政者尤必多讀書，選政濫則天下之文章愈敗壞而不可支。數(shù)年以來，偽經(jīng)偽子雖作者不能無罪，然使無諸選手為之揚波助瀾，大書特贊，則天下之士何由而見之？而其禍遂上中于國家?！?sup>
面對這樣一種政治文化局面，一些士人站出來，提出尊經(jīng)復古的主張，試圖以正統(tǒng)的儒家道德倫理觀念、傳統(tǒng)的經(jīng)史之學與雅正的文學思想來挽救當時的世俗人心，糾正空疏無學的文風。他們有著共同的信念與志趣，很容易走到一起，結成旨趣相近的文社。其中，張溥等人倡舉的應社成為當時聲氣較廣、影響較大的文社。其他諸如幾社、匡社、南社等文社，與應社的宗旨、主張相近。在張溥強有力的號召與卓越的領導下，眾多文社統(tǒng)合于復社，成為復社的組成部分。越來越多的生員們加入復社的隊伍中，形成了中國古代社會最大規(guī)模的社團。
第一節(jié) 社會文化背景考察
復社興起的因素相當復雜，關系到方方面面。張鑒在《書復社姓氏錄后二》中曰：“考明季社事始末，雖盛合于婁東二張，要其萌蘗，實在明之中祀，殆其后風氣所趨，至二張有不得不合之勢，則明之國脈使然，雖人事，亦天意?！?sup>張鑒指出復社興起不僅是人的作用，還因為“天意”使然。所謂“天意”，原有冥冥中外力操縱命運之意。在這里，張鑒用來強調(diào)明朝國運對明末社事的深刻影響，勢必關注到從晚明政治、經(jīng)濟、世風、文化等方面的態(tài)勢，來理解和評價復社產(chǎn)生的意義，實為有識之見。復社的發(fā)展與當時的社會與文化背景密切相關。
一、啟禎政治與士人心態(tài)
明王朝在啟、禎之際已處處顯露出它無法遮掩的疲態(tài)。政治日益腐敗，社會矛盾異常尖銳，加上內(nèi)憂外患、天災人禍，明王朝如西邊落日，難挽頹勢。當時，以魏忠賢為核心人物的宦官集團只手遮天，兇殘地毒害東林黨人，尤其是三吳人士。張溥追憶：“時大珰執(zhí)衡逆逞，欲鋤盡海內(nèi)正人，鉤黨之禍，吳楚尤毒。”而趨炎附勢之輩群起，助紂為虐，刊刻《三朝要典》及《東林黨人榜》《東林點將錄》等，企圖一網(wǎng)打盡正直人士?！按螳氈?，成于倉卒，而一時和之者，遂因其勢以搖四海，聚正人而被以部黨之名，加之燔灼?！?sup>閹黨構造事實，誣指正人結黨營私，矯旨逮系，濫施刑罰，楊漣、左光斗、周順昌、魏大中等人先后在獄中斃命。
面對這種殘酷局面，潛心苦讀以博科名的士子們也從書堆中抬起頭來，痛心國事，滿腹悲憤。有的忍無可忍，帶頭反擊魏珰，如楊廷樞、徐汧等人帶領蘇州人民阻止緹騎逮捕周順昌；有的伺機待發(fā)，私下泄憤，如陳子龍回憶：“逆奄矯旨逮治周忠介公，吳民憤奮擊緹騎至死。時道路洶洶，以為四方響應，將有漢末討卓之舉。予亦陰結少年數(shù)輩，诇伺利便，久之寂然，嘆恨而已。則縛芻為人，書奄名射之，諸長老罔不詈童
取赤族，不以聞之先君也。”
天啟七年（1627，丁卯）八月，熹宗病死，思宗（即崇禎帝）即位，十一月，放魏忠賢于鳳陽，道死，詔磔其尸。思宗為熹宗朝忠節(jié)死臣一一平反。死難者后人如黃宗羲、周延祚等得以一舒心中憤懣。思宗平定逆案的舉措無疑給壓抑已久的士人帶來了新的興奮與激勵，天下士人喜形于色，皆謂“圣明之帝”。雖然思宗即位僅僅是明王朝在歷史上的最后一抹余暉，這末日的燦爛給喜悅中的士人們帶來了新的希望，再次激發(fā)了他們建功立業(yè)、為國為民的心志。
國運多舛，天下大亂，士人們參政、議政之心變得更加強烈。他們以自己手中的刀劍——筆，寫下一篇篇為熹宗朝中殉節(jié)的忠臣烈士彰顯精神的散文。如張溥的祭文、墓志銘，最有名莫過于《五人墓碑記》，表彰五人“激于義而死”的壯舉。再如《贈太仆寺卿周公來玉墓志銘》，張溥追述了周宗建短暫而輝煌的一生，尤其是任御史期間，激于忠義而屢次上疏魏黨；文中還指出：“自古外廷與內(nèi)角不聞一勝者，豈盡不密哉？繇其陰賊著心，禁近勢便也。周公踽踽奮身，以除左右之惡，不憚再三，欲匡王國而使正，公固不欲免，即欲免，其可得乎？”天啟三年，周宗建回家鄉(xiāng)，慘遭附逆的無恥之徒誣陷，下獄致死。讀張溥此文，周公勇于進言、敢于任事的高貴品性，以及忠勇無畏的精神明于后世，可歌可泣。
譚元春的《吊忠錄序》，則回顧了楊漣遭閹黨毒手殺害的慘事，為今日得到昭彰而欣慰，“中丞楊公大洪以擊魏珰二十四罪，逮系詔獄，榜笞刺剟，一身無余而死。當是時也，天下之人腹悲膽寒而不敢言。其后二年，今上深褒其忠，禠奸人以慰貞魂。郡伯胡公于毀巢卵翼之，又從而建祠之。海內(nèi)知與不知，歌詠嘉樂，甚至稗官之家，編為小說、傳奇之部，鐫成圖像，其于常山之血，侍中之發(fā)，若已成金鐵星斗，不可朽壞。男子在世，此為大快，而國人哀之，猶為賦《黃鳥》”。東林黨人不惜用血肉之軀與閹黨做斗爭，他們的忠義之心激勵了當時及后世的讀書人。
士人們不僅政治上承接了東林黨人抨擊時政、勇于斗爭的精神，而且思想上深受東林學術的影響。萬歷中期以后，以顧憲成、高攀龍為首的東林學派繼承與發(fā)展了程朱理學，抨擊心學流派宣揚的“無善無惡”與“狂禪”之風，主張濟世救民，務實致用。東林學派倡導的經(jīng)世致用思想開始蔓延，成為與王學并行的社會風尚。隨之，談兵的風氣也逐漸盛行。
隨著明朝政局的劇烈變化及國運的岌岌可危，外有強敵清朝的虎視眈眈，內(nèi)有李自成、張獻忠等農(nóng)民起義，戰(zhàn)火連年。士人們的從軍意識大大提高，越來越重視經(jīng)濟、戰(zhàn)術、謀略等有用之學。他們好為大言，說大計。在他們的文集當中，談論邊塞地勢、將相人才、兵策謀略的文章不勝枚舉。陳子龍等人編輯的《明經(jīng)世文編》中，收錄了大量的策、對、議等實用性文章。趙園在《談兵》中提到：“由《明經(jīng)世文編》、明人文集看，越近末世危局，士人談兵越有精彩?！?sup>談兵成為文人社事的主要內(nèi)容。陳子龍、李雯的《陳李唱和集》作于崇禎六年癸酉，周立勛序曰：“故能奮舉藻思，博綜渺義，每談天下事，則壯往健決，莫不符會。”夏允彝序曰：“然二子者，皆慨然以天下為務，好言王伯大略，曲儒陋士，聚而非之，顧盼豁如也。”可見陳、李二人在切磋詩藝、酬唱應和中，亦常常談論天下事，研究治兵謀略。
張溥、陳子龍、吳應箕等人都有不少談兵之作，以張溥為例，他的文集中有館課一類，是日常為弟子所開講的內(nèi)容，多為談論天下大勢的文章。內(nèi)容有考察軍事要塞，縱覽山川形勝的，如《備邊論》，指出：“四方之大，有一之不備，禍之發(fā)也。即于其所不備之地，然則掌固司險之職，顧可忽乎哉？要而論之，法詳于前而令馳于后，則皆子孫之過也?！?sup>他在《山東論》中強調(diào)山東為形勢的“要害之地”，“足為天下輕重”；《海防議》中詳細指出蘇州沿海之地的險要之處；《江防議》中分析了崇明、通泰兩地是防御賊寇南下的關口。
有談論權謀、陰陽、形勢、技巧，挑選軍事人才標準的，張溥有《兵論》，認為“將得其人，無貴乎兵之多也！多其兵，則必多為之食；一不繼，而即因以為亂；不必其不繼也，前后之賜稍盈殺焉，而大亂之萌即于焉起。故用兵之道，貴恤其死綏之義，而尤當詘其見盈之心”。張溥的《任邊將論》討論了任攻將與任邊將之異同，指出帝王對邊將應充分信任，知人善任，“固其志也！茍非俾事權、絕讒間，而示之以簡佚寬厚，亦何以養(yǎng)數(shù)十年而不變乎？”在《選擇將帥之術議》一文中，張溥分析了漢、晉、唐、宋及明高祖選舉將帥之術，主張文武之道合一。張溥還有《備倭論》《馬政論》《治夷狄論》《女直論》等策論文章，都從各個方面討論治國大計。
有討論品性、士風、朋黨、宦官、君子與小人等話題的，張溥有《士品臣品議》《擬興民行端士習以正人心以固邦本疏》《忠清仁辯》《古今才誠合一大臣論》《立朝以正直忠厚為本論》等文章。當時的士人們對此類話題很熱衷，紛紛拿起筆來，各抒己見，精辟地分析了品性的高低，朋黨的區(qū)別，君子、小人的差異。李雯有《朋黨論》三篇，文中多有精彩獨到的見解，如“小人之黨精于小人，精則純，純則勝；君子之黨不精于君子，不精則離，離則敗”，“漢唐以前朋黨之名恒在小人，漢唐以后朋黨之名恒在君子”等等。復社諸子的文集當中，這一類的議論極多，如陳子龍有《別邪正》的策論文，吳應箕有同題作。士人們結社的目的之一，就是共同結伴來砥礪志氣。
這股經(jīng)世致用的思潮顯示：明末，有相當一部分士人擺脫了左派王學的佛禪思想影響，正面現(xiàn)實及外部世界，關心國家與民生，萌發(fā)了挽狂瀾于將倒的宏大志向。這是明末文人以天下為己任的自覺精神的反映。風氣所致，議政、談兵成為士人們相互交流的中心之一，有助于他們之間的了解與溝通。而共同的心理背景也促使他們相互吸引，相互靠攏，結成一個擁有共同思想和奮斗目標的社會團體。
二、日漸卑下的世風與士風
明中葉以后，太湖周邊地區(qū)的經(jīng)濟迅速發(fā)展，資本主義開始萌芽。這一帶包括蘇州、松江、常州、鎮(zhèn)江、嘉興、杭州、湖州等地，人口密集，市鎮(zhèn)眾多，水路交通方便，各地商人云集，貿(mào)易興盛。至明末，這里已經(jīng)成為集農(nóng)業(yè)、手工業(yè)、商業(yè)于一體的全國經(jīng)濟中心。隨著經(jīng)濟的發(fā)展，奢侈之風漸漸盛行。加上陽明心學對士人思想的滲透，尤其是李贄刮起的一股“狂禪”之風對社會的中下層影響深遠。當時的人們逐漸懷疑傳統(tǒng)的道德價值體系，注重個性的解放、自我的感受與現(xiàn)世的快樂，日益追求物質享受，生活方式日趨浮靡。
天啟年間，魏忠賢手握大權，排斥異己，有不少士人卑躬屈膝，媚事閹黨，以稱功頌德為能事，士氣越發(fā)卑微。古風漸渺，流風趨下。官宦貪污受賄，欺壓百姓；一般士人攀附權貴，求名逐利；普通百姓講究吃穿用度，風俗漸靡。郎瑛的《七修類稿》卷十五“世道”條記載：“富貴易溺，道義難行，近惟科目取人，舉業(yè)日盛而經(jīng)學淺也，人心尤入于利。故賄賂公行而禮幣無，志銘太甚而史書非，諂諛日盛而風俗薄，在上者好古矯俗不能保其位，在下者特立操行不能存其身，真欲痛哭流涕也！”趨利便易的風氣影響了士人們的價值取向與精神面貌，他們的思想發(fā)生急劇改變，由傳統(tǒng)的儒家思想“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趨向于放浪不羈、注重自我感官享受，由秉持忠義節(jié)操轉向趨名逐利，甚至寡廉鮮恥。
當時，社會上出現(xiàn)了一類四處游歷以交結權貴、專事經(jīng)營以博功名的士人，同時招搖撞騙，混吃混喝，影響極壞。張采的《游客說》就描述了這一類人物：
游客，不審所由稱，前此絕不聞。
余臨上歸，稍見告。然亦孝廉上公車。及罷，道經(jīng)故人部，問候倌。故人則尋交際。既名下士，輒擔簦，遠走干有司。既不必名下士，板鐫詩若文一二冊，即負名下持要人牘，遠走干有司。有司冀游閑聲，且懼騰謗，事惟謹?；蛳韧ù蟾?，挾大府臨守令，事益謹。間遭夷鄙，伉者謾罵，葸者強顏受，必厭所欲去。吳故孔道，縉紳，及廢吏，下至方技，絡繹即次。則居間訟獄，若有司承奉，判牒送某，呼持牒史，語富人，具若干金，否則不牢狴。夫千金之家，豈有千金？不過田廬器物，俄責若干金，必黜田拆廬、變易器物應，急不得三之一，將立破。
噫！士農(nóng)工商，先王別為四民。故士循禮義，安鄉(xiāng)里，守己謹分。農(nóng)修樹藝，篤稼穡，先時備潦熯。百工竭智力，日夜務所務。商則調(diào)泄貴賤，衡量子母，歷寒暑，逐道路。各有恒業(yè)，統(tǒng)曰恒產(chǎn)，斯有恒心，而天下治。今既儒衣冠，與有司廷讓，則士矣，乃襲商術；且商篋高貲，大者千萬，次不下什佰，彼儒衣冠者皮面爾？然不聞賈劫民財，旅奪官政，則擬商當不受。
雖然，于客乎何尤？實維主者。主者任天子郡邑，寄子惠下民，所御惟法。故法一則民安。茍無犯而加贖刑，則是以法斂財；茍麗辟而幸免，則是以生死權利。以法斂財，則富者莫保；以生死權利，則貧者莫服，而富者有恃以逞。若是，則天下惡得不亂？岌乎其亂，猶客是徇。徇客，則境內(nèi)有力者，皆得持其上。于是廷如市，有司如儈，客及境內(nèi)有力如販。問所鬻，則惟下民；問所高下，則惟天子法。一日寇至，令曰執(zhí)干戈以衛(wèi)，得乎？
有人曰：“是楊朱行，將蔑而恩，離而情，奈何？”曰：“余求友聲，切胞與，詎不通往來。但惠必歸德，如郭元震遇書生，范純?nèi)视鍪?，傾橐捐麥舟。則振乏，仁也；通財，義也。仁與義，寧靳諸？倘取官中物，即不度，況鬻下民，高下天子法，以充報贈。此無他，廉恥不明，故士行不立；士行不立，故客輕去其鄉(xiāng)，而主者輕用其法。使廉恥明，則人不倍本行，不求外勢，不昧公道以結私惠。則四民有常，即盜賊何自起？斯治亂攸系，可無辨?！?/p>
或謂游客者，文之爾。通稱為秋風，言所至凋落；或為抽豐，言分乃羨溢也。吳舊守陳公默庵，有謝客榜。辭云：“我豐，任爾抽。今豐安在？毋落客事。”一時播笑，回車去。是知源清流清，源濁流濁，大致弗爽。然則學士大夫，禁足一室，音問不越郊圻，絕物奈何？曰：“孔子亦云朋自遠來，即文章推史遷，未嘗不歷九州，閱險易，第義利斷斷，則不家食吉矣?！?sup>
這一篇長文中，張采首先描繪了士人與有司交際的各種丑惡現(xiàn)象，影響了社會的各個階層，從而提出士農(nóng)工商應該各安其分。而一些士人儒衣冠，襲商術，劫民財，奪官政，使地方政治日益敗壞。這類士人即為游客，四處打秋風。要杜絕這種打抽豐的士人，必須是地方長官立身謹慎，執(zhí)法嚴明，行仁義，明廉恥，則士行立，民安定，天下大治。
在《題錢侯誓辭后》與《錢侯榮升序》兩文中，張采盛贊了太倉知州錢肅樂拒謝游客的高風亮節(jié)。至弘光朝，張采的《在禮言禮疏》一文再次指出士人“廉恥道喪，囂薄日滋”，以至于“北邊賊至，皆生員先率趨迎。及先帝既崩，臣鄉(xiāng)處處鼎沸，皆生員先率唱亂”，而敗壞士習主要有兩類人：一是“竊附高流者，專經(jīng)未通，輒板行所肆課，號曰名士”；一是“平日挾持長吏，橫議是恣，復干要人牘，往來他郡邑，號曰游客”。
直到晚清，這類打秋風的士習仍然盛行于世。晚清四大譴責小說都描繪了此類人物與現(xiàn)象，除《老殘游記》中的“游客”老殘為人正直高潔以外，其他皆為張采所指的一類人，四處打秋風。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現(xiàn)狀》十五回“論善士微言議賑捐 見招貼書生談會黨”中，（吳）繼之道：“這風聲傳了出去，那一班打抽豐的來個不了，豈不受累么？”《官場現(xiàn)形記》十七回“三萬金借公敲詐 五十兩買折彈參”中描寫的人物魏翹就是靠抽豐過日子的。《儒林外史》中描繪游客之丑態(tài)最為淋漓盡致，如第三回“周學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戶行兇鬧捷報”寫周進變?yōu)榇蚯镲L的游客，“會試舉人，變作秋風之客；多事貢生，長為興訟之人”。此類人物在《儒林外史》的第四、十七、三十二、四十四、五十一回，都頻頻出現(xiàn)。
面對軟靡的世風與士風，當時的有識之士心憂國運與世途，決心通過復古的舉動來振衰俗，返淳古，彰舉忠孝節(jié)義，扶正人心。張溥的《正風俗議》一文專門討論了如何改變風俗的問題。他首先描述了士人缺乏節(jié)操的種種行為，“風俗之不古也，士子為甚。逆珰之亂，獻諂造祠者倡于松江；奴酋之橫，開城乞降者見于永平。于是天下爭言士子之變，淪胥已極，幾甚于堯時之洪水、周初之猛獸”；然后指出各種不良的風氣習俗，如衣著穿戴僭越禮規(guī)，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貧者衣食無著而富者奢侈浪費；再指明令人憂心的并非這些風俗，而是“人心”，“今日之人心，莫患乎諱道學之名而指六經(jīng)為迂闊，不樂聞封疆之急而幸目前為茍安”，世人學無根柢，心無忠義，必須“示以風厲之權而明其賞罰之道”，從而使他們明了自己有責任于國家的興亡，奮勇殺敵，收復失地。
士風軟靡，隨之而伴的是學風的鄙陋。當時的士人樂于便易，游談無根，或剽竊前人，或取徑低下，學風空疏頹弊，文風鄙俚淺俗。張溥在《答周勒卣書》中指出：“當今經(jīng)業(yè)堙頹，士鮮實學。世所號為魁然者，咸取徑時體，掇其不倫之辭，自名詭特。”如何改變士習學風呢？復社的士人們選擇了復古的途徑，倡導經(jīng)史之學來振興古學，提出文章的寫作應以六經(jīng)為根本。據(jù)《復社紀事》載：“（崇禎元年）先生（指張溥）以貢入京師，縱觀郊廟辟雍之盛，喟然嘆息曰：‘我國家以經(jīng)義取天下士垂三百載，學者宜思有以表彰微言，潤色鴻業(yè)。今公卿不通六藝，后進小生，剽耳傭目，倖弋獲于有司。無怪乎椓人持柄，而折枝舐痔，半出于誦法孔子之徒。無他，詩書之道虧，而廉恥之途塞也。新天子即位，臨雍講學，丕變斯民，生當其時者，圖仰贊萬一，庶幾尊遺經(jīng)，砭俗學，俾盛明著作，比隆三代，其在吾黨乎！’乃與燕、趙、魯、衛(wèi)之賢者，為文言志，申要約而后去?！?sup>面對澆薄的世風士習，及新君即位的勵精圖治，張溥勃興了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與責任感，以尊經(jīng)重史來改變俗學。這段記述還說明，張溥有意結交來自各地的賢能之士，以文會友，申明志氣，訂立盟約。
在當時，同心同德的士人們紛紛靠攏，結社會文，試圖以文章為工具，挽回世道人心。如以吳應箕、徐鳴時為首的匡社，合七郡十三子之文行于世，社名“匡”，即有“匡正時俗”之意；以周鐘主盟的應社，“應”即取“同聲相應”之意；以張溥為首的復社，取“興復古學，務為有用”之意；而陳子龍等人的幾社，冀“絕學有再興之幾而得知幾其神之義也”。侯峒曾在《持聲社序》一文中指出：社“蓋將以企望德義，獎化風俗，非為藝文設也”。明末文人舉社事，不只是詩酒唱和，消遣娛樂，而是有著匡正世風的現(xiàn)實目的。由此可見，明末紛紛涌現(xiàn)的各種文社，它們的成立有著共同或近似的目的，就是對當時的世俗、士習、學風和文風有所匡扶。相同的目標與相似的主張，使士人們走到一起，達成共識，相互砥礪，攜手共進，最終形成龐大的社團組織。
三、文人結社與八股取士
（一）社的起源
復社興起與明人結社風氣的濃厚密切相關。追溯文人結社的來龍去脈，先看杜登春《社事始末》中的一段分析：
夫社何昉乎？考之《禮》，勾龍為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又王以下皆立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注：大夫以下包士庶，成群聚居，滿百家得立社，為眾特置。宋雜記載弓箭社，諸閫帥都行之。王楨《農(nóng)書》載鋤社，合千家治田，有不任田者，眾力助成之。此推本助徹之意行于鄉(xiāng)族者也。其見于他書者，欒布厚報有德，燕齊間為社，號欒公社。董京逍遙吟詠，宿白社中。白居易與香山九老結香山社。遠公與十八賢同修凈土，號白蓮社。文潞公與富鄭公集洛中士大夫為耆英社。大抵合氣類之相同，資眾力之協(xié)助，主于成群聚會而為名者也。明季諸公，本是名以立文章之幟，建聲教之壇，其亦取諸治田者之通力合作、守望相助已爾，取諸香山耆英之不論貴賤、不拘等夷、同事于筆墨討論之間已爾。
杜登春首先考察了社的來歷，最早與祭祀、禮法有關，大夫以下滿百家即可成群立社。后來在普通民眾的日常生產(chǎn)與生活當中也出現(xiàn)社，地方的軍事組織有弓箭社，民間的老百姓有鋤社，它們的成立是出于通力合作，相互協(xié)助；而文人士大夫出于共同的志趣或信仰，同心協(xié)力，結社聚會，如欒公社、白社、香山社、白蓮社、耆英社等。從而指出明末文人建壇結社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夠相互協(xié)作、平等交流、共同切磋、襄舉文事。
（二）社的命名
古人結社，其命名有多種由來。社之得名，或取諸社之宗旨，如復社、幾社、應社等明末社團多采用此種命名方式?；蛞蛑M織者或成員，如欒公社、耆英社等。或因之結社地點，如香山社、白蓮社、武林讀書社等。以社集所在地為社名較為常見，萬時華在《沈昆銅瑞芝亭近藝序》寫沈士柱、舒宏緒與自己三個人在瑞芝亭讀書，取是亭以名其社?；蚓売谛问剑珉S社，艾南英的《隨社序》：“麻城王屺生自黃州入南昌，上廣信至臨川，梓其征途所錄名曰《隨社》?！舴蛏缰疄槊?，起于鄉(xiāng)閭黨族、春秋祈報之說，而士因之以締文。至于相距數(shù)千里而名之為社，則古未前聞也?！?sup>艾氏指出：王屺生從湖北至江西，將沿途所得文章結集名為隨社，集中文章成于不同地方，相距可達數(shù)千里之遙，卻仍為同一社集。隨社之隨，既有沿途隨意掇拾之意，也包含著社集形式自由隨意的含意。
（三）結社目的
明人結社，最主要的目的是以文會友，在談藝論道中提高詩文的創(chuàng)作技巧，從中取得進步與樂趣。賀貽孫的《藜社制藝序》一文描述了文人創(chuàng)作時的狀態(tài)及與友人討論的情景：“夫文亦有砥礪焉，當其收視反聽，專志凝神，經(jīng)營慘淡，四顧躊躇，恍然躍然，深自許也。業(yè)自許矣，忽跂而望，曰吾友其許我乎？業(yè)許我矣，能無今是而古非，共是而獨非乎？業(yè)無之而不許我矣，則是我友果不我欺也。我果無負于我友也，猶且展轉低徊，或歌或笑，或嘿或語，或千里而命駕，或睹面而犯顏，或送一難而終日動色，或爭一鮮而終身衡決。謂夫琴瑟之專一，不若絲竹之殊調(diào)也；有心者之同，不如無心者之不同也。其不同者乃所以為同也，豈區(qū)區(qū)呼號儕類以為同也歟哉？”從中可以想象朋友之間切磋文章時相互質難、期許、爭辯的興致和趣味，在各執(zhí)己見的背后，是相互之間的信任與深厚的友情。
（四）社的分類
明代社事最為繁興，文人結社的形式多種多樣，根據(jù)組織的特點來劃分，主要有如下兩種：
其一，成員、地點、社約相對固定的，如武林讀書社、中州雪園六子社。侯方域的《雪園六子社序》曰：“吾向者雪園之君子，有若吳子伯裔、伯胤、徐子作霖、劉子伯愚，嘗與吾二三子為之；其從而為之羽翼者，莫不以文采自著，而以躬行相砥，甚盛事也。無何，雪園有寇難，四子者死，余與賈子開宗散而之四方，徐子作肅與其侄世琛，采橡栗，揮鋤田野，雪園之社虛無人焉?！?sup>按文中所述，在遭遇寇難之前，雪園六子社的人員基本確定，結社目的鮮明，切磋文章，砥礪躬行，社事活動在同一個地方定期舉行，內(nèi)容也有所規(guī)定。這樣的社相對穩(wěn)定，有凝聚力。
其二，時間短暫、成員不定、組織較為松散的，這一類的社往往是士子們在金陵、京師兩地應試時所結，如崇禎元年，艾南英在金陵與劉斯陛、甘元鼎、王徽、沈壽民、沈士柱、周銓等人所結的偶社，“皆邂逅傾蓋，定交杵臼之間”。再如艾南英在《國門廣因社序》中記述：“戊辰春，會稽徐介眉、蘄州顧重光、宜興吳圣鄰糾合四方之士聚輦下者訂定因社，是年社中得曹允大為禮部第一人。庚午、辛未之試，舊社皆集，乃復尋盟而增之為廣因社，于是中禮部試者復六人。而予罷歸，過濟上，則圣鄰行館寓焉?！?sup>這樣的社有臨時起興、隨聚隨散的特點。
（五）八股文制度與文社的勃興
自明太祖朱元璋規(guī)定以制義取士后，科舉制度日益完善，士人間的接觸、交往越發(fā)頻繁，談論八股技藝漸漸成為士人社事的重要話題。據(jù)陸世儀的《復社紀略》記載：“令甲以科目取人，而制義始重。士既重于其事，咸思厚自濯磨，以求副功令。因共尊師取友，互相砥礪，多者數(shù)十人，少者數(shù)人，謂之文社。即此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之遺則也。”可見文社的興盛受到了科舉制度的刺激與影響。
萬歷末年以后，各地以揣摩經(jīng)義、應付科考為目的的文社如雨后春筍般涌現(xiàn)，如羅萬藻在《鑒湖社序》說：“國朝以經(jīng)義取士二百余年，太平之治，皆由此出。而士以草莽之器，一旦謨議廟廊、垂勛竹帛者，當其俯首制藝時，才猷德器，所磨煉以入用之途，惟此為最細。故八股之制，代相崇重，而海內(nèi)名社，各從其方以起。二十年間，亦文字號稱極盛之日矣?！?sup>指出有明一代，八股文的創(chuàng)作受到推崇與重視，至明末更甚，海內(nèi)名社各推一方之制藝。幾社諸子以經(jīng)世之學、詩文創(chuàng)作為重，其社事的興起也有著科舉的目的?！渡缡率寄份d：杜麟征對夏允彝說：“我兩人老困公車，不得一二時髦新采共為薰陶，恐舉業(yè)無動人處?！倍拧⑾亩藶榱颂岣甙斯杉妓?，希望吸納出色的人才來一起開展課藝活動，遂敦請文會。
八股取士的科考制度對文社的發(fā)展影響極大。有關八股技法的討論成為文社的重要話題，社員平時的讀書、練習也多數(shù)為了科考而準備。文社將成員的社藝結集成冊，刊刻于世。社稿的流傳，有助于擴大文社的名氣與影響，吸引更多有才學的士人加入?！稄蜕缂o略》卷一載：以吳應箕、徐鳴時為首的匡社文章行世已久，“至是共推金沙（指周鐘）主盟，介生乃益擴而廣之：上江之徽、寧、池、太及淮陽、廬、鳳與越之寧、紹、金、衢諸名士，咸以文郵致焉。因名其社為應社，與萊陽宋氏、侯城方氏、楚黃梅氏遙相應和。于是應社之名，聞于天下?！卑斯缮缢嚨慕Y集發(fā)行，有助于社的張大聲氣。
一方面，有名的選家挑選某場某房士子的應試文字刊刻成集，這些房稿的發(fā)行對于提高個人聲譽及文社的名聲極有用處；另一方面，選家本人或其弟子、同社社員等在科考中勝出，也有助于其制義文字及選本的流傳?！稄蜕缂o事》載：“四年辛未，偉業(yè)舉禮部第一，先生（指張溥）選庶吉士，天下爭傳其文?！备纭⑿廖?，張溥、吳偉業(yè)師徒連捷成進士，還有多個復社人士中榜，復社聲氣更廣，人人爭相入社。而張溥所選的制義選本《表經(jīng)》膾炙人口，盛傳天下。文社領袖對于弟子、社員的極力推薦，使他們的名聲擴大、文章流傳，有利于應試時引起考官注意，中試機會更大。《復社紀略》卷二記載張溥獎掖后進不遺余力，每歲、科兩試，均通過各種方式推薦社中士子中試。越來越多的讀書人搶著加入復社，成員隊伍更加壯大，遍布大江南北的浙、蘇、皖、豫、閩、鄂、陜、魯、黔、晉、粵等十余個省份。
影響事物形成與發(fā)展的因素總是多方面的。復社的興起與晚明特殊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制度有著密切關系。明朝復雜的政治局面、吳中人士與中央政治的關系、江南經(jīng)濟的發(fā)展與市鎮(zhèn)的繁榮、科舉制度以八股文寫作的要求、明代文壇幾次掀起的復古思潮、文人結社的傳統(tǒng)與結群論文的風氣、吳中獨特的文化與風俗、當?shù)厝罕娺\動的勃興等種種因素，都與復社的建立、發(fā)展是離不開的。當然，還離不開人的因素，具有各種才干的士人的共同努力，中國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最具影響力的文人社團組織得以形成與迅速發(fā)展。
第二節(jié) 張溥的個人才能及對復社興起的作用
復社的興起與發(fā)展有賴于領袖的作用，張溥在士人當中有強大的號召力與組織能力，能夠團結優(yōu)秀的士人在他的周圍。而張溥可以成為復社的領袖，與他擁有強勁的個人魅力與出色的領導才能分不開。
其一，張溥有著超乎常人的刻苦自勵的精神。《復社紀略》卷一載其少時遭家奴欺侮，灑血書壁，立志光耀門戶，遂發(fā)憤讀書?！睹魇贰堜邆鳌酚涊d：“溥幼嗜學。所讀書必手鈔，鈔已朗誦一過，即焚之，又鈔，如是者六七始已?！?sup>七錄齋的得名由此而來。張采的《庶常天如張公行狀》亦記溥母織麻佐其讀書，日夜取成書斷章手錄，篇篇投火，盛贊“其勤學殆天性”，笑謂：“世間節(jié)錄本侈行，公如存者，充棟矣?！?sup>《庶常天如張公行狀》中，張采還頗有興致地追憶起兩則趣事：張溥解棕設餳，誤漬墨，口輔盡黑而不自知；讀書至燈盡，窗外亮，疑天明，原來雪深一尺而不覺。由此可見張溥讀書之刻苦與專注。小時候因庶出而遭受欺侮的經(jīng)歷，磨礪了張溥的心志。他耐清苦，有毅力，勤奮上進，不著眼于虛名榮利。出眾的人品、淵博的學識與敏捷的文才，使張溥在交游當中容易獲得對方的認可與贊賞。
其二，張溥心平而性厚，孝悌忠信，以誠待人，虛己擇友。張采的《天如稿序》曰：“天如少孤，事母盡色養(yǎng)。與諸兄弟處，小大有倫，美惡有方。即今一日中，不在膝下，則坐斗室。其于邇聲色、殖貨利，不啻不好，且又惡焉。七錄齋中，幾案塵積，絕無耳目玩，或童子跛倚酣睡，未嘗顧問。及驟聞孝悌忠信之言，五倫攸系之事，輒正襟諦聽，流連不能已。聞之其數(shù)歲時候已如此，此無他，專內(nèi)者遺外，志大者略小，其天質然也。天如素愛君烈文才。及君烈夫婦相繼歿，遺腹孤不及匝歲，寒月單覆。往之交君烈者，散莫恤。天如攜歸，撫育過所生，復擇子幼女字。嗟夫！貴賤之際，人輒忘交，況乎其生死？且死者未嘗有知己之言者乎？以人之子為我子，而家之中無不以為我子焉。難矣！”張溥在沈承死后，撫其遺腹孤為子，并擇張采女兒來訂婚約?？梢姡瑥堜叩拇_是一個重人倫、交有信、急于義的人。至于張采所言張溥不好聲色貨利，與現(xiàn)存明代的野史筆記記載稍有出入，或出于避諱，或時人好奇，如張溥與徐佛、楊愛的逸事。實情如何并不重要，名士配名妓，既為當時的時尚潮流，亦因這兩種類型的人物相互吸引，相互欣賞，甚至相互影響對方的人格與觀念。
張溥為人謙厚，文集中多有推舉別人的話語，如贊揚周鐘的選政之功及主持社事的勞苦功績，《三科文治序》曰：“觀乎斯際，介生之功大矣。壬戌以前，天下不知有文字也；壬戌以后，言文字者無人而不能也?！?sup>《房稿文始經(jīng)序》又曰：“夫介生之功在天下，深矣！”張溥與周鐘交契極深，縱算相隔遙遠，兩人心靈相通，進退與共，張溥《房稿表經(jīng)序》中言：“去介生居五百里，動靜語言，若與之應?！?sup>張溥對于門下弟子的揄揚也是不遺余力，張采《天如合稿序》曰：“若夫修明教術，推前引后，凡在門下，咸同憂喜；即小善微長，欣賞累日，以故從游遍天下。又心性然也?！?sup>張溥待人之真誠與寬厚是出于天性所然，這一點張采屢屢敘及，如《天如合稿序》：“惟覺天如心平且性厚?！彪S著張溥交游圈的擴大，他在士人中的名聲越發(fā)響亮。
其三，張溥重名節(jié)，有氣概，才華橫溢。天啟三年，張溥、張采造訪周鐘，三人“相得甚歡，辯難亙晝夜，訂盟而別。溥歸，盡棄所學，更尚經(jīng)史，試乃冠軍”。張溥以出色的制義文章得到士人的欽佩。天啟七年十一月，思宗即位，除閹黨，張溥作《五人墓碑記》，表彰五人當日為周順昌被逮挺身而出，怒擊緹騎，后來慷慨就死的正義之舉?！按宋娘L神搖曳，直逼史公，早為藝林所賞；而其發(fā)揚正義，彰闡幽潛，激勸之功，尤不可沒也?！?sup>這篇文章廣為傳誦，大大提高了張溥的聲名?！稄蜕缂o略》卷一載：“時魏珰敗，鹿城顧秉謙為邑人所逐，避處婁中，溥、采率諸生驅之，檄文膾炙人口?！睆堜?、張采這一舉動，得到了眾多士人的敬仰與尊重，張溥的檄文也為人稱道，傳遍天下。
張溥具有出眾的才華與學識。試看陳貞慧《山陽錄》之《又二子篇·張?zhí)蜂摺罚?/p>
天如好讀書奧麗，喜賓客，
卷十行俱下，削稿無元不窺。所讎有《十三經(jīng)注疏》《通鑒紀事本末》《歷代名臣奏議》《漢魏百名家》凡數(shù)百卷。其文豐蔚典贍，兼家丞、庶子之長。崇禎丁丑，余與仲馭（周鑣）、朗三（梅朗中）詩酒樓上，見其賓客輻輳，幨帷如云，口授吟謠，手校墳典，箏歌賞笑，五官并應，絕嘆為二劉更生。未幾而玉殞蘭摧，同輩傷焉。然至甲申三月三，光霧漲，九廟煙飛，風流都盡矣。天如之死，未為不幸也！況思曼才情，茂先書乘，炳烺當世者乎？
陳貞慧回憶了當年目睹張溥與賓客相與談藝的情景，將之與劉向相提并論，嘆賞之情溢于字里行間。再如張采的《天如合稿序》曰：“天如材質通敏，凡古今載紀，無不泛濫辭章，考厥故實。所為文既師表一時，復刻志經(jīng)濟，近仿眉山著史論，幾幾伯仲。要此非其所止。余嘗謂昌黎韓子，振起衰敝，然道不甚行。門人張籍之徒，猶未盡帖服，貽書規(guī)諷。歿四百年，得歐陽子，而后推尊于人人。吾黨相期，雖不以韓歐為歸，第以文詞論，則韓歐之后，能不以繼緒之事、任諸天如乎？”贊揚張溥的文詞繼韓歐之后得文道大統(tǒng)，所著史論堪比蘇洵。
張溥才思敏捷，讀書寫作時，侍史有六七個之多也忙個不停。張采《西銘近集序》記道：“張子日高起，夜分后息，起即坐書舍，擁卷丹黃，呼侍史繕錄，口占手注，旁侍史六七輩，不暇給?！?sup>友人問序，張溥往往一揮而就，文辭俱美，“至撰文賦詩，楮不加點，筆無停毫，江洪蕭文琰共叩銅缽，響絕即就，語語六通三明，登峰造極”。張采的《庶常天如張公行狀》記曰：“書生故人子，挾冊問，無用剝啄，輒通坐，坐恒滿。四方尺牘，又咄咄應。而張子俯仰浩浩，所著述可一間屋，豈中材之子、能萬一幾及乎？”張溥杰出的才華以及對朋友的赤誠熱心，有求必應，使他博得眾人的愛戴。
其四，張溥有兼容并包的胸襟與調(diào)和各方的才干。計東《上太倉吳祭酒書一》中回憶孫淳、吳、呂云孚等人始創(chuàng)復社，頗為楊廷樞所不快，后尹山大會，應社并入復社，全靠張溥調(diào)和兩人間的矛盾。王應奎《柳南隨筆》卷三載：“賴天如先生調(diào)劑其間，而兩社始合為一?！?sup>計東亦曰：“當日紛紛社集文字者，若《南彥》《天下善》《人文聚》諸書，與復社之《國表》一集三集四集，頗相齟齬。獨西銘先生一人大公無我，汲引后起，且推魚山先生主持復社之意，故能合應、復兩社之人為前矛后勁之勢?！?sup>
崇禎元年，張溥選貢入京，與諸士為成均大會，宇內(nèi)名卿碩儒皆愿折節(jié)訂交，名滿京都。張溥先后與張采、周鐘、楊廷樞、徐汧、宋存楠、杜麟征、夏允彝、王崇簡、米壽都、陳肇曾、羅萬藻、艾南英、章世純、朱健、朱徽等人結燕臺社。燕臺諸子結社出于共同的政治傾向，他們目睹閹黨對東林黨人的壓迫，心憂時局的敗壞與世風的頹敝。蔣逸雪指出：“則燕臺社組織之動機，已是對于污濁政治之反抗；此后牽涉政治問題，無寧謂為當然。”盟友中，有來自婁東、金沙、吳門、松江、都門、閩中、江右等地的士人，他們與張溥結下了深厚的情誼。日后，這些人多成為各地文社的魁首，率領成員并入復社。此年，張溥亦與嚴渡定交，嚴渡為武林讀書社的魁首。“時西泠嚴氏與金沙、婁東、吳門及江右之艾氏，皆鼎立不相下。迨戊辰西銘先生至京師，始與嚴子岸定交最歡，子岸歸，始大合兩浙同社于吳門。”
張溥善于以兄弟之情義來感動人心，如《周仲馭稿序》中描述了周鑣、周銓與周鐘之間的兄弟情誼，“予與維斗茲者之來，介生執(zhí)袂而語曰：‘子之行，毋忘仲馭?！叭胙?，而簡臣之牘至，所以鄭重仲馭者，未有殊焉。予于是益感兄弟之稱，若此者可謂不虛也”。再如《陳威如稿序》指出“取友貴正”，縱算相隔千里，亦相互信任，視為兄弟；同時，張溥盛稱復社中的“人倫之樂”，“予嘗欲紀吾黨人倫之樂，若簡臣（周銓）、介生（周鐘）之于我容（周镕）、我成（周錫成），彥林（錢栴）之于仲芳（錢棻），實君（荊廷實）之于君佩（荊廷璧），文初（姚宗典）之于瑞初（姚宗昌），豫瞻（侯峒曾）之于雍瞻（侯岐曾），勒卣（周立勛）之于扆臣（周序勛），咸以一母之出，修君子之行，和氣兆祥，孝德日起。此蓋古人所嘆以為難，而吾黨交友之盛，瞻察于百里之間，有其數(shù)姓，推于天下，蓋可知已”。張溥對朋友兄弟情誼的重視，有利于提高社群的凝聚力。
張溥善于發(fā)現(xiàn)各地文社的特點，大舉贊揚，而且注意將不同地方的文社相提并論，找出它們的共通與相同之處，不因地緣、規(guī)模、實績等因素而厚此薄彼，從而調(diào)和社事之間的一些論爭，加強社與社之間的認同感與向心力。如《江北應社序》中同舉商丘與萊陽兩地，稱許商丘“能合三社為一家者”，指出：“弇州、濟南，南北地曠，自今稱之，嘗如伯仲。況在接壤，何所不齊？”又如《宋宗玉稿序》中并舉萊陽與豫章，“是以稱豫章者，必言昌陽；稱昌陽者，必言豫章，貴其同也”?！对娊?jīng)應社序》中，將虞山、豫章與齊魯三地之詩學并稱，統(tǒng)合于應社中，“是故誦詩之流，盈于邦國，非四子（指楊彝、顧夢麟、陳際泰、章世純）則無所宗據(jù)。而豫章與虞山，遂有兄弟之稱，一家之誼。迨澄嵐（宋繼澄）以齊魯之古學，共立綱紀。而應社之詩，作者益?zhèn)?，書人書地，觀風俗而知得失。蓋于諸家為獨全矣”。而張溥代宋繼澄作的《詩經(jīng)應社再序》亦言：“子生于齊魯，又受詩于家之師，申轅之責，予其可辭乎？此應社之立，所以與子常、麟士共之也。夫一經(jīng)之學，人各為家，而其事彌困，則莫若折衷于一，以定其所向。故必同盟之人，無不與聞乎？故而后其說可行。不得其人，則無取乎多之也；既得其人，則無取乎靳之也。雖然吾黨于今之人既無所靳矣。而復正之以社格，嚴之以選例，簡其人矣，而又取其文之數(shù)而簡之。”表達了拋開各家學說的差異、共成大事的心意。
張溥善于挖掘人的優(yōu)點，珍視人才，如對江右諸子的重視與揄揚。統(tǒng)合于復社的眾多文社，以江西文社的情況最為復雜。江西社事十分興盛，名家輩出，據(jù)《復社紀略》卷一載：“吳門文文起（文震孟）、姚孟長（姚希孟）匯邱（邱毛伯）、陳（陳際泰）行卷，暨艾千子南英、羅文止萬藻諸稿為一帙，謂之江右奇文，由是天下皆推豫章?！庇州d：“其時月旦謂之陳、艾、章、羅，海內(nèi)業(yè)制舉家爭延致之。以故千子與萊陽宋九青玫、大力與景陵譚服膺元禮同硯席，天下羨之如神仙。”江西文社以豫章四子才名最盛，其中陳際泰、羅萬藻、章世純都加入復社；艾南英與復社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始則友好，后因為觀念、利益等多種因素，形成針鋒相對、水火不容的對立關系。艾南英是當時有名的制藝選手，所選的房稿、社藝等八股選本非常暢銷，時常被各地書商延請選文。燕臺社中，艾南英與張溥、張采、周鐘、陳子龍等人共游。不久之后，艾南英卻與眾人鬧翻，從此營壘分明，相互論爭，成為文學史上一件著名的公案。崇禎元年，張采出任臨川縣知縣，張溥寫信給陳際泰，向他推薦張采。陳際泰在《復張?zhí)烊鐣分姓f：“受先之品，弟已從文字中見之?！?sup>張采到臨川任知縣，在張溥的授意下，有意結交豫章三子陳際泰、章世純、羅萬藻，與眾人相交甚歡，對艾南英卻有所排擠。計東的《上太倉吳祭酒書一》曰：“受先宰臨川，首結陳大士以稍殺艾氏之怒，故得化異同以成聲氣?！睆埐傻慕Y交，加上張溥對豫章三子的重視、褒揚，加緊了復社與江西文社的聯(lián)絡與結合。
第三節(jié) 統(tǒng)合于復社的各地文社
復社是明季眾多文社的結合。據(jù)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二十一“孫淳”條記載：“于時（指崇禎之初）云間有‘幾社’，浙西有‘聞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則社’，又有歷亭‘席社’，崑陽‘云簪社’，而吳門別有‘羽朋社’‘匡社’，武林有‘讀書社’，山左有‘大社’，僉會于吳，統(tǒng)合于‘復社’?！?sup>同卷“吳”條又稱：“舉凡‘應社’‘匡社’‘幾社’‘聞社’‘南社’‘則社’‘席社’，盡合于復社。”而陸世儀的《復社紀略》卷一所載的文社有出入：“是時江北匡社、中州端社、松江幾社、萊陽邑社、浙東超社、浙西莊社、黃州質社與江南應社，各分壇坫，天如乃合諸社為一，而為之立規(guī)條，定課程。”兩種說法，相同的只有三個：應社、幾社、匡社。朱的記載另有聞社、南社、則社、席社、云簪社、羽朋社、武林讀書林、山左大社等八個，陸的記載另有中州端社、萊陽邑社、浙東超社、浙西莊社、黃州質社等五個。二者說法不同的原因：一是并入復社的文社很多；二是各地文社并入的時間有差異；三是朱、陸二人聞見不同。
綜合各家說法和現(xiàn)有資料，復社統(tǒng)合的各地文社有十幾個之多。以長江為界，復社的分社主要集中在長江以南的地域；分布在長江以北的分社較少。
一、長江以南的分社
復社以應社為社團的核心與基礎，從應社拓展為廣應社，從而發(fā)展壯大。其分布在長江以南的分社主要有幾社、云簪社、羽朋社、匡社、讀書社、聞社、莊社、超社、質社、則社等。
（一）應社與廣應社
天啟四年（1624，甲子）冬，應社首倡于常熟，據(jù)《靜志居詩話》卷二十一“楊彝”條［附錄］：張受先云：“甲子冬，與天如同過唐市，問子常廬，麟士館焉。遂定‘應社’約。敘年子常居長?！睆埐傻摹稐钭映Ｋ臅逍颉吩敿氂涊d此事：“迨癸亥，始通姓氏。甲子冬，始與張子天如同過唐市，問子常廬。請見。唐市者，虞山北野鎮(zhèn)，去婁可七十里，子常所居地也。子常方與麟士同業(yè)，賓主敘述如平生，因遂定應社約，約之詞曰：‘毋或不孝悌，犯乃黜；窮且守，守道古處；在官有名節(jié)；毋或墜，墜共諫，不聽乃黜；潔清以將，日慎一日?！瘮⒛?，子常長，登壇申約。諸兄弟曰諾。時子常兒靜，僅四歲，嬉嬉?guī)紫g。余有初生女，諸兄弟遂贊成婚姻?！睋?jù)此序，可知張采、張溥訪楊彝、顧麟士，定下社約，采與彝二人還結成兒女親家。計東在《上太倉吳祭酒書一》中亦云：“若子常、麟士兩公經(jīng)營社事最深?！庇衷疲骸坝謶缰居诜魉椒?，浙中讀書社之本于小筑，各二十余年矣?！睂τ谟嫋|這一說法，朱倓推測楊、顧二人同居常熟唐市，蓋亦曾入拂水文社；何宗美認為計說是針對應社亦起于常熟而言，成員之間并無聯(lián)系。筆者認為計東所指當為錢謙益、瞿式耜讀書拂水山房一事，楊顧二人與錢瞿二人聯(lián)系甚密。
萬歷三十三年（1605，乙巳），錢謙益二十四歲，與弟子瞿式耜一起讀書拂水山莊?！蚌氖今陱南壬x書拂水山莊”。錢、瞿二人雖無結社之名，卻有結社之實。錢、瞿二人讀書之事，源于瞿純?nèi)省Ⅵ娜暾f等人所結的拂水山房社。錢謙益《瞿元初墓志銘》：“虞山之西麓，有精舍數(shù)楹，直拂水巖之下，予友瞿元初君之別墅也。君諱純?nèi)?，字曰元初。祖曰南莊翁，布衣節(jié)俠，奇君之才，以為能大其門，買田筑室，庀薪水膏火，以資士之與君游處者。君所居北山，面湖有竹樹水石之勝。而其所取友曰瞿汝說星卿、邵濂茂齊、顧云鴻朗仲，皆一時能士秀民，相與擺落俗慮，讀書詠歌其中。晴煙晦雨，春腴夏陰，互見于研席之上，悉收覽之，以放于文辭。故拂水之文社，遂秀出于吳下?！埔栽娙∈?，如干者雖不第，其詩已盛傳于后世。而君等之擅場者，獨以時文耳。嗚呼！今之時文，有不與肉骨同腐朽者乎？……”再看瞿式耜為其父瞿汝說作行狀云：“當是時（指萬歷十二年，甲申，1584），吳下相沿為沓拖腐爛之文。府君與執(zhí)友邵君濂、顧君云鴻、瞿君純?nèi)式Y社拂水，創(chuàng)為一家言，以清言名理相矜尚?！?sup>由此可見，瞿純?nèi)省Ⅵ娜暾f等人所結的拂水山房社以創(chuàng)作時文為主，與當時吳下糜爛的八股文風不同，自成風格，而且社中人超脫俗世之事，以善清言、談名理為樂，儼然有魏晉名士之風。錢謙益弱冠時，即與瞿純?nèi)?、邵濂等人相游處，《瞿元初墓志銘》《邵茂齋墓志銘》中都有記載。錢謙益與瞿式耜二人讀書于拂水山房的時候，尚未獲功名，日?；顒討哉n藝為主。第二年，即萬歷丙午（1606），錢謙益二十五歲，舉于鄉(xiāng)。
后來近二十年間，錢謙益在仕途上時起時伏，避居拂水山莊讀書的時間較多，時常與程嘉燧、瞿式耜等人相唱和。拂水山莊即拂水山房，在蘇州府常熟縣?？h志云：“拂水山莊在拂水巖下，初瞿純?nèi)手詾樽x書會文之所。后錢氏（謙益）得之，建耦耕堂。既而斥山麓為墓，改建明發(fā)堂，有朝陽榭，秋水閣，花信樓，留仙館，玉蕊軒。今其地稱花園浜，猶存石橋廢址。”錢謙益《初學集》卷四十五有《耦耕堂記》《朝陽榭記》《秋水閣記》《明發(fā)堂記》《花信樓記》《留仙館記》《玉蕊軒記》等文記載修建經(jīng)過。作于崇禎三年的《耦耕堂記》記錄了耦耕堂命名及修建的緣由，記曰：
予之得交于孟陽也，實以長蘅。長蘅與予偕上公車，嘗嘆息謂予：“吾兩人才力識趣不同，其好友朋與嗜讀書則一也。他日世事粗了，筑室山中，衣食并給，文史互貯，招延通人高士，如孟陽輩流，仿佛淵明《南村》之詩，相與詠歌《皇虞》，讀書終老，是不可以樂而忘死乎？”予曰：“善哉！信若子之言，予愿為都養(yǎng)，給掃除之役，請以斯言為息壤矣?！?span >荏苒二十余年，長安邸舍酒闌燈灺之語，猶歷歷在耳，而長蘅已不可作矣。人生歲月，真不可把玩。山林朋友之樂，造物不輕予人，殆有甚于榮名利祿也。予之得從孟陽于此堂也，可不謂厚幸哉！
文中，錢謙益追憶二十年前與李流芳同試舉人、酒后燈下談心之語，交代了耦耕堂之來由；記述程嘉燧游于錢氏拂水山莊的經(jīng)過：萬歷丁巳之夏，游旬月而去，程嘉燧與錢謙益相互講論詩法；天啟中，錢氏南還，程嘉燧移家相就，長居此地，兩人日夕酬唱，相互影響，共同推舉宋詩。
楊彝、顧夢麟二人同在常熟，與錢多有往來。張溥曾聆聽錢謙益說詩，他在《皇明詩經(jīng)文征序》中記曰：“海虞學士家世傳詩，海內(nèi)以詩顯者皆不免詆訶，獨于楊、顧則心安之，謂其無弊。余時左右竊聽，間有發(fā)明?！?sup>指出錢謙益論詩推服楊彝、顧夢麟二人，錢氏所論對張溥影響較多。錢謙益在《顧麟士詩集序》中盛贊顧夢麟之詩為“儒者之詩”，“麟士于有宋諸儒之學，沉研鉆極，已深知六經(jīng)之指歸，而毛、鄭之詩，專門名家，故其所得者為尤粹。其為詩搜羅杼軸，耽思旁訊，選義考辭，各有來自。雖其托寄多端，激昂俯仰，而被服雍雅，終不詭于經(jīng)術。目之曰儒者之詩，殆無愧焉”。由此可見，楊、顧二人與錢謙益的詩學主張較為接近，都對宋儒之學浸淫極深，他們之間的往來應當較為頻密。
楊、顧二人在應社與廣應社中專門負責《詩經(jīng)》的注解與選文，張溥的《詩經(jīng)應社序》曰：“若此詩義之行，則子常、麟士為之端也?！笨隙藯睢㈩欀鳌对姟返陌l(fā)起之功。又曰：“余雖曠于《詩》，竊聞子常、麟士與大士、大力之言矣?！枪收b《詩》之流，盈于邦國，非四子則無所宗據(jù)。而豫章與虞山，遂有兄弟之稱、一家之誼。迨澄嵐以齊魯之古學，共立綱紀。而應社之詩，作者益?zhèn)?，書人書地，觀風俗而知得失，蓋于諸家為獨全矣。然則有志于考正者，夫亦明立社之始終，以求讀經(jīng)之大要?！睆堜咧鲝埣嫒莶?，將楊彝、顧夢麟、陳際泰、章世純這四子以及宋澄嵐的詩學主張統(tǒng)合于應社中。在《詩經(jīng)應社再序》中，張溥再次指出楊、顧二人襄成應社的開創(chuàng)之功。由此可知，應社《詩經(jīng)》學的重要來源之一是虞山楊子常與婁東顧麟士，二人的詩學思想與錢謙益有密切聯(lián)系。因此，計東探討應社的源頭時，一直追溯到錢、瞿讀書于拂水山房的事實。
應社的文事活動以尊經(jīng)復古為宗旨，主要由楊彝、顧夢麟、楊廷樞、吳昌時、錢栴、周鐘、周銓、張采、王啟榮、張溥、朱隗等十一人負責五經(jīng)文字之選，試圖扭轉當時時文寫作中浮薄無據(jù)的陋習。張溥的《五經(jīng)征文序》載：“應社之始立也，所以志于尊經(jīng)復古者，蓋其志也。是以五經(jīng)之選，義各有托。子常、麟士主《詩》，維斗、來之、彥林主《書》，簡臣、介生主《春秋》，受先、惠常主《禮》，溥與云子則主《易》，振振然白其意于天下，夫天下亦已知之矣?！?sup>后來應社聲譽日隆，吳昌時、錢栴謀推大之，訖于四海，在原來應社的基礎上，合并了南社、匡社的部分成員，遂有廣應社。“大江以南主應社者，張受先、西銘、介生、維斗；大江以北主應社者，萬道吉、劉伯宗、沈眉生。”
朱倓根據(jù)朱彝尊《靜志居詩話》、陸世儀《復社紀略》和計東《上太倉吳祭酒書》來綜合考證，得出廣應社成員中有姓名者二十八人，包括下江地區(qū)的十七人，為張溥、張采、顧夢麟、夏允彝、陳子龍、楊廷樞、王啟榮、徐鳴時、朱隗、徐汧、楊彝、吳有涯、吳昌時、周銓、周鐘、周鑣、荊艮等；上江地區(qū)的五人，為吳應箕、劉城、萬應隆、沈壽民、沈士柱等；他省的六人，錢栴、孫淳、羅萬藻、黎元寬、蔣德璟、陳元綸等。其他無姓名者十九人，總共四十七人。皆見于下面所列《統(tǒng)合于復社的各地分社一覽表》。筆者根據(jù)張溥的《詩經(jīng)應社序》《江北應社序》《應社十三子序》等文，除朱倓所舉二十八個有姓名的應社成員之外，江以南尚有章世純、陳際泰、楊廷麟等三人；江以北尚有宋澄嵐、劉伯愚、吳伯裔、吳伯胤、徐作霖等五人。另有仲木、燕胤二人。以仲木為字的復社成員，有北直隸順天府梁以枬、長洲縣李楷、登州府萊陽縣姜植，入廣應社的當是李楷；以燕胤為字的，據(jù)吳銘道的《復社姓氏補錄》為長洲縣顧啟宗，顧另有一字為公遠。
關于應社的領袖，操文衡者為周鐘，負責社局與社事者則為張溥與張采。二張與楊、顧共定應社社約，張溥又為周鐘定應社社目凡例，孫淳則專為應社五經(jīng)征文之人，專門奔走于各社間。據(jù)《明史·卷七十·選舉志》云：“科目者，沿唐、宋之舊，而稍變其試士之法，專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jīng)命題試士。蓋太祖與劉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經(jīng)義，然代古人語氣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通謂之制義?！弊灾煸皶r確立下來的科考制度，影響了整個明代的學風與士風。明中葉以后，出現(xiàn)了專門為科考服務的文社，而不同的文社標舉的八股文風各異。黃宗羲的《顧麟士先生墓志銘》一文中列舉了數(shù)百年以來，除《詩經(jīng)大全》《四書大全》以外，有“蔡虛齋之蒙引，陳紫峰之淺說，林次崖之存疑”幾種書，而顧夢麟的《說約》“融會諸書，削其繁蕪，抉其隱伏”?！爱斒菚r，海內(nèi)有文名之士，皆思立功于時藝。張?zhí)烊缫宰⑹?，楊維斗以王唐，艾千子以歐曾，僅風尚一時。惟先生之傳久而不衰?！?sup>黃宗羲指出明末數(shù)家有影響的八股學說，特別推崇顧夢麟根柢經(jīng)史的學說與雅馴的文風。
應社的成立集合了當時大部分選文名家，達成共識：為學與選文以經(jīng)史為根柢，尊經(jīng)復古，崇尚大雅。張溥在《五經(jīng)征文序》中敘述了應社向四方征文的經(jīng)過：
于是孟樸慨然興曰：“文教之不通，則朋友之疏，為之累也?！苯裼壑T國之遠，開文諭志，正其法式，訖于成事，“伐木”“釃酒”，不敢忘也。然而猶有慮焉?！墩魑摹分裕浼百F廣，而經(jīng)義常不能應，則為之者少也。一經(jīng)之文，有所偏請而不獲，協(xié)之五經(jīng)，效益闊如，則致之者無其道也。夫亦度道理，勤介紹，明其所望之有加，而示以竟業(yè)之不遠，庶乎有遂也。是故四海之內(nèi)，凡為文字之國者，斯人之跡，皆可得而至焉。況乎邦之哲人，列版可數(shù)者乎？五經(jīng)之書，其流萬家。有志者以己意衡之，別其長短，科其煩匯，則眾儒之稱，并于一業(yè)。
孫淳四處奔走，聯(lián)絡各方，負責征文之事，楊彝、顧夢麟、楊廷樞、周鐘、張溥等選家則負責選文，使應社的文選得以順利進行，刊布天下。應社的學風、文風、組織與運作，日后都被復社一一承襲。陳際泰在《復社敘》中指出：“復社者云何？就舉向之應社而復之也。應社極一時之選，取同聲相應之義。”
應社的成立有兩大目的：一方面，通過選文來顯其志；另一方面，成員之間通過相互砥礪以明其道。應社重人倫，舉孝道，振臣綱，號召“為子者必孝，為臣者必忠”。這種主張在當時世風頹弊、士氣軟靡的明季，有振聾發(fā)聵之功。應社諸子試圖以正統(tǒng)的儒家倫理觀念來糾正人心、挽救國運，毋論效果如何，這種做法是值得肯定的。面對清人入侵的時候，絕大多數(shù)的應社成員能夠不畏死亡，奮起抗爭，直至肝腦涂地。可見，應社諸子當初提出的忠孝思想是成熟的，理性的，支配著他們的價值取向與人生定位。這一主張后來成為復社的核心思想。
應社作為一個社會團體，最初維系成員之間的關系紐帶主要是血緣與師門。張溥的《應社十三子序》中指出：“十三子之中，有一家之兄弟焉，有世兄弟焉，此以親相先者也；有同一師者焉，有師弟子同為友者焉，此以義相先者也。以親則情不可以概，以義則合不可以茍。此十三子之所繇名也。雖然論親與義，而人與文或未至焉，其交猶可議也。論親與義，而人文之道皆具乎中，則諸子之為友也。”應社諸子的交游或因為血緣關系，或因為同出師門，生活背景接近，志趣思想一致，而自覺地形成一個群體。
由應社發(fā)展為廣應社，逐漸打破了血緣、地域、身份的紐帶，以志同道合的友道來團結一起，社員朋友之間如同兄弟宗親般友愛。對于五倫之中的友道，應社諸子十分重視，他們將朋友之誼與兄弟之情相提并論，如張溥在《廣應社再序》中曰：
夫朋友之義與宗族之情，其本粲殊，比而同說，則安稱焉。然而有其一者，所謂親親之道，彼此之通也。且以十五國之人，各方峻阻，一旦而道姓氏，稱兄弟，雖人事之應求，原其聲氣，不可謂非天也。天之所與，德者，上也；才者，次也；再況其下，則無之矣。是以社名之立，義本周官。而今之文士，取以為號。擇而后交，在久不渝，四海之大，有同井之風焉。斯又王道之所存也。夫觀其繇來，朋友之戚，系于人倫，而士與士言士，歸之本業(yè)。出入進退不能離，窮愁禍患不能舍。若是而比于宗族，非過也。一不之慎而先搖其本，如明允先生所云斯人者出于其間，其為朋友之戾，不已重哉！是故介生發(fā)揚其大，而予復兢兢焉。蓋即來之、彥林推廣之意而加詳之，所以明有親也。
應社諸子相交以心，情同兄弟，所以，對各人的父母、兄弟、子女、朋友，也真心相待。如張溥的《劉伯宗稿序》曰：“夫伯宗于予為兄，伯宗之子于予為兄之子。應社之兄弟無取乎譽之，于其兄弟之子尤無取乎有所為而譽之，而終不能以默而已。蓋抑其所樂而使之不言，猶之強其所不樂而使之言，所謂系乎性情者然也?！?sup>再如《徐伯母六十序》中，張溥代表應社諸子為徐鳴時母親祝壽，云：“故應社之立也，兄弟之情，父母之戚，求所謂彼與此者無之，所尊者事焉。尊者有善則聞焉。子不敢過譽其親，以蹈于非誠。為友者不敢匿于其素，因所譽而譽之，以獻其親，而多其諂言，則夸文不設，而敘德惟本。凡應社之事父母而善兄弟者，其義如是也?！?sup>應社重友道的傳統(tǒng)也為復社所承接。應社、復社成員的文集中出現(xiàn)大量的壽序、稿序，多是出于交誼之厚，友情之深，并非敷衍無情之文。
應社的核心人物后來成為復社的領袖與骨干，而應社的思想、主張、組織、運作等一一被復社承繼下來，應社自然而然地成為復社的主干部分。
（二）幾社
《光緒重修華亭縣志》卷二十四《雜志下》記載了幾社的興起、分化與蛻變：
崇禎己巳，夏允彝等六人倡為文會，欲紹東林之緒，名曰幾社，與婁東復社同時并起。六人者，杜麟征、周立勛、徐孚遠、彭賓、陳子龍及允彝也。逮后人才輩出，自初集至七集，擴至百余人。辛巳、壬午間，王光承復為求社，骎骎與幾社并立。于是李時楫等分幾社為景風，周茂源等分景風為雅似堂，而彭賓又舉贈言社，何德著舉昭能社，盛翼進舉于野腴樓，王光承復有東華之舉，杜登春、夏存古舉西南得朋之會，為幾社后臣。甲申、乙酉，社中舊人或殉難，或棲隱，社事中息。至國朝順治庚寅間，陸慶曾號召舊人與吳門諸子為同聲之局，張淵懿等搜羅得朋子弟以為原社，彭師度、許纘曾又為須友堂之會，陶等又別為恒社。尋有丁酉社事之禁，辛丑奏銷案，社人幾盡。康熙壬子，張淵懿等會于春藻堂，皆原社中人也。春藻堂之外，又有姜遴、陶爾穟等為大雅堂之會。自是以后，無講社事者。
幾社源自曇花五子社。據(jù)杜登春的《社事始末》載，松江文會始于曇花五子，五子者為張鼐（字侗初）、李凌云（字素我）、莫天洪（字涵甫）、杜登春的祖父，以及杜登春的伯祖杜林。后來，五子的子侄及弟子等十多人有小曇花之約，杜麟征與朱灝、陳子龍之父陳所聞等人皆游于其中?！拔斐剑ǔ绲澰辏?628）會試，惟受先、勿齋兩先生得雋，先君子僅中副車，與諸下第南還，相訂分任社事，昌明涇陽之學，振起東林之緒，以上副崇禎帝崇文重道、去邪崇正之至意。于是，天如、介生有復社《國表》之刻。復者，興復絕學之意也。先君子與彝仲有《幾社六子會義》之刻。幾者，絕學有再興之幾，而得知幾其神之義也。兩社對峙，皆起于己巳之歲。余以是年生。生之時作湯餅，兩郡畢賀，社事之有大會，自賀余生始也?！?sup>杜登春之父杜麟征與張溥、張采、周鐘、王崇簡、楊廷樞、徐汧、宋存楠、夏允彝等人于崇禎元年在北京同結燕臺社，下第南還后與夏允彝謀立幾社；杜登春本人后來入贅張溥之幼弟張王治為婿，故對社事的起始經(jīng)過、發(fā)展變化甚為知悉，其記載多從其父之立場來觀社局。
崇禎二年（己巳，1629），幾社初刻六子會義，塵封坊間，未能盛行。六子乃杜麟征、夏允彝、周立勛、徐孚遠、彭賓、陳子龍六人。幾社初興，以讀書講義為社事重心，定期聚會，姚希孟的《壬申文選序》言幾社諸子“心古人之心，學古人之學，糾集同好，約法三章。月有社，社有課，仿梁園、鄴下之集，按蘭亭、金谷之規(guī)。進而受簡，則勇競倍于師中；聚而獻規(guī)，又譏彈嚴于柱后”。幾社諸子將平日課藝結集刊刻，“是年（崇禎五年，壬申）有《幾社會義初集》《幾社壬申文選》《幾社六子詩》諸刻。按幾社由六人漸擴至百人，初專治舉業(yè)，辛壬以后始兼為詩古文辭。見于《壬申文選》者十一人，夏彝仲允彝、陳臥子子龍、李舒章雯、彭燕又賓、朱宗遠灝、顧偉南開雍、周勒卣立勛、王默公元玄、宋尚木存楠、宋子建存標及先生（徐孚遠）也”。
張溥有《云間幾社詩文選序》一文，亦記載了幾社諸子專事詩古文辭的緣由、經(jīng)過。文曰：
今天子詔下禮官，孳孳以進文學、選德能為務，甚盛事也。詔書到郡縣，吏史左右顧，升堂受命，書其邑之人上應明詔，率逡巡不敢發(fā)。深山白發(fā)之老聞詔書，歡動顏色，或有欷吁泣下，恨生非其時者。其它高才子弟年未任衣冠，即提筆走謁官府，愿頌太平，通齒籍，終身為聞人。然度其時勢，不滿三歲，天下之人不出，獨云間諸子異甚，凡詔書之言，皆其所素為。
辛未之秋，聯(lián)事鄉(xiāng)黨，治古文辭者九人。壬申冬，成二十卷，悉所期約，其未期約而自撰述者不在其中。讀之體不一名，折衷者廣。大都賦本相如，騷原屈子，樂府古歌繇漢魏，五七律斷繇三唐，贊序班、范，誄銘張、蔡，論學韓愈，記仿宗元，至時事著策、經(jīng)義敷說，別為一書。自夫四海之大，百歲之久，不能有也！諸子生不出里闬，年未及強仕，為時幾何，其言滿堂，不綦盛歟！
庚午之役，余偕勒卣、闇公、臥子、燕又東歸，論著作抵夜分，臥子奮曰：“誠如子言，即不得官可不恨?！贝舐暱犊?，舟人變色。辛未，彝仲、燕又、臥子罷春官歸，謂予曰：“今年不成數(shù)卷書，不復與子聞?！苯衿溲越则灐Ｓ瑾殏a仰客中，無所發(fā)舒，又不能勸說同里，蚤夜樹立，彬彬有聲辭命間，一旦誦詔書，盥沐不給，寢興太息，甚愧諸子暇豫矣！
或謂諸子文辭太盛，無束帛丘園之義，疑與儒者不合。然則六經(jīng)非圣人作乎？委巷之言，君子所鄙；言文行遠，四國賴之。且其人孝于而親，忠于而君，即不聞猶傳，又有文焉，其事全矣！今人聞談性命，不察其生平，稱為儒家者流；方言里諺，視若《太玄》，謂圣人在是。諷《雅》《頌》之音，覽竹素之字，則等于鄒衍“九州”，濫耳不信。此固明詔所不許，亦諸子當日所竊笑也！
張溥描述了幾社詩文選本誕生的背景與原因，肯定幾社諸子專力治文辭的意義，贊許他們有文采的詩文作品。從這篇序言看來，幾社諸子從事古文辭的創(chuàng)作與張溥主張復古的文學思想密切相關。而張溥的《漢魏六朝百三家集》約編于同時，標舉秦漢文與六朝詩。幾社與復社遙相呼應，以實際創(chuàng)作與選本的形式來舉起復古的大旗。楊肅在《壬申文選序》中曰：“當世聞諸君之風者，咸能興起古學，則行世未為失也。”
幾社一方面并入復社，另一方面保持相對獨立性。前人論述幾社，大多沿襲杜登春《社事始末》中的說法，強調(diào)幾社與復社的不同之處：復社主廣大，幾社主簡嚴；復社預朝政，幾社重文藝。其實復社和幾社一樣，初舉時都是偏重于文藝與治學。復社擇人也并非出于隨意，《復社紀略》卷一曰：“天如于是裒十五國之文而詮次之，目其集為《國表》，受先作序冠弁首。集中詳列姓氏，以示門墻之峻；分注郡邑，以見聲氣之廣云。”而張溥在《國表四選序》中亦指出：“凡以文至者，必書生平，先鄉(xiāng)黨而次州邑，考聲就實，不謀而同，是以人無濫登，文無妄予?！?sup>張鑒的《書復社姓氏錄后》亦曰：“孟樸渡淮泗，歷齊魯，以達于京師賢大夫，士必審擇而定衿契，然后進之于社?！?sup>都說明了復社選人有一定的規(guī)程、標準。后來，復社聲氣日廣，引起當朝權貴的關注，試圖拉攏或壓制，復社逐漸卷入政治斗爭的旋渦中；復社規(guī)模日益龐大，成員太多，難免魚目混珠。而幾社成員與權貴的關系較為疏遠，社事以談藝論道、治兵謀略為主；幾社最興盛時，人數(shù)也僅為一百來人。黃節(jié)在《徐孚遠傳》中曰：“方明之季，社事最盛于江右，文采風流往往而見，或亦主持清議，以臧否為事；而松江幾社獨講大略。時寇禍亟，社中頗求健兒俠客，聯(lián)絡部署為勤王之備。主其事者，夏允彝、陳子龍、何剛與孚遠也?！?sup>指出幾社以談兵為主，與其他文社議論朝政得失、評講門戶是非不同。
（三）云簪社
昆陽云簪社，成員不詳何人。昆陽，未能確指何地，據(jù)韓湘亭《歷代郡縣地名考》，一是指河南葉縣，一是指云南昆陽。另有浙江平陽縣昆陽鎮(zhèn)，古稱羅陽、橫陽，1941年改名昆陽鎮(zhèn)。此三地皆非《國表》所列的成員所在地。故筆者大膽提出，朱彝尊所言“崑陽”，當為昆山。據(jù)昆山現(xiàn)有地方志記載：明洪武二年（1369），降昆山州為縣，仍屬蘇州府；明弘治十年（1497），析昆山新安、惠安、湖川三鄉(xiāng)建太倉州，余下的昆山縣仍屬蘇州府管轄。昆山縣在太倉州西南邊，或亦稱昆陽。據(jù)《復社紀略》卷一所載《國表》初刻人名，昆山縣有王志慶（與游）、陸世鎏（彥修）、陳言光（敷功）、王志長（平仲）、顧繼紳、顧晉瓚、曹開遠、歸奉世（文君）、陸嘉胤等九人。
今存張溥的《云簪社序》，文曰：
文章之道，幾也，而可以眾正，其朋友之謂與？一人愜情，集契周賞，每當選練之日，牽拂相招，各言其好。于斯道鐫切之，又沉浸灌養(yǎng)之，雖非公卿徹官，亦稱至愉。然而清照源流，辭章之出，特其鼓作，依所經(jīng)分，必以心行為度，德矩亶然；千里之隔，睦若三族，斷絕流言，劌割險難，不此此而彼彼，將以永世。不但文詠可念，翫其芳流也。
自正道頹散，人物更敝，既乏摯性以命疇，而徒日繁會，止長閑興，寡所發(fā)舒。及酬折間起，牙角搓互，無所求列一世，而愛必加于榮華，憎必被于凋瘁，則尋覽五倫，缺其一途，圣人將有祝予之悲矣。乃聞昆陽諸君子所稱云簪社誼最高，竊流連喜陶，不能去也。
定交數(shù)年，憮抱之戚，既云綿載，亦差利鈍；小別而一意篤婉，無有形貌。嘗間日揖對，始以《曲禮》，終以《雅詩》。迨乎端牘抽札，文成起詠，皆有弦匏笙簧之聲、鏞鐘大鼓之響，又何愷也？
夫傷今者，不一譏焉，蓋將大譏也；則吾之樂于斯者，亦不一美焉，蓋將大美也。修搖辭之則，而獲人倫之正，豈自近者止乎？廣而有傳，汪汪之土，人士薈萃，斯其規(guī)矩矣。
由此序可知云簪社的主張與復社相一致，重人倫，重友道。成員之間交情最厚，時常聚在一起切磋為樂，以《詩》《禮》為治學主要內(nèi)容。文中有“定交數(shù)年”之語，觀張溥集中，多有與王志慶、王志長兄弟相酬唱的詩及文集序、壽序等文章。
云簪社的相關資料有待進一步查證。
（四）羽朋社
吳門羽朋社，以楊廷樞為盟主?！肚强h志》卷五十六《忠節(jié)楊廷樞傳》記載：“楊廷樞，字維斗，兵部尚書成孫，大濚子也。讀書慕文信國之為人，以一代文章節(jié)義為己任。為諸生，名即震海內(nèi)?！?nèi)之士聲氣相求，皆率其地之賢與廷樞以名義相結納。初與同里徐九一汧、劉公旦曙二十人立羽朋社，繼與婁東張?zhí)烊玟摺⑹芟炔墒蝗肆?，最后乃舉復社，萃十五國之彥于壇坫之上講論道藝，裁量人品，接統(tǒng)東林。一時縉紳士大夫奉其言論風旨以為輕重，時稱皋里、吳趨、西銘、南郭四先生。西銘溥，南郭采，吳趨汧，皋里，廷樞所居也。”可知除楊廷樞外，羽朋社重要成員尚有徐汧、劉曙、鄭敷教等，成員共二十人。
羽朋社約成立于天啟三年，鄭敷教自記年譜中云：“天啟三年癸亥，二十八歲。孫院六吉公之益歲試第四名，先生以實學膺早譽，凡觀風季考之類，頭頭第一。遵父兄之訓，從未謁河干，至偃室，沖抑下人，人望益歸之。時社事漸盛，吾地有輔仁鼎社、鸞暉社、觀成社；而楊維斗所立羽朋社則名士咸集，文章風氣為之一開；郡博劉公民悅、劉公一霖立道山亭社。盛世師生并以文事相知，前此則有吳公廷云、馮公世修也。是歲十二月二十三日生三子之銓，先一日地震，吳中災異始見。次年甲子，孫公科試第一?！?sup>楊廷樞倡舉的羽朋社聚集了當時一些吳中名士，扭轉了吳地的文章風氣，文事甚盛，影響甚大。
（五）匡社
根據(jù)《復社紀略》卷一所載，匡社最初由吳應箕、徐鳴時主盟，成員僅十三人，成立的時間早于應社。后來，匡社推周鐘為盟主，廣納成員，包括上江之徽、寧、池、太及淮陽、廬、鳳與越之寧、紹、金、衢諸名士，改名為應社。
《蘇州府志》卷一百五《吳江縣王上壽傳》載：“王上壽，字調(diào)之，盛澤人，諸生，慷慨，尚氣節(jié)。初與吳昌時、楊維斗共入匡社。既而匡社亦合于復社，上壽艴然曰：‘講學而動輒千人，禍將及矣?！瘹w而自結淳社于里中，一時同筆硯者皆錚錚奇士?！?sup>又陳際泰的《與周介生書》曰：“南昌諸君夙慮明定，天材超絕，劉士云、陳士業(yè)實為冠冕。近則與弟輩共建旗鼓，而與《人文聚》名文匡社中，諸君子遙相唱和，力為鼓吹。有非笑者，輒呵斥從之，如報私仇。此道不孤，實二君是賴?！?sup>可知，匡社由吳應箕、徐鳴時主盟改為周鐘主盟之后，成員擴大至大江南北，與應社合并而行世。
名在匡社中的還有楊廷樞、吳昌時、王上壽、陳際泰、劉斯陛、陳宏緒等人?？锷绯蓡T中，有不少同屬于南社成員，有的既見于南社，亦見于應社，如吳應箕；還有的另屬于別的文社，如楊廷樞，既是羽朋社的盟主，應社的魁首，又是匡社中人。
另，張慧劍據(jù)《悔庵年譜》，載崇禎十三年，“長洲尤侗、吳縣湯傳楹等在里結匡社”。此匡社在周鐘主盟的匡社之后，兩者有別，故尤侗、湯傳楹二人并未列名于復社。
（六）讀書社
有關武林讀書社的情況，朱倓的《明季杭州讀書社考》一文考辨甚詳，文中指出：“小筑社蓋起于萬歷三十七年左右，至天啟末，始改為讀書社。崇禎二年，一方加入復社，一方仍保持其獨立態(tài)度。崇禎二年，聞啟祥、嚴調(diào)御卒，社事似為嚴渡主持。崇禎十五年，復社大會于蘇州之虎丘，杭州登樓社諸子皆與其會，而以嚴渡為首（《社事始末》），則讀書社之改為登樓社，殆在崇禎十年至十五年之間。登樓社亦一方加入復社，一方保持其獨立態(tài)度，此當時社事皆然，如幾社等對外則稱復社，對內(nèi)仍稱幾社，杭州讀書社與登樓社，亦同此例耳。”
武林社事源于“三嚴”所倡導的小筑社。三嚴指嚴調(diào)御、嚴武順與嚴敕，皆入《嘉慶余杭縣志·孝友傳》。《嚴武順傳》曰：“兄弟自相師，為文力追正始，擇都人士訂業(yè)小筑山居。武林社事之盛，實自此始。性好友，思盡交四方賢士；而士之往來浙水者，亦盡欲得交嚴氏昆季，嚴氏文章遂擅名海內(nèi)云。其交友自子將、兆開外，西安方孟旋、虞山王季和、嘉定李長蘅與順最契。”三嚴為人極為孝友，重然諾；兄弟之間互為師友，為文清遠，有氣韻。蕭士瑋的《讀書社文序》中稱曰：“文之有韻，如山之自嵐，水之自波，舉吾之所挾，以為至貴至妙，一無所托，而后自然之韻乃出焉。故為文而托之情，托之理，托之才，托之識與學，自詫以為奇，而人亦爭以為奇歸之?！?sup>后小筑社改為讀書社，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二十一“聞啟祥”條：“杭州先有‘讀書社’，倡自聞孝廉子將、張文學天生、馮公子千秋，暨余杭三嚴，后乃入于‘復社’。而登樓□□繼之，文必六朝，詩必三唐，彬彬盛矣?！?sup>讀書社、登樓社的詩文主張標舉漢唐，與張溥等復社領袖的主張是一致的。
朱倓考證出讀書社成員共有二十二人，附見者四人：聞啟祥（附弟聞啟禎）、張元、馮延年（附子馮融）、嚴調(diào)御、嚴武順、嚴敕（附子嚴津）、嚴渡、嚴沆（附弟嚴渤）、張岐然、張芬、虞宗玫、虞宗瑤、丁奇遇、馮悰、邵洽、江浩、江道信、顧有斐、卓人月、鄒質士、鄒叔夏、鄭鉉等。
復社成員當中，與讀書社游處最多的當為黃宗羲。黃宗羲有文《鄭玄子先生述》，盛贊“張秀初岐然之力學，江道闇浩之潔凈，虞大赤宗玫、仲皜宗瑤之孝友，馮儼公悰之深沉，鄭玄子之卓犖”，回憶了他與讀書社、南社成員相與談笑、泛湖游玩的往事，“癸酉秋冬，余至杭，沈昆銅、沈眉生至自江上，皆寓湖頭，社中諸子皆來相就。每日薄暮，共集湖舫，隨所自得，步入深林，久而不返，則相與大叫尋求以為嗢噱。月下泛小舟，偶豎一義論一事，各持意見不相下，哄聲沸水，蕩舟霑服，則又哄然而笑?！?sup>第二年，黃宗羲重游武林，與沈士柱、吳應箕、劉同升、鄭鉉等人蕩舟西湖、談藝論道、觀劇看戲。其他如陳子龍、吳應箕、沈壽民、沈士柱、梅朗中、張溥等人，與讀書社成員也多有往來，如陳子龍有詩《寄懷聞子將宗遠歸自錢塘知子將方養(yǎng)疾山中》，吳應箕有詩《西湖贈張?zhí)焐ⅠT千秋、袁則學》等。
（七）聞社、莊社、超社
明末浙江社事不亞于江蘇，以錢塘江為界，分為浙西、浙東兩部分。浙西聞社、莊社，浙東超社皆并入復社。
據(jù)雍正年間刊刻的《浙江通志》載：“元至正二十六年，置浙江等處行中書省，而兩浙始以省稱，領府九。明興武九年，改浙江承宣布政使司；十五年，割嘉興、湖州二府屬焉，領府十一。國朝因之，省會曰杭州，次嘉興，次湖州，凡三府在大江（錢塘江）之右，是為浙西；次寧波，次紹興、臺州、金華、衢州、嚴州、溫州、處州，凡八府皆在大江之左，是為浙東?！?sup>據(jù)此，浙西包括杭州、嘉興、湖州三府，據(jù)《復社紀略》卷一載《國表》初刻的人名，分布在杭州府及轄下錢塘、仁和、海寧、余杭等州縣，嘉興府及秀水、嘉善、海鹽、桐鄉(xiāng)等州縣，湖州府及歸安、烏程、德清、武康、安吉等州縣，浙西聞社、莊社即活躍在這些地區(qū)當中，成員含括在《國表》中，人數(shù)眾多。
據(jù)張鑒的《書復社姓氏錄后》指出：“今考杜登春《復社姓氏始末》，既不載孟樸之名，亦無有應社之號；即浙西聞社中人，除凌忠介而外寥寥無幾。意杜氏僅詳云間一派，且廣張顯達之流。孟樸諸生，宜其不見取也。”可以肯定的是孫淳、凌忠介為聞社成員。凌忠介，疑是凌義渠，字駿甫，號茗柯，天啟五年進士，浙江烏程人?！睹魇贰份d其與溫體仁同里，卻無所附麗。其名不見載于各種復社姓氏錄中。由此可知聞社人數(shù)并不少，可惜在記載社事的史料當中多有疏漏。
浙東包括寧波、紹興、臺州、金華、衢州、嚴州、溫州、處州等八府，《國表》著錄的浙東復社成員主要分布在寧波、紹興、金華、衢州等地，尤以寧波府及其轄下鄞縣、慈谿縣，紹興府的山陰縣、會稽縣最多。浙東超社即活躍在以上地區(qū)，相關資料尚未及見。
黃宗羲有《劉瑞當先生墓志銘》一文記載浙東社事，當中部分成員列名復社。全文如下：
崇禎間，吳中倡為復社，以網(wǎng)羅天下之士，高才宿學多出其間，主之者張受先、張?zhí)烊?。東浙馮留仙、鄴仙，與之枹鼓相應，皆喜容接后進，標榜聲價，人士奔走，輻輳其門。蓬蓽小生，茍能分句讀、習字義者，挾行卷，西棹婁江，東放慈水，則其名成矣。其間?？?，文章足以追古作，議論足以衛(wèi)名教，裁量人物，譏刺得失，執(zhí)政聞而意忌之，以為東林之似續(xù)也。
當是時，慈水才彥霧會，姜耑愚、劉瑞當、馮玄度、馮正則、馮簞溪諸子，莫不為物望所歸。而又引旁近縣以自助，甬上則陸文虎、萬履安，姚江則余兄弟晦木、澤望，蓋無月無四方之客，亦無會不與諸子相征逐也。
嗚呼盛矣！瑞當于諸子中，芒寒色正，諸子皆引為畏友。初與耑愚齊名，坊刻行世，稱為姜劉。及耑愚登第，又與玄度并稱為劉馮。亦猶香山之在唐，初稱劉白，繼稱元白矣。交道雖廣，而所至情契不過數(shù)人。入閩則友曾弗人、林守一，之宛則結沈眉生、麻孟璿、梅朗三，過槜李則投夏彝仲。其激揚題拂之流望瑞當，娥眉天半，不可得而親也。
文中指出浙東社事以馮元飏（留仙）、馮元飆（鄴仙）為盟主，與張采、張溥領導的復社相呼應。黃宗羲指出時常參加集會的人物，分別來自慈水、甬上、姚江等地；慈水有姜耑愚、劉應期（瑞當）、馮文偉（玄度）、馮正則、馮簞溪等人；甬上有陸符（文虎）、萬泰（履安）；姚江有黃宗羲（太沖）、黃宗炎（晦木）、黃宗會（澤望）兄弟。上述眾人名列《復社姓氏傳略》的有劉應期、馮文偉、陸符、萬泰等人。黃宗羲文中還指出，劉應期與復社成員當中的福建曾異撰（弗人）、林逢經(jīng)（守一），宣城沈壽民（眉生）、麻三衡（孟璿）、梅朗中（朗三），松江夏允彝（彝仲）等交情甚厚。
浙江的聞社、莊社、超社這三個文社的情況，有待進一步查考。
（八）質社、則社
據(jù)《國表》所錄黃州府蘄水縣有黃正色、馮云路、金甌、官撫邦、官撫極、官撫辰等六人，黃安縣有耿如忞（一作志）、耿如思二人，麻城縣有梅之塤、王都俞、楊魯、劉侗、李春江、周應華、劉輝、曹之棟、耿應衡、周邦炳等十人，蘄州有張宿、丘之宗二人，共四地二十人，黃州質社的成員當在此中。
《國表》所錄江西有南昌府及轄下新建、進賢、豐城三縣，撫州府臨川、宜黃兩地，建昌府南城、新城、廣昌、南豐四縣，廣信府上饒、玉山、弋陽、鉛山四縣，吉安府太和、廬陵、吉水、安福、永新、饒州等地，加上袁州府、瑞州府、贛州府寧都縣等地，共有一百二十三人，江西則社的成員當含括在其中。
質社、則社的情況有待進一步查考。
二、長江以北的分社
復社分布在長江以北的分社，主要有南社、邑社、山左大社、席社、端社。其中，成員與長江以南分社來往最為密切的是南社，成員數(shù)量最多的是山左大社。
（一）南社
明代南直隸，以應天府為中樞，而以今之安徽省為上江，今之江蘇省為下江。上江即江以北，江北南社主要成員有萬應隆、吳應箕、沈壽民、沈士柱、沈壽國、邵璜、王徽、徐貞一、趙初浣、梅朗中，以及鄭廷佐、鄭汝敏、鄭廷任兄弟六人，總共十六人，即朱倓在《明季南應社考》一文中提到的南社成員。
據(jù)《嘉慶涇縣志》卷十八《文苑·萬應隆傳》記載：
萬應隆，字道吉，號三峰，少敏慧，負捷才，補諸生。崇禎間，學使拔冠一郡五百士，且詳評其文，刊示各郡，見者嘆服，名動一時。與貴池吳應箕、宣城沈壽民、蕪湖沈士柱等倡文會，名南社，而與壽民交尤篤。張溥等倡復社于吳門，復率同邑諸才士往會于虎丘，激揚聲氣，為朝貴所忌。由選貢中崇禎己卯舉人。嗣南都馬阮修卻復社，諸人或死或遁，或以身殉國，應隆幸得免。鼎革后，嘗一應會試，未終場而出。筑玉屏園以居。故交多達官，屢勸之仕，弗應。茹蔬衣褐，又三十余年，卒。
少壯講用世之學。既抑郁不得志，猶數(shù)貽書當?shù)?，諄諄以表章前朝忠義、匡贊熙朝政治為急。哀挽諸作多激楚之辭，為文頃刻立就，出入經(jīng)史，貫串百家，而長言罕譬，要歸于正。著有《三峰集》。弟麒，見《忠義傳》。其前后與復社之會者為趙初浣、王徽、萬麟、文啟元、文敦元、邵璜、邵錦、邵鑒、邵晃、趙司直、鄭汝敏、王云龍、趙如璉、沈澳、文簡臣、陳良琛、趙瑋、趙瑄、鄭廷佐、朱苞、鄭廷任。以上二十二人，并據(jù)《復社錄》采入內(nèi)。四邵，璜、鑒見《太平志》，疑俱太平人。麟即應隆弟，字道瑞，博學，工詩文，著有《松虬集》。初浣、瑋見《忠義傳》。璜字其聲，錦字廷皓，鑒字曾撰，晃字日生，良琛字淮生，瑄字漢奉，瑋弟?！跺X志》
此傳所言，萬應隆先后率南社成員共二十二人參加復社的幾次大會，名列《復社姓氏錄》中。在這二十二人中，與朱倓所考十六位南社成員中有七人相同，另有萬麟、文啟元、文敦元、邵錦、邵鑒、邵晃、趙司直、王云龍、趙如璉、沈澳、文簡臣、陳良琛、趙瑋、趙瑄、朱苞等十五人不同。綜合來看，確認為南社成員的共有三十一人，列名復社的有二十八人，只有鄭廷佐另外三個兄弟未見列名其中。
南社成立較早，社中骨干早于萬歷末年已經(jīng)訂交，舉行社事。據(jù)沈壽民為萬應隆所作的《萬道吉稿序》，作于崇禎十二年（1639，己卯）十月，序曰：
異時道吉起江上，同術之士，屬而和者甫數(shù)人，予是以有南社之役。方萬子較藝南社也，厥才敏放，風迅而泉涌，日強之十，輒十，強之又十，又輒十者。平生泛淵百氏，搜擇融液，獨壹正其說于程朱。故道吉文無弗精，至分擘道旨，稱耑業(yè)焉?！蚴坑杏鲇胁挥?，殆有天也。初吾同術者數(shù)人也，臥起相聞，晦明相厲，貶譽相共，一時意氣昂激，咸謂千里馳越，在搖足間。未幾，其星亡，慎五逝，俶子圽，吾道亦云衰矣。迄今二十年，而道吉始稍稍振于世，雪度、朗三、治先諸子尚淪諸生。捷書之來，道吉不以己之遇為歡，而以友儕之不遇為戚。志誼遠矣哉！
此序作于萬應隆中己卯舉人之后，回顧了萬應隆與南社其他成員的活動與交誼?！暗兰鸾稀保傅氖浅绲澞觊g，萬應隆由學使拔冠于一郡之中，名動一時，沈壽民集南社諸子之文行于世。至己卯歲，南社諸子相交二十年。由此可見，萬應隆、沈壽民、吳應箕、趙初浣、梅朗中、王徽等人早于萬歷四十七年（己未，1619）即結社交游。
（二）邑社
萊陽邑社或與宋繼澄有關系，應是山左大社成立之前活躍在萊陽地區(qū)的文社。據(jù)《復社紀略》卷一所載《國表》初刻的人名，山東萊陽諸邑有宋繼澄、宋珵、左懋泰、趙士驥、宋玨、孫鳳毛、宋璜、宋瑀、宋瑚、左懋第、趙爾汲、姜瀾、宋瓘、陳維價、左良輔、任夢麟、陳曇、楊泉等十八人，當為邑社成員。具體情況待考。
（三）山左大社
山左大社，山左指的是齊魯之地?！睹駠R陽縣志》卷三十三《藝文志·宋孝廉繼澄傳》曰：
繼澄姓宋氏，字澄嵐，號淥溪，晚居萬柳莊，又號萬柳居士?！斕靻⑿劣霞鬃?，侄玫、琮亦皆捷于鄉(xiāng)，每同出游，兩兄在前，兩侄居后，盛騶從，繼澄獨策蹇于中，村童或笑拽之，坦如也。至乙卯始薦賢書，文名滿海內(nèi)，與子璉同在復社，倡道海濱。復社者，始于丙寅、丁卯間，嘉魚熊魚山實主斯盟。于時云間有幾社，浙西有聞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則社，又有歷亭席社，崑陽云簪社，而吳中別有羽朋社，匡社，武林有讀書社，中州有海金社，山左有大社，均統(tǒng)于復社，著錄共數(shù)千人。山左大社九十一人，萊陽除繼澄父子，有左懋泰、宋珵、趙士驥、姜瀾、宋璜、宋璌、孫鳳毛、宋瓘、趙爾汲、楊維價、鍾四達、沈時升、遲龍躍、楊曇、楊泉、姜圻、姜垓、孫長祚、咸應擢、咸應召、耿光、趙金鼎、趙金鼐、左懋桂、左球、宋繼芬、宋琬、宋正伯、孫耀祚、于起泗、姜植、王旒鳳、劉起蛟、遲龍肅、陳廷蘊、宋才緒、沈迓、馮振先、姜楷、任夢麟、左良輔、趙際昌、任某、張允捷、姜剛、趙臨遠、左懋芳、遲龍衡、張允掄、左懋第、宋瑀、沈迅、宋王南、姜埰、孫一脈、趙嶐、孫揚烈、鍾還、孫揚聲、崔丹，實居十六七，棲霞郝晉亦與斯盟，而繼澄為之冠。
山左大社以宋繼澄為盟主，共有九十一人，其中萊陽縣居十之六七，達六十一人之多；南京人郝晉亦參加此社的集會。
又據(jù)《啟禎遺詩》卷九“趙文學”載：“濟生自始列諸生，即聞齊六郡有山左大社，皆一時賢豪，而趙君伯浚實為之倡，山東學者推為祭酒。今且二十余年，而伯浚守道不回以死。余聞而悲之?！薄鹅o志居詩話》卷二十一“趙士喆”條亦載：“伯浚倡山左‘大社’，以應‘復社’?！笨梢娚阶蟠笊绮⑷霃蜕?，趙士喆起了倡舉、組織的作用。趙士喆與任之瑞友善，時常唱和。任之瑞有《乙酉孫孟樸赴都過歷下，同萊州趙伯浚設餞趵突泉》一詩，記述其與趙在濟南設宴，款待準備赴京都而路過的孫淳。
（四）席社
歷亭席社，在故城縣，即山東清河郡鄃縣，古有歷亭縣之名，歷亭縣地在隋初屬貝州武城縣區(qū)域，《讀史方輿紀要》援引宋白曰：“歷亭縣之地，自后魏至高齊，皆為鄃縣地?！?sup>據(jù)張溥的《席社序》，歷亭有孔門七十二賢之一澹臺子的故居，指的就是今天的山東武城縣一帶。另，濟南大明湖島中有歷下亭。
崇禎二年三月間，復社在尹山召開大會；于此年秋天，在北方的一座小城馬莊，沈嘉客、周粲甫等人亦設壇，首開席社。沈嘉客有《席社初集序》：“今年秋抄，諸君子業(yè)樹壇馬莊，檄余從事。余既不忍環(huán)柱，則遂執(zhí)鞭。其后已還，念之人靡日不稱述。昔之人種學績文，日大以肆。而要之昔人所為鏗訇彰爍者，何之而不演迤也！何之而不灑宕也！何之而不矞廷也！”記載了席社初集的盛況。
席社并入復社是在尹山大會之后，《國表》初刻中并無席社成員名字。試看張溥的《席社序》：
予聞歷亭有澹臺故居焉，私心竊向往之。今讀席社文，重有感云：“席社諸君子，多四方人，然皆居于歷亭，故席社興焉?！?/p>
京師去歷亭不六百里，怒馬疾馳可三日至，牽車而來者，日轂相犯不絕，茍有人焉，聲問必達。席社之興有年矣，予未之知。及百式、粲甫來，以文相詔，習讀而始慨焉以慕，抑何晚也！然席社以前，歷亭有社焉如是者乎？百式、粲甫固曰：“無有也?！鄙绯捎谥T君子，不足云異。獨編戶八里之區(qū)，寂寥無徒，一旦得數(shù)君子講論其間。予于是益嘆斯人之難及，慶古道之可復也。
河間獻王，非漢宗室之儒者乎？董子、毛公之倫，非純?nèi)唤?jīng)師、百世廟食者乎？斯非異人，皆東陽產(chǎn)也。六經(jīng)道大，聚而謀之，事非一人，諸君子其有意乎？盛衰之際，夫亦可以觀矣。楚有瞿征士者，今之博物君子也，嘗議獻王傳經(jīng)功偉，當列祀瞽宗。予心識其言，后必當有行之者。
夫經(jīng)學顯明，世世祖纘，即俎豆不難，況其他乎？且諸君子之文，征古以自信，援道而有方，其本諸經(jīng)者深矣。繇此率循，遠者莫竟，予不止發(fā)澹村之思也。
序中，張溥提到席社興起已有一段時間，而不為自己所知；其活動區(qū)域主要在京師與歷亭；席社諸子以復興古道，研治經(jīng)學為主。這與復社的宗旨是相一致的。文中還指出是百式、粲甫二人前來問序，請張溥評定席社文稿。這件事情，在張溥的《江北應社序》中也有記載：“復念壬申（崇禎五年）之春，倫子百式、周子粲甫以故城一邑之文屬予論次?！庇纱丝梢姡缬诔绲澪迥瓴耪郊尤霃蜕?。
據(jù)沈嘉客《西溪先生文集》所載《祭周粲甫文》《同社祭周子晉文》等文章，可知席社的始創(chuàng)與發(fā)展，主要奔走、組織者是周粲甫，眾人尊沈嘉客來主盟。陳函輝有詩《席社極人文之盛，無謀、粲甫為盟主，所訂皆同志友也。前一日集此，恨舟來稍遲有缺，把晤小詩，寄題壁上，以志懷想》：“劍芒映赤簡垂青，杰在人乎地亦靈。自古北方多學者，兼今東道有文星。欣從廣社譚鴻藝，卻恨扁舟滯鴨萍。來歲綠楊容系馬，研田為勒策勛銘?！?sup>陳函輝約于崇禎七年中進士之后南下，路過故城，恰逢席社集會剛剛結束。此詩記述他因舟來遲而缺席席社集會的憾事，詩中對席社成員的文才頗為推重。
席社成員以北直隸故城人為主，部分為北直隸順天府人，諸子常常一起談藝論學，志同道合。根據(jù)陳函輝的《舟過故城與若木訪周粲甫于澹莊，留飲席社，時沈無謀、孫無疑同集共分青字》《孫無疑于席社中年最少，而人盡疑其匿歲，所謂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也，時若木亦誤呼為社長，因笑而紀之》兩詩，以及張溥的《席社序》《江北應社序》，可確定為席社成員的有：沈嘉客（無謀），故城人；周承芳（粲甫），故城人，吳應箕《復社姓氏錄》記其字為“燦文”，應為“父”之誤；倫之楷（百式），順天府人；孫通（無疑），順天府人。蔣逸雪在《復社姓氏考訂》中列出北直順天府的復社成員有四十四人，故城縣有十三人，當中應有不少是席社成員。
席社的社藝結集是由盧德水和張溥共同選定，見陳函輝詩《席社是盧德水張?zhí)烊邕x定》：“何人狎主汗篇青，指出風云露月形。怪奉玉川為北伯，平司金鑒是南星。綠圖亦借先生定，黃石偏呼孺子聽。合併漢唐三四杰，從君壇坫試鋒硎。”陳函輝在故城獲閱席社文稿，得知社稿是由德州盧德水、婁東張?zhí)烊缢ǎ滞瞥?；指出席社諸子的創(chuàng)作風格接近漢唐。
（五）端社
中州端社未查見有關資料詳細記載。上述《民國萊陽縣志》卷三十三《藝文志·宋孝廉繼澄傳》提到中州有海金社，據(jù)周亮工的《書影》卷一載：“（葉）文通甲子、乙丑間游吾梁，與雍丘侯五汝戡倡為海金社，合八郡知名之士，人鐫一集以行。中州文社之盛，自海金社始?！笨梢娞靻⑺?、五年間，葉晝、侯汝戡在中州地區(qū)倡舉海金社，二人未見列名《復社姓氏傳略》。而端社是在海金社社事之后再倡舉的文社。據(jù)《復社紀略》卷一所載《國表》初刻的人名，河南開封諸邑有陳衷一、賈心明、吳從周、蔡琮、賈開宗、張光世、張正誼、鄭觀光等八人，應為端社的成員。
張溥的《江北應社序》記載了倫之楷、周承芳二人為歷亭席社文稿來請張溥評定的事情：“復念壬申（崇禎五年）之春，倫子百式、周子粲甫以故城一邑之文屬予論次。既百式司教商丘，別予南轅，與予言所以興起文學者，予首舉劉子千之。及歸而《國表》盛行，商丘之學與萊陽并著。間私自設論，京師，天下之觀；中州，文章之府。故城雖小，南北水道所經(jīng)也；登萊為齊魯奧區(qū)，神明奇?zhèn)?。昔天子嘗望祭焉，地氣相近，衣冠車騎相過從，語言文字，往來期間，旬日大聚。且二宋宦游之國，倫子授經(jīng)之地，氣類召應，其來已久。萬吉人、孫受之、潘君懷三君子，復大其聲名，振揚后學。予知能合三社為一家者，必在商丘矣！”從此序可知，倫之楷在歷亭參與席社，后到商丘任滎澤令，與當?shù)匚纳纾☉獮槎松纾┎⑴e文事，再加上宋繼澄等人的萊陽文社（應為邑社），三社皆并入江北應社，后并入復社。
統(tǒng)合于復社的各地分社一覽表
續(xù)表
續(xù)表
- 艾南英《天傭子集》，清光緒己卯年梯云書屋刊本。
- 張鑒《冬青館甲集》卷六，《續(xù)修四庫全書》本。
- 張溥《壽冏卿陸太和先生七秩序》，張溥撰，曾肖點校《七錄齋合集》卷十二，齊魯書社2015年版，第253頁。
- 張溥《錢昭自先生五十序》，《七錄齋詩文合集·存稿》卷二，臺灣偉文圖書出版公司1976年版。
- 陳子龍編，王澐續(xù)編，莊師洛等訂《陳忠裕公自著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本。
- 張溥《七錄齋詩文合集·近稿》卷四，《續(xù)修四庫全書》本。
- 譚元春著，陳杏珍標?！蹲T元春集》卷二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07頁。
- 陳平原、王德威、商偉《晚明與晚清：歷史傳承與文化創(chuàng)新》，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頁。
- 陳子龍撰，施蟄存、馬祖熙標校《陳子龍詩集》附錄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 張溥《七錄齋集·論略》卷一，《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 張溥《七錄齋集·論略》卷一，《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 張溥《七錄齋詩文合集·論略》卷一，《續(xù)修四庫全書》本。
- 張溥《七錄齋詩文合集·論略》卷一，《續(xù)修四庫全書》本。
- 張溥《七錄齋集·論略》卷一，《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 張溥《七錄齋集·論略》卷一，《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 張溥《七錄齋詩文合集·論略》卷一，《續(xù)修四庫全書》本。
- 張溥《七錄齋集·論略》卷一，《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 李雯《蓼齋集》卷四十五，《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 郎瑛《七修類稿》卷十五《義理類》，上海書店2001年版。
- 張采《知畏堂文存》卷十一，《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 張采《知畏堂文存》卷一，《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 吳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xiàn)狀》，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
- 吳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年版。
- 張溥《七錄齋詩文合集·論略》卷一，《續(xù)修四庫全書》本。
- 張溥《七錄齋集》卷五，《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 吳偉業(yè)著，李學穎集評標?！秴敲反迦肪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00頁。
- 杜登春《社事始末》，《叢書集成初編》本。
- 侯峒曾《侯忠節(jié)公全集》卷十二，1933年鉛印本。
- 杜登春《社事始末》，《叢書集成初編》本。
- 萬時華《溉園初集》卷一，《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 艾南英《天傭子集》卷二，清光緒己卯年（1879）梯云書屋刊本。
- 賀貽孫《水田居文集》卷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 侯方域《壯悔堂文集十卷遺稿一卷四憶堂詩集六卷遺稿一卷》卷十，清順治刻增修本。
- 艾南英《偶社序》，《天傭子集》卷三，清光緒己卯年（1879）梯云書屋刊本。
- 艾南英《天傭子集》卷三，清光緒己卯年（1879）梯云書屋刊本。
- 陸世儀《復社紀略》卷一，《東林本末：外七種》，上海書店1982年版。
- 羅萬藻《此觀堂集》卷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 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之七《復社始末上》：“天如是一個干練人才，很有作領袖之修養(yǎng)，所以能把幾個讀書人辦的應社，變成了社會上群眾的運動?！保ㄖ腥A書局1982年版）可參看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第三章《復社及其思想、學術與文學（上）》中分析張溥的個人因素及展開社事活動的幾個步驟。（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陸巖軍《張溥研究》第三章對張溥人生觀、價值觀、倫理觀及社會、政治思想的論述。（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16年版）
- 張廷玉等撰《明史》卷二百八十八，中華書局1974年版。
- 張采《知畏堂文存》卷八，《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 張采《知畏堂文存》卷三，《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 《牧齋遺事》，《叢書集成續(xù)編》本。
- 侯方域《李姬傳》記載：李香“俠而慧，略知書，能辨別士大夫賢否。張學士溥、夏吏部允彝急稱之”，勸侯方域拒絕阮大鋮的示好。（侯方域《壯悔堂文集》卷五，《四庫禁毀書叢刊》本）可參看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第四章《復社及其思想、學術與文學（下）》，討論了青樓與士風彼此間的影響。
- 張溥《七錄齋詩文合集·存稿》卷五，《續(xù)修四庫全書》本。
- 張溥《七錄齋詩文合集·存稿》卷五，《續(xù)修四庫全書》本。
- 張溥《七錄齋詩文合集·存稿》卷五，《續(xù)修四庫全書》本。
- 張溥（采）《知畏堂文存》卷三，《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 陸世儀《復社紀略》卷一，《東林本末：外七種》，上海書店1982年版。
- 蔣逸雪《張溥年譜》，齊魯書社1982年版，第16頁。
- 陳貞慧《山陽錄》，《昭代叢書》本。
- 張采《知畏堂文存》卷二，《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 支益《七錄齋詩文合集序》，張溥《七錄齋詩文合集》，《續(xù)修四庫全書》本。
- 計東《改亭文集》卷十，《續(xù)修四庫全書》本。
- 王應奎撰，王彬、嚴英俊點校《柳南隨筆》，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52頁。
- 計東《上太倉吳祭酒書一》，《改亭文集》卷十，《續(xù)修四庫全書》本。
- 蔣逸雪《張溥年譜》，齊魯書社1982年版，第18頁。
- 計東《上太倉吳祭酒書一》，《改亭文集》卷十，《續(xù)修四庫全書》本。
- 張溥《七錄齋集》卷二，《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 張溥《七錄齋集》卷一，《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 張溥《七錄齋詩文合集·近稿》卷一，《續(xù)修四庫全書》本。
- 張溥《七錄齋詩文合集·存稿》卷三，《續(xù)修四庫全書》本。
- 張溥《七錄齋詩文合集·存稿》卷五，《續(xù)修四庫全書》本。
- 張溥《七錄齋詩文合集·存稿》卷五，《續(xù)修四庫全書》本。
- 陳際泰《太乙山房文集》卷十四，明崇禎六年刻本。
- 朱彝尊著，姚祖恩編，黃君坦校點《靜志居詩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
- 張濤據(jù)楊彝的《谷園集》所載文，認為應社的成立以天啟五年在楊彝的鳳基臺舉行第一次社集活動為標志。（張濤《社群聯(lián)盟格局：晚明文壇的主流文學樣態(tài)——以應社與復社關系為重點論述復社聯(lián)盟進程》，《蘇州大學學報》2016年第2期）
- 朱倓考證出拂水山房社有前后之分，前為瞿純?nèi)?、瞿汝說（瞿式耜父親）等人于萬歷十二年所結，后為范文若等五人所結，計東所指的拂水山房是指范文若等人所結社。（《明季南應社考》，《國學季刊》第二卷第三號，國立北京大學1930年9月）郭紹虞認為瞿汝說等人所組織之社重在時文，而范氏所組織之社或兼重詩。（《明代的文人集團》，《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上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筆者認為，錢謙益、瞿式耜讀書拂水山莊與范文若等人所結拂水山房社的時間大致相同，計東所言指的是錢、瞿二人雖無結社之名，卻有結社之實，他們兩人在拂水山莊讀書、相酬唱，相當于承接了父執(zhí)輩的前拂水山房社。
- 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第三章《復社及其思想、學術與文學（上）》，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頁。
- 《錢牧齋先生年譜》，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lián)標?！跺X牧齋全集》之《牧齋雜著》附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 錢謙益《初學集》卷五十五，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lián)標校《錢牧齋全集》。
- 瞿式耜《瞿忠宣公集》卷十，《續(xù)修四庫全書》本。
- 高士
、楊振藻修，錢陸燦等纂《康熙常熟縣志》，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刻本，《中國地方志集成》本。 - 張溥《七錄齋詩文合集·近稿》卷三，《續(xù)修四庫全書》本。
- 錢謙益《有學集》卷十九，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lián)標?！跺X牧齋全集》。
- 張溥《七錄齋詩文合集·存稿》卷三，《續(xù)修四庫全書》本。
- 計東《上太倉吳祭酒書一》，《改亭文集》卷十，《續(xù)修四庫全書》本。
- 朱倓《明季南應社考》，《國學季刊》第二卷第三號，國立北京大學1930年9月出版。
- 黃宗羲《南雷文定后集》卷二，《續(xù)修四庫全書》本。
- 張溥撰，曾肖點?！镀咪淉S合集》卷六，齊魯書社2015年版，第130頁。
- 陳際泰《太乙山房文集》卷四，明崇禎六年刻本。
- 張溥《應社十三子序》，《七錄齋詩文合集·存稿》卷一，《續(xù)修四庫全書》本。
- 朱倓《明季南應社考》曰：“應社之人，多明夷夏之大防?！敝赋鱿脑室?、陳子龍、楊廷樞等九人“其死難雖不同，要其不臣異族，其死皆可與日月爭光焉”；楊彝、朱隗、沈壽民等八人“雖未嘗殉國，然義不臣虜，其志節(jié)亦有足多者。其他或前死，或隱沒無聞，要之前列二十八人，殆無一人降虜者，此則可為應社生色者也”。
- 張溥《七錄齋詩文合集·存稿》卷一，《續(xù)修四庫全書》本。
- 可參看王恩俊《復社與明末清初政治學術流變》第三章《復社成員及社內(nèi)關系》對復社成員地域、家世、內(nèi)部關系的論述，遼寧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 張溥撰，曾肖點?！镀咪淉S合集》卷六，齊魯書社2015年版，第129頁。
- 張溥《七錄齋集》卷一，《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 張溥《七錄齋詩文合集·存稿》卷二，《續(xù)修四庫全書》本。
- 楊開第修，姚光發(fā)等纂《光緒重修華亭縣志》，清光緒五年刻本。
- 杜登春《社事始末》，《叢書集成初編》本。
- 陳子龍《陳忠裕公全集·各集原序》，清嘉慶八年（1803）簳山草堂刻本。
- 陳乃乾、陳洙《徐闇公先生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本。
- 張溥撰，曾肖點校《七錄齋合集》卷十二，齊魯書社2015年版，第245頁。
- 陳子龍《陳忠裕公全集》之《各集原序》，清嘉慶八年（1803）簳山草堂刻本。
- 張溥《七錄齋詩文合集·近稿》卷四，《續(xù)修四庫全書》本。
- 張鑒《冬青館甲集》卷六，《續(xù)修四庫全書》本。
- 黃節(jié)《徐孚遠傳》，《國粹學報》第三十三期，第三年丁未第八號，光緒三十三年八月二十日。
- 《歷代郡縣地名考》：“昆陽，縣名，一戰(zhàn)國魏邑，漢置縣，北齊廢，即今河南葉縣治，光武破莽兵處。一今縣，元置州，清屬云南云南府，民國改縣，屬滇中道?！?/li>
- 張溥撰，曾肖點校《七錄齋合集》卷十二，齊魯書社2015年版，第154頁。
- 姜順蚊修，施謙纂《乾隆吳縣志》，清乾隆十年刻本。
- 鄭敷教自記，徐云祥等續(xù)編《鄭桐庵先生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本。
- 李銘皖、譚鈞培修，馮桂芬纂《同治蘇州府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本。
- 陳際泰《太乙山房文集》卷十四，明崇禎六年刻本。
- 張慧劍《明清江蘇文人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50頁。
- 朱倓《明季杭州讀書社考》，《國學季刊》第二卷第二號，國立北京大學1929年版。
- 張吉安修，朱文藻等纂《嘉慶余杭縣志·卷二十六·孝友傳》，1919年鉛印本。
- 蕭士瑋《春浮園文集》卷上，《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二十一，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662頁。
- 黃宗羲《南雷文定四集》卷二，《續(xù)修四庫全書》本。
- 嵇曾筠撰《浙江通志》卷一。
- 黃宗羲《南雷文定前集》卷六，《續(xù)修四庫全書》本。
- 李德淦、周鶴立修，洪亮吉纂《嘉慶涇縣志》，1998年江蘇古籍出版社影印清嘉慶十一年（1806）刻本，《中國地方志集成》本。
- 沈壽民《姑山遺集》卷十，《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 梁秉錕等修，王丕煦纂《民國萊陽縣志》，1935年鉛印本。
- 顧祖禹撰，賀次君、施和金點?！蹲x史方輿紀要》卷三十四“山東五，東昌府”，中華書局2005年版。
- 沈嘉客《西溪先生文集》卷五，《四庫未收書輯刊》五輯26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 張溥撰，曾肖點?！镀咪淉S合集》卷十八，齊魯書社2015年版，第344頁。
- 陳函輝《小寒山子集》，《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 陳函輝原名煒，字木叔，號小寒山子，別號寒椒道人，浙江臨海人，師從黃道周。崇禎七年進士，后任靖江縣令。陳函輝未見列名于復社，卻與復社中人交游甚好。張溥有文《陳木叔詩序》《陳侯木叔迎養(yǎng)賀序》。陳函輝與其他復社成員也多有往來，其中與譚元春、鄭元勛、聞啟祥、陳際泰、黃光（若木）、潘一桂（木公）、錢邦芑（開少）、楊文驄（龍友）、章重（爰發(fā)）、韓霖（雨公）、袁彭年（述之）、李令皙（端木）、萬壽祺（年少）、錢栴、孟稱堯（子安）等人交誼皆厚，如有詩《同龍友走訪譚友夏章爰發(fā)錢彥林諸兄各出近藝相示》《讀聞子將招隱書及湖舫約有感》等。
- 盧德水，名世
，字德水，又字紫房，晚稱南村病叟，德州人，明天啟五年進士，官至禮部福建道監(jiān)察御使。
鄂公網(wǎng)安備 4201030200161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