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景龍

正值當下“大眾創(chuàng)業(yè)、萬眾創(chuàng)新”的大好時代，中華詩詞界正經歷著一個“求正容變、承舊創(chuàng)新”的黃金時期。著名詩人王國欽先生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進行的詩詞創(chuàng)新活動，至今也已碩果累累了。

新世紀之初的2002年11月，筆者曾寫過一篇《詩詞陣營的雙槍將——王國欽的詩詞創(chuàng)作與理論探討》，當時刊發(fā)在《中州詩詞》雜志上。那時候，國欽先生還是一個剛過不惑之年的青年人。記得在2004年，他一次性出版了論文集《守望者說》、詩集《歌吟之旅》兩本書，這篇文章被作為“任人評說”內容收進了他的論文集。

十多年時間匆匆過去了，年過半百的國欽先生，而今已是霜發(fā)滿頭。端午節(jié)剛過，他來電話說要再出版一本文集《知時齋說詩》，并且邀序于我。聽口氣不像開玩笑，筆者便鄭重地答應下來。

詩言志與內容創(chuàng)新

創(chuàng)新是國欽先生生命的主題。在他的詩詞創(chuàng)新理念中，內容創(chuàng)新應該是第一位的創(chuàng)新。《“詩言志”之言在“當下”》是他近年來的一篇代表性論文，其中就有這樣一段比較“創(chuàng)新”的話：

在這里，筆者愿改用白居易的名言來表達對我們當下詩歌的熱切期望：

文章合為國而著，歌詩當為民而作。

以上這段話，是2014年9月由中央文史研究館、中國中央電視臺主辦，中華詩詞研究院、中國中央電視臺科教頻道承辦的第二屆“雅韻山河”當代中華詩詞學術研討會上國欽先生發(fā)言論文的點睛之筆。無論是作為一個與會者，或是作為一個老朋友，我都為他的這個“創(chuàng)新”熱烈點贊。白居易的原話，在《與元九書》中是這樣說的：“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眹鴼J先生雖僅僅改動了其中兩個字，但其境界似已勝出許多。

胡適先生20世紀初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中，曾就舊文學提出過“文學改良八事”：“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爛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逼鋵崳@里所說的“八事”，大部分都是針對詩詞創(chuàng)作而言的。其中的一些“改良”內容，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1999年，國欽先生在《走向新世紀的中華青年詩詞》一文中，曾將胡適的文學“改良八事”改造為指導當代創(chuàng)作的“詩詞八事”：

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無病呻吟；三曰倡雙規(guī)韻制；四曰敢承舊創(chuàng)新；五曰棄陳詞僻典；六曰少模仿古人；七曰要走向社會；八曰對時代關心。

從1999年到2014年這十五年間，社會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但僅就所見到的文字來看，始終貫穿著國欽先生關注國家、關注民生的一條紅線，始終如一地表現(xiàn)了他心系“興觀群怨”、心系“內容創(chuàng)新”的詩家情懷?！吨獣r齋說詩》把全書內容類分為九個專題，第一個專題就是“說言志”，由此即可見出作者對于“詩言志”這個問題的看重?！罢f言志”這個專題中的另一篇文章也十分值得珍視：《詩詞：訴說不盡的“紅色情結”》。在這篇文章中，作者深情回憶了從童年就開始濡染的“父輩精神”，真切述說了其大量作品中對黨熱切而自覺的情感渴望，誠摯揭示了至今縈繞于心的“紅色情結”。以筆者十多年的觀察，國欽先生不僅是個言行一致的君子，而且是個真正表里如一的“紅色詩人”。他的作品里回蕩著風雅“正聲”，用比較時興的詞兒說就是充滿了“正能量”。而且，無論別人怎么看待黨在成長和執(zhí)政過程中的不足或者錯誤，他都癡心不改地保持著對黨的一腔摯愛深情。如他在七律《初訪西柏坡中共中央舊址》中寫道：

青山一座立豐碑，西柏坡前訪翠微。

正氣曾教天下折，新風再綻雨中梅。

游人影剪千秋畫，舊址情留萬里暉。

勿忘毛公雙務必，征途望眼盡芳菲。

這一首七律的內容，完全是當代社會新人物、新事件、新情感的藝術表達，同時也是一個不太好表現(xiàn)的“重大題材”。作為一名中國民主同盟盟員，國欽先生的這首詩，既包含了對中共“曾教天下折”的無比欽仰，也寄寓了對中共“再綻雨中梅”的殷切期望。而“勿忘毛公雙務必”一句，不知是否會讓一些只在作品中糾結于個人小情調、小恩怨，或者經常在作品中發(fā)泄個人不滿情緒的作者感到些許的觸動。

探路者與理論創(chuàng)新

客觀地說，國欽先生既不屬于學院型的理論研究者，也不屬于專業(yè)型的學術從業(yè)者，而是一個頗有見地、頗為執(zhí)著的性情化的詩詞探索者。從1987年創(chuàng)作出第一首度詞開始，從1990年第一次正式提出“度詞”概念至今，他一直默默無聞地致力于度詞新詞的創(chuàng)作實踐與理論探索工作。

就《知時齋說詩》的“說創(chuàng)新”專題來看，作為國欽先生在度詞新詞方面的代表性理論成果——“度詞新詞問題答疑系列”來說，既是探索，更是創(chuàng)新。這組系列文章篇幅雖然不大，但卻融入了作者近三十年的心血。從文章最后的時間標注說明中，即可分別梳理出作者創(chuàng)作、修訂、定稿的大致軌跡。如在《度詞：為“自度曲”正名的最佳選擇》文尾，就有明確標注：“本文乃1992年全國首屆中華詩詞表現(xiàn)藝術研討會暨海南行吟會宣讀論文，原題為《度詞——一種值得倡導的新詩體》；2000年5月30日重新修改；2009年8月、2016年7月至10月分別再次修訂。”又如《度詞：當代詩詞創(chuàng)新中的技術革命》文尾，亦明確標注曰：“本文乃1993年全國首屆中華青年詩詞研討會宣讀論文，原題為《再論度詞與創(chuàng)新》；2000年8月10日重新修改；2009年8月、2016年7月至10月分別再次修訂?！痹偃纭缎略~：一步到位的當代詩詞新品牌》文尾，也標明了寫作、修改的具體情況：“本文專為‘答疑系列’而寫，2001年2月1日零時終稿于中州知時齋；2009年8月、2016年7月至10月分別再次修訂?！痹诖罂缍鹊臅r間過程中，不斷修改完善，正見出作者對這些闡發(fā)自己創(chuàng)新理念的文章縈心系懷，高度重視。而本次收入《知時齋說詩》之際，讀者仍可發(fā)現(xiàn)作者對這個系列文章的修訂與完善。

曾有人稱譽國欽先生為“度詞新詞之父”，據說被他莞爾一笑婉拒了?，F(xiàn)在看來，這個稱呼對他來說也可謂名副其實：首先，度詞新詞的創(chuàng)作實踐，正是從國欽先生開始的(1987年)；第二，對度詞新詞的理論探索也是由他開始的(1990年)，而且比較完善、系統(tǒng)；第三，固始、項城、開封、永城、商丘、洛陽、安陽、承德等地的“度詞新詞研究小組”，也是在他長期實踐與探索的基礎上先后成立的(1996—2013年)；第四，“全國度詞新詞大賽”是由他發(fā)起舉辦的(2008年)，至今已滿四屆；第五，關于度詞新詞創(chuàng)新實踐與理論探討的第一本專著《春風著意出陽關》，是由他策劃并正式出版的(2010年)；第六，中華詩詞創(chuàng)新研究會是由他首倡成立的(2013年)；第七，中華詩詞創(chuàng)新高峰論壇，是由他首倡舉辦的(2015年)。由此可知，“度詞新詞”本就是國欽先生的嫡親“兒女”，稱其為“度詞新詞之父”，有何不可？

關于什么是度詞、什么是新詞，二者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為什么要探索度詞新詞，度詞新詞對當代詩詞發(fā)展的意義何在，這一系列相互牽纏的問題，國欽先生在相關文章中闡釋得非常清楚。在其他有關的文章中，國欽先生也分別談到了一些理論創(chuàng)新的具體問題。至于這些文章的學術價值到底如何，筆者無須置喙，高明讀者自會作出正確的判斷。

其實，國欽先生關于度詞新詞的理論探索與創(chuàng)作實踐，很早就受到了一些著名學者、詩人的充分肯定與高度贊揚。1997年11月，丁芒先生就曾撰文《談詩詞改革兼論王國欽先生之“度詞”》，分上、下篇專門論述度詞的開創(chuàng)性理論價值及度詞作品的藝術成就。他在文章結尾這樣寫道：“中國詩歌的改革推進和新、舊詩接軌的嘗試，已經在新、舊詩界分頭進行……我相信其(王國欽先生)精力與才力，是可以擔當這一列車的前驅重任的?！?002年5月，霍松林先生專門給國欽先生寫信，非常明確地表態(tài)：“我支持你把這‘新體’搞下去！”林從龍先生也曾在2002年元月撰寫了題為《“樊籬”要突破，自由度“新詞”》的文章。在談到度詞的另一個新品種新詞時，林先生寫道：“新詞的提出，不僅與中華詩詞學會的綱要精神相吻合，實際上也是在中華詩詞學會會長孫軼青的直接指導下開始的?！?/p>

現(xiàn)在看來，度詞新詞原本就是當代詩歌百花園中的一枝奇葩，早已贏得許多前輩學者和不少詩人的認可肯定。國欽先生多年的艱辛探索，其成果是寶貴的，其精神是可嘉的，理應得到更多的理解與支持。但令人不解的是，他這些純粹藝術性的探索與試驗，后來卻遭遇了不少質疑、責難甚至擠壓。許多人為此感到困惑，筆者也一樣感到不解：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樣的情況？偌大一個詩壇，本應該海納百川、百花齊放，為什么就不能容許一個詩人進行一些創(chuàng)新的藝術求索？在中國詩歌史上，若沒有形式上從二言、四言到五言、七言、雜言、長短句，從原始歌謠到《詩經》、楚辭、唐詩、宋詞、元曲再到白話新詩的不斷新變，若沒有內容、風格上從寫實到浪漫、從婉約到豪放、從陽剛到陰柔的種種嬗遞，哪里會有三千年詩國的源遠流長、豐富多彩呢？所以，我們應該以深邃的歷史眼光，對國欽先生的創(chuàng)新探索實踐投以嘉許和關注，多給一些理解和寬容，多給一些支持和鼓勵，而不是相反。當然，國欽先生也要更大度一些，要善于從不同的意見中，吸取有益的營養(yǎng)來豐富、完善自己。退一步講，即便度詞新詞被實踐證明“開創(chuàng)”錯了，那也可為后來者提供一個“此路不通”的教訓和警醒，其價值同樣是不容低估的。

感受知時齋的詩詞創(chuàng)新力00知時齋說詩令人欣慰的是，國欽先生并沒有在責難、擠壓面前退縮，反倒在長期的坎坷際遇與艱辛途程中站得更穩(wěn)，走得更好！這有國欽先生的《度詞·氣如虹》為證：

……鼓掌何輕松？細說丹城。靈魂圣地自深情。腐鼠鹓雛身外事，大水總朝東。守望任從容。莫道苦衷。歌吟二九路重重。窗外依然紅日照，雨過氣如虹。

再看他在《度詞·康橋惜別》中，是如何表達自己復雜心情并樂觀坦蕩地展望未來的：

……守望歌吟最不堪，只身唯有氣如蘭。知否風光憑手繪？康橋惜別再揚帆。亂云渡，情自安；心熱熱，意憨憨。把來鴻去雁千憂百慮捐。新詞喜度更無前。尋芳草，出陽關。

諸君請注意：當一個人達到“把來鴻去雁千憂百慮捐”這種境界的時候，還有什么困難能夠阻擋得住他前進的步伐呢？在這里，筆者衷心希望度詞新詞的理論研究及創(chuàng)作實踐，能夠取得更新、更大的成就，衷心祝愿國欽先生能夠早日尋得“芳草”、走出“陽關”。

雙槍將與多面創(chuàng)新

筆者曾在前面提到的一篇舊文中，稱國欽先生為“雙槍將”，主要是說他在詩詞創(chuàng)作與詩詞理論兩個方面都頗有斬獲。但后來發(fā)現(xiàn)，國欽先生同時還是多個方面的“雙槍將”呢！

1983年3月，作為大四學生的國欽先生，在距離畢業(yè)只有三個多月之際，與其他四位同學一起創(chuàng)辦河南大學“羽帆詩社”，并且擔任了首任社長。他在“羽帆詩社”成立大會上充滿期待地說：“若干年之后，如果能夠有一位、兩位、三位詩友從我們的‘羽帆詩社’走出來，成為河南乃至全國的著名詩人，那就是我們的驕傲與自豪。”實際上，從“羽帆詩社”走出來的著名詩人遠遠不止一位、兩位、三位，而是一批、一群，代表性的詩人名字就可以列出一長串：張鮮明、李暄、李霞、楊吉哲、董林、高金光、吳元成、萍子、劉靜沙、西嶼、史大觀等。2013年12月，紀念“羽帆詩社”成立三十周年暨十卷本《羽帆詩選》出版新聞發(fā)布會在河南大學新校區(qū)隆重舉行。應邀與會的河南省詩歌學會會長馬新朝深有感慨地說：“現(xiàn)在看來，如果沒有‘羽帆詩社’，我省當代詩歌史是要重寫的?！笔堑?，在恢復高考之后的河南乃至全國大學里，由學生自己創(chuàng)辦的詩歌社團比較普遍。但這些社團能夠由學生一屆接一屆地傳承三十多年仍然生機勃勃者，恐怕是鳳毛麟角。正因為如此，國欽先生2004年出版的《歌吟之旅》中，就有“羽帆卷”“新詩卷”兩部分內容。在河南詩詞學會、河南省詩歌學會甚至河南省散文詩學會的活動上，經常能夠見到國欽先生的身影。而他對于詩歌(詞)的這些特殊貢獻，則讓我們充分感受到一個詩人令人驚嘆的藝術創(chuàng)造創(chuàng)新能力。由此而產生的影響力，無疑是要更為廣泛、更為持久地在當代詩壇發(fā)揮積極作用的。

不唯如此，國欽先生在詩詞評論與詩詞出版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也有著非常突出的特色與引人注目的亮點。除以上談到的文章外，國欽先生在詩詞理論方面還有《中華詩詞當代創(chuàng)作之我見》、“中華詩詞縱橫談系列”、《中國詩圣的襟懷》等文章先后面世。他這些文章表述的觀點，大多卓有創(chuàng)見，令人耳目一新。

如《胡適和他的七首“白話詞”》一文，在客觀肯定胡適對白話新詩開創(chuàng)性貢獻的同時，也著重評價了胡適在白話詞方面的藝術成就。尤其是胡適在《嘗試集》自序中，以《沁園春·誓詩》的詞體形式來表達他“文章革命何疑”的信心與決心，確實是一個很生動、很有趣的例子，其他學者還真是很少言及。國欽先生對這個有趣現(xiàn)象的獨特發(fā)現(xiàn)和巧妙詮釋，給胡適在新、舊文學史上找到一個不言自明的合適位置。再如《詩詞：該如何對待毛澤東？》一文，原為1993年“海內外紀念毛澤東誕辰10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在會議開幕式上宣讀時竟為八次掌聲打斷。當時，他還是一個三十來歲的年輕人。在十年后的2003年，他這篇文章又先后被《文藝報》《中華讀書報》刊發(fā)。直至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其中的許多觀點仍然令人信服，也仍然被很多研究者引用。又如《平仄人生“高大上”，“毛氏唱和”盡奇觀》一文，條分縷析，層層推論，第一次明確地為毛澤東詩詞確立了“高大上”的文學地位，也第一次提出了“毛氏唱和”的全新概念。正是這篇文章，為他在中華詩詞學會常務理事的社會兼職之外，又贏得了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常務理事的社會兼職——至此，他既是兩大學會分別在本埠的唯一常務理事，更是本埠兩大學會“雙常務”的唯一擁有者。這一殊榮的獲得，確屬名副其實、實至名歸。另如《試論“詩詞入史”及與新詩的和諧發(fā)展》一文，就當代詩詞是否能夠進入當代文學史的問題，與錢理群、王富仁、王澤龍、陳國恩等著名學者進行商榷。文章的基本觀點，不僅深刻而且犀利，頗有獨到之處。其求真務實的勇氣及創(chuàng)新精神，更令人感佩。

按照國欽先生自己的說法，文學出版是他一生“安身立命”的職業(yè)。在長達三十多年的本職工作崗位上，他先后策劃、編輯、出版了《毛澤東詩詞鑒賞》(增訂二版)及《毛澤東詩詞唱和》《中華新韻府》《中州詩詞精華》等相關詩詞圖書，主編或參與主編了《中華詩詞十五年年鑒》《河南當代詩詞選》《河南當代詩詞選(續(xù))》及“新紀元中華詩詞藝術書庫”(6輯60卷)、10卷本的《羽帆詩選》，編著出版了“唐宋詩詞名家精品類編”之《云中誰寄錦書來：宋代合集》等詩詞著作。筆者的《古典詩詞曲與現(xiàn)當代新詩》一書，是國內首部嘗試打通中國古典詩歌與20世紀新詩的著作，也是由國欽先生于2004年春天責編出版的。

應邀作序，不由得多說了幾句實話、真話。一不小心，拙序顯得有點長了。即便如此，筆者還是覺得有很多話要說。好在國欽先生的文章盡萃一書，并且對內容進行了精心的類分及安排，那還是請各位讀者直接從他的著述里尋找自己的答案吧！

是為序。

2016年10月寫于揚子居

(楊景龍：中國古代文學重點學科帶頭人，河南省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優(yōu)秀學者、年度人物、創(chuàng)新團隊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