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空山》的三個問題

阿來

什么樣的空？什么樣的山？

2005年3月，北京一次飯局，第二天我將受邀去美國考察，考察的目標是與對方共同商定的：美國本土的少數(shù)族裔的生存狀況和美國的鄉(xiāng)村。一個語言不通的人，將要獨自在異國的土地上去那么多地方，而且還要考察那么寬泛而復雜的對象，心里當然有些忐忑，不是害怕，是不安，害怕自己考察歸來一無所獲，辜負了邀請方的美意。準備出行的日子一直都在試圖克服這種不安，克服的方式無非是多讀些書，預先做一些案頭工作，不使自己在進入一個陌生的領域時顯得盲目與唐突。在飯局上，不安暫時被放下了，和出版社的朋友們商定《空山》前兩卷的出版事宜。酒過三巡，一份合同擺在了面前，沒有太過細致地推敲那份合同，就簽上了名字。朋友們也知道，我并不是一個特別在意合同中那些與作者權益有關條款的人。這不是說我不關心自己的利益，而是我一直覺得，當一本書稿離開了我的案頭，就開始了它自己的旅程，我始終覺得一本書與一個人一樣，會有著自己的命運，也有著自己的坎坷，自己的好運，或者被命運之光所照亮，或者被本來需要認知的人們所漠視。一個作家，可以盡力寫一本書，但無力改變書籍這種奇異的命運。正是有了這樣的想法，就覺得過于執(zhí)著于一份合同的條款，并不會在真正的意義上改變一本書最終的命運。

彼時，我高興的是有這么一頓酒，把我從臨行之前的忐忑之中解脫出來。酒席將散的時候，突然發(fā)現(xiàn)，合同中的那本書還沒有名字，大家看著我，說，想一個名字吧。于是，我沉吟一陣后，脫口說《空山》?？幢砬榫椭来蠹也粷M意這個名字，但是，沒有人想出一個更好的名字來。那就叫這個名字了？就叫這個名字吧，飛美國的時間那么長，在班機上再想想？我沒有反對。但我知道我不會再想了，因為這時我倒堅定起來了，這本書已經寫出來的和將要寫出來的部分，合起來都叫《空山》了。

只是，我對自己說，這不是“空山新雨后，天氣晚來秋”那個“空山”。沒那么空靈，那么寫意，不是漢語詩歌里那個路數(shù)，沒有那么只顧借山抒懷，而并不真正關心那山的真實面貌。我的寫作不是那種不及物的路數(shù)。

想出這個名字時，像電影里的閃回鏡頭一樣，我突然看到我少年時代的那片深山。那時候，我生活在一個非常狹小的世界，具體地說，就是一個村莊所關涉到的一片天地。山峰、河谷、土地、森林、牧場，一些交叉往復的道路。具體而言，也就是幾十平方公里大的一塊地方，在我成長的過程中，那曾是一個多么廣大的世界！直到有一天，一個地質勘探隊來到了那個小小的村莊。那些人顯然比我們更能洞悉這個世界，他們的工作就是叩問地底的秘密。這一切，自然激起了蒙昧鄉(xiāng)村中一個孩子的好奇，而這些人顯然喜歡有好奇心的孩子。有一天，其中的一個人問，想不想知道你們村子在什么地方？這真是一個奇妙的問題，他們的帳篷就搭在村子里的空地上，村子就在我們四周，狗和豬來來去去，人們半饑半飽，但到時候，每一家房頂上，依然會飄散起淡藍色的炊煙。在這么一種氛圍中，一張幅面巨大的黑白照片在我面前鋪開了，這是一張航拍的照片，滿紙都是崎嶇的山脈，縱橫交織，明亮的部分是山的陽坡和山頂?shù)姆e雪，而那些濃重的黑影，是山的陰面。地質隊員對孩子說，來，找找你的村子。我沒有找到，不止是沒有我的村子，這張航拍圖上沒有任何一個村子。只有山，高聳的山和蜿蜒的山。后來，是他們指給我一道山的皺褶，說，你的村子在這里。他們說，這是從很高很高的天上看下來的景象。村子里的人以為只有神可以從天上往下界看，但現(xiàn)在，我看到了一張人從天上看下來的圖像，這個圖景里沒有人，也沒有村子，只有山，連綿不絕的山?，F(xiàn)在想來，這張照片甚至改變了我的世界觀，或者說，從此改變了我思想的走向，從此知道，不止是神才能從高處俯瞰人間。再者，從這張照片看來，從太高的地方也看不清人間，構成我全部童年世界和大部分少年世界的那個以一個村莊為中心的廣大世界竟然從高處一點都不能看見。這個村子，和這個村子一樣的周圍的村子，名字不一樣的村子，竟然一無所見，所見的就是一片空山。所謂《空山》，就是這么一個意思。

好多年過去了，我想自己差不多都忘掉這段經歷了。

但在那一天，卻突然記起，那么具體的人，那么具體的鄉(xiāng)村，那么具體的痛苦、艱難、希望、蘇醒，以及更多的迷茫，所有這些，從高遠處看去，卻一點也不著痕跡。遙遠與切近，就構成了這樣一種奇妙的關系，具體地描寫時，我知道自己有著清晰的痛感，但現(xiàn)在，我愿意與之保持住一定的距離。從此，這一系列的鄉(xiāng)村故事，有了一個共同的名字：空山。

這個世界還有另一個維度叫作時間。在大多數(shù)語境中，時間就是歷史的同義詞。歷史像一個長焦距的鏡頭，可以一下子把當前推向遙遠。當然，也能把遙遠的景物拉到眼前，近了是艱難行進的村子，推遠了，依然是一派青翠的“空山”。

或者如一個在中國并不知名的非洲詩人的吟唱：

“黑色，應該高唱：啊，月亮，出來吧！請在高山之上升起。”月亮升起來，從高處看下去，從遠處看過去，除了山，我們一無所見，但我們也許愿意降低一點高度，那么，我們會看見什么？而更重要的問題是，本可以一無所見，那我們?yōu)槭裁雌タ匆姡?/p>

個別的鄉(xiāng)村，還是所有的鄉(xiāng)村？

應該承認，當時我并沒有這么多的聯(lián)想，只是那個幾乎已經被遺忘的情景突然被記起，突然意識到那個場景所包含的某種啟迪，第二天，我就登上了去美國的飛機。然后，洛杉磯、華盛頓、紐約、波士頓、弗吉尼亞、亞特蘭大、印第安納、夏威夷……描述行程時，我只能寫出這些城市（州）的名字，但我要說的不是這些城市，而是這些城市之間的那些廣大的異國的鄉(xiāng)村。

在異國的鄉(xiāng)村為自己的鄉(xiāng)村而傷情。

中國的鄉(xiāng)村看起來廣大無比，但生存的空間卻十分促狹，而且，正在變得更加促狹，但在異國的鄉(xiāng)村，我看到了這些鄉(xiāng)村還有自己的縱深。一個農夫騎著高頭大馬，或者開著皮卡出現(xiàn)在高速路邊上，但在他的身后，原野很廣闊，一些土地在生長作物，而另外一些土地卻在休養(yǎng)生息，只是生長著野草閑花。一定的時候，拖拉機開來，把這些草與花翻到地下，就成為很好的有機肥。把那些土塊隔開的是大片的森林，在林子的邊緣，是那些農莊，這種景象，在經濟學家或政治家的描述中，就是中國鄉(xiāng)村的未來。大部分人進入城市，一些農村也城鎮(zhèn)化，然后，剩下的農村大致就成為這個樣子。

這是現(xiàn)今的中國告訴給農民的未來，而在此前，中國的農民已經被告知，并被迫相信過不同的未來，這個未來最為世俗，也最為直觀，因為這種未來在地球上的好些地方都已出現(xiàn)。但必須承認，對于一個中國農民來說，這個未來也非常遙遠，他們不知道這個未來在什么時候實現(xiàn)。也許，此刻在某一間中國農舍中孕育的新生命可能生活在這個未來中間。美好憧憬與嚴酷現(xiàn)實之間的距離，反倒加深了他們的痛苦，因為現(xiàn)實時刻在給他們教訓。那些未來太過遙遠，而在他們實際的經驗中，對幸福稍許的透支都需要用苦難來加倍償還。人民公社時，剛剛放開肚子在食堂里吃了幾天，后來，就要以餓死許多人命作為抵償。長此以往，中國的鄉(xiāng)村可能在未到達這個未來時就衰竭不堪了。這個衰竭，不止是鄉(xiāng)村的人，更包括鄉(xiāng)村的土地，我在異國看到休耕以恢復地力的土地時，就想到在我們這里，因為人口的重負，土地也只是在不斷地耗竭，而很難得到休養(yǎng)與生息。

我總擔心這種過分耗竭會使中國的鄉(xiāng)村失去未來，也許因為這個我會受到一些的譴責，或者說，我已經受到過一些責難。可是我想，作家當然要服從人類所以成為人類的一些基本的理念，作家沒有權力因為某些未經驗證的觀念而去修改現(xiàn)實。

未來需要有一個縱深，而中國的鄉(xiāng)村沒有自己的縱深。這個縱深首先指的是一個有回旋余地的生存空間，中國大多數(shù)鄉(xiāng)村沒有這樣的空間；另一個縱深當然是指心靈，在那些地方，封建時代那些構筑了鄉(xiāng)村基本倫理的耕讀世家已經破敗消失，文化已經出走，鄉(xiāng)村剩下的只是簡單的物質生產，精神上早已經荒蕪不堪。精神的鄉(xiāng)村，倫理的鄉(xiāng)村早就破碎不堪，成為了一片精神荒野。

我并不天真地以為異國的鄉(xiāng)村就是天堂，我明白，我所見者是史坦倍克描繪過的產生過巨大災難的鄉(xiāng)野，?？思{也以悲憫的情懷描繪過這些鄉(xiāng)野的歷史與現(xiàn)實：種族歧視加之于人身與人心的野蠻的暴力；橫掃一切的自然災害；被貪婪的資本無情盤剝與鯨吞。在《我彌留之際》這部小說中，?？思{曾借他小說中的人物這樣說道：“要是你能解脫出來進入時間，那就好了?！眴栴}是，我們并不能經歷一個沒有物理空間和存在于這個空間之中的人類社會的單獨的時間。

不得不承認，如今這些鄉(xiāng)野比我們的鄉(xiāng)野更多地分享了時代的進步與文明的成果。至少從表面看來，是一派安寧富足的景象。那樣的旅行，像是在讀惠特曼的詩：“現(xiàn)在，我在白天的時候，坐著向前眺望，/在農民們正在春天的田野里耕作的黃昏中，在有著大湖和大森林的不自知的美景的地面上，在天空的空靈的美景之中（在狂風暴雨之后），/在午后的時光匆匆滑過的蒼穹之下，在婦女和孩子們的聲音中，/洶涌的海潮聲中，我看見船舶如何駛去，/豐裕的夏天漸漸來到，農田中人們忙碌著，/無數(shù)的分散開的人家，各自忙著生活，忙著每天的飲食和瑣屑的家務……”

的確，我在那里看到了更多的寧靜，安詳，并感到那種縱深為未來提供了種種的可能。正由于此，我為自己的鄉(xiāng)村感到哀傷，我想起當年那些從城里學?；氐洁l(xiāng)村的所謂知識青年，我自己也曾經是他們當中的一員。但是，這些人并未改變鄉(xiāng)村，而是在鄉(xiāng)村為溫飽而掙扎的生活中淹沒了他們，這種生活熄滅了知識在年輕的心中燃起的所有精神性的火苗。懷著這樣的心情，我和翻譯駕車穿行異國廣大的鄉(xiāng)村，眼睛在觀察，內心卻不斷地縈繞于記憶。

有一天，我們在路邊停下車，走向一個正在用拖拉機翻耕土地的農夫。剛剛翻耕的沃土散發(fā)出醉人的氣息，身后，好多飛鳥起起落落，那是它們在啄食剛剛被犁鏵翻到地面上來的蟲子。那個藍眼睛的農夫停下了機器，從暖壺里給我斟上一杯熱咖啡，然后，我們一起坐下來閑話。繼續(xù)駕車上路時，我突然感到錐心的痛楚，因為我想起了另外一個拖拉機手，他是我中學時代最要好的同學，一次回鄉(xiāng)，人們告訴我，他曾開著他的拖拉機翻到了公路下面，當時他可以自救，但他沒有采取任何自救的措施。那天，我問他為什么，他面無表情，說，突然覺得就這么死去挺好，活著也沒有什么意思。那時，我感到的就是這種錐心的痛楚。他是村子里那種能干的農民，能在80年代開上一部拖拉機四處奔忙就是一個證明。后來，他用掙來的錢開上了卡車，開著卡車長途販運木材掙錢，那是90年代。后來，這個少年時代的朋友就殞命在長途販運木材的路上。山上的木材砍光了，泥石流下來，沖毀的是自己的土地與房舍。少年時代，我們一起上山采挖藥材，賣到供銷社，掙下一個學期的學費。那時，我們總是有著小小的快樂，因為那時覺得會有一個不一樣的未來，而不一樣的未來不是鄉(xiāng)村會突然變好，而是我們有可能永遠脫離鄉(xiāng)村。的的確確，在異國的鄉(xiāng)野中有著樸素的教堂與現(xiàn)代化的干凈的小鎮(zhèn)的鄉(xiāng)野，我又想起了他，不是一個故事，而是一種痛楚。

我還想起一個人。

一個讀書讀得半通不通的人，一個對知識帶著最純凈崇拜的人。他帶了很多從搗毀的學校圖書館里流失出來的書回到鄉(xiāng)下，以為自己靠著這些書會了悟這個世界的秘密，而他還有另外一個朋友，一個不相信書本，相信依靠傳統(tǒng)的技能就能改變命運的人。他們曾經真實存在嗎？他們是出于想象嗎？對于一個小說家來說，從真實處出發(fā)，然后，越來越多的想象，想象不同于自己的生活道路的人的種種可能。生活中有那么多歧路，作家自己只是經歷了其中的一種，而另外的人，那些少年時代的朋友的去向卻大相徑庭。我知道他們最終的結局，就是被嚴酷的生活無情地淹沒，但內心的經歷卻需要想象來重建。于是，我在印第安納停留下來，開始了《空山》第三卷《達瑟與達戈》的寫作。這次寫作不是記錄他們的故事，而是一次深懷敬意與痛楚的懷念，至少在這個故事中，正是那種明晰的痛楚成為我寫作的最初的沖動，也是這種痛楚，讓我透過表面向內部深入。一個作家無權在寫作的進程中粉飾現(xiàn)實，淡化苦難，但我寫作的時候，一直有一個強烈的祈愿：讓我們看到未來！

異國的鄉(xiāng)村的現(xiàn)實似乎也不是中國鄉(xiāng)村的未來，那么，讓我們看到自己的未來！

關于消逝：重要的是人，還是文化？

其實，無論是步步緊逼的現(xiàn)實，還是關于人類社會歷史進程的常識，我們都知道，消逝的一切終將消逝，個體的生命如此，個體生命聚集起來的族群如此，由族群而產生的文化傳統(tǒng)也是如此，這些都是一些基本通識。我用懷念的筆調和心情來寫那些消失的與正在消失的生命，正在消失的事物，以及正在消失的生存于這個世界的方式——所謂文化，并不是如一些高蹈的批評者所武斷的那樣，是出于一種狹隘的文化意識，更直接地說，并不是出于某種狹隘的民族本位主義。

是的，消失的必然會消失，特別對于文化來說，更是如此。自從有人類社會以來，族的形成，國的形成，就是文化趨同的過程，結果當然是文化更大程度上的趨同，如果說這個過程與今天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因為信息與交通的落后，這個世界顯得廣闊無比，時間也很緩慢，所以，消失是緩慢的。我至少可以猜想，消失的緩慢會有一個好處，那就是人們在不知不覺中習慣這個消失的過程，更可以看到新的東西慢慢地自然成長。新的東西的產生需要時間，從某種程度上說，進化都是緩慢的，同時也是自然的，但是，今天的變化是革命性的：迫切、疾風暴雨、非此即彼、強加于人。理解要執(zhí)行，不理解也要執(zhí)行，不然，你就成為前進道路上一顆罪惡的攔路石，必須無情地毫無憐憫地予以清除。特別是上個世紀，特別是上個世紀的后五十年，情況更是這樣。而且，今天越來越多的人在形成共識：那個時代的許多事情至少是太操之過急了，結果是消滅了舊的，而未能建立新的。我們的過去不是一張白紙，但我們費了好多勁去涂抹，要將其變成一張白紙，以期畫出“最新最美的圖畫”，但結果如何呢？涂抹的結果不是得到一張干凈的白紙，而是得到一張傷痛累累的，很多臟污殘跡的紙，新圖畫也成為一個遙遠的夢想。政治如此，經濟如此，文化更是如此。今天的許多社會問題，大多數(shù)都可以歸結為文化傳統(tǒng)被強行斷裂。漢文化如此，少數(shù)民族文化更是如此。這不是我的發(fā)明，我不過是吸收了這個社會大多數(shù)人的共識。正是基于這樣的認知與感受，我的小說中自然關注了文化（一些特別的生活與生產方式）的消失，記錄了這種消失，并在描述這種消失的時候，用了一種悲憫的筆調。這是因為我并不認為一個生命可以在任何一種文化中存身。一種文化，更準確地說是生活與生產方式的消失，對于一些寄身其中的個體生命來說，一定是悲劇性的。尤其是在我所描述的這個部族，這個地區(qū)，在此之前，他們被區(qū)隔于整個不斷進化的文明世界之外已經太久太久了。這不是他們主動的選擇，這是他們從未出生時就已經被規(guī)定的命運。政治學或社會學對此種狀況的描述是：“跨越”。須知，社會的進步不是田徑場上天才運動員一次破紀錄的三級跳遠。屏氣，沖刺，起跳，飛躍，然后歡呼勝利。這個社會當然落后，但這種狀況不是老百姓造成的，社會當然應該進步，但他們從來沒有準備過要一步跨越多少個世紀的時空。于是，當舊的文化消失，新的時代帶著許多他們無從理解的宏大概念迅即到來時，個人的悲劇就產生了。我關注的其實不是文化的消失，而是時代劇變時那些無所適從的人的悲劇性的命運。悲憫由此而產生。這種悲憫是文學的良心。

當我們沒有辦法更加清晰地看到未來時，這種回顧并不是在為舊時代唱一曲挽歌，而是反思。而反思的目的，還是為了面向未來，如果沒有反思，歷史本身就失去了價值，只不過文學的方法與歷史學普遍采用的方法更關注具體的人罷了。

我很遺憾讀到了一些文字，以為這個作家就是一個愿意待在舊世界抗拒并仇視文明的人。我不愿意揣度是因為我的族別，不愿意揣度有人以為有了這樣一個族別就有了一個天然的立場，在對進步發(fā)出抗議之聲。我愿意相信，這樣的聲音只是基于簡單的社會進化論的一種只用政治或社會學的眼光來閱讀文學作品的一個結果。我想，這就是桑塔格所指控的那種“侵犯性”的闡釋。

薩義德說過這樣的話：“所有文化都能延伸出關于自己和他人的辯證關系，主語‘我’是本土的，真實的，熟悉的，而賓語‘它’或‘你’則是外來的或許危險的，不同的，陌生的。從這個辯證關系衍生出一系列的英雄和怪獸，開國者和野蠻人，受人尊重的名著和被人輕視的對立面，這表達了一種文化，從它最根本的民族自我意識，到它純凈的愛國主義，最后到它粗鄙的侵略主義、仇外以及排他主義的偏見?！?/p>

我在最近為自己的一本韓文版小說集所寫的序中這樣說：“我曾經遇到一些讀了我的書后不高興的人，因為我說出了一個與他們想象，或者說別一些人給他們描繪的西藏不一樣的西藏，我因而在什么地方冒犯了他們……他們不想知道還有另一個西藏。好在，大多數(shù)的讀者不是這樣。我寫作的動力也正是源于大多數(shù)讀者不是這樣。在我的理解中，小說家是這樣一種人，他要在不同的國度與不同的種族間傳遞訊息，這些訊息林林總總，但歸根結底，都是關于溝通與了解。而真實，是溝通與了解最必需的基石?！?/p>

從某種意義上說，我甚至不是一個如今風行世界的文化多樣性觀念的秉持者。

這個世界上有著多種多樣的文化是一個客觀事實，這個世界上很多文化正在消失也是一個客觀事實，這些文化所以消失，大多是因為停滯不前而導致其在現(xiàn)代社會中適應性，也就是競爭力的消失。保護文化多樣性，尊重文化多樣性的觀念首先來自身居文化優(yōu)勢地位的西方知識分子，用歷史學家許倬云的話說，這是因為擔心多樣文化的消失，“可能會剝奪了全體人類尋找未來方向的許多可能選項。”但我不大相信，按現(xiàn)今社會的發(fā)展態(tài)勢，人類會停下來，回過頭去尋找另外的社會進化途徑，去重新試驗那些“可能選項”。這種以生物界的進化理論為根據(jù)的文化多樣性理論表面看來具有充足的理由，但實際情形可能并不是這樣，因為，文化不是一個單獨的問題，而是與政治與經濟緊緊地糾結在一起。任何一個族群與國家，不像自然界中的花草，還可能在一些保護區(qū)中不受干擾地享有一個獨立生存與演化的空間，文化早已失去這種可能性了。基于這樣的認識，我不悲悼文化的消亡。但我希望對于這種消亡，就如人類對生命的死亡一樣，有一定的尊重與悲悼。悲悼舊的，不是反對新的，而是對新的寄予了更高的希望。希望其更人道，更文明。在任何一種文化中，人們悲悼逝者，講述死者的故事，緬懷那些從身邊消失的人的音容笑貌，肯定不是因為仇視新生命的到來。

我始終覺得，我們的思想中有一種毒素，那就是必須為一個新的東西，或者貌似新的東西盡情歡呼，與此同時，就是不應該對消逝的，正在消逝的事物表示些許的眷戀。我們一直生活在一種對于“新”的簡單崇拜中間，認為“新”一定高歌猛進，“新”一定帶來無邊福祗，“新”不會帶來不適應癥，“新”當然不會包含任何悲劇性的因素。

必須再說一次，我希望“新”的到來，“舊”的消失的過程中，能夠盡量少一些悲劇，不論這些悲劇是群體性的還是純粹只屬于某些個體。

我并不認為寫作會改變什么，除了自己的內心，也許可能還有另外一些人的內心。

我比較信服薩義德的觀點，他說，知識分子的表達應該擺脫民族或種族觀念束縛，并不針對某一部族、國家、個體，而應該針對全體人類，將人類作為表述對象。即便表述本民族或者國家、個體的災難，也必須和人類的苦難聯(lián)系起來，和每個人的苦難聯(lián)系起來表述。這才是知識分子應該貫徹的原則，他說：“知識分子的重大責任在于明確地把危機普遍化，從更寬廣的人類范圍來理解特定的種族或民族所蒙受的苦難，把那個經驗連接上其他人的苦難?！?/p>

我想，當一個小說家盡其所能做了這樣的表達，那么，也會希望讀者有這樣的視點，在閱讀中把他者的命運當成自己的命運，因為相同或者相似的境遇與苦難，不同的人，不同的族群，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或者曾經遭遇與經受，或者會在未來與之遭逢。從這個意義上說，任何一個文本都是一個人類境況的寓言。

（原載《揚子江評論》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