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理論
在實踐中,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基本原則中有這樣一個概念,即所有的文本都包含一個性別化的和不中立的內(nèi)在政治立場。托莉·莫娃(Toril Moi)評論說:“女性主義批評的一個中心原則在于沒有一個描述是中性的?!?sup>[1]這種拒斥純美學主義概念與批評的客觀性的做法根源于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家所持的實用主義態(tài)度。對女性主義批評家而言,文學批評是一種工具,用以暴露將女性置于從屬地位的習俗;也可以是另一種工具,用以進一步提高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因此,拒絕將文學批評的概念視做美學欣賞是自我指涉的做法。女性主義批評家清楚地意識到在撰寫批評時意識形態(tài)與推論所起的作用。這種對意圖的偏袒被女性主義批評家有意識地吸收,以揭示性話語中的歧義性與矛盾,并探索男性氣概與女性氣質(zhì)的敘述方式。除了這些基本的文學批評場合和意圖以外,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方法形形色色,并且仍在不斷發(fā)展。
本書中進行的性別分析將顛覆那種無性的、不偏不倚的概念,并致力于探索文本如何生產(chǎn)男性氣概與女性氣質(zhì)——即性別觀念。那種認為凡是文本必有性別傾向的觀點與現(xiàn)實主義批評構(gòu)成直接對比;后者已經(jīng)消減但仍富有表現(xiàn)力。并且在許多情況下,性別分析試圖忽視文學批評中意識形態(tài)所扮演的角色,堅持“純”文學理論是美學觀念而非政治構(gòu)想。[2]然而,這類分析旨在直接探究男性氣概與女性氣質(zhì)的社會生產(chǎn),發(fā)掘皮埃爾·馬舍雷(Pierre Macherey)所稱的“文本無意識”,即在寂靜與空白處未曾說出的意識形態(tài)。[3]
這類理論同時也包含如下觀點:作者——我的分析中是曹雪芹,和被認為是后四十回作者或編者的高鶚——并不是理解文本的唯一關(guān)鍵。探索作者心目中的意義、追究作者生平哲學與宏偉視域的暗示都與我的分析無涉。20世紀20年代的“新紅學”采用的方法是,在明確肯定曹雪芹是前八十回作者之前,對曹雪芹的家庭和生平歷史進行了廣泛的傳記性調(diào)查。發(fā)掘這部巨著作者的資料,其重要性不容低估,因為它導致“紅學”從推斷式與生產(chǎn)型的批評方式轉(zhuǎn)向搜尋著作者意圖的方式。作者曹雪芹成為文本的終極能指,也成為所有意義的唯一來源?!凹t學”的主要哲學也為之變成探究曹雪芹的天才、遠見卓識與偉大。諷喻的、宗教的與政治的要旨被貶抑為“舊”的、過時的“紅學”。認為小說是天才自傳的觀點強勢發(fā)展?!凹t學”界不同層次的研究者不約而同地抱怨研究向作者權(quán)威的轉(zhuǎn)向,反對“紅學”變身為“曹學”——研究小說作者曹雪芹的學問。當然,本書所進行的性別分析,不會考慮“依賴作家作為文本的源頭、起因與內(nèi)容……和羅蘭·巴特一起宣告作者已死”[4]這樣的做法。
這并不意味著文本分析無需考慮語境。事實上,意義總是需要在上下文中進行理解,但是在理解過程中卻易受變化的影響。為一部作品規(guī)定特定的語境,并不避諱任何非傳統(tǒng)的觀念;事實上,可以為一個文本同時規(guī)定若干個不同的語境。然而,女性主義批評家會認為,這些語境中的每一個,包括女性主義批評自身,都被灌輸進自己特定的政治與性別話語。無需做出客觀性或特別有洞察力的斷言,只需承認差別與這些差別的政治影響存在就可以了。
因此,或許曹雪芹意欲讓讀者從他的敘述中學到一些特定的、具體的東西,這并不是對小說可能性做出的唯一理解,也不是最重要的理解,因為每一代讀者都以一種獨特的方式解讀他們繼承到的文本。因其需求不同而為不同的方面劃分優(yōu)先順序。作家作為意義最重要的能指,其權(quán)威地位即便未受到挑戰(zhàn),他的生平與觀點也會被重新評價,強調(diào)不同側(cè)面的特征,獲得新的含義,并吸收社會形勢變化給文本帶來的新需求。當代中國的研究者重新評價曹雪芹恰是這種情況的明證。在20世紀70年代,曹雪芹的天才與他的階級平等信念相匹配;到20世紀80年代又與他的男女平等的信念相匹配。批評實踐不過是一個過程,在此過程中為舊文本創(chuàng)造新的、有用的意義,以確保一部作品會隨著時間的變遷繼續(xù)葆有價值。
在接下來的章節(jié)中,我將嘗試論證這種政治驅(qū)動的批評理論為我們理解《紅樓夢》提供了新的視角,或許也為我們理解清代的兩性觀問題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在下一章中,我將從繪畫與書法世界分析《紅樓夢》中男女之間隔離的重要性。接下來的一章將考察寶玉這個人物,具體說來,論述的內(nèi)容是寶玉以一個個體的形式融合了兩性的特征以及他所公開表明的一個信念:純潔是女性的基本特征。該章中我將大量運用法國的女性主義理論著作,以及令它們受惠的心理—語言學與哲學。最主要的論點是寶玉具有隱喻式的雙性同體特征。這使他得以擺脫偏見,這也是他的卓越之所在。但他堅決表示女孩優(yōu)于男孩的姿態(tài),無非是男性普遍受尊重的一種心理投射。宣稱小說具有早期女性主義萌芽會受到批判性挑戰(zhàn),其根據(jù)是這一達觀的姿態(tài)無非重申具有厭女傾向的男人所具有的兩面性,在他們那里,女人要么是神圣純潔的,要么是世俗污濁的。因為許多批評家假定寶玉就是曹雪芹,寶玉許多關(guān)于女性優(yōu)越的言論被悉數(shù)看做代表作者的觀點。用這一討論引領(lǐng)全書至關(guān)重要,因為它提供了一個基礎(chǔ),在此基礎(chǔ)上可以展開對小說/作家具有早期女性主義萌芽的批判。
在第四章中我將分析小說中的年輕女性,及小說對年輕女性之純潔的刻畫。寶玉宣稱純潔為年輕女性的根本特征,這一判斷密切依賴于女性世俗化的觀念,本章繼續(xù)這一論證。其實《紅樓夢》已經(jīng)微妙地顯露出:純潔性與世俗性的觀念分野迫使女性做出人生抉擇。在《紅樓夢》性別話語的認識論中,婚前的純潔旋即轉(zhuǎn)化為婚后的污濁。
第五章再次將關(guān)注的目光投向賈寶玉,考察前現(xiàn)代中國的童年、少年與成年的分期?!都t樓夢》是一個極具價值的童年史資源,它并沒有將寶玉的童年、少年和成年表現(xiàn)為一個時間性軌跡,而是把寶玉的生活置放于當時的社會空間內(nèi),涉及母系空間、肉欲空間、放縱空間、世系空間等方面。[5]
第六章詳細闡述家庭中的權(quán)力這一主題。通過分析一個年輕但有權(quán)勢的賈府兒媳王熙鳳展開論述。在這里我想表明,在對她的刻畫中,王熙鳳想擁有權(quán)力的激情被具體化為男子氣概,她向既定的性別行為領(lǐng)域挑戰(zhàn),并被描繪成因“渴望成為男子”而在肉體上與精神上承受雙重痛苦。最終她與賈府另一個兒媳秦可卿一起成為賈氏家族衰落的兩個象征。有權(quán)力的女性并不總是像王熙鳳那樣嚴酷,也并不必然獲得不體面的結(jié)局。在第七章將會更明顯地揭示,清代中期的女斗士以不易覺察的方式被細心地馴服、規(guī)約,以確保她們與廣闊的社會及性別規(guī)范共謀。在第七章中我抽取《紅樓夢》第七十八回中林四娘的生平記錄作為論據(jù);另一部清代文人小說《鏡花緣》也是取材來源。
母親身份常常被描述為女性行使權(quán)力的一個主要途徑,不管這種方式多么不直接。在第八章中我將揭示一些不易被覺察的方式,借助這些方式,性別話語約束著女性的母親身份權(quán)力。同時我也會展示女性支配與左右父親實施教育子女權(quán)的方式。第八章將對“嚴父慈母”這一成語進行一分為二的分析,在此基礎(chǔ)上展開論述。我將揭示這一理想的子女教養(yǎng)方式代表了一種平衡,它將“慈母”降格為受譴責的對象。第九章將對賈氏家族的男性予以討論。有兩個與欲望相關(guān)的概念——限制與被動地位,討論將在寬泛理解這兩個概念的范圍內(nèi)進行。男性在滿足他們的欲望時表現(xiàn)得完全不受限制,并且絲毫不理會法律規(guī)范與社會習俗。最后揭示僅在表面上遵循儀式禮節(jié)對確保家族財富與權(quán)力的延續(xù)徒勞無益。
在結(jié)論部分我將審視1949年以后“紅學”中產(chǎn)生的問題,在這一特定的歷史關(guān)節(jié)點,新中國的“紅學”感覺有必要把《紅樓夢》與曹雪芹重塑成一位原始女性主義者,我試圖分析其原因。20世紀80年代的學者才將男女平等作為一個有用工具加以利用。始自第二章的“紅學”年代順序梳理結(jié)束后,繼而通過研究“紅學”中的性別話語組織架構(gòu),我自己對《紅樓夢》的性別分析將成為該部分的核心。在結(jié)論部分我將重申,所有的文學批評都是客觀存在的語境的代言人,承載著含蓄的性別/政治話語,并將它作為自己最基本的理論立場。[6]
[1] Toril Moi.Sexual/Textual Politics: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1985;rpt.London:Methuen,1988,p.xiii.
[2] 有關(guān)文學與意識形態(tài)關(guān)系的簡明論述,參見Terry Eagleton,“Literature and Politics Now”,Critical Quarterly,20,No.3(1978),pp.65—69;A.P.Foulkes.Literature and Propaganda.London:Methuen,1983,pp.1—18。
[3] Pierre Macherey.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trans.by Geoffrey Wall.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8,pp.85—86.
[4] Toril Moi.Sexual/Textual Politics:Feminist Literary Theory.1985;rpt.London:Methuen,1988,pp.62—63.
[5] 本章內(nèi)容系作者新增加的一篇文章,原著第五至第九章依次順延為第六至第十章。本段為譯者撮要添加?!g注
[6] 結(jié)論部分的主題在我論述中國新時期以來的“紅學”的書中有更詳盡的解釋。參見Louise Edwards.Contemporary Chinese Critiques of “The Red Chamber Dream”(Dortmund:Chinathemen,Projekt Verlag,Edition Cathay 1995系列之一,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