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的性別話語

在對小說本身進行性別分析之際，我感覺對“紅學”的性別話語，尤其是當代中國批評家的話語進行同步批評也是恰當?shù)?。在過去的二百年里，《紅樓夢》被批評家們賦予了各種各樣的意義，這些論述是性別觀念的重要象征。同樣，我在自己的《紅樓夢》批評中也編織進對“紅學”中性別話語的批評。絕大多數(shù)批評家寫的似乎都是沒有被問題化的性別觀點，而中國的評論者則是在社會主義影響與消除歧視趨向的驅動下，以更大的自覺與公開的潮流去寫性別問題，特別是男女平等問題。在過去十年里，中國研究者已經提出了曹雪芹及其小說是男女平等的先行提倡者的觀點。研究《紅樓夢》的學者努力保持自己的工作對中國的“現(xiàn)代化”保有政治價值與社會意義。這一視角認為小說展現(xiàn)了早期中國男女平等的觀念，而這種觀念正在目前的社會主義體制下得以實現(xiàn)。因此，小說的觀點不是援用女性主義理論，在詳細分析錯綜復雜的性別規(guī)則的關切激發(fā)下逐漸形成的，而是階級分析的重要性下降的結果。這種不加批判地將《紅樓夢》作為原始女性主義文本加以“繼承”的努力或將導致意在繼續(xù)壓迫女性的價值觀的持續(xù)。^[1]

趙榮在1982年發(fā)表的文章中指出，《紅樓夢》是曹雪芹對男女平等的謳歌、對婚姻自由的吶喊。同樣，韓慧強將曹雪芹描繪為一個性道德革命的提倡者。黃立新有一篇長文論述該問題，稱“[《紅樓夢》]在中國婦女解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2]西方學者對這一觀點也有所回應，盡管熱情度稍低。比如，羅慕士（Moss Roberts）稱小說深具女性主義色彩；馬克夢（R．Keith McMahon）認為小說包含對“父權制的批判”。^[3]新中國的“紅學”界以極大的熱情牢牢抓住這一問題，并且在通俗化了的電視劇版曹雪芹的生平中，平添上不真實的一筆，描繪曹雪芹在奴隸市場買了一些女孩子，只是為了當場將她們釋放為平民。曹雪芹被塑造成女性的救星、女性主義出現(xiàn)之前的女性主義者。

援引傳統(tǒng)中國女性的悲慘與苦難滿足了新中國“紅學”學者的需求，他們面臨著為目前的社會主義制度尋找合法性的需要。這一動機成為20世紀50年代以來許多批評的基礎。1986年《人民日報》刊登了管樺的一篇文章，其說教的語調將這一情緒展露無遺。文章以這樣一種方式措辭，讀起來好像作者正在與曹雪芹談話，他說：

這里的婦女，有官員、學者、教授、工程師、科學家、藝術家，和男子一樣背負著自己的命運。她們慷慨、熱情、求愛，沒有被踐踏的女性追求權利的呼聲。這里的法律禁止開設拍賣女性靈肉的妓院。一切傷害女性尊嚴的行為都要受到懲罰。這里所有的女性都是男人的姐妹和所愛的人。^[4]

這樣一來，過去被用來為當下服務。無論今天還是清代，兩性權力的分配都不平等，但是《紅樓夢》的批評家們幾乎沒有告訴我們，什么機制使得這種不平等合法化。單純說女性受壓迫是不夠的，因為置身于這樣岌岌可危的男女不平等境地，盡管可以集中關注女性遭遇的可怕境況，但它只不過是一種對凄慘經歷的即興放映。這種即興放映可以確保觀看者帶有一定的感情距離、完全沒有責任感地面對觀察對象。觀看者以一種超然的優(yōu)越感面對“女性遭遇”這一對象，自鳴得意與超然物外的心態(tài)保持不變，事實上還有一種“時代變了”的解脫感。具有這種戲劇性特征的“紅學”，不過僅僅是多種機制中的一種。因此我特意計劃用第三章到第九章的篇幅，仔細考察《紅樓夢》文本中所展示的清代男權統(tǒng)治得以合理化與正?；臋C制。

正如上文所述，這種借助于18世紀的早期文本來探究20世紀價值觀的熱情，不僅帶有非歷史主義的危險，而且也有服務于目前男女不平等的價值觀并使之持續(xù)下去的嫌疑。因此，應該贊賞中國文學批評中包含性別政治學的做法。同時中國文學批評又出現(xiàn)一種傾向，即把任何討論反封建、反父權制等女性問題的作品都包含在內。顯而易見，女性的從屬地位被《紅樓夢》編織進故事中。但中心問題不在于這一事實，而在于事實是如何被詳細描繪的。并且，特別關注女性的從屬地位及她們在男性統(tǒng)治機制下的徹底失語，傾向于產生悲慘、苦難的“女性”話語。在那種情況下，該問題被解讀為一個從屬問題，而絕非處于支配地位的問題。作為受壓迫的女性，她們與父權制體制串通與合謀的重要方式被忽略了，正如男子被限制和約束在性權力持有者的角色上這一傾向被忽略掉一樣。基于這個原因，我才拓寬這一研究，將小說中男性與女性的分析都吸納進來，而且進一步放寬所關注的兩性人物的年齡范圍。男性氣概與女性氣質作為權力與控制的話語被放到一起有效地考察，從而避免不自覺地將一方看作全能的，而將另一方視為十足的受害者的觀念強加于人。

[1] 比如，當代中國哲學的“利用”與“繼承”一詞的用法具有相似之處。參見Kam Louie（雷金慶）．Inheriting Tradition：Interpretations of the Classical Philosophers in Communist China．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2] 趙榮：《婚姻自由的吶喊男女平等的謳歌》，《貴陽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2年第1期，第58—69頁，轉載于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社編：《復印報刊資料·〈紅樓夢〉研究》，1982年第4期，第55—65頁；韓慧強：《〈紅樓夢〉中的性觀念及文化意義》，《北京大學研究生學刊》，1988年第1期，第77—82頁，轉載于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社編：《復印報刊資料·〈紅樓夢〉研究》，1988年第2期，第17—22頁；黃立新：《明清男女平等的社會思潮與〈紅樓夢〉》，《紅樓夢學刊》，1986年第2期，第325頁。

[3] Moss Roberts，“Neo-Confucian Tyrann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a critical note”，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10，No.1（January-March，1978），p.63；R．K．McMahon，“A Case for Confucian Sexuality：the Eighteenth Century Novel ‘Yesou puyan’”，Late Imperial China，9，No.2（December，1988），p.47．

[4] 管樺：《曹雪芹和女性》，《人民日報》，1986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