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王學(xué)泰

撂地兒的源流與演變

書名《撂地兒》，似乎應(yīng)該先對書名做些解釋，因為“撂地兒”一詞現(xiàn)今的讀者未必都理解，特別是八零后、九零后等青年讀者。“撂地兒”詞義很簡單，就是指藝人的街頭演出，它產(chǎn)生于宋代。

古代娛樂性的文藝演出大多是為天子諸侯貴族官僚服務(wù)的，那時藝人（稱作“倡優(yōu)”）演出多在宮廷殿堂，或在貴人的宅第。唐代產(chǎn)生的“說話”，像詩人元稹在《酬白學(xué)士代書一百韻》詩下小注，曰：“嘗于新昌宅說‘一枝花話’?！笨梢姰?dāng)時的藝人是在白居易新居新昌坊的宅中為白、元等人演說《一枝花》的故事。

到了宋代由于城市手工業(yè)、商業(yè)和服務(wù)業(yè)的發(fā)展，娛樂城市居民的通俗文藝演出（包括通俗戲曲、說唱、雜技等）也日益繁榮。有演出必然有作藝之人，這是第一代江湖藝人（詳見拙作《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這些藝人大多是從宗法家族中流離出的游民，北宋的范祖禹曾說：“凡天下之為俗樂者，率皆游民，非良農(nóng)也。”（《全宋文》）他們從農(nóng)村來到城鎮(zhèn)，也許開始就是出賣勞動力，做一些簡單的勞動，后來發(fā)現(xiàn)自己有表演能力，于是改行作藝以博得多一些的收入。

這些藝人的起點很低，宋代還沒有什么劇場之類固定的演出場所。稍稍穩(wěn)定一些的地方是城市中的“瓦子”。所謂瓦子，也稱“瓦舍”或“瓦肆”，是以娛樂為主要內(nèi)容的商業(yè)中心。有點類似過去北京的天橋、土地廟、隆福寺之類。一些藝人在其中圈定一塊地方，或蓋點臨時建筑，供自己演出，稱作“勾欄”，或稱作“樂棚”。之所以稱作“瓦子”，是因為它的臨時性，南宋末年吳自牧在《夢粱錄》中寫道：“瓦舍者，謂其來者瓦合，去時瓦解之義，易聚易散也?！痹谕咦又械墓礄诶镒魉嚨拇蠖噙€是有較高的藝術(shù)水平的，必須會較多的“橋段”。租用瓦子還是需要一定費用的，因此，他必須有較多的觀眾，但大多數(shù)藝人還是不能長期在瓦子里演出的。

南宋末年周密在《武林舊事》中講到當(dāng)年杭州藝人演出時說：

如北瓦、羊棚樓等，謂之“游棚”。外又有勾欄甚多，北瓦內(nèi)勾欄十三座最盛?；蛴新菲纾蝗牍礄?，只要耍鬧寬闊之處做場者，謂之“打野呵”，此又藝之次者。

那些不入勾欄演出的藝人叫作“路歧”或“路歧人”，表明他們常在道路邊演出，這種演出又叫“打野呵”，他們的藝術(shù)要比常在勾欄中演出的藝人差一些。這些浪跡江湖的藝人，只要有觀眾就可以開場（宋人稱之為“做場”），茶肆、酒樓、街巷、空地、寺廟、鄉(xiāng)野的農(nóng)家場院。這些都可以稱之為“撂地兒”。

其實就是一時能在瓦子里作藝的藝人也是臨時性的，當(dāng)觀眾一少，他們就不得不離開勾欄走路，到其他地方或其他城市演出，他們自稱為“沖州撞府”。他們的游走就稱之為走江湖或闖江湖，因為到陌生地方開辟新市場，總要有點冒險精神，所以稱之為“闖”。元曲中的《宦門子弟錯立身》寫一個宦門子弟，看中了一位女藝人，他也隨之下海作藝，跟著他們一家游走江湖演戲：

沖州撞府妝旦色，走南投北俏郎君。戾家行院學(xué)踏爨，宦門子弟錯立身。一個外行（戾家）到師傅家（行院）學(xué)藝（踏爨）。還要跟著他們沖州撞府闖江湖。

南宋詩人陸游在農(nóng)村也欣賞過撂地兒演出，在其詩《小舟游近村舍舟步歸》中寫有：

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后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

從這些記載中都可見到，這些在江湖上撂地兒作藝的艱辛。

我見到過的天橋的撂地兒演出

像現(xiàn)代劇場那樣固定演出場所的情況出現(xiàn)得很晚。特別是曲藝演出，它規(guī)模小、演出形式簡單，它們進入固定劇場演出是最近七八十年的事。以前，曲藝演出大多是撂地兒（天橋和鼓樓后身兒以及一些廟會），好一點是進園子（茶館、雜耍園子，如勸業(yè)場五樓“新羅天”，西單大光明影院，這些地方白天演電影，晚上雜耍，以曲藝為主），我小的時候（20世紀(jì)50年代初），常去天橋聽曲藝（相聲、評書、大鼓、變戲法），所見的演出大多是撂地兒的。這些我在《天橋雜憶》中都有過描述。

1952年我在城隍廟街小學(xué)上學(xué)，從學(xué)校出來往東走三四百米就是“四面鐘”（蓋中蘇友好醫(yī)院時被拆毀，聽說現(xiàn)已重建），過了四面鐘再往東二百米，往北一拐，走不多遠就到了“三角市場”。這是50年代天橋的兩個重要市場之一。市場有個不完整的圍墻，門上有段半曲形的門楣，上面有“三角市場”四個大字。三角市場東面，隔著一條南北的胡同，再往東就是“公平市場”，它沒有圍墻，自然也就沒有門了。天樂戲院（聽說德云社所在地就是天樂舊址）在公平市場的南邊。50年代撂地兒演出比較規(guī)范了，天橋的藝人就在這兩個市場作藝。

我第一次逛天橋是在讀小學(xué)的時候，那時還不敢跟家長說，因為當(dāng)時大人認(rèn)為天橋不是正經(jīng)人去的地方，小孩去了要學(xué)壞的。我家住在米市胡同南口，與去天橋方向正相反，去天橋次數(shù)很少，所以對1954年以前的天橋我還是知之不多的。

1954年我考上北京師大附中，班上有位同學(xué)叫鄭繼宗，他家就住在天橋三角市場西側(cè)，又在三角市場中有塊地（那時天橋市場內(nèi)每塊地都是私人的），他父親在那塊場地上圍了個場子賣藥，那時賣藥除了西藥房和特大的藥店（如同仁堂、西鶴年堂）以外，都是要靠“說”來招呼顧客的。江湖人有言：“金皮彩掛，全憑說話?！薄敖稹敝赶嗝嫠阖耘俗忠活?，“皮”指賣藥的，“彩”指變戲法的，“掛”指耍刀弄槍的?！敖鹌げ蕭臁边@四個行當(dāng)要想掙到錢，非要靠“說話”不行。天橋有個練武術(shù)的，自稱“山東徐”，練花槍與七節(jié)鞭、三節(jié)棍，功夫很好。有人說，他在20世紀(jì)40年代華北武術(shù)比賽中拿過單項冠軍，但因為嘴拙，花力氣不少，卻掙不到錢。

鄭繼宗腰系一條板兒帶，下身是燈籠褲，仿佛是練武術(shù)的，有點天橋人的風(fēng)范。我倆的關(guān)系不錯，他熟悉天橋，常常給我講天橋的故事。當(dāng)時“鎮(zhèn)反”剛過去不久，他就給我講天橋鎮(zhèn)壓“四霸天”的故事。鄭認(rèn)為“四霸天”中最壞的是個姓孫的，什么壞事都干；對于張八，因為武功好，似乎有些同情，說他的問題就是仗著有一身功夫老欺負人、打人。鄭繼宗說警察抓他那天，張八有些感覺，早上起來，剛練完一趟七節(jié)鞭，是預(yù)備傳授給徒弟的，就聽見有人敲門。他感到不好，回身就要躥上房逃跑，警察一腳踢開了街門，看到張八已經(jīng)雙手按著房檐，腿正要往上邁。兩個警察趕緊一個人拽住他一條腿，但張八的胳膊很有勁，怎么也拽不下來，又進來一個警察，上了房，給他前心一腳，才把他從房檐上踹了下來。

上初二的時候，鄭繼宗父親去世了，家庭陷入困境，幸虧三角市場里還有塊地，他們就把這塊地租給說相聲的了。鄭繼宗也不能再繼續(xù)上學(xué)了，報考上了北京警察學(xué)校（校址就在朝陽門外東岳廟里），那里上學(xué)不花錢，而且管吃管住。我們倆還有往來，我去天橋玩的時候，也到他家去看看他。在他家場地說相聲的都是比較年輕的藝人，當(dāng)時都在二十來歲。其中還有兩位女藝人。一位是與她丈夫一起來的東北藝人，似乎以數(shù)來寶（現(xiàn)在稱“唱快板”）為主，另一位是前些年還登臺的回婉華。男演員有齊信英（后來他以說評書為主了，我聽過他說的《聊齋》），似乎趙振鐸、趙世忠（這二位后來去了北京曲藝團，回婉華、齊信英去了宣武曲藝團）也在這里說過。因為在這個場地說相聲的有八九位，沒有事兒的就在鄭繼宗家中休息，老太太給他們灌水沏茶。他們就四仰八叉躺在小屋的炕上閑聊。

另外一個相聲場子在公平市場的中心地帶。它的東側(cè)是寶三耍中幡和摔跤的場子，東南是小金牙的拉洋片，西南是山東徐的武術(shù)場子，正南是天樂戲院，挑班的是梁益鳴（老生，人稱天橋馬連良）、張寶華（武生）。正北則是天橋影院，放一些老舊影片，五分錢一張票，不對號，進去看一天也沒有人管。

在這個相聲場子說相聲的大多是歲數(shù)較大、演出經(jīng)驗豐富的藝人。20世紀(jì)50年代初活躍在廣播電臺上說相聲的佟大方、杜三寶，名氣很大，佟大方就在這里說單口相聲，夏天穿一身紡綢對襟褲褂，小風(fēng)一吹，很涼快。不知為什么杜三寶沒到這里來過。佟大方后來在北京曲藝團演曲劇了，我看過他參演的《楊乃武與小白菜》，佟大方演反面人物——知縣的師爺。高德明、高鳳山（數(shù)來寶）、胡仲仁、孫寶才（雙簧）、羅榮壽也在這里演出過，還有一位姓“阿”（在旗的）的藝人等。在這里演出的藝人后來大多進了北京曲藝團。在前門小劇場（大柵欄路北）和迎秋劇場（鮮魚口里）演出。

撂地兒演出的艱辛

那時撂地兒的場地大多要碼三層條凳，繞一圈，可坐四五十人，其他人則站在凳子外面聽。撂地兒的第一個艱辛在于“打錢”（收費），它不像買票入場，只要你入了場，就要交費。相聲的場子大約是二十分鐘打一次錢，一到快要打錢的時候，外面站著的觀眾往往就撤了。靠里面的觀眾一回身走，就能帶走一大片，用藝人的話說就是“撞了一個大窟窿”。此時藝人也會說些“片兒湯話”諷刺那些不給錢、不局氣的觀眾（早些年就會開罵了）。打錢時或用笸籮（用右手中間三個指頭——食指、中指、無名指夾著笸籮邊沿），有時也用張開的折扇（幣制改革前沒有硬幣）。一般都是給幾分錢（幣制改革前的幾百元），給一毛錢那就是很闊綽的了。一場下來多者掙八九毛錢，少者一兩毛而已。與當(dāng)今曲藝明星收入不可同日而語了。藝人們稱這種掙錢方式叫“平地摳餅”，它像前面提到的“踏爨”，都很形象?！捌降負革灐奔热菀滓财D難。對于才藝高、有觀眾緣的，來錢就容易，反之則難。因此逼得藝人去出彩、出新。

第二個艱辛是“招人”（藝人叫作“圓捻子”），因為一要錢，人就會走一大半。此時的相聲藝人就要靠“打板兒”（打花樣竹板）、“白沙灑字”（邊灑邊唱）、“唱太平歌詞”等來“圓捻子”。待人來得差不多了，才開始新的一段。說書（包括唱大鼓的）因為上一段結(jié)束時，藝人往往要留個“扣子”，所以不擔(dān)心聽眾流走。

撂地兒說相聲不像在劇場，劇場中兩個人并排站在桌子后面說，撂地兒演出則是坐著說。表演對口相聲時，兩位藝人或是坐在一邊，中間有個小桌，或坐在對面兩人隔著場子說。唱大鼓的場子一般要比相聲場子大，大多有天棚，遇風(fēng)雨天還能演出，老觀眾也不會走散。天橋的兩個相聲場子都沒有棚子，稍有風(fēng)雨，觀眾自然走散，等于半天沒干。這是撂地兒演出第三難。

天橋的撂地兒演出主要在上述這兩個市場里。當(dāng)然，撂地演出不僅僅在天橋，像一些廟會，比如土地廟（今宣武醫(yī)院）、白塔寺、護國寺、隆福寺等四大廟會都有曲藝撂地兒演出。但廟會是逢正日子才開，如土地廟是逢三，陰歷初三、十三、二十三；白塔寺逢四、五，初四、初五，十四、十五，二十四、二十五……因此只有比天橋撂地兒藝人還落魄的藝人才在幾個廟會之間來回趕場。

從撂地兒到“十分鐘二分錢”

《撂地兒》一書中寫到的40位曾在天橋撂地演出過的藝人，這些藝人許多已經(jīng)成名，離開了天橋，一些人去了天津。其中我觀賞過其演出的只有七位，是書中提到的唱大鼓的藝人劉田利、王艷茹、蔡金波，說相聲的高鳳山、孫寶才，唱京劇的梁益鳴，撂跤的寶善林（俗稱“寶三”）。

小學(xué)時與同學(xué)一起打鬧，常常愛摔跤，因此，對于摔跤的技巧很有興趣，上面說過跤場就在相聲場子的西側(cè)，因此也常到跤場看。跤場以寶三為號召，其實寶三很少上場，每天最多也就出現(xiàn)一兩場，與他對場的常常是他的大徒弟。50年代寶三大約五十多歲，徒弟二十四五歲，正當(dāng)年，又是五大三粗的，不過他是為師傅墊背的，挺高的個子，讓老師像面口袋一樣摔來摔去。真正與寶三成對手的是滿寶珍，滿也有四十多歲了，頭發(fā)已經(jīng)花白，留個分頭，寶三是禿頂。兩個人有些棋逢對手的樣子，但滿寶珍贏的時候少。

大鼓我最愛聽劉田利，他的花腔多，不像其他西河大鼓演員旋律很少變化。劉的身段做派也不錯，刀槍架時時出乎于聽眾意料。我也聽過書中提到的蔡金波、王艷茹的西河大鼓，總覺得蔡太硬、行腔單調(diào)，王則太軟，都不如劉田利。

1957年之后，北京藝人的撂地兒演出基本結(jié)束。政府把他們組織起來在小劇場或文化館演出。這些演出與正式劇場的賣票還是有區(qū)別的。在劇場門口買張兩角錢的票，憑此票可聽一個小時。這張票后有許多小格，每個格代表十分鐘。一小時后如果你還接著聽，每過十分鐘收二分錢。這樣你聽了兩個小時的曲藝節(jié)目票價為三角二分。不過賣票的在劇場門口吆喝則是“十分鐘二分錢”！好像有多便宜似的。其實不算便宜，當(dāng)時電影票價最高的是兩角五分。

《撂地兒》告訴我們許多不知道的曲藝知識

《撂地兒》介紹與評論了40位曾經(jīng)活躍在天橋撂地兒演出的曲藝、雜耍演員（其中有些未必是在天橋撂地兒）。作者方繼孝君本人喜愛傳統(tǒng)戲曲、曲藝，又恰恰收集到一批清末民初以來北京戲曲、曲藝藝人的檔案資料，包括20世紀(jì)40年代末和20世紀(jì)50年代初在北京社會局（國民政府時期）和文化局（人民政府時期）的登記資料，有的還附有照片。我們過去只聞其名，不知他們到底長啥樣子，如1961年困難時期，西單劇場推出一臺傳統(tǒng)曲藝，我記得有架冬瓜、老倭瓜等藝人的“滑稽大鼓”，忘了什么原因了，沒能去看，一直引以為憾，對于這個藝名很好奇，不知道他們長得有多滑稽？這本書中有張架冬瓜的照片，原來是一位面目不太開展的老人，這是生活苦難留下的痕跡。這張照片是架冬瓜于五十七歲時拍的，時在1947年。又過了14年的1961年該是什么樣子，可以想見。難怪有人見到他，說這老人家“一身大青布的褲褂，破袖口上都是光又亮的油漬，幾顆稀疏的牙齒，歪著嘴，反襯出一臉的青黃苦相”。

全書不僅保留了許多可貴的資料，作者在介紹藝人時，結(jié)合他們的從藝經(jīng)歷，隨文梳理了許多曲種（如單弦、京韻大鼓、西河大鼓、梅花大鼓、滑稽大鼓）流派演變與發(fā)展過程，使讀者對這些相對陌生的曲藝有了新的認(rèn)識。這樣的著作近幾年還是不多見的。

1. 靠演戲吃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