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jié) 研究問題

自1840年至1911年，即從中國被迫打開國門的鴉片戰(zhàn)爭到清政府被推翻，爆發(fā)辛亥革命，建立中華民國，這七十余年在中國歷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時局的變換，內部、外部的矛盾，造成沖突不絕，激發(fā)種種探索，改革頻仍。在這段紛繁復雜的歷史進程中，有一條主線始終貫穿其中，那就是對中國救國出路的探索。晚清時的中國，不僅內憂外患，還淪為半殖民地，被迫與西方列強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因賠款、割地而負債累累，清政府統(tǒng)治階級昏聵沒落，加之天災人禍，民不聊生，昔日的天朝大國四分五裂，岌岌可危，面臨滅族亡種的危險。中國救國出路的探索因此成為這段歷史的主題。學界對晚清華人探索救亡出路的研究汗牛充棟，是這段歷史研究中的重點。然而對引介西學的晚清傳教士，尤其是大力倡導并開展世俗活動的來華新教傳教士對中國救國出路探索的研究卻十分匱乏。對以西學傳播為聯(lián)系紐帶的新教傳教士和華人兩種救國探索的互動研究更是一片處女地。

回顧這段歷史，自明末清初，從利瑪竇等耶穌會士在中國傳播西方天文歷算等自然科學知識以來，到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前，雖然西學傳播活動時斷時續(xù)地進行著，對引進西方文化、改變中國傳統(tǒng)社會文化具有開先河的意義，但其譯介的數量少、影響弱、不成規(guī)模，常常是暗地進行，在華人中沒有激起多大反響，少有人問津，尤其在1723年雍正皇帝下令驅逐境內所有西人，實行禁教的一個世紀里，西學傳播進入中國更是寸步難行。從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開始，中國在堅船利炮之下，被迫打開國門，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允許西人在五口通商口岸傳教以來，傳教士們的西學傳播活動便有了新的進展。而兩次鴉片戰(zhàn)爭后，傳教士不但可以自由出入內地傳教（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的條約規(guī)定，允許傳教士在中國傳教），而且還在各種條約的保護下，擁有諸多特權。傳教士們在傳教之外，廣泛開展了各種西學傳播活動，如辦報，辦學，翻譯西書，行醫(yī)，救濟，建立社團、圖書館、博物館等，從某種程度上講，這些活動是為開展傳教而采取的權宜之計。但因其變通的文化適應的特點，自然地與華人的救國需求相協(xié)調、相配合。晚清傳教士，尤其是新教傳教士的西學傳播是來華西人對中國救國出路的探索的主要形式和組成部分，對他們西學傳播和中國救國出路的探索的研究應和晚清國人的救國探索研究聯(lián)系在一起，這是晚清歷史轉型期的重要特點和影響因素。

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前，國內將晚清自強探索的研究對象局限在華人身上，以華人作為自強探索的唯一主體，認為傳教士的西學傳播活動是帝國主義殖民侵略的變相形式，是麻痹國人、奴役華人的思想工具，其西學傳播活動對中國沒有積極的和正面的影響。80年代以后，學者開始從正反兩方面分析傳教士在華的西學活動，肯定其在晚清歷史中客觀的積極的作用，同時批判其主觀的偽善用心和負面影響。國外對傳教士西學傳播的態(tài)度，在晚清時期，曾有幾次大的反復和爭論——有時認可、支持；有時勉強、不贊成；晚清以降的歷史評價一直傾向肯定、褒贊，認為在華傳教士是文化交流和傳播的使者，推動了中國的現(xiàn)代化改革，認為他們在晚清歷史舞臺上扮演了“主角”，而不是“配角”（雖然近期國外有個別文章認為：傳教士的地位是引導者，如果沒有傳教士的引導，對華人而言，結果也是一樣）。當時的歷史現(xiàn)實到底是什么樣？難道我們真的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