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不愛被當成圣人對待

約翰生前提議我在他的葬禮上說說他的職業(yè)生涯。他這樣提議讓我很高興，甚至有些受寵若驚。但我發(fā)現(xiàn)這事兒其實很難辦，讓人生怯。說“生怯”是因為每次我覺得有什么觀點要主張一下，都會先跟約翰商量——“這么說對嗎？”“我能那樣說嗎？”“那樣說有沒有道理？”——接著我發(fā)現(xiàn)身邊所有人都這樣。

第一次聽說約翰是在20世紀60年代末，當時我還在費伯出版社工作，社里在考慮要不要出版一本阿萊霍·卡彭鐵爾的魔幻現(xiàn)實主義小說的翻譯。老板讓我去聯(lián)系一個叫約翰·斯特羅克（John Sturrock）的人，他在《泰晤士報文學增刊》工作，懂西班牙語，也懂魔幻現(xiàn)實主義；他會給我們建議的。我記得約翰說我們應(yīng)該出版，而我知道社里已經(jīng)決定不出。費伯在那些年里相當抱殘守缺。

約翰一點兒不守舊。他在寫戰(zhàn)后法國知識人的隨筆集《巴黎的風景》中說過，20世紀60年代中期薩特讓位于羅蘭·巴特后，自己在事業(yè)上的好運就來了。用他的話說，“文學理論的第一次沙沙作響將被世人聽到”（文學理論他用了大寫字母），而支持理論和反對理論的爭論也剛剛開始。約翰很清楚對自己的立場（我懷疑他是否對任何事情有過疑慮，他有的是問題），而且因為在一個像英國這樣“對任何哪怕有一絲理論性的東西（或者外國的東西）都反應(yīng)遲鈍或生硬拒絕”的國家里，爭論理論就特別好玩（他的話）。

約翰的工作生涯劃分很是簡單：三十多年在《泰晤士報文學增刊》，不到三十年在《倫敦書評》。我下面說的可能投射了過多個人感受，他因為兩件事著稱并受到同事尊重：他判斷的精準嚴謹以及智性的風趣。我實在想不出更讓人喜歡的組合了。可惜的是，這樣的組合更容易在政治立場右翼的刊物上看到，比如《旁觀者》。約翰可是堅定的左派。不是野生左派，不是烏托邦左派，而是異議左派；或者說，文字讀起來讓人愉快的左派。且引2003年8月他寫伊拉克戰(zhàn)爭的一小段：

僅憑一紙錯誤結(jié)論就下令發(fā)動戰(zhàn)爭的妄誕心態(tài)似乎還在蔓延，上層的這種惡例無疑會被任何去伊拉克實地工作的人視為應(yīng)該效仿的資質(zhì)。上周，一個名叫伊拉克工業(yè)工作小組的某領(lǐng)導被引用說，在相當短的時間里（他認為三年是很短的時間），伊拉克可以從目前危險的無序和匱乏的慘淡景象中轉(zhuǎn)變成一個旅游地，包括……最近較受忽視的地點比如“亞伯拉罕的誕生地”和巴比倫的空中花園，盡管這些地點可能需要一點兒改造，就是你在電視上看到英國郊區(qū)經(jīng)常整的那些事。要我說，為什么一定要等上三年才能向游客開放呢，現(xiàn)在就可以讓易捷航空開始運人啊，讓他們用里程獎勵去換唄，說不定他們能干成別人都沒干成的事兒呢——找到那些沒了蹤影的化學武器。

約翰的這篇文章在《倫敦書評》的讀者中引起了一片大呼小叫，收到了有史以來數(shù)量最多的義憤來信。倫敦大學學院數(shù)學教授、紐約大學物理學教授阿蘭·索卡爾（Alan Sokal）向后現(xiàn)代理論家宣戰(zhàn)，聲稱他們根本不理解他們從科學領(lǐng)域借用的概念，對真相毫無尊重（這是我不盡如人意的簡單概括）。約翰在回應(yīng)中稱索卡爾是個“狹隘的老頑固”，他說“狂野的有爭議的論題”要比索卡爾“不合適地”主張的“單調(diào)乏味的嚴謹”好多了。嚴謹當然有一席之地。約翰本人就很嚴謹，還經(jīng)常要求別人更嚴謹。然而跟任何我知道的編輯都不一樣，他覺得有義務(wù)“鼓勵思想的探險精神，讓智識的飯鍋一直熱騰騰的”。

事實上約翰喜歡好些傳統(tǒng)智慧不贊成的東西，模棱兩可是其一，自相矛盾是其二。他有用矛盾修飾法的金句。還有誰能看出路易斯－費迪南·塞利納的諷刺“耳目一新”？誰會稱贊米歇爾·維勒貝克的處女作《戰(zhàn)線的延伸》有種“難忘的荒涼”，他的第二部小說“勇敢地與時代唱反調(diào)”？誰還能想到將德雷福斯事件描述為“那段給人啟發(fā)的不公正的小插曲”，雖然整件事就是那么回事。只有在很少的情況下，約翰才會放松警惕。喬治·佩雷克的母親在奧斯維辛遇難引出了一絲愁緒，但在古拉格勞改并不能成為草率思考的借口，就像約翰說的，安德烈·薩哈羅夫?qū)Φ吕镞_的討論“并不會因為他抵制迫害的勇氣就能保證其思想前后連貫”。約翰十分關(guān)注英國政治，熱心但常常失望；布萊爾在塞奇菲爾德做演講宣布打算下臺后，約翰說他是“我們有史以來第一位在等候中的前首相”。他愛打板球，也愛寫板球，歡迎板球運動“仁慈地殖民了英國的夏天”。他的文字渾然一體：他的思想，他選擇的詞匯和文句都自成一格?！短┪钍繄笪膶W增刊》和《倫敦書評》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有約翰式標題的印跡：“宿怨的角落”是一篇關(guān)于阿爾巴尼亞的小說的評論；“我推測，您是利文斯通博士？”是杰瑞·福多爾的一篇分析亨利·斯坦利初遇利文斯通時心理活動的文章⁽¹⁾；“羅伯斯庇爾的春天”是約翰給希拉里·曼特爾寫法國大革命的文章取的標題。

1974年我去《泰晤士報文學增刊》工作時才第一次見到約翰真人，那是默多克收購該報幾年前。當時約翰是副主編，約翰·格羅斯是主編。格羅斯形容約翰是“海綠色的不會腐敗”，很有既視感；那段時間去工作不算好，不過兩位主腦的分歧（一位嚴謹，一位世故）倒令刊物得益。約翰在《倫敦書評》肯定更開心，你從他臉上就能看出來，再說了，誰不愛被當成圣人對待。

我還沒說到我應(yīng)該說說的約翰的職業(yè)生涯，他翻譯的司湯達、雨果、普魯斯特、喬治·佩雷克等等。還有他的書，關(guān)于結(jié)構(gòu)主義，關(guān)于自傳；比利牛斯山的導覽。但是當我需要建議時，他再也不在那兒了。

（發(fā)表于2017年9月21日《倫敦書評》）

(1)　Henry Morton Stanley（1841—1904），記者、探險家。他以探索中非以及尋找傳教士探險家大衛(wèi)·利文斯通（1813—1873）而著稱。據(jù)說他找到利文斯通時第一句話就是“我猜，您是利文斯通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