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知幾《史通》的文章觀

阮忠

摘要：劉知幾的《史通》論史亦論文，文章受時世易移的影響，自然有體式、質(zhì)文乃至風格的變化；敘事之文應力戒文辭“煩富”，達到文約事豐、言近旨遠的境界；語言則需“辯而不華，質(zhì)而不俚”，而非“鼓其雄辭”，“競為綺艷”。

關(guān)鍵詞：劉知幾　史通　文章觀

稍晚于“初唐四杰”，劉知幾走上了文壇，因《史通》為人稱道。作為史家，其要求為史者當具“才、學、識”的基本素養(yǎng)，主張為史當求真去偽、彰善貶惡、求法有則、秉筆直書等，在史學界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而其文章觀通過《史通》得到體現(xiàn)。這里的“文章”，不僅指敘史的、有散文特質(zhì)的文章，而且也包括了詩歌和辭賦。如他說：“夫飾言者為文，編文者為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備矣?！?sup>這是他對“文章”最本色的理解。如是者不單有文，而且有詩有辭賦，他曾說“蓋山有木，工則度之。況舉世文章，豈無其選，但苦作者書之不讀耳。”此“文章”之后，他列舉了韋孟《諷諫賦》、趙壹《刺世嫉邪賦》、賈誼《過秦論》、班彪《王命論》、張華《女史箴》、張載《劍閣銘》、諸葛亮《出師表》等，可見他“文章”概念的含混，或說他承襲自魏晉以來的“文章”說而沒做具體的分解。本文側(cè)重就其敘事文章論。

一　時世左右的文章體式與質(zhì)文之變

劉知幾深好史學且身為史官，其《史通》的定名受《白虎通義》和司馬遷外孫楊惲曾在王莽時期求封司馬遷為“史通子”的影響，有以“通”觀史與自以為“通”的思想取向。劉知幾在《自敘》中說，《史通》以述史為主，卻不限于史，“余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掞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劉知幾自詡自得，其《史通》的無不包羅自然是超出歷史之外的，但所論歷史，不出王道、人倫的范疇，說明他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并以之貫穿歷史。他把自己與西漢的揚雄相比，說自己與揚雄有“四似”，其中說揚雄老來自悔創(chuàng)作辭賦，認為不過是童子雕蟲小技，“壯夫不為”；而他“幼喜詩賦，而壯不為，恥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就此而論，當年司馬遷在《報任安書》里說的“文史星歷，倡優(yōu)蓄之”，表明為文者與為史者的地位相當。劉知幾不太看得起文士，但仍不能不承認史者還是文士，只說不是他心目中的詩賦之士。這不妨礙他借《史通》對文章有自己的看法。

劉知幾出于自己的好尚與職業(yè)，對前代史官與史書多有批評。他在《六家》里說：“至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為本紀，考其宗旨，如法《春秋》。自是為國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其所書之事也，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故馬遷所謂整齊故事耳，安得比于《春秋》哉！”這番話是有所指的。司馬遷曾答上大夫壺遂問，說“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他對《春秋》極盡推崇之詞，進而以自撰的《史記》比擬《春秋》。劉知幾認為司馬遷的《史記》比不上《春秋》，《春秋》在歷史的記敘中有褒諱黜陟，即有史家的思想及社會立場的表達，而不是《史記》單純地“整齊故事”。殊不知司馬遷的“整齊故事”也是在表達自己的思想和社會立場。不過，他在這里說的“時移世異，體式不同”是很重要的歷史觀，貫穿其中的是社會“變易”。誠然，社會的發(fā)展無時不在，政治家的思考諸如韓非說的事異備變姑且不論，司馬遷“原始察終，見盛觀衰”的歷史觀及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寫作用心，其核心思想就是“變”。劉知幾所言，視野比司馬遷要小得多，他在同篇中更多地關(guān)注史書之體，說道：“古往今來，質(zhì)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恒厥體。榷而為論，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sup>這六部書出自不同的時代，《左傳》以《春秋》為綱并運用“春秋筆法”，但《左傳》的“以事傳經(jīng)”，把濃縮的“春秋故事”變?yōu)槭嬲沟摹白髠鞴适隆?，使其自然與《春秋》有了全然不同的風貌；而《漢書》雖然變《史記》的五體為四體，亦用紀傳體，但與《史記》的敘事風格有所不同，故劉知幾將《漢書》與其他五家并稱。

史書文體的變化就文來說，根本是文章文體的變化，因為他所提到的這些史書同時被后人認為是歷史散文著作，文體變化相應就有了文風變化，從《尚書》的記言到《春秋》的記事，相沿至《史記》《漢書》的記人與記事，終究是在人與事的記敘格局里呈現(xiàn)自己的曼妙舞姿，然記敘風格在因革中不斷產(chǎn)生變化。劉知幾最稱贊孔子所修《春秋》，說它“微婉其說，志晦其文；為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不過，這里的“微婉”說、“志晦”說出自《左傳·成公十四年》的“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劉知幾的認同，固然是因《左傳》而肯定《春秋》，但也是肯定這樣的記敘風格，認為這種記敘風格使《春秋》得以獨行千載。這樣說有點片面，《春秋》的價值首先還是它的歷史記敘在那個時代獨領(lǐng)風騷，記敘的文章風格是其次的事。

劉知幾不僅關(guān)注記述文體之變，而且關(guān)注記述文章語言的變化。他在《言語》的開篇中說：“蓋樞機之發(fā)，榮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飾詞專對，古之所重也?！边@一句話多有出處。所謂“樞機之發(fā)，榮辱之主”用《周易·系辭上》語，以“樞機”喻口舌，說人的語言事關(guān)榮辱；“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用《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中的孔子語，說語言需要文采才能流傳廣泛且長久。而“專對”說亦是孔子語，《論語·子路》記載，孔子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他認為誦詩三百應能出使專對，不然的話，誦詩三百有什么用處呢？這話是有指向的，春秋時期諸侯士大夫賦詩言志是常態(tài)，“出使專對”亦在于此。劉知幾在這里借引用來強調(diào)語言表述一則應慎重，二則應修飾，三則應有功用。這三者對文章寫作來說，都有很大的現(xiàn)實意義。隨之，他梳理了上古之后史書語言的發(fā)展變異，說道：

夫上古之世，人惟樸略，言語難曉，訓釋方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艱而義釋，若《尚書》載伊尹之訓，皋陶之謨，《洛誥》《牧誓》《泰誓》是也。周監(jiān)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載呂相絕秦，子產(chǎn)獻捷，臧孫諫君納鼎，魏絳對戮楊干是也。戰(zhàn)國虎爭，馳說云涌，人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shù)，劇談者以譎誑為宗，利口者以寓言為主，若《史記》載蘇秦合從，張儀連橫，范雎反間以相秦，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

他如是評說針對的都是歷史著述，表明了語言的時代性和社會性。史書語言從最初的樸略難曉至微婉多切、流靡不淫，再到以譎誑為宗、以寓言為主，變異所體現(xiàn)的文章語言的發(fā)展歷程，顯然時代與社會環(huán)境的不同，歷史著述者與被著述者的變化，從而使記述語言有不同的風格，貫穿其中的就是變異。因此劉知幾不贊同模仿前人的語言，模仿之下的今語猶古語，會導致“今古以之不純，真?zhèn)斡善湎鄟y”；也不贊同今人對不同民族語言的改造，即所謂的“諱彼夷音，變成華語”，伴隨它的是適應這種改造而“妄益文彩，虛加風物”，“華而不實”。他是求實求真的述史者，對文學的文采、虛構(gòu)的滲入不以為然。同時，劉知幾也注意到認識者的審美感受，他在《言語》里舉了“江羋罵商臣”“樂廣嘆衛(wèi)玠”的例子，反對世人崇古賤今，并提出了兩個很重要的問題——語言雅俗與質(zhì)文屢變。語言的雅與俗，在文學領(lǐng)域極難分辨，俗語俗詞可入雅文篇章，從而化俗為雅；俗語俗詞可以在某一時期為俗，在另一時期為雅。劉知幾在這里說的是后一種情況。他說江羋、漢王劉邦之語與單固、樂廣之語同為“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說”，但世人對此的審美感受卻不一樣，江羋、漢王之語清雅而單固、樂廣之語魯樸。劉知幾認為這是因為歲月遠近、風俗不同所致。古之俗俚，今之清雅；今之魯樸，后之清雅，即所謂的“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這當是歷史與人們認知的必然，但他其實是崇尚敘史之雅的，曾說：“觀夫丘明受《經(jīng)》立《傳》，廣包諸國，蓋當時有《周志》《晉乘》《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編之，混成一錄。向使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殫見洽聞，若斯之博也？馬遷《史記》，采《世本》《國語》《戰(zhàn)國策》《楚漢春秋》。至班固《漢書》，則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后，又雜引劉氏《新序》《說苑》《七略》之辭。此并當代雅言，事無邪僻，故能取信一時，擅名千載。”“雅言”說，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的“太史公曰”里提到過，他說自己面臨百家說黃帝，其文多不雅馴時，“擇其言尤雅者”以成黃帝本紀。不過，這里的“雅言”當是文雅之言，與粗鄙之言相對。劉知幾評價左丘明、司馬遷、班固等人，說他們撰史所采集的史料“并當代雅言，事無邪僻”，是因為這些材料來自其他的歷史著作，他強調(diào)事無邪僻，不僅指思想純正，而且指寫作剪裁也是純正的。

劉知幾從語言雅俗的變化與對其的體認，推論出“質(zhì)文之屢變”。如是說，除了世人的審美感覺隨時空的變化而變化之外，語言的質(zhì)與文本身也會隨時空的變化而變化。而就“質(zhì)文”或“文質(zhì)”言，孔子的“文質(zhì)彬彬”說入漢即是很熱門的話題，文與質(zhì)總是充滿了變化。這從上述提及的上古至戰(zhàn)國時語言的發(fā)展可以得到印證。其后，南朝梁代的劉勰在《文心雕龍·通變》等篇章里，對文學質(zhì)文的變化有較為系統(tǒng)的論述。不過，劉知幾據(jù)此表達的是今人不可在歷史著述中效古而棄今。他不主張語言復古，認為語言一旦復古就會喪失其當下的個性，也就失去了歷史著述之真。

劉知幾關(guān)于歷史著述質(zhì)文屢變的思想，還有深入的論述。他說：“蓋聞三王各異禮，五帝不同樂，故《傳》稱因俗，《易》貴隨時。況史書者，記事之言耳。夫事有貿(mào)遷，而言無變革，此所謂膠柱而調(diào)瑟，刻船而求劍也。”他說到的因俗隨時，一方面存在一定環(huán)境、人群及歷史過程中人性與文化的慣性；另一方面是禮樂的因俗而變，隨時而動，存在變動的必然性。于是，方有三王異禮、五帝異樂的情形發(fā)生。劉知幾多強調(diào)的“變”，是歷史過程客觀存在變異。作為史官來說，既然所敘之事變了，為什么敘事的語言不變？他稱不變者為膠柱調(diào)瑟、刻舟求劍，思想與方法都僵化了。同時，劉知幾還說：“且人無定質(zhì)，因地而化。故生于荊者，言皆成楚；居于晉者，齒便從黃?！?sup>這本來是說歷史著述中人物的氏族即今言的籍貫和邑里問題，說到氏族易明而邑里難詳，或因天下動蕩而變，或因地名改動而變，或因自譽虛冒而變。這些歷史問題自當別論，劉知幾主要說人受地域或說環(huán)境的影響是相當深刻的。這一思想在戰(zhàn)國時就流行，如晏嬰說的“橘生淮南則為橘，橘生淮北則為枳”；荀子說的“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但經(jīng)劉知幾道出，強化了他的“質(zhì)文屢變”說。既然人性都隨地域(包括地域風俗)易移，那么歷史記敘的質(zhì)文屢變就是自然的事了。

劉知幾這一思想還在《模擬》中有間接的印證。所謂“模擬”，談的是貌同心異或貌異心同的擬古，他吸取韓非子《五蠹》“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的辯證思想，并引用韓非子“守株待兔”的寓言說明用先王政策方略治理今世之民的荒謬。不過，劉知幾并不是特意講一個政治故事或者重溫這一政治理論，而是借此批評“世之述者，銳志于奇，喜編次古文，撰敘今事，而巍然自謂《五經(jīng)》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劉知幾生于唐高宗龍朔元年(661)，卒于唐玄宗開元九年(721)，他死了47年后韓愈才出生。顯然這里說的“古文”不是韓愈載道的散體之文的含義，而是古代之文或說古代文章。但這古代文章按韓愈的說法，又歸屬于韓愈崇尚的“三代兩漢之文”。劉知幾批評這些仿佛是古文重出之文，是批評這些“喜編次古文”編述者的好古而無識。他不贊成思想陷于前人窠臼，“無識”而有《五經(jīng)》再生、《三史》重出，是沒有意義的。而有識也應是前人識見的弘揚，有思想的一貫性。但他不反對學習歷史或歷史人物，曾說揚雄學孔子而著《太玄》、范曄學賈誼而著《后漢書》序論，凡此等等，都是因“仰范前哲”而揚名于后世。

歷史不能割裂，前終后繼。劉知幾在《模擬》里反對“貌同而心異”，將之斥為“有類效顰，彌益其丑”；主張模擬的“貌異而心同”，即“所擬者非如圖畫之寫真，镕鑄之象物，以此而似彼也。其所以為似者，取其道術(shù)相會，義理玄同，若斯而已”。圖畫寫真、镕鑄象物式的模擬，求其形似，亦步亦趨是不可取的，劉知幾要求的是“道術(shù)相會，義理玄同”的“心同”，即學習前人及其著述的內(nèi)在精神、品格。他同樣也舉了一些例子，如說：“《左傳》敘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乘公，公薨于車’。如干寶《晉紀》敘愍帝歿于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源硕鴶M《左氏》，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這個例子先說魯桓公在齊國遇害事，當時，齊襄公派公子彭生為魯桓公駕車，結(jié)果魯桓公不明不白死在車上。對此《左傳》語焉不詳。然后寫晉愍帝為漢王劉聰所擄，在大宴群臣時，劉聰下令羞辱晉愍帝，要他行酒洗爵，在座的晉臣目睹，傷悲流涕，劉聰恐有后患，殺晉愍帝于平陽?！稌x紀》對這一事件的記敘，風格類似《左傳》，但語言沒有機械地模擬。從上可讓人從“貌異而心同”的模擬論中，看到他的歷史繼承觀，這于古文亦然。

二　敘事戒文辭“煩富”而宜文約事豐

劉知幾的文章觀很在意敘事力戒文辭“煩富”，而主張文約事豐。他贊賞《春秋》歷史記敘的完備，認為與《春秋》運用編年體有關(guān)。因為編年，《春秋》才會“系日月而為次，列時歲以相續(xù)，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于目前”。但他希望這種完備是粗細適中的，其中有敘史者主觀的標準與選擇，并不容易與劉知幾的想法相吻合，所以他在《二體》里對《春秋》也有批評，說《春秋》“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其粗也，則丘山是棄。此其所以為短也”，即在歷史記敘上或詳或略，導致記敘的風格不一。但他在同篇中又說《春秋》的長處在于“理盡一言，語無重出”。這是記敘歷史在語言精練簡潔上的功夫，所以劉知幾不喜歡記敘語言之“煩”，多次批評敘史的重復。司馬遷《史記》所用的紀傳體、沿用其紀傳體的班固《漢書》，都成了劉知幾批評的對象：“當漢代史書，以遷、固為主，而紀傳互出，表志相重，于文為煩，頗難周覽。”

司馬遷在先秦史書的編年體與國別體之后，將編年史的諸侯國與歷史人物的分散記敘，以及國別史的片斷、不夠連貫的記敘，改變?yōu)榧杏洈⒊⒅T侯國歷史以及歷史人物的一生，開創(chuàng)了紀傳體，并影響到其后官修的二十四史(含《清史稿》)都用紀傳體。司馬遷、班固在紀傳體中，對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同年共世”的問題，并不忌諱“紀傳互出，表志相重”。在不可回避的情況下，司馬遷采用的方法是“本傳晦之，而他傳發(fā)之”的“互見法”，如楚漢相爭之際發(fā)生的“鴻門宴”具體記敘在《項羽本紀》中，而漢高祖劉邦、留侯張良都是這一重要事件中的關(guān)鍵人物，且司馬遷又有《高祖本紀》《留侯世家》，故在《高祖本紀》《留侯世家》說到“鴻門宴”時，只是簡單地交代“鴻門宴”，“語在項羽事中”，表明他們是同一事件的親歷者，這一事件已見于前面的《項羽本紀》，其后不再詳敘自然減省了全書的文字，但出現(xiàn)了劉知幾批評的“同為一事，分在數(shù)篇，斷續(xù)相離，前后屢出，于《高紀》則云語在《項傳》，于《項傳》則云事具《高紀》”。

司馬遷這樣做并無不可，但不為劉知幾認同。他在《二體》里還批評司馬遷“編次同類，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輩而抑歸末章，遂使?jié)h之賈誼將楚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燕荊軻并編。此其所以為短也”。司馬遷將同時共處且關(guān)系交織的人物如廉頗、藺相如同傳，魏其侯、武安侯同傳是自然的，但他更多的是同類立傳，不僅是這里提到的《刺客列傳》如此，還有《游俠列傳》《滑稽列傳》亦然。再則賈誼與屈原同傳、韓非與老子同傳等，于是在時間上有了前后順序的不一。這是紀傳體必然會導致的敘事現(xiàn)象，也是司馬遷為便于讀者對紀傳人物的認識采用的述史策略。兩人或多人合傳，如人物之間不存在事件交織的狀態(tài)，其傳還是各自獨立的。但劉知幾重敘史的時序，以此為準則審視《史記》的記敘，有這樣的批評也很正常。不僅如此，劉知幾還在《六家》中對《史記》用紀傳體很不以為然，覺得此體把同一時期的國家政治和君臣分開記敘，少了敘事的完整，并又一次提到《史記》的“撰錄之煩”，主要指的還是“語饒重出”，這倒不是《史記》中是否有舊記、是否有雜言所致。劉知幾稱道：“《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于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為長也?！?sup>《史記》無“志”，這里的“志”當為“書”。在這番評說中，劉知幾肯定《史記》各體的特點與互為輔佐的功能，“委曲細事”“洪纖靡失”的完備的確最易導致為文之“煩”，可見其所批評的既是記敘風格，又是內(nèi)容剪裁和語言表現(xiàn)。劉知幾還在《表歷》中認為司馬遷十表所載，已見于本紀、世家、列傳，犯不著疊床架屋的，何況讀者先讀本紀，越過十表而讀世家，輕忽了十表的存在，也因為表真的無用。按他所說，倒是十表成為《史記》“煩費”的依據(jù)了。司馬遷《史記》的五體，紀傳貫穿于本紀、世家和列傳三體中，表與書有各自的功能，如表的簡潔明快，有其他諸體不及的優(yōu)長。劉知幾的批評只是仁智之見。

劉知幾曾在《六家》里評價《漢書》：“《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煉，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自爾迄今，無改斯道?！边@與他評說《史記》相較，頗有點揚班固抑史遷的味道?！妒酚洝酚洈膫髡f中的黃帝到漢武帝太初年間三千年的歷史，計52萬余字；班固記敘西漢二百年的歷史，卻比《史記》多30萬字，相形之下，記敘歷史的繁與簡自不待言。但他這里評說《漢書》的重心是“言皆精煉，事甚該密”，顯然是反對文風之“煩費”即記敘的重復及語言的累贅。如果以此與《史記》對比，《史記》敘事疏朗，雖不及《漢書》的精煉該密，但自是一種風格，并非劉知幾所說的“煩費”或繁。再來看他在《書事》篇說到史家的敘事“四繁”：一為祥瑞“征其謬說，錄彼邪言，真?zhèn)文?，是非無別”；二為記載僅為常理的“臣謁其君，子覲其父”；三為有名無實，有其號而無其位；四為記載家史，而不是記載國史。他對這些歷史記載都不以為然，主要是作者文章剪裁和寫作的態(tài)度，導致一些不當進入史冊的言論、事件和人物進了史冊。

劉知幾主張敘事的簡省，除了上述之外，還有兩點：一曰省句，二曰省字。何為省字？何為省句？他舉例做了說明：“《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于宋，魯人以為敏。夫以鈍者稱敏，則明賢達所嗤，此為省句也。《春秋經(jīng)》曰：‘隕石于宋五?！蚵勚E，視之石，數(shù)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為省字也。”從這里來看，其省句之法，在修辭上是反語，正話反說省去了對人物或事件的完整交代，而讓讀者自己去領(lǐng)悟其中的含義。而省字則是語言上的不能增減，他說得很絕對，增一字則太詳，減一字則太略，那就不單純是省字了，省字中蘊含了用字的精當。相應的，還有敘事之“煩”，他也舉了兩個例子：“若《穀梁》稱郤克眇，季孫行父禿，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僂者逆僂者。蓋宜除‘跛者’已下句，但云‘各以其類逆’。必事皆再述，則于文殊費，此為煩句也?！稘h書·張蒼傳》云：‘年老，口中無齒’。蓋于此一句之內(nèi)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為繁字也。”從語義上說，上述的文字確可簡省。劉知幾的修改意見對于簡省確實有道理，但對于敘事舒緩，《穀梁》與《漢書·張蒼傳》所敘也可成立。它們都不合符劉知幾為文當簡省的審美原則。作為史官和歷史學家，在文學諸體眾法中，他最崇尚的是敘事，還是基于述史，他在《敘事》里強調(diào)“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為先”，進而說：

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為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歷觀自古，作者權(quán)輿，《尚書》發(fā)蹤，所載務于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于省文。斯蓋澆淳殊致，前后異跡。然則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始自兩漢，迄乎三國，國史之文，日傷煩富。逮晉已降，流宕逾遠。尋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數(shù)字；尺紙之內(nèi)，恒虛費數(shù)行。夫聚蟻成雷，群輕折軸，況于章句不節(jié)，言詞莫限，載之兼兩，曷足道哉？

在這里，均言國史之美者，但“以敘事為先”與“以敘事為工”的語義有所不同，“為先”者稱其首要，“為工”者言其美妙，而簡要又是其美的核心。而欲簡要，省句省字是基本途徑，劉知幾又統(tǒng)稱為“省文”，以求文約事豐，雖然省句易而省字難，但不能不力求簡要，以抵敘事的最高境界。他審視歷代史冊，秦無史不論，秦前《春秋》是楷模，他說是“此述作之尤美者”；秦后，兩漢、三國、兩晉之史，都傷于“煩富”。劉知幾用了文學的筆法，說文辭“煩富”者甚至是“聚蟻成雷，群輕折軸”即損害了文章的基本精神，實在是不可取的。而《春秋》敘事只求再現(xiàn)史之脈絡、事之綱要，不具體展開所敘之事，的確是省字又省句的。正因為這樣，方有“春秋三傳”在敘事空間和敘事方法上的拓展。

劉知幾力主敘事文辭的簡省，其中還有“務卻浮詞”，這也是先秦史冊的啟示。他在談到“務卻浮詞”時，以《尚書》為例，說《虞書》的“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夏書》的“啟呱呱而泣，予不子”，《周書》的“前徒倒戈”“血流漂杵”等都不用浮詞，“文如闊略，而語實周贍”，這也是為史者應該取法的。但在秦以后，“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云蒸泉涌。其為文也，大抵編字不只，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之者，輒足為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為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他斥責浮詞之處，可見其好簡省的敘事立場。但秦以后語言、文辭的發(fā)展從單音節(jié)至雙音節(jié)，從奇句至偶句，是語言和文人好尚發(fā)展的必然，不宜厚非。不過應該注意的是，他有時說的“煩”并非指文辭之“煩”，如說《左傳》：“逮左氏為書，不遵古法，言之與事，同在傳中。然而言事相兼，煩省合理，故使讀者尋繹不倦，覽諷忘疲。”這里的“煩省合理”之“煩”與“省”相對，所言則是敘事的詳略，是記言與記事的適當結(jié)合，他稱為“合理”，殊不知這正是為文的極高境界，至此，“煩”者會不覺其“煩”，省者則會不覺其省。

劉知幾這里的“尋繹不倦，覽諷忘?！迸c前面提到的“微婉”說、“志晦”說相應，讓人感受到歷史記敘之文不是只取直白，應委婉含蓄與直白并存。而其委婉含蓄雖然有比擬、夸張之類的藝術(shù)表現(xiàn)相輔，但最終還是回到了語言的簡省，話不說盡而造就深長回味。他這樣評價《左傳》的敘事：“蓋文雖缺略，理甚昭著，此丘明之體也。至如敘晉敗于邲，先濟者賞，而云：‘上、中、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亂，以刃斷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睹其事矣。至王劭《齊志》述高季式破敵于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槊血滿袖’。夫不言奮槊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槊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sup>在這里，劉知幾舉了兩個例子，就此而論簡省，所簡省的是事件過程，讓敘事從起始跨到結(jié)局，讀者依結(jié)局想知過程，或說以想象補足敘事者本當敘說之事。如前者不僅是將士爭舟時的攀舟混亂和以刃斷指的殘酷無情，還有被斷指者落水后的苦苦掙扎都歷歷在目，讀者即景想到“自睹其事”。后者亦然，從那“槊血滿袖”真能想見劉知幾說的“奮槊深入，擊刺甚多”。

劉知幾稱這種表現(xiàn)風格為“晦”，而如是的表現(xiàn)為“用晦”。他說：“然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于句外。然則晦之將顯，優(yōu)劣不同，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片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sup>為文的省字約文而事溢句外，與詩歌運用意象、典故而造就的意在言外不同，意在言外，讀者的領(lǐng)悟可以見仁見智，而史書中溢于句外之事有發(fā)展的必然性或說必然場景，大體上不存在歧義，劉知幾講述的春秋晉敗于邲這個例子可以為證。同時，他還說：“夫《經(jīng)》以數(shù)字包義，而《傳》以一句成言，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則有士會為政，晉國之盜奔秦；邢遷如歸，衛(wèi)國忘亡。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則有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fā)語已殫，而含義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里，捫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拗畷r義，不亦大哉！”從這些來看，劉知幾敘事的簡省追求，既有語言表現(xiàn)的明快，如“隕石于宋五”之類，又有表現(xiàn)的含蓄，如“舟中之指可掬”之類。雖然歷史著述以敘事為主要方法，宜彰顯所敘之事而不必含蓄，但他有點鐘情于含蓄，認為如是方能文約事豐、言近旨遠。

三　敘事應“辯而不華，質(zhì)而不俚”而非“鼓其雄辭”，“競為綺艷”

司馬遷曾說：“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圣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圣盛德而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yè)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sup>司馬遷言及身為太史令，肩負著記敘歷史特別是當朝史的職責。劉知幾亦然，他在《史通》外篇的《史官建置》里說了一段“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駒之過隙，猶且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聞”的話，表達人知生命短暫而有“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的追求，這在春秋時期就很明確，但書于竹帛有兩種情形：一是魏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說的善文者“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后”，自為著述以傳聲名，從而不朽；二是劉知幾這里說的由史官載于史冊，善惡之人、善惡之事賴史冊而流播。因此，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nèi)自省的史鑒作用于是乎生。人生的代代相傳、朝代的世世相繼，勸善懲惡，終究不能失卻史鑒，這就必然產(chǎn)生對歷史著述的要求。劉知幾說得很急切，認為撰史“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他也以此自重，常把敘史與文學家之文相比較，意在說明歷史記敘應當是怎樣的狀態(tài)，但在客觀上涉及了他對文章的具體看法。

劉知幾曾就劉祥在《宋書·序錄》里批評諸家晉史時說的“法盛《中興》，荒莊少氣，王隱、徐廣，淪溺空華”表達了這樣的意見：“夫史之敘事也，當辯而不華，質(zhì)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必令同文舉之含異，等公干之有逸，如子云之含章，類長卿之飛藻，此乃綺揚繡合，雕章縟彩，欲稱實錄，其可得乎？”關(guān)于“史之敘事”，“當辯而不華”一說出自班固：“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zhì)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sup>劉知幾只是沒有提到敘史的“不虛美，不隱惡”而已。他認為歷史記敘像這樣就可以了，其中最核心的是“實錄”或說真實地再現(xiàn)歷史。他曾在《模擬》中批評譙周的《古史考》不當擬《春秋》而將秦趙高殺丞相李斯改為“秦殺其大夫李斯”；批評李百藥在《北齊書》里將王劭《齊志》里的胡人脫帽改為“免冠”，殊不知胡俗不施冠冕。劉知幾的批評看似苛求，其實是視真實為歷史記敘的生命，這也是歷史記敘者的職責所在。

劉知幾所言涉及的歷史著述的風格，其意為歷史著述之類的文章當條理分明、略有文采而不華麗，樸素卻不俚俗。不像文舉即孔融之文的好奇、公干即劉楨之文的奔放、子云即揚雄之文的內(nèi)美、長卿即司馬相如之文的辭藻飛動。他說這些人的文章“綺揚繡合，雕章縟彩”，其實過于抽象，像孔融、劉楨的文章之美遠不及司馬相如、揚雄的文章——辭賦之美。相形之下，劉知幾表明歷史著述的風格與散文、辭賦的風格是不同的，不宜以散文、辭賦的筆法撰述歷史。類似的意思，他在《敘事》中也有表達：“書功過，記善惡，文而不麗，質(zhì)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懷其德音，三復忘疲，百遍無斁，自非作者曰圣，其孰能與于此乎？”前者說的“辯而不華，質(zhì)而不俚”，這里說的是“文而不麗，質(zhì)而非野”，意同而詞異。不過，他強調(diào)了歷史著述最重要的是敘事，所有的藝術(shù)特質(zhì)都建立在敘事的基礎(chǔ)上，而敘事是應當有味的，能夠讓讀者反復體悟。

因為重歷史記敘的實錄，劉知幾考察過漢以后的文學，認為魏晉之后文有“五失”，即虛設(shè)、厚顏、假手、自戾和一概，并對“五失”有具體解說。他認為以虛言求形似，殊不知“夫鏤冰為璧，不可得而用也；畫地為餅，不可得而食也。是以行之于世，則上下相蒙；傳之于后，則示人不信”。更可悲的是后人以這些虛言入史，導致虛實相混，史書更像是文集。不過，這里劉知幾引用班固所論，突出了他主張語言表現(xiàn)的樸素而不贊同文辭的華美。他在《載文》中批評“樹理者多以詭妄為本，飾辭者務以淫麗為宗”，主張“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為主”，讓人感到他受前人的影響很深。墨子恐文害質(zhì)故言多不辯是開端，進而有揚雄的“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之論，以及劉勰的“繁華損枝、膏腴害骨”對麗辭的批評。劉知幾提到秦后文體的變化，主要是古文之外，又生出了辭賦一體。他這里提到的司馬相如、揚雄等人的作品均為辭賦。辭賦本也敘事，但文學敘事難免有虛構(gòu)的滲入或?qū)⑹碌膭?chuàng)作，使辭賦與古文迥然不同。他以“其理讜而切，其文簡而要”來權(quán)衡文章，所謂讜切之于理的正直懇切在于真實，簡要之于文的簡明扼要在于明快。如果文辭過于華美，以文害義是不妥當?shù)摹?/p>

劉知幾深諳文學，曾創(chuàng)作《思慎賦》《韋弦賦》《京兆試慎所好賦》等，以質(zhì)樸而具思想情韻見長。他認為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不應收入《史記》，揚雄的《甘泉賦》《羽獵賦》不該收入《漢書》，班固的《兩都賦》、馬融《廣成頌》不該收入《后漢書》，這出自其對歷史純潔及求真的理解和追求，雖然后人認為春秋戰(zhàn)國時期文史哲不分家，歷史、哲學著作同時也是文學著作，但在“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之后，文與史的分野漸明。雖然《漢書》《后漢書》《三國志》等的人物紀傳很有文學性，但仍多被人們認為是史學而不是文學。劉知幾認為這些賦頌不當入史，其原因是它們“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這一批評與東漢王充對文學比擬、夸張的批評有些相近，文學的非虛構(gòu)與虛構(gòu)往往交織在一起，從而以其生動、形象形成獨特的魅力，表現(xiàn)作者對社會與人生的諸多思考，使讀者在享受審美愉悅的同時獲得教益，與歷史的直接鑒誡作用是不同的。文學表現(xiàn)的特殊性以及作者曲折婉轉(zhuǎn)的表現(xiàn)，導致勸百諷一的文學效果亦不足為奇。這些文學作品當然不是真正的歷史著述，但以之構(gòu)成某一作家的歷史過程或思想是可以的。它們?nèi)胧吩诓煌潭壬险蔑@了史家好文的傾向，對史家的著述沒有根本的影響。劉知幾指責它們“無裨勸獎，有長奸詐”，是值得深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