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形而上學思維方式作為啟蒙理性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傳入中國時，遇到同樣的問題。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尤其被用來作為演繹社會政治概念的工具，也許演繹過程本身是合乎理性的，而前提卻是由某種宏大敘事式的主義或政治意識形態(tài)所先驗性地預設的。本來一些中性的概念和術語，由于帶有一定感情色彩或信仰色彩的先驗性預設，而成為駕馭演繹過程的霸主，整個演繹過程及其論證可以完全合乎邏輯而不失為高度理性產(chǎn)物，但卻仍然是這些霸主的奴隸。久而久之，這種理論和實踐相脫離的傾向，這種一味借助工具理性的做法，沉淀為一種文化。

一種文化一旦形成，就很難在短時間內(nèi)改變，不是一次起義或一場革命就能很快改變的，且不說中國兩千多年的帝王專制文化是這樣，就是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加中國特色的社會政治宏大敘事而形成的文化也是如此。

其實，當尼采最初傳入中國的時候，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也在倡導語言的改革，這本是一個可以從尼采對語言的真知灼見中悟出其中道理的契機，并從對語言改革的思考中把握當時正在影響中國思想界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和邏各斯中心主義的一些重大問題，因為邏各斯中心主義總是在試圖尋找一個永恒的中心，一種形而上的本源和絕對的權威，而歷來的語言傳統(tǒng)正是人們不斷進行這種追尋的頑固工具。這就是之所以不少思想家在批判形而上學傳統(tǒng)時，卻在語言上仍然無法擺脫這種傳統(tǒng)影響的原因。尼采也屬于這樣的思想家。但是，尼采卻早在19世紀就已經(jīng)看出了語言上這種問題的傾向。他說：“語言對于文化演變的意義在于，在語言中，人類在另一個世界旁建立起了一個自己的世界，一個人類認為如此固定不變的地方，立足于此，就可以徹底改造其余的世界，使自己成為世界的主人。人類長期以來把事物的概念和名稱作為永遠真實的東西來相信，同樣也養(yǎng)成了他們借以居于動物之上的那種驕傲：他們真的認為在語言中掌握了關于世界的知識。語言的創(chuàng)造者沒有謙虛到了如此地步，乃至于相信他給予事物的只是一些符號，他寧愿認為，他是在用言語表達關于事物的最高知識。”從這段話里，我們不僅看到尼采對西方語言，對邏各斯中心主義式的思維方式的質疑，而且聽得出他對人將自己置于世界主人或世界中心地位的做法感到不屑的口氣。但是當時中國語言改革的倡導者并未注意尼采在這方面的先見之明，只是致力于讓語言更好地發(fā)揮工具理性的作用，讓更多的中國人更容易接受啟蒙“真理”的教育，進而參與對舊文化、舊傳統(tǒng)的批判，尼采也只是作為傳統(tǒng)的徹底叛逆者的形象進入到新文化倡導者的視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