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面這一大堆羅列可以看出，韓非的專制，刀刀都圍著官場，槍槍都扎向官員，跟平民百姓沒什么事，為什么會這樣呢？

（一）從中國社會矛盾的歷史演進看

毛澤東有一句源自馬列的著名論斷：所有歷史，都是階級斗爭史。這里所謂的階級斗爭，通常理解為狹義的、限定式的階級斗爭，即特定發(fā)生在一個社會統(tǒng)治階級（最高層）與被統(tǒng)治階級（最底層）之間的斗爭，亦即按斯大林所詮釋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形成的階級對立：奴隸—奴隸主、農民—地方、工人—資本家。這種對立，長時間被灌輸為一定的歷史階段，必然的主流的社會矛盾。

這是一種簡單而強悍的歷史觀，現在的教科書還采不采用，一時還不太清楚，但這種觀念和方法，的確曾經非常深入人心。

假如我們臨時沿用一下這種理論、觀念和方法，用來探尋一下先秦之前的中國社會，我們會看到什么呢？僅憑現有史料，我們多少會有些驚訝地發(fā)現，先秦之前，準確地說在陳勝、吳廣之前，中國社會矛盾的熱鬧場所，似乎并不在所謂的最高統(tǒng)治階級與底層被統(tǒng)治階級之間（不論中國有沒有過一個完整的奴隸社會），而在同屬一個政治集團的統(tǒng)治階級內部（氏族相攻，可視為擴大版的權力之間的政治斗爭）。也就是說，整個先秦以前的中國社會，社會的主要矛盾，似乎并不是“敵我矛盾”，也不是“人民內部矛盾”，而是“敵人內部矛盾”。在陳勝、吳廣首義之前的三千年華夏文明史中（以階級、國家的出現和存在為標志），除了一次“國人驅逐厲王”，再難列數出較大規(guī)模，更別說超大規(guī)模，典型反映底層被統(tǒng)治階級與（最高）統(tǒng)治階級矛盾的沖突。當然，沒有大規(guī)模沖突的爆發(fā)，不意味著不存在矛盾，甚至是激烈、尖銳的矛盾，史籍的記載本身，或許也是影響因素之一，但它至少表明，這是不應忽略的現象。而反觀所謂統(tǒng)治階級內部，反觀權力集團之間，如果有興趣和時間，我們可以毫不費勁地列出一長串膾炙人口的典故：武王伐紂、鄭伯克段、重耳流亡、趙氏孤兒、伍子胥一夜頭白、臥薪嘗膽，幾乎所有的故事，都發(fā)生在權力集團之間，與權力有關。

因此，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先秦之前的中國社會，顯性（主體？）的社會矛盾，不在無權力、虛權力、弱權力人群與權力集團之間，而在權力集團內部，在權力集團之間。無權、虛權、弱權階層，還遠遠沒有發(fā)育成一個獨立、強大的社會存在，他們還不具備單獨革命的機會和力量，極少次數地“參加革命”，也是被權力單位裹挾其中進行的。這一點，倒跟資本主義早期工人階級初登政治舞臺的情景，有所相似。

在這種歷史發(fā)展和社會狀況的背景下，韓非的思想，韓非的專制思想，其指針所向，在官不在民，就幾乎是順理成章的事。因為韓非所關注的，需要回應、解答的，是一個迫切的極其具體的現實情境中的政治問題——君主專制的建立與穩(wěn)固。而這個問題的癥結、焦點，在官不在民，在乎權力征逐之間也。

西漢末年劉向編輯《戰(zhàn)國策》，所撰《書錄》的末尾，有這樣一段話：“戰(zhàn)國之時，君德澆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前面說過，在韓非的思想中，君主是個弱勢群（個）體，——《解老》篇中有“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之語?！@是韓非時代的實際情況，也是韓非的官場思想、專制思想的重要出發(fā)點和立足點。

從另一個角度，從專制作為一個固定詞語的首次出現，即《韓非子》中的五個例句來看，也能看出，韓非筆下的專制，不是一種面向全民的抽象政治理念，而只是一種權力形態(tài)的單純表述。它特定地指向、發(fā)生在權力階層，發(fā)生在權力對流之間，只有權力階層，才有可能被納入韓非所謂的專制范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