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歷史上的很長時期內(nèi)，無論什么文化背景的家庭，總是傾向于排斥那些無法行走、無法說話或者無法像其他人一樣正常思考的孩子，這并不一定是故意的。很多家長無力為殘疾的孩子提供充分的保護和呵護，而且一些慈愛而有保護能力的父母在去世之前也找不到人領養(yǎng)他們的殘疾孩子。但是有的父母不會善待自己的殘疾孩子，而且在自己的家庭之外，殘疾孩子也常常會承受嘲諷、無家可歸、生活困苦以及暴力行為等磨難。比如，在維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卡西莫多4歲的時候被遺棄在一個袋子里，巴黎人曾威脅要活活燒死他。

20世紀，保護殘疾人的事業(yè)既有進步，也出現(xiàn)過一些悲劇性的倒退。19世紀末，社會改革者采取了一些保護殘疾人的措施，把他們集中到收容所里，為他們提供住處、食物和衣服。德國納粹分子在開始大肆屠殺猶太人之前，就用毒氣殺害了德國收容所里的殘疾人士。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后，西方發(fā)達國家以及共產(chǎn)黨執(zhí)政的東歐國家開始為殘疾人建立收容所，并向殘疾人提供教育服務，希望他們能重新進入社會，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但是這些收容所，包括代米爾卡皮亞專門機構(gòu)在內(nèi)，都變成了殘疾人的收容倉庫。一些東方國家沒有向收容所里的殘疾人提供有意義的教育或培訓，也幾乎沒有人重新回到更大的社區(qū)生活。

西方發(fā)達國家的殘疾人收容所也存在一些問題。數(shù)十年前，一些西方國家的政府開始將殘疾人從收容所轉(zhuǎn)移到能夠根據(jù)他們的個人需要提供特定幫助的家庭和公寓。照顧他們的人幫助殘疾人購買食物、做飯、洗碗、洗衣服、參加培訓、找工作、去銀行存款以及幫助他們?nèi)ル娪霸嚎措娪啊?/p>

在喬治·索羅斯選擇阿里耶·奈爾指導開放社會基金會的20年前，奈爾是美國公民自由協(xié)會（ACLU）的執(zhí)行理事，推動建立了一個名叫精神衛(wèi)生法律項目（Mental Health Law Project）的組織，這個組織后來更名為戴維·L·貝茲倫精神衛(wèi)生法律中心。這個組織成為美國國內(nèi)促進殘疾人權利的主流法律機構(gòu)，史無前例地起訴虐待殘疾人的收容所，保護殘疾人免遭隨意關押。這個中心積極主張讓智障人士離開收容所，在社區(qū)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然而，這樣的組織直到柏林墻倒塌之后，才得以在東歐地區(qū)開展工作。新聞工作者進入馬其頓、羅馬尼亞、塞爾維亞等國家的殘障人士收容所之后，這一地區(qū)的殘疾人遭受的惡劣對待吸引了媒體的廣泛關注。比如，在普拉塔勒斯蒂（位于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東部）的一個收容所里，殘疾情況并不是很嚴重的孩子們披著大衣，穿著靴子，在1990年的圣誕節(jié)前夕躺在鐵制散熱器上面的幾塊硬紙板上，散熱器沒有一絲溫度。有一些殘疾兒童基本上沒有衣服穿，在地板上自己的糞便里來回打滾。三四個甚至五個嬰兒被放在金屬材質(zhì)的帶柵欄的兒童床里，小床就像是馬戲團用來圈動物的籠子一樣。身著大衣的工作人員把收容所里的人趕到房間的一個角落里，給他們蓋上毯子，并監(jiān)視著他們懶洋洋地坐在地板上，即使電視里人物的說話聲或者收音機里傳出的歌聲也打不破這里的嘈雜。

驚駭不已的外國援助機構(gòu)和人道主義組織紛至沓來，個人和組織紛紛捐款。在有些收容所里，散熱器開始散發(fā)出熱量；輪椅、新床和床上用品也有了；墻壁被粉刷成天藍色或黃色；兒童的玩具堆滿了架子。但是，僅僅改善一些收容所的硬件設施，釋放一些沒有殘疾的收容對象，絲毫沒有改變數(shù)十萬殘疾人依然被收容的現(xiàn)實：他們依然與社會隔絕，依然被限制在墻壁、柵欄和門房的小范圍里。此外，在太多的收容所里，即便最基本的生活環(huán)境也沒有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