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發(fā)展的偉大轉(zhuǎn)折,但是囿于當時的歷史條件和認識水平,只解決了軍事領導權,沒有解決思想政治路線問題?？箲?zhàn)開始后,也顧不上解決這些問題,不僅過去路線錯誤的流毒一直存在,影響黨的正確路線和方針的貫徹執(zhí)行,在部分地區(qū)使革命事業(yè)遭受不應有的損失;而且過去犯過路線錯誤的領導人,如王明還自視一貫正確,不斷發(fā)表文章和出版舊著宣傳錯誤觀點,造成黨內(nèi)思想混亂。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已批評了他的右傾錯誤,但1939年5月,他撰寫《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諸問題》,繼續(xù)宣傳“一切經(jīng)過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主張。6月,又撰文宣揚1938年他在武漢時寫的《三月政治局會議的總結》等文中的錯誤方針。1940年3月,他還把在六屆四中全會前后為奪取黨中央領導權制造輿論而出版過的《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斗爭》小冊子重新出版,將其當做“學習黨的建設和中共歷史”的材料,讓對黨的歷史發(fā)展還不十分了解的“成千累萬的新干部新黨員”學習。因為當時中央準備在1941年上半年召開七大,他又在制造輿論,搶占先機,奪取“制高點”。因此,怎樣看待黨的歷史發(fā)展,怎樣認識遵義會議前的路線問題,就成為在全黨進行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中需要認真解決的重要問題。為此,毛澤東親自主持編輯了三套歷史文獻:一是1941年編輯了《六大以來——黨內(nèi)秘密文件》;二是1942年初編輯了《六大以前——黨的歷史材料》的黨史資料書;三是在前兩本的基礎上選編出《兩條路線》的專題學習材料。喬木到毛澤東身邊工作時,開始就是編《六大以來》。他自始至終參加了三本書的編輯。這三本書出版后,在黨內(nèi)產(chǎn)生巨大反響。一方面,許多同志了解了黨的歷史的一些基本情況,對一些不清楚的歷史爭論恍然大悟,明白了蘇維埃運動后期黨的領導機關向全黨發(fā)布過許多“左”的訓令、決議等,認識到蘇維埃運動后期黨的領導機關確實存在一條錯誤的路線;另一方面,又有利于犯錯誤的同志回憶那段歷史的思想和工作情況,改正錯誤,個別原先不承認犯了路線錯誤的同志在大量歷史材料面前,也放棄了自己的觀點,承認了錯誤。1943年10月,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說:六大黨書一出,許多同志解除了武裝。楊尚昆回憶看了那些材料說:“系統(tǒng)地讀了‘黨書’,有一個鮮明的比較,才開始認識到什么是正確路線,什么是錯誤路線;什么是創(chuàng)造性的馬克思主義,什么是教條主義?！h書’在延安整風中確實發(fā)揮了巨大作用,是犀利的武器?！?/p>

延安整風運動,特別是中央以兩次“九月會議”為代表的整風學習,研究黨的歷史,檢討過去中央的路線是非,使全黨特別是高級干部對于黨的歷史問題達成了共識。它的主要結晶就是形成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喬木參加了這個決議的起草、討論、修改和最后的審定工作。這個決議在簡明概要地敘述了自黨成立以來的歷史發(fā)展之后,通過同毛澤東的政策主張相比較的分析,全面詳盡地闡述了歷次“左”傾錯誤在政治、軍事、組織、思想方面的表現(xiàn)和造成的嚴重危害,并著重說明了產(chǎn)生“左”傾錯誤的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決議堅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沒有講教條主義宗派和經(jīng)驗主義宗派問題,沒有講犯錯誤者的品質(zhì)問題,沒有講“左”傾路線造成白區(qū)損失100%、蘇區(qū)損失90%的問題,也沒有講抗戰(zhàn)以來的歷史是非問題,目的是團結全黨抗日建國。毛澤東說:這些不講,至多是缺點;講得過分,講得不對,卻會成為錯誤。遵義會議、六屆六中全會采用了這個方針,這次還堅持這個態(tài)度,團結全黨同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

第三，它加快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