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廉思的新作《工蜂：大學青年教師生存實錄》所呈現的那樣，關于“如何認知自身社會地位”的問卷調查，5138位受訪高校青年教師中，84.5%認為自己處于社會中層及中層以下，其中，36%認為自己屬于“中下層”，13.7%認為自己處于“底層”，僅有14.1%認為自己處于“中上層”，0.8%認為自己處于“上層”，另有0.6%的受訪者未回答此問題。雖說自我認知與社會認知之間會存在一些差異，但這些數字仍舊讓我們震驚，一個被譽為象牙塔里的精神貴族的群體，本來應該是引領社會文化風潮的群體，結果卻普遍地將自己歸位在社會中下層，歸位為轉型中國的“學術民工”，以如此的自我認知和精神狀態(tài)，如何可能在“金權主義”成為主流價值觀的今日中國，為自己開創(chuàng)出一片自主的天空？一個充滿挫敗感和下行感（所謂中產的下流化）的知識群體，非但不會有梁漱溟所言的“吾曹不出如蒼生”的士大夫精神，也不會有丁文江1920年代在燕京大學演講《少數人的責任》時倡導的精英意識，無法自我提振的精神世界自然就會在威權主義與消費主義兩股潮流的擠壓之下而日漸崩解，自利性的犬儒主義成為一種普遍性的心態(tài)。就此而言，經濟上的獨立確實是人格獨立的前提。

正如社會學者應星在《且看今日學界“新父”之朽敗》中指出的那樣：“自1990年代中期尤其是自新世紀以來，隨著中央財力的大大增強，國家調整了對學界的治理技術，一方面加大了對學界的資源投入，另一方面通過‘數目字的管理’增強了大學的行政化，以包括各類各級課題、基地、學位點、獎項等在內的各種專項資金來有意識地引導學界。如今，大學已經成了一個新的淘金之地。如果說新父們當年還能夠咬緊牙關克服清貧的話，那么，面對大量可以用學術成果去爭取的資源，他們再也按捺不住了，十分積極地投入了這場持久的資源爭奪戰(zhàn)。在這個過程中，誕生了一批名利雙收的學術新貴，他們不僅頭上頂滿了各種頭銜和榮譽，而且住上了豪宅，開上了名車。然而，在這些耀眼的光輝背后，卻是空前的墮落：雖然他們著作等身，但在課題學術的引導下卻是言不及義，空洞無物，且剽竊成風，學風敗壞；雖然他們榮譽環(huán)繞，卻是以徹底破壞避嫌原則或啟動利益交換及平衡的‘潛規(guī)則’為代價的；雖然他們爭來了博士點、重點基地、重點學科，卻是以赤裸裸的行賄為鋪路石的。學界腐敗之深已不亞于商界和政界，而尤有過之的是，學界的腐敗卻很少得到體制的追究。”被應星所批評的這種現象，確實是支配當代中國學院和科研機構的基本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