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府和蔣介石國民黨就在上述目的下，互相進一步勾結起來，并和日、偽合流。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之后，蔣介石連續(xù)發(fā)布反動命令，妄圖阻止人民武裝的受降，并指使日偽“負責維持地方治安”，對人民武裝的受降實行武力抗拒。于是大批漢奸賣國賊搖身一變，都成了國民黨的“總司令”、“總指揮”，來替蔣介石“接收”，演出蔣、日、偽大合流的丑劇，而這一丑劇的導演者，就是美帝國主義。杜魯門后來在他的回憶錄中供認說：“假如我們讓日本人立即放下他們的武器，并且向海邊開去，那么整個中國就將會被共產黨人拿過去。因此我們必須采取異乎尋常的步驟，利用敵人來做守備隊，直到我們能將國民黨的軍隊空運到華南，并將海軍調去保衛(wèi)海港為止。因此，我們便命令日本人守著他們的崗位和維持秩序。等到蔣介石的軍隊一到，日本軍隊便向他們投降，并開進海港，我們便將他們送回日本。這種利用日本軍隊阻止共產黨人的辦法，是國防部和國務院的聯合決定而經我批準的?！?/p>

上述情況表明，隨著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結束，支配中國形勢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中華民族同日本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而是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人民大眾和美國所支持的以國民黨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了。這個矛盾集中地表現為建立什么樣的國家政權的斗爭。蔣介石統(tǒng)治集團在美帝國主義支持下，企圖篡奪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果實，使中國仍舊成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則堅決反對蔣介石的反革命企圖，保衛(wèi)中國人民的勝利果實，主張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的新中國。因而，抗戰(zhàn)勝利后的中國，就面臨著兩個前途、兩種命運的大決戰(zhàn)。

1945年8月13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議上所作的《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的報告，成為一篇具有重大指導意義的文件。報告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分析了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的中國基本政治形勢，并且提出了無產階級的革命策略。報告揭露了蔣介石準備內戰(zhàn)的陰謀，號召全黨要做好充分的精神準備。這樣，就使黨在復雜的環(huán)境中能夠具備清醒的頭腦，使中國革命力量在反動派的進攻和欺騙下，沒有遭到重大損失，而且得到了發(fā)展壯大。

抗日戰(zhàn)爭結束后，身受長期侵略戰(zhàn)爭苦難的中國人民，迫切要求和平民主，反對內戰(zhàn)獨裁。雖然人們已經察覺到內戰(zhàn)危機的嚴重存在，但在內戰(zhàn)尚未爆發(fā)以前，仍然試圖用一切方法爭取和平。這時，蔣介石為了爭取準備內戰(zhàn)的時間，也假裝同意人民的和平愿望，喊出“和平”、“民主”的口號。1945年8月14日、20日和23日，蔣介石又在美國政府的導演下，三次電邀毛澤東到重慶進行和平談判。他的如意算盤是：如果毛澤東不去，他就可以宣布共產黨不愿談判，不要和平，把內戰(zhàn)的責任轉嫁到共產黨身上；如果毛澤東去了，他又可以利用談判的時機，進行內戰(zhàn)的部署。

中國共產黨對于國民黨和美帝國主義的內戰(zhàn)陰謀，是早已洞悉的，并對此作了充分的準備；但是為了盡量爭取實現人民的和平愿望，并在和平斗爭中充分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的覺悟，又以極大的努力和耐心來領導全國人民尋求避免戰(zhàn)爭、實現和平團結的道路。1945年8月16日，中國共產黨在給蔣介石的電報中，提出了制止內戰(zhàn)的六項主張。接著在25日，中共中央又發(fā)表了《對目前時局的宣言》，表示了中國共產黨對于和平、民主、團結的愿望。為了實現這個愿望，毛澤東于8月28日在周恩來、王若飛等陪同下到重慶談判。這一重大行動，受到全國人民的熱烈歡迎和擁護，使國民黨蔣介石完全陷于被動。

在同蔣介石談判時，毛澤東批評了國民黨反共反人民的政策，闡明了中國共產黨的和平、民主、團結的方針。共產黨代表和國民黨代表在談判過程中展開了激烈的斗爭。斗爭的焦點集中在軍隊和政權問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