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斯·韋伯通常也都會遵循父親的左翼自由主義立場。他不滿進步黨對待所有財政與軍事改革的消極態(tài)度。1887年他曾議論說，要是進步黨能軟化反對所有財政改革的絕對頑固態(tài)度，“那真是難以置信的明智”。他也不贊同進步黨與80年代那種非常溫和的殖民政策的對立態(tài)度。他希望，討論一切與帝國的國際地位有關的問題，都應排除黨派偏見。因此，他強烈反對把預算案和歐根·里希特領導下的進步黨反復就國內政治挑起的爭吵攪和在一起，并深為一再出現(xiàn)的斗爭結果感到痛心。這些斗爭給俾斯麥以國家主義的花言巧語解散德國國會提供了借口。后來，他比任何人都更嚴厲地譴責俾斯麥把預算案問題推到了國內政爭的風口浪尖上。俾斯麥的政策“利用軍事問題作為武器對付令人不快的反對黨”，實際上導致這些問題變了形，“把簡單易懂、直截了當?shù)念A算問題推到了一輪又一輪國內權力斗爭的風口浪尖上，嚴重損害了軍隊的利益，不過對俾斯麥倒是大有好處。”

馬克斯·韋伯認為，進步黨的政策純粹是教條主義的。他斷定進步黨沒有能力發(fā)揮建設性作用。因此，他看不出進步黨未來能有什么成就。自由派普遍都抱著一個希望，即弗里德里希王儲的政府會把國內政策導入自由主義軌道，鮑姆加滕和韋伯的父親同樣抱有這種希望，但韋伯相信，這是無稽之談。德國的政黨政治現(xiàn)狀絕無可能為又一個“自由主義時代”提供框架。自由主義分崩離析的惡劣情形，事實上已經完全排除了這種可能性。韋伯鄙視進步黨在這位王位繼承人面前的“奴性”投機。他給赫爾曼·鮑姆加滕寫信說，必須“完全否定這些人還能有任何建設性的政治行動，不然將造成自由主義的永久分裂，而且，自由主義將會同時遭到滿腦子成見的狂熱煽動家和盲目的俾斯麥信徒的損害。然而，我們又不得不期待著以往的團結因素及時從左翼那里產生出來并重返建設性的合作”。

我們已經知道，韋伯并不看重民族自由黨人。最初他還曾在鮑姆加滕——后者在80年代越來越靠攏進步黨——那里為他們進行辯護，但他逐漸認識到，民族自由黨正在變得日益遲鈍，特別在70年代先是本尼西森、繼而又有許多其他出色的民族自由黨領導人退出政壇之后。他不滿他們越來越背離自由主義傳統(tǒng)，那種自滿自足的狀態(tài)使他們轉而成為單純的國內政治現(xiàn)狀辯護士。1887年，第二次法案通過、文化斗爭結束時，他譴責民族自由黨人“盡可能順從地享受……‘我們擁有’的東西”，批評他們不肯思考不確定的未來問題以免自尋煩惱。早在1885年他就注意到，“這個黨能不能再次贏得普遍信任是大可懷疑的。人的記性并不可靠，沒有人還會記得這個黨干出過什么業(yè)績。”韋伯也不相信民族自由黨如果不與進步黨合作，未來還有什么生氣，因此，進步黨走下坡路也會損害到民族自由黨。到80年代末期，韋伯對德國自由主義的未來已經極為悲觀。他對德國政黨政治的“總體頹廢”哀嘆不已，擔心最后會是左右兩翼的激進政黨交替與中央黨結盟支配德國的政治舞臺，事實證明，這個預言是準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