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底色”，我們這代人還有揮之不去的憂患意識，這當然與經(jīng)歷中的家國多難有關，也與自幼接受的教育有關。民族振興是我們刻骨銘心的向往。我從未“居廟堂之高”，卻也不算“處江湖之遠”，不論在哪個時代，自己處境如何，對民族前途總是本能地有一份責任感和擔當。在這個問題上自己的思想也有所發(fā)展，近年來無論回顧歷史還是展望未來，視角重點日益移向“人”，而不是抽象的“國”。由于中國近代與列強交往中常受欺壓，國人習慣地把個人的命運依附于“國家”的興衰。這在原則上似乎沒有問題。但是由于從來沒有真正實現(xiàn)“民治、民有、民享”，代表國家的政府不一定代表具體的百姓（我現(xiàn)在盡量避免用“人民”一詞，因為這個詞也與“國家”一樣，被濫用了），于是統(tǒng)治者太容易以“國家”的名義侵犯百姓的權益。國人至今看歷史，還喜歡歌頌頻于征伐，開疆拓土的君主，今日之青年還為古代專制帝王的虛榮而歡呼。而我卻經(jīng)常想起“一將功成萬骨枯”，“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里人”，以及《吊古戰(zhàn)場文》、《兵車行》等等。中國自古以來的文人不缺悲天憫人的情懷，對“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是深有所感的。

另外，我由于多年來工作和專業(yè)的關系，對外部世界多一些了解，對世界文明史有探索的興趣，形成了自己“人本”的歷史觀，也畫出自己看待中外歷史的坐標。我心目中的“人”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而不是籠統(tǒng)抽象、集體的“人民”，或“X國人”。因此，近年來日益強烈地感覺到我國人在“愛國”的口號下所滋長的虛驕之氣和狹隘的國族主義（我現(xiàn)在覺得稱“國族主義”比“民族主義”更恰當）恰好是民族振興之大礙。而某些媒體片面宣傳的誤導和煽動害人匪淺。從1996年《愛國的坐標》發(fā)表開始，有多篇文章論及這個題目，包括《君王殺人知多少？》、《兵馬俑前的沉思》、《國格與人格孰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