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來是一個既有詩人稟賦又不乏學者氣質的作家。他總是像獵手那樣獨來獨往，永遠游走在文壇的熱點之外。對他來說，寫作似乎就是要解決自我存在的終極命題――我從哪兒來，將往何處去。所以，多年來，他始終執(zhí)著于藏族文化的探究與思考。尤其是面對哺育他的康巴地區(qū)之川屬藏族文化，他幾乎表現(xiàn)出某種癡迷的狀態(tài)。從《塵埃落定》到《空山》，便是最為有力的證明。

或許僅以小說方式，還難以傳達自己對于這塊土地的感知與思考，也不足以有效梳理這片土地的前世今生，于是，阿來又動用了非虛構式的寫作，從歷史的縫隙深處，不斷尋找有關川屬藏民的生活記憶，并完成了20多萬字的長篇紀實作品《瞻對：兩百年康巴傳奇》（刊于《人民文學》2013年第八期）。這部作品以一個瞻對土司部落為載體，追述了該土司自清朝至新中國成立200余年的命運變遷，重構了漢藏交匯之地的藏民艱難而又獨特的生存境域，并借此傳達了阿來對于川屬藏族文化的現(xiàn)代反思。

康巴藏民自古以來就居住在茶馬古道之上，扼守著川藏交通的要塞。由于受到特殊的地理環(huán)境和社會體制的影響，他們既不同于西藏地區(qū)的藏民，又迥異于川西的漢民。不錯，他們同樣信奉藏傳佛教，但他們又常常游離于宗教之外。阿來就是從這種存在入手，精心選擇了最具代表性的“瞻對”土司作為考察對象，從微觀史著眼，以一個小小土司的興衰，不動聲色地踅入歷史深處，復活了康巴藏民復雜而又坎坷的記憶。用阿來自己的話說：“我所以對有清一代瞻對的地方史產生興趣，是因為察覺到這部地方史正是整個川屬藏族地區(qū)，幾百上千年歷史的一個縮影，一個典型樣本。”

歷史從來都是以具象的方式，存留于人們的記憶之中。阿來選擇具有“縮影”意味的“瞻對”土司作為考察目標，就是為了立足于具象化的歷史現(xiàn)場，見微知著，由點及面，在一個個鮮活生動的歷史場景中，再現(xiàn)川屬藏民的精神傳奇和坎坷命運。所以，在阿來的筆下，我們看到，“瞻對”是一個并不安于現(xiàn)狀、雄心勃勃、桀驁不馴的土司。他們居住于深山巨壑之中，卻從未享受過世外桃源般的寧靜與安詳，而是被各種歷史動蕩和權力誘惑不斷夾擊，以至于不得不卷入波詭云譎的歷史之中，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向各種堅硬的現(xiàn)實發(fā)出艱難的挑戰(zhàn)。

這種挑戰(zhàn)，以最為常見的方式體現(xiàn)出來，便是“夾壩”行為。在阿來的少年時代，喜歡顯示英雄氣概的男子便會在腰帶上斜插一把長刀，牛皮做鞘，刀出鞘，寬約三四寸，長二三尺，寒光閃閃，刃口鋒利。在阿來家鄉(xiāng)的方言中，這種刀就被稱為“夾壩”。后來，這個詞演繹為“強盜”的意思。阿來出生的山村，在一處深溝之口，往深溝里去十來里，有一片黑森林，傳聞過去便是夾壩出沒、劫掠過往行商之處。阿來成長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翻越雪山的公路早已通車，驛道早已荒蕪，行商絕跡。這樣的時代，夾壩自然失去生存的土壤，空留下一種刀名。后來，穿著風氣也日漸變化，家鄉(xiāng)的男人們大都換下寬袍大袖的藏裝，改成短打，沒有實用價值的刀也從生活中漸漸隱退，僅僅留存在書頁的文字中了。